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启蒙与“现代性”的悖论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首要历史任务，转变为摧毁封建专制与伦理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与新的社会伦理秩序，并获得民族的独立与发展，因之，需要以自由、民主和平等为核心的理性精神和启蒙主义构成近代革命的思想基础。自“文学革命”以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等知识分子，提出“启蒙”与“救亡”的任务，探究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失败原因，提出“思想革命”的主张，意欲改造国民使其普遍具有民主与科学精神。李泽厚就认为，中国近代先进哲学思想的总趋势和特点，是辩证观念的丰富，是对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寻求和解说，是对封建主义正统唯心主义的对抗和斗争……[1]126并且“启蒙”逐渐压倒“救亡”，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

可以说，近代启蒙知识分子，以“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为主题开展思想文化启蒙，但“启蒙”却因其自身的特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来源的阶级性和理论研究范式的“他者化”与“殖民化”，而使中国陷入了西方“现代化”的囹圄。其中，作为中国启蒙先锋的鲁迅，其批判思想的建构过程及内在矛盾，就深刻地体现了现代中国与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历史冲突与思想复杂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为主题开展的启蒙运动，在中国的语境中携带着自身的社会、文化问题，并被表之以特定的言说方式。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启蒙学者，把“天赋”理念和“理性主义”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人类社会受到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理性原则主宰[2]54，而鲁迅反对“众治”“大群”，认为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将“灭人之自我”，他的“国民性批判”和自我审视，都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主体性的基础之上。

7）用于腹腔或消化道出血血管介入治疗使用微钢圈属于弱铁磁性，与MRI兼容。但MRI检查，在植入部位及附近行可能产生伪影，影响图像质量。

鲁迅的反思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理念上，还有一种以东西二元对立为思维方式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是“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和救亡工程”[3]3，而鲁迅虽是启蒙先觉者的代表人物，但其辩证否定的思维方式，对于启蒙、启蒙者、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启蒙者与民众的关系等等，都保持着怀疑主义者的警惕和个人主义者的清醒自觉。

“国民性批判”对于追求理性主义的启蒙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启蒙效果也可谓如醍醐灌顶，但“国民性批判”自身的话语方式与视角也值得反思。“国民性”一词，最早来源于日本学者对“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意译，他们借鉴了中国心性之学的语词背景，即透过现象和特征的描述指向心性的深处，后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日本学者的这一翻译和西方、日本对“国民性”的批判性阐释，却并未意识到原义与意译的差距以及批评阐释策略的“他者化”视角和批评的“殖民化”意味。

二、反思“国民性批判”与“人的文学”

启蒙者之所以留有一些偶像崇拜或欧化恐惧的心理，最终根源在于，其心理上潜藏的对旧文化传统的眷恋性与保守性，这是由旧文化传统染的“毒气和鬼气”。[7]206-207启蒙者表现出的既想“革新”，又想“复古”的民族精神与心理上的弊病，被称为“二重思想”。而鲁迅在解剖自己思想存在的旧文化遗毒时，就提出改革者对自身所处位置的审视问题，他认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写在〈坟〉后面》)“中间物”的观点，说明任何人都不是完人，不是救世主。这是他从进化论思想出发反思“五四”前后自己的思想特征而做的论断，他承认任何变革的先觉者都是一种过渡形态的存在。这一观念揭示了启蒙者本体存在的“二重思想”的更深层根源。

这种“启蒙”导致的追逐西方“现代性”与陷入“现代性”囹圄的悖论，是中国社会百年的文化症候，因此笔者认为，从作为启蒙者与“反抗绝望”的革命者的鲁迅之思想复杂性上，借鉴具有辩证思维特质的决战精神和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为中国当代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从表面来看“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分为各种流派，鲁迅反对“同是者是，独是者非”，而所谓平等原则，不过是牺牲少数明哲之士以低就凡庸的大多数，势必会引发社会退步。因此，他对民主政治和自由平等原则的否定，是以“我”的名义做出的，个体、个性构成了内在的原则，与之相对应，鲁迅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批判，也是以个体的主观精神自由为出发点，个体的意志和主观性被上升到世界本体的崇高位置并成为重要的批判准则。鲁迅的“主观主义”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以主体意志作为衡量准则，将其作为面对现实世界、现存秩序以及伦理体系的最高标准；第二层，是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中，以精神作为本体，从而把精神作为人的真正本性而与物质文明相分离并对立起来。[2]54-59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人的文学”，是在尊重个人和“个人主义”的前提基础上展开阐释的，他最早在《文化偏至论》中阐释了“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这是鲁迅早期个性文化架构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兴起于“抗俗”，主张“声发自心，朕归于我”[9]24，充分尊重个体生命的自由意志。在《文化偏至论》中，他鲜明地提出了“立人”思想：一国的强弱，“根柢在立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并且“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里清楚地说明了鲁迅所追求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对鲁迅来说，“人立”是“国立”的前提，也是其归宿。“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鲁迅思考问题的基本前提。

