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经济制度相同，但经济发展水平却大相径庭，传统的经济理论可能无法对这一现象给出精确的解释。福山（1998）指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经济理论至多起到80%的作用，剩下的20%需要从文化、传统、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实际上每个商业交易都包含信任因素，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经济的增长（Putnam，1993；La Porta等，1997；Knack和Keefer，1997；Zak和Knack，2001）。信任作为一种决定一个国家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社会资本（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正逐渐被经济学者所重视。

信任包括特殊信任和社会信任。特殊信任是建立在私人关系或家族关系等熟人关系基础之上的由个人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产生的信任。社会信任，也可称为普遍信任，是陌生人之间存在的、像法律一类的惩戒式或预防式的机制，其目的是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社会信任不仅可以从制度建设中建立，还可以从社会公众拥有的共同信仰、文化和价值观等基础上产生。由于社会信任更多地依靠理性，而特殊信任则更多地依赖情感等非理性因素（马俊峰，2012），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当今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多地依赖社会信任，而非特殊信任。

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是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社会信任如何影响企业的行为值得探究。既有文献发现，社会信任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签约形式。但社会信任如何定义，其产生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如何衡量等问题尚需要进一步厘清；社会信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是什么尚需要进一步论证；社会信任对企业具体影响的实证证据尚需要进一步梳理。鉴于此，本文基于既有文献，对社会信任的内涵进一步界定，分析社会信任的产生机制，总结社会信任的定量衡量方法；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信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最后梳理了社会信任影响企业行为的实证证据。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第一，社会信任是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但目前尚没有一个准确、完整的定义，本文尝试从个体选择和社会功用相结合的角度给出了社会信任的定义，并分析了社会信任的产生机制，总结了社会信任衡量方法，这对于未来研究社会信任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第二，既有文献研究了社会信任对企业融资、投资、创新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影响，但其中的影响机理是什么尚不明确，本文将这种机理总结为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正式制度越弱时越显著，这些研究结果不仅为未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也对于完善正式制度和培育社会信任提供了理论支持。第三，本文基于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对社会信任影响企业行为的实证证据进行了梳理，这既对未来研究社会信任问题有理论意义，也对企业认识社会信任的作用有实践意义。

二、社会信任含义及衡量方法

社会信任像空气一样，当它充足时，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当它不足时，我们都感觉离不开它（福山，1998）。很多文献都认为信任很重要，但在社会生活中往往会被忽略。目前对社会信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研究社会信任的定义及产生机制，是分析社会信任对企业行为影响的基础。

（一）社会信任的定义

既有文献有一部分是从个体选择理论的角度定义社会信任的，认为社会信任是社会中个体的选择或意愿。郑也夫（2001）将信任定义为人的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Hosmer（1995）则将信任定义为个体在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大于预期的收益的不可预料事件时所做出的非理性选择行为。这里强调信任是个体的预期，是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出的非理性行为选择。个体之所以做出这种非理性选择是因为这是所有策略中的最优选择，选择信任比其他策略更能最大化个体的效用。个体选择理论常用博弈论来解释信任的产生原因——多次重复且无限期的博弈会诱导人们合作和守信（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

若将个体的信任选择进行量化，可以将信任定义为个体对其他不能由自己控制的个体的行动增加其易损性的意愿（Zand，1972）。个体的易损性可以对比其财产来衡量，因此可称为相对易损性① 相对易损性＝潜在损失的绝对值÷潜在受损者所拥有的总资源，甲对乙的信任程度＝1-（乙失信的可能性×甲的相对易损性）。因此，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当甲的相对易损性越低，甲对乙的信任程度越大。，即潜在损失的绝对值在潜在受损个体所拥有财富中所占的比重（王绍光和刘欣，2002）。一个人的总财富越高，比如，有稳定的工作，有较高的收入，有一定权力，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其相对易损性越低，就越容易信任他人。拥有大量财富或资源，可以增加个体在受损时的承受力，因而可以使人具有一种更加开放、乐观、自在的人生态度，从而提高其对他人的信任感（王绍光和刘欣，2002）。

