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民成俗，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一种基本理念，历来为最高统治者所重视。雍正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雍乾盛世”的重要开拓者，其化民成俗思想无疑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对其相关研究，学术界多围绕《圣谕广训》的颁布与流传、观风整俗使、乡村教化等具体问题展开，而对其中所蕴含的统治思想、治国理念以及相关政治实践，或语焉不详，或略有涉及，难窥全貌。①参见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刘珊珊:《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圣谕广训〉》，《历史档案》2015年第2期;邹建达、熊军:《清代观风整俗使设置研究》，《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张瑞泉:《略论清代的乡村教化》，《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谢长法:《乡约及其社会教化》，《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等。 在各种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的今天，如何以主导价值观念引导人们日常行为，以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实现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重要的时代命题。以史为鉴，对雍正化民成俗思想及其政治实践的探讨，将有助于更客观、更科学地了解历史、认清现在，走向未来。

一、时代背景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历来将国家治理作为探讨的永恒话题，“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认为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是法令与教化，目的都在于化民成俗，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秦汉以来，统治者无不将化民成俗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的基本途径。早在入关前，清朝(后金)统治者就已注意到文教在化民成俗中的重要作用，皇太极提出了“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的施政方针。①《清太宗实录》卷5，天聪三年八月乙亥，《清实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 入关后，顺治皇帝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形成了以儒学为导向的政治文化取向。康熙皇帝提出“圣谕十六条”，要“力行教化，冀以感发天良，偕之荡平正直之道”。②《康熙起居注》第1册，康熙十二年七月初八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页。 雍正更对孔子尊崇有加，谕令追封孔子五世以王爵，③《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元年四月八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页。又以其“德高千古，道冠古今”，令“凡直省地名，有同圣讳者，或改读某音，或另易他字”，予以回避。④《清世宗实录》卷35，雍正三年八月癸酉，《清实录》第7册，第528页。 在此之后，对孔子祀典日隆、崇敬倍加，在礼仪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与康熙皇帝喜欢探求义理不同，雍正帝将儒学与现实政治需要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无论是尊崇孔子，还是隆重师儒，目的都是为了转移人心风俗，“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以实现清朝政权的长治久安。他的这一认识，是与其所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是尤其需要注意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互联网技术使得人们日常生活与工作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行业亦是如此。互联网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为古典书籍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先，借助网络平台学生准确查阅古典书籍中的生僻字，比如《道德经》中生僻字比较多，应用输入法也难以准确写出。其次，通过老师制作的教学微课件，借助互联网软件有效整合图片、视频与音乐等资源，一般将微课时间控制在4-6分钟，最长不能超过10分钟。比如《孙子兵法》文学作品制作的微课，通、挂、支、隘及远是其地形主要分类，单纯依靠古籍提到的内容，是无法明确这些地形的具体样貌的，借助微课音视频资料的讲解，学生轻而易举地分辨清楚。

(一)帝位合法性危机

关于雍正继位问题，学术界研究成果丰富，意见也颇不一致。⑤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孟森、杨珍等认为康熙帝晚年本计划将皇位传给皇十四子胤禵;冯尔康则认为康熙晚年的种种做法，已表明选定皇四子胤禛作为皇位继承人;高翔认为从康熙皇帝去世后，以及雍正继位之初宗室、臣民们种种异常表现，可以看出雍正帝继位的证据严重不足。 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雍正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其帝位的合法性，故其继位后，皇室宗亲、官僚士人，以致普通百姓普遍感到震惊、愤怒，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其统治的不满。再加上允禩、允禟等诸多政敌势力的从中挑播，很快各种流言不胫而走，在社会上形成了暴虐无道的形象。“酗酒”“恩出于私”“凌逼弟辈”等传闻在即位不久即已出现。到雍正五、六年前后，关于雍正失德、败政的各种谣传达到了高峰，其中也不乏无稽之谈，“如京城之讹传挑选秀女赐西洋人，浙江之讹传海宁屠城”。⑥《 清世宗实录》卷58，雍正五年六月朔，《清实录》第8册，第876页。 七年，福建地方传“京里钦天监奏紫徽星落在福建，皇上差大人到福建将二岁以上、九岁以下小孩子都要杀了”，以致人心惶惶，百姓“惊疑相扇，逃避流离者有之”。⑦雍正:《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9、27、30 页。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爆发的“曾静投书谋反案”，更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等谣言与丑恶形象公之于众，且有“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人民)”一呼即起的可能性危机存在。⑧雍正:《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9、27、30 页。这使雍正统治信心受到极大打击，也使他意识到帝位合法性问题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以致“惊讶堕泪”，“梦中也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⑨雍正:《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9、27、30 页。普通百姓对当前政治的态度往往决定着统治的未来，由此可见，是时帝位合法性问题导致严重的统治危机。深知人心向背对皇权、政权重要性的雍正皇帝，不得不对民间舆情、人心风俗尤为关注，加以引导，以维护和巩固清朝统治。