除此之外，“国民性”话语的阶级性，也体现出文化霸权的殖民性。“国民性”概念普遍流行于19世纪欧洲的种族主义理论中，西方研究东方“国民性”时所依据的各种理论，一直就为西方建构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并为西方进行殖民征服提供理论依据。[6]9-10所谓“国民性”即“民族性”，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概念，因此其思想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为基础的，因为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超阶级的国民性也是不存在的。[7]210-211所以，当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在批判国民性时，容易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特殊政治、历史和文化特质，陷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思维陷阱，所谓“国民性”，其中确实具备东西方比较而暴露出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性，但更多的则是被忽略的西方殖民化、他者化的文化霸权。

由于市面上的Ag/AgCl电极只适用于常温水溶液体系，电解钛实验需要在高温熔盐体系中进行，所以需要自制适合钛电解熔盐体系的Ag/AgCl参比电极。

鲁迅把阿Q、狂人、孔乙己和其他“小人物”作为文艺创作和哲学思考的主要客体，由于他对西方“国民性批判”的他者化视角的清醒意识，使其避免了民族主义的偏颇，不至于在批判的单向度视角中，成为其启蒙对象的对立面。由于他以“个人主义”为前提，分析、阐释“国民”、民众或大众及其特性，因此可以避免绝大多数启蒙知识分子对于蒙昧的启蒙对象的他者化视角和二元对立的狭隘立场。关于国民和民众，鲁迅早已清醒地意识到，所谓“国民”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1925年鲁迅在《春末闲谈》《灯下漫笔》等杂文中，形象地说明了“国民”并不是一个不分阶级的整体，而存在着“治者与被治者”“阔人与窄人”“主奴、上下、贵贱”的区别。因此可以说，民众有时即便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其主体性也尚未自觉或完整，有时作为整体，则可能因缺乏主体性而成为鲁迅所谓的“无物之阵”，变为启蒙者的巨大障碍。

有关人、群众、个人主义和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还要继续探讨“人的文学”及其反思。新文学的启蒙先驱者，对传统文学及文学观的批判，发现了“中国人从来没有人的观念”(周作人语)，与西方文学相比旧文学及其观念的非人化更为明显，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人认识人，认识自己，启蒙的问题就这样被提了出来。并且，启发国民心理与改造国民灵魂，最有力的工具“当首推文艺”，因此“人的文学”就成为启蒙文学观最显著的标志和理论展开前提。新文学先驱是在对人的全面认识中展开“人的文学”理论的，对人的全面认识，即把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来全面把握，其直观抽象就是“灵与肉”的统一。“人的文学”观所具有的启蒙性质在于，它更注意文学与人的直接关系，即文学与人的解放而相对忽略文学与人的直接关系，即人的解放和人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建构，更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而不太驻足于文学的美学意义。[8]33

关于国民和人，鲁迅自觉站在被压迫群众一边，“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其前，必哀悲而疾视，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摩罗诗力说》)，并且他是以“个人主义”来阐释“国民性批判”和“人的文学”的。

三、反思“国民”“庸众”与“个人主义”的悖论

鲁迅确实借鉴了美、日学者对中国“国民性”研究的部分结论，但完全反对国民性批判的方法论，质疑其“他者化”与“殖民化”。“国民性批判”是站在优势立场，对“他者”进行抽象、静态、细节和现象的研究，由于不愿反省其自我优越感，又容易将这种研究定性为终极结论，因此很难深入体察研究对象的整体与内心，从研究客体的角度说，“国民性”就是一种“被他者化”的过程。

