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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与其潜邸形象之塑造

更新时间:2016-07-05

所谓形象,乃是展示出的一种行为、精神等方面的面貌。换言之,形象是他者的、主观的看法,可以塑造,无论他人还是自己。然人物之形象,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或毁之,或誉之,沉浮不定。作为天之子,帝王之形象,多附会,多神奇。从形貌上来看,帝王多奇异之相,帝王之形象已被神化。 王 晶波:《论史书中的帝王形貌记载及其演变》,《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1期。 从才能上来看,早在秦汉时期,皇帝已经被“圣化”,成为“圣人”,成为“德智兼备,且臻于极至之境,纯道全美,行无缺失,足以成己成物,使天地万物莫不得其所”:《皇帝的圣人化及其意义试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1分,1993年,第1页。的人。然而,帝王之形象虽多有虚构,但在史书实录精神的关照下,仍多能见其真容。

在整个清代历史上,雍正帝(1678—1735年)虽然在位时间只有13年(1723—1735年),但却有着重要地位。陈捷先:《雍正写真·前言》,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然而,雍正帝的个性十分鲜明,在位期间又大力整顿政务,惩治了众多官员,因此有着关于雍正帝的各种谣言,甚至有些谣言从其继位至今,仍未消除。为巩固统治,雍正帝采取多种方法以消除各种谣言,塑造自己潜邸时期的形象,即是其中一种。雍正帝在继位后,为其潜邸时期的形象塑造了两张面孔。从逻辑上来看,此两种形象是自相矛盾的。本文试图通过对雍正帝潜邸形象的探讨,以期对雍正朝政治有更多的认识。

一、天下第一闲人:潜邸时期的雍正帝形象之一

自古以来,天潢贵胄有着丰厚的财产,过着优越的生活,清代皇族亦不例外。作为康熙帝的第四子,雍正帝在潜邸时期,过着舒适的生活。雍正帝在继位以后,将在潜邸时的自己,塑造为“闲人”形象。其自诩为“天下第一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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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闲人?雍正帝解释道:“所谓闲人者,非若箕颍遗世,竹木肆志之类也。”在雍正帝看来,闲人非修仙学道纵情山水。雍正帝对其潜邸时的“闲人”生活,有如下的描述:“朕生当国家鼎盛之时……仰蒙皇考钟爱,承欢膝下,位列亲藩,寝门定省之余,无他事事,境之所处闲也。兼之赋性不乐浮华,既无庸皇皇于富贵,更不烦戚戚于贫贱,秪期消融机巧,遂觉随处乐天,情之所寄又闲矣。虽然,究其所以优游恬适,得四十余年为一闲人。”《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6《雍邸诗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8页。雍正帝生在太平之时,出身高贵,生活无忧,加之性情淡薄,不计较于富贵贫贱,所以处境闲、情寄闲。对于情之闲,雍正帝在为潜邸时期收集的各种文学作品汇编为《悦心集》一书而写的序言中,有详细的阐述:“朕生平澹泊为怀,恬静自好,乐天知命,随境养和。前居藩邸时,虽身处繁华,而寤寐之中,自觉清远闲旷,超然尘俗之外。然不好放逸身心,批阅经史之余,旁及百家小集。其有寄兴萧闲,寓怀超脱者,佳章好句,散见简编,或如皓月当空,或如凉风解暑,或如时花照眼,或如好鸟鸣林,或如泉响空山,或如钟清午夜,均足以消除结滞,浣涤烦嚣,令人心旷神怡,天机畅适。”《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8《悦心集序》,第85页。能够成为闲人,除了不必为衣食担忧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有闲的心态和闲的性情。“澹泊为怀,恬静自好,乐天知命”之人,自然能够成为闲人。雍正帝的生活,如在仙境,是一种恬淡自然超然世外的生活,是一种没有烦恼的仙境生活。因为有闲心,所以有闲行。雍正帝将潜邸时期所写诗歌收入《雍邸集》中,主要内容有:“春园读书,月下独酌,花间小饮,山池晚步,月夜泛舟,小园宴集,池上待月,风外听竹,雪后寻梅,霜前访菊,谈禅论道”, 林 姝:《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这是一副神仙的姿态。雍正帝把自己塑造为闲人,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一心向往清净超脱的隐士生活,远离纷杂烦扰的独行者形象。

