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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娼妓问题初探——以上海(1911—1937)为视角

更新时间:2016-07-05

娼妓是一个古老的职业。若从管仲设“女闾七百,为一万七千五百家”算起,一直到雍正“令各省俱无在官乐宫”废除,在国家制度层面,公娼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清中叶以后,承平日久,法令松弛,加之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私娼日益兴盛。到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由一个独立发展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列强争夺瓜分利益的屠宰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强烈变动。同时,外国资本的注入催生出一大批近代化城市,上海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妓女作为整个社会的底层群体,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可以说,妓女的发展与社会制度和城市发展有着密切关联。“19世纪的上海卖淫市场已经从一个由一小群高级妓女主导的,以满足19世纪城市精英的需要为目的的奢华市场,演变为一个为城市工商阶级中日益增多的未婚男人提供性服务的市场”[1]

本文选取的时间段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26年。相较于西方娼妓业的研究,中国史学界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发这块处女地。可以说,近代娼妓业的发展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平行,“讲述了从文明到压迫与危险的一部衰落史”[1]。因此研究上海妓女这个特殊群体的变迁,可以从侧面反映上海近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近代化的发展。

1 上海妓女群体

“二十世纪初上海娼妓行当的术语渗透着早期历史的印迹以及对官场的讽喻”[1],“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每个主要的社会群体都有与之对应的一批妓女”[2]。在近代,上海妓女群体变化趋势是一种“向下的运动”,并且色情化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1.1 妓女的分类及特点

1.1.1 书寓与长三

书寓大约产生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上海,那时,能操弦说唱、会说书的女艺人称为“书寓”,“书寓”即说书人的寓所,后来直接用“书寓”来形容这一群体的女性,尊称“倌人”或者“先生”。对原则上卖艺不卖身的高级妓女以此尊称,一来是文人墨客欣赏其不与其他卖笑妓女沆瀣一气的气质,二来也是这群所谓的社会精英人士对腐朽官场的戏谑。到近代,随着旧政权的覆灭和传统士大夫的衰亡,加之受西方近代化影响,上海社会风气迅速转变,原来的“书寓”已经无法应对追求速度和效率的市场化经济,取而代之的是“长三”。长三原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于是以“长三”来代指这一妓女群体。在整个民国时代,长三是妓女群体的最高级(书寓早已沦为长三)。与书寓相比,长三没有书寓的等级资格考试,只会弹唱几首简单的曲子,对狎客几乎有求必应,并不忌讳与狎客的性关系,因而传统士大夫无比怀念过去书寓的矜持有度。但在民国初年,除非熟人搭线,想结识一位长三并非易事。长三也有其规矩:“往其家做茶会,称打茶围;新年第一次往妓家,妓出果盘相饷,曰开果盘”[3],“出堂差”要么坐马车,要么由堂子里的仆役用肩抬了去。“早期的长三妓院,主要分布在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东西两条荟芳里,以后逐渐向三马路(今汉口路)、四马路(今北海路)方向发展”[4]

1.1.2 么二

么二又称幺二,因其出局必以银二元故名。到民国时期,打茶围、招待瓜果一元,侑酒两元。么二与长三有着鲜明的界限,对待生客熟客一视同仁,但公认的么二无论是姿色、才艺都不如长三,也有妓女主动或者被动离开长三队伍进入么二行列。因为么二没那么多名目,来钱更快,因而更受妓院老鸨欢迎。

1.1.3 咸肉

随着上海城市化程度加深,以满足男性淫欲为主要目的咸肉庄应运而生。在庄内,“男人们可以睡他人的小妾或者体面人家的大小姐”[1],庄内也配备一定数量的妓女供客人包夜。“咸肉”的称呼来自上海嫖客的隐喻,直接反映出他们追求的是肉欲的快感。“食肉自以新鲜为贵,加过多盐的咸肉,非但失去肉的真味,并且多少还带些臭气”[5]。与长三、么二的专职不同,咸肉庄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家庭的伦理关系,对传统社会是一个极大的危害,咸肉庄的出现迎合了上海作为一个外埠的特点,大部分的咸肉庄位于法租界的八仙桥附近,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咸肉的数量超过长三、幺二。

