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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的治学路径

更新时间:2016-07-05

扬雄是汉代学术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耽于治学,“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1](2512),当时就有人称他为“西道孔子” [2](2562)。这样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应该是学术的中心,而诡异的是,他恰恰是在学术的边缘。首先是因为他的态度与世人迥异,世人都想当官,而他却是真的要做学问。班固说他“实好古而乐道” [1](2562)。其次,他的学问时人也不懂。扬雄为学,一不为章句,二不谈灾异,三不治礼仪,与汉儒学问格格不入,偏又仿《周易》著《太玄》、仿《论语》著《法言》,让时人炫目。刘歆读了《太玄》,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 [1](2563)扬雄只是一笑而过。

而今两千多年过去了,今人也难说就真的是理解了扬雄。王青在《扬雄评传》中开篇即讲说:“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卒于新王莽天凤五年(18)。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长河里,杨雄的理论给人一般的印象是模拟性强而独创性少。确实,杨雄最重要的理论著述和文学创作都是模仿的产物,他思想观念中的重要内容基本上都来自于前人已有的思想传统。”[3](1)两千年后专门研究扬雄的著作,还是说他两点:第一模拟性强,第二独创性少。这两点其实可以合为一点,就是扬雄的创作是“模仿的产物”。确实,提起扬雄,我们能记得住他的作品有《法言》、《太玄》等,但是很难一口就说出他有什么思想观点或是名言名句,这让扬雄研究者有些尴尬。但其实如果我们换个思路,正视扬雄及其学术,我们就会承认,扬雄对后世的影响,恰恰就在于他的模拟性,他的这个模拟的方式。

一、 明道、崇圣、尊经的治学路径

扬雄把他的学术建立在模拟圣人的基础之上,是因为他认准了这条路:圣人之道是绝对真理和终极指归,因而圣人就是绝对权威,圣人之言就是是非标准。因此他不仅行动上模拟圣人,理论上他也反复强调:明道、崇圣、宗经。

第一,明道。“道”在古人心中代表着绝对真理,但是早在先秦,它就有儒道之分,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儒家讲的“道”,往往是圣人之道,也就是自尧舜禹汤到周公孔子以来的君臣之道;道家讲的“道”,往往是自然之道,也就是天地无言自然而然以生万物之道。虽然两家各执一说,但都是治国之道,不过是方式不同:儒家欲通过周公之礼构建起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而道家则让君王别管这么多以便民间社会自由生长。

扬雄明确反对道家之道,弘扬儒家之道。一方面他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及搥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4](95)扬雄讲,老子说的自然之道,他还是有所吸收,但对于老子把自然哲学引申到人事伦理,得出抛弃仁义,灭绝礼学的观点,他是绝对不赞成的。另一方面他又说:“好尽其心于圣人之道者,君子也。”(《法言·寡见》)[4](176)那么何为“圣人之道”?他特意加以辨析:

或问“道”。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或曰:“可以适它与?”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法言·问道》)[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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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驾说者也,不在兹儒乎?(《学行》)[4](3)

明白了扬雄明道、崇圣、尊经的治学思路,再来理解扬雄的学术,也就容易入手。就扬雄的著作来看,他的学术活动是刻意采用模拟古人的方式。扬雄进入文坛,就是以摹仿,而非独创入手的。

结果表明使用本文的循环边界分析方法得到的程序循环下界“l”不大于程序实际迭代的次数,计算得到的循环上界“u”不小于程序的实际迭代次数。证明使用本文所述的循环边界分析方法得到的(l,u)可以作为有效的边界。从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

至于其他诸子的思想,他都加以批判。如法家,“申韩之术,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法言·问道》[4](114)又如道家、阴阳家:“或曰:‘庄周有取乎?’曰:‘少欲。’‘邹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义,衍无知于天地之间,虽邻不覿也。”(《法言·问道》[4](117)扬雄说庄子的清心寡欲可取,邹衍之自我持重可取,但是庄周无视君臣之尊卑,邹衍妄言天文地理,就算是和他们做邻居,也不会去见他们的。总之,在扬雄看来,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所持之道虽然也有治国之意,但皆非尧舜禹汤之道,因而非正道。“弃常珍而嗜乎异馔者,恶睹其识味也?委大圣而好乎诸子者,恶睹其识道也?”(《法言·吾子》)[4](38)扬雄说抛弃日常饮食而追求奇香异味,不算真正的知味;抛弃儒家学说而喜好诸子,也不是真正的明道。因此,“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是君子不取的,“君子正而不它”。

