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是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于光绪元年（1875）应答诸生“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1］（1）而编制的一部书目，本质上反映了作为“洋务派殿军”的张之洞对“什么是最重要的知识”以及“国家亟需什么样的人才”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也从书目的角度提出了关于知识观和人才观的近代化方案。这种超越书目表象的“出位之思”，直接奠基于对“什么是书目”的认知改变。

称取长柄扁桃粕（苦杏仁苷质量含量5.67%，野黑樱苷未检出）10份，每3份作为一组，三组分别加入2.5、5.5、10.0 mg的苦杏仁苷标准品，再分别加入0.1、0.2、0.5 mg的野黑樱苷标准品，1份留做空白，按照1.2.3.2方法处理，液相测定。计算长柄扁桃粕中平均加标回收率，结果见表1。

1 《书目答问》的书目定位

在《书目答问》中，张之洞将书目的性质从“资考订”的“著述”转向“供检索”的“工具”，在此基础上回应了书目如何助推“诸生”（在校学生）成学和成才的问题。书目编撰和利用的过程，也是统一和规范新型知识观和人才观的过程。

1.1 从阅读到检索

“书目答问”之命名，预设了该书的书目性质。但张氏认为，书目总体上分为藏书家目录和读书家目录，自《七略》以降的传统书目“乃藏书家所贵，非读书家所亟”［1］（104）。 藏书家目录以某藏书家、某“图书馆”或某丛书（如《四库全书》）实际所藏文献为著录范围，有其书则录其目。藏书家目录虽有一定的检索性质，但主要是出于考订的动机，学者们也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理解书目，因而具有“著述”的性质。

《书目答问》并非某个具体的藏书家（“图书馆”或丛书）的实收文献目录，而是面向全社会现实文献总体的选择性书目，旨在通过“选择”明确介入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相应的，《书目答问》“为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1］（1），“供检索”才是其职志所在。《略例》曰：“兹乃随手记录，欲使初学便于翻检，非若藏书家编次目录，故不尽用前人书目体例。”［1］（2）亦即，《书目答问》不是作为“著述”以资考证、研究和阅读，而是作为“工具”以供检索、利用。例如，经部著录了《经义考》《通志堂经解目录》等目录书，作者按语曰：“此不入史部谱录类之目录，较便寻检。”［1］（39）《通志》等文献入史部政书类，作者指出：“《提要》入别史类，今附于此，以便寻检。”［1］（99）作为供检索的“工具”，《书目答问》重点解决“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的问题，“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1］（1）。

1.2 面向“诸生”的读者期待

《书目答问》是历史上少数明确针对特定读者（诸生）而编制的书目，尽管其实际读者广泛延及“承学之士”，并非局限于“诸生”。正如该书《跋》曰：“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1］（232）。 因此，“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问题的本质，是“诸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要求。而人才与知识密切相关，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决定人才的类型及其施用范围，知识要求就是人才要求，知识观也是人才观。近代学者普遍认为，人才不济是国家贫病不振的关键。魏源《圣武记叙》曰：“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2］张之洞《设立自强学堂片》亦认为，“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3］（2400）。 《书目答问》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产生的，只有超越目录学的学科视域，从知识观和人才观的角度才能揭示《书目答问》的本质。

张之洞《輶轩语》指出：“使者谆谆劝诸生读书，意在使全蜀士林美质悉造成材，上者效用于国家，其次亦不失为端雅之士，非欲驱引人才尽作书蠹也。”［3］（9773）读书与其说是为了获得知识以成“书蠹”，不如说是为了成才——“上者效用于国家”，成为国家的栋梁；“其次亦不失为端雅之士”，即淑身立品，成为一个有道德教养的人。张之洞又曰：“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也表达了通过读书获得知识，必须归趋于明理、致用的成才宗旨。而所谓“有用者何”，他设问自答曰：“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3］（9793）。 “经世” 即上文所言“上者”，“治身心”即上文所言“其次”。值得注意的是，“经世”“治身心”的人才观是以“考古”（亦称“考证”）为前提的，即通过“考古”获得“实学”知识，造就“有用”人才。

总之，《书目答问》定位于“读书家目录”，回应“诸生”之“应读何书”“何本为善”的问题，最终是为了向“诸生”指明“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成为什么样的人才”。