另外，还有一部分文献从社会功用角度定义社会信任。Luhmann（1979）把社会信任定义为减少社会交往复杂性的一种机制。因为信任比不信任更节省精力，信任有利于信任决策后对环境的适应和开发（郑也夫，2000）。类似地，La Porta等（1997）将信任定义为社会中的个体倾向于合作并产生社会效率的机制，以避免因不合作而陷入“囚徒困境”的陷阱。以企业与银行的债务契约为例，当双方相互信任时，就不需要事无巨细地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也不需要对企业有过多的限制，这有助于债务契约的缔结与履行；但当银行对企业不信任时，则需要缔结尽可能完备的契约，甚至无法缔结契约。

通过消音速流排水管件安装技术实际应用与普通塑料管件相比较可以看出，此施工材料适合于高层建筑施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既有文献发现了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确实存在的实证证据，并且该效应在正式制度较差的地区越显著。实证证据主要体现在融资、商业信用模式、投资、会计信息披露、企业绩效以及公司治理等几个方面。

（二）社会信任产生的机制

Zucker（1986）认为法制是产生社会信任的机制之一，即信任者基于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以及各种法规制度等而给予的信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化程度逐步加深，法制手段是中国人之间产生信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彭泗清，1999）。法制手段产生的信任属于制度信任，是社会信任的一种重要形式。

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传统、习俗以及道德规范，也是产生社会信任的基础。比如，福山（1998）认为，信任产生于一个社会遗留下来的伦理习惯，是本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的产物。Jia等（2015）以中国同时在A股和H股上市的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对于公司所发布的同一个消息，境内投资者更信任境内分析师对这一消息的解读，而境外投资者更信任境外分析师对这一消息的解读。

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长期以来社会信任程度较高。胡安宁和周怡（2013）认为，如果人们把认同儒家文化看成是拥有同一种身份的话，那么中国人就会因为共享同一种文化或价值观念而成为一个共同体，那些认同儒家文化的人就会对自己人和其他人表现出高度的信任。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在历史上各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一直发展不平衡，东南沿海各省在文化和经济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依据文化产生信任的观点，这些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比其他地区要高。

（三）社会信任的衡量方法

1．通过问卷调查衡量社会信任

国外文献对社会信任的衡量一般采用世界观调查数据（World Values Survey），该数据对多个国家的公民进行调查，具体的调查问题是：一般来说，你会说其他人很值得信任或你必须很小心地应付他人吗？以各国公民回答“其他人值得信任”的比例来衡量社会信任。既有文献利用这种衡量方法，研究了社会信任对经济增长（Knack和Keefer，1997）、组织绩效（La Porta等，1997）、人们参与股市的行为（Guiso等，2008）、投资者对企业盈余公告的反应（Pevzner等，2015）以及企业避税行为（Lee等，2014）的影响等。

国内文献也有针对家庭或个人的社会信任情况调查。胡安宁和周怡（2013）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一般信任的关系，他们利用的是2007年中国居民幸福感及文化娱乐生活调查数据，该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回答通常情况下会不会认为其他人是可靠的；若被调查者回答“非常可靠或比较可靠”，则被认为信任程度高，否则被认为信任程度低。张爽等（2007）利用复旦大学的调查数据《2004年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库》，研究社会资本（包括公共信任）在减少农村贫困中的作用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高而增加还是减少。该数据库在进行问卷调查时，要求每个家庭从“根本不信任”、“有所信任”以及“完全信任”三个选项中，选其一回答他们对县或乡政府、立法机关和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陈颐（2017）利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年的数据研究社会信任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该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回答“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这一问题。当被调查者回答“完全同意”和“比较同意”时，则认为社会信任比较高。

2．用中国各地区的社会信任指数衡量社会信任

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通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就企业的守信问题对各地区的企业家进行调查，他们让企业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回答哪五个地区的企业比较守信用，并按照顺序排列，然后计算各地区企业守信情况的加权指数。根据调查结果，对于社会信任水平最高的地区，有22．7%的被调查者认为该地区值得信任，对于社会信任水平最低的地区，仅有0．1%的被调查者认为该地区值得信任。本文把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计算的中国各地区企业守信情况的加权指数称为中国各地区社会信任指数。该指数被既有文献广泛使用于研究社会信任对企业商业信用模式（刘凤委等，2009；Wu等，2014；张晨宇和钱爱民，2015）、企业债务融资（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企业盈余质量（曾亚敏和张俊生，2011）以及投资（Ang等，2015）的影响。

