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出版了一些相关论著，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集中于青年会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现代化方面。实际上，青年会对当时农村社会的衰败也非常关注，并在全国一些地区创办农村服务试点，开展乡村建设，但由于规模小而不为外人所知，学界对此只有简单的论述，而缺少专深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论述苏州基督教青年会在唯亭山建立农村服务处的过程以及所从事的改良活动。

一、基督教青年会与唯亭山乡农村服务处的成立

基督教青年会（The Young Menp’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是一个有着一百六十多年历史，至今仍很活跃的全球性的宗教社会团体。它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伦敦，最初只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其宗旨是以宗教活动改善都市青年人的精神生活，从而应对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道德危机。19世纪中期传入美国，从一种单纯的宗教团体，发展成以“德、智、体、群”四育为程序的、专业化的社会活动机构，并具备了典型的美国特性。到20世纪中期，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已经在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32个国家的大中小城市建立起了青年会[1]。中国是北美协会继日本、印度、锡兰、巴西、墨西哥之后，第六个派出干事的国家。经过多年的经营，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城市发展较为迅速。到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主席穆德宣布，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有青年会运动，其中4个国家的青年会最为发达，中国就是其中之一[2]114。

光绪二年（1876），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并在上海创立了第一个青年会[3]，此后又一度在汉口、香港等地扩大活动范围。光绪二十一年（1895），北美协会应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提出的请求，派遣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牧师到中国开展青年会的活动，并于当年十二月在天津正式成立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又称为“学塾基督会”）。至此，青年会这才在中国有了真正的起色和扩展，之后便积极地扩充组织、吸纳成员，从一个不起眼的外来基督教组织，成长为中国近代城市里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

1912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批准立案青年会为合法的宗教组织。同年12月，青年会召开第六次全国会议，正式将青年会总部名称确定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美国南部美以会教士巴乐满（FletcherSims Brockman）担任首任总干事，副总干事为中国人王正廷。当时全国青年会计有市会25处，会员11 300人；校会105处，会员3876人[4]。经过不断发展，1920年代青年会已经遍及中国各大中小城市，拥有近8万名会员，资产510多万美元。在此期间，青年会开创了众多的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教育（包括后来的公民教育和平民教育）、公共卫生、现代体育、灾民救济、战时服务等，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创新成为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活动开展的“主题”内容。在具体的财务管理创新操作上，事业单位需要自上而下，由表及里地进行财务管理创新尝试。例如事业单位可以结合预算法中的一些内容进行财务管理方向和侧重点的调整，核心领导层也要同财务管理主体进行积极沟通，并就财务管理手段的多元化进行更多思考。财务管理部门在明确了财务管理创新的大框架后，要与主要职能部门进行沟通。一方面，可以使主要职能部门更好地对创新性较高的财务管理予以适应。另一方面，可以搜集一些财务管理创新的意见和建议。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层面上的创新不能操之过急，财务管理部门也要对财务管理理念与方式方法上的创新进行科学规划。

1920年5月7日，苏州基督教青年会筹备人海慕华（Egbert McGinnis Hayes）、巴克蒙（Whitefield Walton Brockman）以及上海青年会干事陈维新等人，在铁路饭店邀集苏州工商业各界人士商讨筹办事务。在会上，陈维新介绍了各国青年会的成绩以及中国各省青年会的成立情况，并说明苏州青年会筹办不可缓的理由。大会推举苏州市公所总董蒋炳章和苏州商会会长庞天笙两人为委办会临时主席，贝哉安为会计员，颜心介为书记员[5]。随后，青年会募捐总委办以蒋、庞两人名义，致函旅沪苏州同乡会请求捐助，干事亲自赴沪与同乡会会长员润生、杨叔云商议举行旅沪苏州同乡宴会报告[6]。

