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①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绝大多数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财政与国家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国家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财政的同步现代化。可以说，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近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话题。1840年，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历经“百年屈辱”，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启了主动现代化的历史征程。经过新中国69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财政制度现代化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然而，仍然存在着诸多现实难题，亟待“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日本藤井一二教授做了《丝绸之路与日本古代的文化交流——以唐朝为中心》的报告。藤井先生以中国学者甚少关注的日本文献为依据，丰富了日本遣唐使和遣渤海使的研究内容，特别是关注到日本大伴家持家族以及唐人陈怀玉改名千代怀玉、袁晋卿改名清村宿祢等内容，这些史料多为中国学者所不知。并以1970年西安出土日本钱币“和同开珎”、日本正仓院东大寺开田图与敦煌山水壁画、日本法隆寺飞天形象与敦煌飞天的对比等为例，阐释了唐朝与日本的文化交往。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国际新趋势

财政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财政制度出现改革与发展的新趋势。这些趋势本质上是对信息革命和全球竞争所引起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一种积极回应。具体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推行以政府预算和政府会计为重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

新西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率先开启了新一轮改革，财政制度的“游戏规则”发生改变：增强财政责任；实施多年期支出框架；优化自上而下的预算程序；从投入控制转向以产出为基础的受托责任体制。同时，政府会计制度的变革也发挥了重要支持性作用。②

（二）从赤字预算向平衡预算回归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应对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实现预算平衡或盈余。③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平衡预算和紧急赤字控制法》，试图实现预算平衡；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预算执行法案》，提出“量入为出”的要求；1997年，美国国会通过《平衡预算法案》，试图压缩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支出来实现预算平衡。英国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控制预算支出，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减少福利支出和公务员支出等，并在1988年实现了财政盈余；1998年英国国会通过新的《财政法案》和《财政稳定法案》，提出“透明、稳定、负责、公平和效率”五项预算原则。平衡预算理念的重新回归对财政赤字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实施绩效预算

绩效预算的概念自20世纪30年代就已提出，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真正兴起。绩效预算是一种全新的预算制度模式，它强调预算支出与绩效目标挂钩，围绕绩效目标确定行动方案和所需成本，给予部门支出更大的灵活性，对预算资金的监督和评价更加科学、客观。迄今为止，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国的绩效预算改革仍在不断探索之中，但这项改革体现出来的结果导向对于财政制度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通过建立新的规则加强支出控制

1990年，美国《预算执行法案》将预算支出分为自主性支出和法定性支出，对年度控制的各类自主支出设置限额，对法定支出则严格实行量入为出的原则。1998年，英国针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分别建立“黄金规则”和“可持续的投资规则”，要求借款仅用于公共投资，将国债占GDP的比重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将经常项目预算改为“资源预算”，同时将支出划分为部门限制性支出和年度管理性支出，并建立对这两类支出的检查评估机制。此外，美、英等国采取方法加强对公共支出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并广泛推行绩效评估机制，根据支出绩效决定部门和机构是否继续存在、是否继续拨款和决定拨款多少，从而更加有效地分配和使用公共资金。

总之，从近四十年西方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历程来看，日益呈现出责任制、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参与性等四大特征，我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借鉴与启示，比如，政府预算要体现完整性；实施绩效预算；细化预算编制；严格预算执行；建立完善的预算监督体系；提高财政法治化水平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按照循序渐进、统筹兼顾的原则不断推进财政制度改革，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现代化目标。

二、我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历史机遇与改革成效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深刻改革，为推进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第一次历史机遇

在我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第一次历史机遇，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1948年，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④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现代财政理念。

转染48 h后，MTT检测各组SHG-44细胞增殖水平，结果显示，miR-543 mimic组与mimic NC组相比细胞增殖水平明显降低(P＜0.01)，miR-543 inhibitor组与inhibitor NC组相比细胞增殖水平明显升高(P＜0.01)，见图2;由此可见miR-543过表达可抑制SHG-44细胞增殖，抑制miR-543的表达可促进SHG-44细胞增殖。

我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第二次历史机遇，可以说是美国人在我们耳边悄悄讲出来，我们听到后把握住了这次机遇，正式开启了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征程。

透过上述文字，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马寅初在1948年即已形成国库集中收付管理的思想，明确提出 “一切国库资金应统一、集中存放”、“工资统一发放、银行代发”、“凡政府之支出，均应由金库直接拨付给各支用机关或约定债权人”、“支出机关由领到支付书以至经费支出，始终不见现金”等现代财政思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现代化的政府预算及国库管理理念。可惜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次机遇与中华民族擦肩而过。这一次错过，足足让我们等待了半个多世纪，才迎来第二次历史机遇。

