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近代列强联合发动的第一次侵华战争。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学界在政治史、外交史方面已有累累硕果。[1]从文化史、形象学角度观察这一时期北京国际形象变化的研究，囿于此前资料的缺乏，相关论著寥寥无几。2011年、2013年中西书局推出了两辑《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共计28本译著。该译丛由法国学者伯纳·布立赛(Bernard Brizay)，中国学者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曹宇明等共同主编，多系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法国方面包括法军统帅蒙托邦(Charles Guillaume Montauban)的回忆录、法方代表葛罗(Jean-Baptiste Louis Gros)的日记，还有军人、外交官、军医的记述及同时期人的见闻录。英国方面，包括英方代表额尔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的信札日记、英军统帅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的口述记录，军人、外交官、领事兼译员以及随军牧师的见证录等。这两辑译丛的出版，为研究这一时期西方人对北京的观察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史料基础。这批资料显示，1860年英法军队及其代表分别入城签约，并获准参观北京城，部分人甚至获准参观了紫禁城的部分区域。与此前的西方观察者相比，他们对北京的观察已发生了从观察视角、衡量标准到重构印象的划时代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1860年之前到达北京的西方观察者，如清初的传教士们，多以“宫廷供奉”之名进入北京，逐渐深入中国宫廷，在官方准许下游览园林、进出宫殿，并小心翼翼地遵循中国礼俗，逐步认识北京这座城市。1860年的西方观察者与清初的观察者们不同，作为入侵者，他们并未遵循中国礼俗，而是以战胜者的身份无所顾忌地闯入北京，开始对北京进行新的观察。对比13世纪西方世界所形成的北京乃“无与伦比”之城，以及17世纪晚期传教士留下的富丽之城的记载，1860年的入侵者对北京的印象发生了严重的断裂。

一、北京国际形象的断裂

1860年进入北京城的英法观察者是一批实实在在的闯入者。他们对北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于，他们的同胞早已到过北京。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前，西方世界派遣使团来到北京的努力已持续数百年。就法国而言，在康熙时期法国传教士就已能出入清朝宫廷并随侍皇帝；就英国而言，他们自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来华，继而又在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来京，两次都试图在北京与中国建立西式的贸易关系与国家关系。这些人带回了不同程度的北京形象描述，从而早已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北京国际形象。陌生在于，1860年之前来到北京的这些使节，“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2](P340) 他们留下的记载，并不能满足处处受限的西方人对这座东方帝都的好奇。

(一)胜利者姿态下对北京的肆意“打量”

这批在侵略战争获胜后进入北京城的西方人，不再像此前西方传教士那般，换上中式服装、遵从中国礼俗、宫廷礼节，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地探察这座城市。与之相反，他们带着获胜者的骄傲，就像一个普通的、好奇的观光客，丝毫不掩盖自己的“蛮夷”身份，肆无忌惮地在这座闻名遐迩的城市中猎奇探秘。[3](P91)其亲历者自得地写道：“由一小撮欧洲人征服亚洲之都的壮举，使得目击者中最超然物外的人都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将它记录下来。”[4](P11) 不可否认，这种前所未有的身份角色转变，扩大了西方人对北京的观察范围。

从1860年进入北京城的西方人的相关记录中，随处可见这些凭借武力闯入北京城的侵略者的自豪。这是他们与此前西方观察者最突出的不同，即伴随着战争的胜利而带着对自己国家更加骄傲、自豪的情绪来重新审视北京。他们洋洋自得地表达了这种心态：“法兰西的旗帜正飘扬在这个天朝帝国京城的围墙上，我肯定您心中激荡着一个获胜战士的喜悦之情。”[5](P84)“心中不无骄傲之情。”[6](P107) 这些西方入侵者无不认为“我们即将成为北京城的主人”，[7](P91)诸如“联军已然成为京城的主人”、[6](P107)“我们当然就得到了这座城市”[8](P264)之类的记载反复出现在这批入侵者的书信、日记中。视角的转变，使得这些特殊的观察者对北京的观察与此前的结论迥异。作为胜利者，他们更多发掘了北京不如西方世界之处。

据英法联军的记载可知，1860年10月7日，英军紧随法军之后也闯入圆明园，并随即展开掠夺。在英军将领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的主持下，英法军队有组织地对圆明园的珍宝进行了瓜分。[9](P41-42)劫掠过珍宝无算的圆明园之后再进入北京城的入侵者，不再轻易讶异于京城的景象。他们既将自己所见的景象与此前传教士们探寻到的一鳞半爪的北京印象进行对比，亦将眼前这座被他们强行闯入的城市与他们国家的都城比较，这种比较包含了诸多方面，从城墙、街道、铺面到人的精神面貌等。带着胜利者的自得，深入观察这座被占领的城市后，他们得出了与此前传教士们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清廷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久已停滞不前”。[10](P101) 这批闯入者进入北京后，集体表现出对这座名城的“失望”，并总结出其“乡村”般的特征，无形中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关于北京城乃至紫禁城荒颓的印象。

