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的隐秘

在苦苦寻觅多年之后，王方晨终于为自己小说的两个永恒主题——乡村政治批判和民间伦理反思——找到了最新鲜、同时也是最贴切的表达方式。在他的长篇小说《公敌》中，一部中国乡村的秘史由此展开在我们面前。

《公敌》中的最大隐秘，是翰童集团几十年来的发展史，也是佟家庄的当代史。佟家庄是鲁西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庄，因此，它的历史便可以看作当代乡土中国历史的缩影。李敬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方晨的原则是‘斗争’，几乎所有作品中都贯彻着紧张的、不死不休的对峙。”王方晨熟稔营构矛盾斗争并在其中探索人性、拷问灵魂的技巧，他将当代中国的乡土秘密归结并置换为大大小小的矛盾与斗争，勾勒出这幅斗争图景上的众生相。于是我们看到，一部《公敌》，屡屡露锋芒，随处是战场，小说的可读性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并由此巧妙地避开了当下反思型小说往往思想大于内容的弊端。

初读《公敌》，带给读者最直观印象的矛盾，应该是“乡村”与“城镇”之间刻骨铭心、不可调和的对抗，在小说中即表现为佟家庄人对塔镇人的仇恨。这种仇恨建立在农民对土地特殊感情的基础上。佟家庄人“历来都是擀面杖当笛儿吹——没眼儿的‘地迷’”，一个“迷”字，深刻揭示出中国农民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诱导下，他们天生地拒斥任何有可能损害土地尊严的行为；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又使他们在土地与非农业生产之间游移不定，由此形成了佟家庄人对塔镇的复杂感情。“渴望成为一个镇上人。”但长久以来，成为镇上人都只能是一种幻想，甚至连与镇上人恋爱成亲都毫无可能，由此造成了韩佃义与金枝儿的爱情悲剧，也织就了佟家庄人对塔镇的复仇情结。但韩佃义毕竟不是那个龌龊的佟小继，故意把尿撒在准备交公粮的麦子里，咒骂“我叫他们一个个吃死”，他自有高招。他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慢刀子杀人”和“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一方面在地理和经济上蚕食塔镇，由农机厂到建安公司，直至“乡村帝国”翰童集团，使得整个塔镇除了政府机关，无一不成为翰童集团（也即佟家庄）的一部分，在将镇子掏空的同时完成了乡村对城镇的逆袭；更为可怕的是，他还从精神上腐蚀塔镇，面对镇委书记半调侃半认真、又带有明显领导口气的“不要光建设一个佟家庄，也要把塔镇建设下才好嘛”，他巧妙而恶毒地选择了为塔镇发展“娱乐业”，那些“小白楼”，不用明说读者也能清楚它们究竟是些怎样的龌龊去处。至此，佟家庄已经从方方面面控制了塔镇，其效果甚至远远超过在塔镇上空投下一枚原子弹。这个征服的过程无比漫长，将一代人由青年拖到老年，其间交织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读来自是扣人心弦，又不免让人陷入深深的思索：一代人耗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仅仅是为了达到一个“复仇”的目的，这种付出或牺牲究竟有多大意义？这自然也使人联想到佟黑子绝世前发出的自问：“那又怎样呢？”

20例OSAHS患者年龄在32～47岁之间,平均为（40.05±3.95）岁，全部为男性。平均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为（28.49±2.86）kg/m2。

在城镇矛盾这个大矛盾之下，众多的小矛盾也随即展开，其中非常突出的是佟家庄佟、韩两姓之间的矛盾。佟姓在佟家庄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在韩佃义从东北返乡之前，曾经辉煌过的韩姓（从小说里规模不小的韩家坟园“韩林”便可以看出）在佟家庄只留下了秋分爷爷一人。正因为如此，他连祖辈坟园的一块地都得不到；而在处理土地纠纷上，佟家庄人也宁可牺牲韩姓人的利益，以一种希特勒式的“绥靖政策”将韩家坟园置换给邻村。因此，韩佃义的复仇，不仅仅只是针对塔镇，也是针对佟姓。他大闹韩林，证明了“老韩家不是没人”，“老韩家的人一个就抵成千上万！”很快又成了佟安福老书记的接班人，并最终成为“乡村帝国”翰童集团的缔造者。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翰童集团的成立，他也未曾忘记复仇与重振韩家的使命，“翰童”与“韩佟”谐音，他虽不明说，但一定要让“韩”排在“佟”之前，哪怕“佟家庄”不能更名为“韩家庄”。这是韩、佟两姓间矛盾在大的方面的表现。而在小的方面，则集中体现在佟克宝与韩佃义之间的斗争上。从家族观念出发，佟克宝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韩姓人成为佟家庄的领导者，更何况这个韩姓人要将祖辈传下的宝贵土地用来建工厂。在他心中，这些都是“卖村”的行为。更令他无法容忍的是，自己的儿子佟黑子与自己关系紧张，父子之间几乎闹到要兵戎相见，但佟黑子却对韩佃义无比崇拜。与他那个对土地无比留恋、因为家里第一次分到土地而在课堂上魂不守舍、几乎要放弃上大学的美好前途的哥哥相比，他简直就是佟家的逆子。因此，佟克宝才想方设法与韩佃义斗争，先是纠集村人联名上书“保卫土地”，后是宁可弃农从商也不愿受韩佃义的领导。佟克宝的形象，与王方晨此前小说中的范思德（《麻烦你跟我走一趟》）等人物形象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在多数人趋利避害向强权低头时，不肯轻易投降和就范。但这种抵抗微弱得几乎无力，最终败下阵来。临终前佟克宝终于屈服，他让儿子喊韩佃义“韩爷”，满怀屈辱地闭上了双眼。那匹他买来之后从未役使过便被卖掉的马，几乎就是佟克宝生前为自己准备的纸钱，撒向人生之路的终点，同时也是对终将日薄西山的乡土中国的祭奠。

