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叔

小叔回来了，这个消息比当初小叔失踪还要让人吃惊。

满打满算四十年了，他居然还活着。

电话是老家那个县的县委书记亲自打来的，像是请示，又像是报告。无非是要一个陈华的态度。这个态不好表啊，四十年前的烈士突然又活着回来了，而且是从美国回来的。

这么说，他还是当了俘虏。陈华拿起电话，想了想又放下，从省委大院后门出来上了一辆出租，告诉司机：“军区一干。”

小叔只比陈华大一岁，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只不过小叔要老实本份一些，所以辈份上小叔虽然比陈华大了一辈，但从小都是陈华带着小叔玩，一切陈华说了算。当然，每次挨板子的也是他，大家都知道小叔老实，坏主意都是陈华出的。高小毕业那一年，陈家家境已大不如前，爷爷做主说，小年就算了，回家放牛，小华接着继续往下念，不信陈家就念不出个把秀才。小叔就真的回家放牛了。陈华从县城一直念到省城，十八岁大学一年级就秘密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这还不算，云南起义时，他还拿枪参加了昆明保卫仗。刚解放他又坐不住了，自己报名参军不说，还把小叔也带上了。本来小叔是准备结婚的，聘礼都下了，陈华从省城跑回来说：“年纪轻轻结什么婚？跟我到省城去当兵吧。”

小叔动心了：“真的在省城当兵？”

陈华骗小叔说：“骗你干嘛？名我都帮你报了。你跟小兰说一声，咱们今晚就走。”

但小叔说：“说什么说，说了就走不掉了。”

‘花杆实心竹’与昆明实心竹的关键区别在于其秆具有宽窄不一的金黄色条纹，秆箨紫色纵条纹不明显，近无毛；笋淡黄色，紫色纵条纹不明显，且近无毛。两者的特征对比见图1—图3。

两人连夜扒小火车到了省城，第二天上了卡车小叔才发现不对：“不是说在省城吗，怎么又上卡车了？”

到了山西，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那绝对算空走一趟。山西刀削面一讲刀工，二讲浇头，小小一碗面，里面有很多门道。削面功夫全凭手的劲头掌控，削出的面似空中飞舞的柳叶，又似水中畅游的银鱼，中厚边薄，均匀有致，长短六寸，方为上品。

陈华指指手里的报纸：“朝鲜战局发生了变化，部队要往北开了。”

午饭是梁政委安排的，安排在省城最高级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说完就要跳车，被陈华一把抱住了：“你现在已经是军人了，小叔，军人逃跑叫逃兵，逃兵是要杀头的！”

老伴吓得半天合不拢嘴：“你、小叔，活着、回来啦——”

小叔是在第四次战役坚守汉江的战斗中失踪的。这时的小叔已经是团侦察连的一排长了，一排奉命过江抓一个俘虏，侦察股长赵大海和陈华也去了。那次行动起初十分顺利，入壕、接敌、锁喉、别肘，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小叔干脆利落不到十秒钟就完成了。只是当小叔发现被他放倒的是一个大块头的黑人时，犹豫地举起了手中的匕首，那家伙足足有两百公斤，活着把他弄回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赵大海用手势制止了小叔。大块头黑人确实给捕俘组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个人根本弄不动，他又不愿意自己走，只好四个人抬，但没膝的雪地里四个人抬不了多远就抬不动了。这样折腾下来，没走出多远，就被敌人发现追了上来。小叔推了陈华一把说：“你们快走，我来掩护！”

我这次来山里，是想劝父亲跟我回去。两年前，我因车祸，右胳膊落下残疾，这对以绘画为生的我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幸好，在最痛苦的时候，是父亲一直鼓励着我，安慰着我，我才渐渐走出伤痛，生活又恢复平静。

从那以后，陈华再也没见过小叔。

在超市排队等候时我和站在我们后面的人聊了几句，出了超市我就会和孩子说：“超市结账等待时，我们可以和陌生人聊几句。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以跟着他们离开。你要跟着其他人去任何地方之前，都需要得到妈妈的允许。”

跟小叔一起负责制断后的赵大海回来向团政委梁辛报告，小叔牺牲了。

梁政委和赵大海后来都是从大军区副职退下来的，两人都住在军区第一干休所。

到军区一干下了车，陈华一时拿不定主意先去哪一家。就在这时，左前方那栋小楼传来了赵大海的怒吼。那就先去赵家吧，陈华拿定了主意。

赵大海在客厅里教训小儿子赵卫山，赵家四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都被赵大海送进了部队，只有老四赵卫山从北京公安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公安厅。见陈华进来，赵大海指着陈华道：“你问问你陈叔叔，他是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总理当年是怎么说的？国家安危系于公安！”

陈华一笑说：“是一半。总理的原话是：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赵大海眼一瞪：“好吧，一半就一半吧。警察是什么？警察就是和平时期的士兵！辞职就相当于当逃兵！可耻的逃兵！妈的，放在过去老子一枪崩了你！”

其实罕见或常见都是相对的，是有时间和空间界定的。例如在西北放牧地区肺包虫病是很常见的，不容易误诊；这种患者在南方大城市如上海，很少见到，就会误诊。同理，南方沿海居民有生食虾蟹的饮食习惯，医生对肺吸虫病的警惕性很高；到内陆地区就成为罕见病。

陈华向卫山使了个眼色，让他赶快离开，别让老爷子动怒了。

卫山离开后，赵大海边让座，边继续骂：“妈的，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跟他两个哥哥一样，也要去做买卖跑单帮了。”

3.2 利用CaCO3透明圈法可以筛选出产酸菌，然后再结合革兰氏染色以及代谢产物分析可以初步确定分离所得菌株为乳酸菌，但要确定其种属还要进行进一步的鉴定。

陈华知道这位老首长的脾气，这个时候不能跟他说卫山，越说他越来脾气，得等他缓过劲来再说。于是说起了小叔，但刚说出小叔的名子，梁政委就推门走进了客厅。

大家握手坐下后，梁政委先开了口：“古人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怎么样？别看你能带一个师、一个军；你呢，可以管一个地区，一个省，但不一定能管好一个小小的家庭——我进来的时候听你们提到了陈年，怎么回事？”

陈年是小叔的名字。

小叔说，在那条丹麦医疗船上他住了差不多半年，后来又被辗转送到泰国的一家美国陆军医院。这里的美国人态度要比朝鲜的好得多，而且，这家医院抗战时期曾在云南待过，许多大夫都到过中国，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根策尔拜入激光发明者之一、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es）的门下，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博士后研究。他曾在最近的一次电话访谈中表示：“汤斯对我很好，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他的小儿子一样。”正是从那时起，根策尔对银河系中心的这个黑暗天体产生了兴趣。

梁政委点了点头，看着赵大海：“其实四十年前我就看出来了，他没死。是从你脸上的表情看出来的——你一脸的焦虑，却没有半点悲哀，这不符合常理。”

赵大海点起一支烟，皱了皱眉头：“我确实看到他倒下了，当时我俩交替掩护，边打边撤。你们都知道，陈年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要是活着，敌人是不可能越过他的枪口的。所以我才断定他牺牲了。”

梁政委再次点头道：“这么说他负了伤，而且失去了知觉？”

陈华说：“现在看来只能是这样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知觉，甚至记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战俘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梁政委：“把他接到省城，马上。如果你这个省委副书记不便出面，让大海去接。”

1958年春，陈华离家八年后第一次回家。回国后他才知道，父亲53年就去世了。父亲死了，但八十高龄的爷爷还活着。到家那天，一进屋，陈华就规规矩矩地给爷爷磕了一个头。爷爷说：“你到底还是回来啦，小华。”

陈华鼻子一酸：“爷爷，小叔他——”

2018年9月25日，美国纽斯凯尔电力公司(NuScale Power)宣布，已经选择BWX技术公司(BWX Technologies)作为其首个小型模块化堆设备制造商。这标志着纽斯凯尔小堆正在从设计阶段过渡到制造阶段，在走向市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爷爷说：“知道啦，早就知道啦。政府下了告示，小年是烈士。好啊，为国捐躯，这叫尽忠，我没白养活这个儿子。这些年我一直盼你回来啊，小华，小年临死，留下过话吗？”

见陈华肯定地点了点头，老伴越发语无伦次了：“他、他回来了，那我、我怎么办？”

但这些情况梁政委和赵大海并不清楚，他跟小兰结婚已经三十多年了，小叔现在突然活着回来了，他和小兰该怎么办？

八点差五分，陈华准时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整整一上午，心里都一直忐忑不安。有几份文件签字时都签错了地方，秘书把文件拿回来请他重签时，他摇了摇头边重新写下自己的名字，边告诉秘书，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吧。

跟昨晚一样，陈华没要车，出了省委大院后上了一辆出租。他知道赵大海的习惯，每天清晨五点准时起床，也就是说最迟六点半他就出发了。省城到老家不到一百公里，如果没什么意外，现在应该回到干休所了。