(二)对北京交通设施的鄙夷

1860年法军进入北京城后，将北京的街道、路面与其首都巴黎进行类比，称北京的路虽宽敞，但年久失修，雨天泥泞不堪，晴天则恶臭不已。[11]基于这种让欧洲人难以忍受的路况，法军统帅蒙托邦(Charles Guillaume Montauban)给北京城的总体评价是：除了一些华美建筑的残垣，北京是一座又脏又乱的城市。[12](P367) 英军眼中的北京街道亦是“泥泞、错综复杂的”，[13](P82)英军总司令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称北京“大道宽阔漂亮，但路面状况非常糟糕”。[14](P87)他们发现在宽阔的主干道外，北京城还存着狭窄的胡同：“次级的道路却既狭窄又弯曲。”[13](P172)“主要街道很宽敞，但街面并不平整……天气干燥时尘土飞扬，稍一下雨又满街泥泞”。[15](P63)1860年西方入侵者们对北京的交通设施，尤其对街道路况的评价极低。他们虽对主干道的宽敞略有正面评价，但更多是诸如“脏乱”“泥泞”“恶臭”“错综复杂”等评语。除个别例外者认为“北京比我所见过的其他中国城市都干净得多”外，[16](P187)对街道的恶评在1860年的英法联军相关人员的书信、日记、回忆录中比比皆是。他们对北京交通的整体印象是：道路宽阔但路面状况非常糟糕。

3.1.3 制冷降温速度 对于柴油凝点的测定来说，制冷降温速度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降温速度过快容易因热滞后导致油样温度不均匀，并最终导致柴油凝点检测造成不准确，降温速度过慢会严重影响检测效率，背离快速检测的目的。因此本文考虑到在既不影响检测准确度又不降低检测效率的前提下，选取了0.3、0.4和0.5℃/s3种降温速度条件。利用自主研制的双通道石油产品低温阻抗检测仪在频率为32kHz，幅值为±VDD/2以及初始温度35℃条件下对不同降温速度的柴油油样进行单因素实验，考察安庆0#车柴在不同降温速度条件下的电容值变化差异。图3为不同降温速度的“温度-电容”曲线。

(三)对北京居民精神面貌的诟病

这批入侵者不仅以本国的文明程度为标尺来衡量北京城的街道路况，还以之观察北京百姓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在入侵者眼中，北京贫民的生活景象较之巴黎、伦敦最贫困的街区状况要更加贫困败破。对北京城郊贫民的记录在入侵者的观察记录中也非常普遍，诸如：“走几步就会看到一片精神的颓唐腐朽与物质的困顿贫乏相叠加的景象。”[17](P174)“在一墙之隔的宫殿之外，生活着无数贫苦百姓，因饥饿折磨而困苦不堪。”[15](P64)

3.摘要和关键词：中英文摘要400字左右，采用叙述性文体和第三人称写法，阐述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尤其要突出成果创新之处，不加评论。关键词要反映文章的最主要内容，每篇3～8个，中英文对照。

根据2003年10月15日完成的唐山市水功能区入河排污口调查与监测成果，调查入河排污口124个，实测水质、水量排污口92个。2010年5月10日，实测入河排污口21个。2017年调查与监测入河排污口34个，其中有4个排污口已停止排放或排污量较小不进行总量统计［3］。

入侵者们不仅观察北京百姓的贫苦生活，还观察他们的精神面貌。1860年10月25日法军对华远征军总司令蒙托邦(Charles Guillaume Montauban)致信法国陆军大臣描述24日进入北京城签约的各项细节，他留意到：“街上的人比节假日里巴黎街上的人还多。”[12](P366) 而围观的人们“似乎是在嘲笑我们的外表”。[11](P100) 北京百姓围观英法联军、对这些外国人的面孔与服饰等指指点点的种种行为，勾起了法国人对历史的回忆：“看到天朝百姓对政府的软弱无能无动于衷，不禁勾起我们的沉痛记忆。就在45年前，打败了拿破仑的反法同盟国趾高气扬地开进我们的祖国，当时我们父辈的表现同中国的百姓一样漠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吃有喝、有热闹看就行，其他的他们概不关心，哪怕这一切是以牺牲同胞的生命和丧失民族的尊严为代价。”[11](P117) 这种联想带着民族主义兴起的痕迹，也透露了1860年的欧洲入侵者相较自己父辈更为“先进”的自豪。在这批文明者的认识里，公民应当怀有对国家、民族的关怀，而他们却发现并指出，当时的北京百姓正缺乏这种关怀。当《北京条约》的内容在城墙上张贴出来后，法军的一名军官观察到北京百姓对此漠不关心，“北京城的百姓们虽然深感好奇，却丝毫没有痛心的表示，好像对朝廷与西方蛮族达成的新条约感到满意似的”。[4](P438) 其实，此时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也起步不久，民族主义与爱国思想对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也是新事物，但在观察到同时期中国百姓对国家的麻木不仁后，他们表现出了对欧洲文明与进步更加自豪的感情。

