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的领域里，有人行走在尘土飞扬的现实之路上，有人在内心的深渊里流浪。有的人的诗歌意象直接抵达现实，如同飞矢呼啸着直接击中箭靶，坚实而有力度；有的人的诗歌意象则与现实疏离，虽然若云霞雕色，但“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阮籍的《咏怀》诗很显然属于后者，钟嵘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1](p.84)非常明确地指出，阮籍《咏怀诗》的心灵内指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历来不缺乏对《咏怀诗》的解读之作，他们是幸运的，同时也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们都抓住《咏怀诗》意义的一隅，不幸的是他们都迷失在《咏怀诗》纷纭的意象中，虽然强作解人，但终究走不出意义的迷宫。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咏怀诗》视为一个巨大的能指文本，那么其具体所指恐怕永远难以阐明。何焯说：“《咏怀》之作，其归在于魏晋易代之事，而其词旨亦复难以直寻。若篇篇附会，又失之也。”[2](p.900)问题在于，《咏怀诗》是一个多重结构的文本，其诗歌语词的融入大量先代作品，这些先代作品在《咏怀诗》中相互纠缠，以“典象”的形式存在，将《咏怀诗》拘禁于众多文本的内部世界中，延宕了《咏怀诗》的语词指向外部世界的可能性，从而造成其意义生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咏怀诗》的所指不能明确定性，那么我们何妨返回《咏怀诗》自身，与其不断地陷入文本—政治猜谜似的解读怪圈，何妨转而关注《咏怀诗》自身的意象和意蕴的生成方式，从文本的外部批评回到文本的内部批评，以达到对《咏怀诗》诗歌艺术的真正理解，开辟《咏怀诗》研究的新领域。

《咏怀诗》是大量使用“典象”的。所谓“典象”，是指“诗用文字造象，自有象趣蕴含其中。读者可以从字面意义去领会象趣。如果所用文字，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还隐藏着典故，这个典故又达到了造象水平……便是典象”[3](p.157)。典象的实质，是诗人的经验层面与古人的经验层面(古典意境)因用典而叠合交融的文学状态。其意义在于，诗歌的读者不但可以从字面意义领会“典象”的象趣，而且可以“得鱼忘筌”，领会象趣之外的象趣，形成多次投射，丰富诗歌的意蕴。诗人如果情怀深邃，有难言之隐不便直接阐明，也可以通过“典象”的使用隐约吐露胸臆，如月映万江，影映而出。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4](p.322)这是阮籍使用“典象”作为《咏怀诗》表现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

《咏怀诗》的“典象”是取材于众多先代文本的。在《咏怀诗》的阐释史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人们对于《咏怀诗》的源头议论纷纷，各执一词，南朝钟嵘谓：“其源出于《小雅》”[1](p.84)；清代何焯认为：“其源本诸《离骚》”[2](p.900)；清代刘熙载言：“阮步兵诗出于《庄》”；今人邱镇京则认为，《咏怀诗》远绍《古诗十九首》，近承曹丕、曹植以及建安七子的汉代诗脉[5](p.125)。实际上，探明《咏怀诗》的真正来源是一项不可能的工作，结合《咏怀诗》自身的写作情况和前述研究者的论点，倒是说明了阮籍在写作《咏怀诗》的过程中，熔铸了先代文学文本的风格、文体、命意、遣词等多方面要素，而这些要素则在阮籍神思的驱使之下，演变为《咏怀诗》中的“典象”，成为《咏怀诗》的潜在文本和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政府应引导国产钾肥与境外开发资源由竞争走向竞合，构建协调统一的境外预警机制。国内外统筹规划已经成为重新布局中国钾盐战略的切入点，在国内产能提升、境外资源即将释放之时，国内外的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并制订合理的“游戏规则”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境外开发企业取得的共识，境外钾盐企业与国内企业应当“从竞争走向竞合”，实现资源开发与市场渠道的合作共享。此外，“走出去”的企业应建立彼此的互信关系，协调统一地构建境外舆情监测机制，提升危机公关意识和应对能力，化解政治、环保、人文、地域矛盾。

