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军，1963年出生，锡伯族，祖籍辽宁，生于北京，现居河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过各类体裁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曾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河南省文学奖，金盾文学奖等。出版有小说集《有种打死我》《老杂拌儿》等，电视剧剧本《窑神》《呼儿嗨哟》等。有数十篇小说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国文学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并被收入多种年选和文选，译为英语、法语等文字。 小说《有种打死我》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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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曾经令我动容的故事。

一千七百多年前，洛阳城外的死刑台上，一个人的头颅就要被砍下。原因是不肯屈服于强权。你可以想象，砍头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然而此人似乎并没当回事儿。他抬头看看日影，觉得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这是他在人世的最后时光了，谁也没想到他竟做了一件惊人之事。他没有悲伤，没有叹息，没有留恋，而是向送别的亲人索来爱琴，他要用琴声诀别人世。他弹奏的，是千古名曲《广陵散》，也叫《聂政刺韩王》。是说战国时候，一个叫聂政的少年，父亲被韩王杀害。他在深山随高人学了七年琴艺后，走上了为父报仇的道路。他在韩国的闹市中一展琴技，“观者如堵，马牛止听”，韩王听说后召他进宫献艺。他在鼓琴时，突然抽出藏在琴腹中的利刃，一举刺杀了韩王。然后，为了不连累亲人，割烂了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使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自刎而死。韩国为了弄清刺客身份，将他曝尸于闹市，悬赏重金让人辨认。聂政的妹妹聂荣，认出了自己的哥哥。她想到哥哥能舍身复仇，自己决不能让哥哥的英名埋没，于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伏在哥哥的身体上放声恸哭，不惜以死为哥哥扬名。我没有听过《广陵散》，不过不听也能想象得到，这是一首激扬、激烈的曲子，张扬了聂氏兄妹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精神。因此我同样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用最后的生命弹奏此曲的人，内心深处激荡着怎样一种情绪。谁不想在临终说些什么呢，但是死刑犯是不允许说话的，但是这句话我必须要说。他是在用琴语呐喊着遗言。他左手按弦，右手弹拨，抹、挑、勾、剔、打、摘、擘、托，从他跳跃的十指间汹涌而出的，已经不是我们习惯的琴声，而是铮铮作响的金属声音，那么铿锵有力，慷慨悲壮，大义凛然。现场为他送行的，据说光太学生就有三千人，无不为这声音而震撼、而动容。他们全都在这琴语中，听懂了他的心声。他说：“残暴的人啊，你们可以把我的头砍下，但绝不可能让它低下！”曲罢，言罢，叹息一声：“可惜《广陵散》，要从我这儿失传了。”从容就戮。时年三十九岁。

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是外科常见的急腹症，发病率较高，若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将加重其病情，甚至对生命安全构成威胁[1]。随着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的治疗已形成一整套特定的模式，传统常规护理因其护理模式较为单一、灵活性较差等因素，不利患者预的后恢复[2-3]。中医临床护理路径按照对病情的监测、治疗及护理等顺序，保证了护理工作质量，对促进预后恢复、改善其术后状况等具有重要的作用[4]。基于此，本研究对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患者给予中医临床护理路径干预，旨在分析其对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术后康复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此人，想来大家都知道，就是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竹林七贤是所有名士的代表人物；而名士，则代表着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令我吃惊、敬佩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中国知识分子傲岸、倔强的个性，浩然、凛然的正气，以及清不与浊同流合污的精神。正因为又吃惊又敬佩，嵇康以及竹林七贤，一瞬间成了我心目中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也就是从那儿起，这群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名士，被我视为人生的参照，学习的榜样，以后许多年一直用他们自勉——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我说了，那时我还是个青少年。青少年在当时被叫作生瓜蛋，意思是很幼稚、不成熟。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幼稚、不成熟。直到后来，差不多不惑之年的时候，这时我已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而且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和认知能力，才发现我对这七个人的解读是误读。

误读的意思，就是看花眼了，看错人了；就是猛一看是那么回事，仔细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就好比在商店买东西，买的时候由于匆忙没细看，被它外表的花里胡哨误导着，觉得是个好东西，回去仔细看、掰开看、往里看，才发现到处是毛病，油然而生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正是我下面要说的。

其中：Dxj为生境退化指数；R为威胁因子数目；Yr为威胁因子栅格数；Wr为威胁因子权重，表征对生境类型相对破坏力的大小，值在0-1之间；ry为单个栅格对应的威胁因子个数；βx为生境类型栅格可达性，值在0-1之间；Sjr为地类j对来自威胁因子r的敏感性大小，值在0-1之间，越接近1越敏感；irxy为栅格y的威胁因子值ry对生境栅格x的威胁水平，分为线性和指数两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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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是这样的：曹魏方面，由于曹操、曹丕都死了，政权已传到第三代第四代。根据历史经验，政权通常是越往后传越弱，一蟹不如一蟹，到最后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这就使得司马懿父子起了觊觎之心。司马懿是曹操时代的人，曹操、曹丕雄才大略，那时候他就是有什么想法，也不敢。到后来政权传到了曹叡这儿，到后来连曹叡也死了，传到了养子曹芳这儿，他和曹爽受命共辅朝政，而曹芳这时候才八岁，他便开始捋胳膊挽袖儿了。这之后，他与曹爽反复明争暗斗，终于在洛阳高平陵发动政变、杀掉曹爽，独揽了曹魏大权。之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废掉曹芳，立曹髦为帝，司马昭又废掉曹髦，立曹奂为帝。至此，曹奂已是个傀儡皇帝，曹魏政权完全落入了司马集团之手。而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就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混乱背景下，远离世俗，不涉是非，在嵇康老家山阳县的竹林中，也就是我们河南焦作那一片，清谈、纵酒、抱琴、放歌，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那么七贤，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京城洛阳不待，跑到竹林里去呢？事实上，翻开史书你就会知道，每当政权更迭、新旧交替之际，都会有那么几个名士退隐山林，或者因退隐成了名士。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商周，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中。这个首阳山也在洛阳境内，离七贤的竹林非常近。这种人不食周粟、不仕新朝，并不是政治立场和是非观念使然，觉得商好周不好。商纣王是荒淫无道的代名词，周文王、周武王是替天行道的代名词，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完全是惯性心理造成的。因为时间长了，已经习惯了旧朝的正统身份，所以不认可新朝的合法性。旧朝虽已被新朝取代，但是这个政权在他们心里还没有被推翻，所以他们总是固执地生活在过去，拒绝融入新的生活。事实上，在改朝换代，特别是社会转型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都需要对自己的心理做一定调整，才能适应新的朝代和社会。不光是名士。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老百姓会调整得快一些。但是到了名士——知识分子跟儿，调整就变得十分艰难。这种人比我们多个讲究，他们自己叫操守。而操守的核心内容，就是不管嫁鸡嫁狗，都要从一而终。是谓“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夫”。有时候他们所“嫁”的人都死多少年了，让他们改“嫁”——转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元末三高士”之一杨维桢就是个典型，元都被明取代多少年了，他还在写《老客妇谣》，以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自比，“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表示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嫁新人，据说差点儿叫朱元璋杀了。这种情况，在明清表现得最为突出。清朝推翻明朝时，就有一批名士站出来，比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坚决不与清朝合作。在他们心里只有汉明是正统的，满清只不过是蛮族。后来民国推翻满清时，还是这帮人又站了出来，只不过把名儿改了改，叫了严复、王国维、郑孝胥。这时候因为时间长了，满清的正统身份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民国在他们看来反而是非法的。这种人，我们通常叫作前朝遗民。他们的这种惯性心理，我们则叫遗民心态。遗民心态，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坚决抱残守缺，而不与时俱进。竹林七贤，说起来没那么神秘，也没那么高尚，不过是一群这样的遗民而已。他们身上这那的毛病很多，这个后面我们会慢慢说，但最大的毛病就是抱残守缺。