(二)满汉民族矛盾根深蒂固

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终其一代，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对立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清军入关之初，一些满洲贵族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在所谓祖宗“淳朴旧制”的驱使之下，力图将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于汉人，试图按照自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行使对中原地区的统治，⑩《清世祖实录》卷144，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清实录》第3册，第1105页。从而使以儒家士人为核心的汉民族产生了强烈的“用夷变夏”“天崩地解”的文化危机感，他们奋起抗争，在深层文化意识之中，形成了两个民族的隔阂与对立。满汉民族，尤其是在朝满汉官僚间激烈的文化冲突，不仅影响清朝政权的稳定，而且也威胁到官僚们的切身利益。出于维护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在汉族官僚，特别是理学官僚的促使之下，顺治帝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用儒学来整合观念、收拾人心，以实现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康熙帝在此基础之上，确立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逐渐完成了“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性转变，加速了满洲贵族汉化过程。到康雍之际，满汉民族关系已经趋于缓和，但隔阂与矛盾并未完全消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高统治者对汉人的防范意识依然强烈。雍正继位后，一方面在用人行政方面，坚持“首崇满洲”的基本原则，声称:“如宗室内有一好人，满洲内亦有一好人，朕必先用宗室;满洲内有一好人，汉军内亦有一好人，朕必先用满洲，汉军、汉人亦如之”。①《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三年三月十三日，第453页。 另一方面继承康熙猜疑、防范汉人的作法，曾训谕汉官称:“本朝养育人材，待士之典可谓重矣。而汉人意中每似不愿太平安静者。我国家恩养生息，海宇晏清八十余年，万民乐业，即尔等父母妻子已安享其福矣。如设有奸民煽动，一方未宁，尔等身家性命皆能保其无事耶?则平日私心怨望之时，未知曾计及于此否?”②《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四年十月十六日，第820页。正是出于这种猜疑与顾忌，五年四月，雍正遵循乃父遗规，不许各省添设子母炮，以保持八旗满洲在军事方面的优势。③《雍正朝起居注册》第2册，雍正五年四月二十日，第1212页。

第二，满汉官僚之间隔阂与矛盾依然严重。雍正时期满汉官僚之间依然存在明显隔阂与对立，“满洲为上司，则以满洲为可信任。汉人为上司，则以汉人为可信任。汉军为上司，则以汉军为可信任。”④《清世宗实录》卷44，雍正四年五月癸巳，《清实录》第7册，第643—644页。满人鄂尔泰、汉人张廷玉为雍正信重大臣，二人同侍内廷，却彼此视若仇雠，甚至有时终日默坐，不搭一言。及至乾隆继位，鄂、张二人同受世宗遗命，同庄亲王允禄等总理事务，权势赫奕，满汉臣僚纷纷趋奉门下，“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⑤《清高宗实录》卷114，乾隆五年四月甲戌，《清实录》第9册，第671页。 满汉官僚泾渭分别，可见一斑。

第三，以士人队伍为核心的汉民族，依然具有强烈的“华夷之辨”观念。雍正继位后，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的士子，质疑帝位合法性，否认满洲政权的正统性，重新举起“华夷之辨”思想大旗，最终爆发了著名的“曾静投书谋反案”。

由此可以看出，康雍之际，虽然满汉民族矛盾趋于缓和，民族融合在加强，但由于清朝统治者“首崇满洲”的基本用人原则没变，猜疑、防范汉人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导致满汉官僚、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仍很严重，随时可能借助于某个事件爆发出来，从而构成了对清朝政权的严重危机与挑战。

(三)清朝政权儒学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政权的文化选择，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文化的演变方向。早在天聪年间，清朝(后金)政权中的汉族官僚，就积极推动最高统治者引进中原政治文化和制度。清军入关后，随着汉族官僚在政治影响中的扩大，清朝政权儒学化程度日益加深，特别是康熙亲政以后，在以熊赐履、李光地等为代表的一批理学臣僚推动之下，接受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主张，称自己“性理宗濂洛”。⑥《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3集卷45《诗·静坐读书自喻》，《钦定四库全书》第12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在专制条件下，最高统治者的文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政权或国家的文化选择。清朝皇帝崇尚儒学，就从统治思想的角度规定了清朝政权的建设方向，故康熙时期著名理学臣僚熊赐履说:“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矣。盖皇躬者，又万机之所受裁，而万化之所从出也。”⑦熊赐履:《经义斋集》卷1《应诏万言疏》，《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康熙帝又将“文武要务并行，讲肆骑射不敢少废”确立为培养教育皇子的基本方针，其中所谓“文”，就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⑧《康熙起居注》第2册，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第1639页。 以儒学教育皇子，实际上就从思想传承的角度，保证了儒学在清朝政权中长期居于指导地位。随着满洲皇帝、贵族儒学素养的加深，以及汉族官僚在朝中地位的提高，儒家思想在清朝政治中的指导地位得以完全确立，清朝政权日益儒学化。

儒家思想历来将“至治之世”作为孜孜追求的社会目标。所谓至治之世，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具有良好的社会风气，而社会治安良好，人们道德水平较高，不仅是盛世的点缀，更有利于现存政治秩序的稳定，这对任何成熟的政治家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具有深厚儒学素养的雍正皇帝，自然也将化民成俗、追求“至治之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由上可以看出，雍正时期，当政治秩序逐渐稳定，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发展的时候，清朝政权也面临诸多危机与挑战，尤其是帝位合法性危机，使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社会舆论活跃多变，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在雍正看来，所有这些问题的出现，关键是由人心不正、风俗未淳所致。化民成俗，使臣民们从思想观念的角度认可、支持君主的权威和清朝政权，就成为雍正皇帝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命题，更何况这与清朝最高统治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是一致的，故雍正继位之初，即对乃父颁布的《圣谕十六条》演绎阐释，衍化成《圣谕广训》，作为民众社会行为规范的标准化教材。《圣谕广训》是雍正基于对“至治之世”理想社会的认识，依据儒家学说，对人们思想、行为进行引导与规范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雍正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正人心、端风俗。