二、19世纪60年代北京国际形象断裂的原因

1860年的西方入侵者不吝笔墨地描述北京城的整体风格，他们通常关注的是北京宏伟的城墙、巨大的城区、稠密的人群、笔直但尘土飞扬的街道、低矮建筑与繁多植被。许多西方入侵者还记述了他们对北京整体面貌的观感。如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ames Bruce)在信件中写道：“望去并不感觉到你正目睹一个伟大的城市……给我的大致印象只是一个人口茂密的富庶平原。”[18](P223)梳理1860年西方入侵者的北京印象，会发现他们对北京的整体印象出奇地一致。他们不厌其烦地在书信中向家人、朋友描述北京与此前传说存在的巨大落差，描述北京的寒冷天气、低矮建筑、繁茂树木、恶臭街道，并认为与其说北京是城市，不如说是乡村，甚至有人直接将之称为“闹市中的乡村”。[19](P191)

(一)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绝大多数西方入侵者认为北京城与其想象中的富丽堂皇有巨大出入，令人失望，但也有少数人关注到北京城奇特与美丽的一面。如杜潘(Dupin)称：“北京城仿佛一座建筑森林……与其说是雄伟，不若说是奇特。”[17](P160) 法军英文翻译也指出：“一些雄伟的建筑……为景色增添了魅力。”[20](P275) 还有人认为“北京城美丽奇特的夜景令人难忘”。[21](P99) 虽有极少数西方入侵者记录了北京城的独特与美丽，但总体而言，1860年西方入侵者眼中的北京城具有较大一致性，即“北京城的辉煌灿烂似乎与其在欧洲被传颂的鼎鼎大名并不相配”。[9](P59) 法国远征军中的北非骑兵团的一名中士甚至写道：“在我看来却到处充斥着令人厌恶的肮脏。”[21](P1)

这批西方人，以胜利者的眼光肆意打量北京，带着对失败者的鄙视，他们更多发掘了北京不如西方之处。他们对北京城的观感经历了从期待到失望的转变，建立在中古时期西方传教士与游历者构建的富庶之城的幻想开始坍塌，西方人对北京城的观感集体表现为大失所望。而这种集体“失望”，正是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反差造成的。

本题是一道热学和电学的综合题、学生求效率时找不到总的热量、所以无从下手。做热电综合题、如果电路是纯电阻电路、电流做的功一般可认为就是产生的总热量。

1860年之前，已经有不少传教士、西方旅行者来到中国，他们留下了较为丰富的介绍中国及北京的书籍。凭借武力闯入北京的英法联军对这座城市的观察，不可避免地与西方世界过去的认知相比较，然后在比较中得出对于北京城的新认识。正如英军军官斯温霍(Robertor Swinhoe)所言：“一直以来被耶稣会的传教士及其他外国人描述得天花乱坠，结果它只是一个非常乏味的地方。”[22](P199) 法军102团的一名士兵也感叹：“原来对它产生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4](P433) 除对城市面貌有了新的认识外，在未经严格数据采集，仅凭目测的情况下，这批西方人就对北京的人口数量有了新的判断——认为北京的人口没有传教士们宣传的那么多。对北京人口数目的怀疑，甚至持续影响到1860年以后来华的欧洲人，如1865年英国使馆官员密福特(Freeman Mitford)就在他的信件中表示：“传统和神秘色彩笼罩京城多年，也使得其人口有被夸大之嫌。”[23](P32) 诸如此类的对于北京的新认识，在1860年入侵者的书信、日记、回忆录中屡屡出现。[24]

1860年西方闯入者对北京的失望，也与他们接触到的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对北京的推崇有关。英国远征军的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指出他们对北京的失望来自太高的期待：“因为我们到达北京之前好长一段时间里，每个人都对北京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和期待。”而这种想象和期待，不仅是此前欧洲人的描述带来的，也是中国人对自己首都的推崇带来的——“我们中有一些人在中国待了好些年，经常听到中国人不断高谈他们的京城，把它比作人间天堂”。[16](P181) 1865年英国使馆官员密福特(Freeman Mitford)在他的信件里也表示：“跟他们描述一些伟大的科学发明，如铁路、电报或者类似的东西，他们立刻厚颜无耻地告诉你：‘看到了！看到了！北京有很多。’对于北京的规模和人口，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撒谎。”[23](P32) 事实上，这种推崇并不一定是撒谎，而是基于北京作为首都的区位优势、长期领先于其他地区的经验得出的推论。然而，不管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是否是撒谎，从他们对北京的无限推崇中，这批西方人也开始将北京幻想成人间天堂。当目睹北京的实际状况后，幻想也就自然破灭了。

