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乐府》梳理了齐梁之前乐府诗发展的历史，尽管讲的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乐府，其中可见从上古时期，到齐梁时期“乐”的功能及其历史变化。刘勰对“乐”的功能的看法，是不同于齐梁时代的。齐梁时期是将“乐”作为娱乐和享乐的工具，刘勰对此是批判的。刘勰并不关注音乐的悦情的审美功能，而是提倡“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他非常推崇周代典雅中和的雅乐，推崇音乐的政治和教化功能。通过刘勰对不同历史时期“乐”的功能的描述，可以看出刘勰理想的音乐功能观及其“乐政”思想。

一、“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乃皇时”——上古时代“乐”的娱神功能

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开篇写道：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及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

“钧天九奏，既其上帝”，据《史记·赵世家》中记载，赵简子对大夫说：“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1](p.1787) 赵简子梦到自己到了神灵的住所，听到了那里多次演奏音乐《万舞》。“葛天八阕”，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大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2](p.404)高诱注曰：“上皆乐之八篇名也。”葛天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是上古时期巫师乐舞唱八段音乐以娱神悦神的场面。“八阙”之中，《载民》《玄鸟》是歌祖先之神，《遂草木》是歌草木之神，《奋五谷》是歌谷神，《敬大常》《达帝功》是歌大神，《依地德》是歌地祇，而《总禽兽之极》则是歌百兽之神。“操牛尾投足”是在舞蹈，根据“舞”字甲骨文释义，是巫持羽表演各种动作。上古时期，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思想下，巫术被看作通向神灵的法术，巫师是沟通人神之间的中介。乐舞不分，“乐”是诗乐舞的集合，巫师唱乐必然配以舞蹈。《尚书·伊训》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就是说，商代的巫觋是以歌舞来事奉神灵的。“ 《说文解字》说巫以歌舞降神，‘ 降神’的意思，‘就是说巫师能举行仪式请神自上界下降，降下来把信息、指示交与下界’”[3](p.48)。中国的古巫，恭请(与祭祀配合)神灵的降临或满足神灵的要求，以便使神灵帮助人类。瞿兑之说：“人嗜饮食，故巫以牺牲奉神；人乐男女，故巫以容色媚神；人好声色，故巫以歌舞娱神；人富言语，故巫以词令歆神。”[4](p.1327) 《尚书·虞书·舜典》：“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八音相和谐，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神人以和”。这与《万舞》、“八阙”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愉悦神灵，取悦和谐神灵。可见，在“爰乃皇时” 的上古时代，音乐的主要功能是愉悦神灵。

综上所述，从初始模型，经过3次修正，得到与实际收集数据契合的较优模型：修正模型3，从而检验了“高职院校数学教师核心素养量表”建构效度的适切性和真实性．4个模型的拟合度检验数值对比见表5，修正后量表的题项分布与计分如表6，“高职院校数学教师核心素养量表”项目修编情况一览表见附录3．

观察组患者的肺活量(VC)、潮气量(VT)、最高呼吸流速(PEF)、肺总量(TLC)水平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表2)

二、“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周代“乐”的政治认识功能

《文心雕龙·乐府》对西周时期的音乐是这样描述的：

先秦诸子都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重视乐教的成人之用。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诗引发人的性情，礼规约了人的处世礼仪和规矩，乐圆融人的完美人格。将音乐看成是君子人格形成的最后阶段， 个体人格方面的修养最终要由音乐来完成。乐教是诗教、礼教的阶段，有着他们不具有的优越性。孟子亦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认为，较之于道德说教，那些《雅》《颂》之类蕴含仁爱思想的音乐(仁声) 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与心灵，更能让人信服。《荀子·乐论》亦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行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矣……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阳阳，春秋以道名分。”诸子从不同侧面论述了乐教的性质、特点、感化方式以及重要性。