2 《书目答问》的知识观

《书目答问》主要通过有选择地甄别著录、类别的刻意厘定以及小注、案语等书目要素来反映其特定知识观。

我们知道，藏书目录是针对具体实有的现实藏书而编制的，现实藏书这一“客观前提”制约了它的著录范围。而作为读书家目录，《书目答问》首先面临“著录什么”和“不著录什么”的问题。总体上，《书目答问》著录文献二千二百余种，“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1］（1）。以《四库全书》为观照，对《四库全书》“已有”者，“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1］（1）；从作者规定的五种“不录”标准来看，与《四库全书》“未有”者的选择标准亦大体近是，如“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淆杂者不录”［1］（1）。 由此可见，“实学”与“实用”是其选书的重要标准，也是作者知识观的主要体现，这从著录范围的时间维度上亦可分析而得。

2.1 知识观的时间维度

时间维度上的“求古”是张之洞呈现其“实学”与“实用”的主要方式，借此可以揭示其“实学”与“实用”的基本取向。

2.1.1 主张“读书宜多读古书”

作者指出：“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与其过也，无亦存之；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择善而从。”［3］（9791）例如，史部“古史”和子部“周秦诸子”，都是因“近古存之”而新增的类目。又如，“春秋总义之属”曰：“春秋家与三传皆不合者不录。陆氏三种，于三传皆加攻驳，因唐以前书，举以备考。”［1］（30）这里，唐人陆淳《春秋集传纂例》等三种著作“与三传皆不合”，应“不录”，但考虑到它们是“唐以前书”，故被保留了下来。同样，在“周秦诸子”类目中，“鬻子、子华子皆伪书，尉缭子尤谬，不录。六韬、关尹、邓析、燕丹，伪而近古”［1］（123）。 《六韬》《关尹》等四种虽“伪”但“近古”，故著录在案。史部“古史”类云：“古无史例，故周、秦传记体例与经、子、史相出入，散归史部，派别过繁，今汇聚一所为古史”［1］（71）。 又如，“《山海经》《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三书，有伪托而多荒唐，然皆秦以前人所为”［1］（73），故予以著录。 这些例证都反映出作者以古为贵的知识取向，而古之“为贵”因其“少空言”，多“实学”。换言之，作者重视古书，所以著录以“古”为贵，而著录之书，就是期待诸生（读者）阅读之书，正显示作者“读书宜多读古书”的认知。

个人简介：赵晨光，著名大陆新武侠作家，法律专业出身，后改修外国文学。赵晨光自认为骨子里是喜欢看故事、听故事、讲故事的武侠控，最有趣味之事是把设想出的一个个人物还原于笔下。曾写诗自述：“斜风细雨入京门，衣上风尘杂酒痕。半生疏狂半生笑，前身本是说书人。”

2.1.2 强调“今胜于古”

“今胜于古”的知识观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经学、小学等传统“征实之学”，强调知识的客观确定性，具有历时积累和世代增益的特点，因而后代总是包容并超越前代。例如，“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1］（1）。 附录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曰：“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经史小学，天算地舆，金石校勘之属皆然，理学、经济、词章，虽不能过古人，然考辨最明确，说最详，法最备，仍须读今人书，方可执以为学古之权衡耳。”［1］（218）又如，“史部地理”，“今人地理之学，详博可据，前代地理书特以考经文史事及沿革耳。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1］（88）；“子部天文算法”，“推步须凭实测，地理须凭目验，此两家之书皆今胜于古”［1］（140） 。

附录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作者还将清代学者的治学门类分为十四个类别：经学家，史学家，理学家，经学、史学兼理学家，小学家、文选学家，算学家，校勘之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家，骈体文家，诗家，词家，经济家。这表明四部体系初步具有了学科分化的性质。降及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以讫于今天《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书目分类意义上的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转型基本告成（如《易经》入哲学类、《诗经》入文学类等），“学科”成为认识和把握传统学术的主要视角，“学科化”也成为传统学术在近代发展的主要维度，而这一转型无疑可以推源于《书目答问》。

