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当是古代建筑使用于檐前的一种装饰构件，以其特定的材质和形制特征对建筑物起着保护作用，以当面不同的形状和纹样风格对建筑物起着装饰美化作用。考古资料表明，瓦当最早出土于西周中晚期陕西扶风召陈和岐山凤雏宫殿建筑遗址[1-2]，其纹饰者多为“重环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崇尚和时代风貌。瓦当经春秋战国时期繁荣发展，到秦汉时期达到鼎盛。

瓦当著录始于宋代，北宋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记载了北宋元祐六年（1091）陕西宝鸡发现的秦“羽阳千岁”瓦当；清末陈介祺的《簠齐藏古目·十钟山房藏齐鲁三代两汉瓦当文字目》记述了齐国出土的瓦当；20世纪30年代寿鹏飞编纂成书的《易县志稿》记载了清末民初燕下都瓦当出土的情况。显然，关于燕下都瓦当的著述要晚于秦、齐瓦当，但从其考古、艺术和历史地位来说，燕下都瓦当与秦、齐瓦当一样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从最初见于文字记载的“左宫驹”燕宫画瓦[3]算起，燕下都瓦当出土已有百年的历史，对其研究亦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一、燕下都清末民初出土瓦当与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燕下都遗址先后出土了“齐侯四器”、小铜龙等重要青铜器和大量钱币、玺印等文物，其中包括瓦当，为邑绅、古玩商、文人雅士和达官显贵所关注和收藏。1910年，燕下都遗址出土了带有燕王喜名款的小件铜器和一面山云纹带当筒瓦。这件筒瓦背上饰有“左宫驹”三字戳印，为杭州邹适庐收藏，认为燕下都瓦当是先秦时期制品。之后，陈紫蓬收藏了各种明刀、玺印、燕王戈、半规瓦当等，其中筒瓦上印有“左宫巨佳”四字戳记者最为珍贵，并著有《燕陶馆古器物》和《燕陶馆藏陶》。方若收藏的燕下都瓦当既丰富又不乏精品[4]。黄浚著录的《尊古斋文字》一书，就刊有战国、秦汉、北魏和唐代瓦当220多面，其中燕下都纹饰瓦当20多面[5]。

20世纪30年代，寿鹏飞《易县志稿》描述了燕下都瓦当出土的情况：“武阳城内农民耕地，古瓦残片所在而是，瓦之大者长三尺余，半规之径一尺以上，足见昔时宫殿制度之雄伟。瓦当之式仅形半规，与秦汉后瓦当成圆形者不同，瓦纹率用饕餮或云龙鸟兽之状，阳文居多，间有阴文者。形质古异不下百种，且有全瓦范以饰花纹者。”[6]这是目前所见对燕下都瓦当最早且详细的文字记载。此外，在当时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刊物上也有关于燕下都瓦当的刊载，《艺林旬刊》第36期和第44期刊载《燕瓦之一》和《燕瓦之二》专题。

二、燕下都第一次考古发掘出土瓦当与研究

由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燕下都遗址陆续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外势力欲勾结当地豪绅进行盗掘，未能得逞。为了防止盗掘，1929年冬至1930年春，马衡领导的燕下都考古团对其进行了初步调查，并对老姆台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小规模发掘，这是燕下都遗址科学考古之始。由于国内形势的影响，发掘工作只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地方性。在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所发布的政策文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地方政策框定社会救助权要件兼顾了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不平衡，但与此同时，作为社会救助制度中心的社会救助权的地方化，也导致了社会救助体系的“地方割据”，造成了不存在全国意义上的社会救助制度，只存在地方意义上的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救助法》的难产或也与此相关。

老姆台发掘所获文物于1931年1月从易县运到北京团城，由古物委员会保存管理。文博工作者开始登记、整理和研究这批文物，同时也引起了学者和专家们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1932年 7月起，《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半月刊第 20、21、26、33、39、69、71期，按照瓦当的纹饰类别连续刊载了《燕下都半瓦当》，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6年11月，滕固在《金陵学报》第6卷2期发表《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一文，认为老姆台出土的瓦当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产品，将挑选出的50余件有代表性纹饰的瓦当大略分为7大类16种。同时认为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与瓦当纹饰有渊源关系，饕餮纹是中国特有的，“它是华夏同宗异族‘三凶’的祖徽；古代华夏战胜‘三凶’之后，图其形象于器上，以诅咒辟邪，更转化为戒贪之义”，有力地驳斥了与“斯鸠底西伯利亚的兽形装饰”有关说[7]。滕固对燕下都瓦当的使用年代、纹饰类别和饕餮纹渊源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燕下都瓦当研究的开山之作。

