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华(2016)在《对修订〈汉法大词典〉的期许》一文[1]中称：

笔者早就注意到“语词分立”或“字典、词典、语典三分”之说(温端政2002、2014)，尽管有质疑之声(刘静静 2011)，但我是赞成前说的。后喜见温端政先生(2014)主编的《新华语典》问世，更坚定了我关于在汉外词典中系统收录必要语句的信念。

黄先生对“语词分立”说的肯定，是他长期主编《汉法大词典》的体会得出的，显得尤其可贵。鉴于近年来又有学者对“语词分立”说产生误解，提出质疑或反对的意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再做进一步的论述。

一、 关于提出“语词分立”说的理由

刘静静(2016)在《“语词分立”和“语典学”的立异》一文中称：“温先生提出‘语词分立’，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1. 认为‘熟语’的指称不合适；2. 认为‘语’的研究重要且有益，而现状薄弱需加强；3. 认为‘语’和‘词’的本质不同。”这是对笔者提出“语词分立”说理由的误解或曲解。

第一，关于“熟语”的“指称”问题，不是“语词分立”说提出的理由，而是语、词分立之后对语的总汇的指称问题——是用“语汇”来指称，还是用“熟语”来指称。由于“熟语”这个术语源于俄语，原来就是一个多义词，译介过来之后产生了意义的模糊性和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它失去作为科学术语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主张用“语汇”来指称语的总汇，逐步取代“熟语”这个名称。可见，把“‘熟语’的指称不合适”说成是“语词分立”说提出的理由，未免有些本末倒置。

国有企业改革要以完善的财务管理预算体系为基础，通过在经营管理过程总有效的编制财务预算，从而促进建立、健全各种财务规章制度。预算管理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管理层次的引导作用，以管理者为突破口，强化其财务预算管理的意识，来调动管理层进行有效财务预算观的积极性，将预算管理能够切实的落到实处。除此之蛙，要做好国有企业员工的思想教育工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财务预算管理培训，以此来增强全员对财务管理预算的认识。

第二，所谓“‘语’的研究重要且有益，而现状薄弱需加强”，也不是“语词分立”说提出的理由。笔者(2002)在《论语词分立》一文里，曾经指出“语词分立”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在理论上避免了许多过去纠缠不清的问题，有利于建立汉语语词研究的科学体系；有利于加强“语”的研究和教学；有利于语词类辞书的编纂。可见，“有益”于“语”的研究乃是“语词分立”意义之一，而不是“语词分立”的“理由”。

钟自然强调，新时代的海岸带地质调查工作，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重要精神，落实自然资源部党组的决策部署，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紧扣海岸带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需求，聚焦海岸带重大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制约这些问题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构建起跨地区、跨单位、跨专业协同攻关，多方协调联动，资料数据共享共用的新机制，分层次有序推进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着力加大海岸带地质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力度，加快完善海岸带地质调查保障体系，为海岸带综合管理提供地球系统科学解决方案，开创海岸带地质调查工作的新局面。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超越了学科系统学习的界限，尤为重视生活中问题的解决，而非文本知识的习得；尤为重视实践体验和直接经验的积累，而非理论和简介知识的学习；尤为重视综合知识的把握和运用，而非知识的分化；尤为重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而非单纯认知能力的提升；尤为重视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非学习和问题解决的结果。这样的学习能力凸显了实践性学习的特征，与学科课程的实施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笔者提出“语词分立”说的理由，最初见于和沈慧云研究员合写的《“龙虫并雕”和“语”的研究——敬以此文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一文。该文认为： “语”在性质和作用上都不相当于一个词，“语”不是词的等价物，不属于“词汇单位”。理由有以下四点：

1. “语”是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

2. 语的意义和词的意义虽然都具有“整体性”，但有着不同的特点和性质： 概念性是词义的基本特征，而语义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叙述性；

3. 比起“词”来，“语”的固定性是相对的；

4. “语”和“词”一样，是现成的语言材料，都不是说话的人在交际时临时造出来的。但是它们的语法功能却不完全一样。

1.2 仪器与方法 所有患者于月经20～23 d进行二维、三维经阴道超声检查，使用二维、三维超声综合评分法，得到超声总评分。于下个月经周期第3～7天行宫腔镜检查。

这栋房子，留给她的，已经只剩下每月1475.30元的房贷和这把钥匙了，易非攥着钥匙，像是要把它捏碎。当她冒着风雪，穿越了小半个城市，来到自己的房子里时，看到的是一幅温暖的熟睡图。妈和弟弟，还有李倩倩，已经住在里面了。

