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是中日两国综合实力的比拼。这一比拼离不开中国女性的贡献。关于抗战时期国统区抗日救亡中的妇女，学界在妇女组织、妇女运动、妇女统战等宏观层面已有一定的研究。在中观层面，则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及其分会，以及省一级的妇女组织讨论最为深入。对于妇女战地服务组织这一微观层面，学界研究相对缺乏①陈祖英:《抗战中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云南日报》2005年8月18日第7版;鲁南:《抗战中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湖北档案》2010年第3期;王兰英:《碧血丹心映征程——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纪实》，《文史杂谈》2003年第6期;陈群哲:《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述论》，《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9期;陈晓蓉:《青春在战火中洗礼——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纪实》，《党史文苑》2005年第1期;李凤平:《战火中飞扬的青春——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新余》，《党史文苑》2015年第19期。，已有的研究大多限于基本史实的介绍。就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而言，尽管已有的研究作了简要史实的梳理，但既没有将服务团与其他社团展开横向的对比分析，也没有对服务团作整体且深入的考察，个别文章不乏文学描写色彩，存在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本文以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为个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微观的角度作一全面考察，以图准确认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并以此管窥在国共合作下，普通女性在抗战时期所展示的特殊作用，和在历史大变革中所体现出来的应有价值。

一、舍己救国: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成立与终结

1937年8月，淞沪抗战在上海打响，中国先后投入上百万军队抵抗日本的侵略军。这些汇集在华东战场的百万抗日大军，来自全国各地。由于语言习惯各不相同，难以和上海民众打成一片，甚至发生很多误会，以致军民隔阂、百姓逃离，军队难以得到地方支持。9月中旬，胡兰畦代表何香凝到嘉定县外岗镇慰劳第18军，当胡向军长罗卓英谈到是否需要妇女界组织人员到军中服务时，深感军民隔阂之苦的罗非常高兴，他写信请求何香凝玉成此事。何得到胡的报告后，即请胡着手组织。②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327、328页。

胡兰畦受委托后，即请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予以帮助，因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夜校中有许多女工。在女青年会的帮助下，很快征集了10名志愿去抗战前线服务的女青年，其中9名是以胡瑞英为首的夜校学生，1人是夜校的教师秦秋谷。因服务团成员基本来源于工厂的女工，征得何香凝的同意，服务团定名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胡兰畦作为何的代表，担任服务团团长。③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327、328页。服务团到部队服务一段时间后，被称为“十八军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后来18军升为19集团军，服务团正式命名为“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为通俗的说法。

身为团长的胡兰畦，赋予了服务团神圣的时代使命，并制定了工作计划。其时代使命是，“为中华民族争自由，谋解放”，“是以服务的精神到战地去做工作”，“只有顾全中华民族的利益，没有个人利益”;其工作计划有5点，包括唤醒民众、唤起民众、军民打成一片、传授自救和救人的方法、帮助妇女和儿童等，总之一句话，要“舍己救国”。④胡兰畦:《一群小妹妹》，《妇女生活》第5卷第4期，1937年11月5日，第25—26页。 胡的上述想法和做法，得到了刚刚加入的10名小妹妹的高度认同。

“算。”曾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前一段时间各种媒体对胜利大厦宣传得很厉害，可突然变成了烂尾楼，我就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故事。我听说发生这种突变的原因是因为左达迷上了赌博什么的，噢，对不起，我不该打断你的思路，你接着说。”

战地服务团的最初成员加上胡兰畦只有11人。后来因服务成绩显著，以及战地服务的实际需要，应罗卓英的要求，服务团又招收了3批团员。据记者1939年夏天对胡兰畦的访问，服务团成员共有36人⑤ 寄 洪:《访胡兰畦女士——两年来的劳动服务战地服务团》，《妇女生活》第7卷第11、12期合刊，1939年9月1日，第24页。，加上胡本人，应是37人。这个数字得到服务团团员里路(金敏玉)、李平、胡瑞英等回忆的证实。⑥ 里 路、李平:《女兵打扫战场》，胡瑞英:《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全国妇女联合会办公厅、福建省妇女联合会编:《青春在战火中》，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180、194 页。 此后，服务团成员还有增加。据曾经担任过服务团戏剧指导员的孟晓梦回忆，1939年的服务团有成员70多人。⑦孟晓梦:《女兵们!别来有年记抗战中一支女军·劳动妇女服务团》，《妇声》第1卷第3期，1946年11月1日，第8页。 另据《战地三年》中“工作人员简历表”统计，1940年10月服务团增加到82人。①《工作人员简历表》，胡兰畦主编:《战地三年》，1940年12月印，第312—318页。 胡兰畦、胡瑞英等认为，这些后来加入的成员大部分是戴笠训练的“战干团团员”，是三青团员，她们加入服务团是为了监视、熔化服务团。加上后来加入的成员在服务团工作时间不长，因此，本文所述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主要是指前期37人所组成的服务团。