1950年12月，北京历史博物馆开办了“燕下都文物陈列室”，将调查发掘、征集和收缴的燕下都文物共238件在故宫午门楼上西北角楼集中展览，是一次较大的文物展览[8]。这次展览将燕下都出土文物集中陈列，尤其是战国时期燕下都瓦当及其建筑构件数量最多，为之后对战国时期燕国都城建设、燕下都地位等方面的研究创造了便利条件。

傅振伦《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一文，介绍了1930年春第一次发掘老姆台所获文物情况，重点对瓦当及其建筑构件进行了研究。认为“就瓦当的花纹而言，夔龙纹近乎商周铜器，它大约是早期的制作品；而花纹典雅美丽、线条流逸者大约是中期的制作品；由饕餮纹简化而成的云山纹大约是燕国势力削弱了以后的晚期制作品”[8]。傅振伦分析了不同时期燕下都瓦当的纹饰特征，这一点是弥足珍贵的。

杨宗荣《燕下都半瓦当》一文，将燕下都半瓦当按纹饰划分为7大类25种，对每一种纹饰瓦当做出了较为合理的命名与释义[9]。“燕下都半瓦当是燕文化遗存之一，它不仅在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创造，而且影响到邻邦齐、赵等国。我们看到临淄和邯郸的半瓦当，不能不说是袭取了燕文化而演变出来的”。同时，在本文编者按中，提到了日本访华考古学代表团团员关野雄副教授编著的《半瓦当之研究》一书，该书按纹饰特征将燕下都瓦当分为五大类：饕餮纹、凸字样纹、饕餮纹兼凸字样纹、双龙纹、双兽纹[10]。

傅振伦《燕下都瓦》一文，介绍了1930年老姆台附近出土的一件完整的檐前带当筒瓦的形制、规制和纹饰特征，“筒瓦上是三层蝉翼纹和两层回纹错综雕镶而成的几何图案，瓦当直径24.5厘米，筒长66.7厘米，瓦当花纹是用模子印造的，形象犹如兽头一般，张口瞪眼，横眉竖目，表现得很凶猛雄壮，具有一种特别的风趣。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古代器物上用这种图像，是儆戒贪暴的意思”。并且认为“燕下都瓦当说明了我国文化艺术在两千年前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1]。通过这件檐前带当筒瓦的特征，使我们可以想像到当时宫殿建筑的雄伟壮观和气宇轩昂。

傅振伦《漫话燕下都瓦当文》一文，将瓦当按纹饰分为六大系，分别为棂文式、云山文式、独兽式、双兽式、饕餮文式、对鸟式，把所见34种燕下都瓦当纹饰划归在六大系统之中，并根据当时历史背景进行命名和释义（这里“文”同“纹”，笔者注）[12]。《依据燕下都出土瓦类推测它的制作方法》一文，重点依据1930年春老姆台发掘出土瓦当当面特征，认为花纹图案的瓦当都是模制而成，印模可能为圆形，中间留有切割线，切割以后两个半圆形瓦当图案相同[13]。

(1) 探地雷达技术用于滑坡调查是可行的，有效的，其探测结果可以清晰再现区域内地层分布和缺陷分布及特征，满足野外地质灾害调查的需要，其勘探应用的领域也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杜菊、吴磬军《老姆台力证：燕国并非那么弱小》一文，首次将老姆台1930年出土的檐前带当筒瓦、1958年出土的兽头形陶水管和1966年出土的青铜铺首在空间上联系起来，它们分别位于老姆台宫殿建筑的屋顶、宫门、台基位置，从规制、纹饰特征、文化风貌等方面力证燕国宫殿建筑的气宇轩昂、都城建设的雄伟壮阔，并非太史公所言的“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35]。

三、燕下都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瓦当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级政府对燕下都科学考古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支持。1958年1月至5月，文化部文物局组织的燕下都文物工作队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较大范围的勘察，“勘察工作分为调查和钻探两部分，通过调查，初步了解了遗址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钻探，发现了很多重要现象”[14]。在此后的20余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勘察和部分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田野考古成果，并发表了相关的考古报告和发掘简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燕下都的考古工作进入了全面梳理与总结阶段，出版了田野考古报告《燕下都》[15]一书。

