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纪中期，罗马教宗脱离拜占廷帝国转而依附法兰克王国的历史过程被称为“教宗的西方转向”[1](p. 71)或“法兰克转向”[2](pp. 62-63)。这一转向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是中世纪早期史研究的重大议题，而作为转向过程中分水岭式的人物——教宗扎迦利(Zacharias，741—752年在位)始终备受争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学者们，大多以拜占廷帝国在西地中海的衰退或加洛林帝国在欧洲大陆的崛起为宏观背景，要么强调其对东部帝国最后的忠诚，要么强调其之于丕平称王的重要作用[3]。20世纪中期以来，国外学界开始从帝国视角转向教宗视角，从强调世俗政权对罗马教会的影响转向强调罗马教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立自主倾向和在政治实践领域对世俗权利的不懈追求。这种研究取向使罗马教宗摆脱了被动地位，尤其是扎迦利甚至被美国教会史家托马斯·F. X. 诺伯提升到“圣彼得国”*托马斯·F. X. 诺伯根据这一时期教宗史料中res publica的内涵意义，将其翻译为Republic of St. Peter, 指代以往学界通称的教宗国(Papal State，或the Papal States)。本文认可并采用诺伯“圣彼得国”这一术语，一方面更加符合8世纪罗马教宗自身对罗马新政体的称呼和认知，突出圣彼得作为这一政体合法性的来源；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术语使用的年代错误，因为在整个中世纪罗马教廷并没有任何官方文献正式使用“教宗国”这一称呼，而是频繁使用“圣彼得的领地”(dominium sanctae Petri)或“圣彼得的世产”(patrimonium sanctae Petri)等术语来表示土地的所有者为罗马教会，而对土地的管辖权则被称为“圣彼得的权益”(iustitia beati Petri)或“圣彼得的统治权”(regalia beati Petri)等。开创者的地位[4](pp.94-95)。

然而，学者们在处理意大利另外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伦巴德人时，长期站在教宗立场上，将其视为罗马教会的压迫者和教宗西方转向的外部原因之一，强调双方之间矛盾冲突的一面。正如美国学者简·T. 哈伦贝克所指出的，这种简单化的对立认识极大地受制于历史书写中强势的一方，即教宗史料中惯于贬抑伦巴德人的话语模式，忽视了意大利自身政局的复杂性，忽视了双方长期为邻过程中所产生的共同利益和依赖关系[5](pp. 1-186)。由此形成的诸多误解和偏见，至今仍需修正。

近年来，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国外学界对教宗相关的核心史料，尤其是《教宗列传》中所承载的客观历史信息与主观修史动机之间的差别进行了更为谨慎地解读。如意大利学者斯蒂芬·加斯帕里指出，《教宗列传》对于教宗自身的形象塑造具有政治宣传的目的和功能，即在树立敌人的同时强化教宗自身的正义性和权威性[6](pp.41-65)。德国学者克莱蒙斯·甘特纳进一步考察了8—9世纪教宗史料中的“他者”，详细揭示了罗马教廷在不同时期出于各种目的对“敌人”进行的主观构建过程[7]。基于这种新的文本研究可以发现，由于伦巴德史料的相对缺失，这一时期教宗史料中普遍存在的反伦巴德倾向，不仅给后世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教宗为扩张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威而与伦巴德人陷入对抗的动机和事实。然而，与此相反的，当伦巴德人为教宗提供帮助之时，也曾被亲切地称为“信仰上的兄弟”(fratres fidei)[8](p. 406)或“我最杰出的儿子”(excellentissimus filius nostri)[9] (p. 567)。可见，作为长久相处的邻居，双方关系并没有人们以往所想的那样敌对。实际上，双方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够及时调整政策交换利益，甚至成为彼此化解危机、谋求合作的首选对象。正是这种特殊的邻里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教宗在意大利的切身处境和转向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具体到教宗扎迦利而言，他倡导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与伦巴德人解决争端，并积极维护双方之间的“二十年和约”。这种睦邻友好的合作态度，对于保全罗马公国、提升教宗权威和维护意大利的整体平衡起到重要作用。而意大利的稳定，也为扎迦利提供了与拜占廷帝国缓和关系和在法兰克王国推行教会改革的有利条件。此外，他在圣像问题上并没有前任格里高利三世那么激进，在领土要求上也没有后任斯蒂芬二世走得那么远。