1937年10月5日晚上，服务团开赴18军总部所在地嘉定县外岗镇服务。从这天起到1940年10月，整整三年，服务团追随罗卓英总部在东南各省留下了抗战动员的艰辛足迹。1937年11月11日上海陷落后，服务团19人随军队从淞沪前线撤退，先后经过苏南、皖南、赣北，于12月13日抵达南昌。①秦秋谷:《从东线到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3期，1938年6月 5日，第 20—22页;《去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9期，1938年12月1日，第21—22页;《去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第17—18页。秦秋谷:《在战区里的劳动妇女服务团》，《国民》第1卷第19期，1937年11月19日，第448页。 在南昌工作不到半个月，又随部队调防到皖南歙县棠樾村。利用春节期间，服务团先后赴调防到后方休整的11师、67师、76师、98师、预备第9师慰劳演出。② 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369、431页。秦秋谷:《从东线到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3期，1938年6月5日，第22页。 次年3月，胡兰畦到武汉招收了第三批服务团成员。6月至7月，服务团分为两队，一队在胡兰畦的带领下，经过茂林、旌德，受命到浙皖边境的游击区，对浙西的于潜、昌化、孝丰、安吉，皖南的宁国、宣城等地部队进行慰问。③《 本团在前线工作报告——民国廿七年二十日至七月三十日》，胡兰畦编著:《战地一年》，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214页;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405—413页。一队在皖南的宁国、宣城、泾县、太平、屯溪，然后到江西景德镇慰问。④ 尹 峰:《从青年救国团到战地服务团》，《青春在战火中》，第133页;罗卓英:《做大事》，胡兰畦编著:《战地一年》，第5页。 8月，服务团随19集团军总司令部短暂驻扎景德镇⑤秦秋谷:《农民和保甲长》，《妇女生活》第6卷第12期，1939年1月16日，第22页。，然后调防武汉，参与武汉会战。在武汉的10月5日，服务团27名成员举行了一周年纪念茶话会。⑥秦秋谷:《纪念战地服务一周年》，《上海妇女》第2卷第5期，1938年12月20日，第17页。之后，全团上了豫鄂边境的鸡公山。

早在服务团计划成立时，身为共青团江苏省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的胡瑞英就向组织汇报了相关信息，并得到了组织的指示。服务团的第一批成员中，就有1名共产党员(任秀棠)、7名共青团员;第二批成员中，有3人是团员。后来在陈毅的指示下，服务团内成立了党支部，10名共青团员全部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之后，支部先后吸收王浩良、尹卜驹(尹峰)、周文南、郭立言、秦秋谷入党。到1939年1月，服务团支部共有16名中共党员。② 胡瑞英、郑里明:《抗日前线的一个地下党支部》，胡瑞英:《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青春在战火中》，第 51—60、193—194，62、194 页。胡兰畦本人也是中共党员，其工作先后得到中共有关组织领导的指导，其中在江西南昌、皖南歙县得到了陈毅、项英，在武汉得到王明和孟庆树，在衡山得到叶剑英，在重庆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指示。③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 358—360、376、418、438、480—481，337、372、403、431—432 页。限于组织原则和白区纪律，胡兰畦和其他中共党员之间并不清楚各自的政治面目。

①综合考虑到未来几年北京降水形势起伏不定，旱中有涝、旱涝急转已成常态化的趋势，建议可以先期立项研究系列延长以及下垫面变化带来的影响，修订资料，开展评价分析。待综合考虑未来几年降水丰枯实际情况后，再着手开展《北京市水文手册》中关于暴雨和洪水的修订工作。

(2)|V(t,X,Y)-V(t,X1,Y1)|≤L(‖X-X1‖0+‖Y-Y1‖0)，其中L>0是一个常数；

1939年4月至1940年10月，服务团随罗军总部驻扎新余和分宜期间，因驻扎时间长，加上服务团对老百姓嘘寒问暖、深入田间地头帮忙，这一时期是地方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时期。服务团在这里组织了少年儿童团47个，发展团员1628人，带着这些少年儿童一起走乡串巷，宣传抗日救亡;还组织了妇女识字班、文化补习班20个，参加的有670人;经常组织妇女们慰劳伤兵、支援前线。⑥尹峰:《从青年救国团到战地服务团》，《青春在战火中》，第135页。1939年秋，服务团发起割稻运动，团员们和总部的政工队队员自发组织帮助出征军人家属割稻、打稻，共帮助割稻756．3亩，打了1646担谷子;在服务团的带动下，新余县长的夫人也组织县政府眷属下乡，帮助出征军人家属割稻。⑦新喻即新余。秦秋谷:《新喻的妇女》，《妇女生活》第8卷第4期，1939年11月20日，第16—17页。服务团还开办了一个医务室，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是宋庆龄和何香凝从香港寄来的，有些药品比罗军总部医务室的还要好些;除了凌啸医生和医助外，服务团团员杨丽川和沈潜等边学边做，给老百姓看病，“服务团医务室在新余县很有威信”。⑧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439页。

