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指“跨越国界的一种多国机构，两个以上国家为了特定目的，以一定形式而设立的跨国机构”，国际组织又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国际组织”。[1]本文讨论的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际组织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成为GDP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亟需有效地通过国际组织平台向世界表明愿望，提出诉求，利用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和提供服务维护自身利益，提升国际地位，增强国际影响力，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但事实上，我国参与国际组织事务的程度却不高，尤其是出任国际组织高级公职的人员很少，导致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偏低，影响力偏弱。为此，一方面，我们要研究国际组织的用人规则，有效输送各类人才；另一方面，我国高校应积极借鉴那些源源不断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世界顶级高校的培养模式，培养能在国际组织中胜任领导职务的高层次人才。

一、国际组织官员履历研究

本研究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国际教育局（IBE）、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教育信息技术中心（LITE）、联合国终身学习中心（UIL）、国际非洲能力建设研究所（IICBA）、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中心（UNEVOC）、联合国训练研究所（UNITAR）、世界粮农组织（FAO）、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M）、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4个著名国际组织2017年公布的160位高级官员的履历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其中有63人（39.4%）拥有美国高校的教育背景。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这些美国大学培养的国际组织高层次人才中，美国公民仅为29人，另外一半多是从世界各地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精英人才。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上公布的30位高级官员中，有11位是有美国大学求学经历的非美国籍官员，这些深受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熏陶的国际人才，在代表自己国家到国际组织任职时，无疑也扩大和强化了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研究发现，在63位具有美国大学教育背景的官员中至少68.3%拥有博士学位；他们履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有33人在商业、政府机构或学术领域跨界表现卓越，不少都曾是专业的学者，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而且，在国际组织的工作往往是他们积累丰富的职业经验后的选择，说明他们将在国际组织工作当作一种职业追求，而不是其他发展的跳板。

研究还发现，在众多国际组织中，高级官员的教育背景有着一定的交集，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多人来自哈佛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虽无从考证相互之间的人脉关系，但鉴于美国大学普遍重视校友网络建设，我们有理由相信举荐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优势，让那些在国际组织中已有校友担任高级官员的大学不断积累竞争优势。比如，哈佛大学法学院就在其网站上向学生介绍各种国际组织（总体介绍、人员经验和技能要求、见习机会等）信息，并提醒学生：假如想要申请兼职的部门中有同学、家人或者校友，应该让他们知道；负责招聘的人会高度重视来自可靠来源的坦诚建议。[2]

基于上述美国大学在国际组织人才输出中发挥的隐性影响力，我们进一步对63位高级官员在美国就读的大学统计发现，他们本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多获自一系列名牌大学（参见图1）。其中，24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其中有8名曾就读于肯尼迪政府学院），所占比例最高；10名毕业于加州大学（3名伯克利分校、2名戴维斯分校、2名洛杉矶分校、2名布法罗分校、1名圣克鲁兹分校）。

图1.美国大学教育背景国际组织官员就读大学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结果绘制。

图2.美国大学教育背景国际组织官员就读专业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研究结果绘制。

以公共政策硕士（MPP）专业为例，第二学期学生要参加为期两周的模拟挑战春季实习活动，针对诸如社会保障改革、中美关系的处理等主题，让学生分组合作完成任务，围绕核心课程所学，对学生的知识、技能以及理论运用于实际的能力进行整体性考察。[19]第三学期，学生要参加更高层次的政策分析实习。学生须自主选择主攻的政策领域，形成团队后将被分配一位导师，同时直接面对政策制定客户，与客户在真实情景中接洽沟通。学生要首先确定待解决的公共领域的问题，然后综合运用专业知识和已有经验提供政策分析和咨询服务，根据客户要求收集数据，提供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对应的评估方案，并完成一篇1万字左右的应用论文。[20]

综上研究显示，无论是相关学术专业排名，还是实际向国际组织输出高层次人才的情况，哈佛大学都在美国独占鳌头，并在世界范围内领先，值得我们探究和分析。由此，本研究进一步对“以培养服务于公共事务的领导者为使命”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案例研究。