陈华告诉老伴，你什么也不用办，小叔三十多年前就已经结婚了，跟一位美军女护士结的婚。小叔后来说，他有意接近那个叫爱娃的美国女护士是他发现爱娃心地十分善良。驻泰国那家美国陆军医院，既有像小叔这样的战俘，也有美军和其它联合国军的伤员。其中，美军伤兵人数最多，这些王八蛋，战场上没本事，下来欺负人倒来劲了。不过，美军伤兵最怕医生和护士，因为美军服役条令规定，凡在战场上负三次中等以上程度的战伤，即可退役回国。而战伤程度的评判，完全取决于医务人员。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死很大程度掌握在医务人员手里。爱娃不但对所有伤员一视同仁，而且一旦发现美军伤兵欺负中、朝战俘，马上就发出警告。按照院方不成文的规定，每三次以上警告，战伤就下调一个等级，也就是说，你这一枪很可能就白挨了。由于爱娃的“铁面无私”，这种“亏本的买卖”美国人自然是不愿干了，中、朝战俘这才得以安心养伤。后来小叔才知道，爱娃原来是一位有着二分之一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她的母亲是中国人，难怪爱娃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小叔说，原先他一门心思想逃回祖国，爱娃也答应尽力帮助他，但泰国出版的华文报纸不断刊载志愿军严厉处理战俘的消息，凡被俘者一律开除军籍、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许多过去日夜盼望早日重返祖国的战俘犹豫了。从入伍到被俘，满打满算才半年多一点的小叔，更是被吓坏了。本来出身就不好，现在又当了俘虏，没准回去就该进大牢了。但他又不甘心忍受美国人的摆布，思来想去，最后决定先逃出这家医院再说。这个时候，爱娃所起的作用就相当关键了。按照两人事先商定的计划，爱娃在曼谷华人聚居区先租下一套房子，第二步才是在爱娃的协助下逃出医院。爱娃能说一口流利的华语，租房不是问题。两人把出逃的时间定在星期天，星期天不查房，这样可以比平时多赢得四个小时的时间，等看管战俘的美国宪兵发现人跑了，已经是十几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小叔等到半夜时分，其他伤员早已入睡才悄悄离开病房，翻过围墙直接上了爱娃事先藏在丛林里的吉普车，吉普在黑暗中上了公路后，直奔一百多公里外的曼谷。就这样，小叔逃离了那家美国陆军医院。这时，从负伤被俘之日算起，已经过去快两年了，小叔的伤也基本痊愈了。

小叔是1951年2月13日失踪的，到今年整整四十年了。但看上去小叔却没什么变化，身板依然那么挺直，因为穿了一身挺括的西服，看上去倒比陈华还要年轻几岁。

陈华叫了一声小叔，喉头一紧就说不出话了。

小叔上来一把抱住陈华，在他的背上使劲拍了两下说：“这么些年，难为你了——还有梁政委、赵股长——”

小叔连忙凑过头来，只看了一眼就骂：“你他妈原来诓我去打仗哇！我还没结婚呢。不行，我得回去先把婚结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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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真正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之间的聚会，梁政委没让别人参加，一张足足四五个平米的大圆桌，只坐了他们四个人。

陈华急切地想知道小叔失踪后的情况，刚一坐下就开始发问。

显然，回来的路上小叔已经向赵大海详细讲述过他负伤后的经历了。因此，常常不等小叔开口，赵大海就抢先说开了：“陈年运气不错，美国人以为他肯定不行了，就把他交给了丹麦的一支医疗队。”

小叔说：“太概过了两个月我才恢复了知觉，发现自己在一条船上——一条丹麦人的医疗船。大夫都认为是一个奇迹，我头顶的颅骨都被打碎了，按道理肯定是活不了了。”

赵大海接上来道：“正是这个奇迹挽救了他，丹麦医生把他当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医疗成果，向美军隐瞒了他已经恢复知觉的消息。”

小叔说：“后来他们还是知道了，但我索性装傻，一问三不知。那些丹麦大夫不错，美军每次讯问超过十五分钟，他们就往外赶人。”

这时，梁政委说话了：“丹麦不是参战国，是作为中立国家派出的医疗队。”

菜上来后，梁政委亲自替小叔斟上酒说：“什么都别说了。来！为了今天难得的相聚，干了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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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陈华忍不住又开始发问。

陈华看了一眼赵大海：“他还活着。政委。”

赵大海说，当然啰，那时候我们是盟军嘛。

但陈华最关心的还是小叔后来是怎样获得自由的。

梁政委见三个人只顾说话，敲了敲桌子道：“吃饭吃饭，有你们说话的时间。到时候，你们说三天三夜我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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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叔这才停下，动手替大家斟酒，每人敬了一杯。接下来陈华又分别敬了两位老首长一杯。

小叔不说了，但赵大海接下来又说开了，陈年这小子艳福不浅，居然被美军一个女护士看上了。听到这里，陈华心里格噔一声，他最担心的就是小叔的婚姻。如果小叔一直没有成家（许多台湾老兵终身未娶），他真不知道他和小兰该怎么办。

“盛老师特别幽默，把本来特别枯燥的化学知识用有趣的方式展示给我们，一节课下来特别轻松，学到的知识也多，还记得特别牢。”高一年级的学生徐俊洁说。

小叔不好意思地一笑，说，到了泰国，我就开始琢磨如何逃回祖国。从地图上看，公路到清迈就断了，但从清迈经缅甸到中国，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步行的话，最多一星期就可以回到祖国了。但那时我的伤口还没有复原——那天，我的头部和胸部同时中弹。丹麦大夫在我的头顶装上不锈钢片以后，头部伤口恢复很快。但我的左肺被打穿了，一直咳血，过了好些年才恢复——

赵大海这时打断小叔道：“先捡重要的讲，你是怎么跟那个美国女护士搞上的？”

见他们三个还在不停的说话，梁政委不高兴了：“我说，你们到底还吃不吃了？”

一看梁政委真的生气了，三个人这才停下，开始认真吃饭。

2.科学制定实施方案。2017年，山西农垦依据中央政策，结合调查摸底情况和我省实际，多次征求各市农垦主管部门及26个农场和省编办的意见，由省农业厅、财政厅、教育厅、卫生和计划委员会、民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共同研究起草了《山西省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工作原则、改革内容、实施步骤及责任分工。之后，有改革任务的各市县也分别制定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办社会职能改革实施方案。

这顿饭一吃吃了十几个小时，跟晚饭连上了。回到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老伴小兰还没睡。从市委书记、地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没黑没夜早已成为家常便饭。陈华不由奇怪地问：“你怎么还没睡？”

老伴揉着眼睛说：“奇怪，我这两天眼皮跳得厉害，不会出什么事吧？”

陈华刚想说太平盛世能出什么事？突然想到了小叔，不由吃了一惊：“从哪天开始跳的？”

老伴想了想：“昨天早上？不对，是昨天下午。”

陈华又是一惊，接下来吓唬老伴：“确实是出事了。”

老伴果真吓了一跳：“出什么事啦？”

陈华：“小叔回来了，他还活着。”

到了重庆又上了轮船，到汉口换乘火车。小叔在闷罐车里咬着牙说：“这回我算是被你小子给害了，我是回不去了。记住——我要是被人打死了，你得替我把小兰娶了。”

陈华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小叔牺牲的时候他并不在场，但小叔又的的确确留下过话：他要死了，陈华必须娶他的未婚妻小兰为妻。于是说：“小叔说了，让我娶小兰为妻——”

到了军区一干，小叔果然已经到了。

小叔逃走后，看管的宪兵和院方一商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小叔的病历卡上填上因脑部伤口复发，不治身亡。事情就这样平息下来了。小叔藏进了华人区，爱娃照样回她的医院上班。美军的工资待遇很高，爱娃的军衔虽然只是中士，但加上各种津贴每月可以拿到四五百美元。这些钱，在那个年代足够两人花销了。但小叔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不愿成天待在家里，提出想到外面找一份工作。爱娃告诉他，你没有任何证件，没人会给你工作。但这难不住每天都看报纸的小叔，他说，可以出钱买一套证件嘛。爱娃没办法，只好花两百美金替他买了一套十分完备的证件。证件虽然是伪造的，但足以乱真。凭着这套证件，小叔居然在一家华文报馆找到了一个编辑的职位，要知道小叔只是高小毕业（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六年级），但小叔从小嗜书如命，天知道他看过多少乱七八糟的书，他居然也能胜任这份工作。先从编辑做起，后来又做了记者，做了记者就可以四处走动了，香港、澳门、新加坡、台湾，凡是华人聚居的地方他都可以去。而且，还以记者的身份结交了不少朋友。这时，已经是五十年代末了，小叔托一位经常往返于大陆和香港的朋友寄了一封信回老家。小叔很聪明，信是以陈华的名义写的。小叔的笔迹与陈华十分相似，原因是小叔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得过乡试贡生的爷爷用竹棍逼着陈华临摹，一来二去，两人的笔迹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信是写给小兰的，小兰做过区妇联的主任，在小镇上也算是知名人物了，邮差直接把信送到了区委。区委的收发看后骂邮差，看你办下的好事，人家都结婚随军走了你才把信送来。邮差把收发的后半句话，原封不动地写在信皮上退了回来，小叔一看，知道陈华没有失言，真的娶了小兰。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打越洋电话告诉爱娃，回来吧，回来我们结婚。之前，爱娃不知道提出过多少次结婚，都被小叔一口回绝了，爱娃一气之下退役回了美国。大概是那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作祟，爱娃跟一般的西方人还不一样，这么些年过去了，人虽然回了美国，心却留给了小叔。