皇子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成长,但身在皇家,权力始终是绕不过的话题,明争暗斗,如影随形。参与权力斗争,主要是结党营私。雍正帝一再宣示,其在潜邸时期没有结党。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雍正帝继位,在17天(二十九日)后,他说:“朕在藩邸不与朝臣往来,所以内外大小官吏皆不能晰知。”《 清世宗实录》卷1,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庚戌,《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页。又说:“朕在藩邸时,光明正大,不立党援,为皇考洞鉴。”《 清世宗实录》卷23,雍正二年八月癸酉,《清实录》第7册,第363页。“朕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亦不效伊等(指允禩等人)营谋,有所纠合之人,以市私恩小义之名。”《 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四月庚戌,《清实录》第7册,第299页。雍正帝不仅没有结党,也没有结交大臣。《 清世宗实录》卷4,雍正元年二月丙寅,《清实录》第7册,第103页。

与其他皇子不同,雍正帝表示,自己不仅没有结党营私,而且兄友弟恭。“朕自幼时,诸兄弟俱恭敬朕躬,朕于兄弟中,亦并无私嫌,而朕亦从无希冀大位之念,此皇考所深鉴,众人所共知也。昔朕之兄弟中,往往有得罪皇考者,朕身为之解释调停,以宽解皇考之怒。凡此不可枚举。”《 清世宗实录》卷44,雍正四年五月戊申,《清实录》第7册,第656页。因为孝敬父母,兄友弟恭,“不但朕之兄弟宗室,即八旗大臣官员,并无一人与朕有仇”,《 清世宗实录》卷23,雍正二年八月壬辰,第369页。故生活安全。正如雍正帝所说:“朕在藩邸时,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此身利害,听之于命。”而所有这一切,均源于“未任天下之重也”,“向无希望大位之心”。《清世宗实录》卷10,雍正元年八月甲子,《清实录》第7册,第18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5页。

从雍正帝塑造的“天下第一闲人”形象来看,潜邸时期的雍正帝,在生活中,吟风弄月,有闲心,践闲行;在政治中,不有意交接官员,不结朋党,洁身自好,为众人皆醉之中的独醒人;在家庭中,作为儿子,做到了孝与敬,作为兄长,做到了友爱,作为弟弟,做到了恭敬,不以夺取皇位为目的,无忧故无虑。

二、洞悉利弊:潜邸时期的雍正帝形象之二

除了闲人的形象外,雍正帝还为潜邸时期的自己塑造了另外一张面孔,即一个圣明烛照、洞悉一切利弊的人。洞悉一切利弊的前提是有各种利弊的广泛存在。康熙帝谥号为“仁”,其为政,主张宽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久之自然会出现因循苟且、怠玩推诿等吏治废弛的现象,行政中的矛盾必然会增多。且康熙帝年事已高,诸子争夺储位,扰乱其心志,使其对政事有所懈怠,堆积起来的矛盾逐渐增多。身处其中又有心为帝的雍正帝,自然会留心观察这些弊政。

对于康熙朝的弊政,雍正帝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情多伪,多伪则弊政生,“天下庶务殷繁,人情诈伪,变幻百出,朦蓛欺罔之处,往往有之”,以致“人情弊端种种”。《 清世宗实录》卷54、81,雍正五年三月戊戌、七年五月辛未,《清实录》第7、8册,第819、78页。林 姝:《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 由于人情多伪多弊,故在行政中多有弊端。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雍正帝“不升殿受贺”,分别颁给总督、巡抚、督学(学政)、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道员、副将参将游击、知府、知州、知县等11道上谕,指出了行政中的诸多弊端。《 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辛巳,《清实录》第7册,第67—79页。冯尔康:《雍正传》,第5页。 这些在康熙朝已经堆积起来的弊端,断非登基一个多月的雍正帝所能知悉;但是,雍正帝知悉了诸种情弊,并对各级各类官员在行政中存在的不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足见他在潜邸时期对国家政务观察之透彻已到细致入微的程度。

