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跟跟派”李顺大：奴性的弱化

中国文化精英的代表人物梁启超高呼：“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他在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振聋发聩地倡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①批判积非成是的国民劣根性，改造民族灵魂，遂成二十世纪中国优秀作家关注的焦点。

在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思潮中，奴性被描述为中国人最主要的精神特征之一。鲁迅本着“启蒙主义”的心态，试图用作品“改良人生”，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状态。他创作的许多作品，对国民奴性进行冷峻思考、犀利批判。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中篇小说《阿Q正传》。阿Q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典范，鲁迅对人类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通过“阿Q”这个形象，鲁迅深刻地批判了旧中国老百姓身上深重的“奴性”。

半个世纪后,“阿Q”又在高晓声的笔下复活了。1979年7月，高晓声在《雨花》发表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小说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秉承鲁迅的“改良人生”，改变“愚弱国民”精神状态的宗旨，小说描写一个贫苦农民李顺大，在1949年前的十余年间，面对农村经济破产，受到种种压迫，在艰难困苦的夹缝中求生。1949年后，萌生造屋念头。历经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运动，折腾了二十年也没如愿。“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行贿之后，李顺大的房子终于造起来了。

“农民当然相信共产党，这种信仰是坚定的，他们要跟共产党走到底。李顺大就是这样的‘跟跟派’。”“在党的路线发生了错误，损害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照样跟着走。自家人拆烂污，他们是能够原谅的。一旦拆烂污的人向他们道歉，说几句好话，他们就会非常感动，流着眼泪继续付出代价，并且从心底里真诚地称赞共产党。”“李顺大就是这样一个忠厚老实的‘跟跟派’。”[1]“文化大革命”中的正面和反面教育，促使李顺大唱起“希奇歌”，找到了为民作主的清官，成为开始能够识别是非的“跟跟派”，成为被生活逼出一点觉悟的“跟跟派”。[2]

高晓声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的身上揭示了他的消极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以及奴性的演化和某种程度的削弱。在李顺大身上，我们不难窥见阿Q的印记、痕迹。

二、“弯腰派”江坤大：奴性的异化

在发表《李顺大造屋》两年之后，高晓声1981年在《花城》第3期推出中篇小说《大好人江坤大》。这是他深思熟虑的杰作，思想境界、艺术功力皆臻炉火纯青，堪称他创作“井喷”时期的一朵奇葩。范伯群在《高晓声论》中高度赞扬：“这篇作品的成功绝不亚于陈奂生系列小说。”[2]高晓声自己也认定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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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像一位跳舞的大娘，不是一直朝前走，有时进两步，退一步。按常理常情推想，江坤大与李顺大同是农民，所处地域相同，生活在同样的时代，两人身上国民劣根性的程度理应相似。然而，李顺大的奴性被削弱了，淡化了，江坤大却退步了，而且倒退了一大步，呈现出奴性的异化态势。

时代提供了同一片土壤。可不同的人却从土壤里吸收不同的养分。由于个人阅历、学识教养、人生哲学、社会地位、个性气质等的差异，与李顺大不同，江坤大们走上另一条路，他们属于另类典型。高晓声崇敬鲁迅的哲学观。他直面现实，秉笔直书，不回避，不粉饰，借助江坤大形象的刻画，透视国人灵魂，推出行动胜利法，他用心良苦地把对国民奴性的批判推向更新更深的层面。

江坤大是江家村出了名的“大好人”。他悟出的人生观、社会观是：“自己活在世上，全亏大家帮忙，否则是活不下去的”，因此，准是“欠了别人的债，别人的人情”“一辈子也还不清”。于是，凡事总往好处想别人，总把好处让别人，“送佛送到西天，帮人帮到周全”——还想在别人前头，想到别人没想到的，不好意思开口求人的。也总把吃亏留给自己，自担责任，自认“过失”。如此做人，一厢情愿全身心付出，不管人家知与不知，自己如此做事，心甘情愿。信佛的人笃信：一生都要“行好事，积阴德，修来世”。江坤大像信仰宗教一样，狂热追寻自己一心向往的心灵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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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江坤大真的太好了。过犹不及。好过头了便是烂。妻舅骂他“烂好人”。他只当耳边风，我行我素。村上人造房，他去帮忙。请他吃饭，他“只吃到半饱，荤菜从不肯动，吃过了偷偷回自己家再吃”。时髦美人张采购与大队副业场的场长刘国光勾勾搭搭，司机厌恶、斥骂，江坤大忙着替他们找借口、打圆场。