二、肯尼迪政府学院人才培养案例研究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或Harvard Kennedy School，简称“肯尼迪政府学院”）,前身为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研究生院，创办时美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故其宗旨是培养专业的公共服务人员——“为期望升职到负责整个政府计划基本方向的人提供教育指导”——成为权利和责任的发动机。[5]1958年，肯尼迪政府学院将来自发展中国家有潜力的领导者——“梅森学者”（Mason Fellows）纳入其在职培养计划，真正开启了从培养本土领导者向为世界培养领导者转变的新篇章。1966年，学校管理委员会组织正式授权，学院更名为“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此举强化了这位极力主张民权的总统所拥有的富有朝气、质疑一切、敢于开拓和公众服务的情结，使之成为学院的精神内核。

（一）领导力培养的相关理论和方法

增强可持续性。陶氏水性乳液型离型剂与无溶剂型离型剂优势互补，是满足环境、健康与安全法规的品质之选。水性乳液型离型剂兼具更高的表面层性能和更低的稳定剥离力，并具有更优的成本效益，适用于PET等新型薄膜基材，如为PET离型膜在线和离线涂布开发的SYL-OFFTM EM-7953离型剂和 SYL-OFFTM EM-7993交联剂，为离型膜应用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此项创新技术能以较低涂布量提供稳定的较低剥离力，为PET基材日益广泛的应用提供支持。

“领导力是否可教”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命题。对此，肯尼迪政府学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力研究，融合19世纪和20世纪多项研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教学实践。首先，肯尼迪政府学院坚信，领导力是可以培养的。学院采用特质教学法（trait approach），认为成功的领导者是由于个人的领导特质而对周围产生有效影响，例如个人智慧、主导支配能力，甚至说话的语音、语调等，而这些特质可以是天赋异禀，也可以是后天培养的。据此，培养领导力需要对有潜力的候选人进行甄别与筛选，然后对领导特质进行适切的强化和完善。[7]其次，领导者的行为须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适时调整，肯尼迪政府学院广泛运用情景教学法（situational approach），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具有影响力是因为他能够达成追随者的期望，所谓时势造英雄；由此领导力培养便需要运用各种方法让受训者对周围的情境敏感，通过工作坊的研讨对具体情境建立分析模型，进而展开模拟行动。[8]第三，随机应变法（contingency approach）是对前两种理论的综合，认为一位成功的领导者能够在情景中施加影响，策略性地回应对自己有利或擅长的方面，当情境与领导者的特质倾向匹配时，问题会得到高效率地解决，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教学方法是，确定受训者的天赋才华和缺点不足，开发具有针对性的课程教学框架，帮助其在组织中发挥出最优作用。[9]第四，肯尼迪政府学院还运用基于社会交往的交互法（transactional approach），认为成功的领导者是通过自我调适，用行动实现追随者的期望，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积聚影响力；这种培养方法使受训者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运用科学方法评估和保持自身的领导力，具体的技术包括学习民意调查、团队建设等。[10]

（二）结果导向的课程设计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设计采用的是斯坦福教学通则（stanford teaching commons）（参见下页图3）。教师在设计课程时，第一步，要明确预期学生通过课程习得或完成的若干项学习结果；第二步，根据目标，确定所需学习的知识与能力，清晰制订学生是否达到相关技能的评价标准，建立反馈体系；第三步，设计促进学生发展的每一堂课的教学任务，包括课堂练习和课外活动等；第四步，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搜集学习达成的证据，关注不同学生差异化的学习类型和特征。[11]

