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成立于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该组织在坚持伊斯兰主义的同时，致力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因此其意识形态兼具伊斯兰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双重属性。① 关于哈马斯的属性，参见Mohammed Ayoob，The Many Faces of Political Islam，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pp．112－130；Azzam Tamimi： Hamas：Unwritten Chapters， London： Hurst＆Company， 2007， pp．147－170．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年来，学界对哈马斯意识形态的研究不断深入，不仅对哈马斯意识形态中的“圣战”观、反犹主义等激进思想进行了探讨，② 陈天社：《〈哈马斯宪章〉理论渊源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4期，第89－106页。而且开始关注哈马斯意识形态温和化和务实化的发展趋势。③ 参见 Michael Irving Jense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Hamas：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London： I．B．Tauris， 2010； Khaled Hroub， Hamas：A Beginner's Guide， 2nd Edi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10； Azzam Tamimi， Hamas：Unwritten Chapters， London： Hurst＆Company， 2007； Shaul Mishal， “The Pragmatic Dimension of the Palestinian Hamas： A Network Perspective，” Armed Forces ＆Society， Vol．29， No．4， 2003， pp．569－589；Nimer Mohamed， “Charting the Hamas Charter Changes，” Insight Turkey， Vol．11， No．4， 2009， pp．115－130；Khaled Hroub， “A ‘New Hamas’ through Its New Document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35， No．4，2006， pp．6－27； Tristan Dunning， “Islam and Resistance： Hamas， Ideology and Islamic Values in Palestine，”Critical Studies on Terrorism， Vol．8， No．2， pp．284－305。本文通过分析哈马斯在三个重要时间点发布的体现其主张、战略和奋斗目标的三份纲领性文件，围绕哈马斯对巴勒斯坦土地的认知、对以色列的态度和斗争方式三大核心问题的立场变化，审视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演变历程、特点及其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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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演变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主张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以下简称“巴解组织”）在与以色列的斗争中屡受挫折，实力遭到削弱。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以冲突转入政治解决阶段。④ 姚惠娜、黄民兴：《试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及特征》，载《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第59页。部分巴勒斯坦穆斯林对巴解组织感到失望，转而寻求加入伊斯兰组织进行反以斗争。⑤ 刘中民：《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政治发展与国际关系视角的审视》，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将解放巴勒斯坦的诉求和伊斯兰教教义结合在一起，⑥Mohammed Ayoob， The Many Faces of Political Islam，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p．126．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动员广大民众，逐渐发展壮大。

1973年，哈马斯的前身——宗教慈善组织“伊斯兰协会（Al-Majma'al-Islami）”在加沙地带成立，该组织为巴勒斯坦民众特别是当地难民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在此阶段和哈马斯成立初期，哈马斯与其他伊斯兰政治组织的目标基本相同，即通过宣教和提供社会服务，重构巴勒斯坦社会。哈马斯将伊斯兰教教义应用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反对巴勒斯坦社会的世俗化和西方化，推动当地社会的伊斯兰化以实现建立基于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这一政治目标。① Wendy Kristianasen， “Challenge and Counter Challenge： Hamas'Response to Oslo，”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28， No．3， 1999， p．10．

哈马斯在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先后发布了三份体现该组织的战略、目标和主张的文件。其成立之初发表的《哈马斯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已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巴以局势和地区环境，也不能满足外界对哈马斯的认知需求。2006年，在哈马斯参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期间，它曾发布名为《变化与改革》的竞选纲领，开始初步调整其意识形态。2017年5月1日，哈马斯又发布了《一般性原则和政策文件》② 参见“A Docu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Hamas， May 1， 2017， http：／／hamas．ps／ar／uploads／documents／06c77206ce934064ab5a901fa8bfef44．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20 日。，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重申了哈马斯长期以来的立场，删去了之前文件中遭西方国家和美国诟病的反犹太主义的表述，传达了哈马斯在1967年6月4日边界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意愿，是该组织意识形态演变的最新体现。

1.管理模式陈旧，难以满足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畜牧业发展需要。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步深化，散养户一年到头不但没有经济效益，而且抵御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生猪市场不景气就有可能亏本，这样就迫使农村很大一部分农民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养猪，结果导致农村散养户锐减，传统的千家万户散养模式正在瓦解。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肉类（在我国主要指猪肉）食品需求量不断扩大，现代生猪生产的任务愈来愈重，从而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规模饲养户。

（一）《哈马斯宪章》——哈马斯成立宣言

1987年爆发的巴勒斯坦大起义直接催生了哈马斯。1988年8月18日，哈马斯发表了包含36项条款的《宪章》，并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广泛散发表达哈马斯政治主张的宣传物，呼吁在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并根据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哈马斯意识形态根源于埃及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和第二代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伊斯兰教为框架，从伊斯兰教教义和价值观中获得指导原则。③Khaled Hroub， Hamas：A Beginner's Guide， p．16． 《宪章》行文以宗教语言为主，《古兰经》和“圣训”是其主要来源。④ 陈天社：《〈哈马斯宪章〉理论渊源探析》，第89页。 《宪章》第七条强调“哈马斯是抵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圣战’的一环，和1936～1939年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斗争、1948年穆兄会的斗争以及1968年后穆兄会的‘圣战’运动一脉相承”⑤ “Charter of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 Hamas） of Palestine，” Muhammad Maqdsi， trans．，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No．4， 1993， p．124．。基于这种定位，哈马斯将其对以色列和犹太人发动的战争视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文明之间更广泛意义上的宗教战争。