在《树立正确的语词观》(温端政 2016)一文里，笔者把上述四点理由划分为两个层次： 把前三点归纳为语词之间的“全覆盖”的“异”，把第四点归入为语词之间的“交叉性”的“异”。认为语词之间的“全覆盖”的“异”，是“语词分立”说提出的主要理由；语词之间的“全覆盖”的“异”，是“语词分立”说提出的补充理由。

汉语语、词之间在性质上的不同，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否认的事实，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李如龙(2009)在《语汇学三论》一文中，从语音、语法、语义、语源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语和词的区别。在语音方面，“四音节以上的成语、谚语、歇后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音步组成的，和一个音步的韵律词有鲜明的差异”。在语法方面，“语”由“词”构成，“语”比“词”长；“词”的层次结构简单而语法分类却十分复杂，不仅有虚实之分，而且各又可以分出几层小类，“语”则相反，结构层次复杂而分类简单，只有实的没有虚的。在语义方面，“‘词’义的主要特征是单纯性和指称性”，而“‘语’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它的综合性和表述性”。在语源方面，“‘词’的生成是原生的，‘语’则是利用词的组合再次合成的，也可以说是再生的”。黄忠廉(2011)在《创立语汇学有学理支撑》一文中，从七个方面论证了“语”的特性，其中包括“语比词结构要复杂，由后者构成”；“语比词(离合词除外)更具可拆分性”；“语具有转引性”；“语比词更具成句功能”等。

由此可见，“语”在许多方面具有区别于“词”的“特性”，这是“语词分立”说提出的主要依据。而为否定“语词分立”说而提出的所谓语、词区别“细微”论[2]，则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词有多义词，语有多义语。

二、 “语词分立”与“语词合一”

单义词，如： 狗、猫、老鼠，汽车、火车、电视机，西安、长江、黄河等。

“语词分立”和“语词合一”，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是辩证的统一。

“语词分立”着眼于语、词之间的“异”，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词对立。正如笔者(2010)在《再论语词分立》一文中所指出的： 把语和词绝对地对立起来，人为地割断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样是不可取的。语和词至少有三点是一致的：

1. 都是语言单位；

2. 都是语言的现成“建筑材料”；

3. 都负载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传统文化。

因此，实现“语词合一”，建立具有汉语特色的“语词学”(或称“词语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对此，有学者提出质疑。周荐(2014)在《语词分合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一文中称：

如今，“语汇学”和“词汇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有何不同尚未能说清，即考虑在它们之上建立一个“词语学”，是否稍显匆忙？拟建立的“词语学”与此前早已存在的“词汇学”是何种关系？与拟下辖的“词汇学”“语汇学”是何种关系？跟这个“词语学”平行的或相邻的学科都有哪些？各是何种关系？如何展开互补性研究？上述问题倘搞不清楚，就推出“词语学”这样一个上位概念来，是否稍显唐突？如此仓促搭建起来的学科系统能否成立？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一篇是该报于2010年5月18日发表的周荐《中国词汇学发展需明晰定位》一文。该文对语汇学建立的“学理”支撑提出质疑，认为：“一个学科能否建立起来，是否已经建设完足，主要有两个标尺，一要看它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二要看它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据此，认为语汇学的建立缺少学理支撑。

笔者(2010)在《再论语词分立》一文里，曾经构拟了“语词学”的论理体系。试以其中第四章第三节“词语意义的类聚”为例：

由于语、词在意义上存在某种联系，语义和词义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类聚。如：

第一，词有单义词，语有单义语。

笔者(2010)在《再论语词分立》一文里，曾经提出在“语词分立”基础上，实现“语词合一”，建立汉语语词学(或称“汉语词语学”)的主张。

单义语，如： 安于现状、横七竖八、横生枝节(成语)。不怕慢，就怕站；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打当面锣，不敲背后鼓(谚语)。唱对台戏；面和心不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惯用语)。戴草帽亲嘴——差得远、灯蛾扑火——自取灭亡、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歇后语)等。

菟丝子属菟丝子科，菟丝子属的双子叶草本寄生性种子植物，危害我县辣椒作物的是中华菟丝子。菟丝子的寄生范围较广，可寄生于多种植物，其根已退化，叶片退化为鳞片状，茎为黄色丝状物，纤细，肉质，绕于寄生植物的茎部，以吸器与寄主的维管束系统相连结，不仅吸收寄主的养分和水分，还造成寄主输导组织的机械性障碍，其缠绕寄主上的丝状体能不断伸长，蔓延。

多义词，如：

红 ① 像鲜血一样的颜色： ～枣︱～旗。② 象征喜庆的红布： 披～︱挂～。③ 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 ～运︱开门～︱他唱戏唱～了。④ 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高： ～军︱又～又专。

