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在产能过剩背景下，国际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如果贸易条件恶化，就会导致国际贸易“增量不增收”的问题，不利于国家经济福利的增加。目前，占中国贸易总额 2/3 以上的两大贸易伙伴欧美其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使得中国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如2018 年 3 月 7 日起，欧盟对进口自中国的不锈钢无缝钢管继续征收五年最高接近 72%反倾销税。迄今欧盟针对所有进口钢铁产品共实施了53 项反倾销措施，其中有 27 项(占 50%)涉及中国。美国在 2017 年对中国钢铁企业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税率高于往年，对我国部分企业裁定反补贴税率高达190.71%。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宣扬美国利益至上，对中国启动“301调查”，设置关税壁垒等，尤其体现在制造业上。特朗普在2018年3月23日正式签署了针对中国的单边贸易保护的总统备忘录，拟对中国商品总价值约600亿美元征收关税，涉及的商品涵盖了从鞋子、衣服到电子产品等约有1300种。特朗普还宣称要减少10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我国已经连续 22 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 11 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全球有近1/3的“双反”调查针对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如何在恶劣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从“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从关注贸易总量到关注贸易质量，通过改善贸易条件来增加国家经济福利是关键。因此，厘清贸易条件变化的机理及其对国家经济福利的作用机制，探寻改善贸易条件的有效对策，已成为燃眉之急。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趋势及其效应，为改善中国贸易条件提出可行性对策建议。

二、贸易条件界定及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

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TOT)是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和贸易利益的指标。该概念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于1844年在其专著《预算：商业和殖民地化政策》中提到的，之后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威廉·陶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于1927年在其出版的《国际贸易》中深化了该概念。在H-O(Hechkcher-Ohin)理论中分析了两国两种贸易商品的贸易条件。在国际贸易理论文献中，TOT有三种：价格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NBTT)、要素贸易条件(Factor Terms of Trade，FTT)和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ITT)，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所得。

贸易条件最初仅仅指的是价格贸易条件，也可以称之为净贸易条件、净实物贸易条件或商品贸易条件。其他的贸易条件都是以价格贸易条件为基础推导出来的。价格贸易条件的基本含义是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反映1单位国内商品出口能够换回的国外商品的数量。价格贸易条件的计算公式为：NBTT=(Px/Pm)，其中，Px 代表出口价格指数，Pm 代表进口价格指数。当NBTT>1，表示一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当 NBTT<1 时，则一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当NBTT=1时，代表一国价格贸易条件保持不变。价格贸易条件是一个“质”的概念，它代表一国或某一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实力。收入贸易条件是以价格贸易条件为基础将出口数量考虑进来而得出的，它测度的是一国的出口收入所能交换到的进口商品总量的变化，其基本公式为： ITT=(Px/Pm)×Qx，其中，(Px/Pm)为价格贸易条件，Qx 代表出口数量指数。当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上升，代表一国单位出口所能获得的进口商品数量在增加，反之则减少。

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inger Factor Terms of Trade，SFTT)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ouble Factor Terms of Trade，DFTT)。单要素贸易条件是将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两者结合计算得出，反映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对贸易条件造成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 SFTT=(Px/Pm)×Zx，其中，Zx 代表本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指数，它衡量的是一国单位生产要素的消耗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双要素贸易条件是在价格贸易条件的基础上，将两国的出口部门的生产率都纳入考虑范围而得出，其计算公式为： DFTT=(Px/Pm)×(Zx/Zm)，其中，Zx 代表本国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指数，Zm 代表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指数。双要素贸易条件上升意味着本国投入一定量的生产要素可换取贸易伙伴国更多数量的生产要素。

三大贸易条件中，由于价格贸易条件变动代表一国在国际市场竞争实力的变化 ，所以，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和因素分析。

(一)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

已有研究大多是使用中国贸易条件年度数据进行研究，但年度数据不能灵敏地反映贸易条件的真实变化。为此，本文根据中国海关提供的2001-2017年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月度数据进行计算，得出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情况(见图1和表1)。图1显示，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在 0.817～1.183 之间波动，2009 年 2 月达到最高点为 1.183，2010 年 2 月达到最低点为 0.817。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三次汇率制度改革(1994 年“1.1汇改”、2005年“7.21汇改”、2015年“8.11汇改”)时期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进出口价格指数波动比较大，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幅度相应较大，其他年份相对比较平稳。