“匹夫庶妇，讴吟土风”，民间的百姓唱出的歌谣，切切实实地反映了乡风乡俗。“诗官采言”，《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对晋侯的一段话值得注意：“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吏为书，瞽为诗……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行于路，求歌谣之言。”《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5](p.1123)周代采诗官,称作风人或行人。”《辞源》“风人”条说：“古有采诗之官，采四方风俗以观民风，故谓所采诗为风，采诗者为风人。”采诗的目的是为使下情上达，通过“观民风”而“以知政教得失”。《诗经·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采诗观风是先秦时期就有的一种历史悠久的制度。《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狩) ……觐之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清人曹一士也曾经对古代采诗观风的目的做了一个很恰当的概括：“古者太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风俗之美恶”，采诗的目的是为使下情上达,通过“‘观民风’而以‘知政教得失’”。诗官采言，采的是文学作品的诗；乐师被律，谱的是艺术作品的乐。诗与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心在诗”，因此，刘勰认为，作诗者应把文辞写得雅正端庄。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是说《诗经》思想纯正，是作诗者真情的流露。《诗三百》是思想纯正、情感真挚、内容纯净可以作为范本的艺术品，这样的艺术品能够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德性，在诚意正心和伦理秩序的维护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诗经》305篇，均含有强烈的道德教化之义，无论是直接教化，还是讴歌德治仁政，或者是鉴诫王政之盛衰。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尽管经史学家们过多地强调了《诗经》的政治功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代的人们，是把《诗》看成了包含具有重要政治功能的素材……《诗》不仅包含个人的情志，也包含邦国的政治邦国风俗，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使命。”

“乐胥被律”是指由乐师给音乐配上曲子，上古时期乐师多由盲人担任。古代的采诗官到各地采来的民谣，经过律师为之谱曲，用丝篁金石等乐器演奏出来，具有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音乐的曲调风格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兴废盛衰。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上古音乐的发展变迁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陶唐、虞、大禹、文王时的歌谣是“心乐而声泰”“乐而不淫”，可谓“尽其美者”;而幽王、厉王、平王时的歌谣或愤怒，或哀怨，其根源在于治世与乱世之别，一旦政治土壤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个时代的乐音自然就随之而变。

刘勰认为，自秦以后，音乐渐渐偏离了雅正的轨迹，走上了淫靡的音乐。“雅声浸微，溺音腾沸”，他对汉代的音乐也不满意。“颇袭秦旧，中和之响，阒其不还。”即便是汉乐府，“《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宣帝时期是“诗效《鹿鸣》”；元帝成帝时期，又是“稍广淫乐” ，对于东汉的音乐，刘勰认为，“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乐辞的写作是典雅的，但乐曲又不那么经典。对于“魏之三祖”，刘勰批评他们“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对于晋代音乐，刘勰更是“讥其离声，后人验其铜尺。”

既然秦汉晋时的音乐刘勰都不满意，那么，刘勰推崇的什么乐曲呢？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 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当季札听到《周南》《召南》《齐》《魏》《唐》《大雅》《小雅》《颂》等地音乐时，都发出巨大的赞美声。听到《郑》《陈》等地音乐时，露出否定的表情。季札认为，《齐》《秦》具有大国气象，《魏》《唐》有明主令德，最赞颂《颂》《大雅》，是歌赞周文王和周代的盛德。

通过不同《诗》乐歌的演奏，晋国的乐师师旷能从演奏的楚国民歌中预测楚国国运的走势，吴公子季札能从各国的乐歌中洞悉周王朝与诸侯各国的国运盛衰，音乐里包藏着各个地方的政风民俗。声音之道，与政治是相通的。这一点，《乐记·乐本》早有见解：“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治世之音的音乐和乱世之音的音乐，其曲调是安宁快乐和哀愁忧伤的泾渭之别，不同世道的音乐旋律和格调是不同的。音乐在本质上与政治是相通的。音乐和政治何以想通？《乐言》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先王将人的性情、天地的法则、阴阳二气的和谐、五行的运转等宇宙自然规律，都融注在音乐之中，人的事功和德行，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关系都表现在乐曲中，使得宇宙天地的阴气阳气、刚气柔气都和谐平衡，所以说：“音乐可以使人观察到深层次的道理和现象。”《荀子·乐论》亦云：“乱世之微，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荀子明确指出，混乱之世它的音乐也是曲折动荡的。