耳目 ① 耳朵和眼睛： 掩人～(指以假象蒙骗别人)。② 指听到的和看到的；见闻： ～一新。③ 指替人刺探消息的人： 这里～众多，说话多有不便。

多义语，如：

不省人事(成语) ① 省： 明白。人事： 人的意识的对象。指失去知觉。② 人事： 人情事理。指不懂得人情事理。

打蛇打七寸(谚语) 七寸： 蛇的致命处，在蛇的头部下面，腹部上面。① 打蛇要打在七寸上，才能将蛇打死。② 比喻打击敌人要击中其要害。③ 比喻办事要抓住关键问题。

八九不离十(惯用语) ① 形容差不多，很接近实际情况。② 指距离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求的标准很接近。

马蹄刀瓢里切菜——滴水不漏(歇后语) ① 形容人很吝啬，舍不得拿出一点儿钱财来。② 形容人言行周到，毫无漏洞。

第三，词有同义词，语有同义语。

同义词，如： 生日∶诞辰、感情∶情感、失望∶绝望等。

同义语，如： 声名狼藉∶臭名昭著、鱼目混珠∶滥竽充数(成语)；一口吃不成胖子∶一锹掘不得井、多得不如现∶赊三不如现二(谚语)；躲过了风暴，又遇了雨∶躲了雷公，遇了霹雳(惯用语)；哈巴狗儿戴串铃——充大牲口∶屎壳郎掉在磨道里——充大耳朵驴(歇后语)等。

第四，词有反义词，语有反义语。

反义词，如： 真∶假，进∶退，光明∶黑暗。

反义语，如： 无的放矢∶有的放矢、流芳百世∶遗臭万年(成语)；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谚语)；吃苦头∶吃甜头、走阳关道∶过独木桥(惯用语)；芝麻开花儿——节节高∶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糖块掉到蜜罐里——甜上加甜∶黄连拌苦瓜——苦上加苦(歇后语)。

由此可见，语词学其实并不神秘，主要是在比较语、词异同的基础上，发现语词在构成和表达上的相同和不同的规律。语词学不是凌驾于词汇学和语汇学之上，统辖词汇学和语汇学，而是词汇学和语汇学的补充。

第三，把“认为‘语’和‘词’的本质不同”，说成是“语词分立”说提出的理由，也不符合笔者的原意。笔者多次强调： 语和词在性质上既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同的一面。这里说的是“性质”。“性质”和“本质”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性质”改为“本质”容易把问题绝对化，否定了语和词还有相同的一面。

三、 “语词分立”和语汇学的建立

语词分立，就需要一门以“语”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于是，语汇学便应运而建。如果说，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需要有“学理”支撑的话，那么，语词分立就是建立语汇学的最重要的“学理”支撑。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10至2011年之间曾围绕这个问题开展了一场讨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下列两篇文章。

提出这一连串的质疑，意在否定“语词学”(或称“词语学”)的建立。其实，随着汉语语汇学的建立和发展，语词学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另一篇是该报于2011年3月8日发表的黄忠廉《创立语汇学有学理支撑》一文。该文提出完全不同于周文的观点，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创立语汇学的“学理”支撑： 1.建立的可能性；2.建立的可行性；3.建立的可观性；4.科学发展的可持续性。该文认为，“一门学科能否建立，关键看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能否创立专门研究‘语’的学科，就取决于‘语’有无特性”。该文指出：“语汇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其系统研究完全可以催生语汇学”，“语汇学的建立也符合语言学研究的现实”。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周文提出的“两个标尺”论。

“两个标尺”论，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先看一个“标尺”——“是否已有一套独立而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这里的要害是“完备”二字。迄今为止，哪个学科，包括已经相当成熟的学科，能说已经建立起“完备的理论和学科体系”吗？就拿汉语词汇学来说，光是“词”的定义，就不知有多少种说法，能说“理论和学科体系”已经“完备”了吗？再拿汉语语法学来说，仅语法体系就有“词类本位”说、“句成分本位”说、“词组本位”说、“字本位”说、“小句中枢”说等，能说“理论和学科体系”已经“完备”了吗？应当说，理论体系不完备，才是任何有生命力的学科的常态。“完备”只是追求的目标。如果一个学科的“理论和学科体系”真的是“完备”了，那它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也就没有生命力了。用“完备”来要求新学科的“理论和学科体系”，只能是脱离实际的“苛求”。