苏州青年会创办不久，会员人数就增加到数百人，会所不敷应用。蒋炳章和庞天笙等人发起筹款自建会所，计划筹款四万元。7月26日，募捐活动结束，结果甚佳，并且超出预定数额，其中英美烟草公司认定1.5万元[7]。随后，苏州青年会购置北局一块空地建筑会所，经县署丈量员勘明植标后，当即动工建筑[8]。随着会所各项工程的逐渐完竣，1921年11月23日苏州青年会正式成立[9]，并聘请上海青年会干事徐可陞担任苏州青年会总干事，巴克蒙为副总干事，姚铁心、陆干臣为干事[10]。青年会从英文补习班开始起家，一年后会员达1 700余人。1922年，举办了公共卫生运动，收效甚好，此后每年都举行卫生演讲、卫生展览会等活动。1923年，青年会又开始推广平民教育，并开办平民教育学校数十所。1926年，成立平旦学社，同年获得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证书[11]。

在小麦收获的时候，服务处根据预先做好的计划，进行详细的跟踪调查，具体内容为领种农家、住址、换种数量、播种亩数、田势、收获数量等方面。通过调查，干事们发现其中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乡民把改良小麦种在低田的人数比原来协商的多出2倍，一些乡民提供的收获量不准确，另外一些乡民因为怀疑新品种而没有播种。经过仔细核对发现，领种农家47户，其中有5户领种2斗4升未种，已种者有5户收获量不详，其余37户共收获16石7斗。改良试验的结果，25户愿意留种，其中8户是因为改良麦种粒大，17户是因为粒大且多；22户不愿意留种，其中13户觉得改良麦种稀矮，9户觉得收获迟；另外还有10户愿意将一部分麦种与邻居交换做种。

19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除了致力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外，还十分关注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景象。青年会认为农村的衰败，“一方面固然是天灾人祸的相逼以及外国经济实力的侵入，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本身智识的低落，凡事不知求进改良，以致无力抗拒世界经济潮流的摧残。”[2]114对此，他们计划在全国一些地区创办农村服务试点，希望以此找到解决农村衰败的办法。1928年春，为了寻找合适的乡村作为服务试点，青年会全国协会农村事业干事郑维奔波于北京和上海以及上海和杭州之间，结果找了很多地方，可是却一无所获。直到蓼红芦和白因时两人起了持蟹赏菊的雅兴，这才发现苏州阳澄湖边上有一个以产蟹而著名的乡村，即唯亭山乡。

唯亭山乡滨临阳澄湖南岸，位于苏州东三十余里，属吴县第九区，距离京沪铁路唯亭车站东北约三里。全乡东西约为一里，南北约为一里半，总面积约十四方里。全乡共有19个村，共319户，1 566人，其中男789人，女777人。根据苏州青年会的调查统计，全乡农民占59%，机户占32%，道士占3%，其他占3%，无业者占3%。农家平均每户收入约200元，机户约180元，其他约100元。农产以稻麦为主，田产权大都属于苏州城内的地主，所有手工艺，如缎、夏布等也都被商人所操纵[12]。田产最多者75亩，最少一亩半，平均每家15亩。田产权方面，租田占94%，自耕田占6%。负债者占95%家，不负债者占5%。不识字者占93%，识字者占7%。全乡有两所私塾，学生16名；一所小学，学生32名。另外有一所寺庙，道士22名，和尚2名，女巫1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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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农村副业，增加乡民的收入，服务处积极提倡和指导副业，以资救济。

郑维和唐希贤两人都“出身农学，经验甚深，长驻乡间，日与农民为侣，随机指导”。服务处开办一年来，成绩甚佳，所举办各种新事业，如择种、除害、修路、副业、合作社等，“皆于农民极有裨益”[15]。1929年，为了振作农民精神、开阔农民视野，服务处特意组织顾凤笙、卢夫仁等18人组成唯亭山乡农民观光团，赴沪参观。观光团先后参观了青年协会、上海青年会、西人青年会、永安公司、大世界等处，并由青年协会播放有声电影，余日章博士备茶点欢迎[16]。1930年，江苏省农矿厅厅长何玉书亲自前往唯亭山乡参观，对于农村服务处各项工作大为赞赏，并特赠大铜钟一座，命名为“惜阴钟”[17]。截至到1933年，服务处共用去经费5 554元，其中薪俸占70%，办公费20%，推行费10%。服务处在改良农业生产方法、组织信用合作社、提高农民生产能力、举行通俗演讲、开展识字教育以及提倡公共卫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受此影响，芜湖、香港、广州、重庆、济南、杭州等十几个城市的青年会都开始模仿唯亭山乡，建立了农村服务处，并取得一定的成效[4]。

