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天下乱离。政治纲纪废弛，思想界新异迭出。名儒耆宿，各开风气，更有影响至深、流风余韵延及清末民国者，如夏峰学派的创始人孙奇逢及其弟子赵御众。

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又称夏峰先生。河北容城世家子。幼承家学。及长，讲学课徒，从者如云。又慷慨议政，无畏阉党，挺身营救东林六君子，侠义之名弥满天下。后幕蓟辽总督孙承宗帐下，金戈铁马，艰险备尝。明亡，以故园为满人圈占，遂举家移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讲学著书不辍，年九十一卒。后人将之与宋元间大儒刘因、明嘉靖时以弹劾权臣严嵩而遇害的直臣杨继盛并称为“容城三贤”。容城地非广袤，而人杰辈出，孙奇逢正是代表之一。

孙氏有《理学宗传》《圣学录》《北学编》《洛学编》《四书近指》《读易大旨》等传世。其理学思想“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1]卷480《儒林传》，p13119，初宗象山、阳明，晚慕程朱，调和各家，不立门户，故能兼容并包，成其宏大气象。孙奇逢早年以亲丧绝意仕进，著述而外，专务讲学，自赞生平志愿“隐不在山，亦不在水，隐于举人”[2]卷31。能继其衣钵者，可分为两支。一支系居河北时所收弟子，承袭孙奇逢早年任侠风尚，侠儒兼举，文武并行①如王余佑、杨行健等，皆以毁家纾难知名。参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师儒传》，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356页。。一支为避居夏峰村后所收弟子，以学思践行为要。夏峰之后的孙奇逢年近古稀，性情归于沉潜，理学思想益发醇练，所收弟子较河北时期亦有注重理论的倾向，赵御众正是个中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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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御众（约1633—1693），字宽夫，号惕翁，晚号龙坡居士。先世金陵人，明初迁河北滦州，世家子。祖养冲、伯祖养蔚、父申宠皆以儒生入仕而兼有武略。鼎革后携家避乱河南，初流寓各处②顺治十七年（1660）其父申宠迁福建汀州府同知，未及登程，即卒于浙江湖州府同知任上。其时赵御众流寓鄢陵，遂迎柩于此地，以友梁廷援资之墓地葬于鄢陵伏村之东原。参王大本、杨文鼎《滦州志》卷十五《人物列传上·仕迹》，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后为密县巨室钱佳选（升阶）所迎，遂入籍密县超化寨。无意仕进，善经史，工诗文，尤长行楷。顺治十七年（1660）从孙奇逢受业于辉县苏门山百泉书院，追随二十年，与“及门诸弟子往复辩难，皆入道之言”[3]卷16，并与魏一鳌、汤斌同列师门三大弟子，深为孙奇逢所称许，谓“汤孔伯之端亮，赵宽夫之善补过，求之古人，不可多得”[4]卷13。晚居超化十载，自号“超化老人”，与上蔡张沐（仲诚）、睢州汤斌（潜庵）、登封耿介（介石）、雄县李崶（霞表）、定兴马尔楹（构斯）、定兴耿极（保汝）、容城孙博雅（君侨）、陈孔恕①陈孔恕名迩谷，先为学官，以傲上遭免，遂至钱佳选处作塾师终身。至马平泉作《十子祠记》记时，已失陈孔恕其籍里，一说浙江人，待考。陈与马菽史详迹并不可考。参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师儒传二》，第369页。、杞县马菽史（中汉）论道，并称“超化十子”②1825年，钱氏族人建景贤祠一座，立中州十二位贤人哲士本主于祠舍，供后人祭祀，以激励晚辈，读书为文，报效家国。禹州马平泉撰《十子祠记》。县令杨炳堃撰《超化景贤祠记》以记其事。他们是河北容城孙奇逢，上蔡张仲诚，滦州赵御众，登封耿介，雄县李崶，定兴马尔楹、耿保汝，睢县汤斌，杞县马之騛，浙江陈迩谷，东阿李居易，密县钱佳选。。赵氏有子廙羲，字时占，亦工书，早卒，遗有一女。赵御众与禹州世家、明兵部尚书马文升后人马相晋相识于耿介所主之嵩阳书院，一见如故，交深情契，遂将孙女嫁与相晋之子燿。燿早卒无子，以燿兄焯之子季吴出继侍嗣母赵氏。赵御众及年老多病，遂至禹州依孙女居，亲课外曾孙季吴，尽授其学，再传后至清中期夏峰学派后劲马平泉。卒于马家，外曾孙季吴为营葬禹州三峰山阴。著有《弗措录》《困亨录》《山晓堂诗集》③惕翁孙女之曾孙马平泉手辑。《徵君先生考终录》，辑孙奇逢《夏峰问答》，与汤斌、魏一鳌、耿极撰《徵君孙先生年谱》等。