石永士《关于燕下都故城宫殿建筑几个问题的探索与研究》[16]一文，依据燕下都已发表的考古资料和出土的瓦当实物，将燕下都纹饰瓦当分为20余种，认为瓦当虽然保留着独具特色的饕餮纹、黼黻纹、三角形蝉翼纹等纹饰图案，但已经失去了过去神秘、威严的气势，反映了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文章还首次将瓦当与筒瓦、脊饰、板瓦相互关联，探讨了瓦当与屋顶构式的关系、燕下都宫殿建筑群的整体风貌和布局。《燕下都出土的建筑材料》一文，以调查采集的瓦当为主，结合发掘出土的瓦当，按纹饰分为八大类，并分析和探讨每一类纹饰发展演变规律[17]。文章还考察了筒瓦、瓦钉、板瓦、脊瓦和脊饰等构件的特征与关联，它们与瓦当一并构成了研究燕下都宫殿建筑屋顶装饰的重要实物资料。两篇文章为姊妹篇，相互补充，相互关联，共同反映了当时所见燕下都瓦当的全貌。

解析：(1)Na2S2O5是中学化学教材中从未出现过的陌生物质,但对题干稍加提炼,不难看出该化学方程式的反应物为NaHSO3,生成物为Na2S2O5和H2O,然后配平即可。

石永士、王素芳《燕文化简论》一文，将瓦当作为一种重要的建筑构件，与板瓦、脊瓦、脊饰等构件组合使用在宫殿建筑的屋顶，不同的纹饰区别和规制大小使宫殿建筑群体显得主次分明，在装饰艺术上突显出强烈的对比效果，使大型主体宫殿建筑显示出宏大、威严气象[18]。

《燕下都》一书，全面总结了燕下都故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收录了1930年春至1982年10月有关燕下都的考古资料，既有专题研究又有全面总结，是燕下都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此后关于燕下都以及瓦当的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其中，此书依据当面纹饰将燕下都瓦当分为13大类40余个品种，揭示了宫殿建筑遗址、作坊建筑遗址、居住建筑遗址以及不同文化地层所出土的瓦当情况。书中采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确定了瓦当的建筑遗址性质和文化地层关系，建立了瓦当在时间早晚和空间位置关系上的标本体系，为瓦当分期断代和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

基建工程项目从合同签订之初，档案资料管理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审核图纸、开工报告等都是项目资料。施工时要依照具体的规定记录开展工作，使工程项目做到开工有报告、进场有合同、变更有手续、验收有依据。如果项目资料收集不及时，就会使项目在开展过程中缺乏真实数据和资料的支撑，验收时就会出现项目初始档案资料不全的现象，对档案资料管理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

此外，燕下都瓦当的纹饰题材、艺术特色尤为学者、专家所关注。

石永士《漫话燕下都瓦当》一文，从艺术创作角度和地域特色等方面分析，认为原始崇拜与模拟自然相结合是燕下都瓦当纹样构思立意的基础，模拟自然展现物象的真实面貌是其造型艺术的追求。宫殿建筑只使用半圆形瓦当，而在这半圆空间，巧妙设计各式饕餮纹、龙凤纹、山云纹、树木双兽纹、树木卷云纹、窗棂纹和人面纹等，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丰富多彩[19]。

王素芳、石一磊《试论燕下都半瓦当的艺术特色》一文，认为燕下都瓦当在纹饰内容和构思上是原始崇拜与模拟自然的结合，在造型手段上是变形和抽象方法的结合，构图方法是轴线对称，艺术创作的主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高度结合，反映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和理想生活的追求[20]。

村上和夫《中国古代瓦当纹样研究》一书“纹样解说”部分，按当面纹饰将燕下都瓦当分为饕餮系纹样、饕餮纹的变形、单一动物纹、复数动物纹、植物纹。饕餮纹样成了国王将力量赋予百姓的象征，“山”字纹代表为王者如山般泰然、滋养万物的意思[21]。