3．用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衡量社会信任

正如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所分析的那样，在信任水平较高的社会中，中间层的社团组织发达，人们之间的交易更多是自发性的，因而不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在民间自发地形成强大且向心力较高的大规模组织；相反，在信任水平较低的社会中，人们（陌生人）之间自发性的交易很少，此时大规模且有向心力的组织的形成离不开政府支持。Putnam（1993）发现，在意大利制度绩效高的地区中存在着很多的社团组织，人们不仅关心公共事务，而且遵纪守法并互相信任。因此，如果交易必须依赖政府的监督才能完成，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低信任度的社会；反之，如果社会中的大部分交易能够自发地或通过社会中介组织达成，那么这个社会的社会信任程度就很高。

以上分析表明，可以按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来衡量社会信任水平，社会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越高，社会信任水平也越高。樊纲等（2011）计算了1999～2009年中国各地区的中介市场发育程度，可以作为另一种衡量社会信任水平的指标。Wu等（2014）以及雷光勇等（2015）直接使用各地区人均民间组织数量来衡量社会信任。

三、社会信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

（一）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

社会信任可能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企业绩效，一是提高收入，二是降低费用。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信息传递发达，企业经营规范、重信誉，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使得这些地区的企业很容易赢得更多的客户，因此销售收入也更高。同时，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营运费用也更低。比如，社会信任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还能帮助企业获得交易成本低的商业信用模式，这些商业信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替代银行借款的作用（石晓军和李杰，2009；Deloof和Rocca，2015），这也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刘凤委等（2009）提供了社会信任影响企业绩效的经验证据，他们发现，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时，企业价值越高，综合绩效越好。

除了指法律意义上的连坐制度外，还包括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事实上确实存在的连带责任形式（窦竹君，2010）。比如，当一个食品企业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消费者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该产品出现抵触情绪，那么该行业中的其他企业也因此承担了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也是一种连坐（窦竹君，2010），法律上没有强制规定，但事实上因为群体中某个或某些个体的行为，群体中的其他个体会受到牵连。

以上所指的自发性的连带责任是一种惩罚性质的负效应。事实上，群体的某些特征也可能会给个体带来积极的正效应。比如，一些文献发现，党员身份能提高个人的幸福感，在党员比例比较低的少数民族、女性及农村群体中，党员身份带来的幸福感更高（鲁元平等，2016）。这些证据表明，群体的某些特征给个体带来了积极的正效应。本文把群体中某个或某些个体的败德行为导致群体中的其他个体受到牵连，以及由于是群体中的一员而享受到群体的特征给个体带来收益的现象统称为连带效应，前者为负的连带效应，后者为正的连带效应。

此外，社会信任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还体现在借款后银行对企业的监督会因为社会信任水平不同而有差异。张兴亮和夏成才（2016）以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会计稳健性需求来衡量银行对借款企业的监督程度，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水平越低的地区，由于社会信任的负连带效应，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信任程度越低，对企业借款后的会计稳健性需求越高，即监督越严格。

说这句话的时候，常爱兰正拿着周小羽的试卷在抹眼泪。她一边甩鼻涕一边说，这个天杀的，真是好的不像，坏的全像来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一道题都不会做啊，一道题啊！

一个中心指的是职业岗位任职要求；两个基地指的是学校和医院实训基地；三大特点指的是院校结合工学交替、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四大坚持指的是坚持院校共建，坚持工学结合，坚持岗位分析，坚持能力培养；五种方法指的是五种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企业会获得诚实、守信的“社会印章”。由于社会信任是个体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增加其相对易损性意愿的平均数，是一种减少社会交往中交易成本的机制，因此，人们对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的企业更愿意增加其相对易损性，更愿意信任该地区的企业，即社会信任产生了正的连带效应。在信任水平高的社会中，分工和交易发达，经济增长快，信息传递速度也更快（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而且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刘凤委等，2009），因此，信息传递的成本也较低。若企业诚实守信、规范经营，企业的信誉经过信息传递形成声誉，声誉机制能为它们赢得更多的客户，获取更多的资源；反之，若企业有舞弊、欺诈等行为发生，这种负面信息很快在市场中传播，声誉机制会使企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失去客户、融资困难以及投资者“用脚投票”等。马德芳和邱保印（2016）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出现虚构利润、操纵股价等违规行为的可能性越低；并且一旦企业出现违规行为，投资者的预期将会出现“断崖”式下跌，市场反应更大。因此，在信任水平高的社会中，企业选择诚实守信是最优战略，人们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会选择信任该地区的企业。

