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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的媒体实践与历史价值

更新时间:2016-07-05

《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这档近40年前的电视读报节目仍留给我们一些疑问:第一,作为另类媒体实践的典型代表,这档读报节目究竟另类在什么地方?第二,作为一名经常批评媒体的批判学者,席勒为什么会参与到这档电视节目中来?第三,这档读报节目背后的知识社会背景是什么?对我们当下的媒体实践能有什么启示?

一、以批评媒体为内容的媒体实践

《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是哈勒克在1981创办纸老虎电视台后播放的第一期系列节目。哈勒克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院的荣休教授,曾开设课程教授学生另类媒体实践和批判解构媒体等内容,她是美国独立媒体、社区媒体和独立纪录片最著名实践者之一,同时也是另类媒体深碟卫视(Deep Dish Satellite Network)的联合创始人。纸老虎电视台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公共电视台,主要靠一群志愿者来支撑节目制作,节目的选题和内容采用集体讨论和民主协商的方式来确定。“纸老虎”这个词也是中国革命话语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全球传播所影响的结果。在西方媒介史中,纸老虎电视台被当成另类媒体的代表,另类是指其资助方式不同于主流的以广告补贴为主的商业媒体;不认同通过过滤机制来制造共识的“客观性”原则;不采用科层制的媒体组织管理模式,而更加注重公共性、公益性、社区性、开放性和参与性。但是这里的另类媒体特征只是与主流媒体相比较的特征,另类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也不是谁必然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一种基于不同社会阶层和权力之间的相互斗争、相互补充和相互建构的关系。西方学界对另类媒体也有很多定义,纸老虎电视台更契合赵月枝对另类媒体的解读:把另类媒体定义为“提供主流辩论声音之外的其他激进意见”的“进步性”媒体,而“进步性”又“被定义为公平地分配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政治、文化项目”。把另类媒体看成是对资本主义传媒体系的挑战或者超越,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另类媒体,而不是打着另类旗号却被资本和商业所收编的另类媒体。

读《纽约时报》是席勒上传播理论课程之前习惯性的热身运动,哈勒克曾听过席勒的课程并钦佩他的洞见和幽默,因此打算把这个读报环节搬上电视。而席勒不仅在理论上对文化帝国主义、媒体的思想控制以及资本主义媒体体系提出批判,而且“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席勒也乐于支持另类媒体及另类媒体实践者对既有体系的反抗”。就这样,《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被搬上了荧屏。

治安法官的责权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嬗变,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既有责权削弱失落的时候,也有责权膨胀辉煌的时候。在19世纪改革后终于基本定型,成为现代英国治安法官责权的雏形。现代英国治安法官有权审理有关儿童、家事方面问题简单的民事案件,如有关从属关系、监护关系、批准结婚、收养、确认生父等,至于行政方面1888年以后治安法官几乎没有保留什么行政职责[7]86,主要是残留着颁发赌注、兵戈游戏、酒类许可证,处理社区收费(水、电、煤气)等执行。[1]69-70

《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经常使用长镜头,很少使用特效和字幕,与主流商业媒体的节目相比,显得另类和简单。成本低、风格不一和拍摄质量良莠不齐也是当时很多另类媒体的特点。例如在1981年11月4日的一期节目中,伴随着比·比·金(Be Be Kim)《不要对我说谎》的音乐背景,节目工作人员手拿卡纸,手工翻页提示着节目信息,之后席勒坐在镜头前,解读《纽约时报》报道哥伦比亚新闻背后的世界信息秩序问题。尽管制作相对粗糙,但是节目的内容却很深刻,镜头前的席勒神情严肃,他拿着《纽约时报》或者从《纽约时报》剪下的新闻或评论文章,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解读为什么选择《纽约时报》进行分析,《纽约时报》的各个版面的标题和内容背后究竟提示着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广告对于报纸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等。

腾讯娱乐发布的《最美乡村教师“皓艳敏”,一个谎言的诞生》一文认为该片篡改了“皓艳敏”事件的真相,将“一个被拐卖妇女的血泪史偷换成了大爱无疆的知识青年支教故事”,是一部充满谎言的故事片。[注]文潇潇:《最美乡村教师“皓艳敏”,一个谎言的诞生》, 腾讯娱乐-电影新闻,http://ent.qq.com/a/20150803/048322.htm。对影片的这种负面评价在舆论界具有代表性。在不少批评人士看来,《嫁给大山的女人》中的山菊虽然以皓艳敏为原型,但影片却有意无意歪曲了“皓艳敏事件”的真相。

在《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之前,哈勒克认为这个读报可以联系到“上世纪30年代纽约市长拉瓜迪亚在广播中读趣闻和70年代马特拉、多夫曼读唐老鸭”等伟大传统。在《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之后,纸老虎电视台在1985年录制了《南茜·佩卡姆读美国媒体中的尼加拉瓜》(Nancy Peckenham Reads The U.S.Press on Nicaragua)《简·弗朗哥读墨西哥小说》(Jean Franco Reads Mexican Novelas)《马克·克里斯宾·米勒读香烟广告》(MarcCrispinMillerReads Cigarette Ads)等节目,延续了这一解读媒体的传统。