关于七贤隐居竹林的原因，学术界一直说是不满司马集团的黑暗统治。听那语气，似乎有个是非问题在里面。意思好像是，曹魏要比司马好，司马取代曹魏是历史倒退，是邪气压住了正气，而七贤之隐是不向歪风邪气低头，是是非分明、气节高尚的表现。对于学术界，我一直是迷信的，特别是在生瓜蛋年代。你想啊，学人哪，人家说的会假吗？一般都是不管他们说什么，都不经过脑子囫囵接受了。直到刚才我说的不惑之年，也就是谁也糊弄不了我了，才猛然意识到，学术界，尽在那儿瞎掰。咋讲呢？多明显啊——你就是不懂历史，《三国演义》总看过吧？你就是连字都不认识，袁阔成的评书总听过吧。只要你听过评书，相信你就一定会知道，曹魏和司马的专制、黑暗程度，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任何实质性差别。别的不说，既然本文是说名士的，就说对名士的打击迫害，司马氏只不过杀了个嵇康，曹操直接和间接杀害的，我知道的就有孔融、祢衡、荀彧、杨修、许攸、崔琰、华佗等，哪一个都比嵇康名气大。要这么说，曹魏比司马更专制、更黑暗。七贤都是知书达理的人，不可能连这点儿好歹、香臭都不分。所以不满黑暗统治说，纯属不负责任的主观臆想。

这个，可能有人会说，遗民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就爱抱残守缺碍你啥事啊。你要这么说是不碍我事，但也得看时间，是时候谁的事都不碍，不是时候会碍全民族的事。就拿明清为例吧。前面说了，清取代明时，我名士就坚决不与清合作。这里面最具象征意义的情节，就是剃发与不剃发。清人一入关，即颁布“剃发令”，要求汉人按满族习俗剃头发留辫子，“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我汉人自古没有剃发习惯，现在强迫他们把头发剃掉，当然被他们视为压迫和羞辱，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抗。这其中，以名士们的反抗情绪最激烈。这看似是剃不剃发之争，实际却是新旧两种势力的直接斗争。大名士顾炎武甚至作《断发》诗：“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表示宁死也不向新势力屈服。这个没什么，不碍事。反正明清都是封建王朝，一样的专制黑暗，你站在谁的立场上都无所谓。但有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后来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国，要求人民剪掉辫子、重新蓄发。可是这批名士又跳了出来，其中严复、王国维、郑孝胥还都是大师。严、王都曾致力于向国人介绍西方思想，是我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郑孝胥则是立宪派重要人物，是议会制度和选举权在我国的率先提倡者。这时他们已经完全忘了，他们都曾是不剃头主义者。不仅至死不剪辫子——王国维还一直坚持沿用满清旧年号、旧仪式；严复则在生前就为自己的墓碑题字，“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郑孝胥甚至用他著名的书法写出“民国乃敌国也”六个大字，然后追随废帝溥义到关外另立了个满洲国，当了满洲国总理。这，就是开历史倒车了，就是在历史车轮前卧轨，企图阻止历史的前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五千年历史长路上一步步走出来的，走到你跟儿你非别它的马腿，你这不是碍事是什么？你说你不碍事谁信啊。

好在，有俗话道“遗民不世袭”。意思是，做遗民是有个先决条件的，那就是你必须是旧时代过来的人，等到你儿孙那一辈，他们生在新社会，连旧时代什么样都没见过，不可能继承你的遗志，跟着你去抱残守缺。换言之也就是，遗民最多遗一代，第二代就遗不下去了。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嵇康父子。我们已经说了，嵇康这个老遗民，是因为不能顺应新人司马氏，被司马集团迫害至死的。但是到了他儿子嵇绍那儿，情况完全不同了。嵇康死的时候，嵇绍刚十岁，基本上没吃过曹魏的饭，所以对曹魏也没什么感情。这孩子长大后，可以说完全背叛了他父亲的道路，不仅顺应了司马氏，还做了司马氏的官，而且一直做到侍中。侍中这职位，以前就是给皇上拎包的，但到晋代地位一下子提高了，已经开始参与执政，据说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等于进入了司马集团的领导核心。更令嵇康没想到的是，当年他是被司马昭杀死的，现在他儿子追随的这个人，竟是司马昭的孙子司马衷。嵇绍已经完全忘了杀父之仇，一直对司马衷忠心耿耿，直到为其献出生命。司马衷，都知道，是个天生的智障儿，历史上有名的傻皇帝。正因为傻，导致统治软弱无力，造成司马家族四分五裂、相互残杀。就在一次这样的杀伐中，司马衷身陷重围，文武百官见势不好、一哄而散，把他一个人丢在了那里。只有嵇绍，生死关头挺身而出，一个人站在了皇帝身前，用自己的身体为之做盾牌，结果被一拥而上的乱军当场砍成肉酱，鲜血溅了皇帝满身满脸。司马衷被俘后，有人见他一身是血，要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洗一洗，没想到他竟尖叫一声，说了句惊心动魄的话：“这是嵇侍中的血！”说什么也不让洗。这个故事，被后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写进了他的《正气歌》。文天祥在这首著名诗篇中，一气列举了十二位忠臣义士的名字，认为人生在世就要像这十二位先烈一样，一身正气，气壮山河。曰：“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我们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嵇绍死得比他爹有价值。嵇绍不是为人民利益而死，而是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死得和他爹一样没有价值。而是说，抱残守缺于竹林七贤虽是个大毛病，但对社会的危害还不是很大。因为它不能世袭。他们一死，这事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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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上看，竹林七贤中的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与曹魏有点儿关系，有的做过曹魏的官，有的索性就是曹魏的亲戚。如阮籍的父亲阮瑀，是曹操时代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先后做过曹氏的军谋祭酒、仓曹掾属，大概就是起草文书、主管仓谷的官员，据说曹操每次发动战争的檄文，都是他和陈琳写的。如王戎的祖父王雄，做过曹魏的幽州刺史，父亲王浑做过凉州刺史。两人都是曹魏的干部子弟。如山涛，在曹魏的地方政府担任过主簿、功曹、上计掾等多种职务，还被举过孝廉。再如嵇康，老婆就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不仅是曹家的女婿，本人也做过曹魏的中散大夫，所以世称嵇中散。据此，学术界还有一说，认为他们不与司马氏合作，是一种政治态度，是在政治上站在曹魏一边。这一论点，严格来说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估计主观臆想的成分也比较大。不过我们也没有什么反驳的凭据，在这里只能先投着赞同票。