肯尼迪政府学院对领导力进行了规范性的界定。尽管在社会系统中，领导权（authority）和领导力（leadership）都可以成为推动人们去工作或解决问题的动力，但肯尼迪政府学院却对两者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正式授权的产物，后者则强调实质性的影响力；拥有权力与职位是应然的领导者，但未必具有实然的领导力，即领导权并非领导力所必然伴随的特质，是否“运用自身的权力和影响解决问题”才是领导力的关键维度。[6]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领导力理论反对领导者以保全领导权为目的处理事务，而是主张一切以领导力为结果导向，以改进社会为评价标准；通过自身的正式权力或非正式影响，让人们直面棘手的现实境况，转变态度，付诸有效行动来化解风险，哪怕为此失去领导权也在所不惜，这便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对领导力的本质界定。

图3.逆向课程设计模式

资料来源：StanfordUniversity.Designing Courses Backwards[EB/OL].https://teachingcommons.stanford.edu/resources/coursepreparation-resources/course-design-aids/designingcourses-backwards. 2017-04-15.

以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MPP）“国际和全球事务”（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ffairs，简称IGA）这个研究方向课程设置为例，按照预设学生的能力体系，IGA的课程构建呈现金字塔型三层结构（参见图4）。[12]最底部是核心课程，其中有1/3是有关方法论的课程，旨在培养胜任政策制定及事务治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历史思维能力、交流能力、跨文化能力和复杂系统处理能力。中间层是以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为主题：（1）安全，包括战争和武器，恐怖主义和安全组织；（2）金融与贸易，包括全球化市场的问题与机遇；（3）人权，包括难民和儿童的困境以及与安全的联系；（4）环境、健康和资源，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气候变化，大流行性疾病、移民和人口增长，能源食品和水；让学生结合热点，使用习得的科学知识和创新技能来演练政策制定和影响评估。顶层代表学生最高的能力水平，即针对特定的某个国家或区域，将之放置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境脉中讨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政策制定。整个课程逐步聚焦深入，最后指向培养在特定国家政府或地方机构、国际组织中具有全球视野和实践能力的专业政策人才。

图4.IGA课程设计及学生能力体系构建

资料来源：HARVARD Kennedy School.Inter national & Global Af f airs Area [R/OL]. https://ww w.HKS.harvard.edu/content/d ow nl oad/81446/1827688/f il e/iga-f ac tsheet__AY17__version%202.0.pdf，2017-05-01.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所有课程都是开放的，接受学生评估和校友后效评价：检验课程的理论基础和设计是否能达成目标，检验课程所运用案例是否符合现实情景中的问题解决，检验校友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否运用所学发挥工作实效，进而有依据地对课程不断调整、改进。

每个定位器对应一个运动支链，以支链3为例，建立有关基坐标系、定位器参考坐标系、球铰中心、托架坐标系的空间矢量链，托架矢量链建立方式如图4所示，定位器1，2，4对应的空间矢量链建立方法类似。

（三）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

肯尼迪政府学院早在20世纪就建立了案例实验室（“case-in-point” laboratories），开发和测试各种新理论，并鼓励学生自己寻找案例建立与课程的联系，这已成为其教学的重要特色。案例教学背后的基本原则是：最好的教育是通过自我奋斗的自我教育，许多有效的理解和判断不是来自于别人的说教，而是来自于亲身的实践经验。[13]

目前，学院应用的每个案例都来源于真实情景，并尽可能还原公共领域的官员或管理者在彼时彼刻所需权衡的问题和承受的巨大压力，从而激发学生设身处地去思考、慎重提出解决方案，评估执行后对实际情景的影响。学院要求学生从以往的专业实践中寻找、分享和准备案例，其中最困难、最关键的一步是搜集数据和证据，为此肯尼迪政府学院专门开设培训学生撰写案例的课程。[14]此外，在课堂上教师还会有意识地运用学生在分析和应用理论过程中的各种直接经验。如课堂上分小组讨论，某位学生提出了有挑战性的想法却得不到组长的有效回应，这种在课堂情景中团队领导力受到质疑的案例，教师会组织学生展开深入分析和反思。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师不是仅仅只能钻在书斋里的学者，而是与现实世界发展紧密结合、行动于公共领域的巨擘。根据学院网站信息公布，“国际发展研究”和“国际与全球事务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共有25位教授，尽管他们的研究专长各不相同，但几乎人人都拥有在政府、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的不凡履历（参见表1）。