整合了不同的管理系统，实现信息的就源录入，提高信息的准确程度，既可以避免重复录入，又可以防止出错，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可以确保相关人员在必要时查询项目收支情况和已经各预算项目执行情况；同时又能反映该预算累计支出情况，帮助科研人员、经费管理人员做出正确判断，并合理安排资金，以提高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

汉语语汇学之所以得以建立，最根本的“学理”依据是它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语和它的总汇语汇。语汇不仅是一个系统，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载负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这就使汉语语汇学不仅有广阔的研究领域，而且有着辉煌的发展前景。

汉语语汇学的建立，需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有的学者认为汉语语汇学的理论体系缺乏独创性，是“仿效‘词汇学’”建立起来的。如刘静静(2011)在《也谈“语词分立”》一文里称：

基于“语词分立”基础上的“语汇学”，无论术语概念还是研究方法，似乎都在仿效“词汇学”。比如温先生提出的“田野作业法、文献采集法、描写法、比较法、计量法”(温端政2005)等方法和手段，本就是“词汇学”研究所常用的。

负反转构造的存在说明研究区构造演化经历了由早期挤压应力到晚期拉张应力的转换。早期挤压形成的北西向构造带在晚期拉张应力作用下使研究区具备了良好的油气成藏条件。

周荐(2014)在《语词分合问题引发的若干思考》一文里更进一步说：

在温先生设计的“语汇学”的架构里，因为有“词典”而有“语典”，有“词性”而有“语性”，有“词类”而有“语类”，有“构词法”而有“构语法”，甚至为其“语汇学”新造“语步”“语节”等一系列术语。

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实际上站不住脚。汉语语汇学的理论体系，是以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根据汉语语汇的实际，特别是汉语语汇的“特性”建立起来。以拙作《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2005)为例，全书共八章。前四章，包括第一章“语 语汇 语汇学”、第二章“语的分类”、第三章“语的构成和结构”、第四章“语义”，是对汉语语汇的总体论述。后四章，包括第五章“谚语”、第六章“惯用语”、第七章“成语”、第八章“歇后语”，是对构成语汇的四大语类的分别论述。这个理论体系，基本符合汉语语汇实际。李行杰(2006)《构建中国语言学特有的语汇学——读温端政〈汉语语汇学〉》一文认为，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独创性，是“语言学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案例”。

说语汇学是“仿效‘词汇学’”而建立的，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也没有一本词汇学著作是可以“仿效”的。刘文所说的“田野作业法、文献采集法、描写法、比较法、计量法”等方法和手段，并非词汇学所专有，而是语言学所共有。如“田野作业法”就是方言学所最常用的。周文所说的所谓“原则只有一条： 你‘词汇学’有，我‘语汇学’就要有”，“在该学者仿词汇学术语而设计的‘语汇学’术语体系里，因‘词类’而有‘语类’，因‘词性’而有‘语性’，因‘词典’而有‘语典’，因‘构词法’而有‘构语法’”等，更不符合事实。

实践证明，“因材施教、分层培养、工学交替、强化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是高职机制专业改革的一条可行之路，较好的解决了高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足、技能优势不明显的问题。至于工学交替实训及课程体系中存在的一些瑕疵，有待在实践中予以完善。

先说“词典”和“语典”。

“语典”这个术语，最早可能见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第四节“中国语言文字的分离，向无文典语典”。1922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俗语典》可能是最早命名的“语典”，不过《俗语典》也可以理解为《俗语—典》。进入21世纪，语典编纂进一步兴起，语典的名称正式出现。最早的可能是贾采珠、晁继周主编的《汉语语典》(2003)。那时语汇学还没有诞生。如果说“语典”是“仿效”词汇学而造出来的术语，那么最早“仿效”的应该是贾采珠和晁继周。再说，“词典”这个术语也不是词汇学所专有，1937年就出版了黎锦熙主编的《国语词典》，那时还没有词汇学。

好的教学要以研究为依托，尤其是高校教学。但这种研究应该是基于教学遇到的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而展开的行动研究。这种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教学内容进行的，称为专业学术研究，另一类是围绕教学策略进行的，称为教学学术研究。专业学术研究有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使教师的教学内容有新意，有深度，有厚度，能激发学生的研究意识。教学学术研究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使教师的教学针对性强，学生卷入度高，收到实效。教师当前尤其要加强教学学术研究，探讨基于班级人数多、学生差异性大的现实境况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对策。

再看另一个“标尺”——“是否已具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力。”把研究能力分为“历史”和“现实”两类，就令人十分费解。任何学科的研究能力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能力的大小强弱，可以用来衡量学科成熟的程度，但不可以用作衡量学科能否建立的“标尺”。