四、燕下都近三十年非考古发掘所获瓦当与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兴起了全国性的收藏热潮。这一时期燕下都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基本停止，但是随着农田、村镇和道路交通建设，燕下都故城内外一些重要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瓦当。这些瓦当小部分为文博部门征集，大部分流向了民间，甚至有一些流向了海外。民间收藏家在燕下都瓦当保管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是对国家馆藏和专业研究的重要补充。同时，考古与文博专业工作者、高校师生对燕下都瓦当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燕下都瓦当纹饰命名与释义更加严谨与准确

吴磬军《简论燕下都瓦当纹饰的艺术特征》一文，首先根据当时所见考古资料和民间收藏瓦当实物，将燕下都瓦当按照当面纹饰分为十几类50多个品种，每一类每一种都给予了较为合理的命名与释义。其次，认为半圆的构图设计体现了燕民族固守传统，夸张、抽象的纹饰充满原始崇拜的神秘色彩。再次，发现饕餮纹“环围式”的构图特征、随形就曲、穿叉叠压和相互替代等艺术手段，形成了多维空间效果。其中“独龙纹”“四兽纹”“双龙纹”等遒劲健美，呈现出勃勃生机，而山云纹呈现出静谧安祥的艺术境界[22]。

吴磬军《燕下都大瓦当的特征及其思考》一文，主要介绍了用于建筑物垂脊端头的硕大规制瓦当，从当面“双龙背项饕餮纹”的构图变化来说明燕下都大规制瓦当特征，并根据考古资料，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燕下都硕大规制瓦当、装饰构件主要出土于西菇堡1号战国遗址（俗称疙瘩台）[23]。结合文献资料推断，西菇堡1号战国遗址，可能是人们所关注的“黄金台”遗址。于军、吴磬军《燕下都双龙饕餮纹瓦当的构图特色与文化内涵》一文，在四种不同的“双龙饕餮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双龙与饕餮穿叉、叠压、交织和相互替代关系的多维视觉效果以及文化内涵[24]。

吴磬军、刘德彪《燕下都半瓦当“双兽饕餮纹”、“云蝶饕餮纹”探微》一文，认为以往专家、学者将“双龙饕餮”纹饰中命名的“双兽”“云蝶”纹命名为“双龙”纹更为精确，这一认识对于“母题”纹饰的整体关联与含义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25]。吴磬军《论燕瓦当“母题”纹饰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从燕瓦当的出土情况、“母题”纹饰的基本特征、历史背景、祖源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燕瓦当“母题”纹饰在艺术形式上承袭了商周青铜器的风格；文化内涵上凝聚了姬燕政权的戒贪、恤民和廉明之德[26]。魏青《燕下都瓦当纹饰研究》一文，论述了燕下都瓦当纹饰的分类、分期和演变规律，初步揭示了“母题”纹饰——饕餮纹的渊源、意义和作用[27]。

［22］吴磬军.简论燕下都瓦当纹饰的艺术特征［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3）：97-99.

［9］杨宗荣.燕下都半瓦当［J］.考古通讯，1957（6）：25.

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 learning，CBL）是一种通过模拟或者重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场景，让学生把自己纳入案例场景，通过讨论和研究进行的一种教学方法[6]。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分析、比较使学生拓宽自己的视野，从而丰富自己的知识，以案例中的人和事，认真的分析各种数据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让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进行诊断和决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于璞《试论北京地区出土的燕瓦当》一文，将北京地区出土的燕瓦当进行类型学分析，认为主要是战国中晚期制品。北京地区出土的燕瓦当与燕下都瓦当的主流纹饰并不完全一致，反映了主流纹饰在各地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纵向方面的继承、发展与演变[31]。

（二）燕下都瓦当的情景考古和社会考古研究

吴磬军、刘德彪《简论燕下都半瓦当的错切现象》一文，首次提出了燕下都瓦当“错切”这一概念，“所谓错切，就是误将切割线转动90度而切，从而产生了特殊纹样的半瓦当”，并介绍了燕下都瓦当出现的四种错切现象：“勾云饕餮纹”“四兽纹”“卷云饕餮纹”“山形饕餮纹”[32]。吴磬军、丁志刚《一面稀见的燕下都错切瓦当》一文，在此前四种错切瓦当的基础之上，发现了由两种纹饰构图的“双龙饕餮纹”出现在同一当面又发生了错切，这两种构图的错切使得此面瓦当的图案更加复杂且不易辨认[33]。燕下都瓦当“错切”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当面纹饰的特征变化，另一方面说明了瓦当的制作过程和出现错切的原因，由此向瓦当使用的建筑情景考古和瓦当制作的社会考古延伸了一步。

