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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本《三国演义》“才与节合”的女性观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更新时间:2009-03-28

汉末三国时期,出现过一批优秀的女性,小说《三国演义》也用了不少篇幅对她们进行了描写。与前期和同期的长篇小说相比,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可圈可点的,其他长篇小说,如《水浒传》和《金瓶梅》,确实也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但这些女性或品行不佳,或描写过于单薄,无法与《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相比,故评点者通过对她们的点评反映的女性观也往往失于客观,如金批《水浒》中,就常将女性称为“淫妇”。毛氏父子在对小说的评改过程中不仅注意到了其中的女性形象,还用了相当的笔墨进行了评点,并借此表达了自己的女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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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父子将其女性观概括为“才与节合”四字,在第一百十八回的回前评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三国人才之盛,不独于男子中见之,又于妇人中见之。然男子有才,不必其皆节;而妇人无节,即谓之不才。故论才于男子,才与节分;论才于妇人,必才与节合。是妇人之才,视男子之才而更难也。惟其最难而能盛,则三国有足述焉。”[1]1118(以上所引不再另注,仅随文注明回数)他们所谓的“才与节合”,即才学见识要与行为操守相符合,这一女性观,贯穿于其对整部《三国演义》的评点中。

一、对女性“才”的肯定和赞美

与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有着较大的不同,《三国演义》中的女性角色身处汉末三国的乱世,并在这样的背景中登上了历史和政治舞台,而她们的“才”也与传统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咏絮才”不同,《三国演义》中女性角色的“才”,通常是指见识、胆识和判断力等。

(一)才胆双馨:孙翊之妻徐氏

小说第三十八回中所写的孙翊的夫人徐氏是集姿容、才情和胆识于一身的奇女子。孙翊是孙权之弟,驻守丹阳(一作杨),为丹阳太守,性格果决易怒,陈寿在《三国志》中说他“骁悍果烈,有兄策风”[2]1012。妫览、戴员联合边洪谋杀孙翊,又意图霸占其妻徐氏,徐氏将计就计,假意归顺妫览,暗中密诏孙翊心腹旧将孙高、傅婴进府,设计酒宴请妫览赴宴,在密室中将其斩杀,继而在堂中斩杀戴员,待孙权得知孙翊被害的消息、率军到达丹阳,徐氏已经为夫复仇。小说还特别提及徐氏善于占卜,孙翊出事当日,徐氏曾卜一卦,卦象大凶,她劝孙翊不要外出会客,孙翊不听,终为边洪所杀。毛氏父子在评价徐氏时说“比及孙权兵到,女将早已杀贼矣。其卜《易》则知是女先生,其用兵则是女军师。如此奇妇人,恐不让南阳卧龙也。”[1]374徐氏善于占卜是其才情的一面,假意归顺妫览是其权变的一面,设计斩杀两个叛将是其胆识的一面。毛氏父子称赞她是“女先生”“女将军”,又将她与诸葛亮相比,是对徐氏极高的评价。此外,在孙翊不听徐氏的劝告时,毛氏父子又说“不听妇言,本是好处;不听慧夫人言,却是蠢处。不信卜,只是莽处;不信慧夫人卜,却是俗处。”[1]373在《三国演义》的评点中,毛氏父子曾多次表达过不应听从妇人言论的观点,如在何进听从何皇后不追究张让等人时就说“妇人误事”[1]19,吕布听从严氏不肯出下邳城时也说“军旅之事谋于妇人,不可言也。”[1]177但对于孙翊不听徐氏的劝告,毛氏父子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评点中称徐氏为“慧夫人”,以“慧”字来形容徐氏,突出了徐氏聪明有才情的特点,足以看出其对于徐氏的钦佩和赞赏之情。

(二)远虑深谋:孙权之母吴太夫人

如果说徐氏的所作所为仍是个人行为,那么孙权之母吴太夫人则可以说是有着相当政治眼光的女性了。吴太夫人在病危时,召张昭和周瑜见面,向二人和孙权嘱托国事:

