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在讲到撰写通史的标准时其中就有“现状渊源的标准”，他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每因其与现状的切合而复活于人们的心中”。按照这种标准，“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所以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1](P5-6)因此，从当代的主导性价值观念出发，对北魏经济转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不仅能从一个侧面更好地理解北魏政权的兴衰，更对我们今天的经济结构转型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来看，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气候的寒冷也是拓跋鲜卑南迁的推动力之一。在南迁过程中，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其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当生产方式和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相适应时，则两者相得益彰；若两者不相适应，环境则会对这种改造做出反应，其结果就是灾害的出现。从北魏经济结构变迁来看，由于这一时期气候的特殊性，再加之人类不当的作为，导致人地关系恶化，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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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城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

首先是平城地区，北魏在迁都平城后，对农业开始重视起来，但随着生产方式的逐步转变，自然灾害也突显了出来。明元帝时灾害时有发生，如“太宗永兴中(409-413年)，频有水旱”[2](P2850)，神瑞二年(415年)，“频遇霜旱，年谷不登”[2](P56)。这是太宗年间出现的水旱和霜冻，这是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灾害的初步显现。皇兴年间，又发生灾情，“是时，频岁不登，郡内饥弊，道固虽在任积年，抚慰未能周尽，是以多有怨叛。”[2](P630)此后的太和年间(477 -499年)，水旱和饥荒也是频繁发生，太和十一年(487年)，“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3](P4276)这一时期平城一带如此频繁地发生大旱和饥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4世纪末至5世纪上半期，拓跋统治者通过“移民实京”，前后至少有100万的人口移到了平城一带，而且在这些迁徙的民众当中以汉人居多，大量移民的到来使代北的粮食供给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面临人口压力的北魏政府在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通过“计口授田”使平城一带的农耕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平城地区毕竟是个四塞地形，四面环山，耕地有限，且这有限的土地资源并不是都用来发展农业，当时畜牧经济仍占用着一定空间；另一方面，平城一带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平城位于地势较平坦且狭长的大同盆地，这一区域为农牧交错地带，也是农耕生产的最北端，虽然农牧皆宜，但作为一个过渡地带，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且在当时寒冷干燥的特殊气候条件之下，这一带的大多数地区更适合于发展畜牧业。据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的绘图统计，从北魏初年到6世纪20年代，这一段时间是北魏寒冷事件发生频率极高的阶段。[4](P141-147)这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反映，《南齐书》卷五七载：“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号为索干都。土气寒凝，风砂恒起，六月雨雪”[5](P990)。索干都即指平城，从这段史料可见平城南50里的地方是非常寒冷的，明元帝神瑞元年(414年)，平城一带“比岁霜旱，五谷不登”[2](P2396)。太延元年(435年)七月，平城周围“大陨霜，杀草木”[2](P2906)；孝文帝太和四年(480年)九月，“京师大风，雨雪三尺”[2](P2905)，《太平寰宇记》卷五七引《冀州图》云：“自晋阳以北，地势渐寒，平城、马邑、凌源二丈，云中、五原积冰四五十尺，唾出口成冰，牛冻角折而畜牧滋繁。”[6](P1037)当时平城的气候不仅是寒冷干燥的，且有时甚至会恶劣到“六月飞雪，风沙常起”[3](P4329)。张家诚指出，4世纪和5世纪达到了气温的最低点，气温约下降了2.5～3摄氏度，平均气温较现在低1.5摄氏度左右。[7](P316)而“年均温下降一度，粮食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百分之十”[8](P292-299)。气候变寒也使植物的生长期变短，生长期的缩短无疑会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这对农业生产来说是大大不利的。

与气候的寒冷同时相伴的还有干旱的频繁发生，气候变干，降水减少对农业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在古代农业生产对自然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尤其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更是农业的命脉，所以干旱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的干旱记录也是非常多的，如“太宗永兴中(409-413年)，频有水旱”，此后更是连年霜旱，以至“京畿之内，路有行馑”，“至天安、皇兴间(466-470年)，岁频大旱”。太和十一年(487年)，“大旱，京都民饥” [2](P2850、2852、2856)，损失甚大。《北史》卷二一《崔浩传》载：“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蠕蠕)常避旱南徙”。[9](P787)可见干旱寒冷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而霜旱灾害的异常发生会对正处于成长期的农作物造成损害，轻者减产，重者则颗粒无收，总之这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再加之平城一带位于沙漠南缘和黄土高原的北端，而这一时期异常的干旱寒冷使平城一带的生态更加脆弱。北魏在定都平城之后，就不断向平城一带移民，这种移民是无计划并带有很大盲目性的，没有考虑到平城一带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当时移民中的大多数人是农业人口，在迁入平城之后便从事了农业生产，这就使平城一带的人口膨胀了起来，京城的粮食供应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当时有一些鲜卑部民受传统生活习惯的影响不愿从事农业生产，至太和十一年时，“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2](P1332)这些游食者没有积极转变生活方式、致力于生产，这对社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总之，这些对平城的承载能力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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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请募诸州镇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彊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植，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盈畜矣。[2](P922)