鲁迅作为“国民性批判”的代表，也与其他启蒙批判者一样，将民族性格与社会伦理文化、封建政治制度相联系。他抨击社会丑恶现象并未停留在表面，而是致力于揭露背后的国民性特质，并指出历史与现实的专制主义统治，不仅包括暴君的专制，还有愚民的专制，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他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通过奴才和聪明人的关系，揭示了一种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奴役关系——“主奴模式”，即在意识不到自己是奴才并以一切人为奴才的社会里，“奴才”是奴才，“聪明人”和“主人”也是奴才，甚至“傻子”也是奴才。由这种“主奴模式”所构成的人间秩序，是一个停滞、循环的，永远也没有真正的发展和进步的社会秩序。[4]163-165而《狂人日记》揭示了“吃人”“以他人为饵食而肥自己”的生存状态，所谓“吃人”，是他对中国旧社会的总体印象，这与“家族制度”“礼教”在社会中所占据的总体意味相对应。[5]15-16

并且，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人的文学”，并非仅仅尊重从“个人”出发的国民和民众，而且他还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写在〈坟〉后面》)这说明鲁迅的国民性话语是一种自我在场的启蒙话语。因此他一直关注个人与庸众的对立，从未放松对民众尤其是“庸众”的强烈批判，并且在这种清醒的批判中，不无深意地表达了对于绝望的省察。那些鲁迅作品中的路人和看客，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我之节烈观》)，形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不仅扼杀“这样的战士”，而且宣告了现代中国启蒙和启蒙者的悲哀，由此他呼告：“‘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随感录三十八》)。

鲁迅尊崇不合众嚣、独具我见的个性主义，向庸众及其传统举起投枪。“五四”文学革命者之所以提倡人性解放，从根本上说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意识影响下构建成的具有现代主体精神的人，是对扼杀人的主体性、漠视人的主体价值的“吃人的”文化所进行的革命性反击。[10]

如果说《科学教篇》等文中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使得鲁迅对完美人性持信任态度，那么在《文化偏至论》中，他已对“知感两性，圆满无问”的“具足调协”之“全人”持悲观看法。而居于他的意识中心的，是人的主体性的建立及其与人类解放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主体性思想基础上的批判理论。[2]61-63

从理论层面来看，鲁迅的“立人”思想已超越了启蒙思想，这就是鲁迅批判思想一个特点，即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自身的怀疑。[2]64-65他以“我”的名义对政治制度、精神原则的批判，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深刻的怀疑主义精神，这种“怀疑”类似于18世纪启蒙学者对宗教和封建专制的批判，它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除了思维理性的实在性之外，其他的一切存在都是可怀疑的。[11]因此，当鲁迅以“我”的名义对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原则与物质文明提出抗议时，其思维方式的“怀疑主义”，已超越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毋宁说这是对启蒙理性主义的反思。由此可见，鲁迅文化哲学的构建中的“现代主义的反现代”色彩，在许多方面构成对理性主义哲学的挑战。

如乐善秦腔表演中的秦剧《下河东·赶驾》中赵匡胤的大段唱腔：“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祖，把一个真天子昼夜巡营，黄金铠每日里将王困定，可怜王黄骠马未解鞍笼，王登基二十载干戈未尽，手提上盘龙棍东打西征，五王八侯都丧命，朝廊里无人来领兵，——在河东王哭的珠泪倾，是何人又来统领兵。”这段唱词不仅反映了宋朝重文轻武的事实，这还唱出了天子因错用人，致使先行丧命，而朝中无人挂帅，自己亲自领兵昼夜巡营的痛苦心情。

本文从Al掺杂的HfO2高k材料的集成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不同环境(N2和O2)和不同退火温度(450 ℃、550 ℃、650 ℃和700 ℃)的PDA工艺对Al掺杂HfO2栅介质MOS电容的EOT、Vfb和Ig等电学特性的影响,实现了Al掺杂HfO2栅介质材料的工艺优化。

四、反思启蒙、启蒙者与民众诸关系

启蒙是启发蒙昧，是事关民族独立与人民觉醒的百年大业，毋宁说鲁迅心目中的启蒙，是在主体性建构的基础上形成民众的独立主体，以此改造“国民劣根性”。因此，启蒙不仅“路漫漫其修远兮”，而且启蒙自身的复杂性与悖论也在实践中愈加显现出来。

