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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媒体研究进展——基于2011—2016年SSCI传播学期刊的内容分析

更新时间:2016-07-05

1 引 言

近年来,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作为一类新兴媒体形态,在人们的人际交流、社会交往,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中占据了越来越显著的地位,也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一项热门话题。在应用方面,层出不穷的社会化媒体网站、工具、应用与服务渗透了社会的各个层次,在微观上持续不断地对人类的行为认知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宏观上,则改变了人与人相互联系的方式、信息与数据组织和传递的方式,乃至在更大意义上使整体的媒体、文化和社会生态也发生变化。

1.2.3 结果验证 NIPT结果提示低风险的孕妇定期常规产检;提示为高风险的孕妇,建议进一步行羊水或脐血穿刺,通过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检验NIPT结果的准确性。

“社会化媒体”的概念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渐明晰和扩张的过程。早先研究往往把社会化媒体视为一系列互联网应用[1],与“社交媒体服务(SNS,Social Network Sites/ Social Network Services)”之间的关系和区别还处于模糊状态[2],后者被界定为“让用户能够在其中建立、维持、展示个人社交网络的网络服务” [3],强调的是社交媒体对于个体社交关系的效用,而伴随着网络应用不断迭代,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些新兴媒体在社交关系之外对社会生活具有的其他深层次影响,这也使“社会化媒体”的概念与“社交媒体”逐渐剥离,内涵得到延展。“社会化媒体”一词由安东尼·梅菲尔德(Antony Mayfield)在其书《什么是社会化媒体(What is Social Media)》中作了总览性的阐释。作者认为社会化媒体包括SNS、微博、博客、论坛、网络内容社区等应用类型,具有参与性、开放性、互动性、社区性、连接性的特性。这一阐释虽然未给出清晰的定义,但指出了社会化媒体的一项核心特征,即“赋予用户参与、传播和创造内容的能力”[4]。社会化媒体之所以是“社会化”的,其根本原因来自其对于“用户生产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的激励[5]。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化媒体平台所蕴含的功能也超越了单纯的社交和人际联系,拓展到信息生产、流动和组织的维度。

总体而言,社会化媒体概念认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社交化”到“社会化”、由一种“应用”和“服务”到一种新的“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和“网络社会组织形态”的过程。从“社交媒体”到“社会化媒体”,这事实上体现了脸书(Facebook)、优兔(YouTube)、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已经由一种媒体力量进阶为一类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研究者对它们的关注重心,也需要从“人际的”“社交的”主题逐渐转向“信息的”“文化的”“政治的”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的议题,这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初衷:当前的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进展如何?

而已有文献中对于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的检视和评估,较多将社会化媒体放置在特定使用或效果语境当中进行回顾,如社会化媒体在旅游业中的研究回顾[6]、社会化媒体在学术研究中的使用研究回顾[7]、企业社会化媒体的研究回顾[8]、社会化媒体在医学教育中的使用研究回顾[9]等。但是,作为网络社会中的重要要素和人类传播活动中的新兴媒介,社会化媒体正是通过对人类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创新和变革,继而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传播学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进展也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考量。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几个研究问题。

1.2.2 治疗方法入选患者入院后3天内未解大便。治疗组常规服用苁蓉通便口服液10ml,2次/日及生大黄粉5g,予凡士林适量调成糊状,纱布包裹贴敷于脐部12小时,1次/日。对照组服用苁蓉通便口服液10ml,2次/日,3-5天为1疗程。两组患者均嘱多饮水,腹部按摩每天3次,每次10-15分钟,膳食中增加新鲜蔬菜、水果,辅助治疗措施相同。

RQ1: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整体发展趋势如何

牟泽雄:真正良性的评奖,就应该针对做出成绩以后(成果出版物)再进行,甚至都不需要自己申报填表之类的程序。我们还是接着刚才书法创作中的“新帖学”话题吧!

