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并不是将城镇化战略放置一边，而是将乡村振兴置于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框架内向前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也是新型城镇化充分发展的过程，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需要深度融合和协调发展[1]，要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引领乡村人口的流动和空间集聚的优化。新型城镇化有别于传统的城镇化，包含了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2]。从人口流动的动机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流动可分为自发性流动和政策性迁移；从流动地域看，可分为就地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前者是向本地的中心城市或中小城镇流动，后者主要是向外地的大中城市流动。

在研究城镇化发展路径方面：一是关于“大城市优先”还是“中小城市优先”的争论。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坚持认为“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符合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实际。但90年代仍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大都市圈”和“大城市优先”的模式才是中国最好的城市化模式 [3]，但大城市在发展中存在基础设施承载力不足、道路拥堵、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学界对“大城市优先”模式产生了担忧。直到2014年国务院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要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化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此时，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4]才成为政府和学界的主流观点。二是主张以产城融合推动新型城镇化。徐慧敏认为产业结构向高级化的演变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的不协调问题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因此，在短期中，应该采取措施合理安排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从海彬则利用中国5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小城市要提高产业集聚的效率，可以根据产城融合程度不同分别采取对策，对产城融合程度高的可以通过资本补贴的方式，而产城融合程度低的则可以通过改善城市区位条件的方式[5]。三是认为可以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来助推新型城镇化。邹一南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可通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提高其举家迁移的比例、使农民工留守家属进城等方式实现[6]。李瑞则进一步研究了城市人口规模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影响，发现二者呈倒“U”型的关系[7]。但李晓江、尹强等则认为推动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农民工单向向城市流动，更重要的是要构建弹性的城乡关系来保障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双向流动。

综上来看，在研究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问题上，多数学者都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三大要素：人口、土地、产业，从提出“大城市优先”发展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从用产业带动城镇化，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来推动城镇化，虽然分析了城镇化发展的各种模式和道路，也从产业发展角度论述了如何提高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快速推进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起到了理论指导的作用。但忽略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从城镇化发展和人口迁移的历史进程看，历史上大规模、自发性的人口迁移的原动力，往往是人们对于自身生活水平提高的追求。可见，城镇化与农村居民追求更高的消费水平乃至生活水平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因此，研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要从产城融合的角度，更需要从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实际加以研究。本文以安徽省农村消费升级变化为出发点，探索农村消费变化如何推动城镇化，传统的城镇化发展又是怎样阻碍农村消费的升级，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才能进一步促进农村消费升级，形成消费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如图1。

在高中英语教学中，课堂导入对于整节课的教学效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的高中英语课堂中，许多教师忽略了课堂导入的设计，往往一上来就直奔主题，这种方式过于生硬，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后续的教学效果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有些教师会采用小故事或者问题的方式进行课堂导入，但一方面这种方式比较耗费时间，另一方面起到的效果也比较有限。对此，教师可以利用微课的方式进行课堂导入的设计，利用其视听兼顾的特点在短时间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快速营造起积极活泼的教学氛围。

一、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变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以安徽省为例

(一)农村消费结构中居住类和服务类消费上升较快

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可以通过人均消费水平、消费倾向、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等来反映。从消费水平看，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的资料，从2000年到2016年，安徽省人均生活消费水平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见图2)，从1922元上升到8565元[8]，17年间上涨7.8倍。并且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73，与同期安徽省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0.76相差不大，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正与城镇居民的趋同。从支出结构看，在食品、居住等八大类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在居住类支出、交通通信类和医疗保健等服务类支出的总比重从23.7%上升43.4%，17年间支出比重增加了近20%。其中居住类消费支出占比增加最快，并且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城镇居民，2016年农村人均居住面积比城镇多12平方。另外，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17年间下降了18.3%，从52.5%下降到2016年的34.2%。从以上指标可以看出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正在经历快速的提升。

(二)农村市场经历从凋零到繁荣的变化过程

具体来说，一是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低促使农村劳动力迁移。由于农村乡镇卫生院数量少，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差，诊疗服务水平低等，造成农村居民医疗消费有很大比重是在县级以上的医院进行的，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为了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促使农村居民纷纷向城镇迁移。二是交通通讯费用被动上升促使农村举家迁移到城镇。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的很多家庭出现“三留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一个完整的农民工家庭往往被人为地分割成位于城市和乡村不同地点的2个以上的居住点，这种工作地点与家庭生活地点的不一致，导致农民工家庭出现候鸟式的迁移，带来了农村居民在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支出比重大幅度增加，从2000年的4.4%上升为2016年的12.4%。此类消费支出的被动增长以及家庭成员长期分离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加快了农民工家庭举家迁移到城镇的步伐。三是农村居民对教育的重视促使教育移民成为现实。随着农村家庭对教育文化消费的重视，二代农民工中的年轻一代的家庭为了让子女享受更好的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和高中教育，往往会根据自身的收入条件选择移居到就近的中小城市或省会城市，甚至是大城市买房定居，这种教育移民成为青年一代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三)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加快但区域梯度差异大