（二）第二次历史机遇

马寅初认为 “一切收支均应集中统一于金库，凡政府之收入，应由金库直接代理，凡政府之支出，均应由金库直接拨付”，“一切税款收入，大都由各征收机关向纳税人收取自行保管，然后汇解国库。一转手间，不免发生流弊”，“一切经费须由收入总存款拨入普通经费存款或特种基金存款后始得支出，而各机关接到支付书时，公库仅予以转账，由公库收入总存款项下拨入各该机关经费存款户，并不支付现金。至该机关有实际需要付款时，则以支票为之，由持票人向库兑取现金，如是支出机关由领到支付书以至经费支出，始终不见现金，而舞弊者无可施技矣。”⑤

1994年，上海市政府获得世界银行的一笔软贷款。在签署合同时，上海市领导发现世界银行提出一个非常奇怪的条件，即上海市政府在使用美元贷款购买商品或劳务时，如果超出一定的金额，需要通过政府采购程序购买，而且不用支付现金，只需要把供货商的银行账户提交给世界银行总部，由他们的工作人员从华盛顿直接把美元支付给供货商或劳务提供者。

三是制度。从信息视角分析，现代财政制度模式可以分成三种类型：黑箱型，问责型，阳光型。黑箱型的财政，是小民主，凡是进入“黑屋子”的人或机构，可以享受民主，“屋外”的人或机构是没有民主可言的。问责型的财政，是中型民主，没有进入“黑屋子”的人或机构可以通过问责分享到一部分民主权力。阳光型的财政，是大民主，公开、透明、参与性最强。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应有成熟的发言人体系和话语结构，企业上下发出的必须是同一个声音，对外宣传须保持高度一致性，才能进一步取得公众的信任。掌握着界定风险权力的大众媒体、法律和科学等专业，拥有关键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风险社会中，大众媒体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为补充，成为公众获取消息、发表评论的关键渠道及重要平台。

在当时的上海，预算单位采购商品或劳务的通行做法是自行采购、现金支付，世界银行贷款协议中的关于购买与付款方面的规定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在拿到贷款协议文本之后，上海市相关领导亲自咨询了国家财政部领导，请求提供能否签约的意见建议。正是此次机缘，将国外通行的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等制度信息传递到国家财政决策领导层。在答复上海市领导可以与世界银行签署贷款协议之后，国家财政部领导当即安排相关人员去学习与研究美国政府采购及预算管理的具体做法。

1995年3月，上海市率先在市级卫生医疗单位试行政府采购⑥。然而，上海市的试点尚不足以将政府采购制度推向全国。直到1995年12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政府采购列为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的15个具体领域之一。在此次会议上，我国承诺最迟在2020年之前向APEC成员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此后，国务院要求尽快建立政府采购制度。1996年，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试点在上海、深圳及河北省陆续展开，并于1998年推向全国。1999年之后，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收支两条线”管理、“金财工程”建设、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及政府预算绩效管理等一系列改革相继推开。

任何时代都有为一个包包而出卖自己的贫贱女孩，但也永远会有安贫乐道内心高尚的优雅女子。二者的此消彼长与相互均衡，才是整个人生和世界的真相。

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我国财政制度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推动了整个预算制度的革新，提高了政府的整体运作效率。应当看到，由于具体国情的约束和传统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我国财政制度现代化尚处于初始阶段，预算管理的范围有待拓展，法治化、完整性、公开性与透明度仍须改进，财政效率需要提高。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财政制度改革在完成一系列基础性工作之后，仍然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制度优化与体制调整，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提高资金效益，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三）新一轮历史机遇

此外，在施工阶段，技术人员可以方便快捷地在模型上完成测量、定位等工作，以配合现场施工，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

政府预算是财政制度的核心，是有效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推进政府预算制度的现代化，是新形势下我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三大重点内容之一。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预算法》（修正案），为我国建立完整预算、科学编审、规范执行、严格问责和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指明了方向。

有人认为，中央有决策权、地方没有，财政有分配权，部门没有。实际上，地方拥有中央所不具有的信息优势，部门拥有财政所缺少的信息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讲，信息优势等同于一种权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的过程中，拥有信息优势，甚至可以凭借这种优势倒逼高层级政府及财政部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此种实例，绝不乏见。无论是财政权力的优化配置，还是信息优势的权力转化，我国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稳妥化解，这是下一步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是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又一项重点内容，也是我国财政领域的薄弱环节之一。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2016年8月16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拉开了规范和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帷幕，对于完善国家治理结构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影响作用。