沉积岩采用石油钻井技术体系，泥浆护壁或套管固井和防斜技术；结晶岩采用固壁或造壁技术以及堵漏等护壁技术，采用垂钻技术+取心技术和活动套管+扩孔技术，可实现长裸眼井段(约4000 m)钻进；常规泥浆材料以及孔底仪器和钻具满足要求，堵漏材料和固壁或造壁材料满足175℃要求。

图5.领导力培养的主要课程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肯尼迪政府学院网站课程信息绘制。

领导力案例研究课程系列，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在领导力的培养中将各领导力理论用于综合支持教学实践的一门课。比如“历史视野下的领导者和领导力”（Leaders and Leadership in History），会让学生学习一系列（主要是20世纪）国家的历史人物案例，考察在具体背景中哪些因素让领导者脱颖而出，历史对其成败的评价等，从而培养学生历史思维和批判能力，逐步认识“领导力”的本质。“真正的领导力开发”（Authentic Leadership Development）是启发学生运用“随机应变理论”发展个性化领导特长的课程，引导学生思考“做什么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以及对应自我提升的路径。还有从“交互法”阐释领导力的课程，如“权力和影响力”（Power and Infl uence）等。

社会责任和伦理课程系列，为领导力培养提供了一套规则系统。课程“公共行动中的责任感”（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ublic Action）旨在从哲学视角审视民主政府中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职责，让学生思考政府应有的作为和公共原则，将学生引向善的、公正、合法的公共政策；让学生思考政策执行者应有的作为，这个问题涉及规范政府内外行动者的强制性义务，特别当人们对于善、公正、合法的价值导向产生分歧时的运用。课程“公共生活中的伦理学”（Ethics in Public Life）运用跨文化方法学习职业伦理：学生被分成小组，分析和评价世界各地专业生活中的各类案例，洞察发展中的道德心理学，将西方和东方的传统经典与当代伦理理论融会贯通，强调在创造公共价值时要平衡专业伦理与个人道德之间的关系，为学生构建为他人和世界服务的观念。

2.2.4 加强思想引导，提供自主管理的策略指导可以通过学生管理部门和学生社团等，组织专题讲座、学生沙龙交流活动等，从道德层面引导大学生远离颓废、走向成熟；提供科学的课外生活自我管理策略指导，培养学生自入学起就有合理安排课余生活的意识和管理技能；通过学生现身说法，交流科学安排课余生活带来的快乐和收获、荒废时间带来的弊端和损失，让学生相互学习借鉴经验。

定量分析课程系列，是肯尼迪政府学院所强调的培养理性、科学领导者最为重要的基础能力的一系列课程。具体分为两方面：

这边的门却还没有开，冯一余朝保安看看，保安也朝冯一余看看，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再按门铃，再敲门，大约又过了几分钟，那门总算是开了，又是个女的，态度一点也不像爱丽丝那样温柔，气呼呼地瞪着他们。冯一余说，我们叫了半天门，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来开门？那女的没好气说，半夜三更的，又是门铃，又是打门，又是吵架，我也不敢开呀，我还以为来打劫了呢。冯一余说，你家的车停在我的车位上了。那女的说，凭什么说我家的车停了你的位子？保安拿出登记簿，指了指号码，女的不说话了。冯一余问，是你开车还是你丈夫开的？女的说，他开的。不等冯一余问人在哪里，那女的已经朝卧室瞪了一眼，气道，死啦。

相较于现有的《RSSP-II安全协议》方案，新方案采用基于简单UDP/IP的《RSSP-I安全协议》处理安全通信，可以有效解决目前互联互通项目中由于车地通信数据包丢失而带来的安全通信问题，也简化了车地安全通信实现互联的复杂度。同时，该方案将伪装防护所需的加密技术部署在成熟的LTE标准设备，这种分布式架构有利于今后不同信号设备厂商之间实现互联，从而形成标准的互联互通车地安全通信系统，也有利于今后加密技术的维护和扩展。