二、改良农业与指导副业

唯亭山乡农村服务处成立之后，积极从事各项农村改良活动，尤其是在改良农业和指导副业两个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深受地方民众的欢迎和支持。

（一）改良农业

唯亭山乡农作物主要有稻、麦两种，小麦品种混杂、麦穗织小，加上受气候、病虫害等因素的影响，“每无可靠收成，因此经济拮据，生活更形凋敝”。青年会服务处驻乡之后，通过调查发现了其中的弊端。与此同时，服务处的干事鉴于一些地方试验改良小麦取得了良好效果，遂向金陵大学订购26号小麦种5石，试图在唯亭山乡试验推广。他们希望通过推广改良品种，能够在二三年后普及全乡，提高小麦的亩产量，同时还想利用此事作为示范，以此推进其他改良工作。

麦种订购之后，干事们随即邀请那些对改良麦种感兴趣的乡民进行细谈。由于在乡间居住了两年多的缘故，乡民对他们已经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因而不需要做太多的宣传工作，就有26人报名参加。干事们首先浅显的地讲述了改良麦种的来源和优点，随后将麦种取出，让乡民相互观看。乡民看过之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如“麦粒这样肥大，恐怕是用药水炼过的”，“粒皮必厚，皮厚粉必少”，“肥大得带橢圆的，麦种不易生根的”。对此，干事们都做了一一解释，打消了乡民的疑虑。在这次约谈中，他们和乡民商定了六项具体办法：（1）近五天内携带自己的麦种来对换；（2）不得和本地麦种混种在一块田内；（3）打麦须分场；（4）收获数量应来报告；（5）如试验效果良好，不可售去，自己不用应介绍邻人做种；倘无法介绍，可通知服务处代为设法分散；（6）凡用此麦种者，应将其姓名、住址与数量即行通知。会谈结束后，陆续有乡民前来换种，最多的换了4斗5升，最少也换了2升，两天内共换去3石。此后，无锡洛社乡师和松江农教馆先后购去8斗，因而这次换给乡民的麦种数量实际为4石2斗2升。

麦种换购之后，服务处的干事们又对小麦的播种方法进行了指导。唯亭山乡传统的小麦种法有许多缺点，如播种太密，不均匀；从播种到收割从不除草；冬天不预先将沟挖深，导致春天雨水不能排出等等，而种植方法又关系到最后的收获产量。针对上述情况，服务处本想指导乡民采用新的种植方法，但后来担心他们不熟悉，最后决定在传统的旧法上进行改良，并深入田间，将耕地、播种、平土、开沟、耰泥、施肥、打泥、收割等步骤详细告知乡民。

根据《百度百科》关于“内心独白”词条的介绍，“内心独白”本是现代小说，特别是意识流小说的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法。其特点是用第一人称直接或用其他人称间接描写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意识活动的无逻辑性和随意性，这种表达手法往往打破了线性发展的结构，不受时间、空间、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常常出现时空的颠倒和跳跃。通过自由联想，过去、现在和将来相互交织，形成一种多层次、多线条和多透视的立体结构。通过这种表现手法，人物的杂乱无章的意识之流，如对往事的回忆、对外部世界的印象、某种情境下的情绪、偶然产生但又瞬息即逝的念头等等，得到再现，使读者似乎能直接观察到人物的意识过程。