但是这一赞同，问题就来了。我们知道，七个人表达他们的政治态度，采取的不是面对现实、而是逃避现实的形式，不是与司马氏面对面做斗争、而是躲到竹林里醉生梦死的形式。事实上，不光是竹林七贤，自打伯夷、叔齐那儿起，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当他们面对反动政权、黑暗时局，总有那么一些人选择消极逃避——你厉害你厉害，你不是厉害吗，我不惹你不妥了吗，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完全不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拍拍屁股站起来就走。他们还念念有词地管这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久而久之，怕事儿、躲事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就成了他们又一个大毛病。他们的这种逃跑主义，给后来社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这——不是我说话难听——就非常不好了。既然你明知道司马氏是黑暗统治，既然你从心底里痛恨这种黑暗统治，那你为什么不拍案而起，与他们抗争，把他们推翻呢？就像我们后来的领袖毛泽东一样。就算你没那本事，用你的笔做投枪、做匕首，写几篇杂文骂骂娘也中啊，你们都是干这个的。就像我们后来的鲁迅先生一样。你——怎么能如此不负责任地，缩起脖子夹起尾巴一走了之呢？就连我们老百姓，还知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还操心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们还是名士、知识分子，怎么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甚至连老百姓都不如呢？你看看你们，还有一点儿名士的样子吗？

自诩自夸人格独立，其实没有独立人格，是乃名士的又一通病。

我们知道，名士经常用来自我标榜的，就是气节这个词。气节，依着百度词典的解释，就是“坚持正义，在敌人或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品质”。他们常常以松自比，“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以竹自比，“有节骨乃坚，无心品自端”；以菊自比，“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以洋灰自比，“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甚至喊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让人觉得他们是那么的不攀不附、挺直挺拔、高洁高贵。可实际上，我们仅从竹林七贤来看，每当“岁寒”之际，熬不过去的也大有人在。这简直就是他们的又一个大毛病。

可能有人会说，名士——知识分子呀，说那不好听的都叫白面书生，心有杀贼意，手无缚鸡力，他们就是想跟司马氏斗，可能斗过那帮如狼似虎之徒吗，你这么要求他们是不是太苛刻了？我们要说这一点儿也不苛刻。斗是肯定斗不过的，但就算是斗不过，你们可以舍生取义嘛，可以不成功便成仁嘛。就像我们刚说的豫让一样。斗过斗不过是一回事，斗不斗又是一回事。别忘了你们是名士。你们的抗争最多也就是没有用，但你们的退让、逃避却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因为名士常常是他们民族的精神偶像，对其民族有着示范带头作用，他们的思想行为、举手投足，常常有着重大影响。譬如面对黑暗、邪恶，如果他们表现得软弱无力，年深月久便会有不良影响。

难道不是吗？连名士——一个民族的脊梁骨都被打折了，你怎么还能指望这个民族直着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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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逃避还算好的。

这样一来，你的上司会认真地考虑刚才给你下达的任务或要求的合理性。你与上司的沟通就会融洽许多，紧接着接下来的工作会容易很多，让老板也明白了你的难处，做得不好也不会怪你，做好了对你更加赞赏。

我们都知道，就连学术界也承认，七贤起先是坚决不仕司马集团的，但由于司马氏一直对他们保持高压态势，特别是嵇康因不合作而被司马昭杀害后，这帮人一下子吓尿了，不得不屈服于强权，纷纷放弃不合作立场，出来做了司马氏的官。这也成了他们个人档案中的最大污点。其实真说起来，他们的污点岂止于此。实际上，失节和变节，对他们来说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此之前就曾有过失节、变节的前科，简直可以说是失节、变节成风，丝毫不拿气节当回事儿。譬如，七人此前大都是曹魏的干部。我们说了，曹叡死后，政权传给了曹芳，这时候曹芳才八岁，曹爽和司马懿受命共辅朝政，这之后二人一直明争暗斗，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使得当时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在这种形势下，七人都干了些什么呢？

从图1可以看出，在前2 h内，加热对异黄酮含量影响最大，四种化合物含量明显下降，而在之后的加热过程中，尤其是8～14 h之间，异黄酮类物质含量趋向平稳，表明异黄酮类物质对热相对稳定，在反复精炼过程中可能不易除尽；结果表明，黄豆苷和染料木苷在加热的过程中明显的降低，可能与糖苷键断裂有关。虽然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的含量相对有所降低，但其含量比之前测定的其他自榨食用植物油中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含量高出很多，其他食用植物油不含有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或者不同时含有。因此，黄豆苷元和染料木素可以作为餐厨废弃油脂掺伪鉴别新的标志物，为鉴别餐厨废弃油脂掺伪提供可靠的依据。

先说阮籍。《晋书•阮籍传》和《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 阮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啥意思呢？阮籍本来是曹魏的人，在曹爽辅政期间干过参军，也就是曹爽的军事参谋，但不久后他见势不好，谎称有病辞去职务，回老家躲了起来，他走后仅一年多，曹爽就被司马懿杀了，而他则躲过了这一劫，当时人们都很佩服他：“老阮这人真是有远见啊！”这是阮籍早期的变节记录，白纸黑字地记载着他很早就做过曹魏的逃兵。你想想，做着曹家的官，领着曹家的俸，受着曹家的恩，等曹家有事需要他了，一扭脸找不着人了，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没。而且，翻遍史书，未见有他感到不好意思的记载。似乎这对他是很平常的事，这——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

见姐姐有些心不在焉，罗瑞挖苦道：“姐，刘建平有什么好?穷酸样，还挺牛，凭什么呀？他不回来我还能好好吃一顿。我就讨厌看你在他面前那副样子，贤惠过头了吧？”

再说山涛。也是《晋书》载，山涛在曹魏地方政府任职时，一次和一个叫石鉴的人共宿。这时曹爽和司马懿的斗争已经白热化，由于曹爽势力强大，司马懿一直在家装病，等待时机。睡着睡着，山涛突然踢醒石鉴，问：“你知道司马太傅称病是何用意吗？”石鉴说：“管他何意呢。关你什么事啊，你操这份闲心干吗。”山涛“咄”一声：“石生可不要在马蹄间行走啊！”说完竟把官印往抽屉里一锁，和阮籍一样也溜了。不久，司马懿果然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杀了曹爽。而且与阮籍不同的是，山涛这时除了当着曹家的官，还有个身份是司马家的亲戚，司马懿的老婆是他的表姑。由于当时曹爽和司马懿尚未分出胜负，两边都有获胜的可能，任何一方胜出后都有可能找他的事儿，所以他的叛逃，既是对曹魏的背叛，也是对司马的背叛，等于是个双料叛徒。