然而，面对巴以冲突及巴勒斯坦尚未建国的现状，哈马斯将实现巴勒斯坦解放置于组织意识形态的核心。⑥Ibid， p．125．在解放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宪章》等其他宣言所阐述的内容与巴解组织发表的《巴勒斯坦民族宪章》前10条内容保持一致，⑦Khaled Hroub， Hamas：A Beginner's Guide， p．16．体现了哈马斯根据巴勒斯坦的具体现实，对班纳和库特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宪章》强调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和巴以冲突的宗教本质，将巴以冲突界定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对抗。因此，哈马斯最初的意识形态具有伊斯兰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双重属性，且更强调自身的伊斯兰属性。① Mohammed Ayoob， The Many Faces of Political Islam，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p．126．

1．巴勒斯坦土地问题

充分发挥县级政府的主导协调作用，强力整合涉农、涉水部门资金，按照“性质不变、渠道不乱、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集中使用，整体推进，最大限度地发挥项目区综合效益。

《宪章》认为，巴勒斯坦所有土地属于伊斯兰宗教遗产“瓦克夫”② 瓦克夫是指“一件财产的所有者以奉献‘安拉’的名义永久性地冻结了财产所有权，并把用益权奉献给伊斯兰教法确认的宗教慈善目的”。参见吴云贵：《瓦克夫制度的由来和演变》，载张永庆主编：《伊斯兰教与经济研究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不能分裂或被抛弃。伊斯兰教法规定，瓦克夫的所有权由其创建者转交给真主。在审判日之前，巴勒斯坦是授予历代穆斯林的瓦克夫，任何人不得放弃其中的任何部分。③ 陈天社：《〈哈马斯宪章〉理论渊源探析》，第92页。 根据这一原则，哈马斯认为以色列试图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声称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就是对伊斯兰教、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先祖土地的攻击。④ 同上。 因此，在巴勒斯坦土地问题上，哈马斯坚持巴勒斯坦是穆斯林的土地，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在伊斯兰国家建立殖民统治，因此是不合法的。哈马斯将巴以冲突的根源即土地问题“伊斯兰化”，旨在为界定巴以冲突的宗教性质及解决方式提供了合法性解释。⑤ Meir Litvak，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The Case of Hama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34， No．1， 1998， p．148．

2．对以色列和巴以冲突的立场

《宪章》中不乏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内容。《宪章》称，犹太复国主义建立在篡夺巴勒斯坦权利的基础上，它不仅敌视巴勒斯坦人及其诉求，而且敌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国家，这对全球安全和人类社会都是一种威胁。⑥ “Charter of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Hamas） of Palestine，” pp．124－132． 哈马斯认为，巴以冲突既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是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哈马斯批判巴解组织将巴以冲突界定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认为这种界定混淆了问题的本质和解决方式。⑦Ibid．， p．149． 《宪章》第九条和第十条指出，巴勒斯坦人未能从犹太人手中夺回土地的原因是没有真正坚持伊斯兰教。在哈马斯看来，解放巴勒斯坦只能运用伊斯兰的方式，伊斯兰教是唯一可以调动所有人潜力以应对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因此，巴以冲突的宗教属性意味着这是一场宗教和信仰之间的战争，是信仰和非信（kufr）的冲突，是真正的宗教与叛教者之间的冲突。

3．斗争手段

面对新时期的民间美术艺术传承需要，高校与社会须建立更为密切的合作，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有效转化，为民间美术提供更好的成长、生存空间。民间美术的传承需要把握与平衡地域文化、高校科研能力、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用灵活的产学研模式，实现文化、科技的创新融合，将文化转化为经济，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化资源的需求。

《宪章》强调，“圣战”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手段，哈马斯据此动员其成员进行“圣战”，“使真主的旗帜飘扬在整个巴勒斯坦”① “Charter of 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Hamas） of Palestine，” p．126．。哈马斯认为，阿以和谈无异于“向魔鬼屈服”，是对真主的背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所有协议只会对以色列有利，这是对阿拉伯人民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利益的出卖。② 刘中民：《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政治发展与国际关系视角的审视》，第239页。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来看，“圣战”也是哈马斯进行政治动员、提升巴勒斯坦人士气以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有效手段之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哈马斯不放弃暴力抵抗以色列的策略为其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使其成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先锋。

《宪章》对哈马斯的目标、愿景、战略以及对外交往方针都作了阐述，因此被视为哈马斯的成立宣言。然而，随着哈马斯斗争策略的调整和地区局势的变化，《宪章》在哈马斯的政治思想中不再处于核心地位。事实上，哈马斯领导人希望修改《宪章》，但缺乏采取行动的勇气，担心被外界理解为放弃该运动的基本原则。③Khaled Hroub， Hamas：A Beginner's Guide， p．29． 因此，哈马斯领导人发言时不再时常提及《宪章》，希望它逐渐被人遗忘。