1860年的西方入侵者们对北京的失望，还与他们对紫禁城的失望有关。北京的皇宫被此前的西方传教士描绘得美轮美奂，被认为是北京城的特色所在。由此，在1860年西方入侵者眼中，北京的最美所在当是城中之城——紫禁城。劫掠过风景秀丽、珍宝无算的圆明园后进入北京城的侵略者们，带着对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亚洲君主的宫殿的好奇与向往，[25]极为渴望能够近距离观察紫禁城，但最终只有为数不多的一批西方人获准参观。[26]这些特殊的参观者相互交流了他们对皇城的印象，得出的认识完全消解了参观之前的种种向往：“大家对皇城的印象基本一致：难看极了，没有一座出色的建筑。至于紫禁城，大家则众口一词，都说那是一处废墟……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看到的一切都不能与圣詹姆斯公园和温莎公园相媲美。”[10](P165)实际上，1860年清政府向入侵者开放的仅是紫禁城年久失修的外围部分，但对希冀满城尽是珍宝的参观者而言，仅参观了紫禁城年久失修的外围宫殿，失望之情是不可避免的。获准参观紫禁城的西方人毕竟是少数，但他们随后把观后感告知未获参观的同伴，以致有些士兵得出如下印象：“北京的皇城在表面上似乎比城市的其他部分更为贫穷和肮脏。只有我们的将军们才被允许进入皇宫，据他们说，皇宫里的建筑也很平庸、朴实。”[3](P144)由此，此前传教士们建构的关于紫禁城的神话被打破了，不仅紫禁城，此前建构的关于北京的美好想象也进一步被打破了，“总之，北京的景象向我表明，它根本配不上它在欧洲的显赫名声”。[4](P434)

[6][法]L.F.朱以亚(L.F.Juillard)著,赵珊珊译.中国战争纪行[M].上海：中西书局,2013.

(二)工业文明标尺下的北京观察

19世纪60年代北京国际形象发生断裂的更深层原因，是这批西方观察者使用的衡量标尺实际发生了重大变化。英法两国在1860年均已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兼之以侵略战争获胜者的身份，他们对自身的现代文明更加自信，同时也鄙视尚未开启现代化之地。他们目睹了传统中国遗留下的北京城墙，虽多有赞叹，但同时又指出，“我们脚下的城墙是多么庞大的一项工程，但是面对现代化的武器又有何用，在我们武器的攻击下，顷刻间就化为尘土”。[12](P192) 这批“文明使者”以本国风物为文明标尺，在观察北京时，自然地拿这座东方都城与自己的国都相比较，而在这些比较中，更多地流露出对前现代化的北京的鄙夷。

用工业文明为标准衡量北京城，是这一时期西方人眼中的北京形象发生剧烈变化的重要原因。例如，在同一时期来到北京的东方邻国游历者的眼中，北京城的形象便显然与西方人眼中停滞的模样大为不同。1860年，朝鲜使团先于英法联军抵达目的地北京，整体而言，在朝鲜使团眼中，北京城还是富庶繁华的，他们惊叹于北京人口众多，商业繁盛，将北京城物阜民丰的景象形容为“骇瞩盈视，悦惚眩耀”。[27](P161) 实际上，所谓的“落后”是相较而言的，必然要先有一个“先进”摆在那里，才能看出“落后”。归根结底，此时正是英法两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上升期，这一时期的西方人带着对现代性的强烈自信与浓烈的欧洲中心观，使用工业文明的标尺对北京进行观察；而同时期的朝鲜仍处于农业文明，使用农业文明的标尺来看待北京，带来的观感和审美意趣自然是不同的。

(三)殖民主义理论下的观察

这批西方入侵者一方面以现代化先行者自居，对未开启现代化的北京充满了鄙视；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现代文明使者的姿态，自比救世主。在进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后，他们非但没有表现出愧疚，反而表现出救世主般的使命感。1860年的入侵者以救世者自居，试图以传播宗教福音之说解释远征的正当性，“但愿这次远征能给这些偏远地区带来其他正面效果，希望我们能启发民智，使之领悟福音书中的种种善行”。[15](P64) 侵略者热衷反复提及这种传播福音的思想，试图以救世者形象出现在北京城，进而淡化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淡化他们的侵略形象。法军代表葛罗(Jean-Baptiste Louis Gros)甚至在他的日记里兴致勃勃地描述一些北京人向其表明基督徒身份的情形。[7](P116) 在如此笔调下，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仿佛不是击溃清军、兵临城下、驾炮相逼的结果，而是一次受到北京当地人诚心信教、真切欢迎的解救之旅。

以“文明使者”的身份为入侵行径辩护，是1860年西方入侵者的最大特征。他们以“胜利者”与“现代文明使者”的双重姿态，对北京展开观察，纠正以往西方人，尤其是清初进入宫廷的传教士们对北京的推崇。然而，他们对自己的野蛮行径却无法自圆其说。在1860年的战争中，英法联军抢掠并焚毁圆明园的行径一直被中外舆论指责。[28](P67) 法国文豪雨果(Victor Hugo)直言：“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29]但进入北京的侵略者自身却缺乏反思，少数的自省者即便意识到劫掠行为的野蛮，也拿报复清政府虐待英法战俘为借口，为其侵略行径开脱：“摧毁圆明园绝对不是针对这个民族的行动，而是只针对犯下这些野蛮行径的中国政府……从人类情感角度出发，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指责这次行动。”[30]法国海军上尉帕吕(Paulu)在评论英法联军的侵略行径时，将责任推给清政府，称：“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行径……只有和约才能铺就和平之路。”[31](P134) 法国人夏尔·于贝尔·拉佛莱(Chariles Hubert Lavollee)在评价1860年的战争时，无法自圆其说的他无赖地写道：“在这个事件上，谈论人权、文明和宽容似乎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合时宜。”[28](P67)

