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语》中共出现四处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其中一处出于《八佾》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 ”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1](p.76)

其余三处均出自《宪问》篇：

2019年，《青春期健康》杂志社将继续与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合作，围绕传播崇高理念，报道先进典型人物与事迹，促进崇高文化建设，开展丰富校园活动，旨在为青少年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起到指导作用。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1](p.171)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p.174)

第三，“仁”是一种道德高标，无限高尚，供人追求和不断靠近。

将提取液经固相萃取柱富集净化。以1mL/min的速度过MCX柱(分别用6mL乙腈、6mL磷酸溶液活化)，随后用2mL磷酸溶液，2mL甲醇:水(40∶60，V/V)淋洗并抽干，最后用6mL含3%氨水的乙腈洗脱。洗脱液在氮气流下吹至近干，用1mL乙腈:水(10∶90，V/V)定容，过0.22μm滤膜，滤液供LC-MS-MS测定。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p.174)

表面上看来，第一处为孔子讥评管仲为“器小”，其余三处则充满赞扬之意。这种前后不一也引发了历代学者层出的探讨和争论。

1.2 诊断 所有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入院后给予血常规、D-二聚体、凝血全套检查，对D-二聚体、凝血功能异常者加做血管超声检查以确诊是否已有下肢血栓形成，结果发现591例患者中有3例已有下肢血栓形成，D-二聚体异常204 例(正常值0 ～250 μg/l)，D-二聚体＞300 μg/L 有103 例，D-二聚体 ＞400 μg/L 有30 例。

对于第一处“器小”之论，研究者基本都认为这属于孔子讥评，分歧主要出现在对于孔子所言“器小”具体内涵的理解与解读上。有的认为是奢侈而不知礼法(如朱熹)、有的认为是管仲因功业自满(如钱穆)、有的认为是管仲之功业有王霸之别(如程子等宋儒)，等等。

讨论复合材料补片种类的不同对修复效果的作用，分别采用硼/环氧树脂、碳/环氧树脂和玻璃纤维材料的补片对损伤结构进行再制造胶粘修复。图7给出复合材料补片种类对修复效果的作用，图8所示为补片种类作为变量时裂纹尖端半椭圆中心角α为0°和90°处对应的修复效果。

对于后三处，历代学者认为孔子是赞许管仲的居多，这些学者分歧也主要集中在孔子何以赞许管仲的原因分析上。有的认为是而其利泽及人(如朱熹等)，止兵是最大的博爱(如康有为)；有的认为是孔子的仁学理念不仅仅包括心性，还包括对于功业的推崇，属于舍小节而论大功(如钱穆等)；有的认为是管仲明华夷之防的功劳盖过对于君臣名分的固守(如顾炎武)，等等。

对于孔子评价管仲的这种表面上的前后矛盾，有的学者并没有明言，但从其对第一处以及后三处的解读能够看出，他们承认孔子前贬后褒，认为孔子的评价存在矛盾。另有一些学者则直面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做出相应的解答，如有的认为后三处当出自《齐论语》，所以，对管仲充满褒扬(顾颉刚等)；有的认为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做出的(如闫春新)，等等。

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孔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清代黄培芳《云泉随札》云：

关于子路这一疑问，孔子突出强调了管仲的功绩：“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依据这一点，孔子发出了大家热议不断的感慨和评价：“如其仁，如其仁。”本章如何理解？关键就在于前后句之间的文本关系。子路试图弄清“仁”的内涵，但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另挑管仲一事进行评价，没有对子路的判断做出直接评说。这里“如其仁”指的不是子路所言，而是自己刚才所说的“不以兵车”这件事。

黄氏并不承认孔子所言“如其仁”就是认定管仲为“仁”，孔子之“如其仁”之叹，只是虚拟之词，实则未论管仲是否为仁。但是，这样的声音并不是主流。近年，学界再次出现类似的不同声音，如尉春艳认为：“从文本来看，孔子并没有赋予管仲以‘仁’的评价，从孔子对礼制的一贯立场来看，孔子也不会称越礼的管仲为仁者”[3](p.89)；王世巍也认为：“孔子并没有肯定管仲为仁。”[4](p.45)