北魏前期刁雍在薄骨律屯田，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刁雍上表日：“臣蒙宠出镇，奉辞西藩，总统诸军，户口殷广。又总勒戎马，以防不虞，督课诸屯，以为储积”[2](P867)。可见就地“督课诸屯”才能解决军粮问题。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五月丁酉，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次年八月戊子，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2](P164、165)。这里所述的两处“水田”应为屯田，[12](P34)可见为了更好解决边镇的粮草问题，由政府组织进行就地屯田，但在这些边镇进行屯田必须要解决溉灌的难题，这一带在当时是干旱少雨的，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北魏边镇地区是不适宜农业发展的。拓跋焘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念彼农夫，虽复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广殖，乘前以来，功不充课，兵人口累，率皆饥俭。略加检行，知此土稼穑艰难”[2](P867)。在这一带发展农耕，因为没有水源，大大制约着农业的发展，所以一遇到灾旱，就会产生饥荒。如文成帝太安五年(459年)，“六镇、云中、高平、雍、秦饥旱”[2](P2408)。随着边镇一带屯田的大规模展开，灾荒也多了起来，至宣武帝时，源怀上表指出：“景明以来(500年)，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2](P926)。而东汉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13](P82-108)可见六镇所处的位置在北魏初都属于游牧区域，其中除了沃野镇外，其他五镇都位于阴山之北。到北魏中期以后，为了就地解决边镇的军粮问题，不得不进行屯田，迫使这一区域出现了由牧业向农耕的转换。这种转换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六镇都处于干旱、半干旱的漠南草原，而“草原上，当植被完好时，土壤就受到保护；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后，下面的沙层翻上来成为明沙；另一种是地面沙黄土中的细黏粒为风力吹扬后，留下粗粒砂而导致土壤沙化。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就地起沙’”[14](P23)。在草原地带进行屯垦之后，肯定会使地表植被受损，虽然农作物也可以阻碍自然界风力的侵蚀，但由于进行农业生产时为了保持土壤肥力，土地必须要有休耕，所以在庄稼收获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地表是完全裸露的；还有移民屯垦时，不仅要修建居民居住点和城池，还要进行道路建设，这些都会使地面植被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如孝文初年，在武川督军的源贺上表言：

从以上史料可看出，当时鲜卑汉化已深，已经有了农耕定居生活，而且从人数来看当时农耕的规模也是比较可观的，这势必会使畜牧业的比重有所下降，并造成植被的破坏。所以，边镇地区土地利用方式由牧向农的转换，再加之这一时期恶劣的气候也对农业很不利，这些都成为自然环境恶化的重要诱因。

二、黄河中游及六镇一带的生态环境问题

早在景明元年(500)五月，“以北镇大饥，遣兼侍中杨播巡抚赈恤”。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频有水旱，百姓饥弊”。延昌二年(513年)，“水旱互侵，频年饥俭，百姓窘弊”[2](P192、213)。正光年间，史书记载旱灾也很多，如正光二年(521年)五月，“月蚀，占日‘旱，饥’”。正光三年(522年)六月，“帝以炎旱，减膳撤悬”。[2](P2377)《魏书》卷一一○《食货志》也载：“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2](P2860)。虽然史料中没有指出发生灾荒的地区，但毛汉光认为，灾区应该包括六镇地区，且可能自正光元年(520年)开始，连续四五年旱灾。[15](P72)这是边镇地区长期移民屯垦的结果，还有随着移民的增多和人口的自然增殖，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显，因此国家不得不将以前帝王用作狩猎的苑囿等向农民开放，这也会使地表植被遭到破坏，使生态环境受到人为性的破坏，并造成恶性循环，灾害频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从地理条件来看平城一带可耕地有限，加之这一时期气候的寒冷干旱，所以这一地区并不非常适合农业的发展，无时不有的饥旱使农业生产的发展步履维艰。再加上统治阶层无计划的盲目移民，庞大的人口已经超出了平城一带的环境承载能力，因此稍微有点灾害出现就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劳幹先生也指出：“水旱为灾，在中国北方本是常事，且为无可避免之事，但有一点可注意，即人口愈多，灾情愈重。即使无灾，人口增殖之数目，亦不足与粮食增加的数目成正比例，何况有灾？”[11](P488)本来这一时期气候很异常，气候的异常又会影响到生态环境，这种寒冷干旱的气候使生态环境变得脆弱，再加之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使有限的水资源等显得更加匮乏了，所以在生产力落后的当时，一旦人口压力过大，出现饥荒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强。这也是迫使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原因之一。