听完这里，老伴忧喜参半：“这个死鬼，他居然找了一个美国人。他人呢？”

在小兰这件事上，小叔多少有些心虚。本来陈华让小叔回家来住，但小叔不敢见小兰，不敢跟他回来。赵大海也说，还是缓一缓吧，让小兰有个心理准备。陈华想想他们说的也有道理，也就不再勉强。这时便告诉老伴，小叔被赵副司令留下了。

老伴不再说话，揉了揉眼皮：“噫，怪事，眼皮怎么不跳了？”

第二天下午，陈华请小叔吃饭，梁政委和赵大海全家都来了。

老伴和小叔见面第一句话十分有趣。老伴最后是从省妇联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的，领导做了多年，说话办事不说滴水不漏，大面子上总还过得去。小叔就不行了，见到当年的小兰，眼圈先就红了。倒是老伴大大方方上去握住小叔的手说：“你好啊，回来怎么不带婶婶一块儿回来？”

大概“婶婶”这个称呼，从老伴口里出来多少有些别扭——因为婶婶本来应该是她。第一句“你好啊”大伙还能听明白，后一句“婶婶”一下子降了八度，几乎谁也没听见。还好，小叔这时已经缓过来了，摇着老伴的手说：“想不到还能见到你，四十年啦——”

饭吃到一半，赵大海副司令说：“我想了一夜还是没想明白，既然你用的是假证件，你怎么去的美国？”

小叔说，这完全是一个巧合。在报馆找到一份差事后，我看报纸和许多来稿上有关志愿军的报道，大都是从美国人和联合国军的随军记者那里抄来的，甚至是台湾国民党胡编乱造的，看了让人哭笑不得。心想，老子就是志愿军，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四次战役的情况都整理出来，在报上登了。这一登可不得了了，人们疯一样抢购，报纸发行量翻了好几个番。老板高兴坏了，不但给我加了薪水，还马上让我改行做了记者。老板说，你这功底做专栏作家都绰绰有余了，还做什么编辑？连载了十多期后，报社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位记者起了疑心，问我，志愿军在朝鲜的事，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看上去，简直就是你的亲身经历。其实，当时我也确实有这种想法，一旦你们看到这份报纸就知道我还活着——我哪里知道大陆是看不到这种报纸的。所以写的都是亲身经历，不但写自己，也写了梁政委，赵股长——不对，是赵司令，还有小华。我一看瞒不住了，就承认了，我确实是志愿军。并且把负伤、被俘，直到现在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他听后脸都吓白了。告诉我，天哪，你用的居然是假证件，不是记者，成天跑来跑去问题还不大。但你现在是记者，什么场合都得跑，要是被人看出破绽，麻烦就大啦。他这么一说，我也吓了一跳。这时他反倒安慰我，你别着急别着急，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这个朋友也姓陈，叫陈双贵。巧的是他有位堂弟跟我同名同姓，也叫陈年，而且年龄跟我差不多，两个月前因车祸去世了。陈双贵就李代桃僵，一面从报馆开出证明，说我的证件丢了，一面到警察局用他堂弟的名义帮我补办了全套证件。

赵大海不敢相信地：“你一直用陈年这个名字？”

小叔脖子一梗：“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我为什么要改？再说了，整个被俘期间，我一直装聋卖傻，没对管理战俘的美国人说过一个字，他们知道我是谁？”

赵大海想了想又说：“我们最后一次捕俘——还有那个大块头黑人，你都写了，在报上登啦？”

小叔笑着说：“当然。最后实在没东西可写了，我连新兵训练都写了。哦，对了，那个大块头黑人，你们最后弄回去啦？”

赵大海也笑了，说：“弄是弄回去了，不过差点没把人累死——那家伙一步都不肯走，活生生是扛回去的。后来他才告诉我们，不是他不愿意走，是腿吓软了，当不了自己的家，根本没法走。当官的告诉他们，中国人喜欢吃人肉，尤其喜欢吃黑人的肉。妈的。”

小叔埋怨道：“当时我一看那么大块头，心想坏了，刚想一刀宰了他，重新弄一个，你就上来啦。你要晚到一分钟，我再抓一个份量轻一点的，我就不会挨那两枪，也就不会让人抓了俘虏了。”

赵大海大笑着说：“那你也去不了美国了。”

但小叔却说：“美国有什么好？我自己都不知道杀了多少美国人。刚到美国那些年，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叫人认出来——认出来就坏了，还不得让我抵命？”

陈华老伴这时也忍不住笑道：“战俘恐怕没抵命这一说吧？”

小叔说：“那可没准，万一他家里人找我偿命呢？”

到了这时，梁政委才说：“到了美国后，你靠什么为生？”

小叔说：“刚开始也是在一家华人报馆。不过，我这人记性特别好，一般人学英文可能要几年才能书写和对话。但还在泰国的时候，我只花了半年工夫，基本上就掌握了英文——起码能达到高中水平吧。”

陈华老伴又笑了：“不会是吹牛吧，中文你也才高小毕业，英文你倒高中水平了？”

小叔一听急了，说：“高小毕业？我都差不多快成著名专栏作家了，几十家报馆抢着跟我约稿，要不是后来去了美国，没准我就成了另一个金庸了。再说了，我那个假文凭可是国立西南联大的——”

国立西南联大把陈华都吓了一跳：“什么什么？你连西南联大的文凭都敢伪造？”

小叔委屈地说，不是我想伪造西南联大的文凭，是卖假证件那帮人，大概他们以为中国只有西南联大一所大学，所以就给我弄了一张西南联大的文凭。爱娃也搞不清西南联大是怎么回事，她朋友问她我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她老老实实地告诉人家，国立西南联大。好家伙，还真有两位西南联大的学兄从芝加哥写信来认我这个“学弟”。吓得我连忙警告爱娃，今后可不敢瞎说了，西南联大就相当于美国的哈佛，你看我这模样像是哈佛毕业的吗？

听他这么一说，大伙都乐了。

接下来小叔又继续道，到了美国，大家都说英语——对了，我到美国的头一年，爱娃的母亲就去世了。大家都说英语，我的英文就更流畅了。爱娃的父亲年纪大了，我在报馆没干多久，他就让我到他的公司帮他打点生意。从一般职员做起，最后做到了总经理。又过了几年，爱娃的父亲也去世了，我和爱娃就接手了那家公司。

赵大海问小叔为什么不加入美国藉，小叔说可能是过去旧书、旧戏看得太多了，一旦加入了美国藉，就有一种背叛了祖宗的感觉。小叔说，一开始，其实他根本不想去美国。这就好比两个人刚打完架，一个个还鼻青脸肿，满脸是血，不可能马上就到对手家喝一杯吧？何况到了美国就不仅仅是喝一杯的问题了。你得在那里工作，生活，吃喝拉撒说不定就是一辈子。他不了解美国，更不了解美国人。虽然他在朝鲜倒是杀了不少美国人，但杀一个人跟了解一个人完全是两码事。但爱娃又不愿意到香港，而且香港也并不安全。小叔有时候甚至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在这个世上恐怕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了。大陆是回不去了，他一个战俘，哪里还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而且，说不定回去部队也饶不了他。台湾也不能去，他听人说，有一万多志愿军战俘最后被弄到了台湾。这些人当中肯定有同一个部队的，要是让人认出来了怎么办？思来想去，最后走投无路，还是只有去美国。美国有爱娃，爱娃是真心爱他。在帕堤亚的海滩上，当他把脑袋枕在爱娃长满金黄色绒毛的大腿上时，他觉得眼前的世界在一点点消失，大脑渐渐一片空白。他不知道是不是跟所有的女人都这样，他跟小兰从来没有过肌肤之亲。但，当他安静地躺在爱娃的腿上，爱娃身上扑面而来的阵阵体香，的确让他深深陶醉了。他甚至觉得，那一瞬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爱娃和她父母一家住在费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费城曾被作为临时首都，位于现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纽约之间。费城黑人很多，当然也有不少华人华侨。有十几份华人办的中文报纸，这些报纸中，不少曾转载过小叔写的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章。所以，小叔到费城后，很快就在一家名为《天下华人》的报馆找到了工作。小叔没想到的是，美国人对云南非常熟悉，甚至可能比中国内地省份一些人还要熟悉。后来他才想起，美国人抗战时期曾长期在云南驻防，尤其是他的空军，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足迹遍及昆明、大理、保山、沾益、蒙自等地，难怪美国人对云南熟悉。同时因为朝鲜战争，美国人还对中国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毕竟在他建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是他历次战争中唯一没有战胜的对手。这就带来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深深的敬意；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对中国和中国人则充满了敌意。这样一来，小叔到美国后，日子倒并不难过，因为每天跟他打交道的更多的是对中国怀有敬意的美国人，而不是充满敌意的美国政府。而且他干记者的时间并不长，爱娃母亲去世后，爱娃父亲的身体也渐渐垮了。爱娃的父亲很喜欢他这个中国女婿，有意让他接手自己的公司，虽然小叔并不喜欢经商这个行当，但事情总得有人来做啊。无奈之中，只好辞掉报馆的工作，进了爱娃父亲的公司。