吴磬军、魏青《燕下都瓦钉与瓦钉饰》一文，介绍了瓦钉与瓦钉饰的使用方法，“将安装好脊饰的垂脊筒瓦用瓦钉固定在垂脊顶的前端，瓦钉外露部分套上瓦钉饰，最后将缝隙抹严封实”[34]。以瓦当和其他建筑构建的关系考察了建筑物屋顶装饰情景和效果。

滕固、傅振伦、杨宗荣在燕下都瓦当的纹饰命名与分类、制作方法、“母题”纹饰饕餮纹渊源等方面的始创性论断，为之后燕下都瓦当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鹏《试析燕瓦当纹饰嬗变的政治意蕴》一文，重点阐述了燕瓦当纹饰的变化规律，将燕瓦当纹饰分期变化与燕国国势兴衰变化联系在一起。认为战国中期出现的山云纹是燕昭王改革带来的新的社会风气，战国晚期燕瓦当纹饰丰富多彩是受到秦、齐瓦当的影响[36]。

李思雨《从燕国瓦当看京津冀（北）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一文，认为燕下都与北京良乡黑古台、广安门外桥南遗址、天津大任庄、武清兰城和唐山东欢坨等燕国疆域出土的瓦当在“母题”纹饰的使用和半圆形规制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用瓦当实物来证明京津冀在地域、文化上的关联[37]，充分说明了在东周时期京津冀就是一个大文化区系，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三）燕下都瓦当综合研究

刘德彪、吴磬军《燕下都瓦当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燕下都瓦当的著作。此书借助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第一次将考古所获瓦当资料和民间收藏的实物结合，全面地分析、总结、阐述了燕下都瓦当的纹饰类别、内容题材、地域特色等，并将燕下都瓦当与秦国、齐国瓦当进行比较，总结出燕下都瓦当独特的地域特色[38]。

吴磬军《燕下都瓦当文化考论》一书在《燕下都瓦当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燕下都瓦当的面貌特征和文化内涵、变化规律和历史价值等。并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认为西菇堡1号建筑遗址为燕昭王所建的一处重要宫殿建筑，很可能是学界一直争论的“黄金台”，但是由于缺乏实证，对其定性研究有一些缺憾[39]。

吴磬军《燕下都瓦当》一书图文并茂，图录部分采用现代照相技术与传统传拓技术相结合、图片与文字相结合、断残的瓦当与完整的带当筒瓦相结合、自藏精品瓦当与馆藏以及其他民藏珍稀瓦当相结合，并辅以与瓦当相关联的构件，呈现出当时所见燕下都瓦当全貌以及与其他建筑构建的关系[40]。记述部分从现代考古学角度入手将燕下都瓦当同整个燕国疆域出土的瓦当进行比较，发现并明确饕餮纹为整个燕国瓦当的“母题”纹饰，并深入阐述其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同时，将其与秦、齐瓦当的“母题”纹饰比较，明确了燕国瓦当在先秦时期三大地域瓦当中的重要地位。

吴磬军《燕下都瓦当考古学观察与思考》一书，对燕下都瓦当纹饰进行考古学分类和观察，对饕餮纹饰进行考古学研究，全面深刻地阐释了燕下都瓦当的价值和意义[5]。此书进一步探讨了瓦当和其他建筑构件反映的建筑物屋顶构式情景，尤其是对瓦当、筒瓦背上的戳印文字与燕下都其他陶器文字关系所反映的燕国制陶业机构、体系和管理制度，以及瓦当“母题”纹饰承袭关系及其文化祖源，进行了深入的考古学观察和思考。燕下都瓦当的完整性、系统性可以看作是打开燕国历史之门的一把钥匙，是研究燕文化的活化石。

［2］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初探——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一［J］.文物，1981（3）：65-74.