雍正帝在潜邸时的第二种形象:关心政务,洞悉一切利弊。揆诸史实,此种形象是可信的。其因大概有二:

其后,雍正帝还指出了其在潜邸时期深知的其他弊政。军事训练中虚应故事,“朕居藩邸时素所深知”。户部库帑多年亏空,累至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宗室之间,相为仇敌,雍正帝说其在潜邸时已知此恶习;内外官员条陈,多有假公济私之处,“朕在藩邸,知之甚悉,疾之甚深。”《 清世宗实录》卷 6、26、30、33,雍正元年四月丁卯、二年十一月癸丑、三年三月辛亥、三年六月丁卯,《清实录》第 7 册,第 135、404、454、497 页。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朕自四十五年来,一切情伪,无不洞瞩。”《 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清实录》第7册,第359页。雍正帝登基时已45岁,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其说洞悉一切情伪,有充足的根据和理由。但雍正帝说四十五年来洞悉一切,显然是将婴儿期和幼年期包括在内,自然是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但雍正帝罔顾事实,目的显然是为了强调其潜邸时期经历的重要性,强调其对利弊的了解已经达到十分熟悉的程度。

三、真真假假:两种形象的可信性分析

根据搜索筛选的18篇相关文献,笔者做了整理,对重点文献进行分析,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参考之用,主要的文献分析如下列表,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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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位后,雍正帝为潜邸时期的自己塑造了两种不同的形象:一为超然世外乐得自在的皇子,一为洞悉一切利弊的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皇子。很显然,这两种形象是自相矛盾的。既然为天下第一闲人,超然世外,向往隐士般的生活,势必不再关心国家政务,也不会洞察利弊;既然洞察利弊,便会忧国忧民,便不会是天下第一闲人。但形象的构建,有着现实的目的。如康熙帝依据自己的见闻与立场,构建出明朝君臣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象,并把这种评价贯彻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其目的在于,将其作为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及抑制文官集团、强化皇权的话语权力。 刘 志刚:《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从表面上来看,雍正帝将自己在潜邸时期的形象塑造为两张相互矛盾的面孔,是不合逻辑的,但在矛盾的背后,与雍正朝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关系,是为雍正朝的现实政治服务。概言之,雍正帝塑造两种不同的形象,有其政治目的。

形象可以塑造,按照塑造者所希望的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进行,但塑造的形象,可信性有多少,值得分析。雍正帝在潜邸时的第一种形象:“天下第一闲人”,位列亲藩,却心超物外,不结交朝臣,与大臣从无私自来往。但爬梳史料,“天下第一闲人”的说辞,是完全不可信的。

与其他皇子结交朝臣相比,雍正帝在潜邸时期的结党营私,活动手法隐蔽,“不露痕迹”,“外驰而内张,欺骗康熙、政敌和广大官员。”冯 尔康:《清朝通史》(雍正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53页。而其天下第一闲人形象的宣传,“不做皇帝便做神仙的人生理想巧妙地掩盖了他灵魂深处欲争夺帝位的野心,文饰了他的政治欲望。”《 清世宗实录》卷54、81,雍正五年三月戊戌、七年五月辛未,《清实录》第7、8册,第819、78页。林 姝:《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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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清代的皇子教育制度。按照清代的制度,皇子六岁始在上书房读书,学习满蒙汉文和经史等文化课,以及骑射等军事内容。《 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辛巳,《清实录》第7册,第67—79页。冯尔康:《雍正传》,第5页。康熙帝十分重视对皇子的教育,从教育的效果来看,康熙帝诸皇子的总体素质,“居清朝历代之首。”《 清世宗实录》卷 6、26、30、33,雍正元年四月丁卯、二年十一月癸丑、三年三月辛亥、三年六月丁卯,《清实录》第 7 册,第 135、404、454、497 页。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潜邸时期的雍正帝,正是在此种教育制度下过来的,自然会知悉政务中的利弊。

