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重要的。信任使得我们对自己与社会充满或保持连续性与恒常性的信心，对于个体而言，信任是幸福生活的保障，若失去信任，生活便会在荒野一样寂寥；对于社会而言，信任是社会的凝固剂，若没有信任，社会将会是一盘散沙。因而，人们珍爱信任，痛恨失信。然而，在当代中国，失信的现象以及失信危机却似鬼魅一样伴随着我们。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所造成的国人对于国产奶粉的不信任至今仍未彻底消除，南京的“彭宇案”以及后来的“小悦悦事件”更使得人们对于社会之中人际信任充满了某种程度的无耐与叹息，当然，所有这些更是全社会对于信任重建的呼吁与呐喊。为了人们美好生活之实现，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现代社会信任危机形成的原因以及重建社会信任的方法。

1 抽象信任：现代社会信任的特质

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告别传统进入现代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现代社会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着对于传统的割裂，即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完成了对于传统社会的“经验封存”——“将生活经验的基础性方面(特别是道德危机)从经由现代抽象系统所建立起来的日常生活常规中移走”。[1]因而这也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信任机制形成及其运行机理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机制及其运行机理。

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是熟人间的、在场的、惯例式的基于亲缘关系的亲缘信任。由于生产力低下、科技不发达以及交通不便利等诸多因素，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交往大多是面对面的、熟人间的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个体不便、不能也不敢失信。如果个体一旦失信，那就意味着个体对传统的背离以及对熟人的背叛，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个体要接受几乎所有人的制裁，这样一来，个体将很难在共同体中生存下去，故在传统社会中(或在现代社会中的熟人圈子里)个体一般是不敢轻易失信的。亲缘信任在传统社会中是人生存之必然，当然，亲缘信任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还具有意义价值。“亲缘关系的确还经常提供一种稳固的温暖或亲密的关系网络。”[2]亲缘信任往往成为人生活价值与意义的源泉，因而被人们所普遍看重、留恋与珍惜。而现代社会信任与传统社会中的亲缘信任有着明显的不同。现代社会信任不再是熟人间的、在场的、惯例式的亲缘关系之上的亲缘信任，反而是陌生人间、不在场的、契约式的“纯粹关系”之上的抽象信任。

为了能更好地说明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的形成，我们有必要对现代社会及其特质作一简略的说明。吉登斯谈到现代性时首先谈及了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变革使它与传统社会“断裂”。这种断裂既是生产方式的又是生活方式的断裂，现代性社会又重新定义时间和空间的含义，在这样双重虚化的现代性背景下，未知为信任构建了最基本的前提，同时也为失信的产生做了原初的铺垫。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形成离不开有三大动力机制：时空分离、脱域和知识的反思性应用。所谓“时空分离”是指现代社会中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等原因人的交往活动过程中的时间与空间不再像传统社会中总在统合在一起，人的交往活动中的时间与空间均出现了“虚化”的现象，人的交往活动过程可以在非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因而时间与空间可以分离、重组与再洗牌。时空的分离能够“以传统社会中人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把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因素连接起来。”[3]吉登斯认为时空的分离使得社会生活组合的频率加快并且使得“脱域”成为可能。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4]吉登斯认为“脱域”有两种类型：一是象征符号；二是专家系统，二者又统称为抽象系统。所谓“现代性的反思性”是指人们依据实践而不断地做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样的敏感性以及能力。吉登斯将“现代性的反思性”视为现代性内部观念的动力。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中，脱域机制是一十分重要的环节。吉登斯认为：“脱域机制把社会关系和信息交流从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中提取出来，同时又为它们的重新进入提供了新的机会。”[5]在吉登斯看来，脱域机制事实上有两个环节组成：一是“脱域”，二是“再嵌入”。所谓“再嵌入”指的是“重新转移或重新构造己脱域的社会关系，以便使这些关系(不论是局部性的或暂时性的)与地域性的时—空条件相契合。”[6]吉登斯通过“脱域化”与“再嵌入”这两个概念而准确地描述出现代社会中的信任机制——基于纯粹关系的抽象信任。所谓纯粹关系就是一种将传统诸如亲属关系、社会义务或传统责任的标准外在标准通过反思加以消解的而重构的反思性关系，纯粹关系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似乎是先天注定的、个体无法选择的血缘与地缘所形成的亲缘关系，纯粹关系是一种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加以中断或继续的可选择性的社会关系。[7]正是在这种不断加以反思控制的纯粹关系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社会的信任，对各种抽象体系的信任。