这里面唯一被坑苦了的，就是老曹家了。你可以想想，平时给那么多人开着工资，原指着有困难了他们能帮一把，没想到领钱的时候人挤人，有事的时候连人影都没了。都说树倒猢狲散，这树还没倒呢，猢狲就哄一声散光了。这可真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这可真是——酒肉兄弟千个有，患难之时无一人啊！这可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还名士呢，还知识分子呢。老曹一家子到这时候才总算认清了，这些人、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不可靠性。要说这世上谁最不可靠，得先说他们，然后才轮得上甫志高和王连举。可这时候说什么都晚了。

背叛之后，通常都是投靠。背叛一方，投靠另外一方。如果说背叛是变节，投靠当然就是失节了。七个人除了是有名的叛徒，在卖身投靠界也有很高的知名度。政局险恶时，他们一个比一个蹿得快，政局刚一稳定，司马氏掌权刚一成定局，他们就又回来了。最先回来的是山涛。这时司马懿已死了，司马集团的领袖已换了司马师。司马懿是他表姑父，司马师论起来是他表弟。不是司马师找的他，是他主动找的司马师。大概司马师，早就知道了这位表兄的叛逃史，一见他忍不住都乐了，先花搅了他一句：“吕望欲仕邪？”吕望就是姜子牙，曾经隐居在渭河边钓了好多年的鱼，后来耐不住寂寞投靠了周文王。“当代的姜子牙，你咋想着出来做官了。”司马师这话显然是要臊一臊表兄。不过山涛毫无害臊的意思。这之后他不仅做了司马的官，而且从吏部郎、吏部尚书，一直做到大司徒，位列三公，成了司马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就连司马炎最终能继承政权，都是出自他的主张。

紧随山涛之后的，就是阮籍。他嘴说不仕司马集团，到最后不仅仕了，而且先做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又做司马师的从事中郎，又做司马昭的从事中郎，等于把司马家的人侍候了一个遍，后来还做过散骑常侍和步兵校尉，所谓“阮步兵”就是从这儿来的。他不仅投靠司马氏，还给司马昭自封晋公写过劝进文。这个劝进文，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想篡夺皇位的人，因为怕后世骂他篡党夺权，常常采用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就是迫使前朝的皇帝“禅让”——把皇位让给他。不是我夺权，是他硬让给我的。可前皇真下了让国诏书，又装模作样、扭扭捏捏地不肯接，好像他根本不想当这个皇帝。必须由群臣再三上表劝说，这个重任只有您才能胜任，你不干全国人民不会答应，然后才带着勉为其难的样子登基即位。等于所谓的劝进，实际上是篡位者与谀臣合演的一出双簧，目的是为其篡位制造舆论，让人觉得他上台是人民意志、众望所归。而阮籍，这个气节高尚的名士，就在这种丑剧中扮演了丑角。

阮籍的这篇劝进文，名曰《为郑冲劝晋王笺》。意思是，这次劝进活动是由郑冲领导的，阮籍用他那著名的笔杆子代郑写的表。这个郑冲亦为当时名士，以前也曾是曹魏的人，做过曹爽的高官，先后曾任司空、司徒、太保等，曹爽被杀后投靠的司马氏。阮籍在文章一头开就直接问司马昭，听说皇上封您为晋公，您说什么也不干，这使我们很不安。我们认为，褒德赏功，是古代圣王开创的风气，您可不该让皇上热脸贴了冷屁股。然后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先是为司马昭评功摆好，称他“翼辅魏室，以绥天下，朝无阙政，民无谤言”，“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东驰，回首内向”，“威加南海，名慑三越，殊俗畏威，东夷献舞”，甚至说他的功绩远远超过了齐桓公和晋文公。接着说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着，能在您司马昭的英明领导下，“朝服济江，扫除吴会（吞吴）；西塞江源，望祀岷山（灭蜀）”，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总之，您做晋公上合天意、下称民望，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您要是不干就是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最后请求、恳求司马昭，以社稷为务，不以小行为先，以黔首为忧，不以克让为事，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一定要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子。只有这样，才能上以慰宗庙乃顾之怀，下以释普天倾首之望。哎，真是肉麻至极。就连其他的名士，看了此文后都替他脸红脸热。后来的宋朝名士邓林，就在一首叫《刘阮》的诗中嘲笑他：“试看劝进表，何似酒德颂。”

由于接收机内各个器件的时延波动是非相关的，因此接收机总的时延波动通过求各个元器件时延波动的均方根的方式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有人一直说，这事不能怪阮籍，要怪只能怪那个世道暗无天日，弄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总之阮籍这么做不是真的，而是迫于司马氏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应酬。我们当然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们之所以看不起阮籍，恰恰在于他不是真的。我们最不能接受、不能原谅的，恰恰是某些人明知道这么做不对，人的身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可他还是若无其事地爬了。我们明明看见你刚从那儿爬出来，你想我们还能把你当人吗？

陆枫桥思考了一整夜，矢志报仇，决定不等不靠，即刻付诸行动。于是，他趁着外出观景游玩的机会，一脚来到“仁和当”。店铺越大，越讲信义，陆枫桥出示印信后，当铺没有任何废话，面告陆枫桥：提金银还是拿银票，悉听尊便。最终陆枫桥提出一包金叶子，还有一沓银票，躲进焰火渠。

人们提到竹林七贤，就说嵇阮，把嵇康和阮籍并列在首位。现在连阮籍都反正、投诚了，其他人可想而知。王戎也改姓司马，最高做过太子太傅和中书令；向秀也改姓司马，做了散骑侍郎和散骑常侍；阮咸也改姓司马，做了散骑侍郎和始平太守；就连刘伶这个酒迷瞪，也做了几天的建威参军。至此，洛阳城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竹林里一个鸟也没了。竹林七贤这时候实际上已成了竹林七丑。