“志感丝篁，气变金石”。这是刘勰对音乐本质的真知灼见。音乐是人心灵的表现，是表达情感的，民间充满生命活力的优美的歌谣，配上乐师精心谱制的乐曲，就会奏出美妙无比的乐音。音乐的本质就在于表现感情。《孔子诗论》第一简即谓：“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乐亡离情”，是说音乐的表达离不开情感。《乐记》一再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乐者，心之动也。”《吕氏春秋·音初》亦云：“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2](p.410)《乐记》亦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刘勰在这里强调了艺术品强大的感染力。经过乐所表现的情感，会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所以，刘勰强调“志感”“气变”，都是指艺术巨大的情感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对此，《礼记·乐记·乐本篇》有很好的阐释：“故其哀心感者，其声瞧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惮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哀、乐、喜、怒、爱、敬，这六种情感都是人心感于外物之后所产生出来的，表现在音乐当中，自然也就成为六种不同情感内涵不同艺术风格的音乐。

《文心雕龙·乐府》亦写道：“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警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要在观“乐”的基础上，考量政治兴衰，细查国势兴废。季札通过音乐亦可以了解一个国家国势的盛衰兴废，在刘勰看来，这才是音乐最应有的社会功能。周代的音乐尚且如此，齐梁时代的音乐也应效法周代，履行它的社会使命和担当。

三、“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乐的道德教化作用

“敷训胄子，必歌九德”，《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胄子”古代称帝王或贵族的长子，后指国子学生。“九德”，《尚书·皋陶谟》“九德”指：“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逸周书·常训》九德实指“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义曰度，德正应和曰莫，照临四方曰明，勤施无私曰类，教诲不倦曰长，赏庆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顺，择善而从之曰比，经纬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无悔。”乐，不是没有内涵负载的形式的音乐，而是赋有道德内涵——“德音谓之乐”。《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乐不仅有道德的内蕴，并且承担着教化的使命。《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西周王朝对乐教非常重视，《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笤、大夏、大濩、大武”， 这一系列的措施既赋予乐以礼仁的内涵。儒家对乐的德教是严格的，甚至对乐的界定就饱含了道德意义。“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德音之为乐。”道德修养要“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情篇》)“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只懂得欣赏乐曲的旋律而不懂得体会音乐的道德教化意义，那是百姓庶人；只有君子才真正懂得音乐，因为君子是有道德境界的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致乐以治心”，音乐对君子人格的形成具有化成作用，音乐关系到道德水准的高低， 对于音乐而言，德是根本，乐只是表现。只有诚于中，才会形于外；只有真正有道德内涵的音乐，才能感动人心；因此，作为“治心”的音乐，是不可以作伪的：

齐梁时代，上至君主帝王，下至市井布衣，莫不对俗乐趋之若鹜。据《南史·循吏传序》记载，刘文帝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9](p.1696)。南齐武帝时 “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女士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化妆。桃花绿水之间，秋风春月之下，无往非盛”[9](p.1697)。《南史·萧惠基传》曰:“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9](p.1500)

《乐记》中充分地阐释了秦汉之前乐的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乐记》被看作秦汉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著作，但还是停留在“乐”的被使用的价值，即“用乐”的思想层面。无论是音乐的娱神沟通人神的功能，还是音乐的政治教化功能的发挥，都没有回到音乐的审美，回到音乐自身的审美的功用。刘勰对《乐记》的音乐思想是认同的。

“情感七始，化动八风”，古人把十二律中的七律说成七始，以黄钟、林钟、太簇为天地人之始，姑洗、蕤宾、南吕、应钟为春夏秋冬之始。《尚书大传》卷一：“故圣王巡十有二州，观其风俗，习其性情，因论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声、八音、七始。” 郑玄注：“七始，黄钟，林钟、大蔟、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 “化动八风”，是说音乐的教化作用可以遍及四面八方。感七始，化八风，强调的是音乐的特殊的感而化之的教化过程，由感染人的情感开始，到浸透人的心脾从而不自觉地接受教化的过程，充分肯定了音乐的教化作用。

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乐教如此重要，清人俞正燮说：“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6] (p.61) 近人刘师培说：“古人以礼为教民之本，列于六艺之首。岂知上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之本哉。”[7]徐复观也说：“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

这种乐教导致的“乐”的教化结果一直是儒家最为欣赏的理想人生境界。徐复观先生就说：“由心所发的乐，在其所自发的根源之地，已把道德与情欲，融合在一起；情欲因此而得到了安顿，道德也因此而得到了支持；此时情欲与道德，圆融不分，于是道德便以情绪的形态而流出。”[8](p.17)“道德以情绪的态度流出”表明乐乃至礼对于人来说，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主体自觉的精神皈依，此即为《乐记》的“乐者乐也”的人生境界。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理论，乐的人生境界与单纯的自然境界相比，有着理性的深度；与道德境界相比又有着感性的内涵。这种情欲与道德、感性与理性圆融的自由天地境界，实乃儒家借助乐教要达成的最为理想的人生境界。”由此，可见孔子理想的人生境界实为一种审美的道德境界。而这也是刘勰所提倡向往的理想境界，在《文心雕龙·乐府》中反复论述的音乐所应带给人的理想境界。