图1 1993-2017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 WIND 进出口价格指数计算得到。

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重要汇率制度改革为分界线，可将价格贸易条件变动划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1)第一阶段(1994年1月1日-2005年7月20日)人民币贬值阶段，即价格贸易条件由上升转变为持续八年的恶化阶段。1994 年 1 月 1 日的“1.1汇改”将多重汇率改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汇制仍是钉住美元。1994 年1月1日，官方宣布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贬值超过 30%(1美元兑人民币由5.7元变为8.7元)，随后十年(1996年1月1日-2005年7月24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直维持在8.27～8.30元之间，人民币钉住美元随着美元汇率的波动而波动。1994 年1月1日人民币虽一次性大幅贬值，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在1994 年 4 月-1997年6月却明显改善(均值为1.01)，并没有马上恶化；但随后出现了八年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期(1997年7月- 2005 年6月，均值为0.95 )，与前期相比平均下降了5.9% 。(2)第二阶段(2005年7月21日-2015年8月10日)人民币总体升值态势下价格贸易条件波动较大。2005年7月21日的“7.21汇改”，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决定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官方宣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从此，人民币伴随国内外升值预期一路飙升，人民币对美元、欧元与日元升值30%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超过50%。此阶段，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的时期主要为： 2005 年7月-2006年6月，2007年3-9月，2008 年11月-2009年10月，2011年12 月-2016年7月；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时期为： 2009年11月-2010年6月，2016年8月-2017年11月；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比较平稳的时期主要是： 2010 年7月-2011年4月。最为明显的是2007-2010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区间在0.8～1.2之间急速上升和下降：2009年2月达到20多年来的最高点1.183，在2010年2月下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点0.817，在这短短一年时间内，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高达20%。(3)第三阶段(2015年8月11日至今)人民币一次贬值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2015年8月11日“8.11汇改”，央行宣布人民币一次性贬值2%，改革人民币中间价定价形成机制，最终形成“前一交易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的定价机制。人民币从2015年8月- 2016年11月的单边震荡贬值走势，转变为2016年12月以来的人民币双向波动态势。近两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从2015年9月1.17高点跌到2017年1月0.92，随后又回升到2017年11月的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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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1-2017 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NBTT)的变化

时间NBTT时间NBTT时间NBTT时间NBTT时间NBTT2001-011.00 2004-060.94 2007-110.96 2011-040.98 2014-091.03 2001-020.96 2004-070.93 2007-120.99 2011-050.94 2014-101.05 2001-030.92 2004-080.92 2008-010.93 2011-060.96 2014-111.04 2001-041.00 2004-090.92 2008-020.95 2011-070.96 2014-121.11 2001-050.95 2004-100.94 2008-030.93 2011-080.94 2015-011.11 2001-060.98 2004-110.92 2008-040.90 2011-090.95 2015-021.07 2001-071.00 2004-120.95 2008-050.91 2011-100.96 2015-031.11 2001-080.97 2005-010.96 2008-060.93 2011-110.99 2015-041.13 2001-091.00 2005-021.00 2008-070.89 2011-121.02 2015-051.12 2001-100.98 2005-030.98 2008-080.90 2012-011.00 2015-061.11 2001-111.01 2005-040.97 2008-090.91 2012-021.00 2015-071.12 2001-121.02 2005-050.98 2008-100.98 2012-031.02 2015-081.14 2002-010.98 2005-061.00 2008-111.04 2012-041.05 2015-091.17 2002-020.97 2005-071.02 2008-121.17 2012-051.04 2015-101.13 2002-030.98 2005-081.03 2009-011.14 2012-061.04 2015-111.15 2002-040.98 2005-090.99 2009-021.18 2012-071.05 2015-121.11 2002-050.99 2005-101.03 2009-031.16 2012-081.06 2016-011.08 2002-060.94 2005-111.02 2009-041.16 2012-091.01 2016-021.08 2002-070.97 2005-120.98 2009-051.18 2012-101.01 2016-031.09 2002-080.94 2006-011.01 2009-061.09 2012-111.02 2016-041.01 2002-090.98 2006-021.02 2009-071.12 2012-121.04 2016-051.02 2002-100.88 2006-031.01 2009-081.14 2013-011.06 2016-061.01 2002-110.94 2006-041.02 2009-091.07 2013-021.02 2016-071.01 2002-120.91 2006-051.00 2009-101.04 2013-030.98 2016-080.98 2003-010.92 2006-061.03 2009-110.94 2013-041.02 2016-090.98 2003-020.93 2006-070.98 2009-120.89 2013-051.04 2016-100.98 2003-030.89 2006-080.91 2010-010.83 2013-061.01 2016-110.94 2003-040.93 2006-091.01 2010-020.82 2013-070.99 2016-120.94 2003-050.94 2006-100.98 2010-030.86 2013-080.99 2017-010.92 2003-060.92 2006-110.97 2010-040.83 2013-091.02 2017-020.94 2003-070.94 2006-120.98 2010-050.86 2013-101.02 2017-030.92 2003-080.94 2007-011.01 2010-060.88 2013-110.99 2017-040.94 2003-090.98 2007-021.00 2010-070.92 2013-121.02 2017-050.94 2003-100.99 2007-031.01 2010-080.96 2014-011.01 2017-060.96 2003-110.97 2007-040.99 2010-090.96 2014-021.06 2017-070.97 2003-120.94 2007-050.97 2010-100.95 2014-031.03 2017-080.97 2004-010.95 2007-061.01 2010-110.99 2014-040.97 2017-090.94 2004-020.91 2007-070.96 2010-120.95 2014-050.98 2017-100.96 2004-030.99 2007-080.96 2011-010.99 2014-061.03 2017-110.98 2004-040.96 2007-091.04 2011-020.96 2014-071.01 2004-050.95 2007-100.99 2011-030.93 2014-081.03