1.1.4 雉妓

大量农民涌入上海找工作,“上海职业虽然五花八门,但当时劳动人民找职业之难及失业人口之多,比之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9],据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一书统计,1930年上海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8.21%,大约有30余万人。1936年失业或者无业的人口达到了25%,从1930年到1936年,上海失业或无业人口至少是60万以上。由此可见,上海的失业问题十分严重。男性可凭借力气谋得一份人力车夫、码头掮客的工作,但进城的农村妇女绝大部分因是文盲,在上海只能当保姆、女佣、卷烟厂、纺织工等工作。这部分市场容纳不了迅速增长的女性群体,另外,外地妇女在上海工厂要想谋得一份工作,首先要托熟人找关系,向工厂的工头、领班送十几元不等的礼物,就算进了工厂,每天要忍受十二个小时的劳动强度,且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即便如此,稍有不慎,就会被辞退。“在民生凋敝,商业不景气的情形下,妇女求知、参政很难实现,相当一部分失业女工和乡村进城女性靠卖淫为生”[15],相较于其他职业,从妓算是一种相对较简单、轻松的职业选择。

1.1.5 钉棚、花烟间

花烟间和钉棚是整个妓院系统内等级最低的妓女群体。“花烟间”,顾名思义,指的是嫖客边嫖边吸鸦片的地方,1933年上海禁烟以后,花烟间只卖“花”不卖烟;“钉棚”指贩夫走卒进行性交易的简陋场所。

1.1.6 外国妓女

上海妓女中还有一大批洋妓,其中人数最多地位最低下的要数俄妓。最早的一批俄妓是1905年中俄战争失败后经过哈尔滨来到上海的。1910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上海俄妓数量大增,三十年代总共大约有8000人,而其他国籍的白人妓女不过2000人。日妓的数量在上海也不容小觑,受到中日民族关系的影响,上海的日妓馆被认为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部分。“她们普遍缺乏从业条件而且语言不通”[6],找不到工作只能从事性工作以生存。当然洋人也会出现“盘剥同胞为娼,所得钱财上不遗余力”[7]的现象。

1.1.7 变相妓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受西方思想影响,加之农村经济破产,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萎靡,大批女性以打零工的形式从事性工作,赚外快。她们大多没有取得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因此不敢明目张胆在街头拉客,于是一种变相的卖淫应运而生,她们打着茶室女招待、女按摩师、舞女、向导女的名号进行卖淫活动,大有超过传统妓女的趋势。“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上海共有105家按摩院,雇佣了2800个女按摩师”[8],这种“新的卖淫方式的冲击破坏了原先使性买卖井然有序的等级制度”[1],扩大了妓女的定义范围。

民国时期上海妓女的总体特点是高等妓女的数量远远低于低等级女,中下等妓女占妓女群体的主体地位。上海经济的商业化以及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结构的重组,使得上海妓女群体结构发生改变,在性目的上渐趋一致。“妓女若是因生活困难而不得不多松裤腰带时,正说明了娼妓业的下滑”[1],娼门界限的打破,实质上反映了传统娼妓业的滑坡。

1.2 妓女的来源及数量

“上海娼妓主要来自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其中江苏占90%,浙江占6%,广东占4%。外国娼妓及其他地区来的少数,就上述三处,江苏以扬州最多,野鸡大半来自扬州;苏州居次,多在长三妓院;其余来自南京、吴江、无锡、常州、镇江等地,上海本地人很少。浙江以杭州为最,宁波居次;广东以广州为最,潮州居次”[4]

第一,下部支撑框架:下部支撑框架主要用于支撑和安装电永磁吸附式上部装配平台及试板等零部件的存放功能。电磁吸附式上部装配平台与机械压紧式上部装配平台安装于此下部支撑框架上,框架组焊完成后进行退火及整体加工,支撑框架的上下平面为加工面,上平面的平面度要求≤0.1mm/m,全长≤0.2mm;框架本身具有良好的强度及刚度,在长期运输及使用过程中不得出现变形。