1984年9月，我国第一台大型核聚变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在四川乐山市郊建成，并达到了国际上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平[5]。

（2）基于统计和实证的量化分析能力。“定量分析和实证方法”（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Methods）介绍概率和统计（贝叶斯规则、不确定性决策、统计推断、假设检验等）和决策分析的方法，演示这些方法或算法通过计算机软件分析后在实际政策中的应用。“实证方法”（Empirical Methods）作为前项课程的进阶，通过让学生分析一些数据库学习多元回归、虚拟变量和二进制相关变量以及程序评价，然后学生有机会运用所学评估、分析一个综合、开放的现实项目。在偏向理论的学习之后，学院还会开设更加综合、偏向应用的课程，如“政治与政策：统计学能告诉我们什么”（Politics and Policies: What Can Statistics Tell Us），通过案例研究让学生洞察和思考统计数据背后的伦理问题，了解有些数据是可比的，有些则不具可比性。

决策科学系列课程，是指用于个人或集体层面决策的各种定量技术的总和。[17]“博弈理论和战略决策”（Game Theory and Strategic Decisions）课程，运用博弈论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战略行为，涉及激励机制和策略论等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中的应用；介绍来自各领域（管理学、国际谈判等）的案例，探索如何在战略环境中有效行动。另有一门课“新近危机中的决策制定”（Decision Making in Recent Crises），探讨过去十余年来针对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十几个历史性的具体外交政策，通过正反例子让学生学习在不完善的信息和各种限制下采用有效分析工具和框架来全面理解和评估外交决策。

找准功能定位，是优化预备役部队功能结构的关键环节。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预备役部队中除极少量海军、空军、火箭军部（分）队外，绝大部分是结合现役部队几次精简整编所改建的陆军预备役部队，基本上是“现役有啥我有啥、现役干啥我干啥”。同时，由于陆军预备役部队的组织领导长期归属省军区系统，与民兵组织的人员构成和编兵主体大致相同，又都依赖于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客观上造成了与民兵组织职能任务、编组方式、工作方法、动员使用等方面的相互混淆，使预备役部队没有自身明确的功能定位和建设目标。当前，定位预备役部队的功能，应以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为指导，以联合作战任务为牵引，突出核心职能。

管理学系列课程，是人们增强领导力的重要工具，学院为学生提供了通识和定向管理学内容。“管理学问题：领导力、策略以及做成事情”（Management Matters: Leadership, Strategy and Getting Things Done），以世界各地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案例为载体，介绍不同层面领导成功解决问题所运用的管理思维框架，探讨领导公共部门组织时可能面临的挑战；公共领导者应具有的管理态度和价值观，如何有效实现合理、合法的权力运用等。“做成事情：发展情境中的管理学”（Getting Things Done:Management in a Development Context），结合理论学习、案例和模拟体验，重点让学生讨论腐败、参与式发展、市场规模扩大、社会服务交付和应急响应等管理学热点。对定向管理学的教学，有“为了公共目的的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 for Public Purposes）、“在非营利性组织中管理经济资源”（Managing Financial Resources in Non-profi t Organizations）、“发展中国家的管理、金融和公共设施管制”（Management, Finance, and Regulation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等课程。

谈判能力系列课程，因为领导力不是孤立运作的，必须建立有利、有力的联盟，谈判学有助于争取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肯尼迪政府学院设计了一系列的谈判教学，比如谈判分析（Negotiation Analysis）、求同存异的商谈（Negotiation Across Differences）、谈判中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 of Negotiations）、谈判与外交（Negotiation and Diplomacy）等。以“多方谈判和争议解决的高级研讨会”（Advanced Workshop in Multiparty Negoti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为例，教师通过案例与实战，在课上帮助学生学会管理复杂的多方谈判，深入分析谈判局势，设计有效的应对策略；针对公共和非营利部门的管理人员所面临的挑战，研究跨文化差异和伦理困境，实现谈判冲突的解决；采用分小组进行密集练习的教学形式，参与者将获到个性化的指导与反馈。