以上经历丰富、交游广泛、中外闻名等因素使得身为团长的胡兰畦，不但是服务团的行政领导，而且是服务团的精神领袖。此外，胡风趣幽默、能说会道、聪明随和，乐于和善于结交朋友。胡的个人特质和魅力便于服务团对外开展工作，服务团开到哪里，很快便在哪里打开工作局面。相对而言，其他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长，或是学生或是普通女青年;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谢冰莹倒是和胡兰畦有几分类同，如两人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1939年同被任命为少将指导员、都善于写文章是文学家，但与胡相比，谢既缺乏胡的国外经历，又无胡的政治背景和历练，性格方面也不如胡风趣和灵活;谢和胡虽然都是“读书人”，但胡无疑更“亲民”，而谢更具“知识分子”气息。核心人物的不同，服务团抗日救亡的成绩和社会影响自然有较大差别。

二、战地三年: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东南抗战动员

服务团成员的不断增加，本身就说明了其所得到的认可程度，事实上服务团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战地服务成绩。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服务团的发展壮大和扎实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始终伴随着国共两党的合作与角力，以及服务团(胡兰畦)与罗卓英总部之间的合作与矛盾。

武汉陷落后，服务团随总部撤退到长沙、醴陵，于1939年1月初随部队进驻南昌市郊。⑦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369、431页。南昌会战前后，服务团赴赣北战场，对南浔线部队进行慰问。⑧ 黄 大姊:《碰见胡兰畦》，《全民抗战》第 65号，1939年4月15日，第926页;秦秋谷:《去战壕》，《妇女生活》第7卷第5期，1939年4月16日;秦秋谷:《去战壕(下)》，《妇女生活》第7卷第6期，1939年5月1日。 3月，受罗卓英指派，胡兰畦带领秦秋谷、任秀棠等16名团员赴衡山参加湖南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⑨关于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人数，胡兰畦回忆是10人，胡瑞英、郑里明、秦秋谷等回忆是12人，应该是记忆有误。分别参见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434页;胡瑞英、郑里明:《抗日前线的一个地下党支部》，《青春在战火中》，第61、257页;《工作人员简历表》，胡兰畦主编:《战地三年》，第312—314页。，团务由胡瑞英负责。6月左右，胡带领其他团员到达吉安，转安福，赴新余。7月，参加培训的队员回到新余罗军总部。1939年秋，服务团随罗卓英总部迁到分宜县落星湖畔的一个村庄。在此前后直至撤离，服务团主要在总部驻地新余、分宜等地服务，有时也赴赣北前线一带演出、慰问军队。

面向军队的工作主要是深入前线对军队进行宣传、动员和服务，以鼓舞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工作形式多种多样，如从淞沪撤退到皖南的路上，遇到队伍便停下来，“一面休息，一面就唱起慰劳歌来”;② 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369、431页。秦秋谷:《从东线到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3期，1938年6月5日，第22页。有时在战场上参与救治伤员①胡兰畦记述了淞沪抗战中抢救伤员的情况;服务团团员杨丽川则记述，淞沪抗战撤退时，她们就做了许多伤兵的工作，为伤兵烧水、煮粥、擦洗伤口和换药。分别参见胡兰畦:《救伤记》，《战时妇女》第2期，1937年，第4页;胡兰畦:《救伤记(二)》，《战时妇女》第 3期，1937年，第4页;杨丽川:《从上海撤退到九江》，《青春在战火中》，第75—76页。郑里明:《动员群众服务伤兵》，张荻秋:《在临时伤兵医院》，尹峰:《从青年救国团到战地服务团》，《青春在战火中》，第 79—80、95—96、131—132 页;徐永春:《妇女洗衣队》，柳秀娟:《结束一场风波》，胡兰畦编著:《战地一年》，第136—149页。，有时“去纠正一些不守纪律的杂兵和伕子”;有时“和难民一道，组织他们回到宣城内去当侦探，给我们打探消息”(1938年春);② 胡 兰畦:《我们的生活》，《华美》第1卷第30期，1938年，第726页。龚琦玮:《洗血衣》，《战地二年》，生活书店1939年版;张荻秋:《在临时伤兵医院》，《青春在战火中》，第96—99页。有时在部队办文化补习班;③ 尹 峰:《从青年救国团到战地服务团》，《青春在战火中》，第135—136页。有时还要做部队中官太太的工作，“让她们了解服务团，支持服务团的工作”;④ 胡 瑞英、郑里明:《抗日前线的一个地下党支部》，《青春在战火中》，第61—62页。有时和军队代表一起到前线祭奠牺牲者⑤ 1 939年清明节，全体团员在队长胡瑞英的带领下，一起到上高为阵亡的某师烈士们扫墓。参见周文南:《三百勇士的死》，胡兰畦主编:《战地三年》，第109—111页。，有时参与打扫战场。⑥ 1 940年夏天，服务团23个女团员，在任秀棠带领下，和两个连的战士300多人一起，到高安、上高各地战场掩埋尸体、收集枪支和钢盔等战利品。参见里路、李平:《女兵打扫战场》，《青春在战火中》，第180—183页。 当然，最主要的工作是利用节假日或战斗间隙对军队进行慰劳。如1938年中秋节后，服务团从武汉赶到鸡公山顶，为山顶的祝捷大会唱歌和演戏。⑦ 李 亚芬:《山顶上的祝捷大会》，胡兰畦编著:《战地二年》，生活书店1939年版。 1940年春节过后，到高安、修水一带演出1个多月;4月间到驻扎在赣北前线上高、万载一带的第47军和第32军防地慰劳。⑧ 胡 瑞英、郑里明:《抗日前线的一个地下党支部》，戴再民:《在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工作的前前后后》，《青春在战火中》，第 61、224—225页。 其中，戏剧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战场慰劳形式。鉴于戏剧的宣传鼓动作用，1938年5月4日，在罗卓英的支持下，服务团的全体成员和罗总部的军官一起成立了战场剧社⑨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399页。，服务团为军队和民众演出了几百场戏。