课堂教学过程应该是顺畅的，这就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要对教材不断进行艺术化处理，这就要求教师要具备很高的专业能力。唯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抓住学生的眼球，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做好课前备课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教师一定要将教材内容参透，找准文章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明确教学中的核心要点，用心感受文章内容。掌握学生的认知能力，将学习和生活进行有效关联，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也充满知识，在愉快的学习过程中也能够体会到语文的美感，让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更加深厚的兴趣。

相反，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地区，企业会获得诚信水平低、合作意愿低的“社会印章”。个体在面临不确定性时，会降低其相对易损性意愿，人们对该地区的低信任会牵连到该地区的企业，企业更不容易取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即社会信任产生了负的连带效应。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地区，信息传递速度慢，传递成本高，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即使企业不守信，声誉机制也很难发挥作用，此时人们验证企业是否值得信任的成本太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不信任是最优选择，能最小化交易成本。换言之，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地区，该地区中的企业被信任的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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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渝、汉都市是三峡旅游的关键。研究证明，成都、重庆、武汉都市旅游对三峡旅游的发展有较大的拉动作用，是三峡旅游引流及分流向各地景区的关键节点。子群分析结果显示，随着都市吸引力的持续提升及来自偏远西部内陆的景区竞合影响，三峡旅游可能正逐步发展成为成渝西部地区旅游的跳板而非旅途终点站，游客的最终旅游目的地会愈加朝着西部、多种形态的内陆旅游目的地延伸，三峡旅游未来发展面临更大挑战。

（二）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的替代

社会信任及其连带效应在什么情况下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也值得探究。Knack和Keefer（1997）发现社会信任有助于经济增长，这一现象在贫困的国家中更显著，原因在于贫困国家的金融机构、产权保护以及契约的履行制度均不完善，在正式制度缺失或不能发挥作用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更大。Guiso等（2004）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家庭更多将财产投资于股票而只保留少部分现金，家庭也更多地使用支票或可以给予对方一定的信用期限；同时，从亲戚及朋友处获得的借款会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的上述效应在法律执行力越弱的地区越显著。

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企业除了能从银行获得融资便利外，也能从供应商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处获得更多资源。相反，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地区，社会信任的负连带效应使企业更不容易赢得供应商等的信任，因而与他们交易时的交易成本更高。刘凤委等（2009）研究社会信任对企业交易成本以及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越低的地区，企业的交易成本越高，具体表现为企业越多地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如预付账款和应付票据，而且企业的销售费用和折扣支出也越多。

类似地，社会信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也可能在正式制度越弱时越显著。Lee等（2014）研究了社会信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发现社会信任与公司避税负相关，这种关系在投资者保护制度、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税收执行制度等正式制度越弱时越显著。贺京同和范若滢（2015）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投资者投资意愿强烈，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会降低，因而企业持有现金预防风险的动机会下降，并且社会信任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这种影响，在正式制度对投资者保护越差的地区越显著。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社会信任能够成为正式制度的替代，从而减轻企业的避税动机以及持有现金预防风险的动机。另外，Ang等（2015）认为，若要研究社会信任对企业契约行为的影响，应当选取正式制度较弱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这样才能观察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的替代作用，当很难设计完备的契约以及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很难保证契约履行时，信任是十分重要的。这其中暗含着社会信任作为正式制度替代的思想。

添加耐高温α-淀粉酶脱胚玉米挤出物经过液化糖化后制得糖化液，此糖化液经过滤得到的滤饼中含有少量的RS3淀粉。此部分淀粉未被水解的影响糖浆的收率，因而需要控制挤压——糖化系统参数，使滤饼中的R3淀粉含量降低到最低程度，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上述研究说明，社会信任能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性机制，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在正式制度越弱时越显著。具体地，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的替代路径在于：当法律保护机制等正式制度较弱时，交易双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成本以保护自己免受掠夺，但社会信任能够提高社会交往中交易双方的信任程度，交易双方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成本保护自己即可达成交易。因此，当正式制度缺失时，社会信任可以作为促进交易达成的替代性机制。

