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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无能”到“爱无能”: 当代作家小说中的两性情感

更新时间:2016-07-05

不容置疑,当代文学中描绘当代都市男女爱情的小说很多,很多小说的创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也相信爱情的存在。笔者这里论述的是,在当代小说中也存在着这么一些作家与作品,在他们的作品中,爱情令人生疑,作品中的人物不再那么确信爱情,不同于以往作品中的人物追求爱情的真挚与柔情,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对爱的能力的缺失,这里称之为“爱无能”。

在当代文学中,对于“爱无能”的描述,对于现实的揭示虽说是残酷与无奈,却为我们审视社会、审视自身提供了可能。文学所揭示的现象可能并不令人愉快,正如加缪所说:“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现象,而最关键的仅仅是它所作的描述。它并不是要为精神痛苦提供一种出路。相反,它本身就是在人的全部思想中使人的痛苦发生反响的信号之一。但是,它第一次使精神脱离自身,并且把精神置于他人面前,并不是为着使精神因之消逝,而是为着明确地指出这条所有人都已涉足但却没有出路的道路。”[1](P125)然而,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拯救在于使我们认清面对的时代困境与巨大的深渊,重建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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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为生命与爱的表征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进入到现代与当代社会,两性情感、两性关系出现了诸多不适,中国当代小说也集中描绘了这种现象,尤其是城市化加速的近二三十年,这类作品的出现较为集中,也较为突出。

性是两性关系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当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讳莫如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期,张贤亮小说中的性曾经引起过社会的较大关注,在他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性的描写大胆前卫,以至于可以说“对性欲的表现达到了很惊人的地步……以中国当代文学而论,这大概是破天荒头一遭。”[2]然而,同样可以看出,他小说中的性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张贤亮对小说人物性功能的丧失与右派男女的性饥渴的描绘,目的在于描写长期的政治压抑。当然,在其时的政治语境下,作者描写了女性的人体美,对赤裸裸的性爱场面的描绘,因其小说整体的政治正确而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容忍。就此,张贤亮曾对香港记者说:“我想通过一个人性的被扭曲,不仅在心理上扭曲,而且在生理上也被扭曲,来反映一个可怕的时代,告诉世间这样的时代不能再存在下去。把这篇小说作为性文学,我自己觉得很冤枉。我觉得它是最严肃的作品”。[3]正如有学者指出:《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的表层结构是写饥饿,但其深层结构却是触及到了“吃饱了不饿”之后的性觉醒和随之而来的性压抑。这种压抑不仅因为马缨花出于生存策略的及时制止,而且也来自于章永璘研读《资本论》之后的某种感悟,来自于其文学修养发酵之后的某种道德禁忌。[4]张贤亮的一系列作品涉及到传统的身体的意识形态,显然在传统社会中,身体因指向肉体与性,如果不能够得到超越,仅仅满足于肉体与性的愉悦肯定是不能够被容忍的。对现代文明持激进批判态度的劳伦斯曾经讴歌“性与美是不可分的,正如同生命与意识”,[5](P483)他还说:“对我们来说,某些特定的词,某些特定的想法是禁忌,如果我们让它们缠绕无法自拔,无法驱赶它们,我们要么死去要么因为某种堕落恐惧而发疯。对这两种病症,药方只有一个:解除禁忌!”[6](P405)并且他努力地实践着“我要让男人和女人们全面、诚实、纯洁地想性的事。”[7](P446)可见对于爱与性他是那样的乐观与自信。

近年来,中国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话语权也明显增强,世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通过对《每日电讯报》这些新闻报道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英国主流媒体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关注重点,同时也能够了解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视角以及看法,从而有助于我们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英国的传播效果。

当代作家小说中的性与爱

这里论及有限的几位作家,这些作家是韩东、朱文、张旻、北村等。他们不是作品畅销的作家,在一般读者那里可能也比较生僻,但却都有着独特的艺术追求与深挚的内心探索,他们的小说创作无疑为理解当代社会一群边缘群体的情感与灵魂的挣扎提供了社会标本。

