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汉双语教育，是我国民族文化复兴工程的一部份。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绩效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2015年举行的第六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再一次提出“要科学稳妥地积极推行双语教育”。众多学者也从不同研究视角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双语教育进行了研究：有学者以建国以来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教育政策工具和教育发展要素构建二维分析框架,探究了教育政策工具在推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中的阶段特点、作用和不足,提出了优化政策工具组合的政策建议。[1]有研究强调藏族儿童双语教育的双语背景和双语学习之间的关系。[2]有就双语教育绩效概念及其测量路径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绩效进行维度分解，从而设计调查问卷，实现对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绩效的测量。提出了双语能力、课程学习、学生成就获得、两种文化融合、学业态度培养和双语教育态度积极性培养、价值观培养等六个维度作为双语教育绩效的结果变量。[3]苏德对内蒙古双语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深入探讨，分别从少数民族教育体系、适龄儿童入学率、“三语”学业成就、双语生就业、双语人才培养展开分析，提出需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探索双语教育发展规律。[4]140上述研究关注和归纳了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框架与构成因素，其绩效构成因素有：学生双语能力、双语使用、学业成就、政策满意度、政策态度等因素。其中很少涉及学校领导因素与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关系。而学校领导在学校工作中处于中枢地位,是学校发展的关键。

除上文所提权威文本优先性、语料内容全面性、语料大小平衡性原则外，在建设语料库之初，还应确定建立何种语料库——静态还是动态。由于近年来体育学科发展迅速，新的体育学科文本资料不断涌现，因此，为了保证语料库中文本与时俱进，建立动态语料库为最佳选择。换言之，该语料库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应及时更新和补充必要新鲜语料。

一、问题提出

学校领导对双语教育的影响,体现在双语教育目标的建设与执行中，体现在双语教育过程中，体现在有组织的师生活动中,体现在有关双语教育的管理决策之中。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位于四川省西部康藏高原东南，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地级行政区。全州中小学皆采用双语教育模式。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少数民族语言(母语)为主，加授汉语语文的“一类模式”；二是以汉语语文授课为主，加授少数民族语文的“二类模式”。不同模式适用于不同的现实情况，日常生活交流中以少数民族语言(藏语)为主的地区采用“一类模式”，以汉语交流为主的地区采用“二类模式”，课题组所考察的甘孜州中小学采用“二类模式”。甘孜州双语教育按照国家和四川省统一颁布的政策文件来执行，积累了许多丰富的双语教育教学经验。而这些经验离不开成功的学校领导。基于以上考虑，课题组2017年1月奔赴甘孜州进行相关调研，希翼通过统计方法分析学校领导因素对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出符合我国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现状和发展要求的合理的学校领导模式。

二、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涉及研究对象、指标体系的设计与选择、研究工具及信度与效度检验。研究对象是实施样本学校的双语教师，研究工具采用自编问卷，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分别采用了主成分因子分析与α值。

(一)研究对象

为了探究甘孜州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情况，课题组设计了包括45个问题的问卷，分别以选择题和填空题形式呈现，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择甘孜州10所中小学作为样本，调查对象有215名教师，其中60.5%的教师来自以藏族为主的社区，另外39.5%的教师来自以汉族为主的社区。男女教师比例分别为44.2%%和55.8%，女教师多于男教师。教师中，藏族占46.5%，汉族占48.8%，其他民族占4.7%。母语为藏语和汉语的教师分别占41.9和55.8%，其他语言占2.3%。青壮年教师居多，多集中在25～40岁的年龄段，占总人数的79.1%。工作年限超过26年的占5%，工作年限为5～20年所占的比例最大，占88.4%。在教师职称的调查中，“高级”和“一级”各占11.6%和55.8%，“二级”占23.3%。学历为大专的教师占总人数的37.2%，本科占60.5%，研究生及其以上占2.3%。

(二)指标体系的设计与选择

在参考相关文献基础上，结合甘孜州实施藏汉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实际情况，并考虑数据获取的可能性和科学性，以反映包括语言能力、语言使用、政策态度和满意度4个维度而构建了甘孜州实施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指标；以反映包括双语教育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的支持与领导的专业能力构建了相关学校领导因素。

(三)问卷设计

调研的问卷主要依据学术界相关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及成员的建议拟编而成。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法，“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比较符合”“非常符合”五种符合程度。