二、政治举措

“世运之盛衰，风俗实为之，而所以维持乎风俗，使之淳而不浇、朴而不侈者，则惟视乎上之政教何如耳!”① 陆 陇其:《风俗论》，《清经世文编》卷68《礼政十五·正俗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83页。《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 1998年版，第 1604、452 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雍正认为“治道莫尚于风化”，②《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第457页。《清世宗实录》卷30，雍正三年三月癸亥，《清实录》第7册，第462页。“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厚风俗”，③《 清世宗实录》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己未，《清实录》第7册，第866页。遂采取种种措施，以起化民成俗之效，尤其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一)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伦理道德说教，与一般学术思想有所不同，社会影响力与其倡导者自身的道德自律状况息息相关。雍正欲教化民众、整齐风俗，他自身的道德自律状况，无疑会对朝廷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而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普遍被视为美德的诸多方面，雍正无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现根据有关史实，略述如下:

孝。雍正对圣祖仁皇帝恪尽孝道，不仅在其生前尽礼尽敬，“偶遇圣祖违和，必躬亲汤药，问视惟虔，昼夜无少懈”，被圣祖称为“诚孝”。④《 清世宗实录》卷1，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清实录》第7册，第29页。 而且在圣祖、孝恭仁皇后去世后，哀痛不已，寝食俱废，以致时人“耳目见闻，未有不感激流涕者也”，⑤《 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5—127页。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

八旗满洲，历来被清朝统治者视为政权之根本，被认为拥有淳朴忠诚的传统，“我满洲人等，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①《 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七月甲子，《清实录》第7册，第360—361页。《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3册，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第2401页。然而，入关几十年后，八旗兵丁生活日渐奢靡，“妄费滥用，竞尚服饰，饮酒赌博，渐至困穷”。②《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丁卯，《清实录》第7册，第135页。《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三年九月十九日，第572页。 雍正对此屡加训诫，“俾各好善恶恶，崇俭戒奢”。③《 清世宗实录》卷41，雍正四年二月辛卯，《清实录》第7册，第614—615页。《 清世宗实录》卷 71，雍正六年七月甲寅，第1060—1061页。 对不听劝诫、奢靡无度者，予以严惩，雍正元年十二月，将不尚节俭、奢靡僭妄的李甡邬、索住等人治罪。④《 清世宗实录》卷14，雍正元年十二月庚戌，《清实录》第7册，第246页。《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4册，雍正七年二月十六日，第2599页。 康雍之际，官员士庶多不按品级衣着肤色，原本只有皇室方可服用的五爪龙图案的纱缎衣物，也在民间开始使用。虽然雍正认为服色僭越不宜“遽然禁止”，须先“徐徐劝导，诱掖维持，倘仍不改革，然后严为定制，以法绳之耳”，⑤《 清世宗实录》卷10，雍正元年八月己未，《清实录》第7册，第185页。《清世宗实录》卷131，雍正十一年五月己丑，《清实录》第8册，第700页。但仍然出台了相关规定予以禁止，如雍正元年八月，“禁止官民人等服用五爪龙纱缎”，⑥《 清世宗实录》卷10，雍正元年八月庚申，第186页。二年二月，又重申禁令，禁止官员、兵民服用元狐、黄色、米色、香色，“如有违禁僭用者，照例加等治罪”。⑦《 清世宗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壬申，《清实录》第7册，第281页。 对地方风俗浇漓、士习不端等现象，雍正也想方设法予以整顿。雍正四年七月，禁止散布流言，非议朝廷，“彼奸恶之徒，造作流言，实自作之孽，傥经缉获，按律在所必诛”。⑧《 清世宗实录》卷46，雍正四年七月丁未，《清实录》第7册，第697页。 五年十一月，又禁止民间演习拳棒，“著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将拳棒一事，严行禁止。如有仍前自号教师，及投师学习者，即行拏究”。⑨《 清世宗实录》卷63，雍正五年十一月庚辰，《清实录》第7册，第974—975页。 此后，更加严禁赌博、械斗、娼妓等社会陋习。

勤。雍正认为“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古来贤主，未有不本于勤劳者。”⑨《 清世宗实录》卷83，雍正七年七月丙午，《清实录》第7册，第103页。因此，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在帝王中属于非常罕见的。他白天与大臣处理政务，晚上还要披阅官员奏折至深夜，在朱批中少则几个字，多则几百字，甚至上千字。单单现存的雍正汉文朱批奏折就有35000余件，其勤政程度，可见一斑。雍正不仅勤于国事，且乐此不倦，雍正六年二月，有大臣折奏，请其保养身体，他批谕称:“朕将不计一切，始终如一贯彻而行，绝不动摇。勤于朝政，为万民办事，即为调摄朕躬之妙方，此已有五年之效也。如今舍此良方，又何求养身之道乎?”⑩《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 1998年版，第 1604、452 页。

雍正继位伊始，即隆重师儒、崇奉孔子，进而完善学校体系、广泛设立书院，加意于士子培养，充分发挥文教在化民成俗中的重要作用。

(二)重视文教，渐摩陶淑

正是雍正身体力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化民成俗诸多举措，得以较好实施。此外，他还对事关风俗人心的杰出人物，或典型事件予以表彰，树为典型，如对孝子、老农等的旌表，使民众有所观感，自励奋发，起到良好的示范效果。