RQ2: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关注哪些主题和具体议题

RQ3: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最常运用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是哪些

RQ4:在传播学视角下,当前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关注哪些地区和群体

2 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研究问题,本研究将2011—2016年间国际范围内针对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学学术研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于这一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SSCI学术期刊中的研究性论文进行总览和分析讨论。

2.1 研究对象

如表2所示,社会化媒体研究中涉及最多的主题是社会化媒体的用户及其使用行为(n=215,45.6%),其次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效果(n=126,33.1%)。有关媒介自身及其改善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从时间维度看(见图1),在2011—2016年,用户及使用、媒介效果作为社会化媒体研究中的两大热门主题,始终保持其受到关注的态势。有关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与使用、媒介效果、媒介本身主题的研究数量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而有关社会化媒体改善的主题则并未获得较高重视,发展趋势也较为低平。

RQ5:亚洲与非亚洲的社会化媒体研究在所研究的主题、议题,所使用的理论、方法,所关注的人群、地区方面,有无明显差异

由于2号线为标准站,车站规模有限,在接受较大换乘客流的同时,又要满足车站的既有客流,因而适宜的换乘流线组织及换乘空间的设计尤为重要。本次改造设计根据站位的设置、站间距、房屋拆迁等因素,考虑在原有车站的西侧新建5号线换乘2号线的换乘厅(见图2),这样可避免其他形式客流对原公共区构成干扰,又对两线客流换乘有缓冲作用,既提高了换乘效率,同时也营造了合理的换乘空间。受2号线已建1号风亭及Ⅱ号出入口的限制,同时考虑到2号线西侧建筑拆迁难度较大,得到该换乘厅的合理建造范围约为1 200 m2。

为了呈现亚洲对于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关注趋势,以及为了与欧美等其他地区的研究进行对比,本研究也选取了专注亚洲、中国与华语世界传播研究的SSCI期刊《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中华传播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由此,最终共计10个样本期刊,作为本研究进行文献检索的范围。

表1 2011—2016年在样本期刊上发表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数量

期 刊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基于期刊的数量基于期刊类型的数量频 数百分比(%)频 数百分比(%)《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12 14 18 27 32 65 168 44.3 334 87.7《计算机中介传媒》(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5 6 11 17 11 11 61 16.1《传媒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 13 5 14 14 7 55 14.5《媒介心理学》(Media Psychology)0 0 1 1 2 2 6 1.6《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3 0 2 5 1 6 17 4.5《广告学刊》(Journal of Advertising)0 1 0 3 1 0 5 1.3《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1 0 0 1 0 3 5 1.3《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0 1 4 3 4 5 17 4.5《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 1 2 9 4 6 25 6.6 45 12.3《中华传播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0 0 2 6 6 6 20 5.3总 计26 36 45 86 75 111 379 100.0 37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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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编码方案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在具体实施上,根据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编码员将所有的样本文献依照以下类目进行编码。

2.2.1 主 题

根据罗杰·维姆(Roger D. Wimmer)与约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所总结的大众媒介研究的四个层次[12],传播学领域关于媒介的研究总体而言围绕这四个层次的主题展开:一是媒介自身(The medium itself),二是媒介的用户及使用行为(Uses and users of the medium),三是媒介的效果四是媒介的改善(How the medium can be improved)。将研究对象聚焦为“社会化媒体”后,具体主题的编码依照以下标准进行。论文的主题若聚焦在社会化媒体自身的概念涵义、历史与发展、功能与服务、运行机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其主题被编码为“媒体自身”。研究聚焦在社会化媒体用户的感知、态度与行为,主题为用户画像、媒介素养、数字鸿沟。用户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参与及使用,以及聚焦媒体的扩散与接受的文章,其主题被编码为“用户及使用”。主题关乎社会化媒体的影响的,无论是对于社区组织、文化教育、社会国家等的宏观影响,还是对于人际关系、行为态度的微观影响,都被编码为“媒介效果”。主题为研究新的应用和场景、技术发展,提出了理论与模型创新的、批判性的研究,以及社会化媒体发展、改善、管理与治理的研究,则被编码为“媒介的改善”。此编码类目为多选项。

2.2.2 研究问题

微博传播的碎片化——以“占领华尔街”为例………………………………………………………………………………………燕道成(4.31)

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具体涉及的研究问题与其主题是不同的编码维度,前者更加强调相关文献所致力于解决的实际性的研究问题,编码也需要相应地更加具体化。参考过往文献[13],有关社会化媒体的研究问题被划分为如下若干类,并在实际内容分析和编码的过程中不断进行丰富。此编码类目为多选项。

个人实践——个人化、场景化的使用、感知、影响、关系、扩散与接受等问题。

管理治理——社会化媒体的管理与治理,条款、政策与法规等问题。

社会文化——包括有关青少年群体、特定性别群体、LGBT群体,以及与不同种族、跨文化群体等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