根据《外商出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13条规定，外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收入，根据第13条规定，根据《销售惯例法》，规定了过载价格。关于销售价格和一般价格问题的详细信息，税务局有权对普通贸易不合理的价格进行重新定价。

问卷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师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民族、母语、教龄、居住区域等；第二部分是问卷的主要内容，细分为五个维度，分别是语言习得、政策态度、双语教育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对双语教育的支持、领导的专业能力，五个维度对应45道题目。在正式施测之前，已咨询相关专家对问卷进行了修正。

厕所革命主要是对旅游厕所的革命。本研究从游客感知的角度出发，采用IPA分析法对青秀山景区旅游厕所的重要性和满意度进行评价，取得了如下认识和成果：

(四)信度与效度检验

1.模型设立

高血压与胰岛素抵抗、肥胖、高尿酸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有关[48]。目前，西方国家中有30%的成年人受高血压影响，全世界范围内由高血压引起的死亡和患病也逐年增多[49]。因此，开发天然的降血压植物资源非常迫切。Yeha等[50]以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试验材料，研究发现仙草提取物可有效抑制老鼠血压上升。

运行Amos 21.0软件,得到“学校领导→双语教育政策绩效”验证性因子模型估计图(见图3)。结合图3和表6的关系模型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及检验结果来看，在各大指标上都显示出极强的显著性，总体上其结果也基本满足了检验标准，从而满足了学校领导因素与双语教育政策绩效关系模型的构想。

双语教育政策绩效这一维度包括了语言习得和政策态度两个潜变量。将这两个潜变量作为因变量，以领导的支持、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和领导的专业能力为自变量构建结构方差模型如图2所示。

2017年1月正式调查，对其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由因子分析的效度检验结果可知，此次调查涉及语言习得与政策态度两大因子。两大因子对应的KMO均高于0.7，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通过Bartlett球度检验，调查数据各维度均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表明问卷设计具有科学性。以斜交旋转法萃取因素，特征值大于1为因子萃取原则。项目保留标准为:(1)该项目在公因子上的负荷值需超过0.50；(2)不存在交叉负荷(Cross-loading)现象,即不在两个公因子上的负荷值都超过0.35。通过几次探索分析,结果得到了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两个公因子,两个因素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9.575%,且各项目的负荷值处于0.743～0.935之间。经过3次迭代得到的最终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因子分析

  

序号题 目成 分12α值A1健全双语教育法规有利于民族语言传承与振兴0．93500．97A2编撰双语教育字典与发展双语教育教材有利于民族语言传承与振兴0．935A3推动双语教育研究与发展有利于民族语言传承与振兴0．931A4培育双语人才有利于民族语言传承与振兴0．924A5利用传播媒体与科学技术有利于民族语言传承与振兴0．923A6加强少数民族语言认证与考试有利于民族语言传承与振兴0．866A7少数民族传统与现代歌谣的收集与编撰有利于民族语言传承与振兴0．864A8重要政策、法律的翻译及培养少数民族翻译人才非常重要0．818B1在接受双语教学之后，学生的藏语“听”的能力提高了 0．9160．94B2在接受双语教学之后，学生的藏语“说”的能力提高了 0．906B3在接受双语教学之后，学生的藏文“读”的能力提高了 0．890B4在接受双语教学之后，学生的藏文“写”的能力提高了 0．885B5在接受双语教学之后，学生在家庭使用藏语的频率提高了 0．796B6在接受双语教学之后，学生在学校使用藏语的频率提高了 0．788B7在接受双语教学之后，学生在社区使用藏语的频率提高了 0．743

由表1可以发现：A1～A8在第一个因子上的载荷相对较高，可以将第一个因子重新命名为“政策态度”；B1～B7在第二个因子上的载荷相对较高，可以将第二个因子重新命名为“语言习得”；从表1的两大因素的α系数看，每个α值都大于0.9，可靠性较强，两个项目因素可以接受。

2.学校领导的因子分析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校领导因素对其政策绩效影响深远，有必要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梳理。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学校领导因素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双语教育政策的目标、领导对双语教育的支持、领导的双语专业能力。对这三个因素进行KMO检验与Bartlett球型检验，数据显示KMO统计量是0.755，3个因素的特征值均大于1,累积方差解释率为81.896%,且各项目的负荷值处于0.683～0.931之间。经过5次迭代得到的最终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影响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学校领导因子分析

