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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16-07-05

发展经济学家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经验也表明,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强调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利用程度,增长的动力和源泉应该更多地来源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是通过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制度安排,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从而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最终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将越来越依赖人类自身的创造,而不是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攫取和依赖。

通常在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当中需要使用大量不同种类、规格各异的机械化设备,包括材料运输和装卸车、摊铺机、压实设备等等,而只有严格根据具体工程情况以及相关标准要求合理选择相适宜的机械化设备,才能有效保障各种施工机械化设备得以在施工工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应有效用。因此本文将尝试针对沥青路面施工机械化的选型配套展开初步论述,希望能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必要参考帮助。

21世纪以来,以信息技术和工业制造融合为驱动的新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逐步显现,科技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互联网环境下创新活动表现出更深度、更广范围的协同和开放创新的特点,协同创新的组织形式越来越表现出网络结构的特点。这就意味着协同创新是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企业能否有效利用更广范围的外部资源,将越来越决定其竞争能力。世界范围内,美国硅谷是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创新生态系统,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成功的技术开发产业化闻名于世,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创新是其基本特征。协同创新体系是世界范围内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成功经验,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主要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升级产业结构的“新常态”,从要素数量投入驱动转变到通过要素质量驱动,从要素驱动转变到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在于技术进步,更多地依赖新技术、新工艺、新制度、高端人力资源等高效率要素,第三产业发挥主导作用。由于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与之适应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内容,创新驱动增长的过程就是实现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过程。因此,创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逐渐形成。

由表4可见,揉捻压力、次数、时间3个因素均影响卷曲形茶做形效果,其中,揉捻压力的影响最大,次数和时间的影响较小。由于3个因素的F值和P值均未达显著水平,说明,3者对总体品质的影响都不显著。

基于上述国内外环境和发展趋势,我国提出建立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建设创新型国家。目前,国内对产学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三是协同创新系统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其中,第三部分关于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研究是目前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学者们尤其关注产学研系统创新的动因及其影响因素、创新绩效的评价,以及具体的系统运行机制,目的是为了提高协同创新的效率和生存周期。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内容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组织形式。创新型国家就是要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主要内容是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推进应用型技术研发机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主要原则: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服务发展。把科技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放在首位,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二是坚持企业主体、协同创新。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强化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合作,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从本质上讲,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是国家层面的刻意安排,因此又被称为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政府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培育适合产业与学研机构协同的环境和条件,促进各方利益诉求点在同一系统内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从而避免个体理性导致的群体非理性,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针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开展研究的核心始终在于探索产学研用各方参与者之间具体的“协同”机制,因为现实的最重大需求就是创新系统的各方要协同发展,才能实现系统整体创新效应大于任何一方的单独行动。只有对协同机制了解的越多、越深刻、越准确,才越有可能针对性地制定激励政策和措施,引导和管理协同创新系统向着更有创新效果的方向发展。了解系统运行的机制,可以使参与者尤其是管理层面有意识地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进产学协同创新系统进一步向更高级(有序、有效)的系统演化,并且能产生更大的正外部效应。

二、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现状

1.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我国企业合作创新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各种合作创新形式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产品创新的主要形式。《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报告2016》[2]显示,企业独立开发是产品创新的主导形式,占所有创新形式的76%,与境内高校和研究结构合作开发新产品占到14%;企业独立开发也是工艺创新的主导形式,占到66. 9%,与境内高校和研究结构合作开发新工艺占到12%;在他人基础上的改进占新工艺开发的12. 2%;新产品和新工艺开发的合作形式还有与境内外企业和机构等分合作,占比在10%以内。可见,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我国当前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主要形式之一,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效率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有重要意义。

[2]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报告2016》[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

当前,全球蜜蜂总量在急速下降,保护蜜蜂刻不容缓。不少企业也投入到保护蜜蜂的行动中。据先正达中国大区总裁顾思锐介绍,作为绿色增长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先正达在过去三年中,与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佳沃鑫荣懋集团等合作伙伴大力开展“授粉行动”和“农场放蜂”等项目,2017年在中国10391公顷耕地上开展了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措施。

2.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问题

第一,产学协同创新的效率需要提高。目前,我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大多还停留在“点对点”的简单资源交易层面,存续时间短、后续无产出等普遍存在。企业对外部创新资源的利用大多出于降低人力资本投入、节约成本的考虑,合作多是一次性而非延续性的,没有持续的后续合作,外部效应小。虽然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很大范围内展开,但是合作规模和深度、创新的质量都不高。