注：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月度进出口价指数计算求得。

现实中，如果国内外物价水平不变，进出口贸易商品合同价格是以外币标价的话(以发展中国家为例)，本币升值，短期内会使进口品的本币价格下降，出口品的外币价格上升(但出口品的本币价格不变)，从而改善价格贸易条件；反之，若本币贬值，进口品的本币价格上升，出口品的外币价格下降(但出口品的本币价格不变)，从而可能导致短期内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是，如果进出口贸易合同的价格是以本币标价的话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短期内本币升值或贬值，价格贸易条件可能没有什么变化。

(二)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

1993年以来，三大贸易条件中，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2010年=100)受国际市场和国内经济与政策变动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波动较明显，近两年来稍许有走低的趋势。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2010年=100)随着中国出口数量的稳步增长在中长期呈上升趋势，但2014年12月达到210.6最高点后，近三年下降了15%～20%。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在每年1月或2月处于全年低点，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春节长假导致出口处于低潮期。近两年来，受美欧新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经济政策环境的影响，价格贸易条件与收入贸易条件逐渐恶化。中国单要素贸易条件(2010年=100)随劳动生产率提高一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近十年来上升幅度较快(见图2)。

异位发酵床适用于传统的猪舍，但与猪舍保持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原本水冲舍的粪污处理模式中，还会产生比较大的污水量，而发酵床对于粪污的处理容量有限，也就需要对原有猪舍进行改造处理，以此从源头上进行污水产生量的有效控制。①实施完全雨污分离技术，特别是南方多雨的区域，还能有效减少污水量。②进行猪饮水洒落水的收集与分离。③进行粪污收集管道与收集池的防渗化处理。由于老旧的猪舍粪污收集管路与收集池多具有简便、开放的特点，防渗性能比较差，在长时间渗漏后还会对猪场的周边土壤与水环境造成影响，导致污水产生量极大增加。在经过上述整改措施的应用后，可以使污水产生量减少70%～90%，进而获得良好的生态效益[3]。

近二十多年来，三大贸易条件中，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受国际贸易市场和国内经济要素变动的影响在不同时期波动较明显，近年来有稍许走低的趋势。而收入贸易条件与要素贸易条件随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中长期呈上升趋势，二者的走势较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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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三大贸易条件变动(2010=100)

注：三大贸易条件指数是根据WIND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和商务部网站数据计算而绘制，2010=100。其原始数据中，劳动生产率是季度数据转化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出口值都是月度数据。