（四）燕、齐、秦、中山国瓦当比较研究

吴磬军、刘德彪《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半瓦当纹饰初步分析》一文，首先分析了燕下都瓦当纹饰特征，并重点阐释了使用时间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双龙饕餮纹和卷云饕餮纹瓦当的文化内涵。其次介绍北京、天津、唐山、东北部分地区出土的瓦当及其纹饰特征。最后将燕下都与其他地区出土的瓦当纹饰进行比较，认为燕下都瓦当纹饰图案和风格接近商周青铜器；北京、天津、唐山、东北部分地区出土的瓦当都晚于燕下都，其内容题材和艺术风格无不受燕下都瓦当影响[41]。申云艳《燕瓦当研究刍议》一文，主要分析了燕国其他疆域和邻近地区出土的瓦当，北京、天津、内蒙古出土的兽面瓦当都可以在燕下都瓦当中找到原型[42]。燕瓦当影响了中山国和齐国瓦当，同时秦、齐瓦当也影响了燕瓦当。

徐文英、韩立森《燕下都与灵寿故城出土瓦当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燕下都和灵寿故城瓦当各具特色。燕下都瓦当始终为半圆形，规制硕大、纹饰繁缛华丽，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而灵寿故城瓦当为半圆形和圆形两种，形制较小、纹饰简练淳朴，是受民族因素的影响[43]。

苏芮《齐、燕瓦当纹饰比较研究》一文，将齐国和燕国瓦当形制与纹饰特征进行比较，齐国瓦当为半圆形和圆形两种，规制较小，纹饰以树木纹为主，反映了现实生活情景；燕国瓦当皆为半圆形，规制硕大，纹饰以饕餮纹为主，充满了神秘威严的色彩。不同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崇尚决定了齐国以“树木纹”为“母题”纹饰，燕国以“饕餮纹”为“母题”纹饰，尤其是在战国中晚期，齐燕的文化交流影响了各自瓦当纹饰的发展与演变[44]。

王偈人《东周秦、齐、燕瓦当纹饰研究》一文，分析了秦、齐、燕瓦当纹饰的演变规律：秦国动植物纹、旋涡纹和云纹并行；齐国从树木纹到卷云纹；燕国以双兽纹贯穿始终，后期出现了山云纹且大量使用。燕国山云纹瓦当含义有二：一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角度看，统治者希望政权像大山一样稳固；二是从军事角度看，燕山作为天然的屏障，能够阻挡外部威胁。秦、齐、燕三国以各具特色的纹饰影响了东周其他国家的瓦当纹饰，而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却比较小。战国晚期，秦国云纹瓦当对齐、燕两国瓦当纹饰影响较大[45]。

在以上燕、齐瓦当或燕、齐、秦瓦当比较研究中，研究者多以燕下都、齐临淄和秦雍城瓦当为代表。

2017年5月起，一种名为“勒索”的网络病毒从欧洲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影响恶劣。这是继“震网”病毒之后，又一种由美国国家安全局泄露的网络攻击武器。外界普遍认为：这可能仅仅是美国网络武器库中微不足道的一种；美军在网络武器特别是攻击性武器方面，已实现了平台化、系统化、专业化、自动化和隐形化，具备强大的实战能力。为了在网络空间占有一席之地，各国将强化互相竞争，不断制造破坏性更强的网络武器，加快提升网络攻防能力，引发新一轮网络空间军备竞赛。可以预见，一场全球性网络空间军备竞赛将持续掀起高潮。

五、结语

燕下都瓦当出土百年以来，在纹饰上，其种类由最初的十几种增加到几十种，其中不乏一些内容独特、纹饰精美、品相完好的制品；在规制上，瓦当硕大、厚重，底径一般为15～25厘米，大者26～32厘米，最大的达38厘米；在纹饰命名与释义等方面也更为准确与严谨。前人的研究初步分析了“母题”纹饰——饕餮纹的文化内涵和地域祖源关系。所有这些，共同反映了燕下都瓦当的面貌与文化特色。

燕下都瓦当的研究群体逐步扩大，由最初文人雅士的个人喜好到考古领域专家和文博专业人员的研究，再到民间收藏家热衷关注和探索，乃至扩展到高校教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这一点是极其可贵的。