乌溪江源头天然次生阔叶林角尺度为0.5486，林分整体成聚集分布，其中乌饭和东南石栎成随机分布，杨桐、润楠、杉木、冬青、青冈等成聚集分布，主要原因是林分部分树种成团状萌发，低树干分枝。林木的大小差异程度为中庸，分化不明显，且同一树种在各径级分布相对较均匀。林木的混交度为0.7676，在强度混交与极强混交之间，各树种的混交度基本一致，说明天然次生阔叶林树种丰富，种群发展稳定。

（1）学院对硕士生的经济学知识要求极高，要求达到经济学博士的理论难度，且强调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有效运用于政策发展。学院一位终身教授解释说：“我们传授所有经济理论方法及经济学家应具备的技能，以便我们的毕业生能够与经济学家平起平坐，在各种情景中慎独地开展探讨；我们希望通过经济学的训练方法培养扎根于现实发展的实践者。”[16]进阶的教学是这样设置的，微观经济学分入门和高级课程，宏观经济学也分入门和高级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分析”（Advanced Microeconomic Analysis）分为两个学期课程，内容包括消费者与生产者、不确定性下的风险与行为、一般均衡、博弈论、福利经济学等理论，并要求学生在学习中结合运用于各地区发展的政策开展具体分析。“市场和市场失灵”（Markets and Market Failure）课程运用个别化的教学方法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经济激励和组织、经济行为模型、市场干预以及价格体系）用于分析公共议题、对应政策与政策程序。再如，“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则是分析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原理，并评估政府政策的效率、激励和分配效应。

交流与沟通系列课程，是满足肯尼迪政府学院培养学生的这一项重要技能的需要。“沟通的艺术”（The Arts of Communication），旨在提升学生在公共情景中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是在应对棘手问题和有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表达；其中有大约一半的课时会向学生介绍沟通的策略和公共演讲技巧，另一半课时是组建若干工作坊从而让学生实战演讲练习。除通过课程形式以外，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学期还举办近60次不设学分的沟通研讨会，分享供学生自学的资料（涉及提升公共演讲能力、报告撰写能力和有效使用社会媒体宣传发布的能力等），并配有提供指导的服务教师。[18]

教师在每门课的教授中都广泛使用案例教学法，并尽可能将教与学、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四）知行合一的教学团队

在整理和分析2016-2017学年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4个学分以上的课程后发现[15]，学院把领导力培养分解为一系列分支能力，针对每一种能力目标开发了丰富的教学内容（参见图5）。

这些教授学识渊博、实践经历丰富，掌握着世界发展的第一手信息，能从不同视角向学生诠释领导力理论。他们以高超的专业性、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在理论研究之余仍不懈地活跃在国际公共领域的前沿，率先垂范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成为学生终身生涯发展的鲜活榜样，用行动传递着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神。

（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要求

肯尼迪政府学院有4个硕士专业，分别是公共政策硕士（MPP）、国际发展公共管理硕士（MPA/id）、公共管理硕士（MPA）以及在职公共管理硕士（MC/MPA）。每个专业都设置了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色课程，通过对话、模拟演练来巩固和检验学生的理论掌握情况，让学生在做中学，发现自己的专业志趣，帮助学生过渡到致力于改善世界的职业中去。如，公共政策硕士的专业实践性课程包括春季实习和政策分析实习；国际发展公共硕士的专业实践性课程包括“国际发展领域案例及应用”系列演讲、暑假实习和政策分析报告；（在职）公共管理硕士有“梅森学者夏季研讨会”（Mason Fellows Summer Seminar），等等。

表1.“国际和全球事务研究”和“国际发展研究”方向教授背景举例

资料来源：HARVARD Kennedy School.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B/OL].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academic_area.aspx?LookupCode=DEV ，2017-5-1；HARVARD Kennedy School.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ffairs [EB/OL].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academic_area.aspx?LookupCode=IGA ，2017-05-01.