表2 三大贸易条件指数的波动

贸易条件指数2010=100 1994.1-2005.1 2005.8-2015.7 2015.8-2017.11 1993.1-2017.11 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价格贸易条件106.84.9111.38.0111.98.3109.16.0收入贸易条件17.59.6115.939.5157.222.970.260.6要素贸易条件26.88.4117.145.5205.515.879.566.2

资料来源：根据图2数据计算而得。

三、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

(一)汇率与贸易条件

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收支弹性理论(Robertson,1952)[1]。该理论认为，在国内外物价水平或通货膨胀率不变的前提下，本币贬值或升值能否改善价格贸易条件，主要取决于进口和出口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当 DxDm>SxSm时，本币贬值会改善价格贸易条件，本币升值会恶化价格贸易条件；当DxDmx) 和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Dm)之积，SxSm为出口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Sx)与进口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Sm)之积。可见，汇率变化能否改善价格贸易条件最终是由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来决定的。

例如，以张培林教授为代表的成研中心工作人员主持和全程参与了《全国公立医院成本管理办法》《全国公立医院成本核算指导手册》及《全国医疗服务价格和成本医院分析报告》（模板）的编制工作，成为了国家标准制定的参与者。

贸易条件具有一定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它会造成经济负外部性以及影响全球污染物排放等问题，从而影响一国经济福利。贸易条件在直接影响贸易的同时，间接通过贸易影响环境。国家间可以通过贸易条件间接将环境政策成本出口到国外，从而影响全球污染物排放。不同贸易政策对环境有着不同影响。现有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全球污染物减少；另一方面，也会由于垂直分工联系而趋向于加重世界污染。当贸易条件外部性强化时，通过垂直分工联系会使得那些环境政策没有合作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接近环境政策合作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水平。因此，在这种意义下，贸易条件的外部性能够减少污染，有利于环境改善。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无论国家间环境政策合作与否，国家间垂直分工联系会弱化贸易条件的外部性，从而导致全球污染绝对量的增加。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将具体分析)，汇率波动只是诱因之一。

由图3可以看出，1994-2017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两条曲线(月度数据)的变动方向和趋势基本一致(个别年份除外)。由于国际贸易中结算货币有多种，实际有效汇率作为贸易加权平均汇率更能反映人民币平均汇率的波动状况。研究发现，实际有效汇率中人民币升值会改善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人民币贬值会恶化价格贸易条件。这与张建清等(2015)的研究结论相同[3]。同时，我们发现：(1)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度变动时，中国贸易条件有显著变动；人民币显著升值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马上明显改善(如2005年7月-2007年9月)，但维持时间不长，随后又发生逆转。人民币一次性大幅贬值导致贸易条件恶化有一定的时滞，如1994 年1月1日汇改时，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贬值达 34.5%(1美元兑人民币从5.7元到8.7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也处于低位，1994 年 2月- 1997年6月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没有马上恶化却明显改善(价格贸易条件从1994年1月0.91上升到三年内平均超过1)，但随后出现了八年的贸易条件恶化期(1997年7月-2005 年 6 月)，价格贸易条件在0.86～1之间(个别月份为1)。(2)国外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却显著改善，宏观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时期，比如，2007 年3-9月美国次贷危机，2008 年 11 月- 2009 年10 月国际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期。这与很多学者使用年度数据计算贸易条件，或用美元/人民币的双边汇率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结论不同。

图3 1994-2017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与有效汇率指数的变动

资料来源：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根据Wind相关数据首先计算价格贸易条件值，再以2010年为基期(2010=100)计算而得。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来自国际清算银行：www.bis.org。

近日，据媒体报道，山东济南又有数十名大学生落入“培训贷”陷阱。原本是为了找工作，结果公司直接把他们的信息输入一个第三方小额贷款平台，导致每个人背上了从9800元到19800元不等的贷款。

(二)FDI 与贸易条件

大多数研究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FDI) 对减轻其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可以显著改善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FDI 可以通过“工资外溢”、推动相关贸易结构的改善和技术外溢等途径来加剧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同时，贸易投资一体化下，跨国公司 FDI 推动了出口数量增加，并促进生产率提高，从而改善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FDI 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也颇有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FDI 与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呈正相关[4]；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FDI 流入不但没有改善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反而加剧了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波动范围，不利于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但有利于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总而言之，FDI 并不是导致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关键因素，但FDI 对改善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具有重要作用。