其二是胤禛的实践活动。在康熙朝,皇子们的知识与治国能力的培养,对国家利弊的知悉,除从书本中获得外,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获得。早在康熙二十五年,年仅9岁的雍正帝首次随康熙帝参加木兰秋狝。《 清圣祖实录》卷127,康熙二十五年七月辛亥,《清实录》第5册,第356页。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272页;《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365—367页。 在其后的岁月中,胤禛多次跟随康熙帝巡幸,足迹所到,东达东北,西抵山西,南履苏杭,北至内蒙。康熙帝的巡幸,主要在于治理国家。雍正帝跟随在康熙帝身边,“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获得了官场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对其“继位后的统治,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④冯尔康:《雍正传》,第 12—13、48—49页。

如图4所示,O点为某时刻波束中心指向T,在经过一个波束扫描步进后,定点聚束方式下,飞机运动到B点,而滑动聚束方式较定点聚束波位驻留时间长,在经过一个波束扫描步进后,飞机运动到A点,波束中心指向T1,波束在地面滑动了一段距离:

雍正帝45岁时登基,若从康熙三十七年于21岁封为贝勒时算起,当过真正有爵位地位崇高的皇子,也有23年了。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正如雍正帝所言,在藩邸年久,“于群情利弊,事理得失,无不周知”,《 清世宗实录》卷24,雍正二年九月乙丑,《清实录》第7册,第385页。虽不免有自夸之嫌,却也是在情理之中。因此,雍正帝塑造的洞悉利弊的形象,是可信的。

除跟随康熙帝巡幸外,雍正帝参与的其他政务活动主要有:祭祀、审理案件、磨勘会试中式试卷和参与军事活动等。自康熙四十年以后,在康熙帝离京外出期间,留部分年长皇子在京师,值守紫禁城和畅春园,掌控全局,“综理政务。”特别是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后,此种做法制度化。而年长皇子集体处理政务,凌驾于中枢机构之上,成为实际上的“京师临时最高权力中心”。 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161—162页。 在处理政务时,雍正帝也表现出自己的从政风格,恩威并施,以整饬积习。④雍正帝在康熙朝参与的各种政务活动,不可避免地促使他对当时的政治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采用单一安全系数的可靠度设计计算抗力效应特征值,即R=单桩垂直承载能力标准值Q/(安全系数K=2),对应的作用组合效应S采用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而《码头结构设计规范》中采用水准Ⅱ-近似概率论设计法的可靠度设计计算抗力效应设计值,即R=单桩垂直承载能力标准值Q/(抗力分项系数1.45~1.55),对应的作用组合效应S采用持久组合的效应设计值。考虑到持久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分项系数取1.2~1.5,据此得到“相当性安全系数”= 1.2 × 1.45 ~ 1.5 × 1.55 =1.74 ~ 2.33,在取低值时“相当性安全系数”与建筑行业安全系数相差约15%。

四、假象之外:雍正帝塑造两种形象的原因

雍正帝在潜邸时期,除有藩邸旧人外,也极力拉拢各级官员。拉拢的对象,有京官也有地方官。在京官员,有汉军正白旗人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蔡珽。《 清史稿》卷293《蔡珽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25—10326页。 雍正帝还主动结交五品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但遭到拒绝。 昭 梿:《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 366页;《满汉名臣传》卷37《鄂尔泰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2页。 他还利用其藩邸奴才戴铎在闽为官的机会,主动拉拢觉罗、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满保。《 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2册《戴铎口供及奏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 雍正帝还留意人才,如原汉军镶红旗福建巡抚黄秉中之子黄廷桂,“康熙五十二年,授三等侍卫,迁参领。圣祖幸热河,屡扈从。世宗在潜邸,知其才。”《 清史稿》卷323《黄廷桂传》,第10803页。知晓黄廷桂的才能,大概也是在巡幸扈从的过程中。除拉拢官员、留意人才外,雍正帝还结交社会名流,如阎若璩。《 清史稿》卷481《阎若璩传》,第13178页。关于雍正帝与阎若璩交往的详情及相关考证,参见张穆:《阎若璩年谱》,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9—123页。

