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从上层建筑到下层基础，无不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冲击。生存，成为当时中国各个层面的主题。于是，各个阶层开始了不同的救亡图存活动。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以至于新文化运动，经过一系列自身的革新，“科学”成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精神。“科学主义”也很快地波及到医药界，为了生存，中医必须“科学化”[1]，主张用科学研究“国医实效”，同样，针灸医学也必须揭开其神秘面纱，实现“科学化”。

以住村工作队为纽带，为结对村的村民送文化、送科技是一八三团创新民族团结一家亲“五送”活动的具体举措。这个团还通过知识竞赛、法律讲座、节日慰问、民族运动会、创业培训班、全民免费体检、免费拍摄全家福等为载体，不断丰富“五送”活动内容，拓展为结对户服务的门路，充分营造了全团各民族群众手牵手、心连心，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1 道之流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道、术之分。道是形而上者，术为形而下者；道是总的原理，术是具体运用。近代针灸医家在道的层面上，一方面试图融合西医学理论对传统针灸理论进行新的解读，另一方面也注重对于传统理论的继承与发扬。

1.1 针灸理论中西汇通 在经络认识、研究方面，受到西医学、日本针灸医学的影响，近代针灸医家更注重从神经生理角度对经络的形质及其功能进行阐发，如杨如侯在《灵素生理新论·论古方士以脑为一脏》一文中指出“任脉为交感神经节交感神经丛”“督脉为神经中枢”。尧天民引入血液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概念对经络营卫概念进行阐发[2]。在关于腧穴的定位方面，开始引入神经、血管、肌肉等解剖知识来定位腧穴，如承淡安在《中国针灸学》里提到：“中府，胸壁前之外上部，第一肋骨之下，外层为胸大肌，有胸廓侧神经、肋间神经侧支、腋窝动脉”。在取穴方面，医家们多从西医的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角度考虑，特别是神经分布的角度，尤其在神经系统疾病和某些内脏疾病方面，如杨医亚《近世针灸医学全书》在论述心脏疾病中提到：“刺激交感神经，可促进心脏之肌肉之收缩，而增加心脏之搏动。交感神经质针灸点为：由第七颈椎及第一胸椎之一拇指宽两旁，深约一寸乃至一寸五分之深刺，而传交感神经上中下颈神经节制刺激，以促进心脏之运动”。在针灸机制上，“经络即神经”这一观点，在近代针灸界成为主导思想，承淡安认为“针灸疗法是一种刺激疗法，……在身体之肌肉上予以刺激，或为兴奋，或为抑制，或用反射，或用诱导，发生调整生理机转之作用”。虽然有些理论现在看来过于简单粗糙，但是就当时而言这些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创新，对后世针灸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对临床亦具有指导意义[3]。

风机设备属平方转矩负载，其转速n与流量Q，压力H以及轴功率P具有如下关系：Q∝n，H∝n2，P∝n3；即，流量与转速成正比，压力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5］。因此可以有较大的节电率。

针灸与药，都是形而下之术，其形而上之医道，本就是一贯的。《素问·异法方宜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五术各有所宜，并无偏废。近代因特殊的历史时期，针灸一度遭到废止，为了生存和发展，针灸医家不断努力，将针与药并重、针与灸并重。如承淡安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在伤寒条文中汤剂部分，补充了针灸处方，建立了系统的伤寒针灸处方体系，不仅在伤寒病中，在温病、各类杂病中，也都详备了针灸处方，这拓展了针灸的应用范围。黄竹斋亦在临证治疗中，将针灸、中药、西药配合应用，这都对后世针药并用有着启发意义。

更有学者，发扬传统，如罗兆琚，其提出“穴性”概念，并将穴位分为八类，即气、血、虚、实、寒、热、风、湿，对针灸辨证论治体系及针灸处方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还首创针灸外科治疗学，著成了《中国针灸外科治疗学》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针灸外科治疗学的专著，对针灸外科治疗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7]。

另外，针灸医家往往在其著作中另开篇论述误刺或误灸补救法，如承淡安在《针灸薪传集》论误针补救法，记录了24个穴位误刺的反应和补救穴位和手法，其亦重视灸法，尤其喜欢用艾柱直接灸，列出了灸后处置法，灸痕化脓防治法、灸疮之洗澡法、于灸痕续行施灸之方法、施灸之禁忌。赵缉庵《针灸要诀与按摩十法》也论述了晕针挽救法，预防折针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针灸逐渐引入消毒法。另外，近代医家在其针灸医案里，往往都记录详备，包括病因病机分析，辨证取穴、操作具体手法、调护与预后，这些努力，都对针灸更好地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疾病诊断上，许多医家多遵《内经》之法、《伤寒》之理，用其指导临床，进行辨证论治，特别是经络辨证。如赵辑庵在针灸处方中，强调辨经选穴、辨性定法。辨经选穴，即是通过辨病变所属经脉或所属脏腑选相应经脉腧穴或脏腑俞募穴等；辨性定法，即是通过辨别病症的寒热虚实属性以确定补泻手法或灸法。陆瘦燕亦遵《内经》“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在针灸论治时，强调明辨十二经络的“是动病”和“所生病”，明疾病所属经脉或者所属脏腑，从而处方配穴[5]。另外，其遵《难经》所云，经气包括禀受于父母先天精气而产生的气(元气)和流行于经脉内外的营卫之气。其还发扬切诊，查“肾间动气”以候元气盛衰，切“虚里之脉”以候宗气，“冲阳”之脉以候胃气，“太溪”以候肾气，查“太冲”“颔厌”候肝胆之气，查皮部络脉辨寒热，查寸口人迎以定阴阳偏盛。