关于上海娼妓的具体数字我们不得而知,准确的数字统计有1915年《中华新报》和1918年上海“工部局”的调查。1915年上海公共租界明娼有9791人 (不包括暗娼、华界及广州籍妓女),“当时公共租界人口总共68万余,其中青壮年妇女约有10万余人,这就是说每十几个妇女中就有一个娼妓”[4],五年后(1920年)上海娼妓总数已经达到60141人(只包括长三、么二和野鸡,其他未调查),若加上下等妓女花烟间、钉棚、咸肉妹、变相妓女和私娼等等,这个数字更为庞大。“1927年,一项估算称有执照、无执照的娼妓数字为 120000人”[1],到 1935年,按鲍祖宝在《上海娼妓》一书中的推算,上海的公娼和私娼人数在六万到十万之间。从整个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1915—1935年的二十年之间,上海娼妓的数量增长了十倍多,那这二十年上海人口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36][45] 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65、67页。

表1 旧上海人口统计[9]

年份 华界 公共租界 法界 总共1915 1173653 683920 149000 2006573 1920 不详 7831436 170229 不详1927 1503922 840226 297072 2641220 1935 2044014 1159775 498193 3701982

由上表可知,1935年上海人口是1915年的1.85倍左右,而同时间段娼妓涨了6.13—10.21倍之间。也就是说,上海娼妓的增长幅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6—10倍。若刨去上海人口中的男性,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病理检查:选择80iNIKON正置荧光显微镜、LEICA 2145轮转石蜡切片机、Shandon Pathcentre全封闭脱水机、LEICAST5030染色封片工作站。

[7]陈旭楠.民国时期上海的犹太娼妓问题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13,(6):47-50.

2 近代上海娼业发达的原因

上海自1843年鸦片战争开埠以来,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工商业日益繁荣,外国资本家、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商人、破产的农民等纷纷涌入,上海迅速成为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国际化大城市,被称为“亚洲巴黎”。自1845年,英国率先在上海划定租界以来,美国、法国紧追其后,租界俨然成为了国中之国。时租界内“夷夏糅杂,人重偎多,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乎花天酒地矣”[10],到民国初年,上海已然是十里洋场,粉黛三千,妓院之多冠于天下,因此上海又有称为“亚洲妓院”之称。

2.1 根本原因

恩格斯认为 “随着财产不均现象的产生,亦即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与努力劳动并存就零散的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他的必然伴侣,也出现了强制女奴隶献身于男性的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11]也就是说娼妓是私有制的产物问题,是名义上一夫一妻制的补充。因此从淫业制度确立之初就得到国家的认可,成为国家征收赋税的重要来源。

她有一种像刚爬上岸又被人推进了海里的感觉,出于赌气,她也和人说,他们分开了,只是换了个公司。其实,也不是真的分开了,两人依然经常问候,只是不常见面了。

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暴中,妓女是政客、军界的重要联系媒介。“当红妓女为抬高自己在花界身价和地位,对社会名流等嫖客煞费苦心、费力经营,而一些达官显贵也乐于享受竞相追捧妓女的乐趣,能和名妓交往,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的炫耀。”[23]组建安福俱乐部的皖系军阀徐树铮纳清吟班子苏芸仙为小妾;蔡锷在小凤仙的协助下成功出逃,留下千古佳话。同时,“妓院收入成为租界当局仅次于旅馆业、餐饮业的第三位财政收入”[24]。妓院作为一项服务业,其周边很快会出现饭店、旅馆、服装店、珠宝店等,由此形成一个卖淫嫖娼为中心的商圈,不断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虽然“租界征收花税,是殖民主义者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部分”[11],但这部分利益又被列强用于发展租界经济,无形中促进整个上海近代化过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上海妓女的兴盛始终紧紧地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近代化联系在一起。

2.2 客观原因

资本主义列强通过炮火打开中国市场,沿海的一批城市最早成为通商口岸,也就是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到十九世纪后期,通商口岸已经沿着长江深入到中国内陆腹地。列强在华掠夺原料、倾销商品,中国日益沦为资本主义市场的附庸。随着中国殖民化程度加深,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改变,表现在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农民生产的土布土纱被物美价廉的工厂生产的纱布取代,农村经济破产,农民面临生存困难的危机。大量农民无家可归无处可逃,因此江浙农民只能来到上海,寻找一条活路。