随着实地工作的开展，服务团工作逐渐走向常规化、日常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面向军队的，二是面向伤兵医院的，三是面向地方和社会的，目的是宣传和动员军民，促进军民合作，使之互通声息，打成一片，共同抗日。

运用Epidata 3.1对数据进行双录入，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资料以例数（%）表示，采用x2检验进行组件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服务团开赴战地，随军队服务，到底做什么工作呢?罗卓英在接见初到战地的服务团时，给予了具体指示:第一，唤起民众(宣传、组织、鼓励、运输);第二，侦查汉奸;第三，勉励战士，救护伤员，纠察军风军纪;第四，考查地方公务人员工作实况。⑩罗卓英:《做大事》，胡兰畦编著:《战地一年》，第2页。 服务团最初的工作，就是围绕着罗的指示展开的。在开头的三天里，服务团分为3组，对钱家宅附近两里周围的村子展开挨门挨户的调查，一边联络感情，一边进行抗战宣传;在此基础上，组织召开保甲长联合会，指导、帮助保甲长协助军队，帮助解决士兵向农民强买鸡而发生的矛盾等。①秦秋谷:《从东线到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3期，1938年6月 5日，第 20—22页;《去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9期，1938年12月1日，第21—22页;《去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第17—18页。秦秋谷:《在战区里的劳动妇女服务团》，《国民》第1卷第19期，1937年11月19日，第448页。

面向伤兵医院的工作主要是服务好伤员，宣传和营造出军人为国为民流血牺牲是光荣的、值得尊敬的氛围和社会空气。这样，使得伤残者在后方能够安得其所，不仅稳定了后方，而且激发了伤愈者的斗志，从而早上战场。1937年12月，服务团撤退到南昌，很快发现“最需要的是慰劳伤兵工作”。第二天晚上，在江西省抗敌后援会的协助下，她们就在湖滨公园开第一次慰劳负伤将士游艺会;此后接连几天，她们马不停蹄地奔赴几个伤兵医院进行慰问;16日，在公安局大礼堂又演一次戏，并将当晚的门票收入捐给伤兵医院俱乐部;后来，又到40、69等医院和分院为重伤的官兵演戏慰劳。⑩秦秋谷:《去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第18页。 1938年3月下旬，由于前线激战，地处歙县的40兵站临时医院伤兵剧增，有1000多号伤病员，原有护理人员忙不过来，服务团立即组织人员到伤兵医院服务。先是发现医院医疗条件很差，没有床，很多伤兵都睡在潮湿的地上，经过服务团与医院的交涉和向总部报告，很快送来了竹床;接着团员们热情诚恳地给伤兵换药、喂饭喂水、代写家书、读报教歌、端尿端水、洗血衣被等。每天“起早贪黑地干，还是忙不过来，换下的血衣都要堆成山了”;刚刚加入服务团的新成员尹峰等，“双手都洗破了”，后来不得不发动当地妇女编成洗衣队，每日从团部所在地轮流坐汽车到兵站医院去。服务团在临时医院工作前后达一个多月。①胡兰畦记述了淞沪抗战中抢救伤员的情况;服务团团员杨丽川则记述，淞沪抗战撤退时，她们就做了许多伤兵的工作，为伤兵烧水、煮粥、擦洗伤口和换药。分别参见胡兰畦:《救伤记》，《战时妇女》第2期，1937年，第4页;胡兰畦:《救伤记(二)》，《战时妇女》第 3期，1937年，第4页;杨丽川:《从上海撤退到九江》，《青春在战火中》，第75—76页。郑里明:《动员群众服务伤兵》，张荻秋:《在临时伤兵医院》，尹峰:《从青年救国团到战地服务团》，《青春在战火中》，第 79—80、95—96、131—132 页;徐永春:《妇女洗衣队》，柳秀娟:《结束一场风波》，胡兰畦编著:《战地一年》，第136—149页。 1939年春，南昌会战期间，赣北战事激烈。在安置大批伤员的宜春，胡瑞英带领团员到88兵站医院为伤员洗血衣;在新余，服务团发动当地妇女识字班的妇女，一起护理伤兵，捡拾和自带柴草烧水为伤员烫洗血衣，应伤兵要求为去世的伤兵争取棺材安葬、送伤兵转院等。② 胡 兰畦:《我们的生活》，《华美》第1卷第30期，1938年，第726页。龚琦玮:《洗血衣》，《战地二年》，生活书店1939年版;张荻秋:《在临时伤兵医院》，《青春在战火中》，第96—99页。