（二）《变化与改革》——哈马斯竞选宣言

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爆发，标志着开启巴以和平进程的《奥斯陆协议》的失败。④ Jonathan Rynhold， “The Failure of the Oslo Process： Inherently Flawed or Flawed Implementation？”Mideast Security and Policy Studies， No．76， The Begin-Sadat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rch 2008， p．1，https：／／besacenter．org／wp-content／uploads／2008／03／MSPS76．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20 日。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哈马斯成为美国全球反恐行动的打击对象之一。以色列紧跟美国，借“反恐”之名对哈马斯创始人艾哈迈德·亚辛（Ahmed Yassin）及其继任者阿卜杜勒·兰提西（Abdel Al-Rantissi）实施“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集体遭受重创。同时，尽管有伊朗、叙利亚提供的资金和武器援助，但在国际社会哈马斯总体上仍处于孤立状态。因此，哈马斯希望通过参加巴勒斯坦民主选举，获得武装抵抗以色列的合法性及国际社会的认可和理解。从巴勒斯坦内部来看，一方面哈马斯奉行的武装抵抗策略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面对以色列不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哈马斯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巴解组织也在以色列的压力下，不断打压哈马斯。在此背景下，哈马斯作出了参加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的决定。2006年 1月 21日，哈马斯发布竞选纲领《变化与改革》（Change and Reform）。⑤ “Text of Hamas Legislative Elections Program，” Ikhwan Web， January 30， 2006， http：／／www．ikhwanweb．com／article．php？ id＝4921，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10 日。 2006年1月25日，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赢得了132个席位中的74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⑥Scott Wilson， “Hamas Sweeps Palestinian Elections， Complicating Peace Efforts in Mideast，”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2006，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1／26／AR2006012600372．html，登录时间：2018年3月20日。 自此，哈马斯开始以合法身份正式参与巴勒斯坦的政治进程。

在《变化与改革》的序言中，哈马斯阐述了参加议会选举的原因：维护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圣地之一——巴勒斯坦；支持坚持抵抗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解放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履行为改变巴勒斯坦现状、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痛苦以及减少腐败的职责；促进全国统一，加强巴勒斯坦国内战线。①Azzam Tamimi， Hamas：Unwritten Chapters， p．274．这意味着哈马斯明确了解放巴勒斯坦的具体任务和现实目标，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政治理念进行政治参与。

哈马斯的《变化和改革》文件史无前例地提出了该组织在巴勒斯坦社会、经济和政府治理等问题上的政策及其愿景。从内容上看，除序言和“我们的基本原则”外，哈马斯在文件中阐述了“内部政治”“对外关系”“行政改革和打击腐败”“立法政策和司法改革”“公共自由和公民权利”“教育政策”“宗教指导和布道”“社会政策”“媒体和文化政策”“妇女儿童和家庭问题”“青年问题”“住房政策”“健康和环境政策”“农业政策”“经济、金融和财政政策”“劳动问题”和“运输和边境口岸”②Ibid．， p．275．等巴勒斯坦内部问题，强调内部治理和改革。

在“内部政治”的条目下，哈马斯提出“巴勒斯坦公民社会”的前景以及基于共识和多元主义的国家统一的先决条件。哈马斯认为，巴勒斯坦政治行动的组织体系应该建立在政治自由、多元主义、自由组建政党、举行选举以及和平的权力更替的基础上，为实施改革、打击腐败、建立一个发展中的巴勒斯坦公民社会提供保障。

在与巴勒斯坦其他派别的关系方面，哈马斯提出通过对话解决内部分歧，禁止内部争斗和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在民主政治方面，哈马斯强调尊重言论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等权利，禁止因政治立场差异任意逮捕民众；维护公民社会制度，并在监督和问责方面发挥作用；巴勒斯坦的财富属于所有巴勒斯坦人，应用于巴勒斯坦的全面发展，禁止滥用、浪费和挪用公共财产，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打击腐败现象。下文主要分析哈马斯在三大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变化。

1．巴勒斯坦土地问题

哈马斯在《变化与改革》中强调，愿意在1967年6月4日的巴以边界的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这意味着哈马斯不再完全执着于巴勒斯坦土地的宗教属性和整个巴勒斯坦国家的历史边界。然而，哈马斯并没有完全忽略伊斯兰教对巴勒斯坦的影响：“历史上的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永远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这一事实也不会因军事或所谓的法律程序而改变。”③Ibid．“巴勒斯坦人民无论居住在何处，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巴勒斯坦人民仍处于民族解放的阶段，因此有权争取恢复自己的权利，使用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一切手段结束（以色列的）占领。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支持我们的人民，挫败（以色列的）占领，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①Azzam Tamimi， Hamas：Unwritten Chapters， p．276．由此可见，《变化和改革》以民族国家的概念为起点，强调将1967年边界作为巴勒斯坦国边界，不再执着于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全部土地。

《新政策文件》第16条指出，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行斗争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抵抗和“圣战”解放巴勒斯坦将继续是巴勒斯坦人和伊斯兰国家的合法权利、义务和荣誉。抵抗占领的所有方法和手段都是合法权利，受到神圣的法律、国际法和规则的保障。哈马斯提出了“管理抵抗”和“双重抵抗”的概念，强调使用“多样化的手段和方法”抵抗以色列的占领。③Khaled Hroub， Hamas：A Beginner's Guide， p．119．

“三新”统计是一项新的内容，也是新时期国家提出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新理念，随着“三新”经济的出现和深入发展，“三新”经济统计工作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只有结合实际，从健全制度、加强组织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等多方面入手，不断完善，才能逐渐突破难点，夯实基础，切实提高统计效能。