1．重视学校建设

在传统士大夫看来，民众之所以重节俭、不尚奢华，尚淳朴、不事浇漓，是因为其思想淳朴，重礼仪、知廉耻的结果，而学校正是教民知礼懂仪的场所。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学校之建设。雍正时期，不仅在京师、各直省府州县设立学校，而且在八旗人员居住区、边远地区，也开始设立学舍，挑选生童进行学习。雍正元年十月，始于八旗地区设立义学。① 陆 陇其:《风俗论》，《清经世文编》卷68《礼政十五·正俗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83页。《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 1998年版，第 1604、452 页。雍正三年三月，“设立广西崇善、荔波二县儒学，取进文武童生各四名。”②《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第457页。《清世宗实录》卷30，雍正三年三月癸亥，《清实录》第7册，第462页。正十年四月，谕令在圆明园八旗之居住区设立学舍，配置教员。①《 清世宗实录》卷117，雍正十年四月甲寅，《清实录》第8册，第558页。《 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闰四月戊寅，《清实录》第7册，第309页。 又在八旗满洲地区，设立官学、宗学、觉罗学，以培养教育八旗子弟。为培养教育贫寒子弟，这一时期还广泛设立书院。雍正继位之初，认为书院“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遂对其加以整顿，到雍正十一年，书院风气大为好转，“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谕令各地兴建书院，使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朝夕讲诵，有所成就，且赐予帑金，“资其膏火，以垂永久”。②《 清世宗实录》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清实录》第8册，第665—666页。《 清世宗实录》卷31，雍正三年四月甲午，《清实录》第7册，第481页。 学校体系的完备、书院的广泛设立，为引导规范人们的思想观念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学校重点培养的正是被视为四民之首的士人。

1.3 生化指标的测定 喂养8周时，在代谢笼中收集大鼠尿液，测定尿微量白蛋白(MAU)及肌酐(Cr)。尿MAU及Cr测定采用相应大鼠ELISA试剂盒(美国GTX公司)，计算两者比值(ACR)。

练，就是让学生按课本的要求去进行练习，教师设计形式多样的习题让学生巩固。教师要做到习题要求明白，时间足够，形式多样，结合自检或他检，掌握知识，发挥智力。

士人，即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知识的接受者，又是思想观念的传播者;既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力量，又是正统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因此，士人往往是思想观念、时代风气的主导者、引领者，对社会风气有重要影响，“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③《 清世宗实录》卷56，雍正五年四月戊子，《清实录》第7册，第851页。素尔讷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8《讲约事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册，第215页。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清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士人的培养。康熙认为“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④《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1集卷17《论·学校论》，《钦定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70页。“纳民于轨物”，正体现了统治者设立学校的真实目的，即以正统官方思想引导社会观念的走向，以实现国家治理。雍正继位后，受帝位合法性危机的影响，深陷社会舆论的漩涡，对士人的教化和引导尤为重视。

每个样品均进行 ROR-γt、Foxp3和内参 βactin的RT-qPCR，每个样品设两个平行管。总反应体积 20μl，反应条件:95℃30s；95℃15s，60℃ 1min,共40 个循环；95℃15s，60℃ 1min，95℃ 15s，60℃ 15s结束反应。计算ROR-γt mRNA、Foxp3 mRNA及βactin mRNA Ct值的平均值；根据目标基因和βactin Ct值均值计算样本目标基因实际Ct值ΔCt=Ct目标-Ctβ-actin，对各样本 ΔCt进行 2-ΔΔCt转换，分析目标基因mRNA的表达，其中ΔΔCt=ΔCt实验-ΔCt对照（对照为健康对照者）。

雍正认为教官是培养人材的关键，“教职一官，陶成士类，关系甚重”，⑤《 清世宗实录》卷92，雍正八年三月丁酉，《清实录》第8册，第239页。故对其谆谆教诲，令其恪守本业，认真办事。⑥《 清世宗实录》卷17，雍正二年正月庚子，《清实录》第7册，第284页。 同时，对教职人员的选拔也尤为重视，谕令教职人员只从科举出身中选拔，不允许捐纳出身者入选，尤其是监丞、助教、博士等司教之职，专用正途出身者。⑦《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丙寅，《清实录》第7册，第133页。在雍正看来，士人作为社会风俗的表率，其德行比才能更重要，“孝弟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要求其做端人正士，务必“确然于礼义之可守，惕然于廉耻之当存。惟恐立身一败，致玷宫墙;惟恐名誉虽成，负惭衾影。”“发为文章非空虚之论，兼之施为非浮薄之行，在野不愧名儒，在国即为良臣”，正是雍正帝培养士子、士风的真实意图。⑧《 圣谕广训》，《钦定四库全书》第717册，第599页。

(三)明确职任，黾励尽心

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无论何种政策之实施，明确职任是至关重要的。职任明确，可以使相关责任人更加重视，提高政策实施效率，增强实施效果。雍正为化民成俗，不仅强调各级官吏负有转移人心风俗的重要职任，而且设立专门机构，以督率社会风俗的走向，观风整俗使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设立的。

1．明确职任

雍正认为化导地方风俗是各级官吏的重要职责。针对盛京地区诸事隳废，风俗败坏的情况，雍正于盛京刑部侍郎武格奏折上朱批到:“事之大小，不可计较，惟以理正风俗为要……习惯数年，风俗即行改好。越听到琐碎小事，则众愈惧收敛也。”⑨《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40、1442页。雍正五年二月，谕八旗都统:“旗诸臣应教诲各旗官兵，崇尚俭朴，断不可过费。”⑩《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440、1442页。州县之官，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县令为亲民之官，关系民生休戚，最为切近”，因此，雍正尤为重视州县牧令之选拔，务求得人。