姓名 头衔 学术和研究背景格雷厄姆•埃里森（Allison, Graham）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政府学教授哈佛贝尔弗尔（Belfer）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首席分析专家；克林顿第一届政府国防部长助理，两次被授予最高公民奖，荣获杰出公共服务国防奖章；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组织者，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咨询委员会成员；石油、能源等商业公司董事；大通银行、化学银行、国际能源公司顾问；哈佛大学学士、牛津大学硕士、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德怀特•帕金斯（Perkins, Dwight H.）哈罗德•赫钦斯•伯班克（Harold Hitchings Burbank）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系系主任，现任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曾担任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多个国家政府顾问；还曾担任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等多个机构的长期顾问，美国哲学协会成员；康奈尔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兰特•普里切特（Pritchett, Lant） 国际发展实践教授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发展经济学》杂志主编；从MIT经济学博士毕业之后加入世界银行，1991～1993年任世界银行副行长，2000年到肯尼迪政府学院任讲师，2004年又回到世界银行工作3年，起草了许多世行重要报告；2007年起受聘哈佛教授；曾前往世界上50多个国家工作，并在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印度长期驻留

对这些官员的专业背景聚类分析发现，经济学（包括国际经济、金融、经济统计等）和公共事务（包括公共政策、公共管理）是两类最为集中的专业；第三类是教育学，研究领域集中于教育经济学和教育政策学，其中有5名是比较教育研究者（参见图2）。根据2017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大学排名》（USNWR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排名），哈佛大学这两类专业均名列前茅：在USNWR排名中的经济学领域，哈佛大学为全美第一[3]；在公共事务领域，公共政策分析（Public-Policy Analysis）和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排名全美第二。在QS排名中，哈佛大学的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排名世界第二），社会政策（世界第一）、管理以及发展研究（世界第一）和教育学（世界第一）等专业均居世界前列。[4]

（六）促进专业发展的各类活动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领域，造就了一个求知若渴的全球性思想和行动共同体，而营造多元差异融合、倡导不同观点碰撞、寻求积极合作是学院一贯的主张。因此，利用各种机会传播崇尚服务公共价值理念、激励学生专业发展是学院各类活动的标志性特征。

随着CDIO模式在高校教学改革中的深入发展，我院结合专业实际，在《岗位技能实训》课程中引入CDIO工程教育理念，在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与研究，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综合各课程进行专业知识能力提高的内容体系，指导学生通过实训项目开发与团队成员间的协作配合去锻炼自己、提高各项能力。因此研究采用CDIO教育理念的课程改革，使学生真正融入实训中来，从而实现教学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肯尼迪政府学院有9份完全由学生自主运行的专业期刊和1份双周版报纸，撰稿、编辑和出版都是由学生负责。如《亚裔美国人的政策评论（Asian American Policy Review）》创办于1989年，致力于分析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社区面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政策问题；《中东政治和政策杂志（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and Policy）》探讨当代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发展趋势；《非洲政策杂志（Africa Policy Journal）》促进人们关于非洲商业、文化、设计、教育、政府、卫生和法律等领域政策和时事方面的对话。[21]这些期刊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专业发表平台，也促使他们有机会与校友、政治家、记者、社区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等建立专业的人脉网络。

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有传统的、由学生全程组织的专业研讨会。如，2017年召开的会议有：（1）哈佛非洲发展年会：致力于促进非洲发展；（2）黑人政策会议：由世界顶级的专家和实践者共同参与，力图提出可持续解决黑人社区问题方案的政策导向论坛；（3）哈佛欧洲会议：探讨推动欧洲长足发展的政治与商业理念；（4）哈佛德国会议：探索西方世界命运；（5）哈佛印度会议：向世界展示丰富多彩的印度；（6）国际发展会议：由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卡内基梅隆大学合办，致力于促进学术界、实践领域、决策制定者和学生之间开展建设性的跨界对话；（7）拉丁美洲法律、政策和商业会议：至2017年已举办了18届，邀请拉丁裔领导者一起探讨拉丁美洲社区的重要议题；（8）社会企业会议：由肯尼迪政府学院与哈佛商学院合办，具有商业和社会跨界影响力的世界顶级论坛。[22]这一系列促进学术交流和研究深化的专业会议，在形式以及内容上都有助于学生开阔眼界，参与实践。