当中国社会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终于走出沉重压抑的政治时代,普通老百姓不再关注政治的时候,两性关系似乎可以更加轻松,然而,两性关系却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一现象被敏锐的小说家们所捕捉。在当代一些小说家作品中,两性关系中的一些现象着实有悖于传统社会人们对于两性关系的认知。在传统社会中,男性在爱情上会有积极主动的追求,并努力地试图走进女人的内心,希望能够与女性有着真正的心灵上的沟通,这是一种爱的能力。在当代一些作家的小说中出现了一些男性形象,他们不是丧失性,缺乏性能力,而是把性与爱分离了,沉湎于缺乏爱的性关系中,表现出一种“爱无能”。

二是“互联网+农产品”物流模式,主要是研究搭建实现大规模农产品交易的集散中心及批发销售的电商交易平台,如阿里成立1688批发网等;

在当代小说中,性曾经因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文化功能而造成压抑,在晚近文学作品里,性执著于自身使个体的存在显得轻飘无根。一些小说作品中展示的现代人的性与爱的分离、爱的能力的丧失,究其实质在于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盛行。相对主义认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一切都可以,怎么都行,不相信有绝对的东西存在;而“虚无主义的要点在于无法去爱,而非无法吸引爱,在世俗红尘中,那看破一切一蹶不振的落难者是被爱抛弃忽略的人。”[10](P105)在我们这个时代,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对信仰的怀疑是社会的整体病症。

当代文学中对爱的怀疑与拒斥,爱与性的分离,这不仅不能够解放自己,同样也解放不了他人,并且还是对他人的否定,也是对自己的否定。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男女两性的关爱、尊重与和谐是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是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么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11](P6)那些小说中描绘的仅仅是欲望的满足,不仅不是个体的解放,而是对解放的抛弃。正如前人所述:“一切本能愿望都得到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而且不能保障人的精神的起码的健康”。[12](P85)在当代文学中,对于小说所描绘出来的从“性无能”到“爱无能”的现象,我们可以看作是两性情感的变迁所折射出的社会时代精神某些方面的病症,文学创作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症候,为我们审视社会、审视自身提供了某种可能。

实践证明,培训也是一种竞争力。独立学院经过10年多的发展,教师的培养已不能停留在岗前培训层次。独立学院可以大胆对富有创新活力的青年教师委以重任,在专业带头人遴选、教学团队建设、教研开展等方面多压担子,为青年教师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积极拓展培养渠道,如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学位、选派访问学者、参与教学创新团队、申报科研课题、探索产学研合作等,努力探索“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模式,以进一步满足教师自我实现的需要,进而增强对学院的向心力、凝聚力,更好地为教学工作服务。

[1](法)加缪.西西弗斯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长篇小说《情戒》关注尴尬的两性情感,《成长是多么不容易》《对你始终如一》描绘校园生活。小说集《堕落与爱情》关注成人学校(中专)中男女同学之间、教师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微妙的性的吸引,这其中也可能夹杂着一部分情,但这部分情也绝不是排他的,忠贞不渝的传统意义上的爱情。他所描绘的学校西亭似乎是一个可以远离世俗、远离道德的伊甸园,男女同事之间、男女师生之间无需太多的情感交流就可以在隐秘的场合(办公室、宿舍、外出实习地)进行性的接触、性的交流,既没有心理也没有道德障碍,结束之后也没有纠缠与牵挂。小说集《良家女子》中的人物多为青年、中年女性,她们过着平凡琐碎的市民生活,或生活已失去了激情,或得不到生理的满足,总在婚姻之外寻求刺激与补偿,当然,又能够维系好婚姻与社会形象。张旻以清醒和冷静的旁观,通过对两性情爱的委婉曲折的描写来对情爱与道德关系进行严肃地追问。

