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践先生曾说：“儒家孝道思想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最大的文化特质。”[1](p.74)在中国文化中，出于人子至性至情的孝，不但是个体性的情感自觉，而且是社会性的道德规范、伦理原则，更是中国人安顿精神世界和安身立命之道。

“孝，人子之达道也，非但事老。”(《六书故》)此话旨在强调，孝不但是一种伦理规范，而且是先验性存在的。孝本身具有超越性和形而上学意蕴，却不易被彰显。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对孝道思想进行哲学维度上的探究，即探究我们为何要行孝和孝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是倡导人们如何去行孝的思想前提。要清晰地理解孝道是为人子者合乎人情之自然，而不是僵硬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

仁，是儒家修身的最高目标，而其根源又需扎在健全的家庭关系中。而所谓“孝悌，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说明的正是“孝，在儒家哲学中，乃是一切仁心流行之根源”[2](p.187)。何以孝可能成为仁之本呢？孝作为儒家的主要德目之一是源于天而内在于人的真实情感，是人所有情感中最为本真、自然和真切的。孔子的“仁”是从人自身出发，由人道开始，通往天道，达致天人合德之境界，从而开启了思想贯通于行为的儒学道德之路。最触及人心的孝道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衔接天道与人道的连接点。并且作为一种道德行为，孝道也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同样具有天道、人道的整体性特征。

一、报本反始的精神

“立天道者阴与阳”(《易传·说卦》)是说，君子基于“天道”处理人伦关系，而“孝”作为人伦关系之首，便成为儒家仿天道而尽人事的直接切入点。在这一点上，孝道首先体现了基于血缘亲情上的“报本反始”的精神，表明既要对个体切记生命之根源的父母，也要对万事万物之终极本原的天地，都应该心怀崇敬感恩之情，如此可切实尽到“参赞化育”之责。

天地，宇宙生命之本；祖先，个体生命之源。即是说，天地乃万物之所由生，祖先乃人类之所初生，二者均构成古人之存在的本源。在中国古代的天人观念中，天地被尊视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之所以产生，并能得其养育的终极根据。通过礼敬天地、崇宗敬祖，实现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的沟通。在《周易》的卦象变通中，人类开始思考宇宙的终极根源，意识到“天父地母”是其生命的最初本源。于是,效法宇宙规律去处理人伦事务，并将个体生命融入于整个宇宙的运行中。《礼记·哀公问》曾载有孔子明确的主张：“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说孝子侍奉父母正如诚意奉天，反过来说，“事天”也必须从善事父母做起。

儒家经典并作为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释义“善事父母为孝”，却也只是孝道思想后起的伦理之义。《经义述闻》载：“孝，善德之通称也，所包者广矣。”[3](p.717) 旨在强调，孝道思想的意涵并不止于善事父母。因为“孝”的初始义，乃是基于崇天尊祖的宗教情怀，其根本精神是回归生命根源的“报本反始”意识。诚如张祥龙教授所言：“孝是人的待发本性，乃是返本报源的爱敬意识和继承意识。”[4](p.147)

何为“报本反始”？“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礼记·郊特性》)。意思是说，通过郊祭之礼不仅要表达子孙后代这种报本反始、不忘其初的孝子情怀，而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祭祀这个礼，去体会、追溯我们人类之本源，进而使人的价值能够完全展现出来。周代祭礼的哲学观念是“报本反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祭天地时以祖先配祭，以追溯类性生命之终极根源。孝道思想的这种“报本反始”的精神就是对自我生命根源的探寻，使人能够深切地意识到自身生命并非独立存在，从而更加珍视个体生命，更多存养合道的行为。可以说，孝道既符天道规律，又合人情之自然。孝道思想既有了终极根据，孝道行为便有了理论依据，这样发乎人子之心的孝行才能免于落入僵硬道德规范的窠臼。

李翔海说：“报本反始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受恩思报、得功思源的感恩戴德之情。”[5](p.30)怀着感恩报德之情，将人类生命的源始和终极之本追溯到天地。于是，人们在礼敬天地时，油然而生的对生命的敬重之情，促使后代子孙感怀父母祖先养育之德泽，感念天地化育万物之功绩。《礼记·礼器》篇也说：“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这种“报本反始”的感恩意识确确实实是孝道思想的内在含义。

