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外部知识溢出的存在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过程的影响不是自动发生的，它依赖于企业自身以内部研发支出为基础而形成的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开创性地讨论了企业内部研发支出的双重效应，认为内部研发支出既可以直接推动创新，又有利于增强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在此基础上，Escribano等[2]进一步扩展了吸收能力模型，并利用西班牙企业微观数据对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全面检验。而近期的一些实证研究还发现，在控制了知识环境异质性和企业技术能力的异质性之后，本地知识溢出对当地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影响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种现象启发我们应重新审视知识自身的异质性对知识溢出过程的影响，特别是知识来源和知识复杂性的差异[3]。不同类型的知识具有不同程度的外部性，因而其溢出效应也会存在差异[4]。例如，与企业等私人机构的技术开发成果不同，来源于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等公共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知识尽管排他性更弱，但往往很难商业化[5]；相对于技术复杂性较低的普通专利，知识复杂性更高的发明专利阻挡了更多的模仿者。那么，外部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依赖于知识本身的异质性呢？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改革、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活跃性等外部知识环境会影响企业开放创新的过程和绩效吗？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均极为重要且有待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当前最紧迫的是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优化技术创新政策体系。长期以来，受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中国创新政策偏重于通过加大研发投资来改善知识资源禀赋结构[6]。然而，本文则强调知识溢出对创新过程的重要影响，认为创新政策应从片面强调增加研发支出转向兼顾疏通知识溢出渠道。因此，回答好以上问题有利于优化国家创新政策的顶层设计。

鉴于此，本文在开放创新的框架内，基于Escribano等[2]扩展的吸收能力模型，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地区专利数据，考察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研发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本文基于中国情境，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对Cohen和Levinthal[1]建立的企业内部研发支出的双重效应模型以及Escribano等[2]扩展的吸收能力模型进行全面检验，进而为开放创新领域的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其二，本文首次引入知识异质性(知识来源和知识复杂性)检验外部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特别是将外部知识来源区分为学术型知识和产业界知识，进而为产学研合作政策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三，本文全面检验了转型国家的创新环境(知识生产活跃性、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化改革进程和行业要素密集度)对知识溢出和开放创新的影响，进而有利于推断新时代国家创新政策的优化方向。

佛山地铁3号线镇安站主体围护结构设计合理性分析………………………………………………………… 付叶能（9-8）

二、理论机制

自Arrow[7]的开创性研究以来，理论界已形成普遍共识，即知识溢出效应是由知识的外部性决定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具有不同程度的外部性：其一，知识来源影响知识外部性程度。Henderson等[4]指出不同创新主体生产的知识在基础性(Basicness)和专用性(Appropriability)上存在明显的差别，而知识的基础性和专用性是反映知识外部性的核心指标。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等公共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其生产的知识位于创新价值链的前端，基础性更高但专用性更低，且对知识吸收方的要求更高[5]；企业等私人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和商业化应用，其生产的知识基础性更低但专用性更高，对其他企业的知识溢出更直接且作用更显著[3]。其二，知识复杂性也会影响知识外部性程度。那些技术复杂性较低的普通专利易于模仿，而知识复杂性更高的发明专利阻挡了更多的模仿者。

环境因素认知中温度与湿度对血糖准确度的影响可作为血液标本管理与员工培训的参考。此外，血糖试纸相关因素对快速血糖值的影响更需进一步的探讨，尤其针对使用快速血糖监测患者血糖值的科室，如快速血糖仪的差异、校正、保养及试纸的每日测试、保存、环境影响等因素也需列入在日常照护常规所需注意的事项。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参考Escribano等[2]、Liu和Buck[11]的方法，本文构建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研发支出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计量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机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其一，行业知识生产活跃程度影响该产业的知识溢出和吸收过程。稳定与动荡的知识环境对企业创新过程的影响在于开发和利用外部知识的相对重要性。在稳定的知识环境中，由于创新不活跃，新知识生产速度和技术变化速度较慢，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内部研发，而非外部知识获取，因而吸收能力重要性相对下降；在动荡的知识环境中，创新更活跃，新知识生产速度和技术变化速度较快，企业更可能也更倾向于从外部知识环境中汲取到相关知识，因而吸收能力的作用更为显著[2]。其二，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也会影响知识溢出和吸收过程。企业是否将研发支出产生的新知识专利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欧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专利创造和交易行为，进而有利于知识溢出。然而在中国，模仿创新是主要的创新模式，加之市场结构方面的原因，适度放松知识产权保护更有利于知识溢出和模仿创新[9]。其三，在转型国家，市场逐渐取代政府成为决定创新资源配置的主体，而两者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6]。因此，市场化改革进程应该会影响知识溢出和创新过程。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在省份层面的专利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中国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参考Brandt等[10]的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调整。考虑到中国产业部门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加之该数据库仅在2005—2007年度报告了企业的创新投入(研究开发费用)和产出(新产品产值)指标，因而本文选择了其间研究开发费用和新产品产值均不为零的企业作为样本，利用数据库提供的关于企业地理位置的信息对企业数据与省份数据进行匹配，进而得到了2005—2007年涵盖27 334个观察值的微观面板数据集。