1908年，王钟声和任天知等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话剧学校——通鉴学校。“戊申（1908年）春二月，王钟声和任天知合创通鉴学校于沪。春阳虽散，而王氏之雄心尚未已，因与任天知合创通鉴学校于沪北，意在养成新剧人材，故其教科，都属于戏剧者。”[2]61在通鉴学校被迫关闭后，1910年，任天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进化团。“庚戌（1910年）冬十一月，任天知来沪，立进化团。通鉴亡后，任氏不知所之。是月天知忽来沪上，立进化团于上海宾馆，广登报章，征集剧者。汪优游、陈镜花、王幻身、萧天呆、钱逢辛辈多归之。进化团原名进行团，嗣恐为当道见疑，遂经团员公议，易其名曰进化。”[2]71-72

赵御众为孙奇逢极重要之弟子，诸同门中，乃师“与之论道书最多”[5]360，惜乎久处中原一隅，又身居庙堂之外，声光不显④钱仪吉即命其子勤读惕翁《困亨录》，盛赞“先贤遗书得数语皆可守以终身，此录中亦自有之。诚切于体玩，深其旨趣，得一言之守，以克私从理，庶几有昭然发蒙之时”，又惋惜“今学者皆知汤耿诸贤，罕知先生者”。其时为道光丁酉（1837），距惕翁殁年不过一百五十年左右。参钱仪吉《衎石斋记事槀》续稾卷七，道光刻咸丰增修光緖钱彝甫印本。，因此他对夏峰学派的发展与承传之功虽巨，详细情形却复茫昧。故考索孙奇逢与赵御众交游情状，就成为廓清夏峰学派历史乃至清代河南理学史之必须。以下以时间为次，具体论述之。

1.顺治十三年（1656），孙奇逢七十二岁，赵御众二十三岁

式中:ΔT表示当前综合信任与上一周期综合信任CTi,j(t-1)的差,α表示权值λ的值域范围,β表示权值λ的对信任差ΔT的敏感程度,γ表示权值λ的最小值。α,β和γ是3个可调节的参数。α决定了时间衰减因子的值域范围,β决定了时间衰减因子。本文选取{α=0.95,β=3,γ=0.05}[15]。

2.康熙二年（1663），孙奇逢七十九岁，赵御众三十岁

密县距夏峰路途非近，故赵御众请业方式有二，一为书信，一为不定期至辉县亲炙。

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赵御众第一次较长时间面聆师训。起因在二月十三日，赵御众函问孙奇逢何谓“道”，孙复信有云：“道即千万世而上、千万世而下之道也，天地之所不能私，鬼神之所不能秘，只此便见道不远人，为须臾不可离之物也。”[2]卷19赵氏大有所悟，遂启程赴夏峰请教。二十二日《日谱》记：“赵宽夫，名御众，旧以书相通，迩复以疑相质，是日来从学。”自此后八日，师弟往复论析。二十三日赵御众问：“为清好恶之源，以出真是非，格致要诀是否即在诚意慎独？”孙奇逢赞其“问目既明，无庸复言之”，进而曰：“第知之非艰，行之惟艰。……阳明知行合一之旨，是在忱信而力行之耳。”倾谈之下，赵御众顿悟前非，向乃师坦承“回首从前三十年所自负为英人志士、不落人后者，嘿嘿简点，皆令人愧汗、无地自容”。自此发愤，学识猛进，所论每获孙奇逢称赞。二十九日离别在即，孙奇逢赠诗《别宽夫》，以舒不舍之意。诗曰：“举世谁先觉，孤怀秉烛迟。古人不可作，大道岂容私。论向晚年定，学从跂路疑。新型俨在望，应足慰予思。”对赵御众寄予极高期许。赵亦有《谒徵君孙先生后作》抒怀：“谁派春风过密城，淡然随我谒先生。刘歆问字终欺世，周处辞家岂好名。野鹿梦醒回首得，归云山静一天晴。试看东注昆仑水，曲折狂澜到海平。”[7]181尽显不慕名利，一心向学之意。因此孙奇逢屡屡称其可与论学，并在六月二十一日与友人论道时特意称赞“宽夫通而不窒，可与其学”。