明清时期，唯亭手工业发达，“里名称四方中夏布、毛毯，习是业者霖雨桥桥头、上下塘俱多，谓之庄家，漂染彩画俱极精巧”。该镇东市横跨至和塘的阜民霖雨桥两侧开设了大量夏布作坊和毛毯作坊，这些手工作坊将收购来的四乡农家生产的夏布和毛毯进行加工，然后由客商运销外地。四乡之民，除“工商佃农之外，各习手艺”，除织夏布和毛毯外，“南隅业织蒲蒌，西南隅业织芦席，西北隅业织纱，间有也毛毯、编帘、切纸者”[19]。依靠织布、织毯等传统手工业的兴盛，清初唯亭发展成为“人烟稠密，比屋万家”的大镇。民国时期，唯亭的手工业依然停留在传统家庭作坊的生产形式，并无太大的发展，全区“手工业并无工厂，均为小组，织家备一机，资本甚微，出品无多，大都墨守陈法”[20]。据1930年代吴县社会调查处的统计，唯亭区一年输出毛毯价值仅为5 000元，蒲3 000元，木机锻2万元，夏布2万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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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改良麦种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乡民对此“议论纷纷，道是话非，莫衷一是”。为了吸取经验，以便在下次试验中继续改进，干事们对乡民进行了随机访问。乡民反馈的意见主要有四点：一是改良麦种确实比本地麦种优良，但发芽率太低，导致生长欠茂；二是改良麦种成熟期比本地麦种略迟，今年秋天可以提早布种；三是最好有无芒的麦种，这样打谷之后更加清净；四是种在低田的改良麦种麦穗很小，种在高田的也没有像报告所说“最肥穂长可四寸”这样长。此后，服务处不断采取措施改良当地农业，如1930年10月和吴县农具制造所进行合作，在乡间试用新农具；1933年5月又与吴县农业改良场进行合作，试用改良稻种；同年10月与苏州农业学校合作，试用改良麦种[18]。

（二）提倡和指导副业

播种之后，服务处又对改良小麦的生长实况进行了详细记录。由于去年冬天天气寒冷，积雪经月未化，加上入春以来，雨量过多，导致三四成的小麦被淹死，影响收成。经过比较，改良小麦确实比本地小麦优良，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发芽率低、成熟期较迟。对此，服务处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发芽率低可能是因为麦种在收获之后没有完全晒干，或在收藏后被潮气所浸；成熟期较迟大半是因为农民对新品种不怎么信任，因而种到低劣的田里。

印度尼西亚尼(以下简称“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印尼中央统计局(Badan Pusat Statistik Indonesia)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印尼总人口2.549亿，主要分布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印尼有1340个民族，爪哇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40.1%”[1]。印尼境内有733种民族语言②印尼文教部下属的语言机构(Badan Bahasa)2017年公布的数据。，每个民族的内部交流使用本民族语言。长期以来，在“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建国理念下，印尼政府认为需要统一的国家语言。

第三，教师发展场域，建基于对学习共同体与群体动力学在发展教学能力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认识。教学行为既是“惯习”的结晶，也是“场域”的产品。正如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茨所说，场域性的惯习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借助“地方性知识”，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硅谷现象”和“中关村现象”，进而打造教师发展的“硅谷”和“中关村”。

服务试点地址确定之后，苏州青年会遂聘请金陵大学农林科推广系职员唐希贤和郑维两人担任农村事业干事，负责筹划开办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8年9月10日，唐、郑两人正式驻乡，办事处设在唯亭山乡重元寺内。办事处常年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工作主要分为总务、研究和推行三个部分。为了切实推行各项工作的进行，服务处还制定了六项服务原则：（1）实事求是，亲居乡间，不辞劳苦，不避免艰难，重在力行，不尚空论；（2）服务不居名，干事完全溶化于农民生活之中，在乡间不另立青年会之名义，一切革新事业，由农民出名兴办，干事不过代为计划，并从旁辅助而已；（3）以整个农民生活为范围，按时期与环境，辅助应付一切需要，务使农民生活全部皆臻美满之境；（4）以友谊为出发点，一切工作，皆本友谊精神推行，以收潜移默化之功；（5）引导农民自助互助，使能运用其固有之能力，兴办一切地方事业，不作赈济式之服务；（6）特别注意青年人格之训练，使不染恶习，且有远大志向[14]。

唯亭山乡农村的副业也大都以织绸和编制夏布为主，而随着苏州缎业的衰落，乡间的织户也大都面临失业的困境。如传统的家庭手工艺织薴，“每天只能得工资二三十文，有时为了销路停滞还要亏本，所以到现在已渐渐消减了。”[12]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约占唯亭山乡三分之一人口的机户深受影响，大部分机户停工，“他们本来就是做一天活一天的，现在真是苦不胜言”，全乡的治安也大受影响。对此，农村服务处的干事们深有体会：“对于目前农村经济的窘迫，副业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使农民的经济得以周转，免得平日因无钱而连生活必需品也要向商人赊欠。另外还可以调剂其干枯的生活，这样贫民既因随时有进款，而乡间偷柴窃米的事可减少，富者亦可因常年有工可做，不致为烟赌所诱，那么道德的标准也提高起来了。”[21]