可见，虽然诸位教宗的罗马立场具有一致性和延续性，但在面临具体的历史境遇之时，仍然存在差异性的自我意识和政治诉求。因而《教宗列传·扎迦利传》中所体现出的明显的以伦巴德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或可视为扎迦利徘徊于拜占廷与法兰克之间而着眼于意大利自身的一次道路尝试。

在解除公国危机之后，利乌特普兰德并没有及时归还罗马四城。于是，扎迦利亲自来到国王驻地特尔尼(Terni)与其进行谈判。听闻扎迦利来访的消息，国王不仅安排公爵和军队出城迎接，而且还在城内教堂隆重地款待了他。在充满神圣氛围的会晤中，《扎迦利传》写道：“国王被他(扎迦利)的虔诚言语所打动，并为这位神圣之人的坚定和劝诫而感到吃惊。由于圣灵的恩典，他从国王那里获得了所有想要的东西。”[8](pp. 427-428)从接下来的记载来看，除了归还罗马四城之外，利乌特普兰德还以捐赠的方式，将此前被伦巴德人侵占的萨宾纳教产和诸多帝国领土献给圣彼得，而且还释放了从意大利各地抓获的俘虏。最重要的是，国王还与教宗签订了长达20年的和平条约。

一、 739年罗马之围与扎迦利的政策转向

至此，742年特尔尼会晤体现出了8世纪以来意大利少有的和谐局面，“二十年和约”对双方来说也都是非常及时的。从传记来看，扎迦利从上任伊始就为追求和平而努力，相比于格里高利三世的顽固强硬，扎迦利的宽厚仁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乌特普兰德对罗马的痛恨。扎迦利必然清醒地认识到，继续与利乌特普兰德为敌，罗马不是没有被伦巴德人吞并的可能，而罗马和教宗的生存只能寄托于和平，而非战争。在这次谈判中，国王与教宗之间建立起的相互信任，为双方都带来了富有成效的结果。利乌特普兰德以土地和俘虏换取了扎迦利对王国统一的鼎力支持，结束了格里高利三世时期王国分裂的严重威胁；而教宗也争取到了国王的认可，确保了罗马公国的领土完整和罗马教宗的独立自治。

正是在利乌特普兰德围困罗马期间，格里高利三世开启了向法兰克人寻求援助的先河。此前因圣像之争，他曾于732年罗马会议上将皇帝利奥三世等人开除教籍。作为回应，利奥三世则将西西里、卡拉布里亚和伊里利亚教区划归君士坦丁堡教区管辖，双方陷入几近隔绝的对立之中。因而不得不极力拉拢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甚至不惜献出圣彼得坟墓的钥匙来请求他“切莫把伦巴德国王们的友谊(amicitia)看得比使徒之长的爱(amor)还重。”[9](pp. 478-479)但查理·马特却更加倾向于支持自己的国王盟友，而特兰萨慕德在利用罗马军队复位之后也背弃了教宗。

罗马教宗则在意大利人和伦巴德人的共同保护下，不但摆脱总督管辖，而且赢得广泛人心，其独立性和权威性在西部基督教世界日趋增强。与此同时，帝国与教宗之间的冲突，恰好为蠢蠢欲动的伦巴德国王利乌特普兰德(Liutprand，712—744年在位)提供了开疆拓土，统一王国的大好时机。728年，利乌特普兰德借助帝国总督——贵人尤提乌(Eutychius，727—752年在位)的兵力支持，逼迫斯波莱托公爵和贝内文托公爵宣誓效忠并交纳人质，将两大公国纳入王室的统治范围之内，成为意大利本土，甚至当时西方最有实力的君主之一。