政治与民主——与社会化媒体相关的政治传播、政治参与、社会运动等问题。

媒介与技术——媒介本身的技术与机制问题。历史与哲学——有关社会化媒体的历史的、哲学的、理论性的、批判性的论述性问题。

广告、公关与市场营销——有关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广告公关与市场营销的问题。

数字鸿沟、信息不平等——有关知识鸿沟、参与鸿沟、年龄数字鸿沟等各种形式的信息不平等的问题。

②课堂上:示教老师按学号对学生进行分组,完成病例分配并引导学生展开组内讨论,讨论结束后每组推荐同学上台,对典型病例进行讲解并回答相关问题。示教老师根据学生表现以组为单位进行形成性评价,得分记入期末考试成绩中。然后示教老师公布病理结果,以疾病诊断思路及典型影像学表现为重点对每个病例进行深度剖析,并总结所需掌握知识点。

学术研究本身——有关学术研究本身的问题,理论模型的提出、检验和创新问题。

其他问题——以上类目中所不包含的研究问题,例如旧媒体转型与媒体融合、环境、隐私、犯罪、慈善等问题。

2.2.3 研究对象

在研究对象方面,“媒体类型”和“样本类型”两个要素被予以关注。“媒体类型”指文献中所研究的具体的社会化媒体的类型或名称,如脸书、优兔等,如果研究了多个媒体或平台的,则分别予以编码。“样本类型”则用以区分文献中研究对象样本的来源,分为“人”“数据”和“文献”,对样本来源的国家地区也做了编码。针对样本为“人”的文献,本研究对样本人群的具体类型/特征予以编码。

虽然社会化媒体的用户及使用和社会化媒体的效果与影响是亚洲地区学者和非亚洲地区学者共同关注的重点,但相比之下,亚洲地区学者更为关注媒介使用及媒介效果,对社会化媒体个人层次上的实践研究以及社会化媒体在政治活动及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关注(占比分别达到42.6%和35.3%)。相反,亚洲地区学者对于媒介自身、媒介改善的关注较少,且尚未发现亚洲地区学者在传播学顶级期刊上发表关于社会化媒体改善问题的文章。而有意思的是,实际上亚洲地区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对于社会化媒体的管理、改善、相关政策问题相当关注,在中国的期刊数据库中有大量针对这些问题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刊物上此类文献较少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语言,另一方面可能在于研究问题的普适性,考虑到亚洲国家的治理体系和占主流地位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均与非亚洲国家有着较大差异。

2.2.4 理论框架

在理论框架方面,本研究首先关注相关文献是否运用或检验了某一理论或模型,如果有,再对其具体运用或检验的理论模型予以编码,如果有多个理论或模型被使用,则分别予以记录编码。

[3]Boyd,D. M. and N. B. Ellison.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History,and Scholarship[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 13,no. 1,2007:210-230

目前学术界并没有对“十二五”时期,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科技创新政策供给侧改革效果作针对性检验与评价研究。虽然有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背景下政府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影响效应,但是依然无法全面了解评估新一轮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效果和缺陷。

在研究方法方面,首先将文献是否使用研究方法予以编码,如果有,则再对其具体运用的方法予以编码;如果文献在标题、摘要、关键词中并未提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其他有关方法的词汇,则被编码为“无明确方法”。在编码程序上,方法分为“定量方法”“定性方法”两类。具体而言,定量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实验、二手数据、社会网络分析、荟萃分析、其他定量方法;定性方法包括访谈(包括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民族志(也包括网络民族志)、参与式观察、扎根理论、话语与文本分析、个案研究、其他定性方法。此外,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大数据技术的研究方法,被编码为“大数据等新方法”,用以显示近年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对于新方法的应用程度。

2.2.6 基础信息

文献标题、发表年份、发表的期刊、第一作者的姓名,以及第一作者所在的国家均被作为基础信息进行记录和编码。

2.3 信度检验

两名作者作为编码员为所选取379篇样本文章进行编码。编码前,两名编码员进行编码培训,并随机选取20篇样本文章进行编码员间的信度检验。信度检验系数Cohen’s Kappa值在0.771至1之间。

3 研究发现

从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的总体趋势来看(见表1),在2011—2016年间,相关文献的数量在整体上逐年增多,10个样本期刊中的文献数量同样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下面针对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对社会化媒体研究的主题、问题、理论及方法等方面梳理研究的主要发现。

3.1 研究主题

综合2011—2016年SSCI传播学类期刊的累积影响因子排名[10],以及过往研究对于期刊范围的选择[11],本研究决定选取8个SSCI传播学类目中具有前沿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同行评阅期刊作为样本文献的来源,这8个期刊既包括专注传播学相关研究的综合类刊物,也包括关注新兴媒体技术与应用以及它们的社会影响的刊物,它们分别为:《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 Society),《计算机中介传媒》(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传媒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媒介心理学》(Media Psychology),《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广告学刊》(Journal of Advertising),《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以及《大众传播与社会》(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同时,考虑到亚洲互联网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亚洲的社会化媒体无论是从用户规模、产业发展还是媒体关注度上均凸显出可观的发展态势,基于比较视角,本研究提出了又一研究问题:

表2 社会化媒体研究主题分布

频 数百分比(%)体自身相关65 13.8用户及使用相关215 45.6媒介效果156 33.0媒介的改善36 7.6总 计472 100.0

图1 2011—2016年社会化媒体研究主题的发展演变

3.2 研究问题

就具体的研究问题而言,如表3所示,个人层面上的实践问题(如态度、感知、行为、影响等)受到最多文献的关注(n=190;37.5%),其次是政治与民主相关的研究问题(n=127;25.1%)和社会与文化问题(n=56;11.1%)。关注“其他”问题的文献数量同样较多,排在第四位(n=41;8.1%),它们主要涉及传统新闻传媒业转型问题[14]、隐私问题[15]、知识共享问题[16]、环境问题[17]等议题。与社会化媒体研究本身相关的研究性论文(n=38;7.5%),主要包含针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分析、评估和批判的研究[18]、对社会化媒体相关现象进行理论化阐释或理论构建的研究[19],以及对现有理论或模型进行检验或创新的研究[20]。而在社会化媒体相关研究中,基于媒介机制与技术、健康传播、数字鸿沟、管理治理、市场营销、历史哲学等研究问题的文献数量相对较少,各自所占比例均不超过4%。

表3 2011—2016年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研究问题分布

题频 数百分比(%)主 题频 数百分比(%)个人使用相关190 37.5知识鸿沟/数字鸿沟9 1.8政治与民主问题127 25.1管理治理7 1.4社会与文化问题56 11.1广告、公关与市场营销6 1.2与社会化媒体研究相关38 7.5历史与哲学问题4 0.8媒介与技术问题18 3.5其他问题41 8.1健康传播10 2.0总 计506 100.0

图2 2011—2016年社会化媒体研究主要研究问题的发展演变

从2011—2016年间文献数量发展的角度来看,如图2所示,关注个人实践层面的研究、社会文化视角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政治与民主问题研究、健康传播研究这几个研究问题的文献呈逐年增加的态势。研究个人实践相关问题的文献数量在这6年间保持居于第一位。相对而言,政治与民主问题相关的研究则呈现出最明显的增长幅度,自2013年以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3.3 理论使用

在本研究所选取的379篇文献中,有超过一半(N=198;52.2%)使用了明确的理论框架。

在使用了理论框架的文献中,与“自我”相关的理论占据主要地位(n=42;21.2%),包括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等,主要与个人感知、个人心理、个人行为相关;居于其次的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理论(n=22;11.1%),包括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社会存在理论(Social Presence Theory,或社会临场感理论)、 社会信息处理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成为被应用的热点理论框架之一(n=16;8.1%)。除此之外,媒介相关理论、舆论相关理论,扩散/接受相关理论、议程设置、框架理论等也是在文献中较多被应用的理论框架。

盾构隧道管片背后状态的几种检测手段试验效果分析……………………………………………………… 向亮星(7-121)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理论或模型框架的样本文献中,使用把关人(Gatekeeping)、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框架理论(Framing)、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创新扩散理论(Diusion of Innovations)、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ect)等传播学经典理论的仅有不到三分之一(n=59; 29.8%)。传播学范畴的理论中,样本文献中应用最多的主要是媒介相关的理论(Mediarelated theories),包括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媒介丰富度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媒介同步理论(Media Synchronicity Theory)等。在传播学理论以外,来自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在样本文献中具有较多的应用。由此可见,近年的社会化媒体研究的理论取向呈现更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

3.4 研究方法选择

在选取的379篇社会化媒体研究文献中,有14.8%的文章(n=56)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在明确使用研究方法的文章中(N=416),有62.4%的文献(n=259)使用定量研究方法,29.4%使用定性研究方法(n=122),仅有6.3%(n=24)的文章综合使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见表4)。

“我想你误会我了。”他将一杯西瓜汁递给念蓉,“你肯定在我的口袋里发现了房卡,以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事。”