第一是提倡刻丝。刻丝有正反两面，花纹凸出，颜色非常鲜艳，尺寸小的可以用作书签或花瓶视蛰，大的可作台布或配镜架。苏州刻丝曾参加实业部举办的农业展览会，获得特等奖，因而在国内比较畅销。另外，唯亭山乡原本就有织绸的传统，而刻丝式样和织棉相似，乡民便于掌握。由于“易于学习，本轻利重”，直到抗战胜利后还有不少人继续从事刻丝[22]。

第二是代购金陵大学26号改良小麦种、美国白皮小麦和番茄、欧洲上等葡萄苗、苏州农业改良场的粳稻以及浙江奉化武岭农场的白茄子，并进行试种，大约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收入[23]。

随着“互联网+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共享经济”这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成为了当前时代发展的趋势。许多新兴企业也应运而生，他们将“共享”理念运用于搭车、租房以及闲置物品的交换上，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企业经营理念和消费观念，使人们从原有对物品的所有权占有观念中解脱出来，让人们能够真正享受物品的使用价值，把物品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到1933年5月，唯亭山乡从事糊盒的农家由15户增加到172户，每天有四百多人工作，几乎遍及了全乡19个村，同时附近乡村的乡民也纷纷要求加入。随着工作人数的增多，每月糊盒数量也由15万只增加到140万只，平均每月进款130元以上，最多的农户每月可收入10元，最少的也有七八角[23]。糊火柴盒不仅增加了乡民的收入，同时对乡村道德的改进具有重要作用。全乡儿童除了读书之外，大多数从事糊盒，各种赌博性的游戏就不见了。妇女通过糊盒可以和外界接触，并且还参加讨论会、展览会等活动[21]。

三、成立信用合作社与组织民间团体

唯亭山乡农村服务处的干事们深刻认识到，改良农业和指导副业等措施可以直接提高农民收入，但是要想活跃农村金融、振兴农村经济，以及实现农村的全面复兴，这两项工作远远不够。因此，他们还积极组织成立信用合作社以及各类民间社团，以此推动各项公共事业的建设。

（一）成立信用合作社

在近代银行等信贷机构没有出现之前，江南农村中较为流行的金融制度主要有钱会和借贷两种。所谓钱会，即民间俗称的金融互助会，一般由发起人即会头邀集会员若干人参加，第一次会钱由会头先收，以后便按照特定的收归方法，决定会脚收款次序，在所有成员以轮坐、竞摇、投标等方法各获得一次集合在一起的会钱之后，一般即告终结[24]。1920年代，唯亭山乡的钱会达到全盛，平均每家要加入3个钱会，每个钱会平均有17份，以全乡303户计算，该乡至少有100个钱会，然而最近一二年衰落下去了。值得注意的是，钱会并不是一种储蓄形式，而是乡民为了便于生活中急需用钱，同时抵制高利贷剥削而成立的互助且非盈利性的信用组织。当然这种组织一样存在弊端，“收过了会钱既要缴重会钱，没有收过的，近来也正不胜许多轻会钱的负担，竟为着信用反而暗中借了重利债去缴会钱，所以这种钱会的制度是消极的，心理上永无合作之可能的，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借贷。”[12]

唯亭山乡的借贷分为定期和非定期两种，有的需要正式保人，并立下借据，有的则是双方口头为约即可。借款又分为不同的形式，主要有欠贷还钱、借钱还米麦、凭信用或以田契、会薄、首饰、农产、丝纬等做抵押。借贷利率每年一分五厘至五分不等，大多是二分。乡民借贷完全不是从事生产，多半是用来补偿荒灾、婚丧等方面的损失。据统计，全乡约有280户农家负债，占总户数的92.4%，借贷的来源大都是镇上的商人[12]。