然而，两大公国的独立意愿并未就此消除，而王国扩张也不可避免地与教宗产生矛盾。据《格里高利三世传》所载，738年，面临斯波莱托人对罗马公国领地的侵扰，教宗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III，731—741年在位)非但没有与之为敌，反而重金收买公爵特兰萨慕德(Transamund)以制衡国王。特兰萨慕德投靠教宗的悖逆行为遭到国王的打压，被迫逃亡罗马，寻求教宗的庇护。739年，为了逼迫教宗交出特兰萨慕德，国王举兵围攻罗马，不仅劫掠罗马周边，而且“逼迫许多罗马贵族按照伦巴德人的习俗，修剪发型，改换服饰。”[8](pp. 420-421)最终，国王虽未能逼迫教宗就范，但在返回王廷途中，却夺走罗马公国的四座城池，以示报复。与此同时，贝内文托公爵去世，高德斯卡尔库斯(Godescalcus)趁机篡夺爵位并加入反叛国王的阵营。正如《扎迦利传》所言：“由于贝内文托人和斯波莱托人站到了罗马人这边，引起伦巴德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极大骚乱。” [8](pp. 426-427)可见，格里高利三世与公爵之间的联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王的扩张步伐，但也使罗马人丢城失地，受尽凌辱。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二十年和约”仅仅只是国王与教宗及其所代表的罗马公国之间的休战，仍然无法阻止伦巴德人与拜占廷帝国总督区之间的冲突。743年，利乌特普兰德出兵封锁拉文纳，占领了拉文纳以南的交通要塞——切塞纳(Cesena)。听闻国王来犯的消息，帝国总督贵人尤提乌和拉文纳大主教约翰五世(John V，726—744年在位)连同总督区民众立即向教宗求救。扎迦利一方面可能出于唇亡齿寒的心理，害怕国王侵占拉文纳之后会打破“二十年和约”，危及罗马；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总督区民众的深切关爱，反对基督徒之间的流血战争。于是，他又一次亲自来到伦巴德王国的首都帕维亚，代替总督与国王进行谈判。扎迦利的执意造访给利乌特普兰德造成很大困扰，他并不想丢失至关重要的切塞纳城堡，也并不想跟教宗再生嫌隙。迫于教宗压力，国王从拉文纳撤兵，但只将切塞纳城三分之二的领土“归还给了帝国”(ad partem reipublice restituit)[8](p.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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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钱钟书的邻居林徽因女士也养猫，称家里那只猫是他们一家“爱的焦点”。两家的猫经常打架，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邻居猫的“欺负”。

至此，格里高利三世所推行的拉拢公爵对抗国王、仇视帝国讨好法兰克人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均告失败。741年，在他去世之际，罗马面临着被继任者扎迦利喻为“巴比伦之囚”[10](p. 352)的艰难困境，因为根据《扎迦利传》的记载，利乌特普兰德此时“正在准备对付罗马公国的战事” [8](pp. 426-427)。为了扭转危局，扎迦利立即抛却公爵立场转而向国王请求和平，以此换得国王归还罗马四城的承诺。正是在扎迦利所指派的罗马军队的帮助下，国王迅速罢黜两大反叛公爵，任命自己的两个侄子取而代之，伦巴德王国自上而下的统一秩序得以恢复[11](pp. 86-93)。

二、 “二十年和约”的缔结和维系

“这算什么，普通模式的水战而已！下回我带你们挑战困难模式的战场：中法马江海战！我们选福建水师！”“作弊大王”王小景同学满脸得意。

回应此举，扎迦利也应国王之请，为伦巴德王国的一位主教举行了祝圣仪式，而且还热情地邀请国王共进晚餐。双方亲切愉快的相处氛围，甚至感染到“在场的”传记编撰者不禁为国王写下了这样的话：“在那里，他满怀甜蜜和愉悦的心情(与教宗一起)用餐，以至于连国王自己都说他从来不记得自己何时吃过这么多的东西。”[8](p. 428)更为难得的是，编撰者还颇为公允地记述了利乌特普兰德履行和约的诚意和行动。他不仅立即下令释放托斯卡纳、波河沿岸，以及拉文纳等地的俘虏；而且在离开特尔尼之后，还特地派遣自己的使者作为教宗护卫，一路护送扎迦利穿过伦巴德王国的领土前往罗马四城，将这些城市及其居民完整地交还教宗。最后，扎迦利在一片欢呼声中胜利地返回罗马。