总之,综观扬雄的学术发展历程,从辞赋到学术,都是以模拟为主。早期辞赋在学习前人并试图超越前人中不自觉地就走上模拟的道路,但在后期扬雄否定辞赋之后,已通过自觉的反思,总结出明道、崇圣、宗经的治学路径,并加以阐发论证,用于创作实践,为后人如何治学指明了学术道路。明道、崇圣、宗经一直占据中国传统社会主流学术话语地位,成为中国学术生成的基本方式和路径,影响至今。

扬雄反复比喻,反复言说,仿佛都不足以形容圣人在他心中的崇高地位:

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法言·学行》)[4](12)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万物作类。人心其神矣乎?操则存,舍则仁。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圣人乎?圣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顺,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法言·问神》)[4](122)

圣人耳不顺乎非,口不肄乎善。贤者耳择口择,众人无择焉。或问“众人”?曰:“富、贵、生。”“贤者”?曰:“义。”“圣人”?曰:“神。”观乎贤人,则见众人;观乎圣人,则见贤人;观乎天地,则见圣人。(《法言·修身》)[4](82)

或曰:“圣人无益于庸也。”曰:“世人之益者,仓廪也,取之如单。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虽山川、丘陵、草木、鸟兽,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法言·五百》)[4](214-215)

扬雄以三进制替代二进制,从结构模式上他根本地改变了宇宙模式,但在思想学说、政治建构上又极力维护旧说,使得《太玄》本身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方、州、部、家的三元制设计不容于传统的二元系统,力图裨益《周易》的愿望落了空;另一方面,《太玄》试图自成体系却又无独创思想,没什么真正的学术价值。扬雄三进制的创新的背后没有制度创新、理论创新,那也就只能是一个空架子。难怪苏轼说:“扬雄好为艰深之文,以文浅易之说。”(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12](1652)徐复观先生也认为:“尽管《太玄》这一大系统,在知识上是虚假的,但他运思的既精且密,不是西方许多形而上学家中的本体论所能企及。所以不应因其知识的虚假性,而否定扬雄此一辛勤工作在思想史上的意义。”[9](305)

圣人如日月之明,如神明一般,取用不竭。圣人成神,圣人之言便是绝对的真理。“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法言·吾子》)[4](43)读书立说不以孔子之言为标的,那就没有意义。扬雄说:“大哉圣人,言之至也。开之,廓然见四海,闭之,閛然不睹墙之里。圣人之言,似于水火。或问水火。曰:水,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火,用之而弥明,宿之而弥壮。”(《法言·问道》)[4](96-98)圣人之言,普照四方,用之则明,不用则暗。水用之则深远,火用之则明壮,也就是万事万物都可以从圣人之言中获得益处。那么圣人之言在哪里呢?在经书之中。

第三,宗经。圣人虽然如日月,但毕竟已经远去。可是圣人的教诲却凝结在经书中流传下来。扬雄说:

[2] 桓谭.桓子新论[A]. 陈廷嘉,王同策,左振坤等校点.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后汉[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我们为什么要尊经崇圣?扬雄给出了他的解释。众言淆乱,是非难断,圣人是唯一的标准。“圣人之言,天也。”(《法言·五百》)[3](211)那么圣人不在怎么办,“在则人,亡则书”,所以我们要读圣人之书,也就是经。“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 [3](136)因为圣人已经不在了,所以经才是衡量一切书籍和言论的标准。只有读经才能达道:“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法言·吾子》)[3](38)

明道、崇圣、尊经,在扬雄看来是有严密内在逻辑性的真理之路。这条路并非扬雄独创,乃是暗伏在儒家思想之中,由荀子阐发而来。“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5](2467)孟子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5](2686)孔子以周公为圣人而追奉之,孟子又以孔子为圣人而追奉之。荀子则把这种追奉上升到理论高度:“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荀子·儒效》)[6](125)荀子把圣人形象得比喻为通往大道的管道,通俗易懂。只有通过圣人这根管道才能抵达大道,所以荀子专门有《劝学》一文讲怎样学习,那就是诵经学圣:“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劝学》)[6](8)

通过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可使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效益与旅游经济效益双赢,实现森林业旅游可持续发展。

1.2.1 对照组。入院时由责任护士以常规宣教模式进行宣教,包括饮食、出入量、用药注意事项、疾病相关知识等宣教内容。患者出院前,填写住院患者满意度调查及疾病相关知识问卷,并当面收回。