小叔进公司后的第一单生意，是跟一位退役的前美军上尉做的。上尉到过朝鲜，谈完生意，上尉突然把双手放在嘴边做了一个吹喇叭的动作，接着又用右手飞快地在脑门和胸前划起了十字。上尉不知道小叔能说英语，这就是小叔的聪明之处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生意，为了谈判时能留下一个缓冲之地，他故意找了一个翻译，利用翻译的机会寻找谈判对策。他知道上尉的意思，上尉吹喇叭是说，太可怕了，志愿军的喇叭，喇叭一吹，中国似的葬礼就开始了。志愿军入朝时，营以上才有步话机，营与连，连与排，排与班之间都是靠军号和喇叭联络。而且，有些营团长习惯于国内战争中的做法，用喇叭来壮我声威，威慑对方。一个营七、八支军号，一个团几十支（含团部号班）刹那间一起吹响，是够吓人的。

但小叔这天因为生意谈得顺利，有点得意忘形，顺口拿嘴巴吹出了一串冲锋号——的达达达的的！

上尉一听，脸都吓白了，指着小叔，你——志愿军？

小叔自己也吓了一跳，连忙“NO，NO”着道，我父亲是军人，是位将军，国民党将军。

上尉伸出双手，一把抱住小叔说，我们是兄弟，我父亲也是一位将军，一位陆军少将。

从此两人真的成了兄弟，上尉名叫霍克，他倒是年纪轻轻就退役了，但他父亲还在军队，是陆军后勤部队的一位军需官。霍克利用父亲的关系，专做与军队有关的买卖。美国人财大气粗，大手大脚惯了，出手就是上千万美元。军队里的买卖，纳税人也不敢随便过问，由着他们胡来。到了越南战争，更不得了了，厂家、中间商、军需都想趁机大捞一把，纷纷狂购乱买。霍克邀约小叔做起了军需买卖。几年间，赚了多少钱连小叔自己都搞不清，反正现在的公司规模，是当初他岳父经手时的几十倍。小叔见好就收，后来就不做军需买卖了。

为了摆脱霍克，小叔跑到纽约买下了房子，把公司也搬到了纽约，改行做起了金融生意。

后来听说中国改革开放了，连当初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老兵都纷纷跑回大陆探亲了，他才下决心回老家看一看。落叶归根，故土难离，美国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啊。

石 磊

任家贵给陈华当过两年多秘书，半年前下派到东城任县级东城市市长。

这天下午，市公安局小宋打了个电话过来，说是要请任家贵吃饭。任家贵说，饭我就不吃了，有事你过来吧，我在办公室。说心里话，任家贵倒是很愿意跟小宋一起吃饭，问题是一个市长大庭广众之下和一个女孩子吃饭，尤其这女孩长得又那么漂亮，这个饭就那么好吃？没准明天就成了市里的头条新闻了。

小宋是赵大海副司令小儿子赵卫山的大学同学，一次搭任家贵的车返回东城认识的。认识后，看她人很能干，就想把她挖来政府办公室。

快下班的时候，小宋过来了，还带了一个年龄跟她差不多的年轻小伙子一起过来。见面后，小宋向任家贵介绍小伙子姓石，叫石磊，市三中的教务主任。笔头子很好，上大学时就是著名诗人了。任家贵当年也写过诗，还正经在报刊上发表过，就问这个叫石磊的小伙子，现在还写不写诗了？

“不写了。”石磊属于心直口快那一类人，或者说骨子里还是诗人，诗人脾气。用不着小宋解释。问题是小宋本人也太直了，事关人事问题，怎么能带着当事人一起来呢？但没等任家贵表态，石磊就拿出厚厚一叠打印稿，语出惊人地说，任市长，我这儿有一份我市未来十年发展纲要。我参考了国内外很多资料，包括美国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经历；当然，也有国内几个特区的成功经验。还请任市长多多指教。

说完，放下他的《纲要》，不等任家贵说话，就对小宋说：“我们走吧，任市长还有公务。”

拉起小宋就走了。

任家贵放下手头的文件，心里说，我倒要看看这个《纲要》是不是又是一个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谁知，这一看竟放不下手来，连晚饭都忘了。

《纲要》的首要前提是东城市必须独立于东城地区，升级为地级市，或者至少像深圳和珠海那样成为计划单列市。头一条就行不通嘛，要级别，闹独立，别说省委，地委就通不过。但下面具体下来，任家贵又不得不刮目相看了。《纲要》要求在十年内，将东城市建设为本省、甚至东南亚最大的工业园区。理由为：一、东城具有发达的现代交通，有铁路和数条公路干线与内地诸省相连；二、东城地下资源十分丰富，有煤、铁和铅锌等多种有色金属；三、与省城相比，东城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四、也是最重要的，东城地区当年曾是全省“三线”建设重点地区，有十几家兵工企业，如今,这些企业大都已转产或停产。众所周知，由于当年的国策是立足“打仗”和打“大仗”，因此，这些兵工企业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技术人才，最好的熟练工人和最先进的生产设备。而且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的高效率管理模式。如果把这些企业引进东城市，东城不用投资就拥有了全省最大的工业园区；五、市场。历史到了今天，我们应当具备相当的前瞻性，小平同志的南巡，必然引发新一轮经济增长。我们不应当忘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总结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性。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同样逃脱不了这一规律。请记住，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生产过剩，供大于求是经济发展周期中致命的关键所在。我们的目光不能仅仅放在国内，东南亚诸国中，越、老、柬，包括缅甸因长期战乱，国内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而近年，这些国家战乱已基本结束。但人们所期待的和平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物质生活，这是一个难于估量的巨大市场，从最简单的手电筒、保温瓶到现代化的汽车、家电，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不依赖进口。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能竞争过亚洲四小龙、竞争过日本吗？且慢，别忘了这些国家包括其一部分人民还十分贫穷，他们的购买力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购买我们那些看似粗糙，但却相当实用的工业品抑或生产生活资料。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不及四小龙的几分、甚至几十分之一！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难道还竞争不过他们？最后关于交通（与东南亚诸国的交通），应游说省委省政府和东南亚诸国尽快疏通澜沧江—湄公河航道。在所有的交通方式中，水运是最便利也是最便宜的，越老缅柬包括泰国，都在湄公河流域内。如果能够修筑省城经老挝或缅甸连接泰国清迈的陆上高速通道当然最好——

石磊的《纲要》虽然没有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中筑三峡大坝、修十万铁路的宏伟气魄，但他同样提到了长江——准确地说是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东城缺水，整个东城地区没有一条像样的江河。但金沙江与东城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国家南水北调工程可以引长江之水穿越上千公里进入华北平原，我们为何不能北水南调，引金沙江水进入东城呢？

任家贵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设想。不仅仅是水，而是石磊的整个《纲要》。

除了第一部分“前提”一时让人难以接受，其余应该是可行的。但反过来看，第一部分的确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依你一个县级市的身份，是没法做到后述“五点”的。

任家贵抚卷沉思前，曾在《纲要》上批了一行字：打印三十份，送四套班子和市委常委。但后来他又把这行字圈掉了，决定暂不公开，先请陈华书记和方副省长看一看，如能求得他们的支持，事情就好办多了。

任家贵最后还是让办公室把石磊的《纲要》打印了三份，一份给了市委书记老罗，另外两份亲手交给了陈华书记和方副省长。

老罗对《纲要》的看法跟他完全相同。只是说到那些兵工厂时，老罗说，这事很难办，市里过去不是没有考虑过，但地委和财政都不同意。因为市里每进一个人，财政一年就要补贴一千多元。每个厂连家属小孩在内大约五千人，将近二十个厂就是十万人，财政每年要拿出一个亿的补贴。还有孩子上学，子女就业，社会治安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地委和财政都明确表示反对。

任家贵摇了摇头，说，他们算的是八十年代的老账。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粮油、煤、肉都要补贴，现在煤和粮油都已经放开了，只牵扯到一个肉，那也补不了几个钱。而且关键的是，随着国家利改税政策的实施，这些企业每年上交市里的税收恐怕五个亿都不止。至于说到子女就业，那就更没有道理了,这些企业只要有了市场，别说他们的子女，甚至还可以帮助市里解决很大一部分就业压力。再说社会治安，这种想法就更不对了，难道为了社会稳定就不要发展了？哪还不如干脆退回原始社会算了。

老罗说：“还有地级市和计划单列市怎么办？”

任家贵：“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这种话不能由我们来说，能不能采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议案提案的方式？”

老罗说：“这倒是一个办法。”

任家贵又说：“我原来还想尽快把这个石磊调进政府办，现在恐怕要等一等了。让他先做政协委员，适当的时候，把他这个《纲要》拿到政协和人大代表会议上去。”

这时，老罗又问了一句：“地委那边怎么办？”

任家贵想了想说：“恐怕得暂时保密，弄不好人家还以为我们有野心，一口拒绝了，再想翻过来就难了。”