现代社会中对抽象体系的信任集中表现为对各种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信任。现代社会中的抽象信任首先表现为人们对象征符号的信任。我们(人)制造符号与使用符号，符号遍布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符号。离开了符号、离开了对符号信任的现代生活是难以想象的。在此，我们仅以货币的使用为例加以说明。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于货币有着复杂的情感与不同的态度，但每一个人却离不开货币(当然，对于货币的理解可以作多样化理解。它既可以指有黄金这样的硬通货，也可以指通常使用的纸币，也可指最时尚的比特币等新型交换符号)。货币从表象上看是人们交换的工具，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有着更多的内在规定性。货币是人为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化身，是力图成为自然与社会主人的产物、象征与媒介。在现代社会，货币即信用。“货币的出现就意味着信任——信任贵金属的价值，信任别人也肯接受；货币的流通更依赖于信任——信任它不贬值。”[8]

其次，现代社会中的抽象信任表现为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所谓专家系统指的是“组织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大范围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技术成就或职业的专门技术系统。”[9]现代社会是十分庞杂的社会组织，具有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制度、组织和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使得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普通人或某一方面的专家——都无法清晰地把握社会生活的每个行业，为了更好地学习、工作与生活，我们都需要其它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专家——的帮助与指点，离开了他们的指点与帮助我们的生活也是难以想象的。总之，现代社会离不开专家系统，离不开对于专家系统的信任。

2 抽象系统失灵：风险社会与信任危机

“只是，陈班长的要求我作不了主。”马国平将目光投向陈山利，“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管行不行，我都要去试一试。”

举个自己的例子吧。笑笑刚开始玩积木顶多三五分钟，他只知道一层一层搭起来盖房子，搭一会儿就跑去玩车。这个时候，我把积木按照颜色和形状分类，他在旁边观察着，觉得很有趣，又参与进来跟我一起玩。过一会，我把长条形的积木摆成“轨道”，让小卡车在中间通行，他又觉得很有趣，于是又坐下来一起玩。

前文已指出，现代社会所形成的信任机制必然是抽象信任。但是抽象信任也存有局限。第一，抽象信任不是全能的，抽象信任不能替代人的最本真的情感信任，抽象体系也不能消解个人生活的亲密关系。二，抽象信任不是全善的，抽象信任存在着失信的风险。其实，信任本身就存在着失信的风险。信任是“一种‘跳入未知’的承诺。”[10]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抽象信任而言，无论是作为符号的抽象信任还是作为专家系统的抽象信任，都是“‘跳入未知’的承诺”，因而都是存有失信风险的。中肯地讲，失信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也有。只不过在传统社会失信发生的概率、破坏性的作用相较于现代社会不那么明显而已。因而，人们往往将信任危机视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信任危机与现代社会抽象信任形成机制有密切的关联。现代社会信任是建立于现代社会的三大动力机制——时空分离、脱域与知识的反思——基础上形成的纯粹关系之上的抽象信任。这种抽象信任机制有其便捷、高效之特点，但这种抽象信任机制也极易造就信任危机。这是因为无论是符号系统还是专家系统都易出现失信之可能的，更为重要的这种失信极易扩大其影响进而引发更为广泛的社会信任危机。