那个老板怎么说，这个世上的问题，都是富人解决的，穷人则享受这种解决。阿东想，真是屁话。但他也知道，他的心境，却因了这句屁话而改变。

温湿度控制原理框图如图4所示。该控制系统由采用STC89C52单片机和无线模块NRF24L01来传输和反馈数据，从而进行数据通信传输[2,9]。在PC机上，可以显示外界的温度和湿度的界面，如图5所示。通过设定一个温湿度来控制雾化片的工作。当外界环境没有超过预设的条件即正常的数据传输时，指示灯是绿色的；当超过预设的条件后，指示灯变成红色，处于报警状态，雾化片开始工作。改变外界的环境，使其没有超过预设的条件，指示灯又跳变成绿色，雾化片停止工作。

四、“《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推重雅乐，强调乐的辅礼功能

“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音乐本来是用以表达人的心情的，所以，它可以透入到人的灵魂深处。汉代司马迁曾断言：“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刘勰意识到音乐的巨大的感染作用，“至乐以治心”，因此，十分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他认为，音乐关乎国家的政治和前途。

“师旷觇风于盛衰”，《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晋·杜预注：“歌者吹律以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也。师旷唯歌南北风者，听晋楚之强弱。”在强大的楚军进攻面前，乐师师旷不是比较两军的军事实力，竟然听音乐判定楚军出师的吉凶，从南风即楚军所在地的南方音乐判定楚军的胜负。师旷从南方乐调的微弱、声调的低沉，判定楚国军队一定无功而返。乐以表情，至乐以治心。音乐的微弱显示的是楚国士气的低迷，军心的不振。可见，音乐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音乐巨大的认识力量。

大规模交直流电网电磁暂态数模混合仿真平台构建及验证:(二)直流输电工程数模混合仿真建模及验证//朱艺颖,于钊,李柏青,郭强,谢国平,林少伯//(22):32

“季札鉴微于兴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遍观周乐”：

就乐府诗而言，刘勰推崇的是既有典雅歌词，又有夔旷调曲的诗乐和谐完美的唱诗，是诗和乐都非常精妙，是两者的相得益彰。就音乐而言，刘勰推崇的是西周时的雅乐正声，是《韶》《夏》古乐而非新声，倡导的是中和之音。怀念的是中和之音，“中和之响，阒其不还。”而不是曲调活泼流畅的俗乐新声。

晋风为什么会声播清远，是因为“好乐无荒”；刘勰批判俗乐：“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会灭亡。刘勰称俗乐为“艳歌婉娈”，对社会上俗乐的流行异常愤怒，“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只要一个听到俗乐的，就欢呼雀跃，听到雅乐正声，则昏昏欲睡。刘勰认为，这是导致一个社会没落的根源。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在政治上过于重视俗乐，亦即所谓郑声，若不是面对人民，而仅是为了统治阶级，则必出于淫侈的动机，以助长淫纵的弊害。”[8](p.23)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象篇》)

健康的体魄是进行其他活动的基础，所以在抗战时期更要特别注意儿童的健康问题。1938年江馨让在《非常时期的健康教育》中提出了战时健康教育的两种方法：其一是加强体育锻炼，认为“体育是健康教育的一种工具”，儿童可以通过体育活动来增强体魄；其二是注意卫生，提出“卫生是健康教育的第二种工具”，如果不讲卫生，即便有强健的体魄也无济于事的主张［16］。1939年林贞斌也强调体育与卫生对儿童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提出“健康教育是卫生与体育合为一体的教育，在这抗战教育推行中，健康教育是一种达到救国目的的重要工具”［17］。