然而为了更好地将传统适应于时代的发展，针灸医家不断对古法进行改良，将晦涩难懂的古法尽量简化、规范化、标准化，使得针灸更为实用、更易掌握、更好地传播。如罗兆琚在《实用针灸指要》中写道：“补泻之法，门类殊多……遂致今之学者，畏首畏尾，裹足不前，深感无从下手之苦，甚或一味干预，孟浪施行，……总之，只认定随而济之、迎而夺之之八字，则补泻之能事尽矣。”如承淡安倡导针灸补泻的强、中、弱刺激以代替过去的补泻方法。对于针刺补泻，其认为：“综其要，不外针刺激之强弱与提插之迟数。或从近治或从远取，胥视其病症之虚实而适应之，虚者刺激宜弱，宜乎插，又宜乎近取，实者，刺激宜强，宜乎远取，不易别其虚实者则宜平刺之。其运针时间之久暂，则以得气为第一义。用针之要，在半尽于此矣。”对于灸之使用，其指出：“不限于虚证或慢性病，其效用与针治无以异，实症、急性症，灶宜大而壮宜多。虚证、慢性症，灶宜小而壮宜少。必持之有恒，斯可矣。”[8]

2.1 针术 道以驭术。近代医家在医道层面的继承与变革，也在指导着针灸之术的临床运用。如陆瘦燕遵《内经》《难经》原意，将针刺补泻手法基本归纳为“调和阴阳”和“疏调营卫”两类，前者有“徐疾补泻”法和“提插补泻”法。后者有“迎随补泻”法和“捻转补泻”法。其提倡“导气针法”“温针”和“伏针”[9]。另如承淡安引入西学指导针刺深浅，指出“深刺乃刺激神经干，宜于慢性病之酸麻疼痛及运动失效(直接刺激)。浅刺刺激神经末梢，如热病痉挛止暴痛(反射刺激)，针之起反射作用，以诱导他部之充血分散，譬如舌尖痛刺中冲而有效也”，其还总结针刺手法为兴奋作用之针法、抑制作用之针法、反射作用之针法、诱导作用之针法，改进古代传统针法，提出单刺术、捻转术、雀啄术、屋漏术、留针术、间歇术、震颤术、乱针术8种新针法。民国以前，捻转手法均为单向捻转，受到日本针刺手法影响，承淡安改进古法，提出“旋撚术”，即“针在身体刺入中，或刺入后，或拔针之际，右手之拇指食指，以针左右撚旋之，一种稍强刺激之手技，适用于制止，以兴奋为目的之针法”。这是将捻转手法由单向捻转变为往复捻转的开始，以后逐渐往复捻转成为了捻转手法的主流[10]。再如朱琏将刺激手法分为强刺激和弱刺激，强刺激使神经由高度兴奋转为抑制，弱刺激使神经适当兴奋。

2 术之变

1.2 传统的继承、发扬、调整 在对自身修养方面，许多医家仍强调练气与治神的重要性。如黄石屏之《针灸诠述》中记录其言曰：“吾始习少林运气有年，萃全力于指，然后审证辨穴，金针乃可得而度也”，将针灸与内功运气结合，即“内家纯将内功运气，为推查人气血脉络之变，用针灸以愈百病。”[4]承淡安亦在其针灸学术讲稿中，以自身为例，说明了“治神”的重要性，“先父在日谆谆以练气为嘱，由于先父不能说明为什么要练气，因而不能引起我的信心，但在临床治验上，我总不及先父的针效；久后相信先父所教注意练气，针效果然大增”。其假托紫云上人之名，编纂《运针不痛心法》，提出“运针不痛，端赖养气，养气不足，其功不著”。这些都是传统针灸的精髓，能够更好地将身心与天地合一，从而更好地感知患者之神色与针下之神气，发挥上工守神的效力。而在当代针灸教育中出现极大的缺失，当值得反思。

2.2 灸术 清晚期，吴亦鼎著有《神灸经论》，这是一本系统全面介绍灸法的集大成专著，同时期也出现了以特殊灸法为专著的书，比如《太乙神针》，这都反映了灸法当时活跃的生命力。灸法上，除了继承传统灸法外，还发展了桑枝灸、蜡灸、太乙神针灸、雷火针灸、温灸器灸、观音艾、念盈药针等。同时，灸具也层出不穷，不断地在创新和改善。承淡安认为“灸法效力比针强”，灸的本质不但是“一种热刺激之反应”外，还是“局部所产生加热蛋白体之异常分解，产生火伤毒素”，据此其初步制定了艾灸刺激量，根据壮数和大小，分为强、中、弱3种。还进一步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部位等制定原则和标准。其还提出了患部灸、诱导灸和反射灸。灸法广泛用于内、外、妇、儿各科疾病，不仅能治疗伤风感冒，更能治中风之类重疾。特别在外科疾病上，灸法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瘰疬、痔疾，民国很多期刊杂志都有其治验。在1920-1930年代霍乱、疟疾等传染病爆发，灸法更是广泛应用于传染疾病中，取得了卓越的效果[11]。