2．重视士人培养

乡约，作为正统纲常伦理与乡风民俗的一种结合形式，宋代以后，尤为政府所重视。雍正视其为官吏职责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雍正二年闰四月，谕令刑部将《大清律》内，“所载凡殴杀人命等条，逐条摘出，疏解详明，通行各省。令地方有司，刊刻散布于大小乡村处张挂，遍加晓谕。风雨损坏，仍复再颁。”①《 清世宗实录》卷117，雍正十年四月甲寅，《清实录》第8册，第558页。《 清世宗实录》卷18，雍正二年闰四月戊寅，《清实录》第7册，第309页。《圣谕广训》颁布后，逐渐取代《圣谕十六条》在社会宣讲中的地位，成为有清一代进行社会教化、伦理道德建设的标准化教材。雍正三年四月，谕令各直省将军提镇及所属将弁，“每月朔望，齐集兵丁，宣读听讲”。②《 清世宗实录》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清实录》第8册，第665—666页。《 清世宗实录》卷31，雍正三年四月甲午，《清实录》第7册，第481页。雍正七年，又谕令设立讲约所，“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且建立奖惩制度，使宣讲《圣谕广训》成为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职责。③《 清世宗实录》卷56，雍正五年四月戊子，《清实录》第7册，第851页。素尔讷等纂:《钦定学政全书》卷8《讲约事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册，第215页。

2．观风整俗使

观风整俗使，是雍正时期颇具特色的一个专门机构，其设置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维护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巩固政权是根本原因。此外，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一方面源于清朝统治者对扶植纲常、化民成俗的追求;另一方面与雍正继位后所面临的舆论压力息息相关。雍正四年十月，浙江巡抚李卫上疏称，该省“民俗刁悍，动则钱粮诖误，命案参黜”，①《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四年十月初六日，第807页。《 清世宗实录》卷91，雍正八年二月丙辰，《清实录》第8册，第224页。以致“大吏虑易其人，守令暇不暖席”。②《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八)卷174(2)《李卫奏折》，四年八月初二日，《钦定四库全书》第423册，第49页。《 清世宗实录》卷19，雍正二年闰四月戊寅，《清实录》第7册，第310—311页。 联想到曾经追随年羹尧、隆科多的汪景祺、查嗣庭等人皆为浙江人，且杭州曾发生过反对“摊丁入粮”的斗争，使雍正认定“浙省风俗浇漓，甚于他省”，于是仿唐时置观风俗使之例，首设观风整俗使于浙江，“省问风俗，稽察奸伪”。③《 清世宗实录》卷49，雍正四年十月甲子，《清实录》第7册，第737页。《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第459页。《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雍》卷6《序·圣谕广训序》，《钦定四库全书》第1300册，第67—68页。 为配合浙省整顿风俗的进行，雍正谕令从五年开始停止浙省乡、会试，俟风俗渐趋淳朴后，再择期举行。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计算机的应用也已渗透到各行各业的方方面面。可以预见，信息化系统的建立能减轻业务劳动强度，节省人力，科学管理，提高鉴定机构的人、财、物管理水平，增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改善委托人和当事人的鉴定体验，提高鉴定机构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提高鉴定机构的鉴定质量和管理水平，为委托人和当事人提供更多、更快、更好的服务。相信随着国家以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越来越重视鉴定机构信息化系统的建设，鉴定机构的信息化建设也会越来越完善，同时司法鉴定机构也应以科技信息化促进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积极主动推进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

总之，雍正时期，对社会风俗的整顿、引导，取得了良好效果，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时人论曰:“君子观于雍正以来数十年之间，吏治肃清，人民熙皞，沐三圣涵濡之泽。”③ 钱 仪吉:《碑传集》卷22《张廷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册，第742页。雍正也颇为自信地声称:“移风易俗，吏治之最也。导民以爱敬，则忠顺可移;驯民以敬恭，则诟谇不作。诱掖有术，不难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朕治天下，恒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切务。故擢孝廉方正、崇忠孝节义，旌义门、奖还金，举凡裨补风化之事，靡不激劝嘉与，以树风声，兹遐迩民俗，其悉淳欤。”④《 清世宗实录》卷129，雍正十一年三月庚戌，《清实录》第8册，第685页。乾隆论乃父政绩云:盗贼、赌博、打架、娼妓本为闾阎之大恶，经雍正整饬，均有好转，“此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之所贯注，而海内臣民所显见其功效，实享其乐业者也。”⑤《 清高宗实录》卷14，乾隆元年三月壬寅，《清实录》第9册，第399页。

(四)奖惩并用，尤重法纪

奖惩并用、仁义兼施，作为统治策略，历来被中国传统统治者高度重视，清朝统治者也不例外。康熙为政“务以宽仁为尚”，⑦《 康熙御制文集》第3集卷17《敕谕·谕和硕显亲王颜璜等》，《钦定四库全书》第1299册，第142页。但在实际政治运行中，也主张兼用法纪，“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弛，所贵乎宽而有制耳!”⑧《 康熙御制文集》第1集卷27《杂著·经筵绪论》，《钦定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230页。雍正也是如此，他主张根据现实政治需要，来决定为政尚宽还是从严，“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⑨《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4册，雍正七年五月初五，第2777页。雍正继位之初，官吏结党营私，人情嚣凌浇薄，他强调惩戒、法纪的重要性，“宽严之用，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到其统治晚年，因“人心共知儆惕”，⑩故“得施宽大之政”。①《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四年十月初六日，第807页。《 清世宗实录》卷91，雍正八年二月丙辰，《清实录》第8册，第224页。 现结合雍正整顿人心风俗的有关史实，略作说明:

1．奖劝化导

雍正非常重视奖劝化导在转移人心风俗中的重要作用，“从来立教之术，莫要于奖善惩恶。善不奖，不能使之劝，恶不惩，不能使之改。”②《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八)卷174(2)《李卫奏折》，四年八月初二日，《钦定四库全书》第423册，第49页。《 清世宗实录》卷19，雍正二年闰四月戊寅，《清实录》第7册，第310—311页。他一方面通过增加科目科次，扩大录取范围等办法，加强对士人队伍的笼络，使其成为社会风气的表率。另一方面对道德人心方面表现突出者，予以奖励，以宣扬儒家道德规范，雍正三年三月，以“治道莫尚于风化，而节行实为风化之首”为由，降旨:“每见直省举报节行，俱系民间妇女，而营伍中人绝少……嗣后必使兵民一体，凡营伍中节行贞烈之妇女，尽得举报，不致冒滥，亦不致隐漏，以副朕广励风节至意。”③《 清世宗实录》卷49，雍正四年十月甲子，《清实录》第7册，第737页。《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第459页。《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雍》卷6《序·圣谕广训序》，《钦定四库全书》第1300册，第67—68页。七年，又令在乡村设立乡约，记民间“善行”“过恶”，宣讲《圣谕广训》，以期群黎百姓，“风俗淳厚，家室和平”。④《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四)卷60上《王国栋奏折》，《钦定四库全书》第419册，第5页。 与此同时，对各地涌现出来的孝行节义、拾金不昧等善行义举进行奖励，仅雍正元年十二月就旌表节妇、贞女、孝子合计 230人。⑤《 清世宗实录》卷62，雍正五年十月己丑，《清实录》第7册，第951页。《 清世宗实录》卷14，雍正元年十二月己亥，《清实录》第7册，第255页。 雍正六年七月，对河南孟津县民翟世有拾银不昧一事予以旌奖，令给翟世有七品顶戴，“仍赏银一百两，以旌其善”。⑥《 清世宗实录》卷72，雍正六年八月丁未，《清实录》第7册，第1084页。《清世宗实录》卷71，雍正六年七月甲寅，《清实录》第7册，第1060页。

2．整纲饬纪

雍正继位之初，天下承平日久，各种颓风积弊相沿成习，不胜枚举。他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加意整顿。

雍正时期，经过一系列化民成俗的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俭。雍正身体力行，倡行节俭，“教导天下，时以撙节爱养为心”。⑥《 清世宗实录》卷55，雍正五年闰三月庚辰，《清实录》第7册，第846页。 他认为日用器具，朴素适用即可，华丽工巧则没有必要。雍正五年五月，因织造等衙门贡献物件，“所进御用绣线黄龙袍，曾至九件之多。又灯帏之上，有加以彩绣为饰者”，“外间所进香囊宫扇中，有装饰华丽、雕刻精工者”，雍正认为“此皆开风俗奢侈之端”，予以训诫。⑦《清世宗实录》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己未，《清实录》第7册，第 866、867页。 在他看来，一方面崇俭去奢事关人心风俗，是国家首重之事，因此，各级官吏应留心劝导，使民众注重本业，崇尚朴实，日积月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喜好新异，崇尚奢靡，乃是人之常情，具有一定合理性，故若用法律手段，强制崇俭去奢，既非人情之所愿，也势难取得理想效果，因此“朕自身体力行，为天下先。诸王内外大臣、文武官弁，与乡绅富户，当深体朕心，钦遵朕谕，期共勉之。”⑧ 《清世宗实录》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己未，《清实录》第7册，第 866、867页。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巩固统治，还是化民成俗，法律都是统治者的重要工具之一。雍正继位不久，即亲自编校《大清律例集解》，刊布内外，要求“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乡，所在州县仿《周礼》布宪读法之制，时为解说，令父老子弟递相告诫，知畏法而重自爱”，以期“听断明于上，谍讼息于下，风俗可正，礼让可兴”。⑩《 雍正御制文集》卷6《序·大清律集解序》，《钦定四库全书》第1300册，第69页。 在执行法纪方面，雍正也要求严肃法纪，声称:“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①雍正三年，停刑达六年之久的秋审又重新勾决人犯，是年，仅江南一省就被处决65人，雍正训示诸臣称:“从来法宽则愚民易犯，非刑期无刑之意，尔等识之”。②《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丁卯，《清实录》第7册，第135页。《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1册，雍正三年九月十九日，第572页。

综上可以看出，雍正为引导民众思想观念的走向，化民成俗，以实现“至治之世”的理想追求。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树立典型，以使民众有所观感，自励奋发;重视完善学校体系，广泛设立书院，以兴文教、育人才，培养具有正统儒家道德观念士人。他明确官吏化民成俗职责，设立专门机构，以提高实施效率，增强实施效果;奖惩兼用，执法尚严，以起激励与规范的双重作用。这四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从不同侧面推动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走向，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有力地推动着官方统治思想向民间渗透，推动着国家治理的实现。

VOCs的净化处理工艺可以分为回收和破坏两大类，其中：回收净化工艺主要包括吸收法、吸附法、膜分离法、冷凝法等，一般是通过物理方法，如改变温度、压力或采用选择性吸附剂和选择性渗透膜等，来富集分离VOCs；破坏工艺则主要包括燃烧法、生物分离法以及等离子气体法等，主要通过化学或生化反应，用热、微生物和催化剂等将VOCs转变成为CO2和H2O等无毒害的无机小分子化合物。

三、历史影响

十八大报告强调：“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1］做好这一要求最重要的条件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既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鼓舞我们不断奋斗的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的自信，是党和人民对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与成就的肯定和信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一)改善了社会风气