1930年代，江南地区水灾、虫灾频发，导致农作物歉收，加以农村副业衰落，乡民收入减少，而生活开支却日渐增多，因而一旦陷入负债，便将无法自拔。鉴于此种情况，农村服务处积极提倡组建信用合作社，以活跃农村金融，帮助乡民走出困境。由于是初次成立合作社，缺少经验，服务处首先召集乡民，商议办法。随后，几个乡民自动担任发起人，并去征求社员参加。从1930年9月23日到11月8日，在一个半月的筹备期内，服务处组织乡民召开17次谈话会，讨论筹备事务，内容主要有解释信用合作社的理论与实际、商订章程和公约、预选理事监事、与吴兴合作事业指导所接洽、请求县政府许可设立、筹开成立大会等。另外，服务处根据地方政府的规定，还专门草拟了信用合作社章程和“公约八条”。

第三是由服务处与苏州鸿生火柴公司接洽，给农家提供材料糊火柴盒。此项计划原本在淞沪抗战之前就已经接洽妥当，后因军事布防紧张，运输不便，原料来源告绝，不得不暂时搁置。服务处考虑到日后的推广工作，遂乘机积极筹备。他们根据各村的大小，每村招收一至二人，然后会同两位乡民一起成立唯亭山乡糊盒委员会，待糊盒事业步入轨道后，再交由乡民自行负责。淞沪抗战结束后，服务处立即联系苏州鸿生火柴厂，要求派人到唯亭山乡进行指导。一个多月时间里，糊盒的人由最初的四十余人增加到八十余人。糊盒最快的人，一天可糊1 000只，最慢也有400只，平均每人每天可糊700只，每天工资一角。

1930年11月9日，唯亭山乡农村信用合作社正式成立。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各社员均借到款项，随后乡民纷纷请求加入，由于审核程序较为严格，最后只有6人通过。信用合作社放款的利息为一分二厘，期限最长为一年。从两次放款的情况来看，用于还债的有18人，还租米的10人，还账的5人，缴会钱的4人，赎田的2人。从这一数据来看，乡民借款大都是用来还债，而不是从事生产。1931年底，苏州农民银行不再对唯亭山乡信用合作社放款，而该社又无力向其他银行借贷，遂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最后服务处和乡民们进行商议，让旧社员先偿还一部分借款，然后再将这部分还款贷给新社员。对于新社员来说，这笔钱只是杯水车薪，但是旧社员能在新年将至、需款孔急之际作出援助，实则体现了服务处平时所提倡的互助精神。

通过举办信用合作社，服务处的干事们不仅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对当前农村合作运动存在的弊端和处理方法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信用合作社范围虽小，但真正经营起来并不简单，尤其是成立手续比较复杂。农民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对呈请许可、拟具章程、颁布条例和办事细则之类的事情并不能独立完成。另外，他们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力并不了解，大多数人认为只要能借到钱就行。地方政府因为急于推行农村合作事业，故而“不顾实情，想到要做的事，不管可否，一味猛进，不想做的事，便问也不问，对于提倡合作事业，只求量的扩充，不求质的进步”。在政府的压力之下，合作指导所不得不处处迁就，甚且揠苗助长，完全把合作事业看成是救济事业。此外，从事指导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所受训练时间极短，缺乏经验，比如吴县只有三位指导员，但却要指导全县各种合作社三十余处，并且各社地点散布四乡，往返不便，因而困难重重[25]。

（二）组织民间团体

为增进农民福利，服务处还先后组织了乡农会、自卫团、乡村小学、民众夜校、少年团、读书会、讲习会等团体，这对唯亭山乡乡民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1932年唯亭山乡读书会成立，其目的在于“利用闲暇，用自助互助之法，互相修习学业，以养成自动读书之习惯”。读书会由10名会员以上组成，推选3名委员处理会务，聘请农村服务处干事为顾问。同时还规定，本乡乡民，不分性别和年龄，皆可加入本会，入会时需缴纳铜元十枚用来购置书籍，同时还规定会员每年至少介绍1人入会[26]。截至1935年，先后有130余人加入读书会，占全乡儿童、成人人数的20%。通过在读书会的学习，11人会写信，25人会阅读报纸、知晓农业科技常识，21人会算账，5人会演讲。