原道、崇圣、尊经之说在荀子已经初步成形,扬雄重新加以强调和论述还是有时代意义的。扬雄说:“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圣人曰:于道行与?众人曰:于禄殖与?”(《法言·五百》)[4](204)当儒术成为进身之阶梯,经学成为利禄之路途,政统成为道统之指针,儒学虽然大兴,但儒道却已迷失。扬雄重申尧舜文王之道,阐明为何要征圣宗经,是为迷失在利禄中的汉儒找回方向。后世刘勰深受扬雄的影响,在《文心雕龙》中以《原道》、《征圣》、《宗经》开篇,开宗明义,明确提出原道征圣宗经的学术研究方法论,使之成为中国学术话语基本的生成方式。

二、 扬雄辞赋写作方式

扬雄所讲的圣人,是儒家圣人,他以“尧、舜、文王者为正道”,也就是以尧舜文王等古之圣人传下来的道为正道,而“仲尼潜心于文王矣,达之。”(《法言·问神》)[4](120)那孔子潜心向文王学习的什么呢?“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法言·学行》)[4](12)原来孔子学的是“为王者事”。因此尧舜禹汤直至孔子,儒家学习传承的是为王之道、治国之道。所以,孔子之道乃是 “天之道”。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扬雄自序》)[7](407-408)扬雄好学亦好胜,心中有佩服之人,必学习之模仿之,“常拟之以为式”[7](407-408)。由此可见,扬雄早期创作就偏好翻用他人模式,并获得成功,因此他不由自主的走上了模拟之路。扬雄辞赋,名动文坛,他也因此离开巴蜀到了京城得到赏识做了黄门侍郎,但后来他却否定了自己的创作。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4](28)

扬雄否定辞赋,是因为辞赋“劝而不止”,其效用与圣人之道相差甚远。“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下》)[1](2555-2556)辞赋虽时人所好,但却无补于道,因此扬雄弃之,回到明道、崇圣、尊经的大道上来。

曲美他嗪是临床上常用的心血管药物,主要是通过改善细胞的能量代谢来起到保护细胞的作用,使离子泵维持正常的功能。曲美他嗪的作用效果非常快,在2 h内即达到血药浓度的峰值。给药后24~36 h可达到稳定的血药浓度。该研究比较140例冠心病合并心衰患者的临床治疗资料,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患者给予曲美他嗪治疗总有效率为 94.28%,高于对照组的77.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三、 《法言》、《太玄》略论

扬雄虽然弃置辞赋,转攻学术,但是仿相如而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的方法未变,只是摹仿对象再也不是文人,而是圣人,摹仿文本也不是辞赋,而是经书。“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潭以为绝伦。”(《汉书·扬雄传下》)[1](2562)

刘勰讲:“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文心雕龙·序志》)[8](461)马是指马融,曾注《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孝经》、三《礼》等经典;郑是马融的弟子郑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遍注群经,卓越众家,其注本为后世所宗。与扬雄相熟的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经籍,校对群书,重整六艺秩序,把《周易》排到六艺之首。由此可见汉人治学不可谓不崇圣尊经,但他们的基本路数是围绕着理解经典阐释经典展开的:逐字逐句,咀嚼圣人之言;分章论段,研判微言大义。扬雄偏是与众不同,不治章句之学,不通过注经解经来阐发圣人之言,他直接摹仿经典进行创作!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则述,其书则作。’”(《法言·问神》)[4](28)有人质问他,孔子都述而不作,你怎么敢作?扬雄辩解说书是创作,但转述的还是圣人之道。但其实从扬雄对圣人的模拟来说,自视甚高,他模拟圣人与他模拟司马相如的心态并无不同,是既崇敬之又试图超越之。

扬雄模拟圣人而作的潜台词就是,他已得圣人之道,因此他要用圣人之道来教育后世。《论语》是孔子言论集,扬雄也把自己的点滴感悟以这种模式记录下来,号之《法言》:“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扬雄自序》)[7](417)扬雄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认为诸子之言虽是小辩,但也能惑众破道,需要辨别之。因此,扬雄去除充斥时代的迂怪之言、不羁之说,以自己理解的孔子之思想、《五经》之精神为法绳来品评世道人物,并模仿《论语》之形式,撰写《法言》。《法言·吾子》云:“或问:公孙龙诡辞数万以为法,法与?曰:断木为棋,捥革为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4](37)万事皆有法则,但不是公孙龙诡辩所用之名家的法则,而是先王之法,也就是圣人之法。所谓“法言”,就是为言立法,“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如徐复观所说:“从全书来看,他之所谓法,是以孔子《五经》为中心所树立的作人与立言的标准。”[9](305)