在这里要特别说说向秀。我们说了，人们一提七贤，就说嵇阮，对向秀这个人一直用墨很少，常常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仿佛他只是七贤中的小角色，大年三十逮个兔，有他没他都过年。可实际上，却正相反。此人在七贤中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嵇阮。为啥这样说呢？列宁同志曾一再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向秀恰是七贤中的理论家。此人注过《庄子》，在七贤纷纷失节后，他对《庄子•逍遥游》做过这样的阐释：《逍遥游》中的大鹏和小鸟，这两个反差巨大的形象，实际上它们的逍遥感是一样的。逍遥是本性的满足，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管大鹏还是小鸟，只要满足了自己的本性，就是进入了逍遥的境界。住在豪宅里和住在草棚里，睡在金床上和睡在土炕上，睡着后的感觉不都是一样的吗？从而推论，避世的关键是避，至于在哪儿避并不重要，在竹林里是避，到官府里一样是避，只要你的心灵能像莲菜一样，处污泥而不染就行了，都不影响你人格的高洁、高尚和高贵。据说他对庄子的这一标新立异的解读，在当时知识阶层引起极大反响。为啥呢？据我们了解，魏晋时期，失节的不只是竹林七贤，在知识分子中是个普遍现象。这些人到底是知识分子，知道啥是好啥是赖、啥是美啥是丑，而且或多或少都还有点儿羞耻心。虽然失节是被逼无奈，但再怎么说也是不光彩的事。所以他们心里始终充满了不安、焦虑、烦闷和苦恼。就像一群装在瓶子里的苍蝇，一直在嗡嗡乱叫、胡碰乱撞着，渴望能寻求到一条出路，从而获得精神解脱。正因为如此，当他们猛一拿到向秀版的《庄子》注，据《晋书》形容，一时间“读之者无不超然”——都感到获得了空前的精神解放。咋个讲法呢？这帮货正愁着咋对世人解释呢，就像我们河南话说的，正瞌睡向秀给他们送个枕头，这位理论家本来可能是为自己辩解，或者说遮丑，没想到无意中为他们的变节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他们的精神指出了解脱路径。是啊，我们虽然当了官，可是我们的心没有变。只要我们的心没有变，在山林在庙堂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同样可以获得本性的满足，同样可以进入逍遥的境界。我们——这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心安理得、理直气壮了——同样是人格高洁、高尚和高贵的人。

到底是有理论的人，都能把死人说活了。本来失节那么丢人的事，让他们一说反而成了值得夸耀的事。

由此可见，列宁同志重视理论的正确性。理论这东西是双刃剑，拿在咱革命人手里，就会如虎添翼、无往不胜，而拿在反动派手里，他们也会说得天花乱坠，让人觉得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5

都这么说，隐士并不是自甘退隐的，他们都曾是志在用世的人，也就是都曾有过政治理想和抱负，都想为人民做些事情的，完全是由于社会太黑暗太腐烂，以至于他们的理想无法实现、抱负无处施展，使得他们极度失望、异常激愤，才最后跑到山林里去的。那意思，这事责任不在隐士，而在于社会不给他们机会。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咱不知道。仅以竹林七贤而言，我们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唯不是这么回事，而且事实正相反。这些人总是抱怨社会不给机会，一脸怀才不遇的愤懑，可等社会真给他们机会了，却又不是端个架儿就是带个样儿，不是朝后退就是不正干。

比如阮籍。我们承认，此人年轻时是有过济世之志。这从他的诗文中看得出来。他曾登临河南荥阳的广武城，俯瞰当年的楚、汉古战场，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也曾在《咏怀诗》中高唱：“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而且他也确有些小才能。有一年司马昭让他做东平太守，他到任后发现官衙都是封闭式办公，官吏们一人一间办公室，谁也不知他们在里面办没办公，老百姓找他们也很麻烦，当即下令拆除所有墙壁、打通所有房间，变封闭为开放式办公。他的这一改革举措，一是方便了人民群众，二是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遏止了贪污受贿——那么多人脸对脸坐着，就是想贪谁敢啊。由此可见，此人若是把才华用在正地方，还是能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的。只可惜他的理想根本就不是为人民服务。这次出来做官，就是心血来潮、为了好玩。玩过了，不好玩了，也不说明任何理由，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骑着驴就回洛阳了，总共也没干够半拉月。如果一件事不足以说明什么，还有一件事。后来司马昭又让他做官，而且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随便挑选一职。随便挑，你想想，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他要是真有政治理想和抱负——比如说，他要觉得领导干部贪污腐败，可以挑个“反贪局长”嘛，把贪官污吏好好治一治；他要觉得政府官员尸位素餐，可以挑个“纪检局长”嘛，把作风问题好好抓一抓；他要觉得我民族没文化素质低，可以挑个“教育局长”嘛，把教育好好办一办；他要觉得老百姓看病难，可以挑个“卫生局长”嘛，把医风医德好好整一整；他要觉得商店里卖假冒伪劣商品，可以挑个“工商局长”嘛，把不法商人好好管一管；他要觉得大马路摆地摊脏乱差，可以挑个“城管局长”嘛，把小摊小贩好好撵一撵；至少，他要觉得洛阳市的交通拥堵，可以挑个“交警队长”吧。总之想为国家民族做点儿事还不容易。可是他想也没想竟挑了个步兵校尉，也就是军队的营长。而且挑这个营长还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听说那个营里有个炊事员特别会酿酒，库房里保存有几十坛好酒。据说后来他到该营后，居然真的除了喝酒什么正事儿也没干。就他，还怨天尤人、怨声载道，一天到晚埋怨政府瞎了眼不识货，没看出他是个有济世之才的人，不给他报效国家民族的机会。你也不想想，谁敢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交给这种人啊。

更可气的，此人自己不为社会做贡献，还嘲笑挖苦那些有贡献的人。嵇康有个哥哥叫嵇喜，三观与嵇康正相反，从小就积极入世、立志报国，年轻时候也是个秀才，后来投笔从戎、奔赴沙场，曾经为他的晋国击退过吴国的进犯，平定过吴故将的叛乱，《晋书》称他“有当世才”，做官一直做到太仆、宗正，是个当时的劳动模范。但就因为入世——投身社会，一直“不为清流所重”。“清流”就是竹林七贤那帮人，他们一直认为嵇喜是俗人，对他很是看不起。阮籍不怎么用嘴说话，但经常用眼说话，他有个绝活儿叫“青白眼”，就是遇见喜欢的人用青眼看人家，遇见讨厌的人则用白眼。所谓青眼有加就是说他。他的母亲去世时，嵇喜好心好意来吊唁，他一看来的是鄙俗之人，竟然不顾这种场合起码的礼貌，跟人家翻起白眼来，弄得嵇喜尴尬而去。嵇喜前脚走，嵇康拎着酒和琴来了，他立刻把白眼换了青眼。实际上不光阮籍，自居清流的人都这德性。嵇康村里有个吕安，位不在竹林七贤之列，但也想往名士堆儿里挤，一直跟着这七个人混，尤其和嵇康关系好。平时处处以七个人为榜样，不管干什么都东施效颦。一次他去找嵇康，正好嵇康不在家，虽说嵇喜这时已做了大官，还是客客气气地把他朝屋里让。就是这么个人，不肯进屋不说，还在人家门上写了个“鳯”字，拆开来就是“凡鸟”两个字，讽刺人家嵇喜是个庸俗的人。