审查批准预算、决算和监督预算执行是政府预算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财政制度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过去，政府预算审核管理和人大预算审查监督的重点主要是赤字规模和预算收支平衡状况，对支出预算和政策关注不够，对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政策实施效果关注不够。201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建立全口径预算审查和全过程预算监管的一项重大举措，有助于彻底消除“监督外”预算和“预算外”资金等不规范行为，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财政的理解从现代生产、宏观调控扩展至国家治理，我国财政制度现代化也逐步从管理、技术层面扩展到经济、政治领域，建立治理型现代财政制度体系，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我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三、新时代下我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方向和重点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然而，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制度现代化之路，都不是一条笔直的平坦大道。财政制度现代化的进程无不充满着坎坷、曲折，乃至反复与退步。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尚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英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和马寅初的理论见解，我们很容易短时读懂学会，但现实问题的解决，还需一步一个脚印去落实。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等重要论断，我国迎来了财政制度现代化新一轮的历史机遇。

如何建设现代化的财政？我的理解是，就如同建造一栋现代化的大楼，首先要打好“地基”，其次是在“地基”之上搭建起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地基”没打好，“支柱”没搭建起来，就忙着“装门窗”和“修饰室内”，结果只会适得其反。现代化的财政“大厦”的“地基”是信息，而在这个“地基”之上，要牢固树立六根“支柱”，一是权力，二是利益，三是制度，四是技术，五是组织，六是文化。“一个地基，六根支柱”这七个要素，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渠道。

六是文化。涩泽荣一是日本现代财政制度之父，他在明治维新时期担任大藏省大藏少辅，为日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做出了巨大贡献。临去世前，他在自传体回忆录《论语与算盘》写到：“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最紧要的任务。”他试图告诉他的国人，一个人拥有的权位越重、财富越多，越要有相应的文化来匹配。正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一）夯实现代财政制度的“地基”

2000年，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⑦出版了一本专著《信息改变了美国》⑧。他在书中反思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他认为，不是因为美国有航空母舰，也不是因为美国有转基因技术，而是因为美国建造了国家治理最牢固的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及其网络体系。钱德勒提出：“信息以前是、今后仍然是一个国家基础设施中几乎看不见的组成部分”。高楼大厦、机场铁路是基础设施，我们每天工作产生的各类信息也是治理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实践中，很多人对各类信息包括财政收支信息却熟视无睹。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信息处理变革史，财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财政信息处理变革史。

科学的财政决策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信息基础上，统一财政数据和信息管理是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在这一方面，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成功地推行了财政信息的动态化管理改革⑨，为奠定现代财政制度的信息“地基”提供了借鉴。在过去，海淀区大量的基础数据分散在各个预算单位，财政部门并不掌握相关信息。财政在进行支出决策时只能被动使用各预算单位提供的信息，难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财政资金的有效性。为彻底消除这种弊端，海淀区财政局要求每一个科室把自己管辖的预算单位的人财物等信息掌管起来。本着数据共享、政府共用的原则，海淀区财政局牵头开发了财政基础数据信息系统，为457家预算单位建立了530余万个基础数据，每年适时更新，不仅摸清了财政底数，而且辅助支出部门及预算单位理清了事权。财政信息的动态管理，为现代财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搭建现代财政制度的“支柱”

现代化的财政 “大厦”，不仅需要打好信息 “地基”，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搭建六根“支柱”。

第二天清晨，我们匆匆吃过饭，就攀上脚手架，按李大头的交待，分两片，一片王幸福带领，一片交给吴国栋。王幸福靠西，吴国栋靠东。李大头反复强调，要我们每个人占据好自己的位置，组长守好自己的区域，一组成员不能越界到另一组的区域去干。本组人占位顺序也不能颠倒。谁不遵守，扣谁工钱。

一是权力。科学配置各项财政资源的分配权、管理权、使用权、监督权、问责权，是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的根本所在，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任务。现实中，由于财政收支运行涉及的单位众多，需要在纵向五级政府之间，横向财政、部门及预算单位之间，科学合理地划分各项财政权，包括收税、收费、资产处置、发债、预算编制、预算审核、预算执行、预算监督、预算评价、信息公开、预算问责等权力。即便是在一个单位内部，也需要在其内部科室之间合理配置财政资金分配、管理、运用等各项权力。这些权力如何形成科学系统的搭配，成为决定财政制度体系能否健康运行的关键力量。