小说《长征》不同于通常我们对“长征”的理解,在我们的理解中,“长征”是个充满理想与牺牲的革命壮举,然而在这篇小说中,“长征”却是一个不被世人理解的爱情故事。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建国后获得少将军衔的陶红曾经相继做过土匪头子与白军连长,在长征前夕,突然投诚红军,并且随后以红军连长的身份抄了自己曾经作为其管家的地主吴清风的家,更为极端的是将吴清风和他的情妇(同时也是陶红的妻子)吴清德裸绑游街示众,并且开枪打坏了地主吴清风的下身。北村将红军将领描绘成一个深受爱情和嫉妒折磨的莽夫,他虽然与妻子吴清德有着欢愉的性爱,却无法理解妻子吴清德与自己曾经的好友兼东家的地主吴清风之间没有肉体关系的精神上的爱情。在他胁迫妻子与他一起长征的同时,他的情敌吴清风也在寻找吴清德,拖着病体、衣衫褴褛地在红军长征结束一年后赶到陕北,只是希望与吴清德见上最后一面。在小说里,陶红长征的目的是为了拆散他所痛恨的“奸夫淫妇”,在随后的岁月中,美丽的妻子慢慢枯萎了,像丢了魂一样。更让人沮丧的是自己与吴清德生下的儿子陶金,无论是相貌上还是精神气质上都像自己的情敌吴清风:眉目清秀、多愁善感,并且不喜欢舞枪弄棒,而是喜欢舞文弄墨,根本不像赳赳武夫的父亲。儿子在父亲的否定中一辈子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而孙子陶沙则对爷爷与父亲一并否定。小说最后说到陶红一生最恨两件事:“知识与财产”,他的一生都在复仇、痛苦、不解和委屈中度过。北村借助两个“长征”的故事隐喻了两种对爱情的理解,相对于陶红对吴清德的占有导致对象生命的枯萎,吴清风的执著与奉献显然更像个乌托邦,更难于让世人理解,就像小说中路人对吴清风所说的,找到吴清德你还能做什么呢。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是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关键措施之一。实践教学是中医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针对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建设现状,结合中医类专业教育特点,不断改进和完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是不断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促进中医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城市在城市气候联盟中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受到国际社会认可。比如2016年12月2日,为期3天的第六届C40城市气候领导小组(简称C40)市长峰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落下帷幕,来自伦敦、纽约、首尔、悉尼等90多个城市的市长及高级政府官员出席,中国的武汉市受邀出席并介绍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经验与探索。C40是全球大型城市为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成立的机制,由83个城市成员组成。C40市长峰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该组织强调城市在塑造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主要角色,为此评选100个应对气候变化案例,目的在于为应对气候变化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解决办法,为C40成员国提供借鉴。

北村执著于对现代都市人情感与灵魂的漂泊与无根状态的探究,作品《玛卓的爱情》《伤逝》描绘了当代城市男女情感的虚空以及追求爱情的虚妄。在《玛卓的爱情》中,玛卓看到了世界的琐碎和平庸,虽说她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姑娘,她会写诗,会唱歌跳舞,为人也不错,而且居然长着一副天仙般的美貌”,但在大学生活中,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假人一样活着,整天上课、吃饭、唱歌、跳舞,但里面非常空。”“人是多么脆弱呵,怎么能毫无依靠地活下去呢?”之后她与刘仁结婚,并且“准备一辈子就用心生活,但没想到生活如此艰难,心却如此没有力量。”后来刘仁只身去了日本,名义上是为了钱,实质是无法面对、无法维系与玛卓的爱情。在《伤逝》中,超尘犹如她的名字一样超凡脱俗,她无法接纳生活中身边的在她看来庸俗的人和事,别人也一样地视其为怪人,面对一个日益粗俗的丈夫,虽说大学时的恋人李冬烟的到来短暂地燃起了她生活的激情,但现实中的李冬烟也早已不是浪漫的校园诗人,超尘只是他达到目的的工具,对于爱情的幻灭,超尘最终选择了自杀。在《周渔的喊叫》中,陈清与周渔两地分居,每周勤于坐火车回家与周渔团聚,然而在陈清意外死亡之后,周渔却发现陈清在另外一个城市一直和另一个女人过着另外一种生活。陈清有着两重身份,并在两地自由转换,而周渔不过是生活在爱情的幻想中。