先看出身。钟会出身名门，是个世家子弟。父亲钟繇在汉献帝时代就已官至黄门侍郎，在曹操时代一直当到相国，位置仅次于汉丞相，曹丕时代担任太尉，与华歆、王朗并为三公，曹叡时代担任太傅，皇帝的老师，等于一直处在曹魏政权的核心位置。哥哥钟毓任过曹魏的青州刺史、后将军。而嵇康祖辈都是平头老百姓，据说本来姓奚，住在浙江绍兴，后来与当地人结怨，举家跑到安徽淮北避仇，在那儿才改姓的嵇。父亲虽说也出过仕，最高也就干过治书侍御史，也就是审理狱中冤假错案的官。哥哥嵇喜干得大一些，一直干到太仆和宗正，但那已是司马懿孙子时代了。我们不是总讲根红苗正嘛，嵇康从根儿上就被钟会比没了。这里面唯一可提的，就是嵇康的老婆是曹操的曾孙女，但是他娶这个老婆时曹家已经不行了。

这里面最让人看不惯的，就是嵇康。七贤中的山涛，曾经做过吏部郎，也就是中央组织部的司局长，负责为国家选拔干部，后来因为工作出色，得到领导的信任，被提拔重用了，可能觉得嵇康是个人才，临走前推荐嵇康接替自己的职务。可是你们猜嵇康咋说的？你总是说你有理想有抱负，总是埋怨没有机会实现理想和抱负，现在人家把机会给你了，虽说吏部郎这官小了点儿，可你以前又没干过，谁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干，你总不能指望人家一上来就给你个总理吧，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你没机会在高的层面上施展理想和抱负，使一个国家变得好起来，先在一个小部门施展一下，让这个部门变得好起来不行吗？再说吏部郎级别虽不高，可是职责并不小，国家好不好全看干部好不好，你要能在这个职位上，为国家选拔一批好干部，让他们下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晋国建设好，你的理想抱负不就等于实现了吗？可这货，我们看不惯就看不惯在这一点，谁也没想到竟一口回绝了。不仅回绝了，而且还觉得山涛侮辱了他，当场写了一篇翻脸文章，与好心好意的人绝了交，这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在这篇绝交书中，以十分偏激的语气，列举了九条他不想出来工作的理由。他说：“我喜欢睡懒觉，想睡几点睡几点，当了官就要按时去打卡，就不能再睡懒觉了，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喜欢扛着琴到处乱走，或者找个地方打鸟钓鱼，当了官就得坐在办公室里，就不能出去玩了，这也是我不能忍受的。我身上有很多虱子，需要经常脱了衣裳挠痒痒，当了官就得穿得人五人六的，有痒痒也不能挠，这也是我不能忍受的。我不喜欢写信，写信是件很麻烦的事，当了官就有很多公文信函要处理，不想写信也得写，这也是我不能忍受的。我不喜欢跟俗人打交道，他们的吵闹嘈杂让我受不了，当了官不仅要应酬这些庸俗的人，还要应酬领导和同事，这也是我不能忍受的。我不喜欢干事情，就喜欢什么也不干，当了官就要给老百姓办事情，这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这也是我不能忍受的……”大概就是这意思吧。我不知道其他人，读了这篇绝交书后怎么想，反正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可以忍受这世上的一切，唯独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个叫嵇康的人。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诸葛亮到东吴参加的一个会，他在那个会上会见了东吴的全体名士。就在那次被后世称为“舌战群儒”的会上，他只用了十六个字，就把这些名士腌臜得一无是处。他说他们：“坐谈立议，无人能敌；临机应变，百无一能。”也就是，这理想那抱负的全在嘴上，真把事交给他们，让他们打个酱油都敢给你买成醋。我觉得，诸葛亮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WHF是总部设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由来自97个国家和168个心脏病协会和心脏基金会组成，致力于控制全球(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心脏病和脑卒中的发生，延长人类寿命，改善生活质量。世界心脏病日即由WHF于1999年发起。葛均波院士一直致力于心血管科普知识的传播，尤其在世界心脏病日来临之际，组织多方力量，拍摄公益宣传片、开展健康科普教育主题会、在线科普问诊、进行义诊或患者教育。

6

这毛病那毛病，其实这帮人最大，同时也是最令人不能忍受的毛病，就是不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只会白白消耗社会财富。

我们知道，七贤在竹林中的聚会，常被后人称作“竹林宴”“竹林饮”“竹林欢”“竹林醉”。从这些称谓来看，无一不是与酒有关的。由此可见，喝酒、纵酒、醉酒，几乎就是这些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和主要生活内容。史料对这几位的记载，其实并不是很多，主要见于《晋书》和《世说新语》，而所有这些记载，差不多都是有关他们喝酒的记载。名士至少要有才华有才情，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从这些记载来看，他们的才名远远没有酒名大。这帮人，不仅年年喝、月月喝、天天喝，而且不是一般的喝，喝得惊世骇俗、臭名远扬，全国都知道他们是酒鬼。他们中的山涛，据说酒量大得惊人，一次至少能喝八斗。一斗等于十升，八斗就是八十升，按水的比重一升两斤的话，就是一百六十斤。他那人才多大分量啊，喝得超过他体重了都。他们中的阮籍，天天到他门口的酒馆喝，喝醉了就往桌子底下一出溜，睡在年轻老板娘的腿旁边。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期间，还在一刻不停地喝，为此遭到同僚的弹劾。他们中的阮咸，一次正用大盆喝，一群猪闻到酒香也跑来喝，他竟与猪一齐喝，留下了“与豕同饮”的佳话。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儿子阮孚也喝成了酒鬼，而且一喝高就裸奔。他们中的刘伶，更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晋书》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一斛等于十斗，比山涛酒量还大，喝醉了再喝五斗酒来醒酒。被世人尊称为“醉侯”。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这辈子除了喝酒没干过别的。据说他走到哪儿喝到哪儿，还让人扛着个铲随时跟着：“啥时我喝死了，就地挖个坑一埋就行了。”他不仅不以醉态百出为丑，还作过一篇《酒德颂》自我夸耀，“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踑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译成白话也就是，手捧酒器，大喝特喝，捋着胡子，伸着两脚，头枕着酒曲，身卧于酒糟，没心没肺无忧无虑，说醉就醉说醒就醒，喝醉的时候既听不到轰隆的雷声，也看不见巍峨的泰山，甚至连冷热都感觉不到。他们中的王戎，后来都做了尚书令，一次乘车外出，路过一家黄公酒垆，还不忘对后面车上的人说：“从前我和嵇叔夜、阮嗣宗经常在这家酒垆痛饮。自从嵇生早逝、阮公亡故，我就为世俗所拘。现在再看这酒垆，觉得它虽然那么近，却又像隔着山那么远。”一脸的缅怀、难忘表情。我曾给多家酒厂写过宣传文章，问过酒厂技术员，大约多少粮食才能酿一斤酒，回答差不多都是五斤才能酿一斤。且不说刘伶、山涛这等大酒桶，这七人的平均酒量就按五斗吧，五七就是三十五，一天就要喝掉三十五斗酒。一天三十五，一年是多少呢？这得消耗国库多少粮食呀！