在以殖民主义理论辩解的基础上，这批西方入侵者又以现代文明使者的姿态，自比救世主，强势地向北京传播现代文明。他们认为，“清王朝要么在太平天国叛军的进攻下走向灭亡，要么在欧洲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依靠欧洲的文明与进步在这疆域辽阔的国家掀起一场彻底的启蒙运动以稳固现有政权”。[10](P150-151) 上述姿态在这批西方人的记载里屡见不鲜。法国全权代表葛罗(Jean-Baptiste Louis Gros)男爵写信给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ames Bruce)勋爵时称：“在北京城复兴基督教和向中国派遣欧洲使团都是为了让现代文明能迅速传播到这个国家。”[12](P323)《远征中国日记》甚至在序言中称这场战争是传播文明的战争：“我们为这场传播文明的战争鼓掌欢呼，因为它为直至彼时依然互不相识的强大人民开辟了广阔视野。”[9](前言)这无疑是一种站在纯然的侵略者角度，美化其侵略行径的言论。

三、北京国际形象的重塑

[11]《进军北京》，第98页。在法军随军人员的记载中，诸如以下记载比比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北京的路，路很宽，但是维护得却很糟糕。人和马一走过就会扬起一阵细细的灰尘，既刺鼻又恶心。”(《远征中国》，第167页。) “北京城内的大道都是笔直的，和巴黎一样宽。这些道路曾经铺砌得很好，不过等到我们占领北京时都已经塌陷了。它们的表面是一种像煤一样的灰黑色材料，这种材料一遇到雨水就变成黏稠的泥浆，而天气干燥时则会扬起一阵刺鼻恶心的灰尘。”(《远征中国》，第172页。)

应该说，19世纪60年代西方人重塑出的北京形象是多面的：一方面，从市政设施、城市居民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等方面观察，在此时的西方人看来，北京的发展久已停滞，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另一方面，在这批西方入侵者的眼中，北京实际还存在某些值得赞许之处。

(一)“辉煌过后的残迹”

一名法国远征军对北京的告别辞非常形象地勾勒了19世纪60年代西方入侵者塑造的北京形象：“再见了，北京！再见了，中国的都城！永别了！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你那废墟之上的奇观、辉煌过后的残迹、开阔的城区、稠密的人口、宏伟的城墙。”[10](P166-167) 从他“诗意”的句式中可见，19世纪60年代的北京国际形象已发生了巨大改变。在北京形象的重塑中，这批观察者更强调北京的辉煌属于过去，而在当时已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只剩下辉煌过后的残迹。

正如前揭示，北京城虽有着辉煌的过去，但在西方入侵者眼中此时已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1860年的西方入侵者首先完成了他们对于北京“废墟”“残迹”“落后”“停滞”等形象的建构。此后，在19世纪后半期，西方游历者不断描述了与这批入侵者一致的“失望”与落差，不断强化了这种重建的形象。如1898年游历中国的德国记者海司(Ernst v. Hesse-Wartegg)写道：“地球上可能没有一个城市像北京这样名声很大、却名不副实的了。”[32](P316)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也不禁引用拜伦对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描述——“无论谁来到这个城市，远看过去光耀万里，宛若天庭，但走到近处仔细一瞧，便觉败兴”[33](P35)来形容自己对北京的第一印象。

同时，不难发现，除“废墟”“残迹”等落后形象外，此时西方人塑造的北京形象中也有某些值得称赞之处，集中体现在城墙与商业上。

(1) 通过试样单位体积含土量和相应的稳定梯度比Gr值的对比，验证了Gr值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排水管壁的淤塞程度，可以此为依据，对排水管淤塞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二)宏伟的城墙

“宏伟的城墙”是这一时期西方人塑造的北京形象中为数不多的亮点。通观西方人的北京观察，可以发现，他们对北京城墙的推崇从传教士服务宫廷时即已开始，直到民国时期亦不乏对北京城墙、城门的“迷恋者”。1860年也不例外，北京的城墙，成为为数不多、屡屡被入侵者们赞叹之处。英军的一名上尉约翰·H.唐恩(John Hart Dunne)直白地表示，北京城除了高大的城墙外，没有任何可以称道之处了。不独英国人，法国人对北京城墙也颇为推崇，较之英国人赞叹它的雄伟壮丽，法国人似乎更偏向于详细描摹城墙的具体规模来展示它的恢宏。[34]