四、社会信任影响企业行为的实证证据

可以说，从个体选择角度定义的社会信任强调信任是个体的一种冒险选择或意愿，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之所以愿意冒险相信他人，是因为个体经过判断，认为选择信任不仅能带来一定的净收益，也能减少社会交往中的交易成本。事实上，从社会功用角度定义的社会信任是从个体选择理论角度定义的延伸，强调的是信任后能给个体带来什么效用。因此，从两者相结合的角度，本文把社会信任定义为社会中的个体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增加其相对易损性意愿的平均数，是一种减少社会交往中交易成本的机制。

（一）社会信任与企业融资

融资契约是与信任高度相关的契约（Guiso等，2004），一些企业如民营企业融资困难，本质上源于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Afandi和Kermani（2012）研究发现，在企业间信任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中，企业获得银行借款的可能性更高。Duarte等（2012）通过检验借款人的“形象”在P2P借款中的作用来判断信任与信贷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那些拥有值得信任“形象”的借款人获得借款的可能性更大，信用评级更好，借款违约概率也更小。这些证据说明信任是影响融资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可以减轻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不信任，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融资便利。李四海等（2013）研究发现，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民营企业越容易获得银行的信任，获得借款越多，借款期限越长，并且企业违约概率也越低。

社会信任还会影响企业的借款成本，并且在正式制度越弱的地区越显著。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认为社会信任越高的地区，人们越容易合作，资金的借贷会更加便利。他们发现，社会信任程度越高，民营企业能从银行获得越多的银行借款，借款期限也更长，借款成本更低。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也能产生自发性的连带效应。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参加社会团体的人会被打上烙印，相当于获得了一个“社会印章”，当团体中的部分人有败德等坏的行为而被惩罚时，团体中的其他人也会受到牵连，这是一种“团体惩罚”（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或相当于一种自发性的连带效应。人们对每个个体的信任程度受到对该个体所属组织信任程度的影响，信任的连带效应会使人们对一个地区的信任映射为对该地区中企业的信任（张兴亮和夏成才，2016）。

（二）社会信任与商业信用模式

总而言之，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当前工程测量中广泛应用的技术之一，实现了传统测量技术的创新，能够进行非接触式测量，更好地适用于复杂地质的高精准度测量。并且在其他很多行业中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也得到应用，但在实际应用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都没有能力承担昂贵的价格，这样就会影响该项技术的普及。因此，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还要进一步研究，让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机技术能够实现创新发展，让其在各个行业中都可以发挥出本身的价值。

Wu等（2014）认为中国国有企业能从商业银行获得融资便利，而民营企业的融资则更多地依赖非正规金融和商业信用，他们发现，在中国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能从供应商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应付账款），同时也会给客户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应收账款），而且支付应付账款及收回应收账款也更及时；并且上述现象在企业越难获得正规融资时或在产权保护越弱的地区更显著。这些证据表明，社会信任会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程度，并且社会信任能够成为弱产权保护的一种替代机制。

（三）社会信任与企业投资

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还体现为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当地的企业更值得信任，有关企业更倾向与当地的其他企业合作设立合营企业，也更愿意进入陌生的行业进行多元化经营（潘越等，2009）。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还明显地体现在社会信任会影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决策。Ang等（2015）认为，中国各地区的社会信任情况会影响国外高科技企业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投资决策：一是在哪里投资，二是以什么样的产权形式投资，三是在研发支出方面的投资应当是多少。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当地的信任状况，他们更愿意对那些合作者和员工更值得信任的区域进行投资，外资企业也更愿意在这些区域成立合资企业，以及进行更多研发投入。