1.学生对学习认识上的偏差。对发现知识、了解知识、掌握和运用知识的难度估计不足或认识不深，以为轻而易举，结果一旦遇到困难便知难而退。缺乏对学习难度充分认识的心理准备，由此滋生厌学情绪。

控制变量中营业毛利率与企业盈利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营业毛利率越高，其盈利能力就越强。具体而言，企业营业毛利润每上升一个单位，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增加0.70%。而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与企业盈利能力为负相关，即生产性服务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规模越大，其企业盈利能力可能就会越低。但是，资产负债率与企业盈利能力的这种负相关关系显著，而企业规模与企业盈利能力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显著。

二、大蒜的气息

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除去在精神上接受了一次洗礼，嘴里往往还多少弥漫些作品所特有的味道，譬如林黛玉读《西厢》，“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莫言亦曾说过，“我喜欢阅读那些有气味的小说。我认为有气味的小说是好的小说。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是最好的小说。”《公敌》就是这样一部“有自己独特气味的小说”，无论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是读罢掩卷回味，总有一股浓烈的大蒜气息在我身边萦绕。

《公敌》中的隐秘数不胜数：佟安福因土地纠纷被邻村人夜间威胁的秘密，他主动让贤、将大权“禅让”给韩佃义的秘密，小白楼里的秘密，土管所长邵观无与佟家庄人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还有古塔文物失窃的秘密、乡村少女失踪的秘密……当然更少不了翰童集团标志上那本“小红书”的秘密，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凭借两千多年前的“道德”与圣训缔造的当代乡村传奇。可以说，《公敌》就是一部“隐秘之书”，读懂了它，便读懂了乡土中国。

可以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王润滋、张炜开始，山东的乡土作家们就在合唱着一曲乡土的挽歌，王方晨自然是这支“合唱队”中重要的一员。但与其他作家大多受儒家中庸之道影响而选择“温情叙事”的套路不同，王方晨的小说中很少有那种款款的温情与隐隐的愁绪，柔软的悲悯之态在他的笔下往往被置换为出离的愤怒。正如他一篇小说的题目《王树的大叫》，“大叫”可以看作是对其整体风格的概括。

王方晨是从金乡走出去的作家。金乡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大蒜之乡”，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与大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敌》中提到大蒜的地方不多，但仅仅是一家挂着篆字招牌的“蒜王大饭店”，一份“无蒜不成菜”的菜单，还有那些带“蒜”字的菜名，便足以让人领略此地的风情。《本草纲目》云，大蒜“其气熏烈，能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温，辟邪恶，消痈肿”，乡谚又云“葱辣眼，蒜辣心，辣椒辣两头”。王方晨的文字在大蒜的气息中浸淫已久，他的小说似乎也因此有了蒜瓣的特性和功效，有了一种虐心的辛辣。

王方晨是帕慕克所说的那种典型的“感伤-反思型小说家”，在属于他的文学关键词中，“纠结”有着特别显著的地位。他的思索真诚却不免痛苦，理性坚守阴郁而悲怆。他曾说，“我不会刻意诗化乡土世界，同样也不会掩饰它”。“诗化”往往温情脉脉，读来固然让人心里暖洋洋，但却又常常伴随罂粟的甜香，久而久之，思想和精神上便不免“懒洋洋”。真正有力的文学拒绝造作且居心叵测的“诗化”，抛弃掩饰与粉饰，不会将一派雪虐风饕美化成莺歌燕舞。《公敌》中的佟志承在腊月辞官返乡，这是鲁西南平原一年中最为萧瑟凄怆的时段。小说的结尾，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降临塔镇佟家庄，“大雪压去了广场上的嘈杂”，一出戏还未唱完就将听众变成了一个个相连的雪人；随后，佟黑子便消失在茫茫雪中，走向人生的尽头。这一切都自然让人联想到《红楼梦》，联想到“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谶语。但我脑海里涌现的，却总是《祝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鲁迅和王方晨，虽时隔近一个世纪，却这样在白雪覆盖的乡土间奇妙地邂逅了……阅读《公敌》，寒冬的肃杀之气间以作者不动声色的冷峻叙述，每每让人感到脊背发凉，不，应该是“彻骨的悲凉”。倘若再没有那种可以“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温，辟邪恶”的大蒜气息，读者几乎要悲怆得绝望了。

在“蒜王大饭店”的菜单上，有一道“蒜香土豆泥”。原本温婉得几乎无味的土豆泥，配上浓烈的大蒜，会是一种什么滋味？读读《公敌》，一切便都了然。我想，我们的文学，真的需要这种“大蒜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