(二)变量测量

(二)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Innov)。现有文献通常利用专利或新产品产值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创新产出都以专利形式加以保护[11]，而新产品产值则得益于企业新知识存量，且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新知识商业化的水平，可见，新产品产值可以更好地反映企业的创新绩效。另外，从数据可得性来看，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提供专利申请的数据，但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新产品产值数据。基于此，本文选择新产品产值作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

解释变量包括外部知识溢出(Spill)和内部研发支出(RD)。国外文献通常采用专利引用作为知识溢出的代理变量，然而这方面数据在中国面临严重的数据可得性限制。考虑到知识溢出效应取决于当地可供溢出的“知识池”，即当地的知识存量，本文采用专利存量作为地区知识存量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到中国要素市场的行政分割特征以及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以省份作为本地知识溢出的区域范围，最终选用专利授权量来衡量各省份知识存量，并结合Alcacer和Chung[3]的分类方法，将专利来源分为学术专利(Acad)、企业专利(Firm)和个人专利(Pers)。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局提供了各省份专利授权量的来源情况，包括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企业、个人、机关五大类。本文将大专院校专利与科研单位专利合并为学术专利，同时，剔除授权量很少的机关专利。另外，按照学术界通常做法，将专利复杂程度分为发明专利(Invent)、实用新型专利(Prac)和外观设计专利(Appe)。Cohen和Levinthal[1]开创性地讨论了企业内部研发支出的双重效应，即创新效应和吸收能力效应。后续学者进一步扩充了研发的测量方法，如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是否存在独立的研发部门、研发人员的数量和结构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最普遍使用的研发经费投入指标来衡量内部研发支出(RD)，并根据Escribano等[2]、Liu和Buck[11]等文献的方法采用内部研发支出与外部知识溢出的交乘项来检验内部研发支出的吸收能力效应，在统计上反映为内部研发支出的调节效应。

你混蛋。我哐一脚踢过去，脚趾头被咯得生疼。接着骂一句，又一脚踢过去，再次狠狠地咯了一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我一气朝枣树踢了二三十脚，两脚疼得终于抬不上去了。之后我抬起手，给了老枣树两耳刮子。

控制变量的结果与既往文献的结论大体一致。企业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越大，创新绩效越高，与熊彼特假说结论一致。所有制形式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资本控股不利于企业创新。政府补贴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量=27 334)

变 量均 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变 量均 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Innov10.142.1218.520.00Invent8.160.909.842.89RD6.542.2415.780.00Prac9.850.8611.184.04Spill11.260.8712.645.79Appe9.741.3411.834.62Acad7.650.999.421.79SOE0.100.271.000.00Firm9.401.0811.204.37Size5.741.4011.791.10Pers10.191.0911.874.96Subsi12.621.0214.998.91

(三)计量模型

同时，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由于企业自身技术能力的差异，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过程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2]。Cohen和Levinthal[1]最早提出了内部研发支出对企业创新过程的双重效应：其一，内部研发支出可以直接促进技术创新，即研发支出的创新效应主要体现为研发支出的增加可以直接提高企业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概率，改进工艺流程，降低边际成本，增加新产品数量。其二，内部研发支出可以提高企业识别、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即研发支出的吸收能力效应。其中，吸收能力包括潜在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即企业识别、引进、转换外部知识的能力和实现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即消化、吸收和商业化外部知识的能力[8]。Escribano等[2]研究发现，吸收能力在外部知识溢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调节效应。

Innovit=β0+β1RDit+β2Spillit+β3RDit×Spillit+γXit+εit

(1)