(3)弹性地基中的应力及位移的作用主要发生在正交各向异性板底部的有限区域内，在水平向大于板边长1.5倍，深度大于4倍板厚的区域，冲击荷载引起的应力及位移较小。

PCR产物经核酸电泳检测后,送至成都擎科梓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将所测定菌株的序列同GenBank中已提交的序列进行B1astN分析和同源比对，确定菌株种属，再利用MEGA 5.05构建系统发育树。

为了阐发古义，赵辑庵在《针灸传真》中，对补泻法进行了形象的比喻。如说泻法，与抽气筒类比，“欲泻其气者，如用抽气筒抽气，不住抽压，则筒乃成空，停手不抽，而求其气空，有是理乎?”如说补法，与洒水浇田类比，“欲补其气者，如洒水浇田，不住撒浇，则田乃尽溉而畦四满。停手不撒，而求田畦满，又有是理乎?”这都对学者更好地理解经典有着启发意义[6]。

3 启示

近代针灸界对传统针灸的继承，对西学的吸收和对传统的融合，奠定了当代针灸的基调，而且近代发展而来的承氏针灸、杨氏针灸、方氏针灸、黄氏针灸、陆氏针灸等流派对当代针灸的格局亦有着引领的作用。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把西学引入针灸，这是必然选择。为了被那个时代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将其简化；为了更好地传播，将其标准化，这都是必然的。但是，针灸仍然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

首先，近代以来，医之“道”已异化，再加上重“术”而轻“道”，针灸之“根”少了，也变了，“活水源头”渐渐在枯萎，这对针灸之术的发展是危险的。针灸之“道”是本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于《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的，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就失去了其灵魂，如果完全以西医之文化和思维来解读针灸，则是西医之“术”，是“异化”之针，“异化”之灸。

然后，对术的改造中，将传统繁杂的技法完全标准化、简化，这大大地削弱了针灸的生命力。因为传统的技法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之上，并需要医家结合自身的感悟来辨证施术的。正如《孟子》所云：“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汉代名医郭玉亦说：“医者，意也。”所以，一味地强调规范化与科学化，这不仅不能将中医发扬光大，还将丧失其精华，从而逐渐走向没落与消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名言同样适合于针灸。另外，抛弃古老的传统针法，不仅仅失去了其本身的完整性，也极有可能丢掉了其精髓。而当代，不仅受近代针灸变化影响很深，甚至是进一步发展。随着西医学科与学科之间更加精细化和结构化，特别是解剖学进一步细化，再加上利用神经生理学、组织胚胎学、实验方法学对针灸进行研究，这些都让针灸作用层次更加清晰，对指导临床确实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对提高临床疗效似乎并未取得期望成绩。而只有让根更加壮实了，才能更好地吸收外来的养分。只有继承好传统，才能进一步发展，一味吸收西学，只会迷失自己，只是在“术”里不断打转，不去用“道”贯穿，那样的“术”是走不远的。

因此，首先应该加强传统文化的修为，踏实继承传统医道，用“道”来驭“术”，再吸收其他医学知识，结合临床实践，然后才谈得上真正的发展。

直接举例说明这一点。还是以最熟悉的搭积木为例，笑笑连续搭了七八块高高的，忽然，轰一下倒了，孩子不耐烦，推着积木说“我不搭了”，转身就跑了。我呢，不指责他，也不叫他回来，我就坐在原地，继续摆弄我自己的这一栋房子，我故意让高楼轰一下也倒了，然后我夸张地自言自语：“哎呀，怎么倒了？真可惜，是下面的没放平吧？”我继续摇头晃脑：“没关系，我再来一次，这一次我每一块都摆得稳稳的。嗯，我一定会比刚才搭得高！”然后我开始一块一块地慢慢搭。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笑笑没有跑远，他站在那里仔细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很快，他被感染了，他兴奋地跑到我身边说：“我也会，我也能搭高高的。”然后，继续专注地搭积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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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魏稼.黄石屏及其学术思想考略[J].中医杂志，1987(4):56-58.

[5] 陆瘦燕.经络学说的探讨与针灸疗法的关系[J].中医杂志，1959(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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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琼.从近代中医药期刊管窥广西针灸名家罗兆琚[J].广西中药，2016，39(3):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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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义，郭长青.捻转刺法溯源[J].中国针灸，2013，33(7):615-618.

[11] 宋海坡，任宏丽，段逸山.近代灸法的学术继承与发展：以民国期刊《针灸杂志》为例[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3，31(3):507-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