2．土地城镇化带来失地农民的分层不利于消费升级。对于城市近郊的农民，由于快速的土地城镇化，其宅基地和耕地被征迁后，会得到较多的征迁补偿款，甚至于出现“一夜暴富”的现象。也就是说，这部分农村居民在土地城镇化后财产性收入急剧增长[9]，而财产性收入骤增使农村居民家庭出现畸形的享受型消费，如娱乐、高档奢侈品消费等，但同时却不利于教育、文化等发展型消费的质量的提升。对于另一部分失地农民来说，失地就是失去最后的社会保障，就是失业，加上再就业困难等因素，成了被土地城镇化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其消费状况与城镇化之间出现了负相关。

二、农村消费升级变化与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变化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手性药物领域在1997年于伦敦举办的国际药物成分大会上发生了根本性地改革，对于已经开发上市的消旋体药物或者非对映异构体的混合物而言，可以将其转换为单一的活性对映体进行开发，这种方式被称之为手性转换（chiral switch）［10‐11］。该政策无疑扩大了手性药物的专利保护范围并延长了药物的专利寿命。值得注意的是，给定药物的手性转换并不一定意味着外消旋体以前已经上市而手性转换的基本标准是药物手性状态的改变。手性转换的优势包括：（1）通过提高药效，降低毒性以及更好的选择性来改善药物的治疗指数；（2）药物起效更快；（3）降低药物‐药物间的相互作用；（4）降低患者药物的暴露剂量。

表1 2000-2016年安徽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

项目20002005201020152016食品52.545.540.735.834.2衣着5.45.45.85.65.2居住14.915.721.621.221.9生活用品及服务4.44.85.85.66.3交通通信4.49.08.511.812.4教育文化娱乐服务11.011.79.19.39.2医疗保健4.46.16.69.09.1其他3.01.81.91.71.7合计100100100100100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安徽省统计年鉴2017》数据整理而得

从市场的变化和消费模式改变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市场经历了从凋敝到繁荣，从波动式繁荣到稳定性繁荣的变化过程。早期，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造成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农村市场曾出现凋零现象。但随着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安徽省农村居民此两项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25.2%增加到2016年的46.8%，消费市场出现了季节性和阶段性的繁荣，特别在春节等节假日农民工集体回乡时，农村市场极度繁荣，但平时又会陷入凋零状态。近年来，伴随着农村土地的流转，农村市场的商品化率在逐步提高，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消费模式的出现，农村市场的消费趋于平稳，从原来波动式的繁荣逐步走向较为稳定的繁荣局面。具体来看，当前安徽省农村居民正面临着住房消费市场、医疗消费市场和教育消费市场的繁荣期，交通通信消费市场的井喷期，但农村家庭设备和衣着类的消费市场还未进入到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化的阶段。

分别以期望值与最低要求值为参考点，确定决策人员的主观感知价值与然后借助决策人员权重，确定群体主观感知价值(ppvmn)4×4与(npvmn)4×4，如表7所示。由(npvmn)4×4可知，应急方案ep4在指标c1的群体主观感知价值为负值，即该方案的时效性并不能满足应对该突发事件的基本要求，应将其剔除，对应急方案{ep1,ep2,ep3}进一步择优。

3．互联网消费新业态的出现将推动产业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即产业非农化，指产业结构合理转化与发展，生产要素向城镇流动和集中的过程，其衡量指标是指各省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淘宝村”逐渐增多，农村居民无论是自身的生活消费、农业生产与销售方面还是非农产业的发展上，通过电商平台完成的交易比重逐渐增大。新的互联网经济中，消费者越来越重视体验消费、平台经济消费和共享经济消费等新业态，加上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产业兴旺”的目标[6]，推动了农村康养经济、生态旅游经济和休闲消费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布局正在改变，就业人口的非农化率也逐渐提高。这一方面推动了产业从传统的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换，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动力、人才、资本和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向中心村或镇流动和集聚，推动了就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步伐。