(一)增强继位的合法性

关于雍正帝即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依靠阴谋诡计篡夺皇位,一为合法继位。二说相争并存,至今未有确切结论。无论雍正帝以何种方式取得皇位,可以确定的是,他的继位“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因其即位之后,从皇室宗亲到官僚士人,乃至普通百姓,“普遍感到震惊、恐惧和愤怒”。 高 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24页。 雍正帝通过不正当方式取得皇位的传言,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以至于在其登基后的第六个年头,来自偏僻湖南郴州永兴县的秀才曾静,派其徒弟张熙千里迢迢地跑到陕西,痛斥其十大罪状,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

为了破除继位不合法的种种传言,雍正帝采取了多种措施,而塑造在潜邸时期的良好形象,无疑是一个有效方法。在“遗诏”中,康熙帝选择雍正帝的原因是其“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 清圣祖实录》卷300,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清实录》第6册,第903页;萧奭:《永宪录》卷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页。 雍正帝将“人品贵重”具体阐述为不结党。他说:“今诸大臣俱在朕前,朕居藩邸,曾与尔等议及私事、密相往来乎?皇考知朕中立不倚,是以命朕缵承大统。”又说“朕在藩邸时,坦易光明,不树私恩小惠,与满汉臣工素无交与,有欲往来门下者,严加拒绝。圣祖鉴朕居心行事,公正无私,故令缵承大统。”《 清世宗实录》卷6、22,雍正元年四月丁卯、二年七月丁巳,《清实录》第7册,第133、359页。除了不结朋党而获得大位外,雍正帝还将“人品贵重”阐述为心地仁慈:“戊子年(1708年),二阿哥得罪,令伊保全者,谁之力欤?比时皇考圣躬违和,又有禁锢允禔、拏问允禩之事。朕忘身与家,惟以皇考为念,靡昼靡夜。凡百躬亲者四阅月,欲报皇考隆恩于万一。皇考灼知朕之为人行事,爰付大位。盖因朕心仁慈,毫无朋党偏私,能明大义,可以保全尔等之故也。”《 清世宗实录》卷23,雍正二年八月壬辰,《清实录》第7册,第370页。百善孝为先,康熙帝是一个十分重视亲情的人。《 清圣祖实录》卷127,康熙二十五年七月辛亥,《清实录》第5册,第356页。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272页;《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第365—367页。 雍正帝指责诸兄弟不欢于康熙帝,赞扬自己有孝心,关心康熙帝的健康,最终获得康熙帝的信任,得以继承大位。

在[0,1]剩余格中,可以由蕴涵算子诱导出度量空间。对于更一般的剩余格,难以用蕴涵算子按照文献[8]的方式构造度量。然而将用类似的方法诱导出一般剩余格上的一致结构和一致拓扑。以下是一致结构和一致拓扑空间的定义。

(二)为现实政治服务

雍正帝对其政治能力十分自信,对怀疑其政治能力的言论,驳斥之。谣言说他“好谀任佞”,雍正帝反驳道:“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谗谄面谀之习,早已洞察其情伪而厌薄其卑污,不若冲幼之主未经阅历者也。是以即位以来,一切称功颂德之文,屏弃不用。不过臣工表文、官员履历沿习旧日体式,作颂圣之句,凑合成章,朕一览即过,不复留意。日日训谕大小臣工,直言朕躬之阙失,详陈政事之乖差……是以内外诸臣,皆不敢以浮夸颂祷之词见诸言奏,恐为朕心之所轻。今逆贼之所谓好谀任佞者,能举一人一事以实之否耶?”《大义觉迷录》卷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页。雍正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其在潜邸时期已经洞悉了谗谄面谀恶习的情伪,所以不是毫无经验的冲幼之主;正因为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才能够在即位之后,对称功颂德之文摒弃不用,对部分公文中的颂圣之句一览而过。雍正帝强调其在潜邸时期,已经智虑过人,洞彻情弊,旨在宣示其有足够的能力,能够承担起皇帝担负的责任。