梳理学术史不难看出，关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学者对孔子的“器小”为贬，大都没有异议，只是对具体内涵的解释各有不同。而对《宪问》中的三处评价，研究者的分歧较为突出，集中表现在孔子是否认定管仲为“仁”的问题上。肯定派认为，孔子是称扬管仲为“仁”，否定派则是少数。肯定派势必面临的难题就在于，如何解释孔子对于管仲评价的前后不一。为了解决这一前后不一，肯定派基本倾向于认为孔子是舍小取大，是张本华夷之防和不动兵力。这样用以弥合孔子评价的矛盾。否定派认为，孔子并没有认定管仲为“仁”，这一派以当代学者为主。这样看来，孔子是否认定管仲为“仁”就成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孔子评管仲是否矛盾的主要分歧所在。

二

应该说，当代学者，特别是否定派的几位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如王世巍提到：

以上的研究在论证的过程中，虽然查找、运用了诸多的相关历史文献加以考证，然而却在一开始就抛弃了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文献，即《论语》文本本身。并且诸位研究者在解读孔子评论管仲的过程中，也严重脱离了孔子此论的具体语境[4](p.45)。

王世巍便认识到历来学者研究的问题和症结。基于此，他立足文本和语境提出否定说法，认为孔子话语主要是为教育子路和子贡而言，主要目的在于因材施教地教育学生，不在于评价管仲为“仁”，此说较有说服力。同时，也提出了理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要立足文本和语境。

施工人员上下时，可系安全带附着安全绳，通过筒身外部永久钢爬梯爬至操作平台。安全绳上端固定在操作平台的钢管上。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取经35℃培养24 h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枯草芽孢杆菌、大肠埃希菌、沙门菌新鲜TSB培养物，用0.9%无菌氯化钠溶液稀释成小于l04 cfu·mL-1（计数方法适用性）或小于 100 cfu·mL-1（控制菌检查方法适用性）的菌悬液。取经25℃培养48 h的白色念珠菌新鲜SDB培养物，用0.9%无菌氯化钠溶液稀释成小于l04 cfu·mL-1的菌悬液。取经25℃培养7 d的黑曲霉改良马丁斜面培养物，加适量含0.05%聚山梨酯-80的0.9%无菌氯化钠溶液洗下孢子，并稀释成小于104 cfu·mL-1的孢子悬液。

本文认为，要对孔子的评价做出正确的解读，单纯从孤立的词句附会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单纯从文本和语境出发也很难做到全面合理。要正确解读孔子之意，离不开三个方面配合：第一，字句寻绎。原文是研究的起点，从原文词句中寻找逻辑关系，寻找字里行间应有之意与言外之意。第二，从全书行文特点和孔子言语习惯等方面加以考察。第三，还必须加以理论上的统照。从理论上进行反证和参照，也即从孔子的仁学理论反观此处的评价。只有运用这种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方可对孔子评价管仲作出合理的解释。下面将以这种三位一体的方法做一探讨。

首先，从字句文本看。先看“子路章”：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从行文逻辑看，子路举出了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的事实，然后发出疑问：“未仁乎？”显然，他对这一评价拿捏不准，于是试探性地评价，也是疑问，希望从老师那里得到评价和启发。其实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关键：子路所说的管仲不死公子纠的行为，其所直接对应的道德概念其实并不是“仁”，而是“忠”或“信”。这一点从孔子回答子贡的一章中得以印证，孔子将管仲的行为与“匹夫匹妇”之“谅”进行区别，“谅”《说文解字》：“信也。”[5](p.51)指的正是孔子认为的小境界的“信”，充分证明管仲不死公子纠的事实，直接对应的应该是信或忠。子路包括后文的子贡，何以会将管仲不死公子纠的事情问成是否“仁”？

《左传·成公九年》曾记载文子因楚囚而抒发的一番议论：

1980年，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与旅游产业竞争力分析的要素基本相符。该模型认为，某一产业在应范围内的竞争力取决于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持产业，以及产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状态这四大核心条件的表现。除此之外，该竞争力还受到政府和机会两个外部辅助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政策条件和外部机会两个因素不可控太强。目前，在“冬奥会”和“两山理论”的契机下，吉林省开展冰雪旅游的政策红利和市场机会都非常好。因此本文主要运用该模型的四个条件对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竞争力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促进吉林省冰雪旅游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曹丕死后，魏明帝曹叡 即位，他对姑父何晏倒是没什么感觉，据说他看何晏皮肤很白，很好奇是不是化了妆，于是使了个坏心眼，特意请何晏过来吃汤面。大热天的，何晏吃得满头大汗，拿袖子一擦脸，还那么白净，曹叡 满足了好奇心，不动声色，让何晏回去继续坐冷板凳。