（1）突出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知识中的实用性元素

回到厕所旁的工具房，欧阳橘红默默流泪，流了三个多小时，眼眶里的水都流干了，再也流不出来了。没想到雷钢、雷红也不要她了。欧阳橘红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四处布满蜘蛛网的天花板。那一夜她张着眼睛看了一通晚的天花板。后来她对我说，一轮圆月刚好透过小窗口，挂在天花板上，圆圆的月亮里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她就对着月亮里模模糊糊的人影说，嫦娥啊！嫦娥！人们都同情你寂寞，同情你独守空房，其实你比我好，你的寂寞里带着希望，你独守空房，是等待，有希望的等待，我呢？我的寂寞，孤独是无望，丈夫没了，儿女没了，亲情没了，友情没了，我还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

2.2 “实学”的主要特征

“古”“今”“西”三大知识板块看似抵牾，却共享一致的学术祈向——追求“实学”。“实学”可视为张氏《书目答问》最基本的知识观，它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特征：

利用中国知网(CNKI)全文数据库的高级检索功能，定位到文献，以“主题词=TPACK或TPCK或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法知识+高校教师”不限年限进行检索，截止到2018年6月10日，共检索到34篇文献，其中硕士学位论文7篇，经文献筛选，34篇文献均符合研究主题，将这些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综上，在传统四部体系的知识总量和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张之洞通过甄别著录、增删小类乃至小注、按语等书目要素，凸显了传统四部体系中的实用性知识。他指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1］（219）在这个关乎传统学术为学次第的叙述中，可以发现知识链条原始要终、环环相扣的因果关联，以及所有知识最终必须落实为“经济”实用性的指向。

2.2.1 不虚妄

《书目答问》对奋其臆说、空言无征的文献皆“不录”。例如，经部的“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类，“空言臆说、学无家法者不录”［1］（6）；“小学类说文之属”，“元明讲《说文》者，多变古臆说，不录”［1］（48）；“子部兵家” 类，“兵者人事，《太白阴经》《虎钤经》之属，诡诞不经，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多言占候，所言营陈器械，古今异宜，不录。《握奇经》《三略》《心书》《李卫公问对》，伪书，不录。《武编》《兵法百言》之属，多空谈，不录”［1］（135）；“子部艺术”类，“举其典要可资考证者，空谈赏鉴不录”［1］（150）；“子部释家”类，“举其有关考证事实者”［1］（157）；“丛书” 类，“皆多存古书，有关实学，校刊精审者”［1］（209）；“丛书部国朝一人著述合刻丛书类”，“就考订经史者言之，其著述虽富，不关考订者，不与”［1］（213）。 作者还通过小注和按语，对已经收录的文献指明认读取向，以排斥虚妄，获得知识的客观确定性。例如，“经部小学”著录的《一切经音义》《华严经义》，作者指出：“此二书所引古书及字书，古本甚多，可资考证，故国朝经师，多取资焉，于彼教无与也。”［1］（54－55）即指出二书价值不在其虚妄之教义，而在于“可资考证”的实学旨趣。

2.2.2 有用

如上所述，张之洞认为知识有两大重要作用，一是个体身心上的淑身立品，二是家国层面上的经世致用，这是承绪《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思想而来。不同的是，《书目答问》中的“内圣”固然仍需诉诸传统知识资源，但“外王”则突破了传统知识的框限。换言之，随着近代化帷幕的逐步开启，所经之“世”业已变化，相应地需要所致之“用”的改易。为此，《书目答问》既通过类目调整以突出传统经、史、子、集四部知识中的实用性元素，又容纳许多西方科学技术文献，表达了对知识“有用”性的时代诉求。

总之，张之洞认为“诸生”的知识资源应该包括“古”“今”“西”三大板块，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古今中外”。套用另一位洋务派人物冯桂芬的话说，就是既要“法先王”，也要“法后王”和“鉴诸国”，从而改变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传统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冯氏曰：“夫学问者，经济所从出也。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曰：‘鉴诸国’。”［5］相比而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职志的传统书目，主要重视“法先王”，以“先王”之是非为是非。所以，《四库全书总目》虽著录了30余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著述，但馆臣仍将空间性的中西问题换算成了历时性的时间问题。例如，子部天文算法类小序曰：“存古法以溯其源，秉新制以究其变。”“古法”主要是“三代上之制作”，“新制”主要是“晚出”的泰西之学，即是将空间上的中西关系化约为“三代上”和“晚出”的时间关系［4］。借此例证，可以反衬《书目答问》迥异于《四库全书总目》的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