(二)传统城镇化发展对农村消费升级的阻碍

3．传统城镇化发展中的产业配套差阻碍农村消费升级。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程度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地区工业化水平以及相配套的产业。工业化水平和服务业水平越高，转移后的农民取得工作岗位越便利，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消费的提升。并且工业水平越高，提供的消费品种类越丰富，对消费也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当前的城镇化发展中，产业结构的调整明显滞后于空间结构的变革，即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造成人口空间转移后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缺乏配套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城镇化阻碍消费升级的重要因素。

城镇化发展速度可以从人口城镇化率指标加以反映，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的滞后性，使得人口城镇化率区分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种，并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安徽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28%增长为2016年51.99%，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从2000年的19.59上升为2016年的29.52%。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各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差异较大，出现四个层次的梯度发展。省会合肥市城镇化水平最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2.05%，为第一层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第二层次为淮北、淮南、马鞍山、芜湖4个城市，城镇化率达到62%以上，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以上；第三层次为蚌埠、宣城、铜陵、池州4市，其城镇化水平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阜阳、安庆、滁州、六安、宿州等其余7个城市为第四层次，城镇化水平低于全省平均值，其中亳州仅38.28%为全省最低。

1．服务类消费的升级变化促使人口城镇化。伴随着农村收入水平的提升，安徽省农村消费支出结构中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和教育三类服务类消费都出现较快的增长(见表1)，教育在2007年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以后出现支出比重下降的情况。但现有的农村服务类产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都赶不上消费需求水平的快速增加，导致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迁移。

1．人口城镇化带来农村消费群体和消费市场的变化阻碍消费升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人口城镇化，特别是青壮年人口向城市流动，一方面造成滞留于农村的消费群体变为“三留人员”，这部分人员生存性消费意愿较高，但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意愿较低，不利于教育、文化等发展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为城市流动人口，虽然工资水平较流动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由于其社会保障水平低、家庭抚养和赡养负担重、消费观念与原有的城市居民之间差距较大，使之成为城市消费市场的弱势消费群体，其消费倾向很低，仅限于基本生活消费品等生存性消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受到抑制。第三，城镇化也会带来农村的“空心化”和消费市场的凋零，再加上农村消费环境的恶化使假冒伪类商品充斥农村市场，从而会抑制农村消费的升级。最后，人口城镇化带来农村家庭住房消费的占比大增，挤出了其他正常消费的升级。

2．居住类消费的升级加快土地城镇化。人口的城镇化必然会带来土地城镇化，土地的城镇化通常又领先于人口城镇化。服务类消费升级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带来土地城镇化，但农村家庭居住类支出占比的迅速增长对土地城镇化的刺激作用更大。从2000年到2016年，安徽省农村家庭居住类支出占比从14.9%增加到21.9%。农村居住类支出的增加不仅仅是由于在农村新建住宅的支出增加，更多的则是农村家庭在中小城市或大城市购买住房的支出增加而引起的，特别是农村家庭在城市购买住房，直接刺激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城镇对建设用地的大量需求，加快了土地的城镇化的进程。

4．传统城镇化中的优质资源配置不合理阻碍农村消费升级。当前的城镇化建设是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建设以及小城镇建设两种方式协调发展。在大中小城市建设中分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大量优质的资源包括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等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城区，而新城区(也是农村人口城镇化所迁移的主要地区)由于区位等原因，资源配套差，消费环境恶化，不利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在小城镇建设中，由于规模小，公共产品的配套不完全，产业支撑不足，难以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其消费的辐射效应小。

三、与农村消费升级良性互动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一)以市场推动型为发展思路

若要使得城镇化发展与消费升级形成良性的互动，必须解决传统城镇化发展的思路中只注重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数量，忽略城镇化发展的质量的问题；也必须解决传统城镇化对消费升级的各种阻碍；还需要避免政府主导的快速的空间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以及人为的“造城”运动。新型城镇化模式必须是政府调控下市场推动型的发展模式。即通过市场的力量促进人口的自发性流动，再根据人口流动方向、流动规模以及流动速度和流动特征来预测未来城市的建设规模和产业发展方向，确定未来城市发展规划，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调控加强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流入城镇的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从而促进人口自发地向城镇流动。

1.2 检索策略 全面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万方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相关会议论文；检索年限截止至2018年7月。中文检索词为“延续性护理/延续护理、老年糖尿病、血糖”和英文检索词为“Continuous Nursing、Diabetes Mellitus/DM、Elderly、Blood Glucose、China/Chinese”，并追查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

相同工艺流程下在苹果汁中接种酿酒酵母（CICC 32130），分别以20、25、30、35 ℃进行恒温发酵，发酵结束后蒸馏取样，测定苹果白兰地中异丁醇、异戊醇及苯乙醇含量。