（四）社会信任与企业会计信息披露

社会信任会影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以及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使用决策。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越容易被企业利益相关者信任；相反，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地区，企业的会计信息不容易被利益相关者信任。Pevzner等（2015）研究了25个国家社会信任水平是否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会计盈余公告的反应。他们以企业盈余公告期间超额报酬的方差和异常成交量来衡量投资者对盈余公告的反应，他们发现，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国家，投资者对企业盈余公告的反应越大，并且这一现象在投资者保护以及信息披露制度越弱的国家中越显著。这些证据表明，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国家中，投资者认为企业公告的会计盈余是可信的，并且社会信任能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在信息披露的相关正式制度越弱时发挥越大的作用。

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社会公众之所以认为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可靠的，是因为该地区信息传递成本低，声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能够激励企业披露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既有文献提供了这方面的实证证据。曾亚敏和张俊生（2011）以社会信任指标来度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企业财务报告的操控性应计越低，盈余反应系数越高，即盈余的可靠性和信息含量均越高。Nanda和Wysocki（2013）认为，当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时，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也越高；并且当企业有外部融资需求时，社会信任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黄宏斌（2012）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使企业在舞弊与守信之间做出合理的收益与成本权衡，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企业发生会计舞弊的概率越小。

实验教学本来是课堂理论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的一个桥梁和纽带，学生们通过实验，潜移默化地培养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开发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2］。但是现在很多院校所做的实验多为验证性实验，如单管放大器性能测试、运算放大器性能测试、触发器性能测试等。这些实验内容几十年不变，不利于学生们训练开放性思维；同时，许多新知识、新器件、新方法也无法应用到实验教学中，学生们所学知识跟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

（五）社会信任与企业绩效

在我国古代长期存在连坐制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连坐制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是因为其符合法律的激励机制原理，是一个纳什均衡（张维迎和邓峰，2003）。在群体内部的信息不容易被外部人知道、而群体内部的信息传递比较容易的情况下，让群体共同承担责任，有助于降低信息严重不对称环境下的治理成本。

按照国务院对地理国情监测工作总体部署和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发展需要，从2016年起地理国情信息获取进入常态化监测阶段。本文通过对在地理国情监测生产中频发性、关键性问题的分析，总结归纳了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成果质量控制的方法。

有研究显示多灶性亦是nSLN转移的预测因素[15]，然而本研究多灶病例在nSLN有转移和无转移患者中均只有1例，故在单因素分析中亦未能得出阳性结果。可能与本研究病例并未把乳腺核磁作为病人常规术前检查有关。目前国际上对于术前是否应常规进行乳腺核磁检查尚未达成共识，考虑到乳腺核磁有较低的特异度以及有其固有的限制性，如体内安装起搏器、金属假体以及患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均不适合行核磁检查，反而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18]，故本研究主要依据术前超声及钼靶检查发现肿瘤病灶是否多发，遂可能导致部分多灶性病例信息缺失。

此外，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企业员工之间更容易相互信任，员工之间合作与信息交流更容易，企业内部的信任程度更高。在内部信任高的企业中，员工无私地分享自己的技术和能力，从而带动整个企业人力资本的提高，因而企业的绩效会提高。Goergen等（2013）发现，社会信任和企业内的信任均能提升企业绩效。

中粮贸易农业产业化部总经理陈涛表示，农民可以随时进行结算，既减少了担保、搬倒、霉变的风险和费用，又分享了市场价格波动的机会，粮食可以卖到理论上的最高价，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保障了粮食品质安全，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规模化进程。

微电网和泛能网的特征比较如表2所示。从核心功能而言，微电网和泛能网都是满足局部地区的用电/用能需求，实现能源的自平衡。从能源品种而言，微电网主要是供应电力，泛能网则强调多种能源的梯级利用和综合优化利用。从应用场景而言，微电网主要是应用于电网延伸不足、可再生能资源充足的地区和对供电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用户。泛能网应用于对冷热电需求较大的工业园区，通过多种能源之间的转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微电网、泛能网和智能电网的建设，都是以实现更加清洁、高效、灵活的用能为目标，是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社会信任与公司治理

社会信任会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设计。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小（马德芳和邱保印，2016），公司治理质量越高，交易成本越低。以股权制衡为例，中小股东对该机制的需求会受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信任程度的影响，而由于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社会信任水平会影响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信任程度。雷光勇等（2015）研究发现，社会信任程度越高，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信任程度越高，因而对股权制衡的需求越小。