沈老七是河口最富有的庄园主，这垸里肥得流油的河沙地大多是他置下的。沈家大院有三进四十八大间，是这方圆百里最气派的庄园。那时时局很乱，常常有兵队路过河口，他家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兵站。虽然折了些钱财但沈家也还算平安无事。不过，那年日本人打过长江驻进沈家大院以后却引来了血光之灾。

除了喝酒，就是清淡。我手边的所有材料都说，七贤在竹林的生活，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清谈。所谓清谈，我们河南话叫瞎喷儿，就是一些没事人在一起胡说八道的意思。这东西，据说始自东汉的清议。东汉时期政治腐败，一些名士由于不满现实，经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品评人物、抨击世事，因为只是说说而已，没有进一步的过激行动，所以叫清议。但议着议着就议不下去了。由于统治者越来越独裁，光许他自己说话，别人谁也不许说话，不久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全国就他一个人在那儿侃侃而谈，其他人只能抱以微笑和掌声，谁再清议就是妄议、就要掉脑袋。于是清议就变成了清谈。也就是，还是那帮人在那喷儿，但喷儿的内容，却不再现实、不再具体、不再有物了，变成了脱离时代、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空谈。等于成了真正的瞎喷儿。那么具体到七贤这儿，他们都谈些什么呢？材料说，谈玄学。玄学——是个什么？从字面看，既然挂着个学字，应该是一门学问，准确地说是关于玄的学问。但玄字怎讲，我琢磨半天也搞不清楚，只得在网上搜，想看看学术界怎么说。但越搜越发现，大概正因为是个玄吧——不真实、不靠谱，笼统地说，“玄学就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或者说，“一切浮虚、玄虚、玄远之学皆可称之为玄学。”那意思很明白，不管这门学问研究的是什么，可以肯定都与国计民生、体制改革、社会发展无关。而七贤，每天吃饱喝足之后，一边剔着牙缝、打着饱嗝，一边谈论不休的就是这个。关于他们清谈的场面，史料没有详细记载，但魏晋时期清谈成风，几乎是个人都要谈一谈，有关这方面的史料连篇累牍，我们不妨随便引两段，感受一下当时的情景。史料说当时名士清谈，主要有讲座和辩难两种形式。讲座就是一个人讲一群人听，辩难就是两个人或两拨儿人互相辩论。其时以辩难最为常见。常常是双方就一个问题反复争论，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不分出胜负决不罢休，气氛极其热烈。有的人甚至耽溺于这种辩难，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比如一个叫孙安国和一个叫殷浩的人，竭尽心智、反复辩难，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俩人还在奋力挥动着麈尾，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不休，以致麈毛都脱落到了饭菜中，直到天都黑了还没想起来吃饭。还有一个叫卫玠的人，本来身体就不好，仍然带着病强辩，一次在与人彻夜辩论中，可能因为说不过对方，竟然坚持不住倒地而亡。当时人们不知道他咋说死就死了，现在看来不是心梗就是脑溢血。竹林七贤的清谈，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说，估计也和这几个人差不多。

另外这七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是玩物。比如玩玩音乐什么的。他们每天凑到一起，除了酗酒和清谈，就是玩。就说音乐吧。应该说，七人对音乐都有一定的造诣，其中造诣最高的，当属嵇康，还有阮籍、阮咸这叔侄俩。材料说，嵇康有一张名琴。名琴这东西，古今中外也没几张，都在那些大玩家儿手里。嵇康以前，有伯牙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蔡邕的“焦尾”。嵇康这琴叫什么不知道，但据说他为买此琴卖了一处老宅子，还把一块名玉镶在琴面上作琴徽。可见他已把音乐玩得不是一般的响。他不仅是演奏家，还是一个作曲家，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作“嵇氏四弄”，与蔡邕（蔡文姬她爸）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后来到了隋炀帝那儿，一般人要想当官，起码的条件得会弹“九弄”。还是一个音乐理论家，著有《琴赋》《声无哀乐论》等音乐理论著作。而且玩起琴来刹不住车，一直到临死还在弹着《广陵散》。阮籍则“嗜烈酒，善弹琴”，一喝高就弹琴，而且弹到得意忘形处，常常边弹边啸，声闻数里。啸就是怪叫。至今他老家，河南尉氏县小东门，还有个遗址叫阮籍啸台。传说当时的尉氏人，一听见有野狼哭嚎一样的声音，就会不由自主朝那儿瞅。最会玩的是阮咸。有一种来自西域的琵琶，长颈、圆面、四弦，形似月琴，是此人最爱弹奏的乐器。由于他不仅弹得好，还形成了成熟的弹奏方法，人们索性就把这琴取名叫阮咸。以人名命名的乐器，据我所知还真不多，好像只有中国的阮咸和外国的萨克斯。至今，这也是我才发现的，我为这篇文章找材料，多次在百度搜索中搜阮咸，每次输入这两个字，都是先出来乐器，然后出来的才是人物。可见阮咸虽死了，他玩的东西却没有死，而他爱玩的形象，也和这东西一起，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并不是说物就不能玩，而是说玩也得有时有晌。

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就这，他们中的，譬如嵇康，还热衷于养生，追求长生不老，并著有《养生论》，称只要“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多亏司马昭早早把他杀了，不然真活几百岁也说不定。设若这种人都活几百岁，你可以想想将给我们人类造成多大负担啊。

下了电梯，我们来到了乘船的地方。只见几艘游船整齐地停在湖边，我们几人陆续跳上了一只。船开了，只见很多高山矗立在眼前。有的像骆驼的背，凹凸不平。有的像一只凶猛的鳄鱼，瞪着双眼，张着大嘴。还有的像一把斧把山劈成两半，笔直笔直的。这些群山倒映在水面上犹如一幅栩栩如生的山水画。我再往下一看，只见几条小鱼在水中活蹦乱跳，好像在欢迎客人。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一次我在河北开会，哥们儿请我喝酒，称是当地名酒“刘伶醉”，说是刘伶当年到河北朋友张华家，张华请他喝的就是这个酒，刘伶喝后连赞“好酒好酒”，于是得名。就像那个西域琵琶得名阮咸一样。如今这个刘伶醉，已多次荣获“首批中华老字号”和“中国驰名商标”等称号，畅销国内外，深受消费者欢迎。一个人死后，他的名字还能产生名人效应，拉动一方经济，这个也算他做过对社会有用、有益的事吧。

7

说到竹林七贤，人们赞誉最多的，就是他们的独立人格。所谓独立人格，以我的理解，就是作为生命个体，具有独立精神，不被任何他人的精神所左右，而始终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去生活。通俗地说，就是这个人与众不同，卓尔不群、超凡脱俗。如果这个理解不错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再商量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七个人，无论精神、思维和行为，都没有达到上述条件，有的人差得还不只一点儿。