二、启蒙受众反馈和表达观点的媒体实践

作为电视读报的早期形式,《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的实践也引发了学界对媒体反馈机制与媒体近用权的思考。从媒体技术演进的视角,有线电视的发展为另类媒体实践带来了可能,节目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影响范围大。罗慧曾经评价说:“纸老虎电视意识到这种非简单传递及复述性的另类读报是一种挑战主流商业媒体报道内容的可行方式,这类节目制作起来不仅成本低,并且能有效提升公众阅读报纸的批判识别能力。”在互联网普及之前,报纸、广播和电视的传播以面向受众的单向传播为主,相比于互联网,受众的反馈渠道比较有限,受众对媒体批评的声音更加有限。在这种背景之下,《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也代表了一种来自精英的反馈机制,是不同于主流媒体的另类声音,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而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另类媒体的这种实践也逐渐转向普通人,纸老虎电视台以及深碟卫视其后的节目尝试以普通人的视角去呈现普通人的生活,并探讨如何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传播制度。

晚上回到家,玉敏把杨律师找许沁的事说了。小虫把烟掐灭,踩在地上说,我早料到这女人不会配合的。玉敏说许沁态度很强硬,看来只有打官司了。小虫说打官司也未必管用的,杨律师不是说了,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照样白忙活。小虫摇头叹息。

三、倡导承担公共责任的媒体实践

②Richard Maxwell,Herbert Schiller,Lanham:Rowman&Littlefield,2003,p.58.

①Robert A.Hackett;Yuezhi Zhao,Sustaining democracy?: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objectivity,Toronto:GaramondPress,1998,p.209.

而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二战后所留下的以公共利益为原则的媒体管理规制的影响和人们对传播的近用权的争取也带来媒体资源分配的变化,社区媒体在传播空间和技术上得到一定的支持,以至于美国在1984年通过了《有线电视特许政策和传播法案》,要求有线电视运营企业给社区媒体留出频道并提供技术支持。媒体技术的提高和发展给更多普通民众发声的机会,但是民众争夺传播公地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批判学者和民众共同抗争的结果。《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在节目形式和内容上都为争取媒体近用权提供了典范。

四、批判知识分子的建设性媒体实践

由于席勒的批判思想,他经常被误解为“只批判,不建构”,但是《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却体现了席勒批判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统一。在该节目播出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式发生了转移,从引导受众甄别并选择优质信息转向对大众媒介制造虚假意识的批判。在上世纪70年代,被称为法兰克福第二代旗手的哈贝马斯更关注现代性社会理论问题,而席勒却坚持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学者对虚假意识形态的批判,上世纪80年代媒介素养教育的转型和席勒等学者的坚持是密不可分的。在《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节目中,席勒无疑是对其批判理念所进行的一次“现场办公”,用现实中的实例告诉受众如何用批判理论去解读媒介。

席勒的媒体实践对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有启示意义。在传播研究的流派划分中,席勒被划在“批判学派”的标签之下,而当一些学者也苛责“批判学派”只批判、不建构时,恰恰忽略了席勒所做的贡献。他的批判理论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他在二战之后参与美国主导的德国重建的经验之上,建立在倡导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斗争之上,建立在反对全球媒介工业的实践之上。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曾评价说,“席勒是行动主义者的典范”,他并不是一个囿于书斋的知识分子,而是在现有世界体系中想象新的秩序并付出行动的实践者,这一点也体现在席勒和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的分歧之上,在评价舒德森1986年《广告:艰难的说服》一书时,席勒认同舒德森对广告的批判,但同时也说舒德森是“对现状说抱歉,却袖手旁观的人”

席勒的遭遇又是让人唏嘘的,他因为“激进的批判思想”而长期处于美国主流传播学所主导的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著作的出版和教学科研资源的获得也一再受挫,在资本和权力所能触及的地方,席勒都受到排挤。如果把《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拒绝资助席勒出书对比来看的话,就能愈加感到席勒依靠电视媒体发出批判声音的重要意义。由于席勒的批判思想,《纽约时报》有不采访他的不成文规定,但是在席勒去世之后,《纽约时报》失去了一位忠实的读者和批评者,发了讣告来纪念席勒。

由图2可以直观地发现,在鱼粉粗蛋白质58%、粗灰分20%左右,鱼粉粗蛋白质含量分布和粗灰分含量分布出现交叉点。因此,可以大致判定为粗蛋白含量小于58%、粗灰分含量大于20%的鱼粉样本为鱼排粉。