本研究以“social media”(社会媒体)、“SNS”(社会化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 sites”(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ervices”(社会网络服务)以及“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YouTube”(优兔)、“Weibo”(微博)、“Wechat”(微信)等社会化媒体平台及应用名称作为主题词,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SSCI目录下进行检索,时间范围设置为2011—2016,文献类型设置为“article”(文章)。截至2017年9月5日,共检索出417个结果,剔除主题与社会化媒体无关的文章和非研究性论文之后,最终获得379篇(N=379)研究性论文(见表1),作为本研究进行分析的样本。

表4 社会化媒体研究的研究方法应用统计表

研究方法频 数百分比(%)定量方法259 62.3%问卷调查法88 21.2内容分析83 20实验法37 8.9二手数据分析15 3.6社会网络分析9 2.2荟萃分析3 0.7其他定量方法24 5.8定性方法122 29.3%访谈法(包括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51 12.3民族志/数字民族志13 3.1参与式观察7 1.7文本/话语分析23 5.5个案研究19 4.6其他定性方法9 2.2基于大数据的新方法34 8.2其他方法1 0.2总 计416 100.0%

在定量研究方法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是问卷调查(n=88)和内容分析(n=83),各占比21.2%和20%;其次是实验法(n=37;8.9%)、其他定量方法(n=24;5.8%)和二手数据分析(n=15;3.6%)。在定性研究方法中,访谈法(包括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最为常用(n=51;12.3%);其次是文本/话语分析(n=23;5.5%)、个案研究(n=19;4.6%)和民族志/数字民族志(n=13;3.1%)。

值得注意的是,2011—2016年,一共有34篇文章采用了基于大数据的研究方法,例如数据挖掘、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其中94%的文章(32篇)出现在2014—2016年。这些基于大数据的新方法在研究应用中往往与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在34篇文章中,有19篇文章(55.9%)与定量研究方法结合[21],4篇文章(11.8%)与定性研究结合[22],还有5篇(14.7%)文章同时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23]

3.5 研究对象

3.5.1 社交媒体类型

具体阐述分类方法。旧规则对“年度”、“保管期限”、“机构(问题)”三种分类方法均仅用一句话加以概括,未进行详细阐述;新规则5.2.2对“年度”及“机构(问题)”两种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中,按年度分类主要关注跨年度文件,如“跨年度一般应以文件签发日期为准”、“跨年度形成的会议文件归入闭幕年”、“跨年度办理的文件归入办结年”等;按机构(问题)分类强调两种分类法使用的独立性,择其一适用。

脸书、推特和优兔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化媒体平台,分别有101、79和23篇文章关注这三个平台上的用户、使用及效果(占比分别为37.8%、29.6%、8.6%;N=267)。微博的关注度位居第四(n=12;4.5%),相关研究集中出现在2014年及以后,其中9篇(75%)发表在关注亚洲传播问题的《亚洲传播学刊》和《中华传播学刊》上,其余3篇分别发表在SSCI传播学类目中累计影响因子最高的3个期刊上。

3.5.2 样本类型

本研究将样本类型分为人、数据、文献三类。在所有使用样本的文献中(N=339):人是使用最多的样本类型,57%的文章以人为样本;其次是数据,占比为29%。值得注意的是,从2011年到2016年,以数据为研究样本的文章呈现较为显著的增长态势(x2=16.154;df=3;p=.095<.01),这可以被解释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多元化应用,多种形式的数据获取方法与研究方法在社会化媒体研究领域的日渐普及。

3.5.3 研究的人群

在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N=299),一般用户、普通公众和年轻人(包括大学生)是最受关注的人群,占比分别达到44.1%、16.4%和12.4%。相较之下,关注某些特定人群的社会化媒体研究文献较少,占比均不超过5%,具体而言,LGBT群体占比3.3%,海外移民(包括国际学生)占比2.7%,身心残障人群占比1.7%。从时间发展来看,社会化媒体研究对这三类人群的关注呈现显著增长态势(x2=66.450;df=40;p<.01)。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进行编码的所有文献中,2011—2016年没有任何研究关注老年人和儿童这两类人群。

3.5.4 研究的国家地区

本研究将文献的样本人群和样本数据来源的地理区域编码为该文献所研究的国家地区。在所有被研究的国家地区中(N=188),北美、欧洲和中国(包括港澳台)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占比29.3%、27.1%和20.2%。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10个具有代表性的SSCI传播学期刊相关文献的内容分析,本研究系统考量了2011—2016年间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总体趋势。研究发现,近6年来,社会化媒体作为研究焦点,与其相关的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社会化媒体在传播学领域中获得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而这也正与社会化媒体的普及、多元化、愈加深入人类社会生活的趋势相吻合。