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还体现在社会信任会影响企业内部员工薪酬契约的设计。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人们崇尚诚信，遵守规则，易于合作，更愿意接受按劳取酬、按能力取酬、按业绩取酬的分配机制。戴治勇（2014）研究发现，信任有助于基于主观信息的激励契约的实施，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对员工越信任，这些地区的企业更多地通过提高固定工资以激励员工，而总经理的薪酬直接与企业绩效相关；同时，在该地区，使用薪酬差距不会让员工产生不公平感② 既有文献对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后果有两种理论，一种是锦标赛理论，认为薪酬差距有助于提升企业内部竞争，从而能够激励企业高管及员工，提升企业绩效。另一种理论是行为理论，认为薪酬差距会使薪酬低的高管和员工感到不公平，从而不利于企业内部的合作，会降低企业绩效。，即企业更倾向于扩大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以及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以对企业高管和员工形成更好的激励。

五、研究脉络总结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脉络总结

其一，既有文献从个体选择和社会功用等角度对社会信任进行了定义，事实上，从社会功用角度对社会信任的定义是从个体选择角度定义的延伸。因此，综合这两个方面，本文认为社会信任被认为是一种减少交易复杂性的机制，是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时愿意增加其相对易损性的平均数。社会信任产生于法制、文化、传统、规范以及共同信仰等，因此完善法制和传承文化对于培育社会信任至关重要。国外文献一般用世界观调查数据来衡量社会信任，国内文献大多采用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计算的社会信任指数或采用中介组织的发育程度来衡量社会信任。

其二，社会信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理在于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社会信任使得人们对该地区的信任程度映射为对该地区中企业的信任程度。在社会信任水平高的地区，企业更容易被利益相关者信任，而在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地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程度低。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会因为正式制度的不同而有差异，在正式制度越薄弱的环境中，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越显著，即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对正式制度形成替代。

其三，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体现在社会信任能够影响企业的融资、商业信用模式、投资、会计信息披露、企业绩效以及公司治理。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获得银行借款越容易、借款期限越长、借款成本越低，借款后银行对这些企业的监督程度也越低。社会信任不仅能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在与供应商的交易中，也能使企业易于采用交易成本较低的商业信用模式。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越容易取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企业绩效越好；社会信任亦会影响企业员工薪酬契约等内部治理机制的设计。

（二）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社会信任的衡量问题。目前中国的相关研究文献大多采用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计算的社会信任指数或某地区中介组织的数量来衡量社会信任，也有少部分文献采用一些调查机构，如复旦大学的调研数据来衡量。但总的来看，需要进一步思考以下问题：一是这些数据较陈旧，大多是十五年前的调查数据，目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社会信任环境是否发生变化值得进一步调研；二是是否有其他方法重新衡量社会信任水平，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正成为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技术，未来是否可以利用大数据对社会信任重新衡量值得探究。比如利用电商平台的数据，根据各地区网购的数据衡量社会信任。

第二，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社会信任是否还存在连带效应。不可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制度日臻完善，资本市场中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也日益加强，那么，依据社会信任对正式制度替代的观点，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社会信任是否还能发生作用呢？对于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会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正式制度可能会取代社会信任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二是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嵌入正式制度，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社会信任的连带效应可能更大。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性，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建设正式制度、培育社会信任以及厘清两者的关系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实证研究的下一步方向。既有的实证研究，特别是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绝大部分是研究不同社会信任水平地区中的企业在融资、投资、信息披露或公司治理方面的差异，但这些企业在规模、财务状况、治理结构以及产权性质等特征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实证研究反映出的这些差异到底是社会信任导致的，还是不同企业特征导致的，有待商榷。虽然在既有实证研究的回归模型中对企业的特征进行了控制，但仍然有很多企业的特征无法衡量而被遗漏，如企业家的性格特征、企业的声誉等，遗漏这些变量可能导致研究结果是有误偏的。针对这一问题，未来研究可以以那些经营地址发生搬迁的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观察同一企业搬迁到社会信任水平不同的地区后融资以及投资的变化等，以此克服企业特征因素对研究结果造成的不利影响。另外，既有的实证研究方向集中在社会信任对企业融资、投资、信息披露、企业绩效或公司治理等几个方面，而较少关注企业创新、审计收费等与信任相关的其他方面，这些也是未来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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