3．抵抗手段

3．抵抗手段

哈马斯认为，以色列的占领是“最丑陋的恐怖主义形式，应该运用各种手段抵制这种行为，抵制是由神圣的宗教和内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②Ibid．， p．279．。尽管如此，与《宪章》相比，《变化和改革》力图向外部传达哈马斯与国际社会接触的意愿，获得该组织在巴勒斯坦内部及国际社会的合法性，得到地区和国际上的资金支持，使武力抵抗以色列占领的行动合法化，推动巴勒斯坦政治民主化，消除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下简称“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等主要政治机构中的主导权。

1．巴勒斯坦土地问题

总的来看，作为竞选宣言的《变化和改革》主要描绘了未来巴勒斯坦的发展蓝图，强调了哈马斯与不同派别的合作以及在承认以色列问题上相对缓和的态度。然而，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宣誓就职后，法塔赫采取不合作态度，造成巴联合政府无法运转。2007年，哈马斯与法塔赫在加沙地带交火，最终导致哈马斯和法塔赫主导的阿巴斯政府各自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实行治理，出现了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令联合政府名存实亡。自2007年起，在埃及、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下，哈马斯与法塔赫进行了数轮和解谈判，但收效甚微，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和谈协议无法落实，《变化与改革》纲领也随之流产。

（三）《一般性原则和政策文件》——哈马斯新施政纲领

哈马斯胜选后，亟需调整内外战略和政策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首先，加沙地带遭受封锁。哈马斯单独控制加沙地带的第二天，以色列政府宣布完全抵制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政府，对加沙地带实施军事封锁。①Tamer Qarmout and Daniel Bél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Aid to the Gaza Strip，”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41， No．4， 2012， p．36． 同时，以色列继续扣留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征收的经由以色列出口到巴勒斯坦的货物的税款，由美国主导的四方机制（美国、欧盟、俄罗斯、联合国）对哈马斯实施经济制裁，暂停了对巴勒斯坦政府的所有经济援助和外交接触，哈马斯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②Are Hovdenak， “Hamas in Transition： The Failure of Sanctions，” Democratization， Vol．16， No．1，2009， p．70．2013年7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下台后，新上任的塞西政府对哈马斯采取敌视政策，长期封锁通往加沙地带的拉法口岸，加沙地带被全面围困。2014年，加沙冲突爆发，哈马斯元气大伤。2017年以来，哈马斯受到来自巴勒斯坦行政当局、埃及、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多重压力，陷入了严重孤立状态，哈马斯希望通过向外界发出积极信号以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其次，哈马斯内部出现分裂。哈马斯领导层在具体问题上立场不一，这不仅造成哈马斯内部的混乱，也引发了外界对哈马斯意识形态及其变化的猜测。一方面，哈马斯不同领导人的办公机构分布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及卡塔尔、叙利亚等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阿拉伯国家，这一客观现实导致哈马斯领导层之间沟通不畅，内部思想混乱。另一方面，哈马斯领导层有温和派、中间派和强硬派之分，持不同立场的领导人在具体问题上往往难以使用同一种声音对外发声，增加了外界对哈马斯的质疑和猜测。③Rafael D．Frankel， “Keeping Hamas and Hezbollah Out of a War with Ira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5， No．4， 2012， p．55． 例如，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分驻叙利亚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人对叙利亚问题发表了不同立场，导致哈马斯和叙利亚、伊朗关系日渐疏远，进一步加剧了哈马斯在地区的孤立处境。2017年2月和5月，哈马斯内部进行选举，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和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a）分别当选为加沙地带领导人和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出于组织内部稳定的需要，哈马斯亟需统一立场和战略，发布新的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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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变化和改革》未在国际上获得足够关注。作为哈马斯竞选宣言的《变化和改革》发布后未能落实，也没像《宪章》一样得到国际社会足够的关注。部分哈马斯领导人认为，《宪章》由加沙地带的一位领袖人物撰写，在匆忙情况下发布，发布前并未经过严密审核和充分协商。①Azzam Tamimi， Hamas：Unwritten Chapters， p．148； Khaled Hroub， Hamas：A Beginner's Guide， p．24． 不仅如此，《宪章》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哈马斯的海外领导人也对《宪章》持保留意见。因此，哈马斯亟需发布新的政策文件，外界也期待哈马斯发布权威系统的文件，阐述其原则和政策。

煤矿的产煤处会有大量的裂缝和空隙出现，因为地质原因，这样会使煤层之间的空隙发生变化，严重影响煤层之间的透气性。而采用水力压裂技术可改变这种情况。利用含有沙子的高压水流或者其他的一些液体进行水力压裂，高压水通过煤层之间的空隙逐渐渗透，随着高压水的水压不断增强，煤层与煤层之间就会产生高压，使煤层的弱面进行延伸和扩展，同时，高压水中的沙子会填充新出现的空隙，这样，煤层与煤层之间的缝隙就会形成空隙网络，提高煤层之间的透气性，进而使煤层产生的瓦斯可以轻松转移消散，这样，有利于大面积瓦斯的抽采。合理利用水力压裂技术能够有效地增加煤层通气性，提高瓦斯抽取效率。