  

序号项目内容成 分123α值C1我觉得校长或行政管理者能经常提供教师双语课程方面的知识及讯息0．876 0．93C2我觉得校长或行政管理者会提供教师在双语课程发展上的协助与指导0．860C3我觉得校长或行政管理者能视导教师双语教学活动，有计划协助教师改善双语教学0．811C4我觉得校长能运用行政体系积极支援教学活动0．795C5我觉得学校能提供双语教学所需的设备、资源及环境0．773C6我觉得校长经常组织双语教学观摩课0．683D1我觉得校长能将双语教育目标明确传达给教师 0．9310．87D2我觉得校长能规划学校长期的双语教育发展计划，并具体实现 0．906D3我觉得校长能带领教师发展双语教育目标与计划 0．877E1我觉得校长具备双语课程与教学的专业知识能力 0．9130．93E2我觉得校长或行政管理者能解决教师有关双语课程的问题并提供相关建议 0．862E3我觉得校长或行政管理者能协助教师寻找及收集有关双语课程的资料 0．841

由表2可以发现：C1～C6在第一个因子上的载荷相对较高，可以将第一个因子重新命名为“领导的支持”；依此类推，第二个因子命名为“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第三个因子命名为“领导的专业能力”。从表2的三大因素的α系数看，每个α值都大于或接近0.9，可靠性较强，3个项目因素可以接受。

表3显示：从甘孜州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层面的均值看，政策态度>语言习得；从学校领导因素均值得分来看，领导的专业能力>领导的支持>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总体上，各维度的均值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均值较高，说明教师对甘孜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评价较高，对学校双语教育绩效与学校领导较为认可。从标准差得分来看，政策绩效两维度：语言习得>政策态度，学校领导因素三维度：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的支持>领导的专业能力，标准差越大代表该事件发生频率越高和对政策绩效影响程度大小的波动越大。

 

图1 学校领导与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相关性概念模型

图1中所画箭头是指前面因素对后面因素有直接显著的影响。该相关概念模型中，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由教师的“政策态度”与“语言习得”两大因素构成，“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的支持”“领导的专业能力”对双语教育政策能够产生正向影响作用。

三、研究过程与分析

运用均值和标准差等方法对甘孜州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与学校领导因素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并建构出模型。

(一)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与学校领导因素各维度的总体特征

基于现有的相关文献综述与本次调查研究的问题，拟提出一个有关学校领导因素与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相关性概念模型，详见图1。

 

表3 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及其学校领导因素各维度描述性统计量

  

N极小值极大值均 值标准差语言习得2151．435．003．65980．89811政策态度2152．755．004．15460．60520领导的支持2152．335．003．87570．80725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2151．675．003．72660．86188领导的专业能力2152．335．004．23830．71979

注：N表示参与调查的教师人数

(二)学校领导因素与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相关分析

采用相关分析进行检验，学校领导的三大维度与教师对语言习得和政策态度呈显著相关关系(均达到0.01显著相关水平)，详见表4。由此可知，如果教师对双语教育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的支持、领导的专业能力的评价越高，那么其对语言习得和政策态度也相应越高。表明能进一步探究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的支持、领导的专业能力对语言习得和政策态度的影响作用。

运用Amos 21.0软件,基于固定负荷法,对“学校领导→双语教育政策绩效”验证性因子模型(见图2)进行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学校领导与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相关分析

  

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专业能力领导的支持政策态度语言习得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1领导专业能力0．7011领导的支持0．9040．2091政策态度0．5120．638-0．0541语言习得0．3050．2190．3840．3411

(三)学校领导与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影响模型

回归分析的目的是通过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分析，以寻找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进而推断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同时能检验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大小。

双语教育政策绩效是一个多维概念，单一的效用指标无法全面反映其具体状况。下面对双语教育政策绩效和学校领导因素分别进行因子分析，检验其信度与效度，从而构建出有关学校领导因素与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相关性概念模型。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09年9月30日至2016年6月7日在本院确诊并行化疗达CR的76例监测过MRD的成年AL患者(年龄大于或等于14岁)的临床资料，其中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患者(非M3)57例，M1型7例，M2型24例，M4型12例，M5型12例，M6型1例，M7型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19例，B-ALL 14例，T-ALL 3例，T/B-ALL 2例。AML患者中男34例，女23例，中位年龄40岁(14～74岁)。ALL患者中男11例，女8例，中位年龄29岁(15～60岁)。诊断标准及疗效评价参照张之南等主编的第三版《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2]。