面向地方和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调查情况、抚慰、宣传和动员群众，以使军民打成一片、群众协助军队抗战。早在淞沪抗战慰劳期间，服务团得知火线人们逃走、秋稻无人收割，某师政训处正组织农民到前方割稻后，便组织了几十个农民、上百个妇女于某夜到前线割了80多担谷子，军民尽欢。①胡兰畦:《火线上的妇女割禾队》，《群众》第1卷第3期，第49—51页。 在从淞沪撤退到南昌的途中，服务团做了不少宣传与动员工作。在宜兴徐舍附近的清山宇，服务团一边“和当地的老百姓谈话作口头宣传”，一边教围着她们的小朋友们唱歌，“给他们看抗战画刊”;在徐舍，又展开了“一次宣传和家庭访问”，同时教小朋友们“唱打倒东洋歌”。②秦秋谷:《从东线到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3期，1938年6月5日，第21—22页。 在强埠镇，她们站在茶馆长凳上，面对着围拢的群众，就宣讲起抗战的意义，唱起救亡歌曲来;在桠溪镇，团员们面向壮丁队、自卫队、大刀队唱起了歌，胡兰畦还向群众发表了即兴演说;在芜湖附近的濮家镇，她们又是和民众谈话，又是到小学校去访问，请学校开学负起教育的责任来。③秦秋谷:《去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9期，1938年12月1日，第21—22页。 在九江，团员们不仅说服了拒客的客栈老板娘，而且向其宣讲了老百姓要帮助军队抗日的道理，她们还走上街头写标语、作口头宣传，并向九江女师自治会传授了开展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④秦秋谷:《去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第17—18页。1938年8月，服务团在景德镇展开调查，收集问题，先后在浮梁召开了救亡团体联席会议和保甲长座谈会，提出了抗日救亡团体应相互协作、抽丁应公平、县政府和省政当局应统筹安排运输和工役等建议。⑤秦秋谷:《农民和保甲长》，《妇女生活》第6卷第12期，1939年1月16日，第22—23页。

遵循权威性、严谨性和完整性三大原则，本文的政策样本主要来自于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和北京市环境保护局门户网站。在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中，将发布部门设置为北京市，以“机动车”、“车辆”、“汽车”、“交通”等作为关键词，检索时间设置为2013-2017年。在北京市环保局门户网站中，以“权威发布”栏目为主要信息来源，从中筛选出2013-2017年与机动车污染防治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共搜集政策文本56份，经筛选确定本研究的样本47份，形成政策一览表（如表1）。