作为先锋小说作家的北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通过一系列“者说”(《逃亡者说》《归乡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聒噪者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其创作开始转型,从形式探索开始关注当代人的精神与灵魂,探索生命意义与人的终极价值,主要有中篇小说《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伤逝》《长征》等,以及《施洗的河》《望着你》《玻璃》《愤怒》和《我和上帝有个约》等长篇小说。

北村在对两性情感与人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的追问中,最终回归到基督教信仰。在他看来,当代人的痛苦、绝望、困惑与恐惧在于人对自身原罪缺乏反思与认知。在《我和上帝有个约》中作者常常借小说人物之口宣扬:罪需要的是被宽恕,而不是被医治。没有人可以除去人的罪,只是先有来自神的宽恕,然后才有人与人彼此间的宽恕、和解。如主祷文所说“天上的父,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北村在《我和上帝有个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

《我和上帝有个约》的故事并不算复杂,童年遭受父母抛弃的陈步森在作为帮凶杀死副市长后陷入被发现的恐惧中,在一次又一次对死者孩子、岳母与妻子的试探中感受到自己给受害人家庭带来的巨大痛苦,最后甘愿冒着被认出的风险,帮助已经失忆的被害人妻子冷薇恢复记忆。在与冷薇相处和医治过程中爱上了她,尽管最终仍然被判处死刑,但这段短暂的幸福使其发现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小说通过一个凶案,涉及一个城市乃至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精神信仰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在小说《我和上帝有个约》中,悔改与宽恕是最大的主题——犯了罪的人应该悔改,重拾良知。在小说中,表姐周玲与心灵辅导站老师苏云起的行迹让陈步森从良知上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他们也努力地引导众人去认清悔改与宽恕的意义,努力地解救众人的内心,但是整个社会更看重惩罚,在普通民众看来,良知谁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呢,再说,通过悔改要求他人宽恕又如何摆脱脱罪的嫌疑,当然,更有强大的民愤也难于说服。

在作家北村那里,他是以神性的爱来拯救世道人心的。北村是这样描述他所理解的爱的:我想,爱应该是一种对对象价值的确认,这种价值的确认到一定程度就称为爱。而且这种价值有唯一性,所以爱是专一的。爱是真理,爱有不同的深度,那么爱到最深的才是爱,要爱到那么深只有舍己,别无他途,因此爱是信仰。[9](P1)只是,现实令作家失望了,在现实中,人们所说的爱情其实是爱自己。北村曾自述基督教的价值在于:今天,就我个人而言,基督教所给予我的最重要的帮助,就是使我第一次感觉到“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人性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是我刚信主的两三年中所明白的最大的东西,我以前接触的文化使我有在迷宫里盲人摸象的那种感觉,基督教让我第一次从另一面切进的角度来看待人。

在上述诸多的作家作品那里,当代中国早期的“性无能者”已过渡为“爱无能者”,这些“爱无能者”有着新的时代特征:生命无根。“性无能者”的痛苦、失落、压抑、无聊曾经有着批判社会的意义,曾经也有着社会解放、思想解放,以至于个性解放的超越意义;而“爱无能者”超越了什么,怎么超越的,这些都很模糊。在北村看来,人类由于肉体的局限性,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真正地理解爱。

爱情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

《圣经·哥林多前书》中曾这样给爱下定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也是传统社会人们对爱以及两性关系的最高祈求。