八月底至九月初，赵御众再至夏峰请益。八月二十三日，孙奇逢《复韩子新书》谈诸弟子学事，云：“宽夫锐志向学，誓无退转。”[2]卷20可见赵氏求道心坚。

3.康熙五年（1666），孙奇逢八十二岁，赵御众三十三岁

7.康熙十四年（1675），孙奇逢九十一岁，赵御众四十二岁

十月初四日，孙奇逢弟子式献甫将过郑州，孙急切间不得修书，遂口占一诗托致意赵御众等，有云：“同人屈指有宽夫，远看大騩山气紫。……元是自家屋里人，不同他人问辙轨。衰年相望意徒殷，为赋停云俨在咫。”[2]卷26殷殷期许之情毕现。

十二月十四日，赵御众又修书请教慎独工夫及如何方能刊落之嗜欲。孙复书曰：“道原无尽头，学自无了期，安得剶尽之时耶？一味朴实做去，不落掩着，不以意兴，气魄搀和其间，独不期慎而慎，意不期诚而诚，无时非天晴日霁之候，无处非鸢飞鱼跃之机。虽与人共在尘世之中，而此心独超万物之表，睟面盎背，所谓充实而有光辉者也。此段趣味全从剥处得力，剥之时卽复之时，非两候也。”[2]卷32赵氏人品端方，有板滞之势。孙多次告诫，此处又有开示：“前实议《论语》语当活看，稍一执着便成滞碍，所谓读有字书，要识无字理。……颜曾学孔子，步趋唯谨。孟子学孔子，离合而与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期待赵氏师法孟子，不拘执粘滞。赵氏亦颇能领会得其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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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孙奇逢致信赵御众问疾：“久望足下一来，亦知其不能来也。八口为累，贫不能出门，不意其更兼之以病。病与贫原相因，因贫而病，病且益贫，此两字困倒多少英雄。”[2]卷27激励赵氏“能不为之困，便是真性岀头之日。宽夫益矣，生于忧患，此中有实领略耳”。学业方面，提点赵氏与钱佳选相互磋磨，谓“升阶朴诚任重之器，仆尝谓人不能自立，患在无良友夹助，君子以朋友讲习，鲁无君子，斯焉取斯。此言岂欺我哉？于此见宽夫，于此见升阶。二仲之助我，良非浅鲜，为之一快”。又直言：“伊川、紫阳，理学之正宗也，此不待言。谓足尽尼山之藴，恐亦不然。”告诫赵氏勿要作铁板道学，须学邵雍“眼前地步放宽些”，“有一种弄丸养端倪之趣，才见鸢飞鱼跃，活泼泼地”。此正是因材施教。以赵氏求道讲究刊净嗜欲、过重慎独事心，不免有僵硬枯槁之感，故而乃师有意和缓柔润之。

十一月左右，赵御众妻子病故，家中事务杂沓，不得就教孙奇逢，遂修书上禀乃师。十五日，孙复信：“久望吾丈有滏水之行，可过兼山堂，不意其不能来也。见手札知有鼓盆之变，凄恻久之。吾丈何以堪此？”[2]卷35勉励赵“凡事到难堪之际须学力以胜之”。并对赵磨勘所悟“耻”字之重要，深表认同，谓：“读之再三，愈觉淋漓痛切。孔子云：‘知耻近乎勇’，孟子云：‘耻之于人大矣’。此字见，真是太阿在手，千圣万贤所从入之途虽异，而其归则一，总离此字不得。”经多年磋磨，当此之时，师弟间已成教学相长之势。

七月二十三日，孙奇逢复信赵御众：“足下病后数札，真切为性命之计，自非将就冒认者。”又赞赵已“见在于理”，而“此最是大把柄”[2]卷28。可知在乃师教诲下，赵氏已深入理学堂奥。