结语

3)数据连接层:该层次将业务逻辑层的请求转换为HTTP请求与Web服务器交互,并获取结果返回给业务逻辑层。

《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并未留下太多资料,甚至在很多外国媒介史的资料和教科书里连名字都没有提到,但是作为电视读报节目的先驱,它仍然能给当下的媒体实践带来借鉴意义:它不仅给受众提供新闻,而且还由批判学者向受众解释谁生产了新闻,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它也不仅对报纸内容进行评论和反馈,而且还期望以这种手段启蒙受众去参与媒体内容生产,并想象一种更为民主的媒体制度;它还不仅批评广告背后的消费主义,而是要推动媒体履行社会责任和关心公共利益,避免媒体成为商业资本的工具。对于席勒来说,参与这次读报节目不仅仅是批判性的实践,也是建设性的实践,这为我们想象媒体的另外一种形式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样本。

注释

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在政府不得不留给社区媒体以频道和时间的同时,媒体也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转型,二战以后形成的以公共利益为主的媒体政策逐渐被媒体市场化的进程所取代,政府削减了对公共媒体的财政支持,同时对一些个人的电台和电视台进行管控,对此有学者评论到:“联邦电信委员会一方面挖空心思关闭类似的‘海盗式’电台,而另一方面却迅速批准垄断权力极大的媒体巨头一次次合并,真是发人深省。”在这种背景下,媒体对广告商的依赖越来越明显,媒体中的消费主义盛行,像席勒读到的《纽约时报》的周日版一样,在一堆重达3斤半的周日版报纸中,白酒、服饰、汽车、首饰和各种各样的奢侈品广告挤占了重要的新闻报道的内容,而在受众接受议程的“零和效果”背后,这些信息其实是企业巨头对于媒介公共空间的挤占。因此,富有批判精神的《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的实践也是罗慧所提到的“传播公地的重建”的一部分。

在《赫伯特·席勒读〈纽约时报〉》开播的1981年,席勒出版了第四本专著《天知道: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Knows:InformationintheAgeoftheFortune 500)。在书中,席勒一边批判美国的军事和工业精英所组成的利益团体,一边更加细致地分析了大公司利用和操纵媒体来实现其自身牟利的一面。在上世纪80年代,席勒更加关注“谁”的信息以及“信息为谁”的问题,他指出:“从古至今,信息的自由流动一直是一个迷思……谁筛选了信息以及信息代表谁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关系到哪个阶级在控制社会的问题。”只是和《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不同的是,在信息社会,席勒更细致地剖析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社会中商业资本对媒体公共性的侵占。在当时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之下,媒体的资本流动越来越多地被描述成单纯的商业行为,这使得商业资本对媒体的控制更加隐蔽;而在信息商业化的背景之下,信息成为获利的工具,与此密切相关的逻辑是信息工业并不生产不会获利的信息,而不会获利的信息往往又关系到在社会分层中被遗忘的阶层和因为不是广告目标而被商业媒体遗忘的角落,这导致传播公地被私人资本所挤占。

水资源论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其依托的《办法》目前还处在部门规章的级别,而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对于部门规章立法权限的限制,以及部门规章本身实施效力范围的局限性影响了水资源论证制度实施的法律效力。在制度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由于缺少专门的条例对其进行规定和规范,制度的效力不够,缺乏足够的约束,导致执法在范围、力度上受到限制。

③DeeDee Halleck,Hand-held Visions:The Impossible Possibilities of Community Media,NewYork:FordhamUniversityPress,2002,p.115.

席勒的勇气还在于他所批判的对象是社会既有权力的掌控者,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二十世纪的美国,来自军事、政治、商业的权威和权力已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络,而在这种权力网络影响下的学术生产并未给批判学者更多的话语空间。“站在与它对立的地位是麻烦的、困难的;或许甚至是危险的。即使在学术领域中存在小小的独立批评——纵然是小小的一点儿——也会很快被大公司和大学所形成的协议驳回。”资本在尝试压制和收编一切可能的反抗,而当时美国基于冷战思维的保守的意识形态也让批判学者从教职到论文出版等各方面面临困难。尽管深刻认识到美国的政治-军事-工业联合体对美国信息传播体系乃至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控制以及批判上述利益共同体所面临的阻力和风险,但是席勒相信知识劳工通过努力可以打破企业的“思想管理”和操纵,推动社会变革,而“指望公司来推动这种变革是不现实的”,读《纽约时报》本身也是席勒把自己当成知识劳工而进行实践的一部分,也是他对知识分子批判和改造社会使命的一种诠释。

④罗慧:《传播公地的重建:西方另类媒体与传播民主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⑤Herb Schiller,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Norwood,NJ:ABLEX publishing,1981,p.20.

⑥Edward S.Herman;Robert W.McChesney,The global media:the new missionaries of corporate capitalism,London:Cassell,1997,p.201.

⑦Vincent Mosco,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London:SAGE,2009,p.87.

⑧〔美〕舒德森:《新闻观的演进与美国传媒改革》,转引自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⑨〔美〕赫伯特·席勒,《信息为什么样的社会服务》,林珊摘译,《国际新闻界》1984年第3期,第18-21页。

⑩HerbSchiller,Themindmanagers,Boston:Beacon Press,1974,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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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洪谭
《北方传媒研究》 2018年第1期
《北方传媒研究》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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