在韩东的《障碍》中,朋友的女朋友王玉的到来、居留期间,尽地主之谊的主人公全程相陪,男女之间的矜持很快被打破,两人在性的狂欢后是疲劳与厌倦,男主人公过后对朋友的歉意也在朋友的轻描淡写中化为乌有,面目全非。在《交叉跑动》中,李红兵倾心于女大学生毛洁,但他满怀的挚爱却窒息于性的奴役,性与爱错位,灵与肉分离。《我的柏拉图》就是纯洁的爱恋的挽歌,王舒在单恋费嘉的激情中最后只能无奈地承认“我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韩东小说中的性描写,性不仅背叛了道德,同样也背叛了性,甚至背叛了人自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一种让人自我否定的力量,其小说人物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因此,有论者指出,韩东笔下的人物尽是穷途末路者,正可以对照“得意的人是乏味的”。套用托尔斯泰的话就是:得意的人都是相同的,而失意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同。[8]

朱文小说中所展现的是,在都市中精神生活的隐退,浪漫爱情的消解,人们的精力都花在对声色犬马的追逐上;在两性交往中,爱情是金钱可以买到的,爱情也不再是性关系的必要前提。《五毛钱的旅程》中,陈青利用丈夫小丁节日加班,与人通奸,并在通奸过程中和丈夫通话,以此获得更为强烈的感官快乐。《我爱美元》中,饭店、电影院、歌舞厅都可能成为金钱与性交换的场所,“我”与“父亲”都面临着这样的诱惑。父亲的“年龄意识”、情调,或是价格阻碍了最终的成交。在朱文的小说中,两性关系非常随意,在《去赵国的邯郸》中小丁与王小霞毫无理由地发生了性关系,《吃了一个苍蝇》中男女毫无美感地性交。朱文笔下的女人既不美丽、也不动人,更不高尚,他笔下的男人小丁们更是失魂落魄,身体虚弱、神经脆弱、性格懦弱,整个就是废人,而他们的性对象也就是“别人用剩下的”“二手货”。在朱文的小说中,爱情、纯洁、美好这些给予人们激情的东西消失了,人们不再去谈论爱情,而是直接切入性,两性之间既没有激情也没有幻想。朱文似乎主动地认同社会中不那么道德的一类人的生活情趣,在他的小说中,性、男女关系混乱、金钱与性的交易、毒品常常出现,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大多丑陋、羸弱、猥琐,生活卑微平庸,当然,这也许就是作者自己理解的生活——庸众日常的沉沦。

参考文献

张旻的小说执著于探究两性中最为隐秘的情感与性心理。他的作品题材独特,描绘介于少年与成年的中专学校的两性情感生活,内容涉及青春少年的早恋、性意识和性心理,成人的情与性。张旻的小说细腻、微妙,在平凡琐碎的现实生活中讲述情感的惊心动魄与人性的复杂和含混,进而揭示都市人群中的深层心理与精神状态。

[2]李贵仁.一个特定时代的“忏悔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辨析[J].小说评论,1986,(3):35―41.

形成性评价又称过程性评价,是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动态、多次对学生实施的评价,它注重及时反馈,以强化和改进学生的学习态度。

[3]张贤亮答香港记者问[N].新民晚报,1986-03-31.

[4]赵勇.性与政治:张贤亮作品的一个主题[N].法治周末,2014-10-08.

1.8 GO、KEGG富集分析及GSEA 利用R软件clusterProfiler包[13]对得到的枢纽模块中基因进行GO富集及KEGG通路分析,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另外将测试集GSE73731中265例肾透明细胞癌样本根据枢纽基因表达值中位数分成高低表达两组进行GSEA[14],选择c2.cp.kegg.v6.0.symbols.gmt作为参考基因集,FDR<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5](英)D·H·劳伦斯.性与美[A].劳伦斯精选集[C].冯季庆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6](英)D·H·劳伦斯.三色紫罗兰自序[A].劳伦斯精选集[C].冯季庆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7](英)D·H·劳伦斯.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A].劳伦斯精选集[C].冯季庆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8]翟永明.得意的人是乏味的——读韩东小说集《美元胜过人民币》[N].京华时报,2006-09-25.

[9]北村.《鸟》序[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10]韩东.韩东散文[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11](德)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M].沈端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12](美)艾·弗洛姆.爱的艺术[M].李建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通过表1和表2可知,从2000年到2005年,再到2015年,信息通信技术课程标准在用语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寇国庆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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