在一个失信的社会当中，不仅人的经济会受损害，更重要的是人还会产生本体性危机——人将变得忧郁、焦虑与恐惧。在此种状态下，人们变得不自信、不积极、不主动，人们感到存在的孤独。因而，为了人的本体性安全、为了社会的良序运行，我们必须珍爱信任以及重视信任之重建。信任是指个体对他人或制度持续的信心。从本质讲信任就是乐观主义的产物。信任首先表现为对自己的信，但信任最终的表现是对他者(他人与制度)的信而非对他者(他人与制度)的不信。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或许曾有过怀疑与动摇，但最终仍然会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中选择了简单化与确定化的方式——信。健全的社会、优良的生活以及健全的人格必然要求人们的信任是积极信任。构建积极信任关系首先就要求个体要敞开自己的真心，体现出自己的诚心与诚意，社会关系中的信是离不开个体的“诚”，这也正如吉登斯所说：“在后传统制度中，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取决于一种别人诚实的假定。它的依据是差异‘积极上升’。设法了解别人，逐渐信赖别人，敢于用差异作为发展积极感情沟通的手段。”[17]总之，对于信任以及信任之重建，我们首先应该摆脱悲观预期与消极心理，以积极乐观之心态去构建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信任，从而重建社会信任。

第三，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人们的活动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随着交往范围的增加、交往对象的扩大，违约成本降低而收益反而上升。因而，一个原本在乡土社会之中遵纪守法的良民，“当他一走进大的社会，他马上就沉于卑贱和黑暗中了。他的行为，再也没有人观察注意了，于是他就任情而动，不加检点，委身于一切卑劣的游荡和罪恶。”[16]

3 社会转型：社会失范与信任危机

第二，由于社会变迁，人们的角色定位失去了准星，人们变得不知所从。麦金太尔在论述古代希腊的英雄社会时这样说道：“在这样一个社会，一个人是通过认识到他在这个系统中的角色来认识到他是谁的；而且，通过这种认识他也认识到他应该做什么，每一其他角色和位置的占有者应把什么归于他。”[15]然而，处于社会转型之中的国人既不像传统农业社会那样、也不像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那样有着清晰的角色定位。由于角色及其规则既不充分又易变更，因而在转型期社会之中人们极易出现社会失范现象。

在现代社会，我们离不开抽象信任。因为抽象信任为我们提供了本体性安全，抽象信任及其本体性安全使得我们有信心地活下去，有信心地更好地活下去：当我们打开水龙头时，我们相信自来水是安全的；当我们到餐馆吃饭时，我们相信饭菜是卫生的；当我们行走在街道上时，我们相信我们人身不会受到威胁……然而，现代社会却是一个高风险社会，人的本体性安全也会受到各种威胁，抽象系统失灵的风险便是其中之一。

第一，追求名利之心极大地迸发出来。追名逐利本是人的一般心理。怎么能够成名呢？如何方能受人拥戴呢？答案无非两条——“一条是学习知识和培养美德；另一条是取得财富和地位。”[14]不过，培养知识和美德的过程是艰难的与痛苦的；于是为了追求名利，社会之中的许多人便开始疯狂追求财富和地位。其实，追求财富与地位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追求财富与地位而不择手段、丧尽天良。

随着规模养殖业的不断发展，怎样提高其经济效益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本人经常深入乡村，深入场户，实地调查、亲自实践，掌握了一定资料，现就如何提高规模猪场经济效益谈点看法。

当代中国的信任危机既与现代社会的抽象信任机制的缺陷有关，还与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有关。社会的剧变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失范与信任危机。当代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既是一场全面、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更是人自身的思想、文化、心理的深刻变革。在这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既造就了某种程度的社会失范，也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危机。