以上所述，只是服务团地方和社会工作的一些片段或某些场景，从中可以透视服务团的日常社会服务工作概貌。服务团面向地方的工作，有时并不直接和军队有关，但工作的目的是安定地方和后方，保持军队和地方的良好互动，塑造军队的“亲民”形象，加上团员通常是以“女兵”的身份进行，易于和老百姓沟通，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特点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就妇女界的抗日救亡来说，除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外，还有谢冰莹、郑倚虹等组织的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吴奇伟的军部中工作)、为卢汉指挥的滇军60军服务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为川军23集团军服务的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等许多妇女团体。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既不是第一个奔赴战地服务的妇女战地服务团，又不是最后结束的妇女战地服务团，也不是规模最大或最小的妇女战地服务团。①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是第一个奔赴战地服务的妇女战地服务团(1937年9月)，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可能是最后结束的妇女战地服务团(1942年初结束);至于规模，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80余人，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66人，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11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核心为37人，其最高数82人未得到胡兰畦、胡瑞英等核心人员的认同。参见谢冰莹:《冰莹日记》，香港人文出版社1941年版，第5页;《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王文珍谈抗战中的湖南妇女》，红网 2015 年 8 月 24 日，http://hn．rednet．cn/c/2005/08/24/735562．htm;陈祖英:《抗战中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云南日报》2005年8月18日第7版;鲁南:《抗战中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湖北档案》2010年第3期，第38—39页;王兰英:《碧血丹心映征程——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纪实》，《文史杂谈》2003年第6期，第60页。与当时的其他妇女战地服务团相比，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第一，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始终保持劳动妇女的本色。如前所述，服务团的第一批成员中，9人原是工厂的女工，2人是知识分子(胡兰畦和秦秋谷)。正因为服务团绝大多数成员来源于工厂的女工，服务团才定名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到1938年10月，除胡兰畦外，服务团26名成员中，“有十六个是劳动份子，九个知识份子，一个农村姑娘”② 秦 秋谷:《纪念战地服务一周年》，《上海妇女》第2卷第5期，1938年12月20日，第17页。，出身劳动分子的成员几占2/3的比重。罗军总部曾一度想去掉“劳动妇女”4个字，将服务团改名为“十九集团军战地服务团”，结果遭到胡兰畦和服务团成员的婉拒，后来改名为“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保持了劳动妇女的本色。事实上，服务团成员们的工作表现是踏踏实实的、吃苦耐劳的、任劳任怨的，生活是艰苦补素的、牺牲了个人爱情的，与劳动妇女的本色是名实相副的。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服务团团员对此都引以为豪。③李祥梅:《牢记铁的纪律》，秦秋谷:《团长胡兰畦和我们在一起》，《青春在战火中》，第109、250—251页。这个特点是其他以学生身份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妇女战地服务团所不具备的。

对于服务团内中共的活动，罗卓英总部尽管不是很清楚，但有所觉察，严加防范。胡兰畦回忆，服务团到罗部服务不久，在其回上海招收第二批团员期间，罗部杨秘书就召集第一批团员开漫谈会，结果“我们的团员毕竟太年轻、太单纯”，受到杨的哄骗，“都真诚、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如胡瑞英、郑惠珍、龚琦伟、李亚芬、张定堡、金敏玉、李惠英都是共青团员，胡瑞英还坐过牢等，在这个会上，都全盘说了出来”。1938年初，服务团发现，她们“到老百姓家里去做工作，刚一走，秘书处就派童子军去调查我们对老百姓说了些什么。有时，他们甚至还派便衣侦探去调查”。乔文田失事死后，罗部将服务团团员一一隔离谈话，使得服务团团员“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团员在精神上却受了很大的打击。她们觉得这次审讯，说明总司令部对我们不信任……罗卓英看来对我们也是有戒心的”。1939年春，服务团下各师部慰劳，人还未到师部，主管政治工作的罗部特派员办公室的电报就已先到各师政治部，提醒注意服务团的言论行动，胡兰畦感觉服务团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中。④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 358—360、376、418、438、480—481，337、372、403、431—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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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一个核心人物胡兰畦，她的个人特质和魅力使得服务团对内极具凝聚力，对外便于开展工作。胡兰畦是四川成都人，出生于1901年，1920年毕业于成都毓秀女子师范，1927年毕业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9年至1936年，除中途短暂回国外，大部分时间呆在欧洲。1930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1939年春在湖南衡山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期间，参加了国民党和三青团，同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在此之前，她与杨森、陈毅、何香凝、宋庆龄、李济深、范长江、胡愈之、陈农菲(陈同生)、田汉等关系密切;见过蔡特金、高尔基、西格斯、法捷耶夫、莫洛托夫等世界风云人物;坐过德国监狱，著有《在德国女牢中》;编辑出版过袖珍期刊《小把戏》和《战鼓》壁报。