本来任家贵还打算亲自找石磊谈一谈，但省委突然通知他和老罗到省城开会。为了缩小知情者范围，他只好把小宋找来，让小宋把他的意见转达给石磊。并再三强调这是一个人才，组织迟早要用他，让他放心。

但任家贵没想到，到了省里刚报完到，方副省长就让秘书把他叫了过去。

一见面，方副省长就指着石磊那份《纲要》说：“这是你弄的吧？”

任家贵连忙否认：“不是不是，是三中一个叫石磊的教师搞的。”

方副省长一笑：“别骗我啦，你不用解释。一个教师能弄出这样的东西？你应该起一个更隐蔽一点的笔名。石磊——像石头一样光明磊落。想当官，升级为地级市当更大的官，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没什么不好嘛，古人还毛遂自荐呢。”

接下来，方副省长根本不容他解释，津津乐道地跟他说起了《纲要》。

看得出来，陈华副书记对这份《纲要》也十分欣赏。并且说起，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就有过这样的打算——他指的是那些兵工厂。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现在条件基本成熟了，可以按这个《纲要》来逐步实施了。像西南重机厂，它生产的西南牌轻型卡车，别说西南，半个中国都在跑。这样的厂家，应该开出优惠的条件，尽快把人家请进来。还有过去生产12.7高机的锻压厂，据说全国的烟厂都在使用他们生产的烟机。你们动作要快，我听说省城也在打他们的主意，准备请他们搬到省城。至于地级市和计划单列市，不要着急，慢慢来，将来经济发展了，影响大了，不用提问题就能解决。深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小渔村，如今变成大都市了。

接下来，陈华又问起了石磊这个人。听完任家贵的介绍，陈华说，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应该尽快把他用起来。任家贵又说出了他和老罗的打算，陈华听完笑了，说，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好使，这样也行。显然，陈华还是了解任家贵的，不像方副省长，望文生义，一口咬定任家贵就是《纲要》的作者。

会议结束，方副省长又把任家贵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任家贵还以为又是为了那个《纲要》，但方副省长这次没提《纲要》。而是告诉任家贵，省里要组织一批地州市的主要领导到日本参观考察，他专门破格替任家贵要了一个名额，本来按级别他是不够的。时间很紧，要任家贵抓紧把出国手续办下来。

任家贵连声说谢谢，谢谢，谢谢方副省长。

任家贵的户籍关系还在省城，开完会就留在省城办理出国手续，三天后手续办下来了。又过了一天，和大家一起直飞上海，坐上了飞往日本的航班。

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天，等任家贵从日本回来，石磊已经自动离职跑到海南岛去了。

任家贵一边懊恼地埋怨自己，不该慌慌张张去什么日本，一边生气地打电话把小宋叫到办公室，劈头就问：“怎么搞的？我让你转告石磊的话，你没跟他说？”

谁知小宋的火气比他还大：“我还想问你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方副省长为什么在电视里说，那个《纲要》是你写的？”

这一问，倒问得任家贵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只好使劲咽下一口气说：“我先问你，你找过石磊没有？”

小宋说，找了，但那是半个月以后的事了。有个案子，局里派她到省外去了一趟，等她回来，石磊已经跑了。

任家贵连忙问：“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小宋说：“留了。他说，他总算明白你们这些人是什么东西了。”

任家贵知道，石磊肯定还有比这更难听的话，只不过小宋不愿或说不出口罢了。但他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在海南什么地方？能跟他联系上吗？”

小宋摇了摇头。

任家贵在办公室里一连转了几圈，停下看着小宋：“连你也相信我真的那么卑鄙，卑鄙到贪天功为己利剽窃他人的地步？”

小宋再次摇着头说：“我不知道。”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任家贵的办公室。任家贵一肚子都是气，从小到大还从没被人那么冤枉过。但他有气还没地方撒，实在憋得慌，就转到楼上进了老罗的办公室。老罗还以为任家贵是来跟他说日本的事，从办公桌转到另一面的沙发上坐下说，你坐啊，站着干什么？

谁知任家贵坐下后，马上又跳了起来：“石磊跑了，自动离职跑到海南岛去了——”

老罗也吃了一惊：“为什么？为什么要自动离职？”

任家贵重新坐下抓着自己的头发说：“都怪我——不，是方副省长，他根本不听我解释。”

接下来，又把方副省长将“石磊”误认为他的笔名的事说了一遍。老罗说，那条新闻我也看了，当时我还吃了一惊。原来是这么回事。

任家贵苦笑着摇了摇头：“幸亏我还给了你和陈书记一份，也专门向你和陈书记汇报过。要不，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老罗说：“这个石磊也太冲动了，到底是诗人，一点也沉不住气。事情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嘛。”

任家贵继续摇着头说：“别说石磊，就连公安局小宋都认为我是贪天功为己有。反正我是有嘴也说不清了。”

老罗一笑说：“有什么说不清的？我和陈书记都可以替你作证。倒是这个石磊跑了太可惜了。这样吧，我让组织部门出面，尽快把他找回来。”

石磊的父亲当过东城军分区的副司令员，但离休后回北方了。最后由军分区出面，费了不少周折，才从石磊父母那里查到了石磊在海南的联系电话。

但电话打过去，才听了一半石磊就说：“你就是给我一个省长，我也不会回来了，老同学。”

小宋吃了一惊：“为什么？”

石磊在电话那头说：“我现在有的是钱——我的钱多得甚至可以买下南太平洋上的某些岛国。有钱什么不能干？你知道吗，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就是如何花掉这些钱，因为只有花掉的才能真正算做是自己的钱。我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每天消费九千元，但是难啊，老同学。太难啦——”

小宋说：“你是不是喝醉了？石磊。”

石磊一笑：“我倒是天天花天酒地，不瞒你说，但现在是清晨，清晨就喝醉了，如何完成每天九千元的目标？”

海南刚刚建省，需要大批的人才。石磊到海南后，很快就在省建委下面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不久，建委一位年轻处长下来检查工作，听口音石磊是云南人，就把他单独约到一家酒店说，想不想发财？石磊说，当然想啦，不想我跑到天涯海角干什么？

年轻处长姓方，叫方宏伟。方宏伟说，好好好，想发财就好。边说边把石磊衬衫上的公司标志撕下来扔在地上，明天你就不用去上班了，咱们合伙开一家房地产公司——我出钱，用你的名义注册，咱们四六分账，你四我六。石磊上班已经半个多月了，他那家公司也是房地产公司。他知道，现在在海南做房地产，钱来得极快。这位姓方的处长肯定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他那个处又是一个关键部门的处。不过，他当时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生怕自己是在做梦，悄悄掐了一把大腿，这下才相信是真的了。

方宏伟事先打了招呼，公司三天就办下来了。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包下了半层楼，第五天就开始正式办起了业务。头一笔就赚了五个亿！当然，这一切都是方处长事先安排好的，先从农民手中买下地，转手再卖给海外和内地涌到海南淘金的那些投资商。石磊每天做的，就是在各种协议和银行进出转账单上签上自己的大名，一切就妥啦。

公司成立时，方宏伟给了他一辆公爵王，第一笔钱进账后，方处长让他马上换车，至少换一辆奔驰600才行，这样才与你的身份相符。方宏伟还让人帮他找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

石磊已经过惯了声色犬马的生活，再让他回来是不可能了。

小宋问任家贵：“好人变坏怎么那么快，只消一眨眼的功夫？”

任家贵的回答，倒让小宋吃了一惊：“我倒觉得石磊没变，还是诗人脾气。放荡不羁，本来就是诗人的本色。况且他现在有钱了，有句话是怎么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

但没过多久，石磊的好日子就过到头了，方处长出事了，跑了。他一跑，差点没把石磊害死。也怪石磊不该不听他的招呼，石磊见卖写字楼比单纯卖地来钱更多，就用原先卖地的钱，盖起了写字楼。方处长劝他，楼就别盖了，一盖楼你就被套住了。但石磊不听，说，别人能盖，我为什么不能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南的地价，就像小孩子起哄，完全是人为哄抬起来的。聪明人见好就收，抱着钱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按石磊原先的打算，楼起到第二层就可以卖钱了，拿卖楼的钱，接着再往下盖。但这时一哄而起的海南房地产，已经露出了衰败的端倪，谁还会买你的楼？一边是没人买楼，一边是建材价格爆涨，石磊的三栋写字楼盖到一半就盖不下去了，资金链断了。包工头还天天追着他屁股要钱，要不到钱，把他的奔驰也扣了。这时，石磊突然想起，他大概还有一个亿的分成，在方宏伟那里还没划过来，就跑到建设厅找方宏伟。但人家告诉他，方宏伟休假了，要一个月后才能回来。好吧，一个月就一个月吧。石磊打算把公司的家当卖了，先维持一个月再说。但等他回到公司才知道，由于拖欠了酒店的房租，公司被人家封了。女秘书也跑了，石磊成了孤家寡人。孤家寡人不说，他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想当初，每天为完成九千元的消费计划，他连头都想疼了。现在好了，现在不用每天为如何花掉九千元发愁了，早上一睁眼，首先考虑的是上哪儿去弄六元钱，维持每天两顿最低标准的盒饭，连早餐都免了。