4.1 组织性使用研究、管理研究亟需重视

从以往研究[24]可以得知,在1997—2010年间,社会化媒体研究的主题多聚焦于用户与使用,媒介自身和媒介改善主题的文献较少,而媒介效果研究总体呈现出增多的趋势。本研究数据展示出(见表2、图1),在2011—2016年间,尽管用户与使用仍然是最热门的研究主题,但就其占总体比例而言则逐渐下滑,媒介效果研究则保持了增长的态势,成为这6年间受关注度上升最多的主题;同时,针对媒介自身和媒介改善的研究也较2011年之前的比例有了增长。这反映在社会化媒体研究领域,用户与使用已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其他三个主题(尤其是媒介效果)则体现出更多的研究可能性。

在研究问题方面,本研究发现,个人化的实践作为一个一贯以来的热门议题被讨论得相当充分热烈,而有关组织性的使用的研究则相对缺乏,仅仅在政治传播领域有所涉及,关注企业、教育、医疗、非盈利性机构等组织的社会化媒体使用的研究较少。而就近年来社会化媒体在各类组织机构的普及程度而言,这些视角的研究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样,与管理治理相关的文献数量也不多,考虑到当下世界范围内对于网络空间、网络应用的治理实践的发展,以及用户对网络空间中不法现象的担忧和对版权保护、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强调,社会化媒体管理治理的相关议题也需要为研究者所重视。

4.2 旧理论、新方法

在理论方面,研究显示,使用理论模型的文献比例较过往而言[25]有所上升,且总体而言,出现在文献中的理论类目众多,并涉及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这一现象体现出当下社会化媒体研究的跨学科、多元化的现状态势,也鼓励未来的研究者以更为开放的理论视野进行研究。但另一方面,现有研究仍然多沿用已有的理论框架和模型,利用其进行阐释、搭建模型或对其进行验证,而在理论上进行延伸、丰富和创新的研究较少。

江浙沪地区县域乡村旅游公路属于我国县域乡村旅游公路的组成部分,并不能代表我国全部县域乡村旅游公路,关于县域乡村旅游公路选线适宜性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期待未来能够不断完善和健全县域乡村旅游相关的研究,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一个积极、理想的载体。

在方法选择上,值得注意的是,使用了基于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研究方法的学术研究,如数据挖掘、文本挖掘、语义识别、机器学习等,在近三年中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这一方面与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在学术领域的普及相关,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具备采用这些方法技术进行研究的条件,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也更加重视对于新方法的使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前传播学的顶级刊物对于采用前沿研究方法的倡导和鼓励。

4.3 非亚洲地区学者关注的议题和人群更为多元

本研究在对主题视角、理论与方法进行整体性的考察之外,还对亚洲及非亚洲的社会化媒体研究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对比,一方面对比了关注亚洲传播学议题的2个期刊和其余8个期刊的研究,另一方面对比了来自亚洲地区的学者和非亚洲地区学者的研究[26]。对比发现,不同类型期刊的文献所关注的主题以及使用的理论、方法并没有体现出显著差异。然而,来自亚洲地区的学者与来自非亚洲地区学者关注的主题及问题、关注的人群和国家方面均表现出了显著差异。

式中,A0为单井控制灌溉面积(hm2);Q为单井出水量(m3/h);t为灌溉期机井每天开机时间(h/d);T2为每次轮灌期天数(d);η 为灌溉水利用系数;η1为干扰抽水的水量消减系数,经抽水试验确定,要求不大于0.2;m为最大灌水定额(m3/hm2)。

非亚洲地区学者对社会化媒体本身的关注及其改善问题则均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对社会化媒体的社会文化议题、健康传播议题(其他)以及相关学术研究(占比分别为12.1%、8.7%和8%)等研究问题均有所关注。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第一作者所在地区与研究主题的交叉表分析

注:x2=11.669;df=3;p<.05;n为频数;%为第一作者所在地区的百分比。

研究主题亚洲学者(n/%)非亚洲学者(n/%)总 计(n/%)媒体自身相关4(6.2)61(15.0)65(13.8)用户及使用相关33(50.8)182(44.7)215(45.6)媒介效果28(43.1)128(31.4)156(33.1)媒介的改善0(0.0)36(8.8)36(7.6)总 计65(100.0)407(100.0)472(100.0)

此外,亚洲地区学者和非亚洲地区学者所关注的人群也存在显著差异(x2=18.533;df=8;p=.018<.05)。亚洲地区学者主要关注普通用户和政治人物,对具有其他特征的人群关注较少;而非亚洲学者对多元人群的研究均有涉及,如青少年、身心残障人士、LGBT人群和跨国移民群体(如表6所示)。