2017年5月1日晚，哈马斯领导人迈沙阿勒在多哈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正式发布哈马斯《一般性原则和政策文件》（以下简称“《新政策文件》”）。该文件于2016年12月下旬经哈马斯的协商议会（舒拉议会）通过，此前来自巴勒斯坦内外的哈马斯领导人已对文件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相关各方对文本进行了多次修改。《新政策文件》包括42项条款，围绕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耶路撒冷地位、难民问题、中东和平进程等问题，对哈马斯的立场进行了系统阐释和说明。

哈马斯只在《变化和改革》的前言中提及了抵抗手段，强调哈马斯拥有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结束以色列占领的权利。“当前，巴勒斯坦人民仍处在寻求民族解放的阶段，因此有权利要求使用任何手段恢复他们的权利，我们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占领，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④Azzam Tamimi， Hamas：Unwritten Chapters， p．275．该文件指出，所有巴勒斯坦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都有返回巴勒斯坦的权利，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是不可剥夺的，不能以任何政治让步来换取。“我们支持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耶路撒冷、圣地、水资源、边界和一个拥有完全主权、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不可剥夺的权利。加强和保护巴勒斯坦民族团结是巴勒斯坦全国行动的优先事项之一。”⑤Ibid．

《新政策文件》在前言中对巴勒斯坦进行了非宗教性的定义：“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巴勒斯坦人在这里诞生，他们属于并且拥有这片土地，彼此联系和交流沟通。”② “A Docu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p．1．该文件第2条对巴勒斯坦的地理边界进行了明确界定：即东至约旦河，西及地中海，北至纳古拉峰（Ras al-Naqurah），南及乌姆赖什拉什（Umm al-Rashrash）。③Ibid．， p．2． 《新政策文件》明确指出巴勒斯坦是一个完整的领土单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和家园。在这一明确而简明的定义后，《新政策文件》重申了巴勒斯坦对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意义：“巴勒斯坦体现了乌玛（穆斯林共同体）精神及其核心事业；巴勒斯坦是人类的灵魂和良心，是每个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心中特殊的地方。”④Ibid．由此可见，哈马斯明确了巴勒斯坦的地理边界和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目标，在政治上更加务实。哈马斯领导人迈沙阿勒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哈马斯拒绝任何替代全面和彻底解放巴勒斯坦的方案，但承认在1967年6月4日边界基础上建立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是“国家共识”⑤ Ali Younes， “Meshaal： ‘We Want to Restore Our National Rights'，” Al Jazeera， May 2， 2017，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7／05／meshaal-restore-national-rights-170502102152191．html， 登录时间：2018年3月25日。。除巴勒斯坦土地外，哈马斯还借用了1968年《巴解组织宪章》修订版中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定义。⑥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Charter， Resolutions of the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July 1－17， 1968，” The Avalon Project，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century／plocov．asp，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20 日。 《新政策文件》第4条指出，“巴勒斯坦人”是指在1947年前在巴勒斯坦居住的巴勒斯坦人，不管他们是否被逐出或者仍居住在巴勒斯坦的，或父亲为巴勒斯坦人的，都是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的身份是真实永恒的，并且代代相传”① “A Docu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Hamas， May 1， 2017， http：／／hamas．ps／ar／uploads／documents／06c77206ce934064ab5a901fa8bfef44．pdf， 登录时间：2018 年 3 月 20 日。。

在务实性方面，哈马斯的数位领导人强调，《新政策文件》没有从根本上背离和动摇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根基，只是对一些重要议题进行了修正，如哈马斯坚持《宪章》中的基本原则和对自身解放巴勒斯坦的伊斯兰运动的定位。与此同时，《新政策文件》对巴以冲突性质的界定从宗教冲突调整为政治冲突，释放出向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主流意识形态逐渐靠拢的信号。在建国目标上，哈马斯领导人很少提及建立“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伊斯兰国家”，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两国方案”的表述。①Khaled Hroub， Hamas：A Beginner's Guide， p．19．在抵抗策略上，哈马斯强调武装抵抗是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但不是目的本身。迈沙阿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中东地区，实用主义因为那些自称‘务实派’的人的糟糕做法而声名狼藉。然而，我们奉行积极的‘务实主义’，这与我们坚持的原则和立场有关，而不是牺牲原则和立场。”②Ali Younes， “Meshaal： ‘We Want to Restore Our National Rights'”．

哈马斯在《新政策文件》中删除了容易刺激犹太人及其支持者的条款。《新政策文件》声明，哈马斯同以色列的斗争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占领。该文件第16条强调：“哈马斯反对对任何人进行压迫，也反对任何以国籍、宗教或种族为借口侵犯权利的行为。反犹太主义和对犹太人的压迫是与欧洲历史有关的现象，而不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历史。”迈沙阿勒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前和以色利谈判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从原则上讲，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巴以谈判，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和萨拉丁与他们的敌人都进行过谈判。”②Ali Younes， “Meshaal： ‘We Want to Restore Our National Rights'”．

图4所示为某地区配电网络：STA为变电站；HW1、HW2为环网柜；S1为变电站出线断路器开关，S2-S9为负荷开关；T1-T9为配电变压器；FI1-FI9为故障指示器。

在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后，哈马斯开始在各类重要文件中强调“两国方案”和自身在抵抗运动方面的角色定位。2009年5月，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迈沙阿勒（Khaled Meshal）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哈马斯愿意接受在1967年边界的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两国方案”。在对《宪章》的评论中，迈沙阿勒强调：“最重要的是哈马斯正在做的事情，以及它今天所采取的政策。因此，国际社会坚持以20多年前的《宪章》来看待哈马斯并不合理。”③ “Transcript： Interview with Khaled Meshal of Hamas，” New York Times， May 5，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5／05／world／middleeast／05Meshal-transcript．html，登录时间：2018 年 4 月 1 日。

