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是许地山的代表作之一，文本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作者设置了“一女两男”的人物相处模式，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在传统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这一现象宛如天方夜谭。对这种奇特现象的成因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加以分析，更利于我们发掘出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尤其是女性命运的复杂纠葛。

一、生活关系与生产关系

小说《春桃》由三个人构成了两组社会关系，春桃、向高、李茂三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这首先组成了生活关系，此外，他们分工完成捡烂纸换取灯的工作，这又构建了一个生产单位。对于这样的关系，春桃与两位男性的认识却完全不同。在三人的生活中，两位男性的侧重点自始至终都在于夫妻关系，他们的矛盾冲突点也在于谁能与春桃成为真正的、合理的夫妻。在经历了一系列风波后三人和解，两位男性达成的共识是“你是咱们的媳妇”[1]。这不过是态度有所妥协，从“谁的媳妇”到“咱们的媳妇”，本质上并没有摆脱夫妻关系的限定。而春桃对三人关系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她考虑更多的是三个人相互扶持但又各自独立的生活。对于向高她的态度是“我不是你媳妇”[2]，对于与她有实在夫妻名分的李茂她同样说“你若认我做媳妇，我不认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赢。”[3]春桃始终秉持的态度是“谁的媳妇，我都不是。”[4]“大家住着，谁也别想谁是养活着谁”。[5]可以说春桃认为三人在一起更多的是相互扶持，一起过日子的关系，没有附属关系，没有依赖关系，她追求的是个人生活的独立，这种同居关系不同于刘向高和李茂所认为的夫妻关系，是摆脱了封建夫权思想的男女相处模式。

“发面时碱使多了，蒸出的包子发黄，像被老师批评的一群犯错误的小学生，个个蔫头耷脑。那天二话没说就关了门。做面师傅要走人。我说，没关系，手艺再好也有失手的时候，朱建华、刘翔，不可能每一次都能达到他们保持的高度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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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生活关系中要求独立之外，春桃还提出了令两个男性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想法——三人开公司，这一大胆的提议将他们的关系又扩展到了生产关系之中，并且在后来的生活中也确实得以实践。实际上在李茂到来之前，春桃就有开公司的想法，她对向高说过“咱们就缺一个帮忙的人。若是多个人在家替你归着东西，你白天便可以出去摆地摊，省得货过别人手里，卖漏了”。[6]正好这个时候身有残疾、不便行动的李茂来了，满足了春桃开公司所需要的条件。并且春桃已经对这个生产单位里的成员有了明确的分工，“近来我常想着得多找一个人来帮忙，可巧茂哥来了。他不能走动，正好在家里管管事，检检纸。你当跑外卖货的，我还是当拣货的。”[7]在提出这个构想时春桃就掌握了生产关系中的主导权，到实际工作中春桃所承担的任务依旧是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构思还是实践，在三人这段生产关系中，春桃依旧出于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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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缺失与生存压力

其次是对于世俗礼教的约束，在这一点上身为女性的春桃将它看得很轻，相较之下，两个男性似乎将“名分”看的格外重要。刘、李二人最终的矛盾在于被封建礼教所束缚，他们害怕被世人诟病，甚至为这所谓的“名分”二人一个出走一个自杀。而春桃则依旧我行我素，她似乎对于世俗的言论并不惧怕，那么她是真的彻底摆脱封建礼教的约束，达到思想自由的地步了吗？当然不是，多少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尚且无法做到思想解放，何况是一个目不识丁、靠捡烂纸维生的刘大姑，令她不惧人言的不是思想上的进步，而是在社会动乱、生活艰难环境下对物质生存的渴求。春桃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自己是向高的媳妇，这原因便是“咱们没拜过天地，没喝过交杯酒，不算两口子。”[12]在生活细节上，春桃也是时时注意，“晚上带花，又不是窑姐儿”。[13]封建礼教对底层民众的约束由此就可以看出来，注重婚姻的仪式，在意封建礼俗所规定的一套规矩，从细节上保持礼教对女子的要求，自立如春桃也无法挣脱几千年封建礼教对底层民众的教化，在春桃的思想中还是保留有对礼教和世俗的敬畏，她劳动妇女的身份也决定了她不可能达到思想解放的程度。支撑春桃抵抗这些世俗礼教的最大动力就在于首先要生存。在生存面前，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让步，三人同居是兼顾他们生产、情感、道义的最有效方式，这种“一女两男”的相处模式有利于帮助他们提高现有的生活质量，那么对于春桃而言，这便是最好的选择，至于风俗习惯、名分教化这些对于他们这些在底层讨生活的人而言，是要让步于生存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所谓的风俗习惯，实际上都是由生活决定的。”[14]