待北魏拓跋焘太延五年(439年)大规模的征战基本告一段落、统一北方之后，为了解决财力问题，加快了经济结构转型。随着农业经济比例的不断上升，干旱的问题突显了起来。因为农业生产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要比牧业高得多，竺可桢先生也指出：“气候的波动，无论是温度的高低或雨量的多少，均会对农业生产起很大影响。”[10](P424)气候对农业生产来说具有指示意义，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非常紧密，这一时期气候的干旱寒冷，对农业生产来说是大大不利的。所以当北魏刚刚进入代北时，由于游牧经济占据主导，依随水草，迁徙比较自由，所以干旱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太大，而随着农耕经济的大幅发展，干旱少雨且寒冷的气候则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到北魏中后期之后，旱灾和饥荒的记载也就多了起来，据劳幹先生统计：“《魏书》记水旱之灾，凡文成三，献文五，孝文九”[11](P488)。因此，水旱灾害的不断发生，正是农耕经济在北魏经济中份额不断增多的必然结果，北魏时期的气候是干旱寒冷的，北魏在统一北方后，逐步接受了农耕生产方式，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同一自然条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随着北魏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换，干旱的问题就突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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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游及六镇一带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值得注意。六镇指的是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北魏设置六镇主要是为了防御柔然及其他游牧民族的进攻。除了这六镇外，还有御夷、薄骨律、高平等三镇。当时北魏六镇地区的军民主要有拓跋鲜卑的后裔、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如高车柔然等、中原强宗子弟、徙边的罪犯，大量移民的到来要解决就粮问题，所以粮食供应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粮食供应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内地输送，再就是就地生产，且各个军镇之间相互接济。从内地转运可谓路途遥远，代价高昂，这些运役肯定是落在了农民的头上，太武帝也曾说：“频年屡征，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废失农业”。[2](P83)在小农经济时代，“转输劳弊”，会导致“一夫从役，举家失业”[2](P1451)。可见运输劳役的危害是很大的，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弄得民力疲弊、农业荒废，代价很高。虽然北魏在建国初，便“使东平公元仪垦辟河北，自五原至于棝杨塞外为屯田”[2](P2849)，以便就近接济，但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古代交通运输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解决边镇军需粮草最经济的方法是就地生产，屯田与戍边相结合，且耕且守。

景明末年，源怀指出“北镇边蕃，事异诸夏”，“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弊，日月滋甚。”[2](P926)张金龙也指出：“北镇的主要问题是由于镇将吏佐盘剥百姓而引起的阶级矛盾，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这种矛盾”[16](P49-63)。随着边镇地区贪污腐化的愈演愈烈，再加上饥旱严重，最终导致六镇起义的爆发，使北魏政权一蹶不振，并走向衰亡。

三、结语

从以上北魏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可以看出，土地利用方式一定要与自然条件相适应。人类活动与自然是互动的，生产方式与环境相适应了，则两者和谐发展，绝不能以环境的破坏来换取经济利益。从北魏来看，这样做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从东汉开始到北魏初，畜牧是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的主要生产事业，这也是东汉至北魏前期黄河下游之所以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而全面突破汉末以来所形成的那条农牧分界线，使农耕区域比较迅速地向北扩展，那是北魏以后的事情了。”[13](P82-108)可见北魏经济结构变迁的教训是深刻的，不可小视，尤其是在当时气候寒冷而干旱的特殊情况下，更应该注意土地利用的方式，因地制宜，掌握好进度，并考虑到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所以，我们应对这一问题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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