2．对以色列的态度

《新政策文件》还对哈马斯的对外政策进行了详细阐述。哈马斯重申，该组织不干涉其他国家事务，反对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拒绝卷入其他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④ “A Docu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p．9． 同时，哈马斯将斗争限制在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上。和《宪章》不同，《新政策文件》没有提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没有将自己明确界定成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而是称自己为“完全独立的组织”，这被外界解读为哈马斯已脱离穆斯林兄弟会。在发布《新政策文件》的新闻发布会上，迈沙阿勒解释称，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属于穆兄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流派，但哈马斯是独立的、不从属于任何机构的巴勒斯坦运动，⑤Sagi Polka， “Hamas as a Wasati（Literally： Centrist） Movement： Pragmatism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Sharia，” Studies in Conflict＆Terrorism， November 2017， p．2．这种关系更接近于合作和协调，而不是直接的组织隶属关系。

②可扩展性。系统采用B/S方式，三层结构分布式设计，可以方便地通过部署多个视频服务器增加系统支持的监控点数量，对系统进行扩容。

二、哈马斯意识形态演变的特点

从《宪章》到《新政策文件》，哈马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调整、发展和完善其意识形态。哈马斯意识形态上的演变呈现出内生性、渐进性、滞后性、务实性、持续性等特点。

在内生性方面，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演变是其根据巴勒斯坦内外形势变化而作出的战略和策略调整。哈马斯的战略选择深受竞争对手法塔赫和以色列、埃及等地区大国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例如，法塔赫前领导人阿拉法特去世后，哈马斯认为法塔赫领导人的变动为哈马斯参加选举提供了有利条件。① Mandy Turner， “Building Democracy in Palestine： Liberal Peace Theory and the Election of Hamas，”Democratization， Vol．13， No．5， 2006， p．747．出于拓宽对外交往渠道的考量，哈马斯在《新政策文件》中不再明确称自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分支。此外，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哈马斯主动调整和重塑意识形态，积极向外界阐释方针政策，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和政治局两任领导人迈沙阿勒、哈尼亚都发挥了巨大作用。②Khaled Hroub， Hamas：A Beginner's Guide， pp．121－131．因此，哈马斯意识形态的被动适应和主动调整都推动了其意识形态的演变。

在渐进性方面，哈马斯已从固守教条主义式的意识形态逐渐转向使用更容易为外界理解的世俗政治语汇来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宪章》、《变化与改革》和《新政策文件》三个文本中，哈马斯在坚持不承认以色列、不放弃在历史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国等原则的基础上，逐渐减少了宗教语言的表述。《变化与改革》和《新政策文件》两个文件的措辞谨慎，在目标的阐述上更多地是强调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民主化、建立拥有主权的巴勒斯坦国，而非巴勒斯坦社会的伊斯兰化，这同《宪章》大量引用宗教语言和乌托邦式的声明存在显著不同。③ Gilead Sher， Liran Ofek and Ofir Winter， “The Hamas Document of Principles： Can a Leopard Change Its Spots？”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20， No．2， 2017， p．88． 《变化与改革》和《新政策文件》对巴勒斯坦土地、承认以色列、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等巴以问题中的核心议题的表述都留下了回旋余地，有利于哈马斯应对新情况和新变化，为日后渐进地调整立场奠定了基础。

在滞后性方面，哈马斯意识形态的调整滞后于现实需要和政治实践。《新政策文件》是在《宪章》发布将近三十年后才公布的，这导致外界对哈马斯的误解和疑虑加深，严重影响了哈马斯的国际形象。事实上，随着《奥斯陆协议》的生效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建立，哈马斯的斗争策略已经发生转变。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后，哈马斯因《宪章》中的激进内容招致批评，但哈马斯内部几乎没有对此问题展开讨论。④Azzam Tamimi， Hamas：Unwritten Chapters， p．149．2006年1月，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后，其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军事抵抗组织发展为法塔赫的替代性政治力量，挑战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威。然而直到2017年5月哈马斯单独控制加沙地带十年之后，《新政策文件》才对外正式发布。事实表明，固守教条的旧意识形态已不利于哈马斯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哈马斯只有通过不断修正和调整意识形态，才能充分解释其政治实践的合法性或者积极引导政治实践朝正确的轨道发展。

2．对犹太人和巴以冲突的立场

在持续性方面，哈马斯在官方文件中不断对其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和修改，体现出哈马斯为适应地区形势变化积极求变的策略。根据迈沙阿勒和哈尼亚高级顾问艾哈迈德·优素福（Ahmad Yusuf）的声明，哈马斯早在2013年就有意起草一份能反映自该组织成立以来特别是过去十年在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方面发展变化的文件。为此，哈马斯开始对文件起草工作的细节进行彻底和细致的讨论，使意识形态适用于其推行的实际政策。③ Gilead Sher， Liran Ofek and Ofir Winter， “The Hamas Document of Principles： Can a Leopard Change Its Spots？” p．87．正如迈沙阿勒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我们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僵化的组织，而是一个充满活力、擅于适应的组织，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我们非常渴望作出改变。哈马斯将会发布更多的文件和政策方针以适应新的现实。”④Ali Younes， “Meshaal： ‘We Want to Restore Our National Rights'”．