再如孙夫人对刘备的“节”,孙夫人在归吴后寂寂无闻,一直到刘备伐吴被陆逊火烧连营,败走白帝城后才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她听闻传言说刘备兵败死于乱军之中,就驱车到江边,望向西面痛哭并投江而死。毛氏父子在此处评点说“当夫人怒叱吴兵之时,何其壮也。及观其携阿斗而归,疑其志不如前。今观其哭先主而死,则其烈不减于昔矣。”[1]809毛氏父子对于孙夫人归吴时想要带走刘禅的行为是不满的,认为她有背叛刘备之心,但在孙夫人为刘备殉节后,又极力称赞她的“烈”,正是对她守节行为的肯定。这段情节在“俗本” “俗本”指托名李卓吾(实为叶昼)评点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简称“李评本”),共一百二十回,为毛评本刊行前《三国演义》较为通行的一种版本。中是没有的,按毛氏父子《凡例》中所言,孙夫人投江而死的情节存于《枭姬传》,不为“俗本”所载,此处“依古本辨定” “古本”是毛氏父子《凡例》中所言在评点中所依据的一种《三国演义》最初的版本,但学界普遍认为这种版本是毛氏父子假托的,实际并不存在。添加而成。毛氏父子将孙夫人的结局补完,又以此将其列入“才与节合”的十三位“才妇”之中,不可不说是出于对女子守节的考量。

吴太夫人在临终前思虑的是国事,这本身就说明了她是一个有政治想法的人,她选择周瑜和张昭来嘱托后事,也并非随意指派,而是有所考量的。周瑜和张昭是孙策临终前托孤之人,孙策青年平定江东,为一方之主,统御八十一州,其政治才能绝非等闲。周瑜和张昭都是他所倚仗、可以托孤的部下,他在临终前曾对吴太夫人说“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1]282而从吴太夫人临终前召见的人选来看,她遵从了孙策临终前的选择,对江东的政治是有着明晰认识并卓有远见的。

之耳。何也,恐其又把作野味请客也。[1]173174

毛氏父子在评点中认为,吴太夫人先嘱咐臣子,后嘱咐孙权,将江东基业置于家事之前,是先公后私的;在嘱咐孙权时,先让他不可怠慢周、张二人,虽为君臣,但需执师徒之礼,后让他以母子之礼待吴国太,再托付小妹婚事,是先尊贤后亲亲的。在临终前仍能思路清晰明确,高瞻远瞩,可以说吴太夫人确实是一位能够远虑深思的女政治家。毛氏父子所指出的吴太夫人遗言中的顺序和层次,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的,对比评点中对何皇后、董太后、蔡夫人等人的评价可知,毛氏父子其实是不赞成女性干政的,但从对吴太夫人的评点中又可以看出,毛氏父子所反对的女性干政只是反对无知或者缺乏见识和判断力的女性干政,而对于如吴太夫人这种有远见卓识的女性角色干政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从其赞颂吴太夫人时说“何东吴奇女子之多乎”中就足以看出了。

(三)破阵擒敌:孟获之妻祝融夫人

祝融夫人是南蛮王孟获的妻子,诸葛亮为平定收服南蛮七擒孟获,祝融夫人在第六次出场。其时诸葛亮攻破三江城,朵思大王身死,孟获得知讯息后“甚是慌张”,祝融夫人从屏风后大笑而出,对孟获说“既为男子,何无智也?我虽是一妇人,愿与你出战。”[1]865并亲自带数百猛将和五万精兵与蜀军对阵,擒获蜀将张嶷、马忠。《三国演义》中女性角色虽多,毛氏父子在评价几位女性(如貂蝉、孙夫人等)时也称赞她们是“女将军”,但纵观全书,真正披挂出阵作战的女性却仅有祝融夫人一人。她轻视丈夫孟获,认为他退缩不前,不敢与蜀军相争是不如自己一届妇人的行为,并不以蜀军为意,敢于带兵作战,故毛氏父子在评点中说“貂婵可当女将军,然未尝用兵也;孙夫人虽好兵,然未尝以兵战也。此处却真有一员女将出来,《三国志》中真是无所不有。”[1]865毛氏父子对于祝融夫人未必是真正的赞美,在下文的评点中亦有略显粗俗的调侃之语,但其在评点中注意到了祝融夫人与众女子的不同之处并称她为女将,也是对她胆识及能力的一种肯定。

除上述的几位女子外,毛氏父子评价貂蝉说“好貂蝉”[1]69,又说“女将军真可畏也。”[1]67评价诸葛亮夫人黄氏说“黄帝之有嫫母,齐王之有无盐,得此而三”[1]865,又说:“武侯是天上神仙,夫人亦是天上神仙,皆不从人间来。”[1]865从对这些女子的评价中不难看出,毛氏父子对这些有见识、有胆识或是有判断力的女性是持肯定和赞美态度的,这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来看是十分不易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女性“才”的重视、肯定和赞美,一反“红颜祸水”的论断,将她们与男性角色进行对比,并在这种对比中突显女性的才情、智慧和胆识,是十分难得的。