吴大人抱拳回礼。赵凤洲一行并不走拢来，反而悠闲地欣赏牌坊，边看边闲聊。秦铁崖这一方很安静，那些兵丁也悄然无声，所以一句一句听得清清楚楚。

利用SPSS20.0统计软件处理实验数据,组间同类型计数比较使用x2检验,P<0.05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总经理助理李瑾、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董事总经理张一凡、上海交大中英低碳学院副院长Ed Craig、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舒彤以及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臧良，分别就碳市场发展与环交所实践、金融机构的碳市场实践、先进城市低碳合作与技术、清洁低碳可持续发展以及天然气助力城市低碳发展等内容进行主题演讲。

二是利益。财政从资金收缴到支出拨付的链条非常长，每涉及一个行为主体，包括部门、机构、甚至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应可以在有效甄别各种利益的基础之上，规避与摈弃相关行为主体的非法利益，充分保障其合法利益。

然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信息不对称的，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利益写在脸上，常常是隐藏在见不到阳光的地方。这一状况迫使我们采取措施去打破信息不对称。可供选择的方法有：健全会计核算、财务报告制度，开展绩效评价与问责，建立全过程的预算监督体系等。其中，建立科学、规范的利益表露机制，让各利益相关方公开、充分地表达自身利益，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任务。在这一领域，我国还不甚健全完善，尚有很多事情要做。

Therefore,the translators shall be equipp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In addition,the translation shall adapt to Chinese audience needs.Following discussion is made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i.e.adaptability to history fact,culture and audience’s need.

现实中，一个国家的财政制度模式不可能做到纯粹的某一种类型，往往是多种类型的融合，既有黑箱，也有问责，还有民主。世界范围内现代财政制度变革的大趋势是打破黑箱，逐步走向问责和民主。我国也不能例外。

四是技术。近代以前，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并不高，信息服务的范围狭小，民主化程度低下。工业革命之后，铁路、火车、电力、电报、电话的发明与应用，才奏响了信息时代到来的前奏。真空电子管技术的问世，将信息流从电线中解放出来，并使信息不再局限于文字形式，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极其迅速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

当然，信息技术也给财政带来了巨变。越来越多的手工完成的财政业务，现在已经通过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实现了自动化，财政信息管理的手段更加高级化，财政决策决断、财政问题发现、财政运行效率等能力大幅提高，带来财政制度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从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诞生后不久就已兴起，至今尚在进行之中，当然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用创新型思维、先进技术手段去化解。

五是组织。人是行使权力、设计制度、运用技术的主体，三个及以上的人就可以构成一个组织，政府公共机构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上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财政组织体系结构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今天，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财政组织开始扁平化和网络化。不同的组织模式，会带来不同的工作绩效。

以北京市财政局为例，2005年，该局开始启动一体化的“金财工程”建设。截至目前，约有30余家IT企业为北京市财政管理信息及网络系统提供各种软件和硬件产品。运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即这样一套复杂、庞大的一体化信息系统如何维护，谁来管理？财政干部难以胜任这项任务，因为计算机专业水平不够，或是缺乏信息工程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为此，北京市财政局要求30余家IT企业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长期驻守在财政局，为这套复杂的系统提供服务和后续维护，财政局为这些企业人员提供了整整一层楼的办公室。这一做法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比如，这些企业人员不是财政局的干部，但掌握财政信息，如何控制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这些人员所在的企业有可能在未来某天破产，财政局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派驻的企业人员如若辞职，财政部门应如何约束他们以及防范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实际上，通过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北京市财政局这个“大厦”的“肌体”里，已经有一个外来的像楔子一样的东西嵌了进来，这是信息时代财政制度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财政部门面临类似的问题，需要我们开动脑筋采取妥当的做法去化解难题。

对于Nt>Nr的系统中，CR包括以下两部分：①计算一个需要3次实数乘法，有2Nr个；②由于R1是上三角矩阵，所以在①中包含了(2Nt- l )个无效操作。因此总共需要(4Nr+l )次实数乘法，可以得到改进检测算法的计算复杂度CMy-SD的上界：

《论语》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起码的良知！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良知，他对权力的运用、利益的索取，都极可能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之中，法律、制度、技术未必能够约束住他的行为。现实中，知法犯法的例子屡见不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要求将现代文明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起来。在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过程中，也一定离不开文化这个支柱的支撑，善用文化、法律、制度以及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等多种工具，有助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早日全面实现。■