为了保持网格的正确连接,应该重新生成网格或利用额外的连线重新组织这些具有共同边界的局部网格,但是这样造成大量的网格变动或者引入形态不佳的网格单元。例如,为使得图2(a)中的网格协调化,三角形单元1-2-5被分成3个子单元1-2-3,1-3-4和1-4-5。钝角三角形1-2-3不利于所形成矩阵的条件数和解的收敛性。图2(b)显示了在局部网格加密的情况下子区域中出现不协调网格的情形。图2(c)显示了单元类型不同的网格需要合并分析的情形。由于悬浮点的位置是随机的,往往不是等距分布,不能采用高阶单元或者Serendipity族单元处理。

扬雄摹仿《周易》作《太玄》,摹仿《论语》作《法言》,摹仿的是经典,尊崇的是圣人,弘扬的是圣人之道。他沿着圣人的轨迹,摹仿圣人的样式,不管讲得好不好,但也试图在圣人已没之后继续传讲圣人之道。

《太玄》虽玄,但与《周易》参看,就可见其摹仿《周易》之痕迹。《周易》传说伏羲创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每卦三爻,得三八二十四爻。文王重卦之后,八八重为六十四卦,得三百八十四爻。孔子释卦,增补十翼,得《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以阐发《周易》之思想。

扬雄则以一人之力创制《太玄》。卦画六爻,《玄》首四重,方、州、部、家以三进制推演出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八十一家即八十一首,每一首有首名,并用一条首辞阐释其大义。然后每首详解,一首九赞,得七百二十九赞,每赞各有一条赞词,一条测词。《易》有十翼辅之,《玄》有《首》、《冲》、《错》、《测》、《摛》、《莹》、《数》、《文》、《掜》、《图》、《告》十一篇论之。

上钢球夹紧装置主要由盖板、钢球安装座以及起拔油缸连接座等组成。钢球安装座中加工有分布均匀6条斜孔滚道,安装6个相同的钢球,钢球安装座通过六条内六角螺钉固定在起拔油缸连接座上,跟随起拔油缸连接座一起运动。盖板用于堵住钢球安装座上的滚道,防止钢球从上面掉出。钢球夹紧钻杆的夹紧力与钢球安装座中的钢球滚道与中心线的夹角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夹角不大于8°。钢球安装座中心孔的直径根据适配的钻杆外径设计,一般预留2 mm的间隙量,该间隙可以用于钻杆的导向和刮掉钻杆拔出时粘连在钻杆壁上的湿泥。钢球夹紧装置可适应一定直径范围的钻杆,能够拔起的最小钻杆为钢球滚道最低端的直径。

由此可见,扬雄之《太玄》确实是模拟《周易》,但独具匠心。《太玄·玄告》云:“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10](250)《太玄》以玄为一、阴阳为二、天地人为三,由老子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11](96)的思路出发以“三”为基数推演万物。《太玄》从小处讲,补充发展《周易》;从大处来说,它试图在《周易》的二进制基础之上推演出三进制的演绎体系,重构宇宙秩序的关系。《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5](78)自此后,天地阴阳、君臣尊卑,构成中国最基本的宇宙秩序及政治秩序。《太玄·玄图》云:“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也。”[10](247)《太玄》试图在《周易》阴阳二元论的基础上,加上“人”成为三元,在已然定型的宇宙系统中硬生生加入“人”的一环,变成天、地、人的演化模式。但这个模式所要论证的,仍然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道”,也就是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不平等乃天经地义的周公之道。

能够从目前文献中检索到的与瘦素相关的临床疾病大致有:肥胖症,肝病,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冠心病、高血压),妇产科相关疾病,生殖与肾损害有关的疾病,恶性肿瘤(宫颈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胃癌),艾滋病,OSAS(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白血病等。研究发现,瘦素与脂肪肝、肝炎、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等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有一定关系,并逐渐成为肝病研究的热点。