表6 第一作者所在地区与研究关注群体的交叉表分析

注:x2=18.533;df=8;p=.018<.05.n为频数;%为第一作者所在地区的百分比。

研究关注群体亚洲学者(n/%)总 计(n/%)普通公众9(18.8)40(15.9)49(16.4)青少年0(0.0)14(5.6)14(4.7)年轻人4(8.3)33(13.1)37(12.4)平台用户20(41.7)112(44.6)132(44.1)非亚洲学者(n/%)政治家及政治团体10(20.8)17(6.8)27(9.0)身心残障人群1(2.1)4(1.6)5(1.7)LGBT 0(0.0)10(4.0)10(3.3)移民或国际学生1(2.1)16(6.4)17(5.7)其他群体3(6.2)5(2.0)8(2.7)总 计48(100.0)251(100.0)299(100.0)

亚洲地区学者与非亚洲地区学者所关注的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显著差异,如表7所示(x2=80.391;df=4;p<.01)。亚洲地区学者更倾向于研究亚洲国家的社交媒体使用;非亚洲地区的学者视野则相对更广,北美地区和欧洲国家则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国家,他们也十分关注亚洲国家和中东地区的社交媒体发展与使用。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总结,亚洲地区学者在问题视角、研究的人群和地域方面,相较非亚洲地区学者还不够扩展和多元。在未来研究中,相信有更多的议题视角、来自更多人群和区域的问题等待研究者们去发掘。

在被选取的总计379篇研究文献中,64.9%的文献选择了具体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作为其研究对象。

表7 第一作者所在地区与研究关注地区的交叉表分析

注:x2=80.391;df=4;p<.01.n为频数;%为第一作者所在地区的百分比。

总 计(n/%)北 美3(5.5)52(94.5)55(100.0)亚洲国家35(62.5)21(37.5)56(100.0)欧洲国家0(0.0)49(100.0)49(100.0)澳大利亚0(0.0)2(100.0)2(100.0)其他国家1(5.6)17(94.4)18(100.0)总 计39(21.7)141(78.3)180(100.0)研究关注地区亚洲学者(n/%)非亚洲学者(n/%)

4.4 不足之处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论文摘要及关键词的质量。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文章摘要和关键词,这些文章的摘要和关键词很可能并不能完全或准确反映文章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因此影响数据的准确性。虽然我们在编码过程中也会对部分摘要模糊的论文进行全文阅读、编码,但依然可能遗漏部分样本文章的相关内容。

样本期刊的选择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在期刊选择上,本文所选取的10个期刊虽然综合考虑了期刊的累积影响因子排名以及以往研究的样本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样本期刊仍然主要以综合性的传播学期刊为主,选取关注细分领域的期刊(如《政治传播》(Political Communication),《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健康传播学刊》(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等)较少,仅有《媒介心理学》以及《广告学刊》。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并不能完全勾勒出社会化媒体研究在政治传播、科学传播、健康传播等细分领域中的发展现状。此外,会议论文这类重要的文献来源也被我们排除在外。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在社会化媒体研究上的视角、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可以成为接下来值得进行研究的话题。

注 释

[1]田丽,胡璇.社会化媒体概念的起源与发展[J].新闻与写作,2013(9):27-29

[2]曹博林.社交媒体:概念、发展历程、特征与未来:兼谈当下对社交媒体认识的模糊之处[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3):65-69

2.2.5 研究方法

[4]Mayfield,A. “What is social media?” iCrossing,1 Aug. 2008,http://www.icrossing.com/uk/ideas/fileadmin/uploads/ebooks/what_is_social_media_icrossing_ebook.pdf/. Accessed 20 Oct. 2017

[5]廖望,刘于思,金兼斌.社会媒体时代用户内容生产的激励机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2):66-81

[6]Leung,D. et al. Social Media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A Literature Review[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vol. 30,no. 1-2,2013: 3-22

[7]Sugimoto,C. R. et al. Scholarly Use of Social Media and Altmetric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 68,no. 9,2017:2037-2062

[8]Leonardi,P. M. et al. Enterprise Social Media: Definition,History,and Prospects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Technologies in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 19,no. 1,2013:1-19

[9]Cheston,Christine C. et al. Social Media Use in Medical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J]. Academic Medicine,vol. 88,no. 6,2013: 893-901