注释：

①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理念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②这项改革的背景是，在20世纪70及80年代，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普遍出现低增长、高失业和高通胀，也带来了日益恶化的财政绩效：公共财政膨胀、赤字居高不下。有些国家则一直延续到90年代。面对这些困境和调整，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公共财政管理模式是问题的根源，导致预算过程的参与者具有强烈的“向上偏见”（upward bias）：1.公共服务的生产市场不发达，使得公共部门成为公共服务供应的垄断者和不断要求增加公共开支的痴迷者；2.缺乏有效的控制市场，使公共部门的服务供应不受市场基础的监督和压力；3.公共组织目标复杂、不连贯且模糊不清，政府会计核算的不清晰加剧了制订和实施最优决策的困难；4.支出机构在公共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被赋予的权限过小，虽然它们比高层控制者与决策者拥有更为全面的信息；5.相对于较低级别决策而言，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较高层级别的决策产生了严重的劣势。

③日本的情况稍微有别于美英德等国。日本在1974年前一直坚持预算平衡原则。1975年，因“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政府通过特别法案，突破了1947年《财政法》的限制，规定在特殊年份允许有例外，从此开始了赤字预算。1990年以来，日本遭受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赤字规模不断扩大。但从1997年度起，日本政府试图扭转这一局面。2001年度，日本政府出台了将国债发行控制在30万亿日元和减少公共投资、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减少地方政府支出等政策。

④马寅初(1882～1982)，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1906年赴美国留学，获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15年回国，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60年1月4日，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植物的益生菌发酵，不仅能使其中活性成分、风味、质地得到改善，而且能去除部分有害成分，增强益生功能[11]。目前，尚没有益生菌发酵荷叶，增强其生物学功能的相关报道。为此，本文拟采用肠球菌WEHI01或WEFA23发酵荷叶，从抑菌和抗氧化方面对发酵荷叶上清进行比较研究，从体外和细胞水平考查其抗氧化性和抗氧化酶活的变化规律。

⑤马寅初著，《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上册），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按照1948年版重排），第 103～106页。

⑥1995年3月31日，上海市财政局、卫生局联合签署《关于市级卫生医疗单位加强财政专项修购经费管理的若干规定》，对已批准立项的项目，预计价格在500万元以上的采购项目，实行公开招标采购；500万元以下的项目实行非招标采购形式，询价采购的供货方不能少于3家；100万元以上的项目，政府要参与立项、价款支付、验收使用、效益评估等管理过程。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专项医疗设备采购中，由财政、购置设备申请单位和设备专家三方成立了招标小组。设备申请单位提供设备的规格型号、性能、用途、质量、价格、售后服务等方面要求；设备专家对申请单位提供的各项指标进行论证；财政负责对事业发展的需要及财力的可能方面进行审定。此次招标共吸引了5家世界著名医疗设备制造商前来参与竞标，最后西门子公司凭借先进技术、适中价格而一举中标，按中标金额计算可节省外汇5万美元，节约率为10.4%。同时，西门子公司还免费赠送了价值数万美元的光盘等配件，大大提高了整机的装配效率。

与此同时，结构性调整加速优胜劣汰。2017年，“新三板”整体退市率为6.1%，其中只有14.7%的企业达到首次公开募股（IPO）财务标准。[2]继2017年“世纪天鸿”登陆A股后，2018年6月，“中信出版”和“亿童文教”在“新三板”停牌并正式进入IPO审核阶段，如果成功则转板率大大高于其他细分行业。另外，30家“新三板”新闻和出版企业的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出现波动，负值企业从2015年的4家上升到2017年的8家，其中2家面临退市风险。

⑦阿尔费雷德·D·钱德勒（AIfred D．ChandlerJr．，1919-2007），哈佛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Strauss商业史荣誉教授，著有《战略与结构》、《看得见的手》、《规模与范围》等，曾获普利策奖和班克洛夫特奖。

⑧《信息改变了美国》讲述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进程中因为信息而发生过的史诗般的传奇故事。美国人认为，了解真相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只有了解真相，他们才能选择英明的管理者，才能保证官员和政府在其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行使职权。从这一角度而言，信息成为300年来推动美国转型的重要力量。

⑨陈清华、赵慧，《清数据责权一统 做决策心明眼亮：北京市海淀区财政局推进财政精细化管理工作纪实》，载于《中国财经报》2008年2月13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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