路不拾遗，表明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历来为人们所称赞，成为社会风气良好的重要特征之一。雍正五年，京城有一年61岁之铡草夫，于其车内拾得遗失元宝一锭，上交举报。雍正六年，河南府孟津县居民崔世有，于路拾银一百七十两，分毫不取，亦不受谢。③《 清世宗实录》卷41，雍正四年二月辛卯，《清实录》第7册，第614—615页。《 清世宗实录》卷 71，雍正六年七月甲寅，第1060—1061页。 各地拾金不昧事件时有发生，以致兵民男女，内地边疆，满、汉、苗各民族，在处皆有，俨然形成了一种社会时尚，以致雍正很自豪地宣称:“数年以来，细民不取遗金者屡见于京师、河南、山西等处，朕心慰悦实，冀远近观感兴起，风俗渐归于醇厚。”④《 清世宗实录》卷14，雍正元年十二月庚戌，《清实录》第7册，第246页。《 雍正朝起居注册》第4册，雍正七年二月十六日，第2599页。

宗族邻里之间，也出现了相互帮助的和善气象，“近闻直省地方，捐资周急，好善乐施，颇不乏人，此诚乡邻风俗之美，亦人心古处之一验也。”⑤《 清世宗实录》卷10，雍正元年八月己未，《清实录》第7册，第185页。《清世宗实录》卷131，雍正十一年五月己丑，《清实录》第8册，第700页。雍正十一年七月，江南沿海地方，海潮泛溢，近水居民深受其害，而其本地绅衿士庶，或雇佣船只以救济，或捐输银米以煮赈。在疫病流播时，又捐施方药，资助米粮，体现了良好的社会风尚。①《 清世宗实录》卷133，雍正十一年七月丙戌，《清实录》第8册，第716页。 在朝廷大力提倡、鼓励之下，各地涌现出许多乐善好施的事例，雍正十三年五月，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称阳曲、汾阳两县绅衿士民李杭、卞时盛等人，情愿各捐银两，存贮公所，以为周恤乡邻之资。②《 清世宗实录》卷156，雍正十三年五月癸亥，《清实录》第8册，第911页。

经观风整俗使王国栋，及后继者许容、蔡仕舢的整顿，浙省风俗大为好转，“风俗人心顿觉转移，朕闻之嘉悦之至”。④《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四)卷60上《王国栋奏折》，《钦定四库全书》第419册，第5页。 雍正五年十月，浙江巡抚李卫进呈瑞谷，世宗大为赞赏，“此非朕凉德所能致，想浙省浇漓之习必然丕变，是以感召上苍如此之瑞应。”⑤《 清世宗实录》卷62，雍正五年十月己丑，《清实录》第7册，第951页。《 清世宗实录》卷14，雍正元年十二月己亥，《清实录》第7册，第255页。六年八月，以浙省“士风丕变”，下令恢复浙省乡、会试。⑥《 清世宗实录》卷72，雍正六年八月丁未，《清实录》第7册，第1084页。《清世宗实录》卷71，雍正六年七月甲寅，《清实录》第7册，第1060页。 正是浙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于是有了福建、湖南、广东等地观风整俗使的派遣。

需要指出的是，雍正时期，社会风气虽得到好转，但与统治者目标、民众期待还存在较大距离，诸王大臣也“尚未尽能激发天良，公正无私，实心办理国家政事”。⑥《 清世宗实录》卷151，雍正十三年正月己卯，《清实录》第8册，第865—866页。雍正八年以后，雍正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再加上曾静—吕留良案、西北战事、京城大地震，尤其是他最宠信的十三弟怡亲王允祥的去世，使其身心倍受打击。在预见来日可能不多的情况下，雍正对其统治也颇多遗憾，“朕于人心未尽感格，而谓能感格天心，实不敢自信也”。而实际上，社会中也还存在着流俗恶习，宗室中“彼此戏虐，渐流卑鄙，互相排挤，不知向善”之风依然存在，婚丧嫁娶“追求荣贵，崇尚馈送，图外表虚荣，视贫富为要”的事件屡屡发生。⑦《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442页。 在一些地区，偷盗欺诱等事件也时有发生。⑧《 清世宗实录》卷155，雍正十三年四月己未，《清实录》第8册，第890页。

替代方案：TDF/FTC（或TDF+3TC或ABC/3TC或 ABC+3TC或 AZT/3TC或 AZT+3TC）+EFV或 DTG或利匹韦林（RPV）或奈韦拉平（NVP）。

国家治理、民风民俗的尽善尽美，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也不能指望雍正将社会风气彻底扭转。他所做的，或者说所能做的，只是给后人指明了一个方向，让后来者继续奋发、努力前行。正如雍正在遗诏中所说:“虽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渐已肃清，人心渐臻良善，臣民遍德，遐迩恬熙，大有频书，嘉祥叠见。朕秉此至诚之心，孜孜罔释，虽至劳至苦，不敢以一息自怠，方冀图安保泰，久道化成。”⑨《 清世宗实录》卷159，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清实录》第8册，第956页。他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时代所赋予他的使命。他所能做到的，也许只能是他能力所及的。