欧洲人对城墙的推崇，或与他们的审美观有关。他们对中式房屋的评论一贯赋以“矮小”等词，虽惊叹木建筑雕琢的细致，但并不推崇。甚至有欧洲人认为北京分布广泛的单层建筑是这座城市的一大败笔。[23](P31) 相较之下，北京城墙的宏伟、高大，符合欧洲人对高大建筑的审美标准。

翻转课堂生物学案要体现层次化原则，其学案设置应将难易不一、杂乱无序的内容编写合理有序、整齐划一、具有阶梯型的适合不同阶段、不同阶层的学生。这样才符合科学，适合学生认知规律和身心的发展，以便做到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创新性人才的要求。如，设计《果实和种子的形成》的学案时，先请学生猜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白胖子”，再深入整个花生属于什么器官？由什么发育而来？由哪部分发育而来？红帐子是什么？白胖子呢？花生粒呢？在此基础上，请学生用图表的形式表示果实的各部分与花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1860年的这批入侵者称赞北京城墙，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推崇前现代化时期的北京城墙或北京城。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占领安定门后，赞誉北京城门、城墙的坚固壮观。在赞叹北京城墙时，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将之与历史上的巴比伦城墙类比。[14](P83-84) 从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选用的比对对象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的西方人眼中，北京似乎并不是一个与他们同时代的现代城市，而是一个遥远的、与巴比伦一样存留在历史书上的城市。正如一名法军陆军少尉所言：“现在只剩下回忆，北京现在只是个传说……”[35](P236) 曾经长时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在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后，被西方赶超，而闯入北京的入侵者们，带着对现代化的自豪，虽惊叹于它城墙的高耸与坚固，但并不因之产生任何倾慕之情。与此前对北京建筑、园林等欣羡的前辈们相比，1860年的欧洲人更热衷于消解北京昔日的荣光。

(三)繁盛的外城商业

1860年的西方人还沿袭了此前传教士们对北京城区分布结构的称呼，将北京城的两部分分别称为“鞑靼城”(又译“满人城”)和“汉人城”。他们对北京，尤其是被称为“汉人区”(即外城)店铺的繁荣颇为关注，不仅出入其中，观察后还多加赞叹。相较这一时期西方人对北京城其他面貌的评价，这是为数不多的赞誉之处。西方入侵者们较为一致地认为：“汉族区是商业气息最浓厚的，这里有着最出色的商铺。”[15](P63) 他们兴致盎然地记叙了商铺精雕细琢的外观。[11](P98-99) 除赞叹商铺建筑的精美外，他们还尤为注意商业区繁荣的经济。在他们笔下，北京“几乎所有的批发商都在汉人城区里”，[9](P172)“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纷繁杂乱，一片繁忙景象，其乐无穷……充满活力”。[33](P235) 这些欧洲闯入者对北京外城商业繁茂的称赞，或许与欧洲一贯的重商主义有一定关系。反之，缺乏商业区的内城——即西方人眼中的“满人区”——则是“凄凉，空洞，没有工业，没有生气”的另一幅景象。[33](P235)

19世纪60年代西方入侵者眼中的北京正面形象，如宏伟的城墙和繁荣的外城商业等，在19世纪后半期的其他西方人那里也得到了延续。1890年来华的德国翻译生佛尔克(Alfred Forke)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就不厌其烦地写道：“引入注目的是城墙和带着高高的塔楼的城门……还有架在街上的五颜六色的木头牌楼，用镀金木刻画做门面的茶叶店和药店，如图画般美丽。”[36](P228)

四、小 结

1860年的西方入侵者不同于此前进入北京的西方游历者、传教士或使团，他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视角——胜利者以及现代文明使者的视角重新观察北京。在工业文明标尺下，北京与此前西方记载中富庶、伟大的城市形象有着巨大出入。他们虽依然称赞北京宏伟的城墙、赞叹部分城区繁荣的商业，但更多揭示了北京城与此前西方世界所形成的富丽想象之间的巨大落差。他们的北京观察记录不再以赞叹为主，而更多是在揭示这座都城的衰败与落后，他们的记录中更多描绘的是糟糕的城市建设、皇宫的衰败、人口数量的名不副实以及人民的贫困与麻木。这一时期他们所建构的北京形象，开始取代此前西方人笔下富庶之城的面貌，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西方人眼中的北京形象。

历史的巧合还在于，正是这一时期，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开展洋务运动以自救，开启了中国缓慢的现代化历程。此后更多西方人进入北京，深化了对北京的了解与认识，对北京进行了更加丰富的描摹。由此，西方人眼中的北京形象愈加多元与真实。

注释：

[1]参见葛夫平.建国以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J].史林，2014(2).