清鉴不远,在明后之世,借古喻今,从历史中寻找为政经验教训,为政治中的常用做法。除了宣示不是冲幼之主而有能力承担起皇帝担负的责任外,雍正帝还借用其在潜邸时期的丰富经历,以指导政事。如雍正元年七月,因漕运关系重大,但弊端重重,漕运不畅,漕粮交卸不及时,雍正帝说:“粮运关系国储,必须遄行无阻……粮船不许停泊,火速趱行,直抵通州。至抵通后,速行起卸交仓,毋得需索抑勒,苦累军丁。朕去年亲自阅仓,知漕粮过坝一昼夜可五万袋,可见交卸甚易……漕运一事,朕亲身阅历,纤悉洞知,尔等傥不尽心料理,或因勒索致有迟延,责无所诿。”《清世宗实录》卷9,雍正元年七月庚寅,《清实录》第7册,第171页。雍正帝以亲身经历,将漕粮转运中的弊端曝光于众,提醒漕运官员认真办理。雍正帝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自称在潜邸时就很厌恶结党之风,并声称“断不为其所染”,并劝导、号召臣工向其学习,并说:“尔等即当以朕躬为法。朕四十五年之内,旁观甚明。在朝诸臣,岂能无一瑕疵。朕俱宽宥,时时谆切训诲,冀其改过自新。”《清世宗实录》卷20、23,雍正二年五月壬戌、八月癸酉,《清实录》第7册,第328、363页。

当政敌被清除,亏空逐渐被填补,统治逐渐巩固,雍正帝渐渐不再提及潜邸时期的自己,除了在雍正七年刊行的《大义觉迷录》反驳对其的种种诬蔑之词中提及潜邸外,其他各种官方典籍中已经很难寻觅到专门论述其潜邸时期的言论了。换言之,雍正帝的潜邸论述,具有很强的时效性。通过众多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发现,潜邸形象塑造的话语权,牢牢控制在雍正帝手中,他人无法置只言片语。造成此种情形,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雍正帝的性格和帝王之身份与责任,需要牢牢控制潜邸形象塑造的话语权;另一方面,潜邸时期的雍正帝,伪装得很好,也多不被人关注,故他人不能很好地塑造潜邸时期的雍正帝。

皇帝的言与行,常常不一致,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雍正帝亦是如此。雍正帝具有两重人格。向斯:《清代皇帝读书生活》,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92页。 在实录、起居注等官方史料中,雍正帝自称节俭,不喜奢华,各种评论也赞扬其节俭美德,因而雍正帝给人的形象是朴实无华,但在造办处档案中,雍正帝却又是一个私生活十分奢靡的皇帝。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37页。

雍正帝在继位后,为潜邸时期的自己塑造了两种形象:一为闲人,有闲心,有闲行,不结党营私,孝敬父母,兄友弟恭;一为洞悉一切利弊的皇子。考之史籍,雍正帝塑造的两种形象,闲人形象是不可信的,洞悉一切利弊的形象,虽不免有自夸之嫌,但也在事理之中,是可信的。雍正帝塑造的两种形象,从逻辑上看,互相矛盾。若是闲人,必不会关心政务以洞察利弊;若洞察利弊,则不会是超然世外的闲人。两种互相矛盾形象的塑造,目的在于破除关于其继位不合法的各种传言,增强继位的合法性;同时,雍正帝通过其潜邸时的经历,宣示其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从而能够承担起皇帝担负的责任,并借此教导官员改正行政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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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铜仁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雍正皇帝形象之探讨”(trxyDH15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杨春君
《安徽史学》 2018年第2期
《安徽史学》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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