(二)以梯度推移城镇化为发展路径

如前所述，安徽省城镇化发展水平出现了以“合肥-芜湖-蚌埠-阜阳”为代表的四层次的现实差异，因此在构建“一圈一群两带”的城镇化空间布局的总体要求下，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应该“一刀切”或“齐步走”，而应该是以梯度推移为路径，逐步推进城镇化。即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发挥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然后再推进城镇化化发展水平低的地方，最后还需要加强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促进就地城镇化。传统城镇化中的就地城镇化的城镇规模过小，其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强，导致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流动的异地城镇化成了主导模式，但这种模式阻碍了消费升级，而就地城镇化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因此，通过县域特色小城镇的建设，提升城市品质，强化小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结合乡村振兴，使小城镇成为最具有吸引力地方，带动就地城镇化，降低转移人口的生活成本。

(三)以新城镇化人口的生活水平提高为落脚点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关键，其发展不仅要从产城融合的角度，也需要从促进农村消费升级的视角加以考察。首先，通过产业先导的带动作用，促进人口自发将城镇流动，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为流入人口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也使流入人口因第三产业的发展生活更加便利。其次以完善和优化配置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为资源为抓手，为新居民提供消费升级的客观基础。

四、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实施的主要对策

(一)添加消费变量作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标准

新型城镇化水平的衡量标准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里面已经提出，从城镇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环境4方面18项指标体系来构建。与传统城镇化衡量标准相比不仅关注人口城镇率提高，不仅追求土地规模扩大与空间的扩张，而是更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从其中的子指标“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覆盖率、基本养老、医疗、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以及家庭宽带接入能力”等就可以看出。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最终的衡量标准应该是人的城镇化，即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时需要充分关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新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这部分新居民生活水平应该有明显的改善。要反映生活水平的改善，居民的消费是必不可少的变量。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衡量标准中需要添加消费变量，将提升农村消费率作为衡量指标。一是使城镇化率与农村转移的新居民消费率同步提高，二是使城乡消费率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三是使城市内部新居民和原有居民的消费率差距也逐步缩小。

(二)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注重农村消费升级的产业支撑

首先，与农村消费升级相关的第二产业需加快发展。农村消费升级不仅表现在消费数量的增加，还表现在消费品质的提高，因此新型城镇化需要加快第二产业的发展，多提供高品质的新产品满足农村消费升级的需求。使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同步，同时与消费升级相一致。其次，需要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满足服务类消费的升级的需求。如前所述，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教育、医疗、交通通信等服务类消费升级很快，但农村此类服务产品供给短缺，迫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因此，无论是就地城镇化或异地城镇化的建设中，需要优先发展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服务产业。第三，注重满足消费新业态的产业支撑。随着互联网消费、体验消费、平台消费等消费模式和消费新业态的出现，需要对原有的一二三产业进行调整与优化，注重发展绿色农业、休闲产业、和互联网+传统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等，满足农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相反，国际化经营企业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所面临的国际化经营管理环境要复杂得多.企业成员在经营观念、管理协调的原则上，管理模式、营销模式的选择上，以及管理人员的管理风格等问题上，都存在与上述情况很明显的差异，有些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这些差异会导致企业管理出现无形的混乱和冲突，无法实施正常的经营决策程序，决策活动变得逾加困难.而且，即使建立了新的企业文化，这种差异和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

(三)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注重与农村消费升级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严重制约着农村消费的升级，同时也制约着农村消费环境的改善。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需要加大对道路、交通、水、电以及网络和宽带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还需要加强对城市公共产品和优质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布局，使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10]；更需要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引导农村居民就地城镇化，实现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黄祖辉.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J].中国农村经济,2018(4):2-12.

[2] 黄杰.不同类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7.

[3] 陆铭,高虹,佐藤宏. 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J].中国社会科学,2012(10):47-66.

[4]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EB/OL].http://politics.rmlt.com.cn/2014/0317/244361.sht

[5] 从海彬,段巍,吴福象.新型城镇化中产城融合及其福利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7(1):62-80.

[6] 邹一南.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再认识与城镇化转型——基于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J].东岳论丛,2016(11):120-127.

[7] 李瑞.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J].经济问题探索,2018(2):75-84.

[8] 安徽统计年鉴(1999-2017)[EB/OL].http://www.ahtjj.gov.cn/tjjweb/web/tjnj_view.2018-04-20.

[9] 胡若痴.新型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探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4(6):172-175.

[10] 张永岳,王元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9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