首先，《咏怀诗》的一部分“典象”是来自先代文本的“语典”。

人们都注意到，在《咏怀诗》中阮籍化用许多文学文本的成词、成句，这些成词、成句构成“典象”，构成《咏怀诗》的第二重世界。以《咏怀诗一·夜中不能寐》为例，其全诗如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创新创业实验班的开展对原有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有利于高校发挥优秀人才的培养，对于开拓学生眼界、培养创新创业能力、提升综合竞争力都大有助益。因此创新实验班的建立是当前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于建立模式是否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检验。

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

2008年4月27日，保康县举办首届民俗大展演，沮水巫音上场，并且荣获第一名好成绩，我却没有看见老王。寻了好久，才发现他拄着棍子站在广场上。

《夜中不能寐》第一句和第二句的遣词、命意在阮籍之前的五言诗中都可以看到原型：

定义中的内积！，并且α！ =α1！ α2！ …αn！.当|α|=|β|=k,1≤i,j≤n时，有〈xαei,xβej〉=δijδαβα！，这里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七哀诗》其二)

忧愁不能寐，攒衣起徘徊。(《古诗十九首》之十四)

静夜不能寐，耳听禽鸟鸣。(曹叡《长歌行》)

而第3句“薄帷鉴明月”则化用自《古诗十九首》之十九的“明月如皎皎，照我罗床帏”句，第4句之“清风吹我襟”则是繁钦《定情诗》“凄风吹我襟”的语变，第5和第6句中的“孤鸿”“翔鸟”的意象命意则与王粲的“飞鸟翔故林”、曹叡的“哀彼失雁群”，以及曹植的“孤雁飞南游”相仿佛，第7和第8句遣词则与曹植《杂诗第一》的“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暗通款曲。

氯化铵对酸性溶液中铂具有较强的选择性，氯化铵沉淀法是实现铂与酸性溶液中贱金属分离的主要方法。在贵金属溶液中加入氯化铵，Pt（Ⅳ）与氯化铵生产微溶于水的氯铂酸铵（NH4）2PtCl6黄色沉淀，而其它贱金属仍留在溶液中。反应方程式如下：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6](p.183)，《夜中不能寐》对于前代文学文本的化用与其诗歌“造境”丝毫“不隔”，若非深思之士细心体察，前人之诗几乎已经遁形于无迹。但是，文学文本的形成毕竟又是一个“秘响旁通”的创造过程，前人的文学成果毕竟要在后代的诗歌作品中有所显现。加拿大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弗莱认为，人类创作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整体，在单一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意象、遣词和造意方式，同样也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它们变成一种“可交流的单位”，“它们把一首诗和别的诗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统一和整合我们的文学经验”[7](p.99)。在阅读《夜中不能寐》一诗时，熟悉曹植、曹丕、曹叡、王粲和《古诗十九首》的人，很难不将其同曹植失落的人生际遇、曹丕朦胧清淡的感伤、王粲在荆州寓居的羁旅心态，以及《古诗十九首》的思乡之情错综杂糅在一起，获得一种“诗外诗”的情感体验，获得一种“言外之象”。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

类似《夜中不能寐》的“典象”生成方式，在《咏怀诗》中所在多有。如《湛湛长江水》中的“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六句，完全是宋玉《招魂》“青骊结驷兮齐千乘……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五言化用。再如《二妃游江滨》的“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明显来自于《诗·卫风·伯兮》篇。再如《嘉树下成蹊》中的“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句，分别引自《左传》的“季孙氏有嘉树”和《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句……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李善《文选注》、方东树《昭昧詹言》、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等著作，曾一一指明《咏怀诗》的“语典”出处。很显然，在如此庞大的整体文本语境中，对《夜中不能寐》《湛湛长江水》《二妃游江滨》等诗歌的阅读，会将我们引向《古诗十九首》《招魂》《诗经》等其他的文本，会一再地将我们从《咏怀诗》中召唤到另外一个文本世界。这种文学经验提示我们，《夜中不能寐》《湛湛长江水》《二妃游江滨》中的诗歌意象，不是来自于现实世界，而是来自无数文学文本构成的庞大的文学整体；它们会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即这些诗歌的意义指向，不是对现实的品评，而是指向内心的情感抒发。换言之，它们是象征的，而非写实的；它们是内指性的，而非着眼于外的；它们阻断了《咏怀诗》与现实的具体衔接，使其获得一种象征的诗歌本色。

