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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与中共对建国模式的探索

更新时间:2016-07-05

“五一口号”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提出前后,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与实践,最终通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以协商民主为特征的新型政党关系,为新中国的筹建奠定了基本的制度框架。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全文共23条,其中第五条最为引人注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进一步阐释这一主张的内涵,毛泽东随后在5月1日致信民革李济深、民盟沈钧儒:“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我们通常将这些内容统一归结为“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得到了各主要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5月5日,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中国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表示 “五一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愿与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此外,其他一些民主党派也单独发表通电、宣言和声明,表示对“五一口号”的拥护。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复电李济深、沈钧儒等人:“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此后,在中共方面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从国民党统治区、香港以及海外进入解放区,与中共共商国是。同年11月25日,中共公布《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协议,进一步赋予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和“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使命,即由政协代行人大职责,以协商方式建立政权。

1947年9月,中共军队在内战中的形势逐渐由被动变主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其中首次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中共再提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构想,显然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时的背景有了根本性差异。此时,解放区土地改革成效明显,后方日益巩固。另一方面,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日益败退,国统区内的政治环境逐渐恶化,在经济方面也陷入困境。因此,中共不仅要在军事上战胜国民党,同时也将新政权的筹建工作提上日程,而“五一口号”的提出表明了中国对新政权设计的基本制度构想,即由中共发起,联合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

“五一口号”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其实,无论是中共,还是各民主党派,各方对此并不陌生。就在“五一口号”提出两年多前的1946年1月,经过中共在重庆谈判过程中的积极争取,已经在重庆召开过有国民党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伴随着激烈的斗争,最终围绕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等五项议题达成了全面协议。不过,国民党随后撕毁了协议,开启了全面内战。

1949年3月25日,民主人士在北平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

其他7种药剂24%乙氧氟草醚乳油、10%乙羧氟草醚水剂、25%氟磺胺草醚水剂、21.4%三氟羧草醚水剂、70%嗪草酮可湿性粉剂、12%草酮乳油、50%丙炔氟草胺可湿性粉剂均属于原卟啉原氧化酶抑制剂,这些药剂对紫花苜蓿不安全。基本表现症状为心叶黄化明显,严重影响紫花苜蓿正常生长,施药后15 d紫花苜蓿株高抑制率在20%~70%之间,7种药剂处理紫花苜蓿株高抑制率分别为66.33%、42.09%、52.19%、49.83%、27.61%、58.59%、53.20%(表1)。

航标巡检维护的工作任务是预防性发现并排除航标故障,主要包括巡检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检查航标设备有无异常现象,并对航标进行巡检维护,使得航标设备运行状态更加的良好。同时巡检维护工作的有效完成也可以为维修工作提供更好的依据,缩短维修时间,尽快恢复设备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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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民主建国这种方式是当时各方面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思想基础上讲,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统一战线的道路,并在革命实践中一直坚持倡导统一战线策略,包括两次国共合作,中共的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统一战线思想,中共坚持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共对建国模式的这种选择有其深刻的历史逻辑性。同时,国共两党的战争还未确定最终结果,以各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在各个领域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仍有一种很强烈的声音主张走不同于国共两党的中间路线,因此,是否能够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对于决定战争的走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1949 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此后的二三月间,各民主党派中央与中共中央陆续迁到北平。中共通过组织报告会、专题演讲会等形式向各党派通报情况,沟通思想,包括战争问题、土改问题、工商业政策等,同时也包括对各民主党派具体的工作安排。

召开新政协的条件逐渐成熟。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期间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小组名单》《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等,构成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安排的基本内容。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至9月30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662 名代表中,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工农与各界无党派代表占26%,共产党员占约 44%。政治协商会议将具有不同阶级基础、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通过对话和协商,形成共识,共同建立新中国。从这一角度而言,政治协商会议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为新中国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张琳
《北京观察》 2018年第5期
《北京观察》2018年第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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