他有一手培育银耳的技术，大队书记调他到副业组。他跟刘国光外出采购枫杨树枝。刘国光，明明是个奸刁贼坏的小官僚，动辄教训江坤大，江坤大却曲意逢迎，夸他“是个好干部，为公家办事一点也不马虎”。土路高处滑溜溜，低处水汪汪，养尊处优的刘国光跌落路边的排灌沟。江坤大赶紧拉他起来，扶着他走，边走边告罪：“说来说去，总是我闯的祸：当时我只要不答应替你收树枝，就没得事，也不会累你今天受这个罪了。”又走一段，他主动提出要驮刘国光，说着就弯下腰来。刘国光有点不好意思，半推半就：“我这身上都是泥，不弄脏你的衣服吗？”江坤大十分大度，说：“不碍，我们种田的还怕泥土吗！泥土也不是脏东西，否则怎么长得出粮食！”休息时，面对大好人，刘国光竟发现自己有点内愧，问了一句：“驮了我，你不累吗？”江坤大答：“不累不累，我是驮惯的。”这不禁令人想起京剧《法门寺》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贾桂。在刘瑾跟前，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驮惯的还不算，再驮时，江坤大还教刘国光趴在背上的法子，可谓体贴入微：“你不要直往下塌；一塌，你就吃力了。你要用手抱住我的颈项，大腿夹住我的腰，就不会塌下去了。”行文至此，怎不教人扼腕长叹。

眼高于顶的高晓声十分佩服鲁迅的哲学观。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思想上哲学准备不够”，是创作界的普遍现状；传统艺术“重感情”“既是优点，也是局限”。他尝试突围。面对国人的奴性，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急于疗救。到了高晓声的笔下，我们目睹了奴性的新走向：与李顺大的“跟跟派”不同，江坤大是个“弯腰派”，非但逆来顺受，不抗不争，而且投其所好，弯腰把“主子”驮在背上，心安理得，精神满足。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江坤大现象”将长期存在。急也没用，得学鲁迅，进行韧性战斗。

江坤大真是好到家了，烂到家了。真是中毒成瘾，超级奴性！

马丁·路德·金说得好：你的腰不弯，别人就不能骑在你背上。江坤大不但弯腰，而且倾囊传授骑艺，让人心安理得又毫无闪失地稳稳骑在他背上。

教科书的首要目的是让学生有知识上的收获，但它决不应仅仅是一门学科概念的累加和拼凑，而应当让学生学会学习和思考；另外，引导学生通过对教科书的研读，找到学习的兴趣，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

“奴性”是一种思想行为特征，它是几千年封建集权及封建等级意识留在老百姓灵魂上的烙印。虽然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人们骨子里的封建等级意识残留仍然发挥着影响。“奴性”是一种思维方式，认为世界上的人除了主子，便是奴才，人与人之间只有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绝无“平等”二字存在，绝无平等相处的可能。所以江坤大驮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一座奴性的大山。这沉重的大山压弯了他的腰，压弯了他的人性、人情，而尊严扫地的他不仅懵懵懂懂不知，不觉得苦，相反，甚至还乐在其中。

而江坤大，带着精神胜利法的惯性，带着几许偏差，在盲目的奴性意识和盲目的自我认知驱使下，以奴为乐，自告奋勇，追随权势，鞍前马后，思前想后，当牛做马，为之奔波，且乐此不疲。高晓声创造了行动胜利法，创造了新时代的新阿Q。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廷早已覆亡。不过，覆巢之下，尚有完卵，缠绕阿Q的封建主义幽灵余毒及其变种，犹如百足之虫，僵而未死。战斗正未有穷期。

李顺大身上逆来顺受的奴性，到了江坤大那里，“进化”何等触目惊心！

采购时，管件用塑料袋包装后装箱，管道焊接机具由管材生产厂家配套一起随同管材发运。管道附属阀门、管件同期采办装运。材料、设备装车后均应遮盖，避免暴晒雨淋。

我们常说：人民创造历史。高晓声则告诫人们：人民也拖累历史。

三、奴性异化从何而来

作家敌不过另外三个人，摆渡人不让他上船。作家仰天长叹道：“我平生没有作过孽，为什么就没有路可走了呢？”

这个时间段值得注意。与《李顺大造屋》直面历数三四十年时代变迁的几个节点不同，《大好人江坤大》直击一点，隐去了历史，隐去了背景，不着一字。

奴性异化从何来？

张老认为鼻渊的病因病机为气虚或脾虚，痰湿滞留，其根本是正虚，可因虚而罹病，或久病致虚。故而其治疗应以扶正培本为主，辅以健脾益肺，或化湿通窍，或消痈托毒排脓，其中重视健脾、增强体质是张老治疗鼻渊的特色之一。除外辨证施用辛夷清肺饮、龙胆泻肝汤、玉屏风散、参苓白术散等经典方剂，张教授又引用外科治疗脓肿的托毒排脓、扶正与祛邪并举的方法，结合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拟定出治疗鼻渊的有效验方“逐渊汤”，对于正虚邪恋、湿浊困阻鼻窍所导致的鼻渊，表现为多量黏脓浊涕，或长期鼻分泌物倒流入咽（鼻后滴漏症）、咽喉部痰堵不适等症状，无论手术与否，辨证准确，均可灵活化裁加以应用。