采用因子分析对教师双语教育政策绩效调查问卷进行结构效度检验。2016年12月中旬，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在甘孜州中小学进行量表的预测。共有87名中小学教师填写量表。根据回收的数据,进一步对问卷进行信度与结构的效度分析。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对量表进行分析,删除6个在各公因子上的负荷量较低的题项,最后保留13题项。再对该13题项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萃取了两个公因子,其结构效度值为60.518%，其共同度的值均为0.65以上,表明这两个公因子对量表的描述程度较好。其中，“政策态度”载荷较高，调整为第一个公因子；“语言能力”“语言使用”两个因子调整为一个公因子——“语言习得”；“政策满意度”载荷较低，因此被删除。

2.模型整体评估

目前，宜兴湖父镇地区的大部分民宿都是民宿经营者用自己的住宅进行装修，然后用于民宿的经营。这就导致了当地民宿过分杂乱，市场竞争越来越混乱。简而言之，宜兴湖父镇要明确在民宿经营管理过程中，建立合理的目标进行开发的重要性，整体与局部相结合，使之成为和谐的整体。统一的规划与开发有利于保证民宿的健康发展，把宜兴湖父镇特色的紫砂文化、天然氧吧与民宿的建设与开发联系起来，整合规划宜兴湖父镇的旅游产品，来展现宜兴湖父镇民宿旅游的特色魅力。

从表5中可以看出,“学校领导→双语教育政策绩效”验证性因子模型的χ2/df=19.577，χ2/df受样本大小影响非常大,需继续检验其他的指标,以作综合判断。从“学校领导→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绝对拟合指标来看,GFI=0.91,AGFI=0.91，从相对拟合指标来看,CFI=0.90,NFI=0.90,均大于或等于接受值0.90,RMSEA值0.11，大于接受值0.08。总体看来，虽然该因子模型的χ2/df值和RMSEA不理想，但其他指标较为理想，且因子负荷值都有很高的显著水平，故综合考虑,因子模型可以接受。从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学校领导→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结构方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或接近先定的标准,说明该模型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表5 “学校领导→双语教育政策绩效”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n=215)

  

χ2/dfGFIAGFINFICFIRMSEA19．5770．910．910．900．900．11

 

图2 “学校领导→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结构模型图(图中所画箭头是指前面因素对后面因素有正向影响作用)

1.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因子分析

比较两组患者的肠鸣音恢复时间、肛门自主排气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评分。护理满意度采用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评估，总分100分；满意：＞85分，基本满意：60～85分，不满意：＜60分。护理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总例数×100%。

 

 

图3 “学校领导→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结构模型估计图

 

表6 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及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路径系数政策态度←领导的支持0．389∗∗∗语言习得←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0．335∗∗∗政策态度←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0．255∗∗∗政策态度←领导的专业能力0．400∗∗∗语言习得←领导的支持0．285∗∗∗语言习得←领导的专业能力0．322∗∗∗

注：***p<0.001

综合上述，通过实证研究，学校领导因素对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影响模型获得支持，表明双语教育政策绩效既要受到学校领导三大因素的影响，同时，各因素间相互呼应及配合，长年进行后，双语教育政策必可收到良好的成效。通过以上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分析可知，教师对双语教育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对双语教育的支持、领导双语的专业能力评价越高，对学生的语言习得评价也相应越高；教师对领导的支持、领导双语的专业能力和双语教育目标制定与执行评价越高，其政策态度也越积极。从“学校领导→学生语言习得”层面来看，其路径系数大小基本上遵从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的专业能力>领导的支持的顺序，表明“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因素对“语言习得”的效应和重要性程度最大，“领导的专业能力”次之，“领导的支持”相对较低。从“学校领导→政策态度”层面来看，路径系数大小则遵从领导的专业能力>领导的支持>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领导的专业能力”的效应和重要性程度最大,“领导的支持”次之,“双语目标的制定与执行”相对较低。