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与立场问题。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小说，通过描写“五四”前后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们，冲破传统思想樊篱而又颓然回归的幽暗心理，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启蒙与革命实践中的怀疑与郁闷。1927年前后他感慨道:“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的了。”(《答有恒先生》) 并且，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造就出的启蒙先觉者，也在反传统的实践中暴露了自身的文化心理惰性，变革的推动者本身就存在着阻碍变革的因素。而由于启蒙知识分子的地位，使其心理惰性的阻力作用被放大化，并且这种心理因素又常被自居先进的优越感所遮蔽，不易被觉察，人们的心理还残留着神化自己和神化别人的惰性力量。

“国民性改造”和“人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启蒙主题，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民众启蒙和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两大主题也隐匿着一定的片面性的弊端，而鲁迅关于这两大主题的激进演绎与思想纠葛，却显露出他辩证思想的繁复性。

4)为了减少对一般敏感负荷和敏感负荷的影响，希望将短时停电控制为瞬间中断的停电事件，所以重合闸时间不应超过3 s，建议整定为2.5 s较为合适。

然而，设备间的相对移动也增加了充电过程的复杂度，出现了诸如充电连续性差、充电中断等问题[5]。因此，针对系统性能问题，本文建立了基于波束成形的一对一动态无线充电系统的充电过程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离散时间马尔科夫链（DTMC，Discrete Time Markov Chain）的系统性能评估方法。

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是传统秩序的反叛者和游离者，对于他们来说，“传统”从两方面使其处于“奴隶的时代”，一是从外部社会组织制度上对生命进行残害，它是由专制政治和伦理纲常构成的、建立在非人基础上的器物层面的社会体系和统治体系；二是“非人化”观念，内化于个体生命后形成的种种心理——精神的规训体系。传统以这两种方式，体现出坚不可摧而又有无所不在的渗透性，身处其间的知识者却只是历史的“中间物”和“孤独者”。所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往往在绝望与反抗绝望之间震荡、徘徊。[10]

其次，除了启蒙者与启蒙的关系，启蒙实践中还暴露出启蒙者与民众关系的复杂性。关于这一问题，鲁迅试图改写传统士大夫与民众的关系，他不满于让民众做“名义上的主人”和“自己来做专权的诸葛亮”，而要让“四万万阿斗做真正的主人”。[12]他主张启蒙者的“先觉之声”，希望能够“致吾人于善美刚健”的“至诚之声”，这使鲁迅虽并没有完全摆脱启蒙主义的立场，但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恩赐革命”的“愚民政策”比较起来，则带有更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特征。

鲁迅的创作关注那些无名或有名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封建社会的一般社会关系的性质与面貌，正是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把小说中的个别事件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从而获得概括整个封建社会的典型性力量。[13]68但是独异个人与庸众的相对及其冲突，却成为“野草”时期的重要文本“原型”。其中《复仇》是由两个互相对立的象征性意象构成的，裸身男女的意象是觉醒先驱者的象征，而那些“要鉴赏这拥抱或杀戮”的路人们，则可理解为一群“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是欣赏残酷与表演的看客。[14]282并且“民众”作为一种常态，已成为一股外在于自我的异己力量，构成了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无孔不入、难以挣脱的强大现实力量，它恰如一条锁链扼塞了一切新生力量。鲁迅所谓的“杀人团”，就是先觉者体受到的“无物之阵”。

鲁迅以一种冷然无情的态度向社会和民众“复仇”，这种决绝的“复仇”背后潜藏着难言的痛苦和孤寂，进而是对自我力量产生的深刻怀疑。“复仇”俨然成为是一种“自残式”的选择，这纯然是一种鲁迅式的“复仇”，在这种决绝的“复仇”中深藏着“悲悯”的因素，即鲁迅的复仇起因于悲悯的情感，“怒其不争”是因为他“哀其不幸”。[4]54在这种决战的孤独感中透露出“无治的”个人主义色彩，鲁迅对此予以警惕，说这“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他在《复仇(其二)》中又借用“耶稣的受难”意象，其指向却在审视观照自我。柏格森指出：“在我们对别人所抱的同情中，恐惧也许是不可忽视的，然而这毕竟是怜悯的低级形式。真正的怜悯不只是畏惧痛苦，而且更希望去经受这种痛苦。……因此，怜悯的实质是自谦的需要，是与别人同患难的强烈愿望。”[15]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作者选取了具有血缘关系的象征性意象，而且在“老妇人”决绝的复仇中爱与憎又无法断然分离，是纠葛交汇的统一体。由此可见，“子女”不是某种社会群体的具体所指，实质上已转化为一种由历史传统和现实关系所组成的社会力量，是与鲁迅为代表的先驱者形成对立的异己力量的象征性揭示。它是鲁迅等一代先驱知识分子所无法回避、必须时时面对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却也是进行一切社会变革的现实基础和具体对象。[4]129-130

