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圣惠方》成书于北宋初期，虽然名为方书，实际上是对医学各科疾病的辨证论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其内容亦是理、法、方、药俱备。“从脾论治”是脾藏象理论应用于临床的具体体现，也是研究脾藏象理论对临床指导作用的切入点，能够为临床各系统疾病及疑难杂症开辟新的诊疗思路。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太平圣惠方》记载了从脾治疗“多涎”“心腹疼痛”“呕吐酸水”“脾藏中风”“咽喉不利”“舌强不语”“口舌生疮”“舌肿胀”等多种病证。现遵循藏象学说及脏腑经络辨证研究的思路，从脾本脏病证及脾经络所系肢体官窍病证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以启发和指导临床从脾治疗多种现代疾病。

1 脾本脏病证的定位定性及治法方药

1.1 脾本脏病证的定位 对于脾病的辨证论治，《太平圣惠方·卷第五》列“治脾藏风壅多涎诸方”“治脾藏虚冷泄痢诸方”“治脾气虚腹胀满诸方”“治脾藏冷气攻心腹疼痛诸方”“治脾藏冷气腹内虚鸣诸方”，将“多涎”“泄痢”“腹胀满”“心腹疼痛”“腹内虚鸣”等视为脾病的主要症状并细析其病因病机。如“多涎”定位在脾，因脾具有“受水谷之精，化为气血，以养脏腑，灌溉身形”的生理功能，若脾气虚弱，气血不足，卫外不固，风邪乘虚侵入足太阴脾经，“脾藏风壅”，致脾运化功能失常，水湿不化，凝聚成涎，因此定位在脾。“心腹疼痛”是由于“脾积冷气，乘之于心，正气与邪气交争，上下相击”，气机逆乱，令心腹疼痛,故病变的部位在脾。

从而可见，《太平圣惠方》认为“多涎”“心腹疼痛”是因风寒湿热之邪、饮食不节、气虚等，致脾失健运、升降失常而出现,所以定位在脾。

1.2 脾本脏病证的定性 《太平圣惠方》记载“脾得水湿”“脾藏冷气”“饮食生冷”伤脾，可引起“水泻”“腹内虚鸣”“呕吐酸水”，并载“脾实”“脾虚”,根据风、寒、湿、热、饮食、劳倦、气虚等病因病机，辨别寒热虚实病变性质。

如“呕吐酸水”，脾喜燥恶湿，湿邪伤脾，则脾气不升，胃气不降而上逆，故属湿邪伤脾之实证。

2.2 脾经络所系肢体、官窍病证的治法方药 《太平圣惠方》在阐明“脾藏中风”“咽喉不利”“舌强不语”“口舌生疮”“舌肿胀”等病证的病变部位、病因病机后，针对临床出现的不同症状，列举治法方药。例如，脾藏中风 “多汗恶风，舌强语涩”,因脾气虚弱，肌肉不实，腠理开疏，风邪乘虚侵入足太阴脾经，气血运行不畅所致，属脾气虚风邪入侵之证，采用疏通腠理、健脾益气之法治疗，方选防风散，药物组成为防风、人参、麻黄、川芎、附子。脾藏中风症见“口面偏斜，手臂腰脚不遂，头痛烦热”，属风热伤脾证，采用健脾祛风清热之法治疗，选用羚羊角散方，药物组成为羚羊角屑、旋覆花、前胡、茯神、羌活、薏苡仁、人参、麦门冬、甘草。

《太平圣惠方》认为小儿“多涎”以风热伤脾为主，而根据相兼脏腑的不同，而有“脾肺风热”“心脾壅热”的论治差别。例如，“多涎，心胸壅闷，不下乳食，昏昏多睡”，是因“风热壅结，在于脾脏，积聚成涎”，治法为祛风清热除涎，方选铅霜散，药物组成为铅霜、龙脑、牛黄、半夏、白附子、炙甘草。“膈上多涎，心神昏闷，少欲乳食”，属“脾肺风热”证，采用祛风清热除涎、健脾宣肺之法治疗，采用防风散，药物组成为防风、羚羊角屑、黄芩、枳壳、人参、甘草。若“多涎”属“心脾壅热”，用清心泻脾化痰之法治疗，选用牛蒡子散，药物组成为牛蒡子、栀子仁、枳壳、芒硝、郁金、甘草。

这一环节是观察长方体模型，从中抽象出长方体、长方形、线和点．设计这一环节是为了延续上一个环节，学生在“模糊抽象”的基础上，对熟悉的长方体进行从整体到局部的观察，完成对图形的第二次抽象．这一次抽象的过程，让学生完全理解了如何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的方法，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会根据这一数学活动的经验，去做出判断和选择．