第二,产学研协同创新领域处于技术产业链的低端。创新领域不是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而是具体的产品和工艺研发,这就不可能产生持续有效、大范围的后续跟进合作,不能形成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尽管产生了不少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联盟,但是我国在产业核心技术上仍然缺乏独立自主性。[3]

第三,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缺乏有效的组织治理机制。产学研协同涉及的合作方都是完全独立的组织,企业是营利组织,学研机构大多是非营利组织,他们在合作的动机、目的、形式和效果等方面差异很大,这种松散的联盟组织形式由于缺乏有效治理机制,约束不够、动力不大,陷入徒有虚表的“繁荣”,企业并没有获得有效的动态能力提升,因此企业仍然以独立自主研发为主要形式,创新主体的地位没有实现。

3.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在车上的我,好像飞行在一个醒觉之后就要忘记了的梦里。我似乎有一桩事情没有做完成,我心里有着一种牵挂。但这并不曾很清晰地意识着。我几次想把手中的伞张起来,可是随即会自己失笑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雨降下来,完全地晴了,而天空中也稀疏地有了几颗星。

4.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学术研究内容

[4]陈劲,阳银娟. 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 科学学研究,2012年02期:161-164.

张沪寅(通信作者) 男,1962年生于江苏苏州,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QoS、计算机网络、新一代互联网体系结构.

三、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运行机制

(一)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含义和特点

1. 含义

国内外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根本出发点是系统思想,这与创新模式逐渐越来越开放有关。学者们对创新系统的研究和经济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现代国家普遍更加重视创新对经济社会进步的作用,并且催生了大量关注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和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从制度、环境、网络层面对协同创新的动因、组织模式与治理、组织间关系演变、绩效评价等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概念内涵的研究应用了系统思想和战略思想,旨在探究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中介组织之间“协同”作用的机制和效应。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因、模式,协同关系的影响因素、创新绩效的评价等。近些年来,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协同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逐渐深入和细致,并且大量借鉴组织理论、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具体研究包括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因和影响因素、创新绩效、组织模式选择和运营机制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 特点

[3]何郁冰.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J]. 科学学研究,2012(02):165-174.

(二)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运行机制

学者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定义大同小异,代表性的定义有:何郁冰认为(2012)“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指企业、高校、研究机构、创新中介机构、用户等合作主体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基础,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准则,为共同完成技术创新所达成的分工协作的契约安排”[3]。陈劲(2012)提出“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系统叠加的非线性效用。”[4]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有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产学研合作是一个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过程”[5]。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从系统组织、资源依赖、知识管理、组织学习的角度开展,并取得不少丰硕的成果。综合前人的研究和现实状况的发展,可以得到结论:产学研系统是一个由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各种盈利或者非盈利组织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形成的联盟,是一个网络型的多边跨组织边界的组织形式。

1. 协同创新的动因及其影响因素

Lee指出,企业参与产学研研发的主要动机包括:获取研究成果、进入新技术领域、接近学研机构的重要人员、新产品开发等;大学的动机主要包括:获得企业对研究活动的经济支持、促进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成果等。[6]Mowery指出企业合作的动机有通过获得知识溢出效益、研发规模经济效益和降低研发成本等途径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7]还有的学者指出(PetersandFusfeld,1982;San toroandClakrabarti,2002;等等)企业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合作希望能够获得训练有素的高校毕业生和专家学者人力资源、开发新产品需要的技术资源、学研机构先进的实验设备资源、员工培训等教育资源。从企业动态能力角度研究合作动机的认为,产学研合作为企业提供了学习机会,通过组织学习能够提升企业的战略思想、组织文化和问题解决能力(Cyert,Goodman,1997)。[8]

针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开展绩效评价、运行机制研究的目的都旨在探索其运行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影响因素,以进行有效的治理,并且为政府设计制度和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提高创新绩效,使得产学研协同创新真正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和主要途径。掌握协同创新系统运行的机制,可以使参与者尤其是管理部门有意识地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促进产学协同创新系统进一步向更高级(有序、有效)的系统演化,并且能产生更大的正外部效应。因为不同参与者参与协同系统的收益和期望是不一样的。对于企业来说,企业通过协同创新不仅实现新产品和新工艺等的开发,更重要的是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对政府来说,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成果的有效商业化和产业化,能提高科学研究公共财政投入经费使用效率,使得产学研系统产生更多、更大的正外部性,并且惠及更多人。对于学研机构,参与产学研协同可以得到更贴切现实技术和产品需求信息,反过来促进科研工作实际价值。