其中，下标t和i分别对应年份和企业；Innov表示企业创新绩效，RD表示内部研发支出，Spill表示外部知识溢出，RD*Spill表示内部研发支出与外部知识溢出的交乘项，用以检验内部研发支出的吸收能力效应；X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所有制形式(SOE)、企业规模(Size)和政府补贴(Subsi)；ε表示随机扰动项。由于式(1)引入交乘项后，RD、Spill与其交乘项RD×Spill之间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参考温忠麟等[12]的方法对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以减少交乘项和单变量之间的共线性。同时，面板数据的估计通常使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文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三者之间进行筛选，最终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另外，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截面相关和时序相关等问题，使用普通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会低估标准误差而降低有效性。由于截面单元数大于时间跨度(即大N小T型)，因而本文在后续的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中，采用带有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估计方法。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本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本文以专利授权量衡量外部知识存量，从总体上考察了外部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对应于表2的模型(1)。外部知识溢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创新绩效得益于本地知识溢出。换言之，在知识溢出更充盈的地区，当地企业会表现出更高的创新绩效。同时，模型(1)的结果还验证了Cohen和Levinthal[1]提出的研发双重效应的假说。一方面，内部研发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内部研发支出可以直接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内部研发支出与外部知识溢出的交乘项lnRD×lnSpill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内部研发支出还可以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而吸收能力更强的企业更能够从外部知识溢出中获益。可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部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换言之，吸收能力更强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绩效，因为这些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外部知识[2]。从创新活动地理结构的角度来看，在知识存量丰厚的地区，当地企业具有更强的研发投入激励，因为研发支出有利于其从充裕的外部知识溢出中获益；而在知识存量稀薄的地区，当地企业研发支出的激励不足，因为可供吸收的外部知识偏少，并且还要面临知识外溢的风险。

表2还考察了外部知识的来源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对应于模型(2)。学术专利和企业专利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个人专利的系数不显著为正，且企业专利的系数明显大于学术专利；从交乘项的系数来看，仅有内部研发支出与学术专利的交乘项lnRD×lnAca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来源于产业界的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其次是来源于学术机构的知识溢出，但是来源于个人专利的知识溢出效应不明显。中国企业科研经费的主要用途是试验发展，很少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研究成果大多可以直接进行商业开发。因此，当地企业无需投入研发经费就可以从来源于当地产业界的知识溢出中获益。然而，来源于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的学术型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却受到企业自身吸收能力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大学和政府实验室所主要从事基础研究，所申请的专利尽管外部性强，但其专用性较低，专利成果的商业化难度较大，因而企业只有具备较强的吸收能力才能从中获益。这一结论与Alcacer和Chung[3]、余泳泽等[5]的研究一致，这一结论同时也暗示产学研的效果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

表2的模型(3)是检验外部知识复杂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两者与内部研发支出的交乘项均不显著；发明专利的系数显著为负，其与内部研发支出的交乘项lnRD×lnInvent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外部知识复杂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当地企业自身无须投入研发经费就可以从知识溢出中获益；然而，当外部知识复杂程度较高时，当地企业只有投入研发经费使得自身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从知识溢出中获益。

3.4 烟农缺乏科学合理的施药技术 烟农不能准确把握用药关键期，达不到最佳防治效果，促使烟农加大农药使用浓度。施药部位不明确，采用整株喷施的方法不仅达不到防治效果，还会造成农药浪费及污染。

一般孕产妇及其家人并不懂医学上的专有名词,所以,护理人员在进行沟通时,要尽量减少专有名词的使用,掌握沟通的技巧和方法,除了语言外,还可以运用肢体语言等。同时,护理人员在与孕产妇进行沟通时,也要注意语速、语调等,孕产妇处于情绪比较容易波动的时期,护理人员就更要照顾孕产妇的情绪,注意沟通方式和技巧。而且,不同的孕妇产的文化层次等方面不同,理解能力也有差距,因此,护理人员在与孕产妇沟通时,要采用不同的方式,降低她们对分娩的恐惧。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护理的内容告知孕产妇及家属,使他们对分娩有正确且清醒的认识。

为了提高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依据既往文献的一般做法，本文纳入以下控制变量：其一，所有制形式(SOE)，本文采用国家资本金占实收资本比重划分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取值为1，非国有企业则取值为0。其二，企业规模(Size)，本文采用企业员工人数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其三，政府补贴(Subsi)，鉴于政府补贴的滞后效应，本文将其滞后一期。除所有制形式采用0—1虚拟变量之外，其他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2 基准回归结果(样本量=27 334)