2.2.3 气体熏蒸处理 气体熏蒸是利用具有杀菌作用的气体来处理果蔬以延长果蔬的保鲜期的方法。目前报道的熏蒸气体有一氧化氮、一氧化二氮、臭氧和氯气等。一氧化氮在果蔬防腐保鲜过程中，主要能够抑制果蔬内源乙烯的合成和病原菌的生长，从而达到防腐保鲜的目的。杨虎清等[23]采用不同浓度的硝普纳(SNP)释放的一氧化氮对杨梅果实进行处理， 发现采用25 μmol/L SNP释放一氧化氮处理效果最好，可以明显降低杨梅果实贮藏期间的腐烂率，并可以提高SOD、CAT和POD等酶的活性。

但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对立，会使启蒙者的启蒙功亏一篑，因此鲁迅又怀疑自己向民众的“复仇”不过是愤激之谈而已，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倾向，所以他在“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

五、撒旦式的“任个人”与历史的“中间物”

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先驱者是寻求理性的，之后启蒙者的身份逐渐由贵族变成平民，“人”也就逐渐演变为“人民”，由抽象的“人”变为复数的“人”。但鲁迅却没有先驱们的这份信心，他的感受习惯使他不相信复数的“人民”，因为他从阿Q们身上看到不是理性而是奴性，他本能地从辩证的角度思考问题，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不是人而是魔。他在这时候把个人和撒旦等同起来，说明他已经敏感到自己不但必然是先驱，而且多半也是牺牲。他只能找到这种散发着撒旦气味的“任个人”思想。[16]11-13

“一切都是中间物”的观点也成为他牺牲的依据，他看到启蒙者自身显露出来的弊端，看到民众对启蒙者的对立态度，内心的失望就迅速扩展并引发深刻的怀疑。到20世纪30年代，更发展为所谓的“横战”，这种孤立感是滋生“鬼气”的真正温床，而憎恨黑暗的基本心理情绪是鲁迅压制“鬼气”的主要支撑，并生发出“绝望的抗战”精神。

鲁迅虽然以“独战”自解，但毕竟生长在崇尚济世精神的土地上，并以启蒙者和革命者作为其市民，因此要除去自身的“鬼气”。因此，鲁迅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为构建主体性而与帝国主义文化、本国传统文化殊死搏斗到痛苦、绝望却又绝不妥协的精神。绝望在行进于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显现，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把它作为状态来看是绝望，而作为运动就成为抵抗。人的主体意识就产生于抵抗，抵抗旧日之“我”，抵抗新的“他者”，这种在不断的抵抗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是竹内好所认同的鲁迅/中国现代化模式，他称之为“回心”，也即“转向”的反面。“回心”有两个关键点:其一，它是一种朝向文化内部的否定力量，“是对于自身的一种否定性的固守与重造”；其二，它“是主体在他者中的自我选择”，在挣扎中保存自我以执着于自我的方式进行改变。也就是说，任何来自外部的否定，如果不能转化为自我否定，任何他者提供的契机，如果不能转化为自主选择，都无法形成真正的主体。[17]

有人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去台北跨一次年。”没错，和众人一起欢呼、共赏绝世美景的体验，一定是在KTV包厢里欢聚，或宅在家里看跨年晚会所不能比拟的。这个春节，就来台北，让自己和家人平淡的日子彻底绽放一次吧。

人的主体性是在抵抗与搏斗中产生的，鲁迅身上生发出来的“个人主义”以及为构建国民和自我的主体性而进行的抗战，正是中国文化启蒙和思想革命的重要参照。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4]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丸尾常喜.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M].秦弓，孙丽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郜元宝.鲁迅六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孙玉石.荒野过客：鲁迅精神世界探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

[8]许祖华.五四文学思想论[M].武汉：湖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9]鲁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王金胜.“五四”启蒙传统的回归与重构[J].社会科学论坛，2012(6):179-187.

[11]黎红雷.中法启蒙哲学之比较[J].哲学研究,1987(5):65-72.

[12]罗岗.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67-73.

[13]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钱理群.与鲁迅相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15]H·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M].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6]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7]吴娱玉.詹姆逊“民族寓言”说之再检讨[J].中国比较文学，2016(4):18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