公司开张以后，石磊一直住在公司租下的酒店，现在人家封了公司，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只好流落街头。好在虽然当了近半年的亿万富翁，但他诗人脾气还在，流落街头就流落街头，他倒无所谓，而且海南四季如夏，露宿街头还凉快。倒是一个跟他有过一夜之交的四川妹子，有天晚上见他睡在马路边的草坪上，还以为他喝醉了，上去拉他。石磊以为又遇上打劫了（之前，他已经被打劫过多次了），连眼睛都懒得睁开，就说：“别来烦我了好不好？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不信你们搜吧。”

川妹见他不像喝醉的样子，推了他一把说：“大哥，你怎么跑到大街上来睡觉了？”

石磊索性唱道：“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我喜欢在大街上睡觉，怎么，碍着谁了吗？”

这一段，房地产商因破产而跳海的多了。川妹寻思，石磊大概离跳海也不远了，便动了隐恻之心。说：“大哥，我那儿有一小间出租屋，你要不嫌气，就跟我回去吧。”

方宏伟的假期还有二十多天，石磊估计，再在大街上睡下去，他不被小流氓打死，也得活活饿死。就起身跟川妹子回去了。

到了川妹的出租屋，石磊却不跟川妹睡一张床，先占了沙发说：“你睡床，我睡沙发。”

川妹以为他嫌自己不干净，就说：“大哥，我今天没出台。早先让我们出台的客人，跳海的跳海，跑路的跑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出过台了。”

石磊叹了口气说：“古人说得好，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妹子，我两天水米未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哪里还敢嫌你不干净？”

川妹听他两天没吃东西，又赶忙插上电炉，下了一大碗面条，在面里卧了两个鸡蛋。吃完面条鸡蛋，石磊才稍稍恢复了一点元气。看他蓬头垢面的样子，川妹又打来两大桶水，帮他浑身上下清洗了一遍。躺到床上时，石磊觉得他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谁他妈说的？看人家川妹，不过是一夜之交，连姓名都不知道，却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收留了他。不由流下了感激的泪水，搂紧川妹说：“我还有钱，还有一个亿。等方处长回来，拿到这笔钱，我要带你一起远走高飞。一个亿，咱们一辈子也花不完。”

一个月过去了，方宏伟没回来，石磊扑了一个空。又过了一星期，这次倒没有扑空，但等石磊走进方宏伟的办公室，等着他的却是四五个虎背熊腰的检察官。

到了检察院，石磊才知道，方宏伟跑了。他要不跑，也许什么事都没有，他一跑，倒把纪委检察院都招来了。没事你跑什么？你一跑，肯定有事。人家一查就知道，石磊和方宏伟合伙开了一家公司，但方宏伟不过是拿他当傀儡。所以人家倒没有追究公司的事，而是问他，方宏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说起来石磊也算是高干子弟，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官二代”，从小到大还没让人上过铐子，铐子一上，当时就吓懵了。现在听检察院问起方宏伟的下落，他一下子又清醒过来了，拍着桌子说，我还满世界找他呢，不是方宏伟，我也不至于沦落街头。他还欠我钱，我还想请你们帮我找到他呢。

大概检察院也看出来了，石磊不可能知道方宏伟的下落。就说，在你们那个公司的问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许离开本市。你打个电话让人来保你吧，办完取保候审，你就可以走了。记住，别忘了让人带五仟块钱作你的保释金。

石磊一听要交五仟块，当时就说，算啦，我也不想取什么保，候什么审了。要候就在看守所候吧，看守所起码还有人管吃管喝，让我出去，不出三天我就得饿死。你们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就让我待在看守所吧。

但看守所不是招待所，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吃看守所的饭，你还没那个资格。检察院告诉石磊。接下来，检察院又派人找到了川妹。原来人家早就盯上他啦，没抓他，是想把他当做鱼饵，通过他再抓住方宏伟这条大鱼。

川妹还真是个侠肝义胆之人，接到通知，跑到银行取出五仟块钱，当天就把石磊保出来了。

石磊出了看守所，直接就奔海边去了，川妹上去一把拉住他说：“你想干什么？”

石磊一字一句地：“你就不该多管闲事，不该来保我。”

说完扭头就走，但被川妹死死拖住了。石磊叹了一口气：“好吧，海不让跳，那我撞车死算啦。”

回头又想上大街。

川妹本来已经跪下了，想跪下来求他，现在听他又要撞车，爬起来干脆不跪了，指着他的鼻子说：“看你长得像一条汉子，谁知你连婊子都不如。婊子忍辱负重任人蹂躏，但起码还有活下去的勇气。你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你还算什么男人？想死你就去死吧，我不拦你。但在你撞死之前，请把那五仟块的保释金还我。”

他石磊要有五仟块钱，还用得着跳海？现在看来，他连死的权力都没有了。歌德、席勒活着的时候，听说也不容易，但石磊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连死的权力都没有。这样想着，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川妹一下子扑到他怀里，这边帮他擦着脸上的眼泪，那边自己的泪水雨打芭蕉般落了石磊一身：“为了妹子，你一定要咬牙活下去，哥——”

小叔当初去美国的时候，是先到报馆当记者，然后才进公司当了经理。石磊跟小叔正好相反，他是先当经理然后才进报社当了记者。小叔去美国的时候，几乎也是一名不文，后来才成了亿万富翁；石磊是先做了亿万富翁，最后才一名不文，也是正好相反。

那天跟川妹抱头痛哭后，两人又回到了川妹的出租屋。坐下后，石磊跟川妹约法三章：“你要让我活下去也行，但有一条：从今往后，你再不许到歌厅坐台。”

川妹说：“不坐台，我们拿什么过日子？”

石磊义正言辞地说：“养家糊口是我们男人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石磊破产后，除了身上穿的一身衣服，就剩一本他到海南后自费出版的诗集了。这本诗集，收录了他在大学和工作以后发表的五百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当年都是发表在《诗刊》、《星星》等著名诗刊上的，质量很高。因此，出不了集子倒不是诗歌本身的问题，而是诗集赚不了钱，出版社都不愿出。

石磊拿出诗集说：“就凭这本集子，我到报社或哪家杂志找个工作，应该不是问题。”

川妹从沙发背后找出一张报纸，指着中缝上手写的一首《婊子养的》诗说：“我猜，这首诗也是你写的吧？”

石磊伸手要抢报纸，被川妹闪开了。那首诗的确是石磊写的，而且因为有感而发，看上去字字血、声声泪，情真意切。只是标题太直白了，他才藏在沙发背后，生怕川妹子看见。

谁知，川妹却说：“我看写得蛮好，做我们这行的，吃的本来就是血泪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石磊没想到，川妹居然能背下李煜这段千古绝唱，不由瞪大了眼睛。

川妹看出了他的心思，指着《婊子养的》说：“我也做过教师，跟你一样，也是学中文的。当初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不是碰到你，我从不跟人说我还念过大学。最后还不是沦为了风尘女子？”

川妹还念过大学？石磊越发大吃一惊。不过，她连辛弃疾都知道，看来是真的念过。是啊，人家川妹也是大学生，她都能活下去，我还跳什么海？

第二天，石磊就跑到海口的各个报社去找工作。但报社看了他的诗集，却爱莫能助，告诉他，诗不错，但我们这里不需要诗人，我们只要报人。报纸的生命只有一天，艺术却是永恒的。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庙太小了，供不起你这尊菩萨。

跑了七八家，都是同样的口气，最后一家小报说，如果能让我们发表你这首诗，你倒可以留下来。石磊一看才知道，原来川妹用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把《婊子养的》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遍，夹在诗集里一起带来了。石磊一把抢过稿纸说，不行，这首绝对不能发。但川妹却一口答应人家，可以，可以让你们首发。请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上班？小报说，他要愿意，今天就可以上班。

《婊子养的》刚一发表，立刻在海南引起了轰动，各大报刊纷纷转载，甚至内地一些著名期刊都加编者按转载了。小报老板高兴了，一面请石磊吃饭，一面还给他加了薪。一再说：“我也不为难你，小石，这样的诗，你一年能写出两首就行了。”

一年两首？我活了快三十年了，才写出一首。而且还字字血声声泪，句句看来都是血。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石磊现在相信了，艺术家的生活不能太幸福，一幸福就没有灵感了。当初在单位拿工资，钱虽不多，但温饱没有问题。因此，饱食终日，写不出传世之作。后来到了海南，做梦一样，一不留神就成了亿万富翁，钱太多了，整天为钱发愁，同样写不出好作品。

石磊感到非常满足，小报开给他的工资是他在学校的五倍（稿费另算），工作也不累。川妹做得一手好菜，回家有人侍候吃喝，看看书，写写诗，简直就跟神仙差不多，活得实实在在，不像刚到海南，钱多得连睡觉都睡不踏实。虽然川妹的来历，有点说不出口，但那又有什么关系？