《书目答问》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基础上，增益“丛书”而成五部分类目录，对传统书目分类似无实质性突破。唯其如此，刘简《中文古籍整理分类研究》将《书目答问》列在第二章“古分类法”之中［6］。姚名达亦曰：“以其平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态度卜之，殆亦未能进一步废弃四部也。”［7］但事实上，张之洞对二、三级类目改易颇多，从而也突出了传统四部分类体系中“有用”知识的地位。例如，“儒家类理学之属专书，举其关系学派及其书简明切于人事者”［1］（127）。 子部儒家类下分“议论经济”“理学”“考订”三小类，突出了“议论经济之属”文献的地位，“儒家”不仅提供形而上的“理学”知识，也提供“议论经济”的经世知识。又如，“政书”类析出“今制之属”，注云：“今日官书，如品级、处分、赋役、漕运、盐法、税则、学政、科场、枢政、军需、刑案、工程、物料、台规、仪象志、各部则例之属，各有专书，所司掌之，《四库》皆不著录。各省官司，以吏牍编纂成书者尤多，其纲要已具会典诸书，并散见经世文编中。”［1］（101）这些都是应对社会“庶务”的知识门类，具有现实的经世价值，而它们主要是通过类别的重新厘定从而改变经、史、子、集的知识框架得以突显出来。再如，《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形势纪要》九卷，注曰：“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1］（135）。 即通过小注的形式，揭示该书关乎“兵事”的实用价值。在附录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中，作者还将清代学者的治学门类分为经学家、史学家……经济家等十四类。“经济家”殿后的象征意义在于，前十三家知识门类都是以“经济”为归趣的，其曰：“经济之道，不必尽由学问，然士人致力，舍书无由，兹举其博通切实者。士人博极群书，而无用于世，读书何为？ 故以此一家终焉。”［1］（231）

根据HBN评分情况进行效果标准评价[3]:(1)治愈,面部症状全部消失,面神经功能完全恢复,面部运动正常;(2)显效,面部症状基本消失,存在轻微功能减弱,静止状态下面部对称,张力无异常,眼睛可完全闭合,口有轻微不对称;(3)有效,明显功能减弱,静止状态下面部对称,张力无异常,抬眉额纹对称,用力可闭合眼睛合,口较明显不对称;(4)无效,面部症状无显著改善,口无力,眼不能闭。总有效为治愈、显效及有效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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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虚妄、求“有用”和学科化，是《书目答问》的三大主要知识诉求，而它们都指向“实学”。因此，《书目答问》的人才观，可以概括为培养具有实学知识的实用型人才。

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于总揽涉外军事、海防、通商、关税、教育、矿物、交通等实际需要而产生的。该机构的创设表明：相关领域的“庶务”日益繁多、且表现出了新的形态——突破传统的“天下”观念，从近代“国际”关系的高度重新定位军事、海防、通商等各个领域。《书目答问》对此做出了反应，如史部地理类下分古地志、今地志、水道、边防、外纪、杂地志等6小类。对比于《四库总目》可知，“边防”“外纪”等涉外地理知识得到了凸显。“今地志”类目的设置也是“今胜于古”、重视“今人”和“西人”知识成果的体现。“边防”下面又分新疆、西藏地、川滇事边防、总括各边防；“外纪”下面又分分志各国、总志各国。这些小目的设立，都直接针对危机四伏、边境日蹙的现实。

但总体上，《书目答问》所著录的西方文献主要集中在天文算法、历史地理、军事外交等领域。例如，子部天文算法类下分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三类，因其“极有益于经济之学”［1］（149），故著录文献达六七十种之多。又如，兵家著录了上海制造局刻本《新译西洋兵书五种》，并在小注中指出：“《克虏炮说》四卷、《炮操法》四卷、《炮表》六卷、《水师操练》十八卷，附一卷，《行军测绘》十卷，《防海新论》十八卷，《御风要术》三卷，皆极有用。”［1］（136）