首先在三个人的家庭中，男性的角色实际上是缺失的，“男性群体不具备传统‘夫权’模式的家族的话语权与支配权”[8]，无论是向高还是李茂，都不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他们不是家庭的主导力量，反而是一种依附，如此便不可能形成传统观念上的男性中心家庭。李茂在战争中失去双腿，他连自己尚且不能顾全，何谈承担对家庭的责任。而向高，四肢健全、读过高小，但是仍然借卖酸梅汤老吴的破房子住，过着“白住房子白做活，只赚两顿吃”[9]的日子，与春桃合住后，也是春桃主外，他主内。春桃掌握着这个家庭的经济命脉，她可以依靠自己生存下去，而两个男性却要依附于春桃，也正是由此，春桃才能占据这段关系的中心，拥有话语权。可以说，传统“夫权”的缺失是缔造这个三人关系以女性为中心的重要因素，也因此“一女两男”的结构得以在三人之间达到平衡并且实践。

无论在生活关系还是生产关系中，春桃都占据绝对中心位置，这与传统家庭中男性占主导权的模式是完全相反的，与“一夫多妻”制形成鲜明对照的“一女两男”结构也正是由日常中的生活与生产建立下来，这种角色颠覆性的变化不仅是男女位置的互换，更体现在传统社会对生活与生产中男女所承担责任的转变与颠覆。春桃这个女性成为家庭的主心骨，无论是在生活关系还是生产关系中都掌握主动权，这才是“一女两男”家庭结构最重要的表现和特征。

加强指导帮带，深化民兵平时运用。军事机关应加强经济功能区民兵工作指导，切实用好民兵队伍，发挥好民兵作用。带领民兵积极遂行抗洪抢险、事故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参加军事训练演习等重大活动，注重用好专业人才，发挥技术和装备优势，在大项活动任务中培育锻炼。在编兵单位广泛开展“民兵岗”“民兵号”等活动，组织民兵在生产经营中攻坚破难，勇挑重担，发挥民兵在促进生产中的突击队作用。引导民兵将军事训练中养成的组织纪律观念、行为规范要求等要素带入企业文化建设，发挥民兵在企业软实力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推动形成经济功能区民兵组织以用促建的良好态势。

而春桃对于生存的追求与渴望远远高于一切，她身上生存第一的精神，成为“一女两男”家庭结构成立的命脉。在春桃的一切观念中，生存是第一要义。正是秉持着生存第一的理念，才产生了春桃有别于传统社会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和对世俗礼教的恐惧。春桃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妇女，还处于一个“不闹兵，便闹贼，不闹贼，便闹日本”的混乱的社会现况中，她每天想的首要事情就是如何生存下去，爱情于她而言只是生活中从属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甚至从来都不是春桃生活的重心。对于春桃而言，她始终坚持的是“你们都别想着咱们是丈夫和媳妇”和“我就是我自己”的原则。春桃这句话很容易联想到鲁迅先生《伤逝》中子君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不同的是“子君的呐喊是对阻碍她爱情实现的黑暗社会发出的宣言，而当她诀别这个黑暗社会的同时，无意间却走入了另一个误区，她成了丈夫的附庸，所以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就变成了‘我是涓生的’”。[10]而春桃在发出呐喊时具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她具备一定独立生活的能力，促使春桃走向自立的根基是生活的压力，“生活的发展是她所注意的，爱情的发展只在盲闷的心境中沸动而已。自然，爱只是感觉，而生活是实质的”[11]。时时面临生存压力的春桃，在现实的重压下形成了生存第一，爱情居于从属地位的观念，这是春桃的婚姻爱情观，也是追求自由的独立女性对爱情应有的态度。

这种“一女两男”的家庭结构在传统观念中是超越常理的，能形成这种特殊的结构势必是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根据文本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三、女性地位与封建礼教

“一女两男”的相处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确实不多见，并且这个结局还是带有许多非现实因素，充满理想化色彩的。但是许地山排除万难也要创造这样的结局，自然是有其深意的。

