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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的“美国故事”及其中国讲法——兼论传播理论的教学

更新时间:2016-07-05

从所谓“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看待文化或者知识的生产、流通、传播与接受,就是要将其“还原”到历史脉络之中,一面梳理周遭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对文化、知识的形塑作用,一面观察后者如何反过来参与到前者的形成过程之中。在这样的分析中,知识不再是某种所谓“普遍真理”,而是牢牢镶嵌于特定历史情境之中并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对于“传播学”知识史的考察,同样应该在这样的框架中进行。

一、“片面且不均衡”的传播学知识?

早在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传播学”的研究,以增进信息的积累,从而为传播政策提供帮助。然而在参与其中的传播学者哈洛伦看来,当时传播学所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信息缺乏。“从研究被定义、发起、支持和组织的方式,以及它被要求完成的任务(就说过去50年吧)来看,我们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未拥有充足信息的问题,而是在于我们所拥有的信息是片面且不均衡的。我们对世界某些部分的了解要比对其他部分的了解多得多;我们对传播过程某些方面的了解要比其他方面多得多,我们从某些价值立场做出的分析和解释要比从其他立场做出的多。”换言之,在哈洛伦看来,传播研究信息的缺乏,不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结构上的。即现有传播研究是在某种“片面且不均衡”的结构中展开的,意识不到这一点,则单纯研究数量上的累积,就不过是复制了这种结构及其背后的研究倾向和“价值立场”。

哈洛伦进一步解释说:“有许多因素决定可以进行哪种研究,并且更重要的是决定哪种研究不能进行。我们在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暗示了我们认为重要或成问题的东西是什么。它反映了我们的优先考虑、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关切。”也就是说,既有的传播研究范式,不仅规定了研究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规定了人们的提问方式。即在此一范式中,人们只可能从某些角度提出自以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一提问方式及其所提的问题,反映的正是“我们”的视野和关切。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谁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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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的研究和批判的研究》中,美国传播研究的先驱拉扎斯菲尔德将其所从事的强调经验、实证、量化和行为主义倾向的研究,称为“行政研究”,他明确指出:“在此类研究背后,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人或者机构出于特定目的在操作现代传播媒介这一工具。这里的目的可能是卖出商品,或者提升人口的文化水平,或者确保对政府政策的理解,但在所有情况下,对出于某种目的使用媒介的某人来说,研究的任务就是加深对于工具的理解,并由此便利对其的使用。”因此,“进行此类研究,意在为公共或私有性质的某类行政机构服务。”拉扎斯菲尔德说得清楚,以他为代表的美国传播学之所以关心某些问题、以某些方法来关心这些问题,是有其明确的“服务意识”和利益导向的。换言之,因为身处特定时空之中的“他们”,觉得这是需要关心的问题。

二、传播研究的“美国故事”

①〔英〕詹姆斯·D·哈洛伦:《大众传播研究的背景》,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吉特林此文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正面指出了美国传播学之“主导范式”并非“纯粹”“客观”的知识。特定个人(拉扎斯菲尔德)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倾向,与特定社会集团(美国政府和企业、财团)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目标之间的高度“契合”,才使得此类深具特殊性的传播研究,一变而成所谓“主导范式”。另一方面,吉特林也指出了此一“主导范式”对于研究所具有的某种“思想禁锢”作用,即前引哈洛伦的文章所提到的:提什么问题和不提什么问题,这往往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考量,而是与该范式的内在逻辑和意识形态指向密不可分。

从1980年代至今,中国的传播学已走过三十多年的道路。这三十多年,也是中国日益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过程之中,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深受其影响的三十多年。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全球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也日益深刻地框定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这样的“结构性位置”与政治生态、经济发展和文化创造之间,究竟存有怎样的关系,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传播研究的“美国故事”如何限制了我们的“传播学想象力”?又该如何在反躬自省之后讲出传播研究的“中国故事”?这些问题,当然也包含其中。很显然,对于有自信力的民族来说,这样的质疑和尝试,不仅应该,而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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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学故事的“中国讲法”如何可能

首先,如何将今日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传播研究加以“语境化”,即如何在研究和教学之中,将美国传播研究的具体知识“还原”到其所生长的具体时空背景之中,将知识“内部”的演进与“外部”诸因素之间的多重互动描述出来。依照这一思路,我们所应该重视的,就不仅是美国传播研究的具体知识,而更应该是促生这些知识的历史契机和地缘政治。因此简单地说,我们不仅需要知道美国传播研究都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成果,我们更应该追问,它为什么会去做这些工作?它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它问了哪些问题?它用什么方法去解答这些问题?它为什么要用这些方法来解答问题?它的研究工作有没有预想的“读者”?如果有,是谁?对于预想“读者”的预设,与它的研究选题和研究方法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关系?在它所关心的问题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提问可能?如果有,那么它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一旦将美国传播学加以“语境化”,我们便可看到其知识生产背后复杂的权力纠葛,从而不再视其为“纯粹”知识和普遍“真理”。

③Paul Felix Lazarsfeld,“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andCriticalCommunications Research”,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9,p.2-3.