(三)技术水平与贸易条件

技术水平复杂度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路径是通过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以及贸易利益产生影响。一般认为，技术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发达国家的价格贸易条件，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尽然。有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其出口价格，提升进口价格而恶化贸易条件；出口技术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其出口价格，改善贸易条件。例如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从 2002-2008 年上升了近 1.5 倍，但年度价格贸易条件以及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表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

猪肉是我国居民传统的肉食消费品，消费量占到肉类总消费量的60%以上。作为消费者，为避免买到病害猪肉，除到正规商场、超市和农贸市场选购有检疫检验合格标志的猪肉外，还需掌握下列基本的鉴别方法。

(四)油价冲击与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对相关贸易政策的选择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8]。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府利用关税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贸易政策以改善其贸易条件，以此提高经济福利。虽然WTO及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会缓解操纵贸易条件所造成的经济扭曲，促进各国政府朝着合作有效的政策决策方向变动，但其成效有限。近年来，政府的单边行为趋向于过度使用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性条款及其措施，通过操纵贸易政策来影响贸易条件，将保护国内工业的成本转嫁给国外生产者，对贸易条件人为干扰试图提高本国的贸易利益。如欧盟2018 年 3 月 7 日起，对进口自中国的不锈钢无缝钢管继续征收五年最高接近 72%反倾销税；2017 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的“双反”及“301条款”，对中国部分钢铁企业反补贴税率高达190.71%，严重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导致中美、中欧贸易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剥夺了中企应得利益，导致我国经济福利损失。可见，贸易政策影响贸易条件，从而关系到国家之间贸易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9]。

此外，还有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突变也会导致贸易条件在短期内的大幅度变动[5]。比如，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年份里，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出现显著改善。

四、贸易条件变动的经济福利效应

贸易条件变动的经济福利效应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利益、外部性以及金融而产生的。

(一)贸易条件变化影响经济增长

依据传统理论，贸易条件的改善会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可以换取更多的进口产品，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国民收入的上升，从而国民经济福利增加。但在现实中，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却保持着快速增长。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主要出口替代弹性较低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借助这一优势扩大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但众多附加值较低产品的出口使得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增量不增收”的问题，即贸易总量在增加，而贸易企业利润率并没增加，导致资源浪费等问题，不利于提高国家经济福利。因此，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作用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而逐步减弱。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后一段时间里[6]，我国在贸易条件改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际收入上升，国家经济福利增加。但近年来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不利于经济福利的提高[7]。

由此可见，本币升值(或贬值)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不仅取决于进出口商品供求弹性的大小，还取决于进出口贸易合同标价货币或结算货币是外币还是本币。

(二)贸易条件变化影响贸易利益

贸易条件也是贸易利益的反映，一方面，一些国家通过关税、财政补贴等手段改变贸易条件以得到不正当的贸易利益；另一方面，WTO 通过公平贸易规则、贸易条约等措施，纠正这些国家之间不公平的贸易条件，以促进国家之间公平的贸易利益分配。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也会不同，并且不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不一，技术水平提升也有快慢，发展中国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并不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并不意味着贸易利益水平的下降。简单而言，有两种方式可以增加贸易利益，一是通过增加出口数量改善收入贸易条件，从而增加静态利益；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要素贸易条件，从而促进就业，获得动态贸易利益。当然，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会有损于贸易利益，但它并不是贸易利益的全部。所以，单纯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不能说明其贸易利益水平下降。

从三大贸易条件指数的波动状况来看，其标准差表明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的波动比价格贸易条件波动更剧烈。其中第二阶段2005年8月-2015年7月在近20多年中波动率最大(见表2)。

除了 FDI、汇率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外，油价冲击毫无疑问会对能源进出口国价格贸易条件产生巨大影响。因为石油是所有产业重要的能源或成本投入，油价变化直接影响所有贸易品价格，由于各国石油战略储备不同，油价冲击对各国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影响程度不同，从而对贸易条件产生重要影响。