可以看到，孔子之前，“仁”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实际存在的道德观念和概念，只是没有被提升至核心地位，仍属一般意义。这里，背本与否被认为是仁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子路、子贡这里拿管仲背弃公子纠的事情用“仁”试探性地加以评判，并表示拿捏不准。可以看作子路等人对当时一般意义上的“仁”的概念，与孔子口中经常提及的重要概念“仁”之间差别的发问。实质是学生们对孔子提升和升华后的“仁”拿捏不准，对“仁”与信义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好。

简言之，子路的疑问其实主要存在于：管仲不信义就不应该判定为仁吧？仁与信义到底应该什么关系？

子路问：“管仲未仁乎？”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夫子之答，皆但取其功，至于仁，俱置之不论。盖所答非所问，与孟武伯问三子之仁一例。如其仁云云者，是虚拟之词，存而不论，与答“彼哉彼哉”一例。其答子贡则并无一字及仁，益明集注以“谁如其仁”解“如其仁”，谁字添设，说似未安。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若不论心而但论功，是判心术事功为二。按之前后论仁，从无如此立说也。[2](pp.1134-1135)

“不以兵车”显然是不动武力，孔子认为管仲实现如此大功，却不依靠武力、没有杀伐，自然也不会造成生灵涂炭，这自然就是孔子认为的“仁”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一点，以《论语》中不难看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以及“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等等，这些都表明孔子爱人的仁学本质，以及不崇尚武力的主张。“如其仁”说的正是管仲不动杀伐而成其功，既不尚力、又惠爱于民。至于王世巍所说，孔子强调管仲的不动武力是为了教育崇尚勇武和鲁莽的子路，当然也是题中之义。

新兴的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是近代城市慈善事业，是“以近代城市的兴起为依托、为载体的”[1]55。慈善义演作为近代慈善事业的重要活动形式之一，与近代都市文化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产生于都市，并发展于社会近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之中，而并非乡村地区，这是慈善义演作为近代慈善事业的表现形式的重要标志。从慈善义演的形式看，它是通过艺人演出的方式筹集资金来进行慈善救助的行为，而这种演出的形式，则是多种多样，但是从根本上说，艺术演出这种行为本身，便是要满足具有近代意义的都市社会的娱乐需要。首先，作为一种常规的筹募方式，一种普遍存在的慈善救助形式，它的发起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所以，本章的行文逻辑应该是：子路认为管仲不信义，于是认为他不算仁，他也有意试问仁和信义的关系问题。孔子其实并没有对子路进行否定，而是从另一方面对“仁”进行了一定评说。管仲不动武力成其功可谓“如其仁”，孔子为何没有直接说管仲就是“仁”，而是说“如其仁”，也就是说单从这件事看，管仲看上去真的很像是“仁”很接近仁。关于这一点，本文大致同意清李光地《论语札记》的观点：

“仁”这一概念，无疑是《论语》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孔子反复论及的理论。“仁”字在《论语》中前后出现百余次，足见其重要性。关于何为“仁”？其内涵是什么？外延是什么？理论层次和维度有哪些？孔子显然没有进行直接的细密阐释和胪列，这些方面都寓含在整部书中，寓含在孔子不同语境下的答问和议论中。通过梳理这些相关资料，不难看出：“仁”有着自己的本质的、核心的内涵，即是“爱人”。但同时又有众多维度，并不是单向、固定和绝对的。试述它的部分维度如下：

整章看来，孔子没有否定子路的说法，孔子实际上也默认子路所言，管仲不信义就不算仁。但孔子从另一方面说，管仲做到了不动武力成其功，是接近于“仁”的。孔子“如其仁，如其仁”的评价和言说方式，给我们很大启发：是看上去很像仁、接近仁，而不是直接判断他是否属于“仁”，说明孔子对于“仁”的认定并不是呆板而固定的，而是将之视为一个变动、多向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后文将详述。

子贡一章能够看出，弟子们对管仲不死公子纠一事很是在意和困惑，他不讲信义算不算是重大污点？用“仁”的标准衡量算不算仁？孔子对子贡的回答，与对子路的回答并不相同。子贡也表示类似的疑惑后，孔子列举了管仲的巨大功绩，并表示管仲的这种不行信义不能和“匹夫匹妇”的“谅”(小信)相提并论。从这里能够看出，孔子再次地没有对是否为“仁”的问题正面回答。从后文能够看出，他着重在于启发子贡：不能仅仅看到一个人的信义与否而不及其他，信义又能代表什么？管仲虽不信义，但功绩卓著。至于他是否为仁，孔子显然没有做正面回答。孔子不对是否为仁做正面回答，同样也给我们重要启示：孔子对于弟子们只是机械地、用信义或某一标准来衡量是否为“仁”，显然觉得很无奈。他有意启发弟子评价一个人要全面地看，同时也有意在传播一种理念：“仁”绝非某一行为就可判定为是，也绝非某一行为判定为非。