变 量模型(1)模型(2)模型(3)变 量模型(1)模型(2)模型(3)lnSpill0.38***(4.61)lnRD×lnFirm-0.01(-1.55)lnRD0.06***(18.62)0.06***(16.39)0.06***(16.62)lnRD×lnPers0.00 (1.31)lnRD×lnSpill0.01***(5.61) lnInvent -0.29***(-8.22)SOE-0.03***(-7.63)-0.03***(-5.22)-0.03*** (-6.10)lnPrac 0.25***(4.23)lnSize0.45***(30.06)0.45***(29.81)0.46***(29.07)lnAppe 0.33***(17.87)lnSubsi0.56***(7.36)0.50***(7.46)0.47***(7.03)lnRD×lnInvent 0.02***(3.26)lnAcad 0.03** (2.37) lnRD×lnPrac -0.01 (-1.52)lnFirm 0.21***(5.87) lnRD×lnAppe 0.00(0.61)lnPers 0.01 (0.92) 常数项0.48(0.48)1.22(1.37)1.50*(1.72)lnRD×lnAcad 0.02***(3.00) R20.080.080.08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Driscoll-Kraay修正标准误所对应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表3—表5同。

2.1.3 乙醇浓度 随着盐酸乙醇水溶液中乙醇浓度的升高，山竹果皮花青素的提取量呈先升后降趋势。当乙醇浓度<40%时，提取量呈上升趋势；乙醇浓度为40%时，提取量最高，为374.4 nmol/g；之后提取量呈下降趋势。试验过程中发现，乙醇浓度为40%时提取液较浑浊，故判断处于该浓度时有其他物质的干扰，经过比较后确定正交试验选择乙醇浓度为50%、60%及70%。

1.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分组回归

（a）Can you tell me the reason for which you were absent from class.

根据樊纲等[13]提供的中国地区市场化指数，本文将企业样本划分为市场化程度低、中、高三个组别，通过分样本回归讨论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内部研发支出和外部知识溢出的系数在三个样本中均显著为正，也与表2模型(1)的结果一致，这表明内部研发支出和外部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受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然而，交乘项lnRD*lnSpill的系数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或中的企业样本中显著为正，但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样本中不显著。可见，更为完善的市场机制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的发挥，这与孙早等[14]的结论类似：其一，市场竞争驱动企业技术竞争，进而强化企业的技术模仿与技术创新的激励。其二，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完善知识产权的定价机制，进而激励新知识的生产和交易。因此，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发挥内部研发支出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功能，进而改善企业的创新绩效。

2018年9月28日，郧阳区畜牧兽医局党组书记、局长杜万勃到青曲镇走访，并就当前开展非洲猪瘟防控、秋季防疫、重点项目建设(退耕还草和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工作进行调研。就如何做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 杜万勃要求：要坚持规划先行、尊重科学、“一场一策”，不断提高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

表3 按地区市场化程度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 量模型(4)模型(5)模型(6)低中高变 量模型(4)模型(5)模型(6)低中高lnSpill0.96***(7.10)1.31***(19.01)0.32***(4.27)lnSubsi0.41***(5.70)0.045***(3.68)0.52***(6.58)lnRD0.05***(2.95)0.12***(8.97)0.05***(13.07)常数项-7.24***(-19.13)-8.15***(-15.58)-2.53***(-12.86)lnRD×lnSpill0.01(0.76)0.07***(7.06)0.03***(5.98)观测值3 7854 05719 492SOE0.05***(4.01)0.08(1.62)-0.09***(-9.81)R20.100.120.08lnSize0.47***(12.81)0.67***(53.09)0.42***(24.86)

2.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分组回归

根据樊纲等[13]提供的中国地区市场化指数的分项指标“知识产权保护指数”，本文将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的地区。分组回归结果表4的模型(7)和模型(8)所示。结果显示：内部研发支出和外部知识溢出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与表2模型(1)的结果一致，这表明无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是否严格，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研发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交乘项lnRD×lnSpill的系数仅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低的样本中显著为正，这一结论与Escribano等[2]的研究恰好相反。他们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的地区，吸收能力的调节效应显著为正，反之亦然。究其原因，研究对象的差异是造成相反结论的主要原因。Escribano等[2]以发达国家为背景，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和执行过程相对规范和成熟，产业技术水平亦更为领先，自主创新是企业创新的主要模式，因而只有在知识产权保护更为严格的情况下，企业的内部研发支出才能更好地发挥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功能。然而，在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还相对滞后，产业技术水平总体偏低，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的相对重要性更高，模仿创新成为企业创新的主要形式，放松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降低技术模仿的成本[15]。因此，内部研发支出的扩大可以明显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进而改善企业的创新绩效。在统计上，内部研发支出的调节效应就会变得更为显著。可见，中国应该存在一个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中国不需要实施与发达国家一样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9]。