2.2.3 重视知识的学科化

学科化是西方学术的典型特征，“科学”一词的语源本意即为“分科之学”或“分科治学”，它以研究对象为划分标准，注重各门类学术的分殊。相比而言，中国传统学术重广博而尊通识，重视以学人为中心的分派而不重视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分科。正如傅斯年指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8］因此，重视知识的学科化，可视为实学精神的体现。

我对野菜不大识得，别呦呦就教我认，那高有两尺，紫茎，叶子像薄荷，边上都是锯齿的，是马兰头；那叶子微长，每三片叶子攒生一处的，是苜蓿……

另一方面，用西方的分科观念把中国传统学术分门别类地改造为各门类“学科”（disciplines），是传统学术近代化的主要取向，这在《书目答问》中业已肇启。例如，经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类”除了分出易、书、诗等传统子目之外，还分“诸经总义”“诸经目录文字音义石经”两类。前者再分辑古注、释虚字、余录、考工之属、天文、算法、总录等小类，后者再分目录、文字、音义等小类，这就突破了传统书目以书（如《易》《书》《诗》等）为对象的类别划分，表明出于解经的动机而生发的诸如语言文字学、天文、算法等专门学问，已经得到了书目的确认。又如，集部别集类，在《四库总目》中是根据时代顺序排列的。《书目答问》将明代及明代以前文献按时序排列，但“国朝人集，流别太多，今为分类列之，各标所长，以便初学寻求”［1］（180），其下再分理学家集、考订家集、不立宗派古文家集（自注：古文家多兼经济家［1］（186））、桐城派古文家集、阳湖派古文家集、骈体文家集、诗家集、词家集八小类，既有分派（如桐城派古文家集）、也有分体（如骈体文家集），更有理学家集、考订家集等根据学科原则的分类。

二是在器物层面上强调“西胜于中”。作者著录了许多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类文献，但严格限定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羼入。例如，“史部地理类”下的“水道”收录了上海制造局出版的英国人傅兰雅《新译海塘辑要》十卷，“外纪”类所分“总志各国”则收录了南怀仁《坤舆图说》、蒋友仁《地球图说》等明末传教士著作以及葡萄牙传教士玛吉士《新译地理备考》、傅兰雅《新译海道图说》（《附长江图说》）等文献。正如傅荣贤指出，空间维度上的“西学”，差可等于“新学”。所谓“以西学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空间上的中西学术被化约为时间上的新旧，“时间”也就从客观描述转向寓含褒贬的价值判断了［4］。

一方面，《书目答问》以传统经、史、子、集（增益“丛书”为五部）为一级类目，西方科技文献主要是被安插在传统类目之中的，甚至以画法透视学为内容的《视学》一书，也被列在了天文算法类之下。比对1895年王韬《格致书院西学课程序》“爰拟课程六学：一矿务、二电学、三测绘、四工程、五汽机、六制造”［9］可知，张之洞并没有严格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分类西书，更没有类似1896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将西学分为“教、学、政”三类体系的宏观规划。

（2）引入西方科学技术文献

3 《书目答问》的人才观

所谓“实用”，既包括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的有效性，也包括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有效性，前者是“治物”，后者是“治人”。张之洞曾建议改革科举制度以造就应时之才，其曰：“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国经济……二场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法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悖，显背圣教者，斥不取。”［10］（369）这里，“治人”主要是以儒家“圣教”为约束，斯为“中体”；“治物”即“经济”，它包括中国经济和西学经济两个方面。显然，“中体西用”的文化主张并不一概否认中学知识的“经世”功用。因此，张之洞的人才观可以概括为：培养以圣教为中体，以中西经济为致用的洋务人才，这在《书目答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3.1 以中学为体的“治人”之才

传统儒家重视“学而优则仕”，十分重视“治人”之学。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承绪传统，以中学为知识资源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自身。

正像洋务运动是由中央政府启动的一样，作为洋务派殿军的张之洞官至四川学政，后历任两广、湖广、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具有明显的官方背景。因此，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在现有政权架构内进行知识的局部调整，成为《书目答问》的主导性理念。这与洋务派中坚李鸿章的认知也是一致的，如其在《上海广方言馆章程》中曰：“（讲习）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而以讲明性理、敦行立品为之纲……西语西文之暇，仍以正学为本。”［11］所以，在《书目答问》中，经史子集的知识结构得到了忠实的保留。在具体文献著录和组织中，张之洞也十分强调传统知识的“治人”的功能。例如，经部以“正经正注”列为第一，并强调“此为诵读定本，程式功令。注疏本与明监本五经，功令并重”［1］（1）。 直到 1897 年，张之洞《新定两湖书院学规课程》将书院课程确立为经学、史学、地舆、算学四门，翌年又增设天文、地图二门，但仍强调“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3］（1291）。