四、研究结果与建议

研究发现，甘孜州藏汉双语教育政策态度、学生语言习得的均值均较高，说明教师对双语教育政策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并持肯定态度，对甘孜州双语教育政策绩效与学校领导都比较满意，承认双语教育对个人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学校领导因素对双语教育政策绩效的影响模型获得支持。通过上述的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可以得出学校领导因素与藏汉双语教育政策绩效因素的相关性结构方程模型，且结构方程各系数显示出极强的显著性。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语教育政策目标的制定要因地制宜

目前，甘孜州双语教育主要按照国家和四川省统一颁布的政策文件来执行，而对双语教育的发展规划没有很好地因地制宜确定各个地方的双语教育目标，从而造成“二类模式”双语教育发展名不副实、困难重重。为解决这些问题，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应深入研究和精准把握教育规律，在总结双语教育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双语教育的理念，明确双语教育的目标。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科学系统地探究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及义务教育各阶段双语教育的课程设置、资源开发、师资配备与培训、考试评价、升学与就业以及社会应用双语等重大问题，建立和完善内容完整、构架清晰、配套衔接、协调发展的双语教育体系和政策保障体系。

甘孜州双语教育政策制定部门应该对各校开展双语教育的现状进行调研，根据实际情况对政策目标作出调整，因地制宜地为县、乡两级学校制定二级双语教育目标。各校可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摸索和设立三级指标，并由上级部门进行审核和校正，从而建立科学有效的双语教学梯队，不仅符合自治区培养“民汉兼通”人才的要求，而且也为有效开展双语教育添砖加瓦。

(二)提升学校领导者专业素质

由研究结果得知,教师均肯定双语教育过程中领导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校长的办学哲学、课程观念以及对课程领导的认识和理解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校课程建设的方向、规模以及实施的效果。[5]因此,为能有效帮助管理者实施双语教育领导,建议中小学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能建立一套民族地区双语学校领导者的遴选办法,校长或相关管理者不仅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力，而且应包含双语教育的统御领导能力,通过严格的遴选制度，选拔出合格的管理者,不仅能建立领导或相关管理者良好的专业形象及公信力,而且在领导或相关管理者经过培训或养成的过程中,确保能提升其专业知识能力和双语教育的统御领导能力。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需求越来越高，但现在我国的环境问题却愈发突出，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无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此产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众所周知温室效应会对全球气候带来巨大影响，一般人们都知道它受到二氧化碳含量影响，不容忽略的是，它还和工业行业中的废热排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严峻的环境问题面前，我们不得不去降低废热排放。研究表明通过对轧钢加温度的控制，可以有效地减少在工业生产环节中产生的废热，对企业的发展能起到有利的作用，对环境的保护更是意义深远。

(三)实行政策执行全方位监督

政策执行监督是提升政策运行成效的必要环节。目前甘孜州双语教育考核依旧沿用校内评估和量化指标相结合的传统评价方法，这种以升学率和达标率为标准的考核评价机制会削弱部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因此建立科学有效、具有人文关怀的监督管理机制是双语教育政策有效执行的迫切需要。

一方面要完善双语教育质量评价机制，采用各种灵活手段进行阶段性双语教育质量评估。规范民族语文的考试评价机制，制定少数民族语文水平等级标准和考试办法。另一方面，要结合多方面的建议建立双语教育政策监管网络化执行模式。双语教育研发人员、懂双语教育规律的高素质执行者、基层双语教师及社会公众舆论良性互动，特别是要包括教职工代表大会推选出的教师代表参加，以及时反映教师的诉求，[6]为双语教育政策的健康运转搭建一个科学高效的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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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明钢,刑 强,李艳红.藏族儿童的双语背景与双语学习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1999(3):29-32.

[3]张红艳.教育绩效概念界定及其测量的实现——以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绩效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63-170.

[4]苏 德.蒙汉双语教育研究：从理论到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

[5]陈 玲，张家军.论校长课程领导力的提升[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6(3)：39-45.

[6]肖庆顺，薄 云，杨 延，等.我国独立学院章程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基于全国独立学院问卷调查的分析[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6(9)：22-27，75.

[7]韩文琪,孙钰华.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课堂言语互动分析[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7(3):59-68.

[8]格·孟和.关于“双语教育”的几个问题[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5(5):4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