雉妓,又称为野鸡,是近代上海妓女数量最多的群体。前面的三种妓女群体还是主动等待“生意”送上门,而雉妓则是直接上街拉客,服务对象定位是穿梭在大上海的走夫贩卒。野鸡内部分为普通野鸡和住家野鸡两大类,其中住家野鸡指的是从来不会上街拉客的妓女,她们大多是由年龄较大的妓女构成,大约在20—30岁之间。普通野鸡则身着精美的服饰,游走在繁华的上海街头,伺机拉客。若是在街头拉不到客人,则会遭到老鸨的一顿毒打。由于上海市政府严禁街头拉客现象的发生,因此,在街头拉客的妓女也常常与警察发生冲突。

长沙位于长江以南,湖南东北部,为湖南省省会,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科教中心。长沙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是楚文明和湘楚文化的发源地,旅游资源丰富,有着 “屈贾之乡”、“山水洲城”的美誉。长沙四时有景,四季分明,不同季节有着不同的旅游资源展示不同的美景。长沙独有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为长沙市全域旅游的展开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上海人口虽多,但结构却并不合理,这与大量内地人短期内涌入上海有关。如表2所示,租界的男女比例是高于华界的,这与租界成立之初需要大量男性劳动力有关。

表2 上海各区间性别比[9]

年份 公共租界 法租界 华界1930 156:100 149:100 135:100 1935 156:100 135:100 141:100

根据世界各国人口调查资料,各国男女出生比例有所出入,但基本是105:100。“1935年,上海市的人口性别调查为:男性2.3亿,女性1.83亿”[16],可见,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外来务工人员中,性别比例是畸形发展的。农村男性来到城市,能找到一份填饱自己肚子的工作已十分不易,已婚的男性根本无力将在农村的孩子老婆接到城里,未婚的男性勉强能养活自己,何谈娶妻生子之事。这部分人总要找一个解决生理需求的方式,野鸡、钉棚、花烟间的廉价妓女正好满足了他们。因此“这种社会的病态需要和破产的农村妇女源源不断的结合,使上海的娼妓队伍恶性膨胀”[17]

上海庞大的娼妓市场驱使一部分人萌生了拐卖妇女儿童为妓的邪恶念头,人贩子以招工为名拐骗外来务工的妇女入沪为妓。据上海教养所对1259名妓女从妓原因的调查,结果有229名女性是被骗为娼的。《上海娼妓改造史话》中记录了一名叫“雪珍”的劳动妇女,背井离乡来到上海找自己的母亲,结果却被同乡阿兰骗进妓院,无奈为娼的案例。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外有列强势力入侵,内有军阀割据,内战不止,天灾不断。1921年夏秋之交,“豫、苏、皖、浙、陕、鲁、鄂、冀大水,以淮河流域罹灾最重”[18],小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为保命只得卖妻鬻女。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在南京实行废娼,其他省市如江苏、安徽、浙江纷纷效仿,废娼运动次第展开。这些施行废娼城市的妓女纷纷涌入上海(上海的废娼力度不大),如此反而壮大了上海妓女群体。

2.3 主观原因

出入城市的农村女子或贪恋上海灯红酒绿的生活,因奢侈放纵堕落为妓,或是原先富贵家庭的小姐因家道中落,一心向往从前的骄奢生活,爱慕虚荣堕入歧途。新中国成立后,妇女教养所对妓女从业原因进行抽样调查,其中因爱慕虚荣堕入娼业共457人,占总人数的36.3%。