3.不同知识生产活跃程度的分组回归

借鉴Escribano等[2]的方法，本文利用行业新产品产值增长率来反映行业知识生产活跃程度。在样本期内，当某行业的新产品产值年平均增长率高于全行业时，该行业即为知识活跃程度高的行业，否则为知识活跃程度低的行业。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的模型(9)和模型(10)所示。结果显示：内部研发支出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内部研发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不依行业知识生产活跃程度而变化。外部知识溢出的系数在知识生产活跃程度高的行业中显著为正，而在活跃程度低的行业不显著为正。这一结论证实了Escribano等[2]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知识生产活跃程度低的行业中，技术发展相对稳定，企业内外部知识差异较小，因而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就不太明显，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内部知识生产而非外部知识获取。然而，在知识生产活跃程度高的行业中，技术稳定性较弱，技术的快速变化使得企业内部知识储备与外部知识差异较大，因而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就会更明显，可见，企业创新既依赖于内部研发支出，也离不开外部知识获取。交乘项lnRD×lnSpill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无论行业知识生产活跃程度如何，企业投入研发经费均有利于吸收外部知识，进而改善创新绩效。

表4 按外部知识环境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 量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知识生产活跃程度模型(7)模型(8)模型(9)模型(10)低高低高lnSpill0.34***(3.45)0.41***(8.35)0.13(1.51)0.51***(7.06)lnRD0.05***(4.84)0.06***(18.90)0.04***(3.53)0.06***(34.97)lnRD×lnSpill0.02***(11.84)0.00(1.16)0.01**(2.55)0.01***(3.05)SOE-0.08(-3.38)0.00(0.17)-0.22***(-7.57)-0.01**(-1.92)lnSize0.38***(28.29)0.53***(22.83)0.44***(46.15)0.47***(26.15)lnSubsi0.50***(4.03)0.55***(18.66)0.62***(12.31)0.49***(6.62)常数项1.66(1.00)0.17(0.34)-0.39(-0.58)1.31(1.31)观测值10 22017 1147 75619 578R20.090.100.100.09

4.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分组回归

加工速冻蔬菜的设备包括进料运送机、果蔬清洗器、汤漂机、水冷却机、检测带、沥水和均匀入料提高机、冻结机、打包机等[1]。冻结机是生产速冻蔬菜的重要设备，通常采取空气强制循环，像隧道式持续速冻机、螺旋式持续速冻器与流化床式速冻机。近几年也逐渐采用液化气体喷射器，像液氮速冻机。而流化床速冻机是当前IQF方式下的主流设施。

进一步，为考察行业技术水平和要素密集度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参考邵敏和包群[16]的分类方法，按照国民经济二位数行业代码将制造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三类，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子样本中，内部研发支出和外部知识溢出及其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子样本中，外部知识溢出的系数不显著，而另外两个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内部研发支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受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但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仅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成立，而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不成立。原因在于，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相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变革相对缓慢，因而外部知识对企业创新的相对重要性更低，这与表4按照知识生产活跃程度进行分组检验的结果一致，即劳动密集型行业，知识环境相对稳定，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内部研发支出，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知识环境相对动荡，企业创新同时依赖于内部研发支出和外部知识溢出。

表5 按行业要素密集度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 量模型(11)模型(12)模型(13)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lnSpill0.56***(13.98)0.32***(3.08)-0.19(-0.65)lnRD0.05***(429.67)0.08***(12.52)0.06***(12.43)lnRD×lnSpill0.34***(9.45)0.02*(1.89)0.06***(6.14)SOE0.01(0.41)0.02(1.37)-0.08**(-2.30)lnSize0.46***(22.25)0.39***(24.38)0.52***(40.85)lnSubsi3.26***(6.76)0.79***(8.38)1.16***(7.94)常数项0.00(0.33)-2.10*(-1.79)-7.59***(-4.01)观测值16 9356 4933 906R20.080.080.10