《太玄》是扬雄闭门造车、深思熟虑之作,其独创性就在于他的三进制的结构设计。但是,宇宙结构其实来自人间秩序,是人们为解释现实合理性而创造出来的宇宙模式。《周易》之乾坤两卦对应的不仅仅是天地阴阳,更重要的是君臣尊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上》)[5](75)因为天尊地卑,所以君尊臣卑;因为天永远在上地永远在下,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君臣之道永远不变,贵贱之位永远不变。扬雄也没想过否定君臣尊卑,只想“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太玄·玄告》)[10](252)然而在三进制的“天、地、人”之中,君在哪里?臣在哪里?人是成为了天地之心,但人间的秩序如何体现?扬雄模拟《周易》做《太玄》的时候,真的是没意识到《周易》背后的分量,他没有意识到宇宙构造是建立在政治构造基础之上的,政治构造不变,宇宙学说怎能变呢?而他自己是坚决拥护现行制度的,认为周公之制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阴以知臣,阳以知辟,君臣之道,万世不易。”(《太玄·常》)[10](121)

首先先根据题中给出的条件画出粒子在磁场中运动的轨迹草图。再根据所画的草图找到带电粒子在磁场中做圆周运动的圆心。一般分别做出进入和出磁场时的速度方向的垂线,两垂线的交点就是所找的圆心。然后再根据所学几何知识找到对应的直角三角形,求出半径。求出半径后,再依次求出所需要求的物理量。

由此,最终确定以下6个企业协调联动的关键影响因素:相互依赖与信任(IT)、不确定性(UC)、企业文化(EC)、信息沟通与共享(ICS)、利益分享(BS)、政策法律环境(PLE)。各因素对企业之间协调联动机制实施效果的影响最终通过战略目标(SO)和协调绩效(CP)指标来反映。

由《太玄》可见,明道崇圣宗经,既是扬雄成功之路,亦是扬雄失败之路。成功在于他在荀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套学术生成模式,这一套模式经过刘勰明确提出后,成为了后世学术话语生成方式。后世治学,虽然形式上不一定像扬雄一样仿制经书而作,但精神上都以明道崇圣宗经的学术之路为学术正宗。因此,桓谭说他“才智开通,能入圣道”(《桓子新论·闵友第十五》)[2](152),不虚也。

失败在于,明道崇圣宗经的话语生成方式,是以圣人之道为终极真理的仰望模式。既然真理已经被圣人所启明,后世只需要学习仰望圣人,那创新与突破在哪里?固化真理,崇拜圣人,膜拜经典,这个封闭的模式堵塞了后世的发展空间,凝固了后人的思想,包括扬雄的思想。扬雄用明道崇圣宗经构建起来的学术价值几何?扬雄一生,殚精竭思,勤于著述,“后人用覆酱瓿”[1](2563),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无物!悲哉!扬雄,有学术而无思想,精于技而拙于道,止步于匠人而无缘于大师。

第二,崇圣。扬雄以“尧、舜、文王者为正道”,也就是说尧舜文王的思想是绝对正确的。圣人之道的正确性依赖于圣人的绝对正确性,因此必然要崇圣。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撰.汉书·扬雄传下(全三册)[M].江建忠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018年年初,16岁华裔天才少女朱易夺得全美花滑锦标赛新人组女单冠军,超出第2名高达35分,成为令西方瞩目的新星。然而,她却毅然放弃在美国的发展机会,9月底加入中国国家队,成为偶像——“冰上蝴蝶”陈露的弟子,力争冲刺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祖国夺金。而在这背后,是“科学大神”父亲的梦想,一直在激励着她!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悬诸天,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或曰:“恶睹乎圣而折诸?”曰:“在则人,亡则书,其统一也。”(《法言·吾子》)[3](52)

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企业在发展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技术进步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也可以使得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好的发展前景是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的可靠保证。为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可以引进国内外专业人才,学习国内外先进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3] 王青.扬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纪国泰.《扬子法言》今读[M].成都:巴蜀书社,2010.

[5]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全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公安机构运用互联网等手段,与社会组织建立相互联系的紧密关系,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和声誉,以促进其顺利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活动。为深入践行群众路线,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公安机关应以公关活动为抓手,通过与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的沟通、交流和互动,建立和谐警民关系。通过“民警入户走访”“警方定期举办宣传、咨询活动”“建立警民网络交流平台”等方式,经常与社会组织沟通,了解社会组织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8]通过组织策划各种形式的公安系统公共关系活动,大大增强警民关系沟通,有效加强公安机关与社会组织的紧密联系,为构建和谐警察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奠定良好的沟通基础。

[7] [汉]扬雄著.扬雄集校注[M].张震泽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 [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译注[M].王运熙,周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0] [汉]扬雄撰.太玄集注[M].(宋)司马光集注,刘韶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11] [汉]河上公注.老子[M].严遵指归,(三国)王弼注,刘思禾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2] [宋]苏轼著.苏轼全集(全三册)[M].傅成,穆俦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王庆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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