二、对女性“节”的重视和强调

毛氏父子在对女性“才”肯定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她们的“节”,这从他强调“妇人无节,即谓之不才”中可见一斑。在毛氏父子看来,女子首先要有“节”,才能与“才”相配,无“节”的女性不足以称为“才”,或者要比“才与节合”的女性差一些。他这里所谓的“节”,一方面是指女子的贞节,另一方面也是指对某一政权或者政治势力保持忠诚的操守和品质。在这一面,他们格外推崇的是魏和蜀的女子,一百十八回的回前评中所列举的魏势力和蜀势力的女子,多数都是有“节”的女子。

(一)为夫守节的贞节

不以盛衰改节,此夏侯女之节,一武侯佐汉之节也;不以存亡易心,此夏侯女之心,一武侯报先帝之心也。然则耳之截,鼻之割,即谓之张睢阳之齿、颜常山之舌可也。身毁而乃以全身,形残而乃以践形,是又管辂相法之所不能及者。辂但知鬼躁、鬼幽为死人之相,孰知截耳、割鼻有完人之目耶?[1]1028

从对女子贞节的角度来看,毛氏父子是赞成丈夫死后或不独活、或为丈夫守节的行为的。夏侯令女 《三国演义》认为此女是夏侯令的女儿,“时有曹爽从弟文叔之妻,乃夏侯令女也”,据《三国志》裴注引《列女传》“爽从弟文叔,妻谯郡夏侯文宁之女,名令女。”可知此女名为令女,其父名文宁,《三国演义》为讹写,故论文按《三国志》,称其为夏侯令女。嫁给了曹爽的从弟曹文叔,曹文叔早死,夏侯令女年少守寡又无子嗣,她的父亲想让她改嫁他人,但夏侯令女为了守节,割掉了自己的耳朵,发誓不改嫁,后来她所依附的夫家(即曹爽一族)在与司马氏争权中失败,曹爽被灭三族,她的父亲又打算让她改嫁,夏侯令女又割掉了自己的鼻子,并对父亲说“曹氏盛时,尚欲保终;况今灭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1]1032这一行为不仅震撼了她的父亲,甚至还得到了司马氏的肯定和认同,让她过继一子,使曹氏不至绝后。汉末三国时期,女子丧夫再嫁亦或是夫在改嫁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赵范之嫂樊氏思嫁赵云,甄氏在袁熙尚在之时再嫁曹丕,甚至刘备自立汉中王后所娶的吴夫人也是先嫁给刘焉之子刘瑁,刘瑁死后又嫁给刘备为妻的。相比于这些女子,夏侯令女的守节不嫁,为了守节甚至自残身体可谓小说中的一个特例。毛氏父子在一百七回的回前评中对夏侯令女的行为给了极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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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氏父子认为夏侯令女“不以盛衰改节”“不以存亡易心”的行为堪比诸葛亮对蜀汉和刘备的忠心,她自断耳鼻的行为又足以与张巡守睢阳咬碎牙齿、颜杲卿被俘痛骂安禄山相提并论,在其看来,夏侯令女虽然身体有所残缺,但却是超越一般男子的完人。

权母吴太夫人病危,召周瑜、张昭二人至,谓曰:“……不幸策早丧,今将江东基业付权。望公等同心助之,吾死不朽矣!”又嘱权曰:“汝事子布、公瑾以师傅之礼,不可怠慢。吾妹与我共嫁汝父,则亦汝之母也。吾死之后,事吾妹如事我。汝妹亦当恩养,择佳婿以嫁之。”【夹批:看他先嘱其臣,后嘱其子;及其嘱子之言,又先嘱其以师傅之礼待臣,而后及其妹与女:盖先公而后私,先尊贤而后亲亲也。何东吴奇女子之多乎!】[1]375