五、主要结论和建议

在开放式创新的背景下，外部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变得更为重要。本文基于Escribano等[2]扩展的吸收能力模型，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和地区专利数据，考察了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如何依赖于外部知识来源和知识复杂性，以及如何依赖于企业外部知识环境、市场化改革进程和行业要素密集度。本文尝试从内部研发支出的双重效应视角去检验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机制，以期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新见解和经验证据。相关结论概括如下：其一，内部研发支出对企业创新过程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内部研发支出推动新知识的生产，进而可以直接改善企业的创新绩效。另一方面，内部研发支出能够培育和增强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从外部吸收的知识可以间接改善企业的创新绩效。这表明，外部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到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其二，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依赖于外部知识来源和知识复杂性。来源于产业界和学术机构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而来源于个人的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与产业界相比，学术机构主要从事更为基础性的研究，因而学术型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受到企业自身吸收能力的影响。同时，在外部知识复杂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当地企业自身无须投入研发费用就可以从知识溢出中获益；然而，当外部知识复杂程度较高时，当地企业只有投入研发经费使得自身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才能从知识溢出中获益。其三，外部知识溢出和内部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依赖于外部知识环境、市场化改革进程和行业要素密集度。在知识生产相对稳定的行业，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内部知识生产而非外部知识获取；而在知识生产相对活跃的行业，企业创新同时依赖于内部研发支出和外部知识获取。在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内部研发支出可以更好地发挥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功能。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内部研发支出可以发挥显著的吸收能力效应；而在市场化程度偏低的地区，内部研发支出的吸收能力效应不显著。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内部研发支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创新同时依赖于内部研发支出和外部知识获取。

本文结论对于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启发在于，创新政策应从片面强调增加研发投入转向兼顾疏通知识溢出渠道。具体来看：其一，要注重培养创新引擎企业，使得创新引擎企业成为行业研发支出的引擎和知识溢出的源头。其二，要将产学研合作的重点放在具有一定研发支出和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17]，进而突破学术型知识专业性不足的瓶颈。其三，创新政策的实施重点应根据行业差异进行调整，对于技术发展相对稳定的行业，如劳动密集型行业，政策重点应在于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对于技术变革活跃的行业，如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既要激励研发支出，又要疏通知识溢出渠道。其四，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设计和实施力度要适应中国国情，既要严厉打击恶意模仿，又要为正常的知识溢出和模仿创新开辟渠道和优化机制。其五，在落实创新政策的同时，应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注重创新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和配套。

参考文献：

[1] Cohen,W.M., Levinthal,D.A.Innovation and Learning: The Two Faces of R&D[J].The Economic Journal, 1989, 397(99): 569-596.

[2] Escribano,A., Fosfuri,A., Tribó,J.A.Managing External Knowledge Flow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J].Research Policy, 2009, 38(1): 96-105.

[3] Alcacer,J., Chung,W.Location Strategies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J].Management Science, 2007, 53(5): 760-776.

[4] Henderson,R., Jaffe,A.B., Trajtenberg.M.Universities as a Source of Commercial Technology: A Detailed Analysis of University Patenting, 1965-1988[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8, 80(1): 119-127.

[5] 余泳泽,张莹莹,杨晓章.创新价值链视角的创新投入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2017, (3):31-46.

[6] 赵昌文,朱鸿鸣.如何建立一个创新导向型的经济结构?[J].财经问题研究,2017, (3):3-10.

[7] Arrow,K.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A].Nelson, R.R.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C].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8] Zahra,S.A., George,G.Absorptive Capacity: A Review,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2): 185-203.

[9] 庄子银.知识产权、市场结构、模仿和创新[J].经济研究,2009, (11):95-104.

[10] Brandt,L., Van Biesebroeck,J., Zhang,Y.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339-351.

[11] Liu,X., Buck,T.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Channels fo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Chinese High-Tech Industries[J].Research Policy, 2007, 36(3): 355-366.

[12]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2):268-274.

[13]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265-291.

[14] 孙早,刘李华,孙亚政.市场化程度、地方保护主义与R&D的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4,(8):78-89.

[15] 王华.更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吗?[J].经济研究,2011, (S2):124-135.

[16] 邵敏,包群.地方政府补贴企业行为分析:扶持强者还是保护弱者?[J].世界经济文汇,2011,(1):56-72.

[17] 庄晋财，胡艳.产业链区段化对新创企业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6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