[10]期刊排名数据来自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影响因子排名统计。

[11]Khang,H. et al. Social Media Research in Advertising,Communication,Marketing,and Public Relations,1997—2010[J].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 89,no. 2,2012: 279-298; Kim,Yonghwan et al. Mobil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s from 1999 to 2014[J]. New Media & Society,vol.19,no. 10,2017:1668-1691;Zhang,Y. and L. Leung[J].A Review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s from 2006 to 2011[J]. New Media & Society,vol. 17,no. 7,2015:1007-1024

[12]Wimmer,Roger D. and Joseph R. Dominick. Mass Media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6th edition)[M].Boston: Wadsworth Pub.,2000: 6-9

[13]Boyd,D. M. and N. B. Ellison.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History,and Scholarship[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 13,no. 1,2007:210-230;Kim,S. T. and D. Weave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bout the Internet: A Thematic Meta-Analysis[J]. New Media & Society,vol. 4,no. 4,2002:518-539;Kim,Yonghwan et al. Mobil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s from 1999 to 2014[J]. New Media & Society,vol. 19,no. 10,2017:1668-1691

[14]Jacobson,S. Transcoding the News: An Investigation into Multimedia Journalism Published on Nytimes.Com 2000—2008. New Media & Society,vol. 14,no. 5,2012,pp. 867-885;Lin,C. C. Convergence of New and Old Media: New Media Representation in Traditional News[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6,no. 2,2013:183-201

[15]Waters,S. and J. Ackerman. Exploring Privacy Management on Facebook: Motivations and Perceived Consequences of Voluntary Disclosure[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 17,no. 1,2011:101-115;Jin,S. A. A. Peeling Back the Multiple Layers of Twitter’s Private Disclosure Onion: The Roles of Virtual Identity Discrepancy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on Twitter[J]. New Media & Society,vol. 15,no. 6,2013:813-833

[16]Majchrzak,A. et al. The Contradictory Influence of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on Online Communal Knowledge Sharing[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 19,no. 1,2013:38-55;Messner,M. and M. W. DiStaso. Wikipedia versus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the Standards of Knowledge[J].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vol. 16,no. 4,2013: 465-486

[17]Allen,M. et al. Online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among Youth: Influence of Parents,Attitudes and Demographics[J].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vol. 16,no. 5,2013:661-686;Buscher,B. Nature 2.0:Exploring and Theorizing the Links between New Media and Nature Conservation[J].New Media & Society,vol. 18,no. 5,2016:726-743

[18]Zhang,Y. and L. Leung. A Review of 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 (SNS) Research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s from 2006 to 2011[J]. New Media & Society,vol. 17,no. 7,2015:1007-1024

[19]Leonardi,P. M. et al. Enterprise Social Media: Definition,History,and Prospects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Technologies in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 19,no. 1,2013:1-19;Caraway,B. Crisis of Command: Theorizing Value in New Media[J]. Communication Theory,vol. 26,no. 1,2016:64-81

[20]DeAndrea,D. C. Advancing Warranting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vol. 24,no. 2,2014:186-204;Guo,L. and C. Vargo. The Power of Message Networks: A Big-Data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Model and Issue Ownership[J].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vol. 18,no. 5,2015:557-576;Dienlin,T. and M. J. Metzger. An Extended Privacy Calculus Model for Snss: Analyzing Self-Disclosure and Self-Withdrawal in a Representative US Sample[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vol. 21,no. 5,2016:36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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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su,W. F. Mapping the Kominas' Sociomusical Transnation: Punk,Diaspora,and Digital Media[J].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23,no. 4,2013:386-402

[23]Fernandez-Planells,A. et al. Communication among Young People in the #Spanishrevolution: Uses of Online-Offline Tools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ampadabcn[J]. New Media & Society,vol. 16,no. 8,2014:1287-1308

[24]Khang,H. et al. Social Media Research in Advertising,Communication,Marketing,and Public Relations,1997-2010[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 89,no. 2,2012: 279-298

[25]Peng,T. Q. et al. Mapping the Landscape of Internet Studies: Text Mining of Social Science Journal Articles 2000-2009[J]. New Media & Society,vol. 15,no. 5,2013:644-664;Khang,H. et al. Social Media Research in Advertising,Communication,Marketing,and Public Relations,1997—2010[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 89,no. 2,2012:279-298

[26]此处的“亚洲学者”和“非亚洲学者”并非指文献作者的国籍,而是由文献第一作者所在的国家地区所划分。

赵珞琳,柏小林
《出版科学》 2018年第3期
《出版科学》2018年第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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