8世纪以来，由于面临阿拉伯人的不断入侵，拜占廷帝国重点防御东方战线，位于意大利半岛的拉文纳总督区被置于次要地位。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所推行的增收重税、没收教产、毁坏圣像等一系列政令，加剧罗马教会和意大利臣民对帝国的不满，随之引发由教宗格里高利二世(Geogry II，715—730年在位)领导的反抗帝国压迫的动乱。在镇压叛乱过程中，作为帝国代理的拉文纳总督因兵力不济，人心背离而屡遭失败，使得帝国统治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难以为继。

黄河沿岸的防务工作不仅关系到沿岸居民的生存状况，对于稳固清朝的统治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清政府对于黄河的防务工作十分重视。清政府和沿河每年都会拨出巨额资金来支持黄河的防务工作。而这些用以黄河治理的大量资金，黄河防务工程的财务管理上却并没有明确的资金账目数据显示，且部分河道官员偷工减料，克扣饷银，贪污腐败，肥己营私等等，这些都给黄河的防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弊端。

近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虽然越来越多的准大一新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通过网络及相关的指导机构，了解了专业培养目标、专业所学课程、专业内包含的相关职业，大致选择了与自己兴趣能力相匹配的专业，但是在踏入大学之门后，面对大学里各种各样的社团、学生组织，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特别是自由自主的大学氛围，学习上没有人督促和监督，突然不知道如何在学校里举办的各种活动和繁重的课业负担之间找到平衡，整天忙碌却不知忙碌的是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在此，学界对“res publica”的理解存在巨大分歧，诺伯认为，这句话是指利乌特普兰德将此地交给了教宗，即“圣彼得国”，继而认为扎迦利首次占据了总督区的一小块领地。但笔者倾向于认同大卫·戴维斯[12](pp. 47-57)和保罗·德罗古[13](p. 297)等学者的观点，将这块领地视为是国王应教宗请求归还给帝国的，也即归还给了拉文纳总督尤提乌和大主教约翰等人。至于剩下1/3的领土，国王则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廷皇帝协商解决。他可能请求皇帝将这一部分领土让予伦巴德人，以打通王室南下斯波莱托公国的道路，加强王室对公国的控制。切塞纳城堡事件可能是扎迦利与利乌特普兰德之间的最后一次交手，扎迦利再次以协商谈判的求和态度换取了利乌特普兰德对帝国总督区的让步，双方和平共处的诚意在危机中经受住了考验。

744年，利乌特普兰德死后，弗留利公爵拉齐斯(Ratchis，744—749年在位)当选国王。据《扎迦利传》所载，拉齐斯甫一继位，扎迦利立即与其重申“二十年和约”，确保“整个意大利的全体民众都获得了安宁。”[8](p. 431)修士安德烈的编年史还写道，拉齐斯不仅迎娶了一位来自罗马城的女子为妻，而且给罗马人捐赠了大量教产[14](p. 702)。可见，教宗越来越将意大利的和平稳定寄希望于伦巴德国王，而王室的执政立场也越来越偏向罗马。749年，拉齐斯虽然征服罗马以北的佩鲁贾城，但在扎迦利的劝说下再次撤兵，招致伦巴德人中反罗马派的不满和仇视。最终，拉齐斯被迫退位，前往罗马修道，其弟野心勃勃的艾斯图尔夫(Aistulf，749—757年在位)被推选为国王，重新开启了伦巴德人称霸意大利的扩张征程。