阿奇霉素1.0g单次顿服;或红霉素500mg,每天4次,共7天;或多西环素100mg,每天2次,共7~10天;或氧氟沙星300mg,每天2次,共7天。

燕下都瓦当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研究层次不断提升，由最初的金石学观察深入到情景考古、社会考古研究。首先，探讨了宫殿建筑、作坊建筑、居住建筑瓦当的使用与屋顶构式的关系。其次，发现了屋顶的檐前带当筒瓦、宫门的青铜铺首、台基的排水管头等构件在宫殿建筑上的空间关系。再次，从瓦当的制作过程和瓦当、筒瓦背上的戳印文字，探讨了当时监管机制和“物勒工名”制度在官方制陶业的具体体现。最后，从燕下都瓦当纹饰嬗变及其与燕国其他疆域出土瓦当的关系讨论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燕下都瓦当出土与研究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在其纹饰命名、释义、内容题材、构图特征、文化内涵和变化规律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燕下都瓦当在情景考古、社会考古方面处于起步阶段，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如作为宫殿建筑的武阳台、老姆台、“疙瘩台”三台之间的关系及其瓦当纹饰使用的异同、瓦当在建筑物屋顶的布构方式、瓦当的纹饰变化与燕国国势兴衰的对应关系等都有待于深入研究考证。

故此，更期望随着田野考古水平的不断提高，有更多深入研究燕下都瓦当的成果出现。并通过瓦当与其他类别燕文化关系看整个燕国在东周时期的社会状况和习俗。

参考文献：

Soil moisture retrievals from FY-3B satellite microwave brightness and comparative analyses over China

［1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医生对患者确诊并制定好治疗方案后,护理人员要用关怀备至的态度用通俗易懂的话语为患者详细的讲解治疗方案,以及用药方法和副作用以及药物治疗的作用用药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相关毒性的处理方法,能够舒缓患者紧张的心情,并且最终按时用药,认可治疗方案。并且护理人员要用适当的方法给患者讲解整个之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反复,以及治疗过程有可能会很漫长,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让患者充分了解治疗方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治疗方案有足够的耐心和依从性,从而更有利于治疗方案的顺利进行。

对比手术病理证明结果与MR检查结果，计算诊断正确率、良性诊断符合率以及良恶性鉴别准确率，并对不同病变性质的信号特征进行总结。

［3］陈 直.读金日札 读子日札［M］.北京：中华书局，2008：187.

［4］傅振伦.燕下都考古系年要录（1921—1987）［J］.文物春秋，199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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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寿鹏飞.易县志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862.

面层施工阶段，路桥基本处于贯通状态，在观测沉降前，应当对观测点与水准点的观测段进行绘制，在图上完成对测站固定点位置的确定，完成相应的观测。

［7］滕 固.燕下都半规瓦当上的兽形纹饰［J］.金陵学报，1936（2）：100-104.

［8］傅振伦.燕下都发掘品的初步整理与研究［J］.考古通讯，1955（4）：10-12.

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一书中“先秦燕国瓦当”部分，重点分析了燕国故地出土的瓦当纹饰特征，认为树木纹和双禽纹瓦当虽然受到了齐瓦当影响，但明显具有燕瓦当的特色。瓦当纹饰从早到晚具有简化的趋势，战国中晚期瓦当边轮逐渐变宽[30]。

［10］关野雄.半瓦当之研究［M］.东京：岩波书店，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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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铅物料中含铅1.00%～50.00%的铅量测定目前无标准分析方法，主要参照铅精矿化学分析方法测定物料中的铅量[5]，此方法分析流程长、分析过程繁琐，不易掌握，分析一批样品需2～3天的时间，无法满足日常生产分析及时率的要求。而本文方法操作过程简单、易掌握，分析一批样品只需1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分析效率，且分析结果与权威检测机构比对情况较好。

［1］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召陈西周建筑基址发掘报告［J］.文物，1981（3）：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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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磬军《燕下都瓦当“山形饕餮纹”释义新感》一文，将山形饕餮纹与商周青铜器纹饰对比分析，结合文化地层关系，认为山形饕餮纹是由双龙饕餮纹演变而成[28]。于璞《燕国故地卷云饕餮纹瓦当辨析》一文，辨析了燕国故地出土的两个系统的卷云饕餮纹瓦当，认为其细微区别在于纹饰结构方面，以近年来北京市房山区东阎村遗存出土的瓦当为例，主体纹饰呈卷云纹，眼、鼻呈乳钉状，较为平和[29]；而涿州市西乡故城遗址出土的瓦当，更加突显卷云纹效果，眼、鼻不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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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志是中国古代最为常见常用的石刻文字。朱熹所撰书的石刻文字，主要有两类：碑志文和摩崖题刻。这些石刻文字不仅丰富了石刻的斯文内涵，也提升了石刻的文化境界。

［28］吴磬军.燕下都瓦当“山形饕餮纹”释义新感［J］.文物春秋，2007（4）：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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