“学生公共服务”协会（Student Public Service Collaborative，SPSC）是由肯尼迪政府学院学生领导的一个组织，旨在充分挖掘大波士顿和剑桥社区的公共服务岗位，创设各种机会和方式让学生融入社会，促进公共服务理念在学院以外更大范围传播。每年4月，学生需要参加为期5天的公共服务周活动，每年8月还有1天学院传统服务日（HKS Serves）。肯尼迪政府学院有超过80%的学生，从开学起都会参加一年一度的公共服务日活动。[23]“学生公共服务”协会还利用各种宣传鼓励学生长期从事志愿者服务工作，与所服务的单位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

先后迎接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各级领导莅临检查指导62次，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受到各界一致肯定，实现了食品药品安全“零事故”—西安市未央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取得的这一成绩无疑使人振奋。近年来，该局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四个最严”要求为纲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依法行政，科学监管，切实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能力。2016年5月，未央区被省政府授予“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荣誉称号；区食品药品监管局荣获了市、区目标责任考核及政风行风建设优秀单位称号，局党支部被区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

肯尼迪政府学院为学生设立了119种不同名目的奖助学金[24]，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有关的奖学金。比如，最富盛名的“总统学者和公共服务奖学金”（Presidential Scholarships and Public Service Fellowships）给予有志于且在毕业后从事公共领域服务至少3年的优秀学生学费全免和学习补贴。[25]为弥补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微薄收入，学院还为那些毕业后在国际组织等非营利性机构工作的学生设置了奖学金和减免贷款归还项目，比如，约翰•贝格尔（John Berger）和威尔姆•哈德逊（William Hodson, Jr）奖学金是专门颁发给在美国或国际公共机构从事国际事务研究和工作的毕业生。“助学贷款偿还资助项目”（HKS Loan Repayment Assistance Program，LRAP）是帮助毕业后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家庭总收入未达到一定水平的毕业生偿还5年每月为7000～9000美元的贷款；学生还可以同时享受联邦政府提供的在公共事务部门工作满10年便可免除剩余贷款的助学项目。[26]这为有志于从事国际组织工作的毕业生在经济上减轻了后顾之忧。

三、结语

在国际公共服务领域，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一流大学以及以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和国际事务为代表的一流学科，吸引着全世界有抱负、聪慧、充满活力的人才云集响应，他们不惜支付高昂的学费，所谓赢粮而景从。而当这些毕业生投身国际组织并成为高层次人才后，美国及其大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也会随之不断提升。因此，建设能够向国际组织输出高层次人才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高等教育服务国家、走向世界的重要发展方向。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验揭示出国际组织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成功秘笈：招收认同服务公众理念的优秀人才；构建科学的领导力课程体系；采用注重体验的案例教学方法；以活动和奖学金鼓励学生持续的专业发展，并帮助他们登上更高的职业发展平台。其实，内涵的发展规律与我国《大学》中所昭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谋而合。

但是“知易行难”，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中，无论是理论与实践融合的学习氛围、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的案例库，或崇尚公众服务的校园环境，再或是全球专业认同和追随趋势的形成，都不是朝夕所成之事，而是一批批公共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薪火相传，在漫漫道路中坚守“培养优秀公共领导者能有效提升社会福祉”的初心，汇聚各方教育智慧形成合力，与时俱进磨砺研发，扎根实际耕耘创造，方才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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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HKS. Loan Repayment Assistance and Forgiveness Programs [DB/OL](2018-04-08).[2018-04-08]. https://www.HKS.harvard.edu/degrees/sfs/prospective-students/loans/loan-forgive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