3 禁娼运动与历史中的海上花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女子参政同盟会通过一项改良公娼制度的决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自由平等思想发展,人们要求人的解放,尤其是妇女的解放。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上发表废娼言论,受其影响,社会上关于废除女子为妓和禁止男子嫖娼的言论此起彼伏。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妓女行列,那些拿不到政府营业执照的妓女变成私娼,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性病大肆蔓延,到这时,妓女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引起当局者和改革派、先进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等的关注。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上海工商局于1920年颁布《妓院领照章程》,决定自1920至1924年,分五年禁绝。《章程》规定在1919年12月31号之前成立的妓院才可以领证,未领证者须停业。但事实上,政府“禁止的一切娼妓是其最终理想,现实阶段只禁私娼”[19]。《妓院领照章程》的实施,最终使上海公娼制度进一步完善,实际上则是更有利于工部局向已领证的妓院征税。同时,“上海工部局在南京路议事厅举行了首次当众摇珠废娼,珠上分注执照、门牌号码,凡摇去者勒令停止营业”[20],1921年12月6日又举行第二次摇珠废娼,此后再也没有举行过。这两次摇珠废娼一共摇去妓院312家,妓女1000人。由于上海市政府没有解决好妓女的后续工作问题,这些被摇去的妓女又重操旧业,从公娼转为私娼,继续卖淫。上海市政府原定五年禁绝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废娼运动有始无终,有禁无止,以失败告终。

“娼妓现象一直是中国社会躯体内的痼疾与恶瘤,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客观事实”[21],但关于娼妓的危害在这里不予多讨论,在这里,更多的是将上海妓女放在时代背景下,去考察在风雨飘摇与繁荣发展这一矛盾的历史情景中,妓女是如何参与上海的近代化发展。

明代闽东银矿很多,参合弘治《八闽通志》、正德《福州府志》、嘉靖《建宁府志》、乾隆版《福宁府志》之记录,有如下十一处:古田县的宝兴场,[30]福宁州的玉林场、钱马坑、小叶坑、黄海梅坑(应为《福宁府志》中的黄海银坑、黄社银坑,),宁德县的宝丰场、新兴坑,[31]黄海银坑、黄社银坑,福安县的刘洋银坑、上坪银坑,[32]寿宁县的官田坑银坑。[33]等。此外,《寿宁待志》记载:寿人所用皆苎山之银,故多低价,然大石、蓝天、淳池(纯池)、杨梅弄(洋尾弄)亦多倾煎。[34]

二十世纪的上海妓女并不完全是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无知人群,她们更多的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长三等高级妓女与社会上流人士关系密切,因此她们几乎参与了二十世纪初社会民族危机的大讨论,“高级妓女的行动范围由两个方面组成,它包括政治领域和人道主义领域”[6]。辛亥革命后,社会上兴起一股思想解放的热潮,青楼女子自然也不例外。1912年5月,上海名妓柳如是、林黛玉等人模仿达尔文的进化论,成立“青楼进化团”[22]。民国初年花届流行身着国旗制成的衣服,“青楼进化团”的一名妓女张曼君因此在公众场合发言:“这面五色国旗来的不大容易,不该当做儿戏,拿他穿在身上,未免没有道理。”同时,她又呼吁广大同行使用国货,不用舶来品,充分体现了她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当时报纸上对其行为大加赞赏,更有人以“论维持国货之责在妓女”高度评价提倡国货的妓女,认为她们是民生主义的实业家。1915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全民掀起了讨袁抗日的爱国运动,妓女们纷纷响应,将自己的私房钱(卖身钱)捐出作为救国储金,“妾不幸身为女子,且有坠入青楼自叹身世之不遇,若国亡家破,再落强暴之手,此身之遭遇更不知伊于何底”[22]。1919年,因不满巴黎和会上将山东主权转交日本,五四青年运动爆发,妓女纷纷响应,她们在学生游行的大街上设立茶水点,妓院关门,以示反抗。“政治上的剧变和危机也使高级妓女从环境的变化中逐渐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处境,并试图自我组织起来”[6]

原料配方:①浸卤液。水50kg,辛夷4g、砂仁4g、陈皮3g、白芷10g、桂皮12g、花椒40g、小茴香50g、元茴90g、食盐1.2kg,葱、姜、糖适量。②填料液。香米300g,板栗仁300g,豌豆80g,枸杞200g,莲子、百合各80g,将填料洗净后混合均匀备用 。