换言之，在人才观的意义上，张之洞十分期待“诸生”能够通过对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传统知识的掌握，获得个体身心涵养和道德境界的提升；但这个道德是有封建意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

文华斋的熏炉名头最响，这一点峋四爷早就知道。让峋四爷不解的是，文华斋居然舍得焚烧如此好香。焚天香，赚吆喝，只为卖铜炉？

3.2 以中西二学为用的“治物”之才

在强调科举入仕、高度重视“治人”之学的古代，“治物”的自然科学因与“治人”关系不大而地位卑微。清儒戴震认为，“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看似重视天文、动植物等自然科学，但它们只是为了晓喻经典，即“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12］。由此，不符合政统的知识、人才就不称其为知识、人才，这一畸形的知识观和人才观发展到近代，便暴露出了局限性。毕竟，《礼记·儒行》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的人才无以应对时艰，以儒家知识为主体、以“治人”为取向的人才观不再具有唯一性，“治物”之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就改变了李鸿章《致总理衙门书》所谓“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10］（187）的弊端，掌握“治物”之术也是人才。

5．药敏纸片试验结果见表2。药敏纸片试验结果表明敏感的药物依次是：头孢菌素、环丙沙星；中度敏感的依次是：青霉素和卡那霉素；而对土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具有抗药性。

3.2.1 培养掌握传统“治物”知识的人才

如上所言，《书目答问》虽保留了经史子集的整体知识面貌，但也通过对中学知识的内部调整以突出中学知识中有关军事、边防、赋税、盐政、漕运、河工等领域的实用型知识，从而造就新型人才。例如，子部的“周秦诸子第一”，依次著录《荀子杨倞注》等3种儒家文献、《孙子魏武帝注》等5种兵家文献、《管子尹知章注》等6种法家文献，等等；“儒家第二”再分析出“论经济之属”；兵家、法家位列第三、第四等都是出于社会功利和实用性的考虑对传统知识中有关兵家、法家资源的再挖掘。这表明通过对传统类目的突破，曾经边缘化的知识完全可以占领知识舞台的中心。就此而言，《书目答问》中的“治物”之学虽亦取资于西方，但仍以中学为主要资源，反映出对传统知识的高度自信。因此，在著录西方文献最多的子部，“农家第五”仅著《泰西水法》六卷，且是以“附”的形式出现；“法家第四”“医家第六”等类目，则都没有西方文献见著。

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认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礼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10］（102）但旧学出身、几无西学滋养的张之洞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谓“中西并举”“不使偏废”，在《书目答问》中只有有限的体现。一般认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重视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即重视传统儒家伦理再辅以实用西学自强之术，以培养“通经致用”人才。但在《书目答问》中并没有过分高标“西用”的地位，重整晚清的破碎山河仍须以“中体”和“中用”人才为主，“西用”人才只是在“中体”“中用”前提下的必要补充。

基于上述背景和现状，希望通过该研究，为无障碍网络课程的设计和应用提供参考，同时也希望能给广大障碍人群提供学习帮助。由于本次研究有许多方面的局限，不能完整、全面的展开研究过程，因此在结论上可能会存在片面性。希望在日后能通过更加全面、持续的研究来完善，为其他学者提供更为全面的参考。

①同等温度和时间下，水分上升27.7%，糊化度提高60%；②同等水分和时间下，温度上升44.4℃，糊化度提高4%；③同等温度和水分下，时间增加44.4 min，糊化度提高2%。这表明在淀粉糊化的过程中，水分含量的升高对于提高其糊化度的作用最明显。

尽管如此，《书目答问》毕竟已经注目于西学，培养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治物”之才，也是其重要的人才诉求。