三、 意大利平衡：在拜占廷和法兰克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教宗列传》的写作惯例，在记述完对外关系之后，编撰者会转向记载教宗对教会内务的扶持。然而，《扎迦利传》对教宗外交活动的记载，几乎完全集中于扎迦利如何规劝伦巴德国王利乌特普兰德和拉齐斯与罗马人保持和平的一系列事件。在外交和内务之间，编撰者仅插入两小段话，简要交代了扎迦利与皇帝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之间关系的缓和，以及法兰克宫相卡洛曼在扎迦利手中领受了司铎的职分，完成忽略了东西方圣像争论和法兰克改朝换代等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可见，扎迦利对于同样身处意大利境内的强邻伦巴德人的重视和倚赖程度，远远超过了对遥远的拜占廷帝国和法兰克王国的关注。考虑到扎迦利前后其他教宗史料对伦巴德人并不友好的态度，这反而更增加了《扎迦利传》中两位国王“正面”形象的可信度。

至752年去世，在10年任期内，扎迦利既没有寻求拜占廷帝国的政治庇佑，也没有寻求法兰克人的军事援助，而是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立足意大利本土，走出了一条以伦巴德为导向的外交道路。通过与伦巴德国王的协商谈判和“二十年和约”的签订，扎迦利不仅保全了罗马公国的领土完整和罗马教宗的独立自治，还积极承担起维护意大利和平的重大职责，极大地提升了教宗在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威。与此相适应，在意大利南部流传下来的《萨莱诺编年史》即是以赞美扎迦利给意大利带来20年和平作为正文开篇，并将卡洛曼和拉齐斯抛却世俗权位，前往罗马隐修视为扎迦利的伟大功绩[15](p.471)。

另一方面，在与罗马人长期为邻过程中，伦巴德人对基督教的认同和对罗马教宗的尊重与日俱增，即使在涉及公国分裂或领土侵占等矛盾之时，也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化解冲突。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双方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合作，寻求意大利的整体平衡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因而对双方关系的重新审视和“伦巴德道路”的重新界定，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价伦巴德人在8世纪意大利政治格局变革过程所具有的真正作用和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教宗与拜占廷帝国、法兰克王国和伦巴德王国等诸多政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多元化认识。

[参 考 文 献]

[1]Walter Ullmann, The Western Orientation of the Papacy,A Short History of the Papcy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2.

[2]Klaus Herbers, “Orientierung zum Reich der Franken,” Geschichete des Papsttums im Mittelalter,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12.

[3]李云飞.从墨洛温到加洛林：有关751年丕平改朝换代的四个问题[C]//欧洲中世纪早期史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2013.

[4]Thomas F. X. Noble, The Republic of St. Peter: the Birth of the Papal State, 680-825, 2nd edi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5]Jan T. Hallenbeck, Pavia and Rome: The Lombard Monarchy and the Papacy in the Eighth-Century,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 vol. 72, 1982.

[6]Stefano Gasparri, “The Fall of the Lombard Kingdom: Facts, Memory and Propaganda,” in Stefano Gasparri, ed. , 774: ipotesi su una transizione, 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2008.

[7]Clemens Gantner, Freunde Roms und Völker der Finsternis: Die päpstliche Konstruktion von Anderen im 8. und 9. Jahrhundert, Wien Köln Weimar: Böhlau Verlag, 2014.

[8]L. Duchesne, ed. , Le Liber Pontificalis: Texte, Introduction et Commentaire, Tome I, Paris: Ernest Thorin, 1886.

[9]W. Gundlach, ed. , Epistolarum, Tomus III, Epistolae Merowingici et Karolini Aevi I,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Berlin, 1892.

[10]J. D. Mansi, “XVII. Ad Austrobertum Archiep. Viennensem,” 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 vol. 12, Florence: Antonius Zatta, 1761.

[11]Jörg Jarnut, Geschichte der Langobarden, Stuttgart: Verlag W. Kohlhammer, 1982.

[12]Raymond Davis, trans. , The Lives of the Eighth-Century Popes (Liber Pontificalis): The Ancient Biographies of Nine Popes from AD 715 to AD 817,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Paolo Delogu, “Lombard and Carolingian Italy, ” in Rosamond Mckitterick, ed. ,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 2, c. 700-c. 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Georg H. Pertz, ed. , Benedicti Sancti Andrae Monachi Chronicon, in MGH, Scriptorum Tomus III, Hannover, 1839.

[15]Georg H. Pertz, ed. , Chronicon Salernitanum, in MGH, Scriptorum Tomus III, Hannover, 1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