上海虽然在开埠通商前就有妓女,但那时是公娼,数量少而精。1843年开埠通商以后,妓女数量直线上升且妓院秩序不断被打破。“娼妓业的发展总是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步”[12]。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因其便捷的水陆交通位置迅速获得外国殖民者的喜爱,自英国划分租界以后,美国、法国等各个国家依据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纷纷在上海抢占殖民地,企图使上海成为列强瓜分利益的大本营。1895年《马关条约》又使列强取得在华建造工厂的权利。“自马关条约订立后,外人在华之工厂逐年增加,民国二年已达166家……1921年……上海有日厂22”[13],上海成为列强争先投资的城市。在大量外国资本的刺激下,社会上兴起实业救国热潮,民族工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上海成为 “冒险家的乐园”,前来淘金者源源不断,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妓业首先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供求关系,而不仅仅是道德范畴问题。”[14]伴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娼妓业也依托繁华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张乾并非不爱小琵琵仙。他是觉得,自己年岁大了,又生活无着,如若应允就会耽误姑娘的一生。其时张父过世多年,张乾将祖传产业交与弟弟,自己独走江湖,带着一帮穷兄弟走南闯北,快意恩仇,义薄云天,倒也活得顶天立地。因为行踪难定,他将小儿托付给琵琶仙,声言大恩大德来生再报。

4 结语

对于大多数高校开设的全英文课程,面临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学生的英文水平参差不齐,在课堂上有些知识无法立刻听懂,通过英文教材进行自习,效率也相对中文教材低。最终往往导致学生学习的信心受挫,从而影响整个教学质量。对于这个问题,在“纳米材料”课程确定全英文教学模式时进行了深入的考虑。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上海妓女研究始终是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然而“妓女,作为一种非正常的边缘群体,一种无法消除的必要罪恶,在一百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其卖淫形式、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及与外部权力控制关系发生着演变”[25]

预实验大鼠快速断头开颅取脑,将大脑沿冠状面用剃须刀片切片,切片后立即放入2%TTC染色溶液中,在避光条件下染色30min。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变化。

“妓业,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城市提供给女性谋生的最主要的职业,妓业往往在那些经济发展迅速、地理位置充要、人口流动频率较高的城市异常繁荣。”[26]因娼妓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敏感度高于社会其他群体,所以通过对上海妓女史料的爬梳,可以反映出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上海城市化的发展特点。上海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造就了上海娼妓的繁荣,娼妓业又给城市工商业发展和繁荣带来辅助作用。二者相互依存,互利共生。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妓女,虽然是社会的下等群体,但并不处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自始至终是历史的参与者、缔造者。

参考文献

山上桃花开得热烈,蓊蓊郁郁的,勤劳的小蜜蜂在花朵之间忙碌不停。山脚下大片大片绿油油的麦苗映入眼帘,绿得诱人,绿得有力,绿得生机勃勃。春风吹过,大股大股的绿色波浪随风荡漾,真是美到极致,不由得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父子二人深深呼吸了一口气,春天清新的空气沁入五脏六腑,感觉整个人轻松灵便了许多。在这美好的、绿色的春风里,我们快步跑起来,两个人都有种飞翔的感觉,真是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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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墨西哥和白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父权价值体系(Madsen,2000:2)是塞利亚文化身份建构的另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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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农业+民俗文化”:文化创意带动产业的相互融合与促进 在现代农业产业规划中,以当地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及区域特色为切入点,进一步把握其文化的深层次含义,通过合理策划来为农业生产及展示等活动注入更多活力,充分体现其文化性与地域性。基于现有的农业产业链及三大产业的共同发展,重点发展乡村文化,实现文明创新,有机结合农村产业与乡村旅游、区域文化[6]。通过多元化的产业文化和一目了然的体验形式来深化游客对文化的理解与体会。

[17]孙国群.旧上海娼妓秘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17.

[18]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42.

[19]张超.民国娼妓问题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5.

[20]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392.

[21]王娟.清末民国时期北京的“救娼”与“废娼”[J].妇女研究论丛,2006,(3):49-54.

[22]申报[N].1912-09-21.

[23]宋庆欣.民国时期北京娼妓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1.

[24]吕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娼妓治理问题研究(1927—1937)[D].济南:山东大学,2013.

[25]陈晓兰.身体与政治——关于《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J].妇女研究论丛,2006,(1):78-80.

[26]王凯.民国时期城市妓女群体初探[D].长春:吉林大学,2007.

郑燕燕
《巢湖学院学报》 2018年第1期
《巢湖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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