其次，《咏怀诗》的一部分“典象”是来自于先代文本的“事典”。

上述步骤中，(1)～(2)表示A，B产生随机数，并发送消息。(3)～(4)表示收到的信息中一定存在于对应主体相关的密钥，例如S产生K并在相应的消息中用预期发送主体的共享密钥进行加(解)密。 (6)～(8)表示收到之前的信息一定存在预期发送信息的值。(9)～(11)表示x,y,z的匹配值。由(10)可以看出，如果A,B产生的随机数与他们之间的会话密钥K无关，则有：

在《咏怀诗》中，阮籍大量引入来自前代的传说、历史、故事等隶属于叙事范畴的文本，暂可将其命名为“事典”。“事典”与“语典”的区别在于：“语典”在《咏怀诗》中的应用，更注重于对先在文本的语词和风格的模仿化用，其着重点在于诗歌审美意境和风格格调的建立，如《咏怀诗》对《古诗十九首》、曹植、曹丕等诗歌“语典”的使用，是服务于其感伤的诗歌格调和徘徊的审美意境的；“事典”在《咏怀诗》中的应用，则更注重以诗歌的形式对历史事实进行重述和铺陈，其着重点在于对“事典”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道德和伦理评价，审美经验的取得此时居于次要地位。

焊接冶金学作为焊接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研究焊接化学冶金与焊接物理冶金的基本规律。熔化焊时，焊接材料和母材被加热熔化的同时，在液态金属的周围充满了大量的气体，有时表面上还覆盖着熔渣。这些气体及熔渣在焊接的高温下与液态金属不断地进行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如元素的氧化与还原，气体的熔解与析出以及有害杂质的去除等。因此，熔化焊过程中伴随着金属熔化、凝固、固态相变以及形成接头等过程，而这种焊接区内熔化的金属、熔渣与气体三者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应过程，以及金属结晶相变过程总称为焊接冶金过程。

《咏怀诗》中存在大量的“事典”，这些“事典”有的是对某一单一故事和传说的整体重述和铺陈。

将本院在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60例病例作为研究资料,这些患者均为应用多种西药联合治疗后出现不良反应的病例,回顾性分析这些临床资料,全部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男32例,女28例,年龄为18-76岁。

如《咏怀诗十二·昔日繁华子》：

智能网联化的大潮中，盖瑞特希望通过汽车网络安全监测系统、OEM智能诊断和预测性维护、车队早期预警系统等，为智能网联汽车创造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防止黑客的网络攻击，管控整个车辆智能化系统，进行智能诊断和预测性维护，不仅包括单辆汽车本身，也包括车队运营中的早期预警。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流盻发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据《战国策·楚策一》记载，安陵君坛以貌美得幸于楚王，江乙向坛讲述了“华落而爱渝”的道理，并设计使坛固宠。楚王出猎，一箭射杀雌犀牛于车下，楚王说：“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涕泣流泪说：“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于是，“王大说，乃封坛为安陵君”[8](p.150)。龙阳君的典故则出自《战国策·魏策四》，史载魏王与龙阳君同船垂钓，龙阳君钓鱼得十余条，不乐反泣，魏王问其因，龙阳君说：“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听言后下令“有敢言美人者族”[8](p.290)。在历史上，安陵君与龙阳君凭借容貌美丽取悦君王而得享富贵，其“男宠”的身份和卑陋的行为本属不齿，但阮籍却以生花的妙笔和歌颂的口吻，赞颂了二人的美貌及其对君王的忠贞不渝。这一反常的重写行为，无疑极大地拉开了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距离，而文学文本中隐藏的重写动力便成为人们争相猜测的问题，猜测产生多义性，多义性则使阮籍的《咏怀诗》具有象征性，象征性则让《咏怀诗》的文本具体所指变得隐晦起来。