第二，专家系统存在失信的可能。现代社会是一个推崇知识且精细分工的社会，是一个需要专家且产生专家的社会。然而，调查显示，在当代中国对作为整体的专家具有中等以上信任的公众，累计仅有略高于半数的56.27%，这与专家“知识精英”“社会良心”的身份完全不匹配。[12]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现代社会离不开专家，但是人们对专家又充满一定程度的怀疑——“专家真的是可以信赖的吗？”其实，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是技能方面的怀疑：1)专家真的就是真理的化身吗？生活世界告诉我们也许未必。专家是人而非神，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并且专家本人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也有一个不断反思与提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专家也有过“顿觉今是而昨非”的慨叹，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专家也有“理性不及”之可能。2)生活世界本身就是多元与多样的，意见也便是多元与多样的，因而即便就同一事物与同一现象，不同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会出现“诸神打架”的现象，因而此时，我们该信哪一个专家呢？比如甲养生专家说吃鸡蛋好而乙专家却说吃鸡蛋不好，那么到底吃鸡蛋好不是不好呢？专家系统危机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专家的人品与德性。马克斯·韦伯曾批判过现代社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13]当然韦伯的本意更多的是对科层制社会中官僚例行公事的描述，不过在此我们可以借用这一表述来批判当下社会某些个别“缺心少肺”专家亦未尝不可。现今某些专家(比如“神医”张悟本与“大师”王林等)利用所谓知识权威的幌子，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说出了不少有悖于常识与常理的话，做出了不少有悖于良知与道德的事情，从而使得人们不仅对这些所谓的专家甚至是对这些行业产生极大的不信任，人们难免会产生了这样追问——“这是真的吗？”如果这种状况不能短期加以改变，一个“除了我自己，我该相信谁”信任危机的社会也很有可能会随之形成。

内部控制建设是医院提升内部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而内部控制措施的实施离不开信息系统的支持。由于医改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内部控制措施需要不断改进才能满足管理的需要。在当前环境下，将业务流程和控制措施固化到医院管理信息系统中强制执行是医院内控建设的核心工作。

第四，传统的缺失。在社会转型中，我们抛弃了既有的传统，我们打碎了旧有的精神家园，那些曾经激励鼓舞人们的价值、理想、信念似乎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我们没有很好地保存传统中优秀的东西。传统是一切新的价值规范生长的基点，否定了传统，想再立炉灶又是何等的艰难。

总之，随着现代性社会的来临，中国社会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在转型，既有的传统的人格信任已经解体，而新的信任模式尚未彻底建构出来，因而出现某种程度的信任危机也就不难理解。

4 积极信任：当代中国信任之重建

第一，符号系统存在失信的可能。在此我们同样以货币失信为例。中肯地讲，在现代社会，人们一般会对货币充满信心，人们普遍有这样一种认知——“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11]人们对货币充满了信任——相信货币所代表的价值；相信别人也信任货币；相信货币不会贬值。但是理论与现实均告诉我们货币存在着失信之可能。这种可能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假币的出现，尤其是一个社会中假币大规模的出现后，人们可能就会对货币(即便是真币)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怀疑，此其一；其二，货币危机更大的可能来自民族国家，如果某一政府不断地滥发纸币，使货币严重贬值，这既是货币信用的失信，更是国家与社会的信用的失信。

首先，充分地认识到信任及其信任重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中，一个真正懂得自己利益的人，一定会十分珍惜自己的声誉与信用，任何人都不敢失去信任，谁若是失去信用，不仅会失去财富、朋友、幸福与尊重，而且还会受到法律的处罚与制裁。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都会随着社会阅历的增进普遍地清楚为了维系他们信用应该做些什么。“理性的算计”一定会促使个人在开放合作的积极信任背景下谋求共享以实现共赢。如果这样来理解信任的话，可能更多指的是信任的工具价值。信任之所以重要，不仅是指信任具有工具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信任还具有本体论的目的价值。信任为人提供本体性安全，信任能给人以归属感、认同感与依赖感。若失去信任，人将变得忧郁、焦虑与恐惧。总之，信任是人类生存之必须与必然。

“说到奢侈，怎么比得上明清时期故宫里的那一套最土豪的供暖系统——故宫火道！”我不由自主地幽幽感慨起来，当年明朝皇帝明成祖朱棣在修建故宫时，就在故宫的地下同步设计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通道。而且“故宫火道”用来烧火供暖的入口都在室外，烧的材料又是名贵少烟的木炭，整个系统绝对是一流的环保工程。