三、哈马斯意识形态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哈马斯意识形态在演变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境。一方面，哈马斯官方文件中的叙述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突出体现在《新政策文件》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哈马斯《新政策文件》内容本身存在相互矛盾的表述，当文件本身就存在矛盾时，人们不会接受它，我们和国际社会都不会认真对待这份文件。”⑤ “In Palestinian Authority and in Jordanian， Egyptian， And Saudi Press， Harsh Criticism of New Hamas Policy Document，”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May 12， 2017， https：／／www．memri．org／reports／palestinian-arab-reactions-to-hamas-policy-doc，登录时间：2018年3月21日。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其他政治派别尤其是伊斯兰组织对哈马斯意识形态的调整非常不满，加沙地带的萨拉菲（尊古派）组织认为，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已背离了伊斯兰主义。“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Islamic Jihad Movement in Palestine，PIJ，简称“吉哈德”）等伊斯兰激进组织批评《新政策文件》破坏了巴勒斯坦的基本原则，指责哈马斯作出了不合理的妥协。① “In Palestinian Authority and in Jordanian， Egyptian， And Saudi Press， Harsh Criticism of New Hamas Policy Document，”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May 12， 2017， https：／／www．memri．org／reports／palestinian-arab-reactions-to-hamas-policy-doc，登录时间：2018年3月21日。

从内容上看，哈马斯官方文件中关于自身意识形态的表述主要在三个方面存在前后矛盾之处：拒绝承认《奥斯陆协议》，但愿意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国；接受在1967年6月4日的边界上建立巴勒斯坦国，却没有完全承认以色列；不放弃武装抵抗，同时提出“暂时停火”。

地处湖南省长沙市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自1958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麻类科学的相关研究，充分挖掘麻类作物在农艺设施、蛋白质饲料、生物基质、环境保护、食品医药等方面的价值，使麻类这一古老的纤维作物焕发出新的生机。

首先，哈马斯拒绝承认《奥斯陆协议》但提出“过渡解决方案”。在《新政策文件》中，哈马斯强调《奥斯陆协议》及其附加条款违反了国际法原则，认为该协议作出的承诺侵犯了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② “A Docu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p．6．同时，哈马斯愿意建立一个拥有完全主权、以1967年6月4日边界为基础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此作为“过渡解决方案”。与此相矛盾的是，哈马斯同时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环境和压力，无论占领的时间有多长，哈马斯都不会在巴勒斯坦土地问题上作出妥协或让步。值得注意的是，哈马斯已经将对《奥斯陆协议》的立场置于政治辩论和国际法原则而非宗教主张的框架之下。

绿色GDP的核算涉及到各种资源及环境问题的量化，为绿色GDP的核算带来技术难度。绿色GDP的核算主要面临着两大技术难题：一是对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界定以及社会定价存在问题；二是环境成本的计量难度较大［1］。从理论研究的程度上来看，绿色GDP的相关理论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绿色GDP课题组对森林资源、水资源的核算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大气污染以及环境恶化的研究进展较慢；各种资源及环境核算的理论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各种资源及环境的价值核算方法、价值计量模型等核算体系的科学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理论研究的不完善，必将影响到绿色GDP的实施。

其次，哈马斯认同“两国方案”，但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哈马斯参加《奥斯陆协议》框架下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事实上意味着哈马斯对“两国方案”的认可。据塔米·斯坦梅茨和平研究中心（Tami Steinmetz Center for Peace Research）和巴勒斯坦政策和调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的数据统计，2017年，52%的巴勒斯坦人支持“两国方案”，与2016年12月相比，这一数字上升了8个百分点。③Tami Steinmetz Center for Peace Research and 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 “The Palestinian-Israeli Pulse： A Joint Poll，” 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 August 1， 2017， http：／／www．pcpsr．org／sites／default／files／Summary＿%20English＿Joint%20PAL-ISR%20Poll%203＿2017＿0＿clean．pdf， 登录时间：2018年3月19日。 因此，哈马斯支持“两国方案”符合民意。然而，哈马斯不明确承认以色列符合哈马斯领导集体内部强硬派的要求，同时也表明哈马斯没有完全抛弃《宪章》的核心原则。哈马斯不能容忍的是以色列多次违反安理会决议继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因此拒绝承认以色列建国的合法性。

最后，在斗争手段方面，哈马斯坚持不放弃武装抵抗占领，但愿意同以色列实现“暂时停火”。哈马斯认为，武装抵抗是追求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的合法手段，“暂时停火（hudna）”可以作为解决巴以问题的临时性方案，即在约定时间内和特定条件下，不与以色列发生冲突和对抗。“暂时停火”的概念来源于伊斯兰教法，公元628年，当时先知穆罕默德领导穆斯林社团与麦加的古莱氏部落在麦加郊区签订了《胡代比亚协议》，是伊斯兰历史上首次真正的“暂时停火”。①Azzam Tamim， Hamas：Unwritten Chapters， p．150． 哈马斯提出的与以色列实现“暂时停火”的构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993年10月，哈马斯创始人亚辛在监狱里写的一封信中提出“暂时停火”。在《新政策文件》中，哈马斯表示愿意考虑采用各种“抵抗手段和机制”，强调武装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② “A Document of Gener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p．7．哈马斯在实践中意识到，在与以色列的对抗中，过度依赖武装抵抗并不能获得优势，政治手段的运用能够使哈马斯在未来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③ Martin Kear， “The Dilemmas of Dual Resistance： Hamas and Political Learning in Gaza，” in John L．Esposito， Lily Zubaidah Rahim and Naser Ghobadzadeh， eds．， The Politics of Islamism：Diverging Visions and Trajectori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243－267．