刘勰不满于以乐为享乐的工具，企图矫正时代重视俗乐、以乐为娱乐的倾向。“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一心想有所作为的刘勰，一直将诗文看作一种担当，对于乐府诗也是如此，对于乐更是如是。刘勰的这一贯主张，对于诗文亦可见一斑。刘勰认为：“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刘勰为了挽救浮靡的文风，提出“明道宗经”，反对偏重形式的浮靡的文风，恢复儒家“诗言志”的提法，还提出“诗者持也，持人性情”。诗三百，给予人纯正无邪的性情和品格。他提出诗歌要有“顺美匡恶”的美刺作用。刘勰的诗、乐的艺术主张是一致的，对于音乐，同样强调它的社会担当。

2018年8月，天红镇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总人数5651人，统计结果显示，16—30周岁参保人员15人，占总参保人数的0.3%；31—44周岁参保人员1043人，占总参保人数的18.5%；45—60周岁参保人员4593人，占总参保人数的81.2%。可以看出，30岁以下的青年居民参保积极性很低，极大部分是45岁以上的农村居民参保。

刘勰最推崇的是雅乐，“《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刘勰认为，雅乐中最难得的是体现礼。《乐本》云：“知乐则几于知礼矣。”《乐记》认为，乐的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含有仁的内涵的乐，而是作为礼的辅佐的乐。礼乐文化，以礼为主，以乐为辅。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礼的秩序的实现。宋人郑樵所说：“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故孔子常以“礼”“乐”对举，而荀子作《礼论》之后，亦以《乐论》继之。

礼从外部规定了人们的行为秩序，乐则在心理上使人们认同这种秩序和情感。在礼乐体制中，礼居于核心地位，乐是维护礼的等级秩序的。“礼能够使人做到行为面貌的文饰有度，但外在的尊敬不等于内在的无怨。乐所要达到的作用是培养化育人的内在情感，使人不仅因外在规范的约束而不争，更由内在情感的作用而无怨，从而使得社会在根本上不会产生暴乱和争斗……乐的性质和功能是使人得以自律”[10](p.304)。“在礼乐关系上，重要的不是礼所体现的器物、装饰和仪节，不是诗歌、乐器和乐舞，乐所代表的是‘和谐原则’，礼所代表的是‘秩序原则’，礼乐互补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即注重秩序与和谐的统一，才是礼乐文化的精华”。孔子著名的“五至”理论很好地阐释了这种关系，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孔子的“五至”理论阐明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诗、乐、礼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三者是一体的。

形成性评价又称过程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动态、多次对学生实施的评价，它注重及时反馈，以强化和改进学生的学习态度。

所以，刘勰所提倡的“乐”，是以礼为内涵的“乐”，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维护统治秩序的雅“乐”。在刘勰看来，只有体现“礼”的内涵的“乐”，才是音乐的真正的本质。《文心雕龙·乐府》前半部分歌颂周代的乐的政治和教化功能，后半部分批判秦以后雅乐不兴的状况，尤其批判齐梁时期崇尚俗乐、奢靡享乐的文化风气。刘勰认为，这是乐的功能的丧失和倒退。因而提出，“务塞淫滥”,这可以看作刘勰写乐府篇主要的目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谈的是一种文学体裁——乐府，于其中可以看到刘勰对于音乐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刘勰的音乐美学功能思想，与儒家的音乐美学观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刘勰描述了早期音乐的娱神功能，概述了周代音乐与政治想通、音乐反映政治现实、可以观风俗之盛衰的社会作用，阐释了音乐具有强烈的道德教化作用，最后，总结了音乐中所包含的“礼”的思想。在齐梁时代，俗乐兴起，追求俗乐的享乐充斥着宫廷和社会氛围中，刘勰提倡儒家音乐美学具有矫正时幣的时代意义。

肾肿瘤是泌尿系统当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疾病,选择采用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对于肾肿瘤进行治疗,是临床当中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法能够具有较小的创伤,而且在治疗过程中会产生较小的并发症,患者恢复较快,所以具有较为典型的优点[1]。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可以有效的达到与开放手术同等的去肿瘤的目的,所以能有效控制患者的病情,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本研究主要分析对于肾肿瘤选择采用后腹腔镜肾部分切除术进行治疗的临床治疗效果,并将主要研究情况作出如下报道。

[参 考 文 献]

[1]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廖明春，陈兴安译注.吕氏春秋 [M]. 成都：巴蜀书社，2004.

[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4]瞿兑之.释巫[J].燕京学报，第7期.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俞正燮.癸巳存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7]刘师培.古政原始论 [M].民国宁武南氏排印本.

[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