美国华裔作家伍琦诗2017年的力作《小小小小的火》一经面世，就好评如潮。小说讲述了女艺术家米娅，独自带着女儿，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日子，自由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当她到达西克尔高地这一现代“乌托邦”时，决定留下来。然而房东里查德森太太为了维护“乌托邦”的规矩和私人情感，费尽心思挖掘出米娅曾经的“污点”，借此将米娅母女赶走。随后房东小女儿在放火焚家之后离家出走，追随米娅母女而去。整部小说结构紧凑、充满悬念、内涵丰富、包罗万象，被《纽约时报》称赞为“极端、剧烈、炽热，令人心碎不已”。其多样的主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关于“追寻”的主题。

[2][法]阿兰·佩雷(Alain Peyrefitte)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20][法]埃利松(Le Comte DHerisson)著，应远马译.翻译官手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4][法]贝尔纳·布里赛(Bernard Brizay)著，高发明、丽泉、李鸿飞译；郑德弟等校.1860圆明园大劫难·修订版[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新秩序”时期印尼华文教育政策由管制转为打压的原因如下：苏加诺总统提出的“NASAKOM”引起国内争议；以1965年“9·30”政变为标志，军方根据苏哈托的命令在全国策动反共运动。苏加诺被逼下台，苏哈托就任总统后，印尼华人一概被认定为是共党分子。针对印尼共进行全国大清洗后，政府对印尼华人采取同化政策，严厉打压华校、华人社会组织、华人报刊，将华人民族语言与文化非法化，使印尼华文教育停滞32年，华人在主流社会长期遭到歧视。

[5][法]阿尔芒·吕西(Armand Lucy)著,王眉译.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M].上海：中西书局，2013.

2．3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得分与其心理韧性得分的相关性 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各维度得分与其心理韧性各因子得分大都存在显著负相关。见表3。

[24]此类记载屡见不鲜：“根据一些书中对北京城的描写，我们以为会有许多围观者，然而真正的数目比我们想象得要少。”(《远征中国》，第167页。)“关于这座首都的人口，以往300万的说法过于夸张。尽管在欧洲，人们无法想象中国人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蜗居在他们的房子里的，但是要想装下这么多人，北京的房屋未免也太过矮小了，房屋间的间隙也太大了。”(《远征中国》，第174页。)“这个城市只有单层的房屋，里面是数目不少的外人不能进入的四合院……使人宁愿相信到了一个有着30万人口的巨大村庄，而不是到了中华帝国的首都，整个北京城有300万人口。任何对中国首都比较了解的人似乎都难以接受北京的人口如此庞大，100万可能是一个更接近真相的数字。”(《中国之役：1859-1861》，第97-98页。)“北京大约有三百万人口，但从宽敞的街道、被废弃的房屋、满人城区和汉人城区里大片荒废的地方来看，我们大胆地估计，这里的实际人口不会超过一百万。”(《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第204页。)

[8]1860年10月27日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在北京写给妻子的信[C]//.[英]莱恩·普尔(Stanley lane Pool)、狄更斯(Frederick Victor Dickins)著，金莹译.巴夏礼在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法]查理·德·穆特雷西(Charles De Mutrecy )著,魏清巍译.远征中国日记(下卷)[M].上海：中西书局，2013.

[10][法]乔治·德·克鲁勒(Georces De Keroulee)著,陈丽娟、王大智、谭思琦译.进军北京[M].上海：中西书局，2013.

在想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下，在工业文明标尺的衡量下以及在殖民理论的视野中，1860年北京的国际形象发生了巨大断裂。之前西方人眼中“无与伦比”、富丽之城的北京形象不复存在，入侵者们开始重新描摹他们眼中的北京形象，进而逐渐重塑出北京在西方人眼中的新形象。

介质消耗中大部分是产品和磁选机尾矿带走的介质损失。选煤厂设计规范中规定重介质选煤吨原煤的磁铁矿粉损耗量，块煤系统小于0.8 kg/t原煤；末煤系统小于2.0 kg/t原煤。

[12][法]蒙托邦(Charles Guillaume Montauban)著，王大智、陈娟译.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M].上海：中西书局，2011.

妈经过了大风大浪，也知道向南的斤两，她已经不向往扬眉吐气什么的了，她只求能像个普通老太太一样，抱个孙子、颐养天年就满足了。

[13][英]约翰·H.唐恩(John Hart Dunne)著,陈洁华译.从加尔各答到北京[M].上海：中西书局，2013.

[14][英]霍普·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诺斯利著，陈洁华译.格兰特私人日记选[M].上海：中西书局,2011.

[15][法]F.卡斯塔诺(F.Castand)著,张昕译.中国之行[M].上海：中西书局,2013.

[16][英]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Wolseley)著,江先发、叶红卫译.1860年对华战争纪实[M].上海：中西书局,2013.

[17][法]瓦兰·保罗(Paul Warin)著，孙一先、安康译，许钧校.远征中国[M].上海：中西书局，2011.杜潘(Dupin)在劫掠圆明园时作为联军代表，负责挑选圆明园奇珍异宝以便英法联军瓜分，而后这个声名狼藉的上校在写《远征中国》时化名瓦兰·保罗，本文在引用《远征中国》一文时一律称其原名杜潘。

[18][英]额尔金(James Bruce,8th earl of Elgin)、沃尔龙德(Theodore Walrond)著，汪洪章、陈以侃译.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M].上海：中西书局,2011.