应当注意的是,在毛氏父子看来,虽然女子的“才”很重要,但是“才”是建立在“节”基础上的,不能脱离“节”而存在。如果女子有失节的行为或经历,那么即使她的“才”再高,也不足以称为“才妇”。其在评点中说“至于权变如貂蝉,聪慧如蔡琰者,又其下者耳”[1]1118,认为相比于上文列出的十三位“才妇”,貂蝉和蔡琰还是有所缺陷的,要次于这些人一等。这不妨理解为是因为貂蝉先事董卓,后嫁吕布为妾,吕布死后又不知所终,而蔡琰先嫁卫道阶,后在战乱中被掳至胡地,为左贤王生下两子,在被曹操赎回后又嫁给了董祀。对于毛氏父子来说,貂蝉和蔡琰都有失节的经历,无论这种经历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但其事实是存在的,而这种失节的事实也就成为了她们不能被列入“才妇”名单的重要原因。

古龙说:“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想想的确如此。好脾气像十月,秋高气爽,让人心旷神怡;坏脾气则像六月,说变就变,让人防不胜防,避之不及。

(二)为主尽忠的气节

将对女性贞节的要求上升一步,就是对某一政权或者政治势力的“节”,也即臣子忠于君主的“节”。这样的女子在毛氏父子所肯定和赞美的女子中比重是最高的,毛氏父子列出的魏蜀吴的十三位“才妇”中,姜叙之母、赵昂之妻、王经之母、北地王之夫人崔氏、徐庶之母、马邈之妻都在此列。这些女子在面临自己丈夫或儿子所效忠的势力蒙受灾祸时,都表达或者践行了为之死节的决心,所表现出的操守和品质不下于或者远超于男性。

马超受冀城太守韦康之降又杀其全家,杨阜欲为韦康报仇,联合姜叙和赵昂起兵讨伐马超,姜叙坐拥历城而不思起兵,姜叙之母厉声责骂了姜叙,并说如若姜叙是担心自己而不肯为韦康报仇,就先死于姜叙面前来断绝他的念头。无独有偶,赵昂因其子赵月为马超裨将而有所顾虑,与妻子商议,赵昂之妻得知后也斥责他因私情而废忠义,并说如果赵昂是因为担心赵月安危而不肯起兵,就先死在赵昂面前,在赵昂同意起兵讨伐马超后,她又亲自到军中散尽自己的衣帛首饰来犒赏军士。在这一段描写中,姜叙之母和赵昂之妻都被塑造成了知晓大义,明通事理的女子形象,与姜叙和赵昂形成了两组鲜明的对比关系,作者通过这种对比,传达的是一种对女子守节胜于男子做法的赞美,毛氏父子在评点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评价姜叙之母和赵昂之妻时都称呼他们为“女丈夫”,并认为“当以夫人为主帅,以赵昂为偏裨”[1]628。在夫为妇纲,女子出嫁从夫的封建时代,他们能发出这样的呼声,也是另一个层面上对女子的肯定。同理,北地王夫人崔氏随夫殉国、王经之母随子赴刑,也都是被毛氏父子极为重视并极力推崇的行为。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受到了普遍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但毛氏父子仍然有着自己的思索,这从小说第十九回的评点中可以看出。小说的第十九回中写了几个男性角色对于妻子的不同态度,并围绕他们与妻子描写了几个情节,先有刘备因战败被吕布追击抛下妻子而走,次有刘安为款待刘备杀妻烹肉,最后又有吕布因听从严氏和貂蝉的劝说固守下邳城最终战败被杀。毛氏父子在回前评中说“吕布之恋妻也太愚,刘安之杀妻也太忍,唯玄德为得其中。不得不弃而弃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当学吕布;得保则保之,又谁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当学刘安。”[1]171毛氏父子认为妻子在不得不弃的境况下是应该抛弃的,不应和吕布一样因为妻子延误战机,最终导致自己的死亡,但在能保存妻子性命的时候又应该努力护卫她们,不能和刘安一样为了向刘备进献食物而杀妻烹肉。夹批中对刘安杀妻的几条评点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不知刘安此夜如何睡得着?玄德髀肉可复生,此妇臂肉安得复生耶?刘安得此金,又可娶一妻矣,但恐无人肯嫁

三、“才与节合”女性观的政治文化意义

“才与节合”的女性观可以看作是毛氏父子的一种价值评判标准,这种标准基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与明清鼎革的历史环境相关。