3.2.2 培养掌握西方“治物”知识的人才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循序》云：“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3］（9724）在他看来，“今日学者”的知识结构主要由中西二学构成。其中，处于“补”“起”之“用”地位的西学又分“学”（学理）、“政”（应用）二类，“学”又称“艺”。《劝学篇》外篇《设学》列举西艺和西政纲目，曰：“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3］（9740）但在《书目答问》中，这些西艺和西政各领域的知识只是得到了部分和有限的反映。

1) 报警制度制订与报警设计包开发。根据ANSI/ISA 18.2—2009 Management of Alarm System for the Process Industries和IEC 62682—2014 Management of Alarm System for the Process Industries ，结合该公司各项要求与制度，制订报警制度并进行了完善。在制定相应报警制度基础上开发报警设计包。

关于应用性的“西政”，《书目答问》主要著录了关乎西方历史地理风俗舆情和枪炮兵舰等军事文献，以期培养出于自强目的的军事人才。这里，既没有关乎开矿办厂的实业人才和机器制造等技术性人才的诉求，也没有关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管理事务的专门化、职业化人才的诉求。简言之，《书目答问》重在改造自然而不是改造社会，即使改造自然，也主要局限于军事等领域。关于学理性的“西学”（“西艺”），他指出，“算学以步天为极功，以制器为实用，性与此近者，能加研求，极有益于经济之学”［1］（149）。 事实上，《书目答问》中的“西学”只有天文算法。对比张之洞1893年“方言学习泰西语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3］（898）的认识，这些西学专门领域，在 1875 年的《书目答问》中并没有得到全面体现，说明他尚未充分认识到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军事、工矿、商业、社会等实用性的“政”，都是以学科化、专门性的“学”为指导的。

并且，正如《劝学篇》外篇《会通》指出：“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3］（9767）他认识到了“汽机”“铁路”等西方器物的重要性，但也强调这些异域的器物文明必须在传统儒家道统和政统的规范之下运行。这里，社会语境呼唤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知识体系迎合新的语境。但“尊经”仍是其思想主轴，也是框范人才之知识结构的核心原则。

相比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新派书目，已经明确认识到“西政”并不局限于旨在自强的军事领域，而是广泛涉及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如1896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列“西政”即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10类，与其维新理念相符；而且，军事知识和人才的地位也相应下降，如1898年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指出：“夫欧洲所以骤至盛强者，为其兵之练与？为其炮械之精与？为其机器之巧与？昧昧我思之，其有不然与！”［13］事实上，呼吁社会制度的变革，也是维新派相对于洋务派而言的重大发展。并且，维新派书目已经明确认识到“一切政皆出于学”［14］，应用性技术的“西政”必须是学理性“西学”指导下的“西政”。

但是，《书目答问》毕竟突破了传统士子读书以求“入仕”、“入仕”以求“治人”的狭隘人才观，也改变了“百工为贱”的传统认知，使重“劳心”轻“劳力”的人才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科举折》曰：“且设立学堂，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逸外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15］这里，所谓“人才”虽仍保留了传统入仕报国的要求，但“兵农工商”等具备一技之长的各种专业化、职业化的专门人才也得到了肯定——尽管，《书目答问》还仅仅局限于通晓西方史地舆情、火器等军事技术之类的有限领域。

综上，《书目答问》的人才观可以相对完整地表述为，既要培养掌握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治人”之才；也要培养掌握具有中西经济之学的“治物”之才，功利导向的中西实用知识与价值导向的传统义理之间的结合，是其人才观的集中表述。对比于教育改革可知，“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以选拔官吏为主，而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以普遍培养实用人才、造就大批普通劳动者为主，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的重要区别”［16］。而这种关于人才观的古今之变，在《书目答问》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目录学确认。

参考文献

1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2 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6－167.

3 宛书义，等.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4 傅荣贤.论古典目录学在近代的时空转向［J］.图书情报工作，2016（12）：50－56.

5 冯桂芬.采西学议［M］//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戴扬本，评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21.

6 刘简.中文古籍整理分类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43－45.

7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142.

8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J］.新青年，1918（4）：18.

9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165.

10 陈学恂，陈景磐.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11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216.

12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M］//戴震.戴震集（文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1.

13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M］//姜义华，张荣华.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80.

14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M］//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49.

15 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废科举折［M］//舒新城.中国的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63.

16 刘绍春.晚清科举制的废除与新教育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