1939年后，在国民党反共风潮日起和国共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尤其是前述战干团的加入，服务团党支部分析形势后认为，“再留在罗部工作已毫无意义，到延安或去新四军工作对革命更加有利”，并派组织委员任秀棠以治病的名义前往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请示。1940年6月，任带回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同意批示。⑤ 胡瑞英、郑里明:《抗日前线的一个地下党支部》，胡瑞英:《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青春在战火中》，第 51—60、193—194，62、194 页。最后，除身患肺病的尹卜驹提前3个月撤出外，服务团20多名党员和积极分子，以战地工作3年请求探亲3个月的名义，在1940年10月5日以后，分批撤出了罗部。而早在1940年春，从战区巡视回到总部(驻扎江西分宜)随即病倒的胡兰畦，以到衡阳就医的名义，离开了罗部，没有再回来。⑥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471—472页;胡瑞英、郑里明:《抗日前线的一个地下党支部》，秦秋谷:《团长胡兰畦和我们在一起》，《青春在战火中》，第62—63、261—262页。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就这样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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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既做军队动员，又做地方和社会动员，协调和密切军队与地方的关系。通常说来，因团体性质、成员等的不同，抗日救亡团体的工作有所区别。如地方上的抗日救亡团体主要面向社会各界进行抗日宣传和救亡动员，虽有时也对军队进行慰问，但不是其主要工作。即便是妇女战地服务团，其工作也主要是在战地。如在滇军卢汉60军中服务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其工作主要是在军中慰问演出、救护伤兵、成立“六十军难童教养院”收容战争孤儿。①尹仑:《中国抗日战争的社会性别研究——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为例》，《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主要是为淞沪抗战中的军队服务，会战结束后，服务团基本就解散了。②维特:《写在前面》，谢冰莹:《冰莹日记》，香港人文出版社1941年版，第5—8页。 相对来说，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的工作范围比较宽泛，不仅要深入前线对军队进行宣传、动员和服务，而且要做好伤兵的救护、慰问和其他服务工作;不仅要深入地方救济难民，宣传和动员群众，而且通过撰文、办刊、出书等对社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总之，实现军民良好合作、共同抗日是服务团的最高工作目标。符合这一目标的所有工作，都是服务团的职责所在。服务团不仅是军民之间联系的桥梁，也是军民关系的润滑剂。

第四，虽在八省留下抗日救亡的足迹，但东南各省是服务团抗日救亡的主战场，尤以东南的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为主。战地三年中，服务团先后在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河南、湖南等八省市留下了抗日救亡的艰辛足迹，行程两万里。其中，在河南(鸡公山顶)只有一天、湖北(武汉)两个月左右、上海三个月、皖南八个月左右、江西21个月左右。可见，东南各省是服务团抗日救亡的主战场。抗战时期，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不可胜数。但是，绝大部分抗日救亡团体是以行政区域为归依的。如全国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各省各县甚至各界别都相应成立了分会。相对而言，这些分会大都是在当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与动员的，即使有跨区域的工作也大都限于选派代表赴前线慰问部队③ 如 1939年6月，上饶、弋阳、贵溪三县联合组织了一个农村妇女战地服务团，在赣东前线做慰劳工作。其慰问区域没有出省，但跨出了县域。柯嘉:《妇女工作在江西》，《广东妇女》1940年4月15日，第9期，第38页。，不如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等少数团体这样广泛展开跨区域的工作。

第五，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产物。服务团虽名为“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但这只是其成立时和平常的通俗叫法，其后来的真正全称是“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因此，服务团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动员单位，隶属于罗卓英领导，其直接领导机构是罗军总部秘书处。服务团团员都是穿着军服、打着绑带的有编制的“女兵”。④ 胡 兰畦记述，服务团组建后到18军军部的第二天，“副官处给每人送来一套灰色棉布军装，一顶军帽，一副绑腿，还有一个一寸长、两寸宽，印有青天白日旗帜的符号，写着十八军军部妇女服务团团员的名字，没有官衔”。参见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332页。 尽管如此，服务团又是一个以中共组织为骨干力量的抗日救亡团体。如前所述，服务团内建有秘密的中共支部，党员数量曾达16人;支部先后得到陈毅、项英、邓颖超、叶剑英等的直接指导。⑤胡瑞英、郑里明:《抗日前线的一个地下党支部》，《青春在战火中》，第53—58页。 胡兰畦本人也是中共秘密党员，其工作先后得到陈毅、项英、王明、孟庆树、叶剑英、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指示。对于服务团内中共的活动，罗卓英总部应该说是有所觉察的，因而是一边加以利用，一边加以限制和防范。在大敌当前的抗战初中期，这是国民党“妥善利用”国内其它政治力量的通常方法。⑥张发奎口述、夏莲英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及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178页;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在某种程度上说，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辉煌三年，是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结果。

四、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战地服务和社会动员作用

八年全面抗战，是中日之间的军事生死决战。长期以来，在军事战场，向来是男性的专利，是男人们的专有战场，是男性贡献国家与民族的独特场域。虽然古代有梁红玉抗金、穆桂英挂帅、杨门女将，近代有太平天国的洪宣娇等传奇女性出没于战场，但是这些女主人公或属“豪门”，或出身于“将门”，都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女性，属于军事战场上的“例外”或“另类”。而在八年全面抗战的战场上，人们却看到了上海劳动妇女等普通妇女真正从军的实例。这些普通妇女，既做军队服务和动员，又做地方和社会动员。她们不仅是军队和社会士气的鼓动者，而且是军民联系的桥梁，是军民关系的润滑剂。妇女从军，无疑凸显了普通女性在中华民族抗战中的特殊作用，也彰显了女性在历史大变革中的应有价值。