2. 创新绩效评价

Bonaccorsi(1994)等构建了评价大学—企业跨组织创新关系的理论模型,从组织关系理论和技术创新的经济学分析两方面,分析了大学—企业间关系的联系紧密度和合作特性,构建起“关系绩效”这一评价概念,提出产学合作的效率依赖于知识转移过程和组织结构(过程)的匹配程度。[9]Geisler(1995)基于组织间关系构建起企业和大学技术合作的扎根理论模型,阐述了大学和企业进入产学合作的动机,以及影响大学—企业合作关系存活性的因素,发现大学和企业在资源、能力和目标上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组织文化和行为准则,这将影响协同关系。[10]

根据单因素实验结果设计Box-Behnken Design实验,设定不同漂烫温度、漂烫时间、切片厚度和冷冻时间实验设计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试验结果进行主成分分析。

3. 运行机制和组织模式研究

运营机制其实是产学研协同的组织形式,以及不同形式下的利益、风险分配和分担机制。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种混合型的跨组织关系,设计不同利益目标和性质主体,单个组织无法取得全部控制权,因此有效的治理方式对创新组织的生存、发展和绩效是极其关键的。Plewa和Quester基于组织兼容性和个人经验,从关系营销和技术转移角度探讨了产学合作关系的演变,从中发现,信任、承诺和互动对协同绩效有持久影响。[3]Inzelt(2004)[11],D'Este和Patel(2007)[12]都发现了正式合作形式(合资公司、联合研发等正式契约安排)对大学和企业更具吸引力,但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组织(人员交流、研讨会、信息交流等)变革越来越重要。Perkmann(2007),提出协同创新的核心机理包括组织过程管理。[13]何郁冰(2012)构建了“战略—知识—组织”三重互动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认为组织协同和战略协同、知识协同都是协同过程的核心层。[3]

四、总结与展望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并且已经成为合作创新的主要形式,为我国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机会。但是,也暴露出我国产学研合作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却提升缓慢,产学研合作的规模和质量都不高、创新效率低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存活周期短而缺乏持续性、深度合作少、缺乏核心技术产出、企业竞争能力没能提高、创新网络没有形成等。因此如何提高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效率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近年来,基于知识管理、组织管理、动态能力等理论,从组织间关系治理、企业组织动态能力构建(提高核心竞争力)、知识管理角度研究产学研系统创新的内部运行机制和治理措施,通过构建治理措施和机制提高联盟创新效率,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并且在以下几方面有极具现实意义的产出。

首先,基础理论推动研究进展。系统理论、组织学习、关系管理、知识管理、动态能力等领域基础理论的最新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关系研究,并且人们越来越关注产学研协同创新对企业长期动态能力的建设作用,对企业长期竞争力提升的作用。

其次,提出组织过程协同是协同创新的核心机制之一,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组织协同研究成为创新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为了实现组织协同,学者们更加关注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组织的治理机制研究和机制设计,信任、关系等概念和理论的作用方式越来越受到产学研治理研究的重视。

再次,提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机制的具体措施。一是建立正式契约。正式契约是各方合作协同的前提和基础,并且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和权威性,建设适当的正式契约机制,有利于实现显性知识的顺利转移;对于隐性知识,要特别慎重控制契约对其转移的影响,因为契约的协同和控制机制对隐性知识转移或者没有影响,或者有负面影响。二是信任机制建设。信任是关系契约能有效实施的基础。信任有助于知识转移,并且对隐性知识的转移有更明显的正向作用。合作方尤其是核心组织要把关系资本的投资作为主要的合作策略,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创造各方的非正式交流渠道、机会和氛围,鼓励合作界面人员的私人友谊。友好的行为有利于建设组织间信任,从而促进知识转移,同时降低合作中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提高参与各方的合作意愿和动机。

可以看出,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和深刻。管理学领域的组织管理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当前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从以往的更多关注政府管理部门层面的政策和制度制定,转移到既关注宏观和中观的政策制定,有同样关注产学研系统的微观运行机制,致力于通过有效的关系管理和治理措施提高合作创新的生命周期和创新质量,更强调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合作创新的积极主动的管理措施和治理机制,以及创新网络系统的自组织特征、演化和升级。

未来,一是产学研系统的整体收益产出和合作主体的个体收益,都会成为创新绩效研究的关注重点。二是知识经济、互联网环境下,如何促进开放的合作创新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效率,如何提高跨组织边界的治理机制效率将是运行机制的研究重点。另外,在当前理论探索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的实证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1]李维安,李浩波,李慧聪. 创新激励还是税盾[J]科研管理,2016(11):61-70.