(二)增强了国家认同

清朝统治者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倡扬者自居，通过化民成俗的诸多举措，将儒家思想向民间渗透，既有利于维护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又增强了臣民们对清朝政权的文化认同。对此，康熙皇帝曾有过精辟阐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⑩《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1集卷19《序·日讲四书解义序》，《钦定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85、185—186页。 ①《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1集卷19《序·日讲四书解义序》，《钦定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185、185—186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道统，帝王的合法性统治是治统，继承道统才能得到治统。尊奉孔子以及儒学是继承道统、获得治统的重要前提。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尊奉孔子以及儒学，确立“崇儒重道”的文化国策，也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康熙皇帝又进一步阐述:“厚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诚因此编(指《日讲四书解义》)之大义，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①《 清世宗实录》卷133，雍正十一年七月丙戌，《清实录》第8册，第716页。即要倡明学术以正人心，正人心以厚风俗，由化民成俗达到一道同风之治，进而实现唐虞三代文明盛世。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重视化民成俗，意欲移风易俗也正是源于对儒家所倡导理想社会的追求。

雍正继承乃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孔子顶礼膜拜，追封孔子五世王爵，避圣讳、改地名，无不是向臣民们昭示着清朝最高统治者是儒学的继承者和倡扬者，赢得了以士人队伍为核心的汉民族的好感，使之倾向于清朝统治。孝行、节俭、勤政、爱民，历来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们津津乐道的美德，更是古代圣君形象的重要特征。雍正不仅大力提倡，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使最高统治者以及清朝政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进一步增强了汉民族的文化认同。重视学校建设，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学舍，吸收其子弟进入学校、参加科举，接受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有利于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进而实现对清朝的国家认同。注意士人风气的培养，慎选教官，渐摩陶淑，以发挥士人传播儒家思想，以及对社会风俗的导向作用。

公司员工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尚未毕业的实习生。他们从没真正走上过社会，自然没有什么成熟的工作观。

雍正明确地方官吏职责，设置观风整俗使、劝谕化导使等专门机构，以整饬地方风俗，尤其是士绅习气，促使地方风气由浇漓变淳朴、由诈伪变朴厚。特别是《圣谕广训》的宣讲，逐渐成为有清一代宣扬儒家伦理道德一种制度，雍正七年规定:“八旗各择官房一所，立为衙署，旁设清汉各一学。八旗觉罗内，自八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子弟，俱令入学，分读满汉书。有愿在家读书者听之，其十八岁以上未曾读书者，于每月朔望传集公署，宣讲《圣谕广训》”，①《清世宗实录》卷84，雍正七年闰七月癸未，《清实录》第7册，第121页。表明这一措施不单单是针对汉民的，而是对全体民众的，这样无疑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增强多民族国家观念。

在食品领域，我国已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对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进行着有力监管。而从安全保障的内在动力来看，要守住食品安全的大门，还需每一位食品行业从业者更加恭敬谨慎、心存敬畏。

总之雍正皇帝通过化民成俗的诸多政治实践，一方面将自己及其代表的清朝政权塑造成了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和倡扬者，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和掌控了主导话语权;另一方面又通过宣扬儒家文化，赢得了各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好感，使其心悦诚服地接受清朝的统治，增强了不同民族的国家认同。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被迫退位，声称换回的正是“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②《宣统政纪》卷69，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下，《清实录》第60册，第1293页。这种鲜明的国家认同感，不能说没有雍正时期诸多化民成俗举措的贡献。

我国粗钢产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钢渣是炼钢过程中的副产物，其产量约为粗钢产量的12%～14%，目前我国钢渣年产量已高达1亿t，但利用率较低，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占用土地，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钢渣属于固体废物税目(税额25元/t)，解决钢渣处置，提高钢渣利用率已经成为现阶段固废处置的重点关注方向。

(三)统一社会思想

雍正时期在清代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一方面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所面临的是一个文明程度、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民族的广大汉人地区，使其时刻持有民族被汉化、政权被颠覆的危机感;另一方面深受帝位合法性危机的影响，雍正时期的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朝廷内外，反对、反抗雍正统治的思想舆论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这使其所面临的统治危机较之乃父康熙皇帝、乃子乾隆皇帝要严峻的多。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必然需要相对统一的社会思想共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深谙此道的雍正皇帝，将统治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普通民众，通过化民成俗的种种举措，将官方意识形态向民间渗透。是时理学昌明，士民欣然向往，蔡世远曾主讲于福建鳌峰书院，“敦行孝弟，好语经济，而一本于诚信。由是闽士慨然感兴于正学，而知记诵辞章之为末也”，③钱仪吉:《碑传集》卷23《蔡世远》，第3册，第771页。王兰生先后主持浙江、安徽、山西学政，“兴贤育才，鼓舞淹滞，青衿组带之士，彬彬郁郁”，④钱仪吉:《碑传集》卷25《王兰生》，第3册，第820页。这说明儒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思想共识。而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有力地支持与维护着清朝的社会政治秩序，增强了广大民众对清朝政权的文化认同，进而化解了雍正时期的统治危机。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辩证统一的。在理学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思想共识，成为人们日常行为规范准则的时候，也日益成为束缚士民自我创新意识，成为没落与僵化的精神枷锁。也正是在理学臻于鼎盛的时候，一方面在学术思想领域，兴起了一股反理学潮流，即是由胡渭、阎若璩等人所开创的以考据、训诂的方法，论证理学经典之伪的学术潮流。这股潮流始兴于康熙时期，雍正时期加速发展，到乾隆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了学术史上著名的“乾嘉学派”。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也兴起了一股反正统思潮，其代表人物如陆生楠、谢济世等人，或否定传统正统观，或反对君主独揽大权，他们所攻击和反对的正是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基础的儒家学说。

综上所述，雍正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基于对“至治之世”理想社会的追求，采取一系列化民成俗的政治举措，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正人心、厚风俗的作用。通过官方意识形态向民间的渗透，增强了各族民众对清朝政权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儒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共识，促进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与此同时，一些带有近代意义的反正统观念，也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孕育着，闪现着智慧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