在子路和子贡两章中，孔子实际都没有对弟子的问题作正面直接的回答。如果简单将孔子的回答看作是对弟子的正面回答，自然就会产生孔子是肯定了或否定了管仲为“仁”的认识，不免简单化和呆板。关于这一点，从《论语》全书的行文中能找到很多例子。很多情况下，孔子对于弟子的疑问都不是正面回答，而是旨在通过较为简洁的话语，产生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在字面义和语境两个方面对弟子进行启发。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孔子自己也曾经讲到自己教育学生的心得和常用做法，注重的是对学生的启发。经常不是给予学生既定和固定的答案，使得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样的实例在《论语》中也不鲜见，如：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进》)

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6](p.845)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宪问》)

子张所问的善人之道，在孔子那里并没有得到正面回答，孔子的回答实际上更侧重在修为的方法上；原宪问耻之后又问仁，孔子对于两个问题的回答方式不同。对于耻，他从某一方面回答得较为直接。但对于仁，孔子显然没有正面回答，提供的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这种回答产生的理论空间很大，关于仁的理论生发会更加丰富。所以，这种不直接的回答方式，是孔子理论表达和教育的重要方式。

再次回到本文论题，可以看出，孔子对于管仲是否为“仁”这个问题，孔子显然不是持有或是或非的绝对评判，他除了启发弟子评价人物不可因小失大，同时更是有意表达关于“仁”的问题。这主要是从文本字句和全书中体现的孔子言语特点两个方面入手，所得出的结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对除此之外的两处做出合理解释，就非得从第三方面——孔子的仁学体系和理论特点入手。下面就从这方面看其与此处的孔子本意是否能够形成互证。

三

如其仁，《集注》作“谁如其仁”者，似太重……语意犹云似乎亦可称仁也，盖未成乎仁者之德而有其功，固不可没也。[2](p.1135)

第一，它是各种道德的综合，涵盖了丰富的道德内涵。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掘进机可以按照机器人学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正运动学分析，机械结构是由刚性连接件组合在一起，各个部件之间的运动关系可以运用连杆变换矩阵来表示，采用D-H法解算得出截割头中心位置在掘进机机身坐标系中的位置模型，见式(1)。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孔子口中的“仁”近于道德的集合，综合了多种伦理和品性。

第二，“仁”是一种精神性内容，贯穿在修为和各种道德中。

主要病变存在于肺和呼吸道内，肺呈紫红色，肺炎多是双侧性的，并多在肺的心叶、尖叶和隔叶出现病灶，其与正常组织界线分明。最急性死亡的病猪气管、支气管中充满泡沫状、血性粘液及黏膜渗出物，无纤维素性胸膜炎出现。发病24 h以上的病猪，肺炎区出现纤维素性物质附于表面，肺出血、间质增宽、有肝变，气管、支气管中充满泡沫状、血性粘液及黏膜渗出物，喉头充满血性液体，肺门淋巴结显著肿大。随着病程的发展，纤维素性胸膜炎蔓延至整个肺脏，使肺和胸膜粘连，常伴发心包炎，肝、脾肿大，色变暗。病程较长的慢性病例，可见硬实肺炎区，病灶硬化或坏死，发病的后期，病猪的鼻、耳、眼及后躯皮肤出现发绀，呈紫斑。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它是各种修为、行为和道德的内在精神和灵魂，具有精神上的贯穿性。

第七条 危改房基础应根据房屋荷载情况、相关规范规定的房屋降沉要求等选择毛石基础、混凝土基础、砖放脚基础、灰土基础等基础形式，达到基础设计承载力要求。

其实，检视研究史能够看出，清代黄培芳等人已经是从全书行文习惯进行判断。单纯从此章字句入手，很难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从《论语》文本实际、行文特点、孔子言语习惯出发，显然是合理的同时也是明智的。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

连孔子自己都不敢轻易承认达到了“仁”的境界，“仁”无疑是十分高尚的。

第四，“仁”有具体实现的路径，具有实践性。

(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仁”虽然是道德的高标，一般人很难企及，但是它又离每一个人无限近，只要想要仁便可做到。这绝非孔子仁学的矛盾，而是从实现的维度上进行的描述，“仁”虽然高尚，但是，可以在具体的行为中实践，而且有实现的方法。