5.康熙八年（1669），孙奇逢八十五岁，赵御众三十六岁

学问而外，孙、赵亦常有诗歌唱和。九月三十日，赵御众寄书乃师，有诗云：“遥企宫墙岁月同，乌鸣花笑四时风。年来多少无言教，处处青山见夏峰。”表达对老师言传身教之感激跟崇敬。孙和曰：“到处青山谁与同，岁寒惭对柏和松。丈夫各自开生面，一恁他人说夏峰。”[2]卷28虚怀若谷，大家风范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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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赵大病初愈，体弱未能远行，遂作书向乃师请益修身之道。十三日，孙复信勉励曰：“吾丈自前番病后，觉得胸中绝无粘滞，此便是从苦境中磨炼。经此一番长进，其识趣自是不同。”[2]卷31又针对赵御众修身有苛严之取向，特提醒道：“学问之事，只是要求自得。自得则居安，资深而左右逢源，才是集义。不能自得，纵无破绽，终是义袭。”又赞赵修行谨严，称“宽夫大有识力人，彻底清彻，不令有一事一念之疚，务求一个天晴宇泰，此老夫所深望于良友者”；同时提点：“然《诗》《书》所称‘一人有庆，万邦惟庆’等语，毕竟就荣昌顺适一边说。孔之‘杀身成仁’，孟之‘舍生取义’，颜之‘不幸短命’，于庆之理无妨，毕竟不可为庆之事耳。所欲、所恶、所乐，俱是性命之理。所谓本体皆顺，而工夫皆逆。学问全在逆上得力。”谆谆教诲，不厌其烦，务使赵氏不致滑入不近人情一路。赵亦渐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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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一日，赵御众致书孙奇逢谈“躬行”事。孙复曰：“天地间只有这件事无精粗、大小、内外之可言。会得此，无时无处非这件事，圣贤随人指点总之是这件事。……仆耄而病，所急望于同人者，总之要在躬上取齐。”[2]卷31言之再三，至有絮烦之感，皆因夏峰之学的根本即在躬行。赵氏亦深明此点，故能传乃师之学。

4.康熙六年（1667），孙奇逢八十三岁，赵御众三十四岁

6.康熙十三年（1674），孙奇逢九十岁，赵御众四十一岁

五月十二日，赵御众寄信孙奇逢谈《易》所云幾与吉凶之关系。孙为比较《系辞》及周敦颐说文字的不同，指出问题症结，曰：“彼固各有所指也，……偶拈以语同人，亦不必深论也。”[2]卷27举重若轻，赵大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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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耿极携家移居夏峰，出赵御众手书，告孙奇逢赵与钱佳选不日至。初九日，孙奇逢寄书赵御众，促其速来，以同门王伯生即将北归，为一见赵、钱，“犹淹留以待良晤”[2]卷26，且耿极近来“颇有所发明”，亟盼快谈，可见倚重之深。另告赵助师所编之《理学宗传》业已付梓，告诫切不可以此为满足，学问尚有精进余地。又提醒说“近见南中一二友窃二氏以浑通吾儒之学，此种为害不小。我辈净洗根原，时时当防此歧路”。诲而不倦，自因弟子学而不厌。

年初，孙奇逢体衰之势渐露，仍为诸生讲学不辍。赵御众有感，遂于正月十六日亲至夏峰受学。孙奇逢为讲解所谓“学问”者，曰：“学问原是全体大用、一了百当之道。学者只从事于此一事，更无不尽。所谓一事者，复性而已。”[2]卷36也即要以性善为本，“只此一点性善，终身学之不尽”。赵表示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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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八日，孙奇逢以赵御众与耿介往还论道之书信所谈深广，特手抄录入《日谱》。赵氏向以克己修身为本，故曰：“要希圣只是收敛。收敛非谨慎之谓，去其所本无，全其所本有而已。”[2]卷36主张刊落嗜欲，回复向善之本性。耿介态度则较和缓，曰：“吾闻之师曰：学问之着落在日用伦常。能于此中见得触处皆天命流行，便是透得大原本所在。我辈果有戒惧工夫，久则气质自然变化。因窃意日用间体认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时时小心翼翼，而后触处皆天命流行也。”主张将学问着落于日常。显然，孙奇逢以两者皆有可取之处。赵、耿实得夏峰之学两端：一为约束一己嗜欲；二是践行于日用伦常。