再说“词性”和“语性”。

“语性”这个术语早见于《辞书研究》1983年第3期发表的张宗华《熟语释义与“语性”的关系》一文，该文称：

为了说明熟语在语法功能上的特殊性质，本文仿照“词性”这一术语，暂拟一个临时术语叫做“语性”。因为对于具有复杂结构和概念的熟语来说，要正确分析它们的意义和语法功能，仅仅用适用于一般语词的“词性”这一概念，显然已感到不足，须要有一种新的分析方式，这就是分析熟语的语性。

可见“语性”这个术语并非语汇学首创。

玉器城西门,原是财神庙头。靠南的门市里,有家福彩投注站。彩站门前,灯火通明。大约百十号人聚在那里,熙来攘去着,情绪高涨。卢一平走到这里,见几个人扛着烟花,从眼前夺路穿过。穿到马路对面了,放下来,掏火,点烟。点燃烟,蹲下身,用烟再点烟花。

再说，“词性”这个术语也并非来自词汇学，而是来自语法学。刊载于《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期的王力先生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就已经出现了“词性”这个术语，原文如下：

实际上，我们也不能硬说“以”是介词，而“而”是连词。“拂然而怒”的“而”字，与“节用而爱民”的“而”字，一则表示某种状态与某种动作的关系，一则表示甲动作与乙动作的关系，为析句方便起见，我们固然可以认前者为介词(甚或认为副词性语尾)，后者为连词，但这是上下文形成的词性，并非“而”本身有此不相同的两种词性。

现在出版的工具书，也都把“词性”这个术语归入语法学。

再说“词类”和“语类”。

“词类”这个术语也不是词汇学所专有，也是来自语法学。1937年写成、1942年出版的何容的《中国文法论》一书，就曾经讨论“词类”问题。该书第三部分的标题就是“论词类区分”。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上册第一章第二节，标题就是“词类”。那时，还没有词汇学。因此，说“语类”是仿效词汇学的“词类”，没有依据。

再说“构词法”和“构语法”。

“构词法”这个术语早见于高名凯(1957)的《普通语言学》。该书第四编第六章的标题就是“构词法”，称“研究词的结构方法叫做构词法”。该书由东方书店于1955年1月出版，那时被称为词汇学奠基之作的孙常叙(1956)的《汉语词汇》和周祖谟(1959)的《汉语词汇讲话》都还没有问世。

王力的《汉语史稿》第三章第四十节的标题是“构词法的发展”。该书原是1954年给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讲课的讲稿，由科学出版社于1958年4月正式出版。这些都说明，说“构语法”是仿效词汇学的“构词法”，同样没有根据。

（2）应当用数学思维的分析带动具体数学知识的教学，从而将数学课真正“教活”“教懂”“教深”，也即能够通过自己的教学向学生展现“活生生的”数学研究工作，而不是死的数学知识，并能帮助他们真正理解相关的内容，而不是囫囵吐枣、死记硬背，不仅能够掌握具体的数学知识，也能领会内在的思想方法[19]．

由此可见，所谓“在该学者仿词汇学术语而设计的‘语汇学’术语体系里，因‘词类’而有‘语类’，因‘词性’而有‘语性’，因‘词典’而有‘语典’，因‘构词法’，而有‘构语法’”等说法，都全是背离事实的主观臆断。

当然，语汇学的理论体系的建设，并不是孤立的，它必然要参考语言学其他分析学科，包括词汇学的理论体系。然而仅仅是参考，而不是“仿效”。

附 注

[1] 该文第六部分“收词和收语”，有感于汉外词典往往注意收词而忽视收语，称：“大型汉外词典收词量往往十分充足，而‘收语量’则相对贫乏；传统上称为‘词典’的，一般都含字、含语，而以词为主，常常忽略语的地位。”他建议编本《汉法语典》，给《汉法大词典》“添个小妹妹”，将来与之形成“姐妹篇”。

机房当中的监控设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事故的发生，还能够在某种层面上让电网自动化技术得到充分的运用。因此，为了能够让供电企业更好地安全运行，就必须要增加监控设备技术的使用，要将那些技术落后的，设备性能较差的全部淘汰掉，要将先进设备技术进行完善、安装。对不同的监控设备进行不同的安装方式，要在后期对其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日常维护，与此同时，还需要将那些出现故障的设备，进行问题的分析，要找到出现问题的原因，如果是人工导致的，那么就会追究其责任，对工作人员进行处罚，让其能够更深地认识到供电设备维护的重要性，从而去实现供电的安全稳定性的提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3]。

[2] 该文称：“我们应该承认： ‘语’和‘词’这不同的语言单位之间既在一些细微之处存在差异又在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相互一致，彼此交融渗透，并无根本上的大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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