那天是古历五月初五，门上插菖蒲艾蒿河里赛龙舟的好日子，仪表堂堂的宝玉穿戴一新，手里提了个篮子，篮里装了一斤猪肉，一斤红糖，十个鸡蛋，两把蒲扇，跟着媒人去了南县。据媒人回来讲，那天，女方的叔叔伯伯都到齐了，见了宝玉，自是十分喜欢，婚事就这么定了。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朱熹注：“孝弟乃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6](p.50)儒家把“孝悌”的践履作为人之为人(“仁”)的过程中达到至善的根本，通过个人道德世界的丰盈，立足于现实生活，进而实现其安身立命之依托。“爱敬之发为孝弟，其实则为仁义……一切美德，广说无尽，皆孝弟之推也。故曰孝为德本”[7](p.234)。虽然不能直接把“孝”作为“仁”之根本，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孝”却发挥着根源性的作用。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其最高的理念是仁，而最有社会实践意义的却是孝(包括悌)。”[8](p.131)

（2）取少量（1）中所得溶液于试管中，滴加过量BaCl2溶液，观察到有白色沉淀生成；再取上层清液于试管中，滴加2滴～3滴无色酚酞溶液，观察到溶液变红。

人既要体悟“天道”，又要谨遵“人道”，且不能离人心而论道，率性合道的生活才是儒家的理想模式。基于“报本反始”感恩意识的孝道，成为衔接天道与人道的情感切入点，也成为儒家“宗圣”曾子“诚明天道”的独特方式。换言之，曾子的孝道思想，是基于亲亲之情以达于天道，他是在此基础上构建其道德生命，实现其安身立命之依托。

二、诚明天道的方式

“孝之放，爱天下之民”，“亲而笃之，爱也；爱父继之以爱人，仁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是说，在儒家看来，“孝”只有在循着爱亲之情，超越一己之私德，并能囊括天下之民，成己成物，才能渐臻儒家“仁”的理想境界。“孝，仁之冕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可以说，儒家孝道思想是基于“立爱自亲始”的起点，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沿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逻辑推演，最终实现儒家伦理道德之超越。

《易传》中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认为道德义理等价值存在的源头应追溯到天道上去，天道规律乃道德规范、义理准则的形上根据。儒家圣人或君子不同于常人的主要之处，在于“通乎道，合乎德”，人之为人的价值体现在行不行“道”上，将天地之大德看作人之德性的形上根据；反之，既然人伦道德源于天道，是天道下落在日用平常中的具体表现，那么，仁义礼智孝等道德观念就是天道内在属性之澄明。“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郭店楚简·成之闻之》)那么，作为儒家最高原理“仁”的发端之“孝”，也是先验性存在的。孝道思想是“天”这一宇宙绝对法则在人类社会和家庭关系中的彰显，并且成为儒家君子仁人诚明天道的独特方式。

遵循着“报本反始”的精神和“施由亲始”的原则，既能做到善事父母，又能践行仁义，进而追求自我道德生命之挺立，并通过“参赞化育”的方式，达致“与天地参”之境界，便是儒家孝道思想的基本内涵。孝道思想这种从人的生命情态的自然性和人类情感的等差性出发，通过内省与外推的方式，实现人的道德生命的挺立与超越，这也是儒家实现其终极关怀的基本模式。

“立人道者仁与义”(《易传·说卦》)，“人道”是从人先天所固有的情感始发的，须臾不可离。“道始于情”(《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而至情至性的孝乃是众德之初。以道事亲，就是在情与理的交融中确立一种天然的秩序。子之事亲，不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人类社会法地以承天的功夫。儒家孝道思想，乃是通过德性生命精神在人与天地、万物、祖先的贯通衔接中，实现个体安身立命之依托。这种道德生命的挺立，是通过效法天地而成就作为人的德性，以德配天，参赞化育，进而实现“与天地参”(《中庸》)；反之，这种独特的诚明天道的方式，又成为儒家君子仁人立身行道的内在性根据。

面对长形式图书阅读过程中的问题，图书出版业结合互联网时代阅读的大环境，开始从供给侧的角度做相应的对接。

孝道亲情是基于血缘亲亲之上的，是一个人所有情感中最真实的、最自然的情感。从儒家的哲学理路来看，只有将孝道亲情进一步扩充，人的道德生命才能完满。这是从人伦起源意义开始，将孝上升到形上层面去反思，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道德观念层面或具体的伦理行为上。孔子不但指出孝道所具有的化民成俗的重要作用，而且重在启发学生积极构建自我的道德生命。儒家思想中修身成德的内圣功夫或德显于世的外王事功，都须从对父母祖先的孝德开始。孝道既是君子仁人道德践履的具体平台，也是儒家道德修养的起码要求，“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说的正是此意。“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其中所“止”的皆是儒家伦理的具体德目。正如李景林先生所说：“《大学》的三纲八目，皆归本于‘修身’，挈矩忠恕之道而贯通孝悌亲情，而言成德化治天下之道。”[9](p.171)

三、大孝曾子的践行

“他们夫妻之间吵架，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父亲说着抓住了我的袖管，要把我往书房里拉，我拒绝进父亲的书房，我说：“他们打起来了……”