《咏怀诗》对于“事典”的使用，除了围绕单一的事件叙述以外，还有一种对多个“事典”并列使用的方式。

如《咏怀诗六十六·寒门不可出》：

寒门不可出，海水焉可浮。

为实现从原始传感器数据到最终判断结果的端到端处理,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LSTM网络的跌倒检测模型。模型结构如图2所示,它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

持瓜思东陵，黄雀诚独羞。

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

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

要想让学生喜欢识字，首先得让学生没有心理负担，敢于在课堂上畅所欲言，因此创设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处于一种凌驾于学生之上的特殊位置，动辄发号施令，指挥学生，这无疑会压制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课堂上造成“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局面。在识字课上，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独特体验，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识字。记字形是识字的一个难点，如：“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这位生字朋友的样子？”把生字当成朋友，一下子消除了学生对记字的抵触情绪；让学生自己想办法，激发了他们参与的欲望。

假乘汧渭间，鞍马去行游。

诗中第一句之“寒门”典似指“黄帝升仙”故事，《史记·孝武本纪》等书俱有记载，《楚辞·远游》：“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而第二句则出自孔子故事，《论语·公冶长》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一二两句用典并有遁世远游而不可得之意。第五句典出《史记·萧相国世家》之秦东陵侯召平种瓜故事，史载秦国破灭，汉世当位，秦东陵侯召平为布衣，不愿为汉臣，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世俗谓之“东陵瓜”。第六句则出自《战国策·楚策四》中庄辛对楚庄王所讲之寓言，《战国策》载庄辛之言：“王独不见黄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与人无争，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以其颈为的，昼游茂树，夕调酸咸耳。”庄辛以黄雀喻蔡圣侯沉迷于玩乐，贪婪而不知危险之将至。五六两句一正一反，解释世俗功名利害对人的牵绊。第七和第八句则出自《丹铅余录》之《汉武故事》，《汉武故事》载：“汉武帝崩后，忽见形，谓陵令薛平曰：‘我虽失势，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剑乎？’(平顿首谢)因不见。推问陵旁，果有方石，可以为砺，吏卒尝资磨刀剑。”[9](p.374)意指大人失势后小人为所欲为的嘴脸。第九和第十句则似指商汤桑林焚身祈雨故事，《吕氏春秋·顺民》载，汤克夏后，天下大旱，汤在桑林以自己为牺牲祈祷上帝[10](p.265)。

朱明不相见，奄昧独无侯。

《寒门不可出》一诗所用“事典”很多，它们以并列的方式呈现在诗歌中。但是，这些“事典”(如黄帝、孔子、东陵侯、蔡圣侯、汉武帝、商汤故事)彼此间又缺乏有效的内在联系，它们完全是以一种对历史的印象式认知而表现出来的：黄帝、孔子故事似乎指遁世无门；东陵侯、蔡圣侯故事似乎在暗示功名利禄之累；汉武帝、商汤故事似乎隐喻帝王纵然生前功业昭著，亦难免化为尘土，最后不为人所重。《寒门不可出》的“典象”无法指示出一种明确的、统一的文学语义，尽管后世的学者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对本诗众多“事典”的强行牵合和强制阐释。问题在于，这些在诗中出现的“事典”，仅仅是阮籍情感和思考的片段化表现，它们有一种似乎统一的内在情调，即对古人事迹的深沉感慨，但这种感慨的实际内容，却因为“事典”的碎片化、并列化处置，而失去了内在的线索，让后世的读者陷入一种意义迷宫。阮籍这种对“事典”的使用方式，为后世的诗人所继承，如李商隐《锦瑟》中“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四句，都是明显的“事典”，但具体何指，千载之下，难以名状。《锦瑟》的例子，似乎有助于我们说明阮籍“事典”的印象性特点。

这种对“事典”的处理方式，很显然不同于上述所说的第一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带有“赋诗”的痕迹，带有线性的叙事脉络，它的意味传达是通过文本内部正常时序、正常因果关系中的人物和事件的进展完成的；第二种处理方法则更带有“比兴”的意味，具有非线性的叙事特色，在这种文本的内部，我们很难找到“事典”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和时空顺序，结果文本的所指就被延宕而无限期出场。