由双比值判别法可知,对于正项级数,如果,则当时,级数收敛;当时,发散.对于级数,,故双比值判别法在判断级数的敛散性时不适用.但当时,定理1中的,此时由定理1可判定级数收敛;当时,定理1中的,此时由定理1可判定级数发散.所以,能用双比值判别法判断敛散性的级数亦可用定理1来判断其敛散性.类似可知,对于通项递减的正项级数,能用双比值判别法判断其敛散性时亦可用定理2判断其敛散性.但反之不成立.

这些定义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几大特性。首先,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个系统,多元参与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资源禀赋采取合作行为,这就形成一个系统,因此具有系统运行的结构和特点。其次,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是参与主体基于一定的制度安排(比如,契约、合同等)自愿加入的组织形式,这种网络型创新组织是多组织之间松散结构的联盟。再次,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离不开国家、政府层面的刻意设计和安排,自发的产学研协同系统往往会止于有限次数的合作,政府参与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制度、管理激励,促进民间自发、自觉合作,形成创新生态系统并不断演进,范围持续扩大,产出持续增多。最后,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要产生“协同”效果,不仅需要政府主导建设创新生态环境,还需要对网络型创新组织进行有效的治理,才能保证创新联盟的持续性。

学术研究领域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几个方面:一是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存在合理性的解释和分析,主要是基于交易费用理论、资源交换理论等分析系统参与者的行为动机、目的和行为方式等。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内部的运行机制,研究视角主要是基于知识传递、组织学习理论等研究知识的转移、创造和吸收,以及因此带来的企业动态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变化。三是关注产学研系统的关系治理,比如研究契约、信任、惯性等治理机制对网络结构的组织中知识转移的作用。四是构建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比如三重螺旋理论、三重协同(战略协同、知识协同和组织协同)理论模型等。五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产出效率分析,这些研究着眼于构建以专利、产品、工艺数量为主的衡量指标。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真的让我获益匪浅。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中华文化及许多从未看过或听过的事物。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5]王毅,吴贵生. 产学研合作中粘滞知识的成因与转移机制研究[J]. 科研管理,2001,22(6):114-121.

[6]LEE,Y. 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theresearchuniversity:Asearchfortheboundariesofuniversityindustrycollaboration[J]. ResearchPolicy. 1996(25):843-863.

张渝说:“我真正恐惧的,不是‘学生画得像自己的老师’或‘不像自己的老师’,而是害怕学生们画得不够好。”

[7]Mowery,D. C. CollaborativeR&D:Howeffectiveisit[J]. IssuesinScienceandTechnology1998,15(1):37-44.

[8]CyertRM,GoodmanPS,Creatingeffectiveuniversity-industryAlliance:anorganizationallearningperspective[J].organizationalDynamics1997,5(1):45-57.

[9]Bonaccorsi,A. andPiccaluga,A. Atheoreticalframeworkfortheevaluationofuniversity-industryrelationships.R&DManagement[J]. 1994,(24):229–247.

[10]Geisler,Industry-UniversityTechnologyCooperation:ATheoryofInter-organizationrelationships,Technology AnalysisandStrategicManagement,1995,7(2):217-229.

[11]Inzelt,A. Theevolutionof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relationshipsduringtransition,ResearchPolicy[J].2004(33):975-995. [12]

[12]D'Este, P. &P. Patel . University-industrylinkagesintheUK:Whatarethefactorsunderlyingthevarietyofinteractio nswithindustry?ResearchPolicy[J]. 2007(36):1295-1313.

[13]PerkmannMarkus,PerkmanntandKathrynWalsh,University–industryrelationshipsandopeninnovation:Towardsar esearchagenda[J],InternationalJournalofManagementReviews,2007,9(4):259-280.

(1)测量放样。以施工图纸为基准,计算出放样点的具体参数,并在现场进行定位。应使用红油漆对具体点位进行标识,特殊情况下可以绘制拱部“红线”,以此达到光爆效果。使用钢尺对炮眼孔位进行测量,并以设计图纸为基准做好爆破孔布设工作。适时对断面间距以及断面对应点数进行测量,当出现洞轴线偏离基准水平或顶拱变形等现象时,应对爆破参数做以适度调整。

何耀琴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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