除以上三对矛盾外，哈马斯的意识形态还面临着来自哈马斯内部及巴勒斯坦其他政治派别的挑战。在哈马斯内部，部分成员主张暴力抵抗，指责哈马斯同意与以色列和解以及实现可能的停火是对他们的背叛，导致部分成员脱离哈马斯，加入“伊斯兰圣战运动”等激进组织。

加沙地带的“圣战”萨拉菲组织对哈马斯的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一方面，这些组织认为哈马斯过于温和，对以色列的政策不够强硬，放弃了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要素的“积极抵抗”理念；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哈马斯的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批评哈马斯未能重视并严格实施伊斯兰教法。④ “Radical Islam in Gaza，” Middle East Report， No．104， Crisis Group， March 29， 2011， https：／／d2071andvip0wj．cloudfront．net／104－radical-islam-in-gaza．pdf． 当地的“圣战”萨拉菲组织还反对哈马斯关于民主和多元主义相结合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民主和伊斯兰教无法兼容，法律和统治的权力来源于真主，而不是人。⑤ “Gaza Salafist Leader Abu Hamza Al-Maqdisi， Interview On Salafi Jihadi Groups in Gaza，”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39， No．4， 2010， pp．161－164．

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艾哈迈德·马吉达拉尼（Ahmed Majdalani）指出：“哈马斯的政治话语及其在该领域的行动不一致，话语上的改变是为了适应变化的地区和国际形势，是应哈马斯的地区盟友要求作出的回应，这些盟友以此标榜哈马斯可以替代巴解组织。”⑥ Yasmeen Seerhan， “What Hamas's New Document Does and Doesn't Say，” The Atlantic， May 1， 2017，https：／／www．theatlantic．com／news／archive／2017／05／what-hamass-new-document-does-and-doenst-say／525006／，登录时间：2018年3月21日。法塔赫发言人乌萨马·卡瓦斯马（Usama al-Qawasma）认为，哈马斯必须向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道歉，因为过去30年来，哈马斯一直反对巴解组织，指责巴解组织背叛巴勒斯坦人民。哈马斯当前的做法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中重塑自身形象。⑦ “In Palestinian Authority and in Jordanian， Egyptian， And Saudi Press， Harsh Criticism of New Hamas Policy Document”．法塔赫中央委员会成员吉布里勒·拉朱布（Jibril Rajoub）则持不同立场，他对哈马斯的立场转变表示欢迎，认为《新政策文件》是巴勒斯坦团结事业的一项成就，体现了哈马斯的转型，表明务实主义已成为哈马斯事业的一部分。① Adam Rasgon， “Hamas Unveils New Political Document，” Jerusalem Post， May 1， 2017， http：／／www．jpost． com ／Middle-East／As-Israel-marks-Independence-Day-Hamas-issues-new-charter-still-threatening-Jewish-state-489506，登录时间：2018年3月21日。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认为，哈马斯是在运用“烟雾弹”策略，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人大卫·凯斯（David Keyes）称，“哈马斯试图愚弄世界，但是它不会成功的”②Ibid．。

四、结语

哈马斯意识形态的演变既是该组织主动建构的结果，也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哈马斯而言，意识形态的调整和重塑事关其合法性、影响力、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首先，调整意识形态能够为哈马斯的政治实践提供合法性解释。在政治实践中，巩固和加强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权威是其主要目标，尽管部分政治现实可能与哈马斯的长远目标相悖，但它符合哈马斯的现实利益。其次，哈马斯和法塔赫间的权力斗争仍是巴勒斯坦建国的主要障碍之一。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和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是巴以和平问题取得实质进展的前提。哈马斯在意识形态上转向务实有助于扩大其活动空间，特别是有助于弥合哈马斯与法塔赫在建国目标上的分歧，推动巴勒斯坦两大政治派别的和解。最后，意识形态的温和化有助于改善哈马斯的国际形象，摆脱外交孤立的困境，特别是为哈马斯协调与埃及、沙特等中东地区大国的关系奠定基础。国际社会也应关注哈马斯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为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和解创造有利条件，逐渐将哈马斯纳入到巴以和平进程的谈判中，从而引导哈马斯发挥建设性作用。

从电生理角度而言，基底下段心肌除极较晚(心室除极开始后40～50 ms)[21]，而Q波从QRS波的起点开始。除极晚的基底下段(在QRS波内)使该部位心肌梗死不会改变QRS复合波的起始部位，故很难产生坏死Q波或作为镜像的V1、V2导联高R波。最终下基底段(后壁)产生的坏死向量朝向V3、V4导联，而侧壁心肌梗死产生的坏死向量朝向V1导联(图5)。

CCUS（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热点问题。数据显示，近150年左右，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大幅度增长，由工业革命前的280mg/L上升至目前的396mg/L，导致全球气温上升。全球碳捕集研究院发布报告预警称，如果碳排放没有大幅度减少，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超过2℃，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将更加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