其次，不断进行自我的反思造就积极信任人格。信任的确立离不开人的反思，信任的重建更是离不开人的努力。在重建社会信任的过程中，那种强调只有别人诚信了我才可以诚信的认识是错误的。在重建社会信任的过程中，个人诚信具有先决性，同时对于这一点的强调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这是因为无论是从逻辑推理还是从现实建构的角度而言，信任的确立无论如何离不开个体的诚与信的。积极信任人格的培育需要个体“同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18]；积极信任人格的培育是求个体不断地反思自己——“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积极信任人格的培育要求个体做到正确的归因。塞利格曼认为人所形成的归因风格对个体人格特征具有重要的影响，错误的归因会造就抑郁的人格，而正确的归因就能造就积极信任的人格。[19]积极信任人格的养成不仅仅是强调个体的德性的养成，积极人格的养成更强调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性。事实上，“好的人”与“好的社会”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第三，努力营造积极信任的社会环境。作为美德的信任不是先天的，它是后天个体在其生活实践中不断地加以锤炼方能养成的，并且它的确立与形成是离不开“好人有好报”的道德回馈机制。当“诚信是最好的策略”这种有着功利算计的策略性的生存技巧逐渐变成一种日常生活的本能与习惯后，信任事实上已成为个体的一种美德。信任是个体生活实践的产物，同时是一个不断否思的过程。信任的养成离不开个体善的经验的积累与善的运气的积累。幸运的经历往往会培养信任的品格与习惯；而不幸的经历可能会培养不信任的品格与习惯。因而，我们在强调积极信任人格的养成中，既要注重个体的德性修养又要注重公正的社会环境之建构。这是因为在生活世界中“德行是美的”与“德行是有用的”是统一的。我们要通过努力营造这样的氛围——“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财富(这种财富至少是这些阶层的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得到的)的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极其相近的。”[20]

第四，加强制度建设与制度保障，增强人民的制度信任。在重建社会信任这一使命中，制度信任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制度化信任即制度化承诺，它不同于个人信任。个人信任是指私人间的偶然的、私意的表达，制度化信任则是人的意愿的一种固定的、公开的制度的安排与设计，因而制度化的信任较之于个体信任更具有公开性、可操作性与权威性。在一个流动的现代社会，惟有制度化的承诺与保障方能减少了诸多的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方能使人有了基本的本体性安全。当然，要使得人们相信制度化的信任，制度必须首先是值得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制度是公正的、健全的与有力的。针对着现实社会部分专家系统不负责以及货币等符号系统的失灵作为等失信现象，制度必须要出应有的、有力的回答。那么，如何重建专家系统的信任呢？政府、公众和专家自身的全方位和持续的协力，政府要构建预防专家进行利益关联的制度、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公民要普及科学知识、增强民众的科学素养；专家要增强科学技能与道德修养。

总之，人们相信现有的制度是能够确保既有的规则的持存，人们就会相信现有的制度是能够确保既有承诺得以兑现的。这便是信心，这便是信任，同时也便是社会信任之重建！

“故乡”是名词，认知指向是一个实体，也即概念重组的输入“元素”。在这里，“故乡”这个实体的认知指向与“美丽”的指向主体相对应，即概念重叠，那么这两个结构就具有整合的基础，这样的一致会引发人的一系列的思维和推理，然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两个词按线性次序整合在一起，形成“美丽的故乡”。

参 考 文 献

[1][7][10]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182，6-7，45

[2][3][4][5][6]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89-90，18，18，124，69

[8] 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06

[9] 彼德·什托姆普卡.信任[M].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60

[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43

[12] 郭喨,张学义.“专家信任”及其重建策略：一项实证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4):83

[13]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43

[14][20]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2，74

[15]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M].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55

[1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353

[17] 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M].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1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

[19] 彼得森,等.习得性无助[M].戴俊毅,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