2 脾经络所系肢体、官窍病证的定位定性及治法方药

治“咽喉不利”，采用清热利咽法，方选枳壳散、射干散、升麻散、犀角散等。咽喉不利而兼见“头痛心烦，四肢壅闷”，属热壅气滞实证，采用清热利咽行气之法治疗，方选枳壳散，药物组成为枳壳、黄芩、柴胡、石膏、玄参。咽喉不利而兼见“烦渴，头痛”，属热盛伤津证，采用清热利咽生津之法治疗，选用射干散方，药物组成为射干、石膏、升麻、大青叶、葳蕤、赤茯苓。

该次研究显示，病例组血清CysC、RBP4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单独应用灵敏度分别达到 77.50%、85.00%，超过出传统的肾功能指标。从联合诊断情况，任意一个阳性，扩大的诊断的标准，灵敏度明显上升，但是与此同时特异度下降。而双阳性则反之灵敏度下降，特异度上升。从糖尿病肾病的管理角度来看，及早诊断、筛查高危对象，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推荐任意一个阳性作为糖尿病早期肾损伤的诊断标准，若两者均为阴性，也不应放松警惕，可以尝试定期复查，通过提升检测的次数，及早发现早期肾损伤的证据。

2.1 脾经络所系肢体、官窍病证的定位定性 《太平圣惠方》对“脾藏中风”“咽喉不利”“舌强不语”“口舌生疮”“舌肿胀”等头面、舌咽、四肢等肢体、官窍的病证，多从足太阴脾经进行论治。例如，“脾藏中风”，症见“口面偏斜，舌本强直，言语不利，舌强不能转，身重拘急，四肢不举，手臂腰脚不遂”，是因“脾气虚弱，肌肉不实，则腠理开疏，风邪乘虚入于足太阴之经”，使气血运行不利，气滞血瘀，经络闭塞不通所致，因此定位在脾，属本虚标实证。“咽喉不利”，表现为“喉中肿痛，咽喉窒塞，唇口肿，口舌干燥”。足太阴脾经“通于咽喉，连于舌本，咽喉者水谷之道路，神气之往来”，若脾气壅实，气机阻滞，上焦生热，热邪循经上扰于咽喉，则见足太阴脾经循行的唇口舌、咽喉部位症状，故其定位在脾，属脾实热证。

1.3 脾本脏病证的治法方药 《太平圣惠方》指出“多涎”的病因病机为脾气虚弱，风邪乘于经络，痰饮积聚，伏留脾间。其治疗应根据临床症状辨证用药。例如，“多涎，胸膈满闷，不下饮食”，或“痰涎烦闷，神思昏浊”，属脾气壅滞实证，治法为健脾祛风除涎、行气导滞，选用前胡散，药物组成为前胡、旋覆花、半夏、枳壳、麦门冬。“多涎，心胸不和，头目昏重”，属风湿伤脾证而挟热者，采用健脾祛风除湿，兼以清热之法进行治疗，方选旋覆花散，药物组成为旋覆花、犀角屑、前胡、防风、枳壳、赤茯苓、半夏、细辛、槟榔。“睡即多涎，头目胸膈不利”，属风壅痰滞而兼热者，采用健脾祛风、化痰除涎，兼以清热之法治疗，方选赤茯苓散，药物组成为赤茯苓、旋覆花、羚羊角屑、白蒺藜、枳壳、细辛、甘草、蔓荆子、桔梗。若中风“语涩多涎”,属风热伤脾证，采用熄风清热化痰之法治疗，选用牛黄丸，药物组成为牛黄、犀角屑、铅霜、白附子、天竺黄、天麻。

《灵枢·经脉》：“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趾之端，循指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腨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骨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

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根本属性，索绪尔将它奉为语言学的第一原则，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我们发现，很多学者[2-8]却在著述中将任意性表述成了“符号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因为把所指等同于事物，不仅有悖于索绪尔的符号定义和任意性原则，实质上又回到了索氏所批评的命名论。换句话说，把所指和外部事物混为一谈，就彻底推翻了索绪尔语言学。那么，这一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学界迄今为止没有人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不揣浅陋，拟梳理前人的解释和争论，弄清问题的实质，以追问人们把所指等同于事物的原因为切入点，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进行深入探讨。