“一女两男”首先是对传统意义上以男性为中心组建家庭的反构与颠覆，是作家对女性地位重新思考的体现，也是对封建社会中传统家庭模式的挑战。许地山在给妻子周俟松的信中说到：“《春桃》原来想名《咱们底媳妇》，因为偏重描写女人方面，那两男子并不很重要，所以改了。”[15]作者本身的创作初衷就是突出女性形象，他赋予了春桃独立、坚韧、善良等诸多品质，尤其在追求自由、坚持个体独立方面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独立和叛逆精神。但是仅仅以女性自身的独立行为并不能说明女性地位得以提升，唯有将其放在家庭和社会环境中才能体现，女性争取权利和解放是与家庭、男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一女两男”的家庭结构则正是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予以正名的一种尝试。在这样的家庭中，女性地位毋庸置疑得到了彰显，打破了传统女性在家庭中只居于从属地位的局面，将女性摆正到与男子一样的位置。与传统社会中“一夫多妻”制完全相反的家庭结构，挑战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思想教化下民众形成的男性家庭权力中心的固有观念，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反转与再思考透露出作者对于封建思想的颠覆与批驳。况且春桃这个人物形象本身是不具有独立意识和反封建意志的，她只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目不识丁的底层妇女，她的行为举动或许透露出一些对自我独立的追求和对世俗习惯的反抗，但那是出于生存的压力和战乱环境下的挣扎。然而从作者在文中的议论可以看出，许地山是想通过春桃对封建礼教习俗进行一些批判的，“一女两男”家庭结构的构建恰恰弥补了春桃这个人物形象的所不能完全表达之处，成为升华春桃叛逆精神的点睛之笔。如果说春桃这个人物形象体现了女性也可以追求独立自由，那么“一女两男”的家庭结构则是通过提高女性地位来颠覆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借此升华到反封建、倡导思想解放的意义。

此外，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是许地山长期以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之一，通过给春桃设置“一女二夫”共同生活的圆满结局可以折射出她对妇女地位和命运的思考较以往的创作和认知有了超越。许地山在前期塑造了一系列妇女形象：敏明、惜官、尚洁等，“她们大多美丽、善良、忍让，是受命运驱使的、被动、不幸的女性”[16]，她们的结局也大多是在宗教中寻找到精神寄托和依靠。宋益乔在《许地山传》中写许地山后来对这些人物形象有些不满[17]，认为这些妇女在被命运塑造的同时，也应该塑造自己。相比于敏明在自杀中寻求爱情、惜官和尚洁在宗教中得以慰藉，春桃“一女两男”的家庭模式虽然带有理想色彩，但终究表明了作者追求、呼吁的是男女平等的家庭地位和权利，这比之前以女性个人在宗教中的解脱更具有现实的、积极的意义。同时“一女两男”的家庭结构也反映出许地山对女性地位更深入的考量，他已经不仅仅将女性问题单独对待，而是看到了其中更复杂和深刻的矛盾——社会环境。前期的作品探讨地更多的是女性个体精神的寻觅，《春桃》则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出路，“一女两男”的结构已经不仅仅是女性个体的结局，而是触及到整个封建社会的家庭观念、伦理教化，可以说许地山的思考已经由女性个人命运的问题深入到整个社会环境、思想教化、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女子的影响。

四、结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现代社会经历了一次伟大的“人”的发现，女性的独立意识提高，社会开始关注女性问题并倡导男女平等，处于时代浪潮中的许地山受到了很大影响，他在《春桃》中建构了一个颠覆传统的“一女两男”的家庭模式，从这个特殊的家庭结构之中我们看到了春桃善良的品质、坚韧的生命力、独立的意识，这几乎是一个新时期理想女性的符号。同样我们也看传统礼教对民众思想的压制，固有观念对百姓尤其是女性行为的多方面束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女性问题和传统礼教的思考。“一女两男”的相处模式并不现实，但是它的大胆构想已经是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挑战，许地山虽然没能提出一整套现成的解决女性问题的方案，但是他通过小说创作所表达的关于解决女性问题的观点，依然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7][9][11][12][13][14]许地山.许地山作品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21、121、112、111、118、107、115、105、117、116、117、111.

[8]王连英.民间立场与“草根精神”的碰撞——再解《春桃》[J].南方论坛2011(5)：99.

[10]慕丽丽.试论许地山《春桃》中的生命意识[J].许昌师专学报，2001(6)：60.

[15]周俟松，杜汝森编.许地山研究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457.

[16]宋媛.试析许地山笔下的春桃形象[J].北京社会科学，2011(1)：54.

[17]宋益乔.许地山传[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