(三)贸易条件的外部性影响经济福利

这一理论结论是基于汇率传递弹性为100%的情况。实际上，不同行业其进出品商品的相关汇率传递弹性各有不同，跨行业的汇率传递弹性不同会影响汇率变动对进出口价格传递效应的不同，这样，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2]。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贸易顺差地位，目前，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表》显示，2015-2016年经常账户顺差分别为3042亿美元和1964亿美元，2017年前三个季度顺差达1098亿美元。中国作为顺差国意味着商品净输出，资源和环境成本增加，环境污染更严重，对国民经济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贸易条件对金融的影响

贸易条件还对金融产生影响，间接影响一国经济福利。首先，贸易条件对金融的影响体现在其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当经济受到不利的贸易条件冲击时，可能导致资本流动增加，比如，2014年以来中国快速巨额的资本外逃问题，外汇储备累计减少近1万亿美元。其次，贸易条件对金融的影响集中在贸易条件对金融一体化的影响上。有学者利用国际投资组合模型研究发现，贸易条件波动会导致国外投资实际回报率波动，这可能会击退国外投资者，从而导致更低程度的国际金融一体化。此外，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贸易条件波动程度、波动的方向以及波动的持续性都会对金融一体化产生重要影响。贸易条件冲击的长期性会使得金融一体化朝着股权投资方向转变，贸易条件冲击的存续时间会影响金融一体化的发展方向[10]。

五、中国改善贸易条件的对策

1．推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汇率靠拢。从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特点及其原因来看，本币一次性升值(或贬值)等汇率调整只会在短期内影响价格贸易条件，在中长期会被国内外贸易商的定价策略调整、物价水平变动及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动、国外的反倾销措施等所抵消。因此，我国应促进汇率向均衡汇率水平运行，形成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从而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改善我国的国际贸易关系，从根本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

where Rg was the resist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gate metallization.

2．针对性的限产计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发现以往对外需的理解与认识存在一定误区，并且这些认知已无法适应如今的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首先，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拓展外需只是规模或价值的问题，不能依靠价格低廉来占有国际市场，而要不断改善价格贸易条件。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浪潮下，我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低的土地使用成本等成功地承接了许多加工制造产业，这使得我国成为世界各国的供应商，进而成为“世界工厂”。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人口老龄化、 环境污染等问题出现，成本优势逐步消失，再加上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我国对外贸易粗放型增长反而成为经济健康增长的阻碍。因此，我国应该控制产能过剩、技术落后、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产品生产，以避免造成国内出口市场的恶性竞争，从而恶化价格贸易条件。为此，首先，应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的历史数据进行预测，并制定相应的生产计划；其次，调节关税，促使技术落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自动退出生产或出口市场，以减少相应的供给量；最后，对自主退出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或政策优惠。

综上所述，随着医疗资源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医疗卫生体系中份量逐年加大，国家行政部门必须加强财经监管，尽快出台财务监管办法，保障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健康有序发展。

3．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在当前全球经济低迷、欧美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层出不穷的全球背景下，我们要抓住机遇，提升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从而改善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最终改善我国价格贸易条件。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失衡，极其依赖FDI 流入和粗放型出口。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势必会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为此，首先，应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加大对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投入。其次，通过政策性引导和扶持，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模式，从以加工贸易为主转变为自主研发、自主设计等价值链高端的贸易模式，从而提升出口价格水平，改善价格贸易条件。

注释：

① 以美国为例，美国出口商品全部以美元标价，进口商品的90%都是以美元标价。

本文基于实践，从构建课程体系、准确定位课程、丰富研修资源、转变研修形式四个方面，梳理了“研修一体”背景下，区域教师职后教育课程的创新经验。之所以称其为创新，是因为在由“教研”和“培训”向“研修一体”转化的过程中，必须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和常规戒律，而创新的本质就是突破。这种突破的立足点是教师的专业成长，这种突破的载体是课程，这种突破的意义是探寻教师职后教育的专业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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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红霞, 张朋.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欧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08(7):32-37.

[3] 张建清，蒋坦. 汇率波动、汇率传递与贸易条件[J].世界经济研究，2015(5)：3-12.

[4] 王文治 ，扈涛.FDI导致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吗?——基于微观贸易数据的GMM方法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1):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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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珂，王萌.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率价差影响因素研究 [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5):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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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aland J I, Venables A J. Optimal trade policy with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102:85-95.

[10] Duan Y, Jiang X. Temporal change of China's pollution terms of trade and its determinant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7，132: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