除去江坤大个人脾性因素，不能不说，这是近三十年一波紧接一波无休止的极左思想政治运动造成的后果，日积月累，不断加码，潜移默化，冷凝成为一种畸形思维定势。

流毒肆虐，暗流汹涌，不知不觉浸入骨髓，蛀蚀灵魂。心里烂了，最为可怕、可悲。

历史不会滑入被后人遗忘的角落。众所周知，从“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一大二公”，直到文革期间的“破四旧立四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大张旗鼓，狂轰滥炸。农民叹息：年年要派工作队，三天两头要开会，也不知什么时候才不累。滥和烂，只隔一层窗户纸，它把农民淳朴、善良的根基挤压到极度荒诞的田地，挤烂了，烂出巨大的精神创伤，从中蹦出一个烂好人的怪胎。民众的精神被污染后，思想是无法起飞的。

胖子不耐烦地给了卡车司机五百元钱，把他打发走了，偷运树木与卡车司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卡车司机只嘀咕说格老子的亏大了，油钱都不够。胖子说，算了算了，快走快走，我亏得还大呢！

有钱的、大力士、有权的、作家四个人到渡口，要到彼岸去。摆渡人要他们每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我就摆，谁不给，我就不摆。”

《大好人江坤大》究竟深刻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江坤大是另一个阿Q，阿Q的子孙。鲁迅在中篇小说中创造了不朽的阿Q，推出精神胜利法；传承并出新，高晓声也用中篇小说创造了江坤大，透视国人灵魂，推出行动胜利法。江坤大也是不朽的。江坤大绝不是阿Q或李顺大的翻版，他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这一个”独特的形象。

两相比较，那阿Q，挨了赵老太爷的一个嘴巴，心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于是得意起来，唱着《小孤孀上坟》到酒店去。将被黑暗势力杀害，去法场的路上，他竟然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面对邪恶的权势，深受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的威压和愚民，加上传统文化中糟粕的蒙蔽，习惯成自然。阿Q不敢反抗，不思反抗，麻木、愚昧，甘当顺民。在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时，他自娱自乐，自我开脱，自我慰藉，自我亵渎，自我陶醉，似乎这样就能从痛苦深渊中抽身逃遁。精神胜利法由此问世。

奴性的要害，是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江坤大自认的“好人”，教人啼笑皆非。任他江坤大怎样盘算，怎样忙碌，没能也不可能脱出无形的奴性的禁锢圈子。只能在无师自通的奴性路上自欺，又去欺人，造出奇妙的奴性结论来，而自以为正路。他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又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荣光。

自然，同是中篇，《大好人江坤大》没法与《阿Q正传》背景的宏丽、思想的深沉、内容的丰满、人物精神和性格的复杂以及语言的精美相媲美。《大好人江坤大》是一个明晰、简单的故事。一脉相承，高晓声透过这个故事，高擎鲁迅批判国民奴性的大旗，跨出了新的步伐，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新贡献。

四、彼岸在哪里

这天晚上，麦小秋走在大街上，她闭着眼，心里在一直念叨着，我就要回去，回到瓦塘了。她的头发披散着，寒冷的风向她的身体裹过来，满城都在飘着不争气的落叶。最后她还是从丽水桥开始了，她从丽水桥开始沿着河边一直走，落叶不断地打在水面上，她木然地一直向前走，向前走，丽水河通到哪里她就走到哪里。在天近拂晓的时候她站在又一座桥头看见了无边的旷野，城市的灯光在身后已经遥远，那座高层的灯光已经小得像头顶的小星星了。她回过头向D城的方向望着，望着，尔后她趟进了空旷渺远的田野，她俯下身，手抚着那些软软的凉凉的麦苗，麦苗上沾着夜露的潮气，她把头低下去，像一条叫野的狗，呜哇呜哇地恸哭起来。

可以把《大好人江坤大》视为《李顺大造屋》的姊妹篇。一个造屋，一个做人。屋，几经折腾，终于造好。人，非但没做好，反而走上歧路。可见，做人比造屋更曲折，更艰难。百年树人，个体素质的完美，民族精神的重塑，或者说是“灵魂工程”的成效，需要整整几代人乃至数十代人的不懈接力。