[19][英]麦吉(Robert John L.M’Ghee)著，叶红卫、江先发译.我们如何进入北京[M].上海：中西书局，2011.麦吉称北京“整个城区的壮阔景象在我们面前一览无遗，但是由于所有建筑周围都有树木点缀，乍一看比我以前看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像‘闹市中的乡村’”。

[3][英]乔治·奥尔古德(George Allgood)著,沈弘译.1860年的中国战争：信札与日记[M].上海：中西书局,2013.

[21][法]皮埃尔·马蒂埃(Pierre Maudiere)著,陈丽娟、陈沁译.从巴黎到八里桥[M].上海：中西书局，2013.

[22][英]斯温霍(Robertor Swinhoe)著,邹文华译.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M].上海：中西书局，2013.

[23][英]密福特(Freeman Mitford)著,叶红卫译.使馆官员在北京——书信集[M].上海：中西书局，2013.

[7][法]葛罗(Jean-Baptiste Louis Gros)著,赵勤华译.黄皮书日记[M].上海：中西书局,2011.

[25]法国远征军乔治·德·克鲁勒(Georces De Keroulee)指出:“毕竟，自从英法两国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描绘的北京城在欧洲便久负盛名，尤其是浩屯伯爵与古伯察神甫笔下的京城令欧洲人甚是向往。”但读者看到他对北京城的城区、街道、一般建筑的描述，会感到扫兴。那是因为北京城的特色所在乃是“皇帝的宫殿”，而紫禁城并不是一般人能出入的，“穿过内城才是皇城，里面住着朝廷的文武官员，皇城正中则是皇帝的宫殿，这也正是北京城的特色所在”。(《进军北京》，第101页。)

[26]英法两国人士获得参观紫禁城的手段不尽相同。法国人反复强调“这位中国亲王(恭亲王)被法国人优雅的态度和举止所感动，邀请法国特使在他的带领下参观紫禁城，法国特使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而英国则是靠胁迫恭亲王争取到参观特权的：“额尔金勋爵得知我们的特使游览了紫禁城后，也要求享受同样的特权，他的要求自然得到了同意了不过其中却又一点不同，那就是法国人参观是中国政府对他们优待的自发表现，而英国人的参观却来自于一项中国政府无法拒绝的官方要求。”(《远征中国》，第182页。)

[27]朴齐寅.燕槎录[C]//.燕行录全集·第76卷.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

[28]在1865年，法国记者指出：“人们指责额尔金勋爵命令焚毁了圆明园。在法国，几乎全部都是对他的指责；在英国，也有许多指责的声音。”见[法]夏尔·于贝尔·拉佛莱(Chariles Hubert Lavollee)著,应远马译.1860年中国战事[M].上海：中西书局，2013.

[29][法]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61年11月25日.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C]//.1860：圆明园大劫难.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

医坛斗落，杏林星陨！2018年10月16日上午08时07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原副院长，福建省神经病学研究所原所长，《临床神经病学杂志》特约编委，慕容慎行教授因病逝世，享年84岁。

[30]法国英文翻译官埃利松(Le Comte DHerisson)录英军统帅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写给法军统帅蒙托邦(Charles Guillaume Montauban)的信，见《翻译官手记》，第268页。

[31][法]帕吕(Paulu)著，谢洁莹译.远征中国纪行[M].上海：中西书局，2011.

[32][德]海司(Ernst v. Hesse-Wartegg).1898：记者海司报道中的北京[C]//.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福州：福建出版社,2012.

[33]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中国觉醒[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

[34]法军统帅蒙托邦(Charles Guillaume Montauban)在他的信函中，详细地记下：“北京的城墙有四十七米宽，足够好几辆车在上面并排通过。北京城非常大，所以我们的队伍从我们占领的北门出发，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礼部。”(《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同注[24]，第367页。)法军的随军人员也详细地记载了北京的城墙的规模、城区的规划“高耸的带状城墙保卫着北京城，它比普通民居都要更高，厚度达到15至20米。城墙外面砌着方砖和石块，里面是泥土。这条带状城墙长达42公里。北京城内明确划分为三个城区汉族城区、满族城区及最中心的皇城。这三个区域设有高墙分隔，汉族区和满族区之间的城墙上打通了许多大门，将两区联系起来，而皇城只允许皇室成员及朝臣进入”。(《中国之行》，同注[27]第63页。)

[35][法]布瓦西厄(Boissieu)著，陈建伟译.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M].上海：中西书局，2011.

潘天寿在这种背景下，于1957年就任副院长，随即采取了一些新的教学措施，其中一条是把彩墨画系改为国画系，下设人物、山水、花鸟等科。潘天寿坚持中国画教学的独立性，认为“中国的绘画有它独特的传统和风格，学习中国的艺术，应以中国的方法为基础。”“中国画教学，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但一段一段的经验是有的。应把它接成一条龙。”现在，他有了实践的机会和可能。

[36][德]佛尔克(Alfred Forke).1890-1891：使馆翻译生佛尔克书信中的北京[C]//.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福州：福建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