赵卫海与方宏伟

市里组织一批退下来的老干部到深圳珠海参观，一位抗战初期入伍的老干部到了深圳最高建筑国贸大楼，爬到第二层就跑下来了。回头老干局带队的问他，您怎么只到二楼就下来啦？老头当时蹲地上就哭了，哭着说，二楼袜子专柜，一双女人袜子卖一千八，差不多是我三个月的工资。老子十五岁1940年参军，正处离休享受副厅，行政十五级，不够买一双女人袜子，我还活个什么劲？带队的安慰老头，人家那是名牌，便宜的也有，旁边跳蚤市场就有，女人袜子，十块钱就能买一打。

赵大海赵副司令这些老革命，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些现象，也很反感。

在他看来，二儿子赵卫海，三儿子赵卫江，都是因为改革开放，两人才放着阳光大道不走，走上了“旁门邪道”。就算你小子今天发了财，那也是托共产党的福，不是共产党，你爹一个小放牛娃，哪里能找到你妈这样的媳妇？找不到媳妇，哪里来的你们？你还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足，好像共产党真的欠你二斗红高粱似的。

要说，赵家兄弟对父母还是比较孝顺的。他们的父母年轻时光穿军装了，两人就买来许多高档服装孝敬爹妈，意思是让二老补偿一下。另外还有各种首饰，他们的母亲出身于民族资本家，但上大学时就秘密加入了共青团。首饰是什么？是小资情调，革命者谁戴那玩艺？但革命一辈子，临到老了，才发现满大街都是那玩艺。儿子买来后，也不管脖子耳朵手指头，能戴的地方统统都戴满了。气得赵大海骂她老怪物老不正经，老伴反唇相讥，骂他是农民，是小农意识。赵大海说，农民怎么啦？我本来就是农民，从认识你那天起，我就告诉你我是农民。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会隐瞒自己的出身！谁像你，狐狸尾巴终于露出了不是？小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哪怕你当初捂得再严实，狐狸尾巴终归是要露出来的。

气得老伴破口大骂，赵大海你这个王八蛋，你那么革命，当初为什么要娶我这个小资产阶级？赵大海说，你以为我乐意？为了躲你，老子一口气跑到了朝鲜，你倒好，连招呼都不打就追过来了。老伴见他把当年的私房话都拿出来公开了，气得当场就要撞墙，口口声声不活了，这老王八蛋太欺负人了，没法活了。被人拉住后，又大叫大嚷要离婚，马上就离！这日子没法过了。

赵家兄弟没想到，本来是一片好心，结果却差点闹出了人命。跑下楼，坐上奔驰跑了。

但赵大海却不依不饶，追出院门大骂，以后别给老子丢人现眼了。你一个小退伍兵倒坐上奔驰了，老子提着脑袋干了一辈子革命还没坐呢。

倒是陈华劝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我们党的既定国策。他坐奔驰也没什么不好嘛，难道像过去一样，每人每月二两肉，倒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了？

方副省长与陈华的口气也差不多。

方副省长认识赵副司令和赵卫海，是因为他儿子方宏伟。方宏伟1982年考入昆明步兵学校，84年毕业正好赶上“两山”作战，方和他那批学员毕业后补到了前线。那会从地方直接考入军校的学员，到了部队很让人看不起，别说手下的班长，就是三年以上军龄的老兵，都不拿正眼看他们，开口就是跑马裤都没穿破两条（那儿步校只上两年，军用短裤自然没三年兵穿坏的多），你他妈算老几？

方宏伟毕业头一个月，赵卫海那个排的排长就阵亡了，由八班班长赵卫海代理排长。虽然这时军委规定，干部必须由校院毕业生担任，但战时仍可从优秀士兵中直接提拔，问题是赵卫海兵龄太短，他是1983年12月入伍的，84年6月班长负伤后升任班长，一个月后又代理排长，满打满算才半年的兵，所以没下命令。就在这时，方宏伟来了，来任见习排长。赵卫海把手枪和望远镜摘下来，扔给方宏伟说，我把这个排交给你啦，阵地也交给你啦，排长大人。当时三排共有两个阵地，1682.3和1705（以海拔高度为阵地序号），全排加上营里配属的重机班，一共25个人。1682.3放了六个人的一个班，1705一个六人步兵班和一个五人重机班，另有一个八人步兵班为预备队。连续作战两个月后，全排没一个班是满员的，两个阵地加起来，面积差不多三平方公里，25个人防守三平方公里的阵地。方宏伟在步校学了两年，这样的防御作战，不论是教材还是教员都没有教过。中国不是有十多亿人吗，怎么轮到打仗，人就不见了？所以，方宏伟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跟连里要人。但连长说，我还想从你那儿抽几个人呢，三排现在是全连实力最强的一个排。再说了，不是给你增加了一个人了吗？方宏伟奇怪地左右看看，没有啊，什么时候给我派过人了？连长说，你不是人吗？你一去，三排不是等于增加了一个人？方宏伟想想，连长说的也对，可不是增加了一个人？但六个人守一个阵地也太离谱了，特别是1682.3，离1705差不多有一公里。就跟赵卫海商量，是不是从预备队七班抽一半人，加强给1682.3？赵卫海说，行啊，你是排长，你说了算。但七班长不干。七班长是全排最老的兵，参加过79年的自卫反击。七班长不干，而且摆出了他不干的理由，1682.3极易遭敌炮火袭击，你摆那么多人上去，不是送上门去找死吗？1682.3如果需要增援，十分钟内我就可以赶到，何必送上门去挨打？但方宏伟一个高干子弟，从小就霸道惯了，哪里听得进去？何况军中无戏言，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有人拒绝执行，这个排今后还弄不弄了？于是，脸一沉，威严地道：“我是排长，请你执行命令。”

七班长只好带着半个班亲自去了，临走，错着牙告诉赵卫海：“八班长，丑话说在前面，我的人只要被炮弹炸死一个，老子就亲手毙了他！”

果然，敌人的观察哨很快就发现了七班长等人，误以为我军要发起攻击，先下手为强，当天就向1682.3发射了一千多发炮弹。七班长带去的人因为没有工事（工事刚挖了一半），伤亡了一半，七班长本人也负了伤。七班长以为当晚敌人要发起攻击，没敢动。等了一夜不见动静，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回1705，二话不说，哗啦一声推上子弹就对准了方宏伟，赵卫海慌忙跳到两人中间：“你想干什么，七班长？”

七班长一声怒吼：“你闪开！八班长，老子今天不亲手毙了他就不是娘养的！”

1705是八班的阵地，赵卫海一偏脑袋，上来两个五大三粗的战士，下了七班长的冲锋枪。

见有人下了七班长的枪，方宏伟还想上前开导开导七班长，却被赵卫海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我要是你的话，最好走开，别再给自己找不自在了。”

七班长被人下了枪，蹲在地上就哭了。赵卫海在他旁边蹲下，拍了拍他的肩膀：“老班长，下去吧，下去住几天医院。部队马上就换防了，作为一名士兵，你为这个国家做的已经够多了。”

七班长在新兵教导队当过赵卫海的班长，所以赵卫海叫他老班长。

七班长下去了，但他下去后没去住院，而是跑到团部告了方宏伟一状。团部一听，这还了得，没放一枪就伤亡了两个战士，不是瞎指挥是什么？这时，其他连队也纷纷跑来告状。有一个连，拂晓遇敌炮袭，负责抢救伤员的火力排长，也是一位刚从步校毕业的见习排长。这位老兄，不帮痛得大喊大叫的伤员包扎，而是先包那些没有动静的，边包还边骂，你们叫什么？人家都不会叫了，不会叫的才是重伤员。一位老兵痛得实在受不了，破口大骂，我日你火力排长的活妈，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你他妈包的是伤员还是死人？这时天也亮了，火力排长一看，一手都是脑浆子，果然是先包了死人。

这还算是好的，许多步校下来的见习排长，枪一响就草鸡了，不知道躲哪儿去了，等仗都打停了，才从猫耳洞里爬出来。

很快，前指下来一道命令，让所有步校分来的见习排长马上停职，改由原来的老兵代理排长，让他们先跟那些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见习见习吧。

赵卫海又重新担任了代理排长，方宏伟则跟在他屁股后面见习。

接到命令，方宏伟从身上摘下望远镜和手枪还给赵卫海，但赵卫海只拿了望远镜，拍拍怀里的冲锋枪说，我有这个就行了，那个你留着自己用吧。接下来告诉方宏伟，打仗不是拍电影，不是为了好看，1682.3放一个班就足够了，你放那么多人上去，不是找死吗？方宏伟说，当初你怎么不说？赵卫海一笑，我不是为了维护你排长的威信吗？再说了，当初我就是说了，你能听进去？

就在这天的黎明时分，敌人一个加强连向1705和1682.3同时发起了攻击。赵卫海在阵地上跑来跑去，忙着指挥各班反击。回头一看，身后的方宏伟不见了，还以为这小子草鸡了，正想骂娘，突然看到1705前面一个平时无人的警戒阵地上，有一个人影左右开弓，不停地向下面投掷手榴弹。敌人的机枪架起来被打掉，架起来又被打掉，一连换了四五个射手都被手榴弹炸飞了。赵卫海一面命令重机枪掩护，一面连滚带爬冲上警戒阵地，不由分说，一把抓住方宏伟的脖领，把他拖进了身后的防炮洞。