(一)伦理道德对女性身体思想的严格控制

毛氏父子生活于明清鼎革之时,从纵向的历史来看,此时已经接近封建社会的晚期,传统儒家思想在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后,对女性身体和思想的控制呈现出越来越严格的倾向,宋代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到了明清时期成为了对女性要求的一种准则。中国古代有表彰“节妇”和“烈妇”的传统,明清时期的节妇烈妇的人数要远超于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按董家遵《历代节烈妇女的统计》对《古今图书集成》中节妇和烈妇统计,秦汉及以前共有节妇和烈妇55人,魏晋南北朝时64人,隋唐五代时63人,宋辽金时期增至307人,元代倍增至742人,至明代竟高达35829人,清朝虽降至12323人,但数目依然庞大。[3]112毛氏父子所处的明清鼎革时期,应当正是一个峰值。

2.1.2 植株性状 斜栽的各项测定指标均明显优于平栽,更利于甘草主根的生长发育,主根颈粗,则能更加充分的利用土壤中水肥资源;平栽的甘草侧根多,影响了主根的营养积累;而直栽费时费工,不适于大规模种植。综合分析,倾斜35~45°的斜栽方式甘草产量及构成指标较好(见表1)。

在男性话语权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的环境中,女性通常被当成依附男性的存在而非一个自然人,在毛评本中,最为直观的例子就是刘备以兄弟为手足,以妻子为衣服的论调。张飞奉刘备之命驻守徐州,因为酒醉鞭打了吕布的丈人曹豹被其记恨,曹豹遂联合吕布趁城中兵力不足攻占了徐州,张飞逃出,但甘夫人和糜夫人都失陷在城中,后张飞被关羽斥责,羞愧之下想要自刎谢罪,刘备拦住他并说明了兄弟和妻子不同的意义:

有人说,过去时光里的王爷是高而壮大的。他年轻。他精力十足。他做那人说的,“不仅是炊事员,他还是学校的修理工、理发师、养驴的、清理厕所的、垦荒种田的……”

电子商务时代的发展,让诸多传统企业发生转变。尤其对于诸多传统外贸企业来说,不仅需要紧跟电子商务时代潮流,而且需要在跨境电商领域予以更好发展,通过跨境电商转型,实现自身经营领域的拓展,并实现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扩大。也正是如此,探索传统外贸企业向跨境电商转型的路径也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传统外贸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却说张飞拔剑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夺剑掷地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夹批:〈北风〉云:“绿兮衣兮,绿衣黄里。”从来衣服比妻子。】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夹批:但闻人有继妻,不闻有继兄继弟。】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说罢大哭。关、张俱感泣。[1]132133

毛氏父子在评点时这一段时先引《邶风·绿衣》篇,提出将妻子比为衣服是自古即有的说法,又说“但闻人有继妻,不闻有继兄继弟”,可见他们对刘备“衣服破,犹可缝”说辞是肯定的。但《绿衣》篇是睹物怀人的作品,毛氏父子认为“从来衣服比妻子”,未免有断章取义、随意解读的嫌疑,但这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看法: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存在,缺少独立性,男性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来决定她们的去留。在这种依附关系中,女性不可避免地会被以男性的价值观以及道德体系进行评判,符合男性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女性才能被认可。而在这种男性话语权的主导下,女性既然可以被视作物品,那么对“才”的要求也就相对有限,而对“节”的要求也就成为了最基本的优劣判断标准。因此如上文所言,毛氏父子对貂蝉和蔡琰的评价要低于十三位“才妇”,是有着相当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影响的。而十三位“才妇”的才与节,又都是在与和她们关系密切的男性的比衬中体现出来的。我们当然不能以现代人的相对平等公允的标准(如性别平等)来要求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毛氏父子,让他们在评点中肯定女性角色独立的社会或者政治地位,因为在当时普遍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女性确实很难作为独立的自然人承担相应的社会职责。

而对比来看,无论是作者还是评点者,对男性“为主尽忠”的要求则要宽松很多。自汉末至西晋统一天下,其间有多个活跃政权或政治势力,各方之间征战不休,很多文臣武将也随着局势的变化依托了不同的势力,不乏朝秦暮楚的情况。官渡之战曹操俘获陈琳,陈琳曾为袁绍作《讨贼檄文》,大肆诋毁曹操及其先人,在曹操问及此事时,对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毛氏父子在此评点说“以箭自比,以弦比袁绍。箭非自发,乃弦发之也。操若能为琳之弦,琳亦愿为操之箭矣。”[1]315毛氏父子认为陈琳如箭,无论弦是袁绍还是曹操,都不会影响这支箭射出,全无对陈琳背袁向曹这一行为的贬斥。至于关羽降曹的一段,更是不吝笔墨强调他虽然身在曹营,但心向刘备的忠肝义胆。可见在气节问题上,毛氏父子固然强调为主尽忠,但对男性的宽容度明显要高于女性,正是其所言的“故论才于男子,才与节分;论才于妇人,必才与节合。”