认同问题研究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在艺术研究领域却是近几年刚刚涌现出的一个学术热点，它将艺术与认同问题结合起来，为认同问题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窗口，不断拓展出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冰三点弯曲试验试样破坏面的型式比较简单，主要为根型破坏、X型破坏和Y型破坏。其中超过50%的破坏面呈Y型破坏。弯曲试样破坏时，上部受压区因压缩而呈现为乳白色，且下部受拉区多为破碎的三棱柱块。图9为弯曲破坏面的型式。

读书会的成立不仅提高了乡民的认知水平，同时还促进了其他乡村事业的建设。一是县立小学的设立，读书会儿童会员剧增之后，乡民们开始思考解决儿童的读书问题，随后联名呈请吴县教育局设立夷陵初级小学。二是读书分会的成立，读书会成立之后吸引了大量会员参加，一些距离服务处较远的会员纷纷要求在自己的村子里读书。随后，读书会的高级会员在苏州城区附近三四里外的村落，创立了五六处读书分会。另外，陆市坡、田都里和娄上三村也要求成立读书会，他们自动租借房屋，自备课本，非常热心，并请求服务处干事前往指导。

在此基础上，各团体领袖十多人还联合发起成立了乡村服务团，专门负责整个唯亭山乡的改进事业。乡村服务团内部分为茶园、婚假、卫生、筑路等部，团员基本上都是乡里的少年子弟，总共有60多人。服务团曾从事组织上海和苏州观光队、公演新剧、办理新春中心茶园、募捐年糕、赈灾、改建公共体育场和公墓等服务活动，成绩斐然。服务处也积极训练农村人才，将来把整个未了事业均交由他们自己办理[23]。

此外，为了增加农民对于农业和农村合作方面知识的了解，推动乡村建设工作的发展，农村服务处联合苏州省立农校推广部，于1935年10月开办两天的短期讲习会。讲师由苏州农校昆虫专家王历农、县指导员马家骥、苏州农行调查员谢翔云以及青年会干事俞国尧等人担任。参与听讲的农民共有130余人，均为当地热心乡村建设的骨干人员。实践证明，此次短期讲习会，对于农村合作事业的顺利进行功亦非浅[27]。

综上所述，在实践的几年时间里，唯亭山乡农村服务处的干事们居住于乡间，不辞劳苦，在改良农业、指导副业、成立信用合作社以及组织民间团体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对改善乡民生活和推动乡村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与其他社会团体指导不同，苏州基督教青年会坚持“引导农民自助互助，使能运用其固有之能力，兴办一切地方事业，不作赈济式之服务”的原则，以培养当地乡民办事能力为主，具有借鉴意义。但由于经费有限、工作人员较少，涉及的范围也仅为唯亭山乡附近的乡村地区，故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有限。

【参 考 文 献】

[1]EDDY S.A Century with Youth:A History of the Y.M.C.A.from 1844 to 1944[M].New York:Association Press，194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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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01.

[4]陈秀萍.浮沉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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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青年会已得沪同乡赞助[N].申报，1920-05-26.

[7]英美烟公司赞助苏州青年会[N].申报，1920-08-15.

[8]青年会建筑会所[N].申报，192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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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青年会记事[N].申报，1921-02-19.

[11]赵晓阳.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本土和现代的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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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苏青年会组农民观光团莅沪[N].申报，1929-03-07.

[16]唯亭山乡农民观光团来沪[N].申报，1929-08-24.

[17]唯亭山预之惜阴钟[N].申报，1930-03-04.

[18]施中一.唯亭山推广改良小麦之经过[J].农林新报，1931（31）.

[19][道光]元和唯亭志：卷3[M].[出版地不详]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

[20]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吴县[M].苏州：吴县县政府社会调查处，1930:5.

[21]唐希贤、施中一.唯亭山乡的糊盒副业[J].农林新报，1933（25）.

[22]朱荫安.唯亭农村手工艺[J].机联会刊，1947（206）.

[23]陈济龚.唯亭山改进农村事业的调查[J].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1935（1206）.

[24]储建国.论钱会的由来及其性质和特点[J].浙江学刊，2010（6）.

[25]唐希贤，施中一.一周岁的唯亭山信用合作社[J].合作月刊，1932（6）.

[26]唯亭山乡农村服务处读书会规程[J].农林新报，19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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