回到哈洛伦的文章,在谈到当时的研究状况时,他指出:“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在理想状态下应该被视为有疑问的东西,被他们当作给定的,或者理所当然没有疑义的假设接受下来。”哈洛伦的文章发表于1981年,作为传播研究后发国的中国,这时正在大规模“与世界接轨”“学习世界先进经验”,而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一所谓“世界”,在当时的语境中更多就是指美国。那么,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之中,哈洛伦当年的“遗憾”,是否也应该为我们在今天重新理解传播研究的“美国故事”及其中国讲述,提供某些参照?

举例而言,此类历史书写中的一例,刚刚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即辛普森的《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在这本书中,辛普森广泛征引前面提及的各类材料,并得出结论说,“作为美国传播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效果研究’‘抽样技巧和问卷统计方法’‘扩散研究’‘两级传播’理论以及商业和公关领域的‘动机’研究等,其实都可以被归结为1945年到1960年间政府资助的心理战项目的遗产。”在这样一种历史解释中,传播学的所谓“知识”,便褪去了其自称的自主性和普遍性,而知识生产背后的权力运作,由此被暴露到前台。

这也就带出第二个问题,即我们如何理解中国传播研究的知识状况。很明显,从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开始引入至今,中国的传播学界,基本被美国传播学这一“主导范式”所左右。如果对于美国传播学的“语境化”,可以充分暴露其知识/权力关系,那么我们要问的是,此关系又是如何在进入中国学界的过程中,被掩盖、压抑下去的呢?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格局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又为美国传播学的引入,提供了怎样的框架和滤镜?初生期的中国传播研究,为什么与美国传播学一拍即合?除了单纯知识上的吸引之外,哪些外部力量介入到对于知识的选择之中?如何重新理解1980年代以来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制和知识走向,就成为当下中国的传播学界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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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何在具备将美国传播学和中国传播学加以“语境化”的基本自觉之后,一方面重新进入美国传播学的发展历史,去发掘并理解在既有历史叙述之中被压抑和遮蔽的可能性,比如“芝加哥学派”的传统、1930年代末对于“宣传”的不同理解和研究、拉扎斯菲尔德对于“媒介效果”的多样表述、1940年代默顿所做《大众劝服》研究之于“主导范式”之间的关系等,并由此重新勾画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的地图;一方面重新理解传播学研究所谓“三大学派”之间的关系—“经验学派”“批判学派”与“媒介环境学派”之间的差异,仅仅只是“知识”和“方法”上的吗?“知识”和“方法”的差异背后,是不是也存在从具体的时空背景之中衍生出来的不同的“问题意识”,因此也就存在不同的提问方式和解答路径?进而言之,因为诞生其中的“语境”不同,所谓“三大学派”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像今日主流传播学教材所呈现的那样,是各自谨守门户、彼此相安无事?还是说,他们之间其实存有激烈的论辩和交锋,甚至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不同很难在庸俗辩证法的意义上互相“取长补短”?而这样的知识梳理,也就涉及最为关键的问题,即今天中国的传播学界,如何在重新勾画传播学理论和研究的地图之后,对自身的提问方式、解答进路以及最为重要的“问题意识”做出深刻反省,从而真正搞清楚什么是自己应该关心的问题、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关心这些问题,由此开始从传播研究的“美国故事”中走出,并尝试讲出传播研究的“中国故事”。