古名将亦有杀妻飨士者。妇人不幸生乱世,遂使命如草菅,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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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评点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毛氏父子对于刘安杀妻的行为实际上是不赞同的,对被杀的妇人,也是饱含同情和哀怜之心的。综合上述几种不同的态度来看,他们一方面肯定刘备“妻子如衣服”的论调,一方面又说“又谁云衣服之不及手足”,可以说是在男性话语权和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下的一种思想上的矛盾。

(二)贰臣和遗民交往密切的社会现实

上文提及,在毛氏父子看来,女子要“才与节合”方可算才,男子有才即可,不必有德。他们仅仅对女性提出了“才与节合”的要求,但对男性的要求却放宽了很多,个中原因也值得探讨。明清鼎革,各阶层的文人们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些文人选择了坚持反清复明,终身不仕,但也有很多文人选择了由明入清,两朝为官。这两种不同的选择,虽然在政治立场和道德层面上是分列两端的,但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对错之分的。遗民和贰臣本就处在同一时空内,明亡之前很可能在交游、师承、姻亲等关系上就有着比较深的羁绊,因此很多遗民与贰臣甚至私交颇深、时有唱和。阎尔梅是与张溥、张采齐名的复社成员,散尽家财,一生致力于反清复明,后隐姓埋名,不仕清朝,他曾流亡十年,十年间接受了龚鼎孳的很多援助,并不止一次作诗表达感激之心,而后者却是清初著名的贰臣,官至礼部尚书。再如钱谦益,他虽然降清,但与遗民关系却颇为密切,不仅集合了遗民和贰臣双方的力量为憨山大师编纂的遗集《梦游集》,甚至还资助过黄宗羲、黄宗炎兄弟等人的反清复明事业。

毛氏父子的生平不甚详细,就有限的材料中可知其比较密切的交游关系,有蒋灿、彭珑、褚人获三人[45]。其中,蒋灿是毛纶坐馆之家,毛纶曾为蒋灿孙的西席,彭珑是毛宗岗的授业之师,褚人获则是毛宗岗的挚交。虽然蒋灿在明亡后闭门著述、终身不仕清,褚人获也一生不第、未曾为官,但彭珑是顺治十六年的进士,曾任广东长宁县令。彭珑身为毛宗岗的授业之师,与毛氏父子交情匪浅,并曾为毛纶的《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作序。由此可见,毛氏父子本身虽为遗民,但并不排斥与贰臣的交游,甚至有朋友师徒之谊。结合其所处的特殊时代和社会环境来看,他们对男性和女性“节”的要求的不对等就不难理解了,而“男子有才,不必其皆节”的观点,也同样可以得到解释了。

(三)明清鼎革下正统思想的影响

魏蜀孰为正统在历史上经历了几番争执,至南宋末年,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都基本定型为“帝蜀”。此后的几百年中,蜀汉的正统地位也不断增强稳固。明清鼎革之际,尊蜀汉正统、贬魏吴僭越的文学作品不一而足,如阎尔梅《题昭烈庙》“自可王孙承帝统,宁容国贼篡神州”[6]613,陈恭尹《蜀中》“诸葛威灵存八阵,汉朝终始在三巴”[6]614,乔庭桂《修志有感》“可叹孙曹甘僣窃,何如忠义万年芳”[6]617

正统观是毛评的核心思想,《读法》开篇即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1]1155,向读者强调在阅读《三国演义》中最应注意的问题是正统问题。查看毛氏父子在评点中所称赞的“才与节合”的女子,可以发现其中很多都与蜀势力相关。蕴含在他们对女性角色评价体系中的准则之一,与其对整部《三国演义》的评价基准是相通的,也即“尊蜀贬魏”的正统思想。试看他对同时与蜀势力和其他势力相关的女子的评判:

渐离以筑击秦皇而秦皇杀渐离,徐母以砚击曹操而曹操不敢杀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于渐离矣。张良击秦不中而不见执于秦,徐母击操不中而拼见执于操,是徐母之胆更壮于张良矣。奇妇人胜似奇男子,不独列女传中罕见之,即豪士传中亦罕见之。(评徐庶之母,《演义》第三十六回)[1]346347