在孔子这里，“仁”由当时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升华为一个在孔子理论体系中有着本质内涵的、同时也是多维的概念。关于“仁”的本质性，无用多言。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实际更多源自“仁”的概念的多维性。它是多种道德的集合，它具有精神性和内在修为的特性，它具有高标性，同时它也具有实践性和操纵性……只有在这种多维观照中认识孔子的“仁”，我们方可全面准确地理解此处的问答，而不至于非此即彼，陷入呆板和僵硬。

关于这一点，有的学者也有所认知，但将这种多维性认为孔子思想的矛盾性。其实这并不是矛盾，而是这一理论的多维性。正如一块石头，这不是它既大又小的矛盾，而是它又大、又灰、又硬的多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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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孔子仁学的多维性，反过头来印证子路、子贡两章的“非仁”之问，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子路将不信义的行为等同于非仁，孔子自然也会认为管仲离作为高标的“仁”是有距离的。因为孔子所言的“恭、宽、信、敏、惠”，管仲至少在其中“信”的方面出了问题。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子路，他的意图在于向弟子宣告：“仁”不能呆板而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维度。虽然管仲称不上作为高标的“仁”，但从操作性和实践上看，管仲做到了不用武力(客观上又有爱民的效果)，也算是靠近和接近了仁。

《论语》中类似本处，对于某种行为接近于“仁”的判断，孔子是曾经做出过的，此处并非孤例，如“刚、毅、木、讷，近仁”(《子路》)。这种某某事近似于、接近于“仁”的判断，宣示“仁”可以通过实践实现，某种行为也可以接近于仁。它不仅是一种道德高标，也是一种实践和操作。这才是孔子答子路的本意。

子贡也有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方式有所不同，他没有直接否认子贡。他旨在启发子贡对人的评价不应因小失大。同时，孔子仁学的多维性，也在此有所展现，管仲如同召忽一样死公子纠，就能算作“仁”。显然，孔子也不可能把召忽直接认定为“仁”。管仲不死公子纠，还有了后世功业，就不算“仁”。显然，孔子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可以将这两章合观，得出孔子对于管仲的真实看法与评价：评价人不可因小失大，“仁”是一种道德高标，管仲显然有距离，但“仁”有实践操作性，管仲有接近于仁的行为。“仁”是一种至高境界，很难企及，但从每件事情做起都是在践行“仁”。一句话，“仁”是多维的，不可将之呆板和固化，也不可因此而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单纯地认为孔子肯定管仲为仁或反之，都没有看到孔子仁学本身具有的多维性，有简单、呆板与固化的嫌疑。

这两章的问题基本解决，随之，其余两处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八佾》“器小”之论是孔子直接抛出的认识和观点，关于后文有人跟问的：“俭”和“知礼”，本文基本同意 李光地等人的看法。因为孔子说管仲器小，气象、气度狭小，类似于“俭”的特征，自然有人认为是不是“俭”？同时气象小、拘束，和知礼、按规矩行事有相近，有人进而追问是不是“知礼”。当然，孔子先后都以事实否定了两种认识。也就是说，本章孔子并没有对管仲“器小”的原因作正面回答，只是表示自己所言与“俭”和“知礼”无关。其实，此处关于“器小”的理解，从字里行间能够解读的内容是有限的，同时这种理解也是开放的。这里无意对此做深入探讨，只是说明孔子认定管仲“器小”一定与孔子的仁学体系相关。从子路、子贡两章也大致能够判断，孔子实际并没有将管仲直接认定为“仁”，前后是不矛盾的。

《宪问》中“人也”的判断，也是孔子对于管仲某方面才华与能力的肯定，并没有关涉到“仁”的问题，与其他各处并不矛盾。

总之，能够看出，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总体上秉持的是公正客观、顾全大局的做法，充分承认他的功业和才华。对于“仁”这样具有特殊内涵和重要性的概念，孔子显然并没有做出或是或非的直接评判。孔子仁学的多维性特点，决定了孔子对此表述的多向性和丰富性，直接认定孔子肯定或否定管仲为“仁”，都有简单化、呆板化之嫌疑。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自然是不矛盾的。

[参 考 文 献]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4.

[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尉春艳.从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看孔子思想的矛盾性[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7).

[4]王世巍.再论如何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J].管子学刊，2015(1).

[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