几秒钟后，敌人的炮弹呼啸而至。

方宏伟抖着一头一脸的泥土大声说：“八班长——不，三排长，你记住了，我方宏伟欠你一条人命。”

方宏伟不知道，赵卫海的父亲就是眼下正在指挥作战的赵大海副司令员，虽然听排里的战士说过，赵卫海的父亲也是一位高级干部，但那时有些战士为了提高身价，明明老爹不过是公社下面一个大队支部书记，也敢自称高干子弟。于是告诉赵卫海，他父亲虽然是云南人，但大学毕业后却分到了广东，现在是广东一个著名海港城市的市委书记。将来赵卫海退伍，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包在他方宏伟身上。

赵卫海所在的连队是一个老红军连队，当年是红四方面军的，经历过历次革命战争，是一个战功赫赫的英雄连队。外区部队过来轮战后，赵卫海和连队一起撤到县城休整，他父亲赵大海副司令员专程到县城看望了这个英雄的连队。这时，赵卫海已经被正式任命为三排排长了。当天的庆功晚宴上，赵副司令拿着酒杯来到三排，问排长赵卫海，你今年多大啦，小鬼？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是我爹，你还不知道我今年多大？赵卫海故意板着脸不回答。他不回答，把一旁的师团营连长们吓坏了，连长赶忙站出来说，报告副司令员，三排长今年十九岁——他是去年12月刚入伍的新兵，还没见过您这样的军区首长，可能、可能是吓坏了吧。赵大海哦了一声道，我听说你作战非常勇敢嘛，怎么敌人吓不倒你，反倒被自己人吓倒了？有人说，你是入伍才半年的新兵，军龄太短，年龄太轻，不同意提拔你为排长。我说，红军时期，入伍不到半年就干连营长的大有人在，十九岁的红军团长多了，当个排长还不能当了？我不怕你是我的儿子，只要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该提拔还得提拔。古人还知道举能不避嫌呢，何况咱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

到了这时，人们才知道，原来赵卫海是赵副司令员的儿子，原来是将门虎子啊，难怪作战那么勇敢。

下来方宏伟对赵卫海说，太不够意思了，老弟，你让我丢尽了脸面，还不如那天让炮弹把我炸死算了。

方宏伟比赵卫海大一岁，所以叫赵卫海老弟。赵卫海不解地说：“这又从何说起呢？我怎么让你丢尽脸面啦？”

方宏伟说：“你父亲是堂堂副司令员，我父亲不过是个小小的市委书记。你不告诉我，不是让我丢尽了脸面是什么？”

赵卫海一笑说：“你也没问过我父亲是谁啊？再说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准哪天，我真的求到你门上呢？”

赵卫海和方宏伟在部队的时间都不长，没仗可打了，没仗可打的军队充其量只是一种摆设。两人都不愿做摆设，前后一年离开了部队。

但回到地方，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又让赵卫海无所适从，就像当初他不愿当兵，想上大学一样，他已经不习惯于那种安稳平静的生活了。

辞职下海后，他想起了远在广东的方宏伟。

这时的方宏伟，已经是省级机关的副处长了，他父亲也早已做到了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方宏伟倒是说话算话，没忘记曾经说过他还欠赵卫海一条人命，见了赵卫海就说，老弟，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咱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赵卫海的公司实际上是个皮包公司，既无资金，也无员工，更没有办公地点，赵卫海光杆司令一个。方宏伟听完说，不是我说你，老弟，你也太幼稚了，虽说下个世纪很可能是有钱人的世纪，但哪里不能赚钱？你在机关待得好好的，过一段职务上去了，还怕赚不到钱？现在广东有钱人，还千方百计找人花钱买个一官半职呢。你倒好，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没文凭你怕什么？现在各种函授多了，你那么聪明，还愁拿不到文凭？才转入正题：“好啦，我们不说这些了。我问你，这个忙，你到底能不能帮？”

方宏伟说：“帮，怎么不帮？我还欠你一条人命呢。别说是帮个忙，你就是让我抵命，我也不敢说不啊。”

白天鹅宾馆是当时广州最好的酒店。方宏伟当着赵卫海的面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他父亲，他的救命恩人三排长来了。他父亲说，好好，你告诉他，今晚我在白天鹅设宴，当面感谢你的救命恩人。

吃过饭第二天，方宏伟跑来告诉赵卫海，只要他愿意，他父亲可以帮他在广州重新安排工作。他父亲非常感激赵卫海当年救了他这个独生子一命。但赵卫海说，请代我谢谢你父亲，我要是想在机关混事，就不会辞职下海了。那种地方不是我赵卫海待的。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去，就像打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一目了然，那没问题。机关就不同了，我试过了，那种日子不是我过的。还是人家巴顿说得好，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的那才叫真正的军人。巴顿就是这样，尽管是死于车祸。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前苏联有一部小说叫《永远十九岁》，写二战的。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我怎么没被人打死呢？要不，我也永远十九岁了。你说，在机关混事同样可以赚钱，我不是没想过，但我这人喜欢直来直去，不愿意脱裤子放屁。赚钱也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想试一试，自己到底有多大能耐，实在不行，找根绳子上吊算了。

这人已经疯了，起码也是半疯。方宏伟在心里说。但嘴上却说，好吧，你想做什么样的买卖？赵卫海说，无所谓，什么样的买卖都行，只要能赚钱。

方宏伟说：“这样吧，我帮你从口岸弄一批彩电。进口彩电的利润，目前大约是百分之一百。”

赵卫海笑了笑：“到了云南可能百分之一百都不止。不过，我可没钱付你的彩电款。”

方宏伟说：“我没让你现在付钱，等你赚了钱再付也不迟。否则还叫什么帮忙？”

但赵卫海并没有领他的情：“到底是一条战壕出来的战友，够意思。我不会让你为难，咱们现款现货。还记得七班长吗？”

方宏伟说：“差点杀了我那个？”

赵卫海点了点头：“是的，我帮过他一个小忙。他本来超龄了，但后来还是提了事务长。是我让我父亲直接给团里下的命令，他不是说举能不避嫌吗？我告诉他，那你就不拘一格，降一回人才吧。七班长是个人才，超期服役三年了，对部队是真有感情，你们把他提了吧。他现在在集团军后勤部，管着五个招待所，你要能弄到彩电，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带着钱飞过来。”

七班长已经是中校了。当兵十多年，前几年光当兵了，后几年因为赵副司令一句话，一年一个台阶就到了副团。军区撤消后，集团军占了军区的房子，军区下属的五个招待所也顺手接过来了。五个招待所中，有四个在市区，七班长用招待所自己赚的钱，改造成四个中档酒店，但却因为一直买不到标间用的彩电，影响了酒店开业。这时听说赵卫海从方宏伟那里搞到了进口彩电，坐上飞机当天就飞过来了。

方宏伟父亲又在白天鹅摆下酒席，接待儿子的生死战友。酒席上，方宏伟指着七班长，对父亲说：“就是他，我跟你们说过的，那个差点拿枪毙了我的七班长。”

七班长脸一红说：“那时候年轻不懂事，首长。多亏了卫海，要不就铸成大错了。”

方宏伟的父亲倒十分大度：“你一个新兵刚到前线，本来就应该虚心听取老同志的意见，人家在前面打了多少年了？你不但不听，反而瞎指挥，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换了我，也会一枪毙了你。”

赵卫海没想到的是，两年后，方宏伟的父亲竟调回了云南。这时，他已经是省内小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了。海南建省后，方宏伟跑到海南做了处长，他知道现在的赵卫海，已经不是当年跑到广东让他帮忙搞彩电的那个赵卫海了，他的资产，短短几年间就上了亿，就邀约赵卫海到海南做房地产生意。谁知，赵卫海却一口拒绝了，告诉他，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是指打仗。打仗可以，但兄弟之间不能做生意，道理很简单，我不想兄弟反目。这样吧，你如果手头缺钱，我可以借你。方宏伟听他说的也有道理，就说，好吧，你能借我多少？赵卫海说，这就看你需要多少了。方宏伟开口就要一个亿。赵卫海格噔都没打就说，行，你给我一个账号吧。

这个账号让方宏伟颇费了一番脑筋，熟人朋友都不行，别的什么人，又担心受骗。就在这时，他认识了下属公司的石磊。石磊不是本地人，而且最重要的是石磊是个诗人，这就让人比较放心了，诗人嘛，基本上是半个疯子，半疯，这就叫人比较放心了。于是，示意石磊辞掉工作，以他的名义开了一家公司，钱打入公司后，马上开张，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石磊既好酒又好色，方宏伟专门交代他的女秘书，凡是石磊提出的要求，一概给予满足。要让他乐不思蜀。这位女秘书是北京来的，花钱那就更简单了，除了有业务脱不开身，女秘书陪着石磊今天香港，明天澳门，尤其是石磊迷上了澳门赌场以后，更是不得了了。但问题是石磊这人太聪明，百家乐他看了几天就看出了门道，再加上有的是钱，看准机会下一把大注，反倒赢了不少钱。

这下玩得更开心了，除了酒色，现在又迷上了赌场，还能不开心？所以，当小宋告诉他，任家贵想请他回来，他才会说，给他一个省长他都不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