首先,通过溴代物与硫代羧酸之间的亲核取代反应合成了两种含羧基结构的双硫酯(1,2),两者的合成路线如图1所示。

孙夫人在荆,刘备得以孙权之母牵制孙权;若使阿斗入吴,孙权又将以刘备之子牵制刘备矣。英明如夫人,岂不知东吴取阿斗之意,而乃欲携之以归耶?国太病而取夫人,似也;其取阿斗则非国太之意可知也。取阿斗非国太之意,则取夫人亦未必为国太之意可知也,而夫人曾不察焉。然则由前而观,不愧为女丈夫;由后而观,依然女子之见耳。(评孙夫人,《演义》第六十一回)[1]531

当夫人怒叱吴兵之时,何其壮也。及观其携阿斗而归,疑其志不如前。今观其哭先主而死,则其烈不减于昔矣。(评孙夫人,《演义》第八十四回)[1]809

徐庶之母牵扯到曹刘两方势力,孙夫人则牵扯到吴蜀两方势力,在此种情况下,毛氏父子的评价明显是倒向刘备及其蜀势力的。对于徐庶之母向汉骂曹的行为,他们不遗余力地给予称颂和赞美,甚至认为她要超过刺秦的高渐离和张良,堪为豪侠之士。徐母的“节”,是忠于汉室和刘氏的节,毛氏父子对徐母的评价之高,正是基于她对刘备无条件的钦佩和敬重以及对曹操的蔑视和反抗。这种做法显然是“尊刘贬曹”正统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在对孙夫人有所反复的评价中,这种正统思想体现地则更为明显。孙夫人助刘备逃离东吴返回荆州,是值得大力赞颂的,而一旦她要携阿斗入吴,毛氏父子对她的评价就变低了。称她是“女子之见”,又怀疑她的意志不如之前坚定。待到她误听传言以为刘备已死,为刘备跳江殉节后,又立刻修正了之前的评价,重新赞美起了她的“烈”。结合上述孙夫人投江的情节是由毛氏父子补全的这一事实来看,该做法除却补完孙夫人的结局外,恐怕也有要通过这一情节从侧面表明对蜀汉的推崇之意。毛氏父子对孙夫人评价是完全基于她的行为是否有利于刘备及其代表的蜀势力的,忠于蜀势力的就加以褒扬,而可能对蜀势力造成不利影响的就进行贬低。至于他们在一百十八回中极力赞颂随夫殉国、宁死不肯背汉降晋的北地王夫人崔氏,也应是这一思想的一种反映。毛氏父子重视“才妇”的节,又特别重视她们对刘备及其蜀势力的节,与其正统思想是分不开的。

我国高职院校的教育手段普遍较为单一,在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中,简单的讲解与艺术练习无法使学生获得足够的教学能力。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部分学校的师资力量较为薄弱,以至“双师型”教师较为缺乏,因此课堂中较少涉及与“教学”相关的内容。这一问题不仅会使学生的教学能力难以增强,也会使学生逐渐失去理论课程的学习兴趣,其学习成绩也将受到影响。其次,部分学校的教学观念较为传统。这部分高职院校将教学认识停留在技术培养的层面,而忽视了对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这一问题将使学生在实践工作中难以将自身的艺术才能与教学工作相对接,以至学前儿童无法与其建立有效的沟通。

要之,毛氏父子在对《三国演义》女性角色的评点中所体现出的“才与节合”的女性观,能够正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地位和意义,肯定女性的才华和能力,并对她们的行为不吝赞美,是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也是难能可贵之处。但囿于时代背景和思想原因,这一评价体系在思想上仍然存在矛盾之处。而毛氏父子对男性和女性要求的不同,既有伦理道德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明清鼎革这一时代特殊性的影响。因此,在评价“才与节合”女性观时,应该看到其既有突破局限的光芒,又应该看到其因循守旧之处,并注意其中的政治文化意义,不可单一而论。

[参 考 文 献]

[1] 罗贯中.三国演义[M].毛宗岗,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鲍家麟.中国妇女史论[M].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

[4] 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J].文献,1989,(3).

[5] 李正学.毛宗岗师承考[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2).

[6] 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G].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孙鑫博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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