二月十五日，赵御众再至夏峰。孙奇逢虽饮食如常，而中气不足，仍为弟子讲《孟子》“可欲之谓善”章。开讲前特将赵呼至座前曰“汝如许年来磨炼过，亦不易到此，向后当更勉之”[2]终录，似有诀别意。赵未有多想，淹留数日，渡河而南。

武亿《授堂诗文钞》记于密县亲见赵御众手书钱佳选墓志铭一事。引志文曰：“自丙申秋（1656）始也迄癸卯（1663）。”[6]卷2赵、钱同受学孙奇逢。而《徵君孙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首见赵氏，则在顺治十七年（1660）“滦州赵宽夫同密县钱升阶来学”。武亿云：“其两岐如此，予固疑谱出之诸门人杂为撰托，容亦未能致审，而志文为先生生平契义之人，所记必不稍涉舛迕，故宜以此为正也。”所言甚是。虽然可资对照者《孙徵君日谱录存》（以下简称《日谱》）丙申年下亦未提及赵钱从学事，但其原稿有残毁，传世刊本并非完璧，不足为怪。赵钱相交三十年，同学同处，以道义相提重，乃师讲学作书往往并提之，可见实为一生知己。以常理推之，赵氏对如此重要的时间节点实难记错，志文所记当不谬。可知虽未必正式拜师，但赵御众确系本年始从学于孙奇逢。

四月二十一日，孙奇逢病逝。赵御众大恸之余，“始痛前此之言是彻底打开，皆永别遗训也”，然而“踉跄奔哭，已成莫追”[2]终录，遂编订孙淳及钟国士所记乃师自初疾至身故之言行，汇成《考终录》一册，以寄哀思。

孙奇逢与赵御众师弟相交二十年，先生倾囊相授，弟子黾勉以求，教学相长，学识日日精进醇厚。赵御众继承乃师理学思想又发展之。接受师说重“心”的一面，称：“学者莫求解圣贤语，要认自己心，明白自己事，依文能解，过事芒然，总是不亲切，自诳诳人。”[8]311-312反对寻章摘句、拘文牵义，一以本心为根。进而说：“千难万难，只是打叠此心，若心地洁净，不但发愤植立，所谓道理平铺，足便四通八达。”[8]311-312强调恪守“本心”的重要性。秉持“事心说”，认为：“人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洁净光明，遇事即以此应之，一切顺逆成败，惟天所命，吾不敢参以畔援希冀之意。故曰天下本无事。”[8]311-312在师说的王学成分之外，补充“主敬”思想，同时发展出“命定说”，不认为人有意志自由，不认为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进行改变。又持“灭欲说”，主张：“种种嗜好，都教刊落净尽，无巨细，不挂丝毫，方可进道。少有沾滞，终是烦躯，非由己工夫。”[8]311-312似乎又是对王学末流旷达至于纵恣、从而欲望横生的反拨。比较孙奇逢注重日用伦常、富含人情味道的说理，则略显枯槁严苛。

总之，在庙堂宗程朱、江湖崇考据的大势之下，赵御众继承发展师说，孤行其志，成为夏峰学派重要的承前启后之人物。其学再传而出乾嘉时理学大家禹州马平泉，三传而有道咸时理学名臣河内李棠阶、开封倭仁、名儒新郑王淡泉、鄢陵苏源生，其学脉更延及清末民初之武陟王少白、卫辉李敏修、王锡彤、嵇文甫等，学术谱系可谓枝繁叶茂。无疑，赵御众为夏峰学派在北方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有清一代朴学大盛的环境之中，为理学别开出一番天地。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包括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六部分。考虑到该地区提出了打造宜居和谐城市的发展规划，矿区规划环评在指标选取上主要选择了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的部分指标。

［2］孙奇逢.孙徵君日谱录存［O］.光绪十一年刻本.

［3］王大本，杨文鼎.滦州志·人物列传［O］.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4］孙奇逢.夏峰先生集·怀友诗［O］.道光二十五年大梁书院刻本.

［5］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

［6］武 亿.授堂诗文钞［O］.道光授堂遗书本.

［7］杨 淮.中州诗钞［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即使水库提高防洪能力，河道防洪标准不达标，达不到5%的防洪能力，水库正常调节泄洪也会影响下游安全，一味要求水库保护下游安全是不可行的。

［8］唐 鉴.学案小识［M］.上海：世界书局，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