韩世玉等[6-11]研究表明，桑树叶片生长受桑树种类或品种的影响；黄丽玲等[12-13]研究表明，桑树叶片生长受气候条件的影响；许楠等[14-21]研究表明，桑树叶片生长受施肥水平等栽培管理水平的影响。桑树新梢与叶片的生长发育动态除受品种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外，还受气候、土壤和栽培管理等外部因素影响。在生产中前一年要加强水肥管理，使树体贮备足够的养分，满足次年新梢生长和叶片生长发育的养分需求。同时在新梢和叶片生长发育时期加强水肥管理，为其提供良好的营养条件。因此，在试验区条件下，合理施用催芽肥对促进桑树新梢和叶片生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喉中肿痛，唇口肿”，属热毒壅盛，采用泄热解毒、凉血利咽之法治疗，方选升麻散：升麻、射干、羚羊角屑、木通、大黄、芒硝、黄芩、赤芍药、络石藤、甘草。

3 总结

脾藏象辨证论治是构成藏象辨证论治的重要内容，“藏象辨证必须据脏腑经络定位，据病因病机定性，并以定位与定性合参”[1]。《太平圣惠方》对脾病证的藏象辨证论治具有以下规律特点:①根据藏象学说，脾具有运化水谷精微，化生气血，升清功能，及喜燥恶湿的生理特点，因而将出现上述这些功能及生理特点异常的病变，如“多涎”“心腹疼痛”“呕吐酸水”“水泻”“腹内虚鸣”，均定位于脾。②对临床症状表现在足太阴脾经所系肢体、官窍部位的病证，如“脾藏中风”“咽喉不利”“舌强不语”“口舌生疮”“舌肿胀”均定位于脾。③对脾病证的病因病机、寒热虚实进行辨别。④辨证论治，定位与定性合参，确定治疗法则，遣药制方。

《太平圣惠方》对脾病证的藏象辨证论治，在定位定性、治法方药方面均有所创新。《太平圣惠方》在卷第五列“治脾藏风壅多涎诸方”，卷第八十九列“治小儿多涎诸方”，首次以“多涎”单独作为病证辨证论治。《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都曾记载“多涎唾”“涎出续续不止”“吐涎”“喜涎出”的症状。《金匮要略》论“中风”中脏，云：“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2]《诸病源候论》记载“滞颐之病，是小儿多涎唾，流出渍于颐下”，“脾气冷，不能收制其津液，故令涎流出，滞渍于颐”[3]，指出因脾阳虚生内寒，不能温化水湿，涎液流出，停滞于腮，认为寒邪伤脾是其病理关键。此后，《外台秘要》治“心痛吐涎虚冷”[4]，提出脾气虚，风寒之邪乘虚伤脾，水湿不化是其基本病机，用防风茯苓汤方(防风、茯苓、半夏、干姜、人参、桂枝、甘草)祛风散寒、健脾祛湿。《太平圣惠方·治脾藏风壅多涎诸方》明确指出脾“若其气虚弱，则气血不荣，肌肉疏泄，风邪乘之于经络，致阴阳不和，中焦壅疏，痰饮积聚，伏留脾间，故令多涎。”临床又根据患者不同表现，辨别寒热虚实，分别施治。如对风湿挟热伤脾者，用健脾祛风除湿清热法进行治疗，创制旋覆花散，该方在《外台秘要》防风茯苓汤基础上，用防风、茯苓、半夏健脾祛风化涎，加旋覆花、犀角屑、前胡清热化痰饮，枳壳、槟榔行气疏壅，去干姜、人参、桂枝、甘草等辛热之品，反映了宋代对疾病的归类趋于合理，处方用药极为丰富[5]。

《太平圣惠方》对脾病证从脏腑、经络两个方面定位，涵盖现代医学消化系统疾病(如“多涎”“心腹疼痛”“呕吐酸水”“水泻”“腹内虚鸣”)及脑血管、口腔黏膜等其他系统病变(如“脾藏中风”“咽喉不利”“舌强不语”“口舌生疮”“舌肿胀”)，对脾病证的病因病机认识较前人更加深入，遣药组方不但具有时代特点，而且具有较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对现代临床从脾治疗多种疾病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如研究表明，脾可以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冠心病、心力衰竭[6-7]，呼吸系统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咳嗽[8]，消化系统疾病如溃疡性结肠炎[9]，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10-11]，血液系统疾病如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12]，神经系统疾病如老年痴呆症等多系统疾病[13]。“从脾论治”现代各系统疾病理念的提出，是中医藏象辨证论治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的重要体现，通过以脏腑结合经络方法，探讨《太平圣惠方》从脾治疗多种病证的临床意义，可为临床从脾治疗相关疾病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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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仲景.金匮要略[M].何任,何若苹，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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