18世纪后，以“正常结构和功能→病因学→病理学→药理学”知识等顺序设置课程被中国、日本、苏联等国家所采用。20世纪70年代，作为医学史上重要里程碑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被提出，开始重视把患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新医疗体系的需求随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3]。因此，医学教育的改革是大势所趋，培养符合时代标准的医学人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医学教育的模式与医学模式相适应。

“曾子修身慎行，忠实不欺，而大端本乎孝，孔子以曾子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曾子注释》)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道统谱系来说，曾子传承了孔子的“道”，那么他所传承的到底是什么“道”呢? 孔子认为：“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他的“道”，是依其最高理念“仁”而言的。“行仁自孝悌始”，可见“孝”在孔子思想中更多侧重于实践方法义，是为达致“仁”之境界的切近入口处。曾子笃实地承袭孔子之道，将儒家仁义礼智等众多德目都纳入其孝道思想的体系中，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孝道思想的内涵，还将子女对父母的孝道亲情，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形上意蕴的道德哲学，以此来作为其诚明天道的独特方式。

检索算法效果对比如图3所示。由图3可知，本文应用环境(查询结果不多于5条)限制，lucene的排序算法查准率不高，使用本文设计的3种计算方法，查准率较高，检索出的结果精确度较高。3种算法比较，结果表明，归一化算法的查准率稍高于其他两种算法。笔者认为，项目(湖南农业信息平台)运行初期，归一化算法在检索上优势明显；但当数据量为海量时，向量空间模型的优势将得到体现。本文在农业检索方面只做了基础的研究工作，随着农业知识库的不断完善，算法需要不断的改进。

曾子认为，孝是子女对父母真挚的情感的外在彰显和报本反始的感恩意识的发散。这种发乎情的爱敬意识驱使孝子诚意奉亲，并非源于外在的道德规范，于是将“孝”的本质属性归结为“仁爱”。这种将孝子现实性的内在情感上升为超越性的道德意识，实现人伦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超越，构成了儒家君子仁人诚明天道的独特方式。诚如李景林先生所言：“曾子学说之要，乃以忠恕之道，贯乎‘孝’德而为其本，由此转向内在省思之途。”[10](p.27)

首先，孝子应该效法天道以尽人事，不能做出违逆天道之事，否则就是不孝。“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认为，天地化育万物，宇宙间的一切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反之亦然，人类的行为也必然会对天地万物产生影响，天地与人存在相感相应的关系。那么，谨遵天道规律的孝子行为，自然也就扩延为天人关系的行为准则。

其次，孝道成为沟通天道和人道的中心环节。《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天、地、人并立为“三才”，把天地的演化与人的价值创造联系起来，达致人我相通、物我相合、天人合一的理想之境，是儒家最高理念“仁”的旨归。效仿天道以尽孝道，于是孝道行为便有了形上根据。取法天道，通达人情之理的孝道，也就成为孝子仁人实现“参赞化育”之境的具体途径。可以说，儒家孝道思想的形上学依据更多呈现着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沟通。

最后，曾子把父母与天地并比，认为理应同等孝敬。《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载，人乃“阴阳之精者”，彰显了天地化生人类的伟大功绩，犹如父母生养子女的功德，因此，将天地和父母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种基于“报本反始”精神内涵的孝道思想，无论是从天地化育万物的角度，还是从其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准则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的哲学含义。也可以说，孝道思想是曾子诚明天道内在规定性的具体环节。

西周出现礼坏乐崩、人伦不理、纲纪紊乱、事不稽古的时代乱局，究其根源是人丧失了道德理性，违背道德规范的恶果。先秦儒家积极匡正时弊，孔子及其弟子曾子期望通过对传统孝道的弘扬和损益，从情感需求到道德自觉的转化，来矫正颠倒的人伦关系，廓清混乱的社会秩序。

总之，儒家孝道思想本于人之内在的情感，不仅通达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之根基，还关切到整个社会生活。弘扬孝道将有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也将会带来“民德归厚”的社会效应。应该说，儒家孝道思想在当代中国提升个体道德修养和敦厚社会民风方面仍具有奠基性意义。

[参 考 文 献]

[1]张践.儒家孝道观的形成与演变[J].中国哲学史，2000(10).

[2]王祥龄.中国古代崇祖敬天思想[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

[3]王引之.经义述闻[M].南京：凤凰出版社影印版，2010.

[4]张祥龙.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5]李翔海.孝：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J].学术月刊，2010(4).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

[7]马一浮.马一浮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8]徐复观.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C]//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9]李景林.教养的本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李景林.简帛文献与孔子后学思想之内转趋势[J].社会科学战线，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