结语

顺着吉特林的思路,深挖美国传播研究与官方和财团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正构成了其后部分学者“重写”美国传播史的基本方向。据研究者介绍,“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新的、成长中的批判性历史,开始侵蚀已被接受的叙述。这些刺人的、带有揭穿性质的历史,用强劲的外部论思路,取代了旧版本的内部论方法和进步叙事。这群‘新历史学者’利用了洛克菲勒基金档案、包括威尔伯·施拉姆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内的战后关键人物的档案和书信、来自于国家档案馆的各类材料和受《信息自由法案》保护的文档,从而构建出关于传播研究之起源的别样叙述。这一叙述,强调的是洛克菲勒、军队、中情局和国务院基金所扮演的制约性角色,以及未来的传播学者们紧密的人际网络,当他们在战争期间共同被政府雇佣为国内或海外的宣传员时,其人际网络就开始有所交集。”这种传播研究新史的写法,就在于打破既有历史书写关于传播学学科“自然生长”的某种本质主义描述,并一一揭示出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对于传播研究进程积极且强势的“干预”和“介入”。所以简单地说,此类研究进一步证明,美国传播研究之所以呈现出今天的样貌,这并非学科“内部”发展的某种“必然”:相反,如果没有一系列“外部”因素在特定时刻染指其中,它会不会长成今天这样,其实还很难说。

注释

在这样的背景中再来看哈洛伦的论述,我们即可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既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传播研究存有严重的内部缺陷和局限,换言之,他的“美国特性”愈发成为需要被指认和警惕的对象。而事实上,对于具有特定时空背景的传播研究“美国故事”的分析和批判,一直以来都是传播研究中的一股暗流。比如,美国学者托德·吉特林写于1978年的《媒介研究:主导范式》堪称这方面的奠基之作,在文中,他对以拉扎斯菲尔德的《人际影响》为代表的所谓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进行了批判。吉特林尖锐地指出:“通过对‘态度’方面效果的强调并对‘行为’做出微观的界定,该领域便明显疏于处理此一事实的重要意义,即大众广播电视首先是存在于某一企业之中,并处于某种程度的国家规范之下的……谁需要广播电视,目的何在?大众广播电视导致了什么样的机构样貌,那些正在运作的机构—政治、家庭、学校、体育,在结构、目标、社会意义方面发生了改变,它们又是如何重返广播电视之中去型塑其产品的?广播电视的流行,如何改变了政治举动、政治生活、希望、期待的肌理?它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如何?哪些流行的认识论在广电体系中大行其道?在任何一天,某些阶序深入亿万起居室之中这样的常规行为,是如何影响了共同语言和概念及象征的?该领域避开了这些问题,并且将现存的机构秩序视为理所当然,这样,它也就避开了这样一些极具价值的根本性问题:现存的电视机构是满足了人类需要和社会利益呢,还是使人们更加失望?”

1.2 家庭农场在现代农业生产的优势 家庭农场的内在市场化运作方式和家庭经营的稳定性决定了在市场经济下有较高的竞争力,在发达国家,以家庭农场为经营方式的已存在近200年,今天依然为农业的最重要经营方式。我国家庭农场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保留了家庭承包经营的稳定性特点,同时又吸纳了现代农业市场化运作方式,其优势有以下几点。

②〔英〕詹姆斯·D·哈洛伦:《大众传播研究的背景》,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笔者以为,今日中国的传播研究和教学,必须对下列问题展开严肃的思考和实践:

④Paul Felix Lazarsfeld,“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andCriticalCommunications Research”,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9,p.8.

⑤Todd Gitlin,“Media Sociology:The Dominant Paradigm”,Theory and Society,Vol.6,No.2(Sep.1978).

由于太阳辐射的波动,斯特林发动机也必须在变负载的条件下运行。对于具有不同工作温度的四缸斯特林发动机,其效率变化根据SELCHUK等[9]给出公式计算。

⑥Jefferson Pooley,“The New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The History ofMediaandCommunicationResearch:ContestedMemories,editedbyDavidParkand JeffersonPooley,NewYork:PeterLang,2008,pp.47-48.

从图5可以看出,网络信息行为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从信息需求、网络环境、信息服务、影响因素等关键词的时间分布可以体现;研究对象不断细化,从图书馆、大学生、虚拟社区、高校图书馆等词的时空分布可以体现;研究方法不断增多,定量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深度不断拓展。从表7可以看出,网络信息行为领域的突发词有网络环境、用户研究、网络,中心性较高的节点有 信息行为、影响因素、网络信息行为、图书馆、信息服务等。中心性越高,说明这些节点在关键词时区视图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是学者们研究热点、研究前沿的重要体现。

⑦辛普森:《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⑧詹姆斯·D·哈洛伦:《大众传播研究的背景》,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朱杰
《北方传媒研究》 2018年第1期
《北方传媒研究》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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