《咏怀诗》对于“典象”的使用，经常采用“语典”与“事典”交错并出的方式。《咏怀诗》的“典象”使用有“语典”和“事典”两种方式，在“典象”的具体使用过程中，既有像《夜中不能寐》那样单纯使用“语典”的范例，同时也有像《昔日繁华子》那样就单一事件进行铺陈的“事典”诗歌，但在更多情况下，《咏怀诗》一般采用的是“语典”与一个或多个“事典”交叉并用的方式，以此来增强“语典”与“事典”之间映射关系，达到增强文本象征性的目的。

如《咏怀诗十一·湛湛长江水》：

1.治疗药物常用氟苯尼考，其口服量为每天20～30 mg/kg体重，分2～3次内服；肌注量为每天10 ～30 mg/kg体重，分2～3次注射，连用4～5 d，如果病情较重的，可多用2～3 d。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

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

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

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

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

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

除了考虑对生产设备的可利用时间进行最优分配以外，生产管理者还可以对生产设备的数量进行最优分配.此时被分配的设备将在整个生产周期内只生产某一种零件，而不必在生产多种零件之间更换.实际生产中这种分配方案往往更简单实用，也减少了生产流程的复杂性．

如前文所述，此诗之前六句皆化用自宋玉《招魂》，属于典型的“语典”范例，而此诗之后六句，“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典出宋玉《高唐赋》神女故事，“高蔡”“黄雀”句亦如前文所述，典出《战国策·楚策四》，是典型的“事典”使用。很显然，本诗中所用的“语典”和“事典”都与楚国有关：“语典”给我们营造出的是一种带有“物哀”模式的情感基调，同时潜在地暗示出楚辞体的讽谏韵味，以及孽子孤臣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事典”启示我们的，是一段有关黄雀的动物寓言，是一段有关淫逸导致亡国灭身的道德对话。在此，“语典”和“事典”所共同具有的讽谏意味，似乎指示出其通向现实的路径，似乎是对现实有所喻指，如后世的研究者们曾以楚襄王同魏明帝曹叡和废帝曹芳相比，但也有些人认为，楚襄王实际是曹爽的原型投射；还有些人认为，“黄雀”的寓言和蔡圣侯的故事暗喻魏朝的颠覆之由，更有人将蔡圣侯直指曹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9](p.253)。在这样的一种比附关系中，魏晋易代之际的人物同“事典”中的历史人物相映射，在不同的解读者那里，东汉君臣与楚国人物的对应关系人言人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解读的可能性。在《咏怀诗》里，在场的现实与过往的历史，阮籍的诗歌描写与先代文本的“典象”，历代文人古典化了的意境与诗人此时此地的经验层面，互相重叠交织在一起，诗歌指向诗歌，诗歌指向历史，引领人们进入一个象征的世界。

美国著名的美学家苏珊·朗格说：“符号性的形式，符号的功能和符号的意味，会融为一种经验，即融成一种对美的知觉和对意味的直觉。”[11](p.19)《咏怀诗》中的“典象”就是这样一种具备审美特色的符号性形式。就“语典”来说，阮籍先代的无数作家，以其高超的文学才能，创造出具有共通性的语词表现形式，后代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很难直接逾越这些高耸入云的峰峦而自铸伟词。就“事典”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传说和故事映照现实的方式，必然是象征和比附式的，一些典型性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人物，最终会被凝缩为象征，进入文学书写的范畴。在这样的意义上，《咏怀诗》与其所使用的“语典”和“事典”之间就构成了一种“互文本”(Intertext)正是在这种“互文本”关系的作用之下，《咏怀诗》才构筑一座“典象”的迷宫，最终形成魏晋易代之际“阮旨遥深”的艺术境界。

[参 考 文 献]

[1]钟嵘.诗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2]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流沙河.十二象[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邱镇京：阮籍咏怀诗研究[M].北京：文津出版社，1980.

[6]刘勰，编.王运熙，周锋，译注.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8]刘向，编.贺伟，侯仰军，点校.战国策[M].济南：齐鲁书社，2005.

[9]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11][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