八年全面抗战，更是中日两国国力的综合比拼。抗日救亡团体则是将全国各党派、各地区、各阶层、各群体、各民族人力和物力，凝聚成综合国力与战力的关键纽带。作为抗战初中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产物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1937年10月至1940年10月的三年中，先后在沪苏皖赣浙鄂豫湘等八省市留下了舍己救国的艰辛足迹，其战地服务和社会动员成绩是实实在在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0月开始到1940年9月止，服务团共召开民众大会257次、保甲长会议23次、妇女茶话会97次，发动妇女做鞋130余双，成立补习班和识字班52个，参加的有577人，组织儿童团和少年团49个、团员1738人，慰问出征军人家属118次，在新余、上高帮助101户农户割稻251亩、打稻313担，在分宜帮助63户农户车水86亩、耘禾152亩，救济难民429人(发放钱米)，为民众治病3047人;侦查汉奸56次，慰问安徽和江西前线部队172次、后方政训部队45次，为部队和驻地民众演戏240次，在罗军总部设立士兵俱乐部1所、士兵补习班2所，给官兵治病281人，带领民众到伤兵医院慰劳281次，为伤兵换药4021人、洗血衣4573件、代写书信 872封、赠送慰劳信12500封，设立伤兵俱乐部1所;出版图书23700本(不包括《战地三年》出版的册数)，编辑出版了《战鼓》周刊和《战鼓》墙报、《播音台》墙报和《留声机》三日刊，秦秋谷、李亚芬担任了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他们和胡兰畦在国际新闻社、《江西妇女》《妇女生活》《新华日报》《大公报》《战时妇女》等16家报刊发出战地通讯92篇。①胡兰畦:《三年的总决算》，胡兰畦主编:《战地三年》，第303—311页;寄洪:《放胡兰畦女士——两年来的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妇女生活》第7卷第11、12期合刊，1939年9月1日，第25页。上述统计数字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从统计类别的庞杂，不难看出服务团动员和服务工作的广泛性。

服务团在军队、地方、社会的服务和动员是有效的，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军队宣传和动员方面，如在淞沪战场上，服务团成立后开赴前线工作不到10天光景，就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原本军民隔阂的状况一改为“军不扰民民拥军”，其工作得到了军民的交口称赞。②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第333—334页。在伤兵工作方面，过去有着“军纪不好”、经常借口“发脾气，敲碎碗盏、骂看护兵”的南昌伤兵们，经过服务团马不停蹄地到伤兵医院看望和演戏慰劳、捐献演出门票收入后，“被她们的至诚感动，不少伤兵竟听得流下泪来。从此伤兵非但不再闹事，而且热烈地要求重上前线。地方秩序得以安定不少;当地的民众感激得了不得，抗敌后援会的会长竟至向他们打躬作揖，称道她们功德无量。”③ 秦 秋谷:《去皖南》，《妇女生活》第6卷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第18页;《胡兰畦访问记》，《光明》第1卷第2期，1938年，第27页。在地方工作方面，罗卓英观察到，1938年春的皖南，虽然风雪交加，道路泥泞，但是总部周围20里的妇女群众还是赶来参加服务团举办的三八妇女纪念会;同年6、7月间，在服务团工作的皖南和浙西各地，民众们一“听到他们激昂而嘹亮的歌声”，便“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帮助军队做破坏交通、输送伤兵等等的工作，收获了伟大的效果”。④ 罗 卓英:《做大事》，胡兰畦编著:《战地一年》，第2、5—6 页。 许多农村姑娘羡慕服务团员当女兵，纷纷跑来要求参加服务团。新余珠珊丁家村的一位寡妇，坚决要求服务团接纳自己的女儿丁彩凤当兵;⑤ 转 引自李凤平:《战火中飞扬的青春——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新余》，《党史文苑》2015年第19期。服务团员曹自刚则是被在其家乡醴陵从事宣传动员的服务团所吸引，在服务团离开其家乡后，自动追赶队伍至南昌得以加入的。⑥曹自刚:《追赶女兵队伍》，《青春在战火中》，第153—155页。 在社会宣传工作方面，服务团创办的各种墙报和刊物，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如定期出版的《战鼓》墙报，编排醒目，图文并茂，标题用彩色，读者总是挤得满满的。①尹峰:《从青年救国团到战地服务团》，郭立言:《到抗日前线去》，秦秋谷:《壮志从戎不投笔》，《青春在战火中》，140、147、186 页。《朝鲜世祖实录》卷17，世祖五年九月癸未，第7册，第346页。胡兰畦和秦秋谷、李亚芬等所发表的通讯和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服务团编辑出版的妇女儿童读本、《大战东林寺》剧本、《战地一年》《战地二年》《战地三年》等不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记忆，而且深深影响了当时社会。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等党派领导下，许许多多和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一样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以及类似于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中普通妇女的中国老百姓，在全面抗战的各条战线上，任劳任怨忘我工作，不记小我舍己救国，才铸就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钢铁长城，迎来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59]Chi-shad Liang, 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Neutr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1990, 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