类似的题旨常常出现在高晓声的其他小说里。高晓声清醒、执着地将解剖奴性、疗救国民列为他作品的核心主题，让人肃然起敬。《79小说集》是高晓声右派改正复出后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他用自己的一篇短文《摆渡》作代前言。

置身史无前例的人间浩劫。在江坤大身上，小农经济与生俱来的自私、小算、短视的痼疾似乎奇迹般地一扫而空，个性泯灭，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迷失，蹦跳到另一个极端。精神家园千疮百孔，灵魂致残，于是为好而好，以奴为荣，不以为耻。以愚为荣，反以为智，心悦诚服，且付诸实干，来实现他的心灵追求。农民不长于思索，喜欢埋头苦干。埋头，而不辨方向。作品极富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发人深省。至于另一个极端，则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出来的副产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仙人球。

《大好人江坤大》的主要线索：栽培银耳。高晓声乃栽培银耳的专家，写来熟门熟路，行云流水。时间安排在“文革”行将就木的1976年的元宵节后。

撑开的船又靠了岸，摆渡人说：“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意分给了我。请上船吧！”

(4)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过低，其承受风险的能力弱，资本风险大，不良贷款率高;资本充足率过高，银行业务所需资本少，收益降低，所以银行往往会降低资本充足率来获取利润。

科学处理危机善后，合理引导网络舆情是减小旅游危机事件负面影响的重要措施。以开放、包容和坦诚的态度应对危机，主动融入舆论场，积极纠正错误、修复形象，有助于建立合理的舆情疏导机制。旅游危机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给旅游目的地带来的影响深远，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因而旅游危机事件的善后处理应注重对网络舆情的长期正面引导。

对独立学院教师队伍建设特色体系的思考…………………………………………………………………………李 军（3.69）

第二天，作家想起摆渡人已跟那有权的走掉，便改行做了摆渡人。“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享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

自主学习管理的评价手段很多，主要采取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科学、全面地对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的效果进行检测和评价，并根据反馈的结果及时改进学习策略和学习管理策略。

高晓声格外看重这个寓言故事，多次用作他作品集的序言。高晓声也曾以“摆渡人”自勉，他要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摆渡”，或者说是给农民启蒙，是他毕生的崇高愿望和追求。他认为，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历史的任务。“当代中国要有大量作家花大力气去为八亿农民做文学的启蒙工作。我敬佩农民的长处，也痛感他们的弱点，我们不能让农民的弱点长期存在下去。”[1]那些个弱点，主要的是国民的劣根性，是逆来顺受的奴性。

早在创作《李顺大造屋》时，高晓声就敏锐地意识到：“李顺大在十年浩劫中受尽了磨难，但是，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九亿农民的力量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难道九亿人的力量还不能解决十亿人口国家的历史轨道吗？看来他们并不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或者是想当而没有学会，或者是要当而受着阻碍，或者竞直是诚惶诚恐而不敢登上那个位置。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值得深思。”[2]

“彼岸”何在？未来的农民该是什么样子？江坤大走向何处？在1980年，高晓声便开出疗救药方，设想并期待：“只有让九亿农民有了足够的觉悟，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使他们不仅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实有当主人翁的本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四化’建设才会迅猛前行。”[2]这是他对新时代的新国民性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和展望。新时期仍然要重视如何教育农民，如果农民的精神上不获得真正解放，农村的经济改革，中国的进步还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说过:“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3]马克思高瞻远瞩，指出：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就是彻底的人道主义和彻底的自然主义。我们现在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或者说只有半步。

从奴性走向人性，道路漫长，这是高晓声的梦，也是中国作家的梦。

继《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之后，高晓声勇敢地攀登了小说创作的新高峰。就在1981年3月，周扬在提到作家、艺术家需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时，殷切期待高晓声“很有希望成为鲁迅先生那样的文学大师”。众望所归，周扬道出了大家的心声。高晓声凭藉《大好人江坤大》，跨出了坚实的步伐，不负众望。高晓声，中国农民的良心，中国的良心。

高晓声以为，《大好人江坤大》比《陈奂生上城》还要好，还要深刻，是陈奂生掩盖了江坤大。言之有理，这个中篇小说，发表时并未引发评论界足够的重视，之后的评论也寥寥无几。金子，总会闪光，即使埋在土里。

拂去历史的浮尘，深入研讨、高度评价这篇小说，对于探索国民性的进一步改善，重塑民族魂，对于引发高晓声文学成就、文学史地位的重新界定，显然具有十分有益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高晓声.作品总在表现作家[J].雨花，1983（8）：73-80.

[2]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始末[J].雨花，1980（7）：21-25.

[3]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3-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