譬如酗酒这个事。在许多人看来，七贤把酒喝到这个程度——随心所欲、肆意恣情、狂浪不羁、放达任诞，其意义已经不再是喝酒，而是一种特立独行和标新立异，是他们个性摆脱束缚、自由张扬的表现，是他们人格独立的显著特征。可在我们看来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这一点儿也没新意、不独特，丝毫也不具有区别于他人的个别性，反而很平常甚至很庸常。因为在，以前和以后的都不说，就说他们的三国魏晋时代，这么喝酒的人很多很多，比牛毛还要多。不信我们随便给你拨拉几个——

比七贤稍早些的大名士孔融，史称“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家里常年开着流水席。后来发生粮荒，曹操专门颁发了禁酒令，别人都不敢喝了，唯独他还给那儿喝。不仅喝，还上书反对曹操的禁酒令，称：“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潖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脱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其法。”“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气得曹操脸都蓝了，不久就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因为喝酒把脑袋都喝掉了，这种人你一辈子见过几个。

乐队奏起来了，竟是舒曼经常弹奏的那支印度尼西亚民歌《鸽子》。听着这支歌，我的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大丫的眼圈也湿了。

与孔融同时期的郑泉，是南方吴国的大名士，都说南方人酒量不行，可他在喝酒上，与孔融堪称北孔南郑，外号就叫“酒中奇人”。此人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艘载着五百斛酒的船，船两边摆满猪头肉和花生米，不管船行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大吃大喝。他不仅活着天天喝，临死时还特意交代家人，一定要把他埋在陶器作坊的旁边，这样尸骨化为泥土后，就有可能被挖走烧制成酒壶，就会天天有人朝他肚子里倒酒了，想想那是何等的快乐啊。这话一听就知道，是喝出一定境界了，一顿没个几斤酒的人，连想估计都想不出来。

比七贤稍晚些的王羲之，就是那个著名的写大字的，召集了四十多个名士加酒鬼，在绍兴兰亭举办了一次酒的盛会，史称“兰亭会”。他们席地而坐在蜿蜒的溪水两旁，让书童将斟满的酒觞放入溪中，酒觞迂回曲折、顺流而下，流到谁跟儿停下不动，谁就得一饮而尽，同时即兴作打油诗一首，作不上来的罚酒三斗。其后王羲之还将那天的诗辑成诗集，并亲自为之作了序，就是他著名的《兰亭集序》。一次酒会就纠集了这么多酒鬼，而且看那意思人人都有三斗的量，可见那是一个酒鬼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

差不多同一时期，还有个叫毕卓的名士，还在吏部担任着职务，根本不管正经工作，一门儿心思全在喝酒上。一天深夜他闻到邻家酒香，竟完全不顾官吏身份，翻墙去偷人家酒喝，被主人捉住捆在酒缸上，等天亮主人发现是毕大人，急忙松绑赔罪，他却笑着说：“你让我闻了一夜的酒香，我得谢谢你才是。”此人曾声言：“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从那儿起，边喝小酒边吃螃蟹，就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最幸福生活。为此这人还被卖螃蟹的供奉为行业神。

吴丽藻大吃一惊，徐云天正色道：“你别自作多情，我不是爱你，是为了我继母和我爸复婚，希望你离开我爸！”吴丽藻气得大骂徐云天“卑鄙、下作”！

再晚些的陶渊明，在喝酒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更不用说了。李白的名句“我醉欲眠卿且去”，就是说他的。这人经常把朋友拉到家里喝酒，每次都是朋友还没喝他自己就先喝高了，然后往那儿一躺说：“你先回去吧，我得睡一会儿。”据说此人有五个儿子，都有不同程度的痴呆症状，可能就是他一辈子嗜酒造成的后遗症。他传世的诗歌，有人算了算共有一百二十五首，后来的诗人白居易久仰他大名，想向他学习诗歌创作，把他的诗集从头翻到尾，发现“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上述这些人，都在当代网民评选的中国十大酒鬼中位列一席。而十大酒鬼中，竹林七贤只有刘伶勉强算一个，座次还非常靠后。由此可见在那时候，并不是只有他们七个人会喝酒。胡吃海喝，狂喝滥饮，互相攀比谁喝得多，以此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仿佛只有这样才是名士，否则就不能算名士，是流行于当时名士中的一种风尚。其实质，说不好听的，就是作秀，就是自我标榜、自我炒作的行为艺术。他们几个只不过是跟随、追逐这一时尚而已，用现在话说就是“赶时髦”。而赶时髦，我们都知道，不是超凡脱俗，而是与世俗同流合污、混为一谈，而是流俗和媚俗，这样的人就是俗人。他们几个这么做，看似在追求人格独立，其实恰恰在这一追求过程中，不知不觉丧失了独立人格，成了没有独立人格的大堆儿里的人。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证明，就是时人、后人对他们的赞赏。难道不是吗？人格独立之人，他们的特立独行往往遭人非议和反对，为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而这几个人能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充分说明其行为并无独特性，就是一般的、大众可以接受的行为。

这真不是我刻薄谁。七尺高一个老爷们儿（嵇康据说比七尺还高八寸，快八尺个丈人了），从善如流、嫉恶如仇是最起码的，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是最起码的。说起来也是名士，在这一点上真连我们老百姓都不如。开头时说过聂政，如此不畏强暴的聂政，其出身不过是个市井“屠狗辈”。几乎与聂政同时代，还有个叫豫让的，也是个老百姓，更加英勇无畏。豫让给晋卿智伯做家臣，也就是跟班，智伯对他很尊重也很器重，他十分感激智伯的知遇之恩。后来智伯被赵襄子杀害。自从智伯遇害的那一刻起，为主人报仇就成了豫让唯一要做的事。赵襄子势力很强大，一般人无法接近他。为了实现报仇愿望，豫让不惜以漆涂面、生吞炭火，使自己面部溃烂、声音嘶哑，令人无法认出他是谁。即使如此，刺杀仍然失败了。他在行刺过程中，被赵襄子的卫队擒获。豫让被擒的那一刻，知道自己不可能完成报仇的誓愿了，他请求赵襄子将衣服脱下一件，让他象征性地刺上几剑，也算对九泉下的主人有了交代。就连赵襄子，也被这个刺客的大义感动了，答应了他的请求。豫让拔剑而起，三刺该衣，之后仰天长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 伏剑自杀。豫让的故事传开后，仁人志士无不为之流泪。司马迁专门把他载入了《史记•刺客列传》。豫让只是我们信手拈来的一个例子，像豫让这样感动中国的人物，在老百姓中很多很多，中央电视台年年都会评一批。我们把豫让拈出来，就是想让名士们对照自己，看看是否心中有愧。

8

还有个毛病就是心理阴暗，见不得别人比自己混得好，看见谁好就想掐死谁。

我本人就有过这样的遭遇。我年轻时曾在某编辑部混过几天，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我们编辑部主任似乎总看我不顺眼，我什么事也没做什么话也没说，可她动不动就给我小鞋穿，还到领导跟儿煽我底火垫我黑砖，弄得我在那儿的日子很是不愉快。我曾反复检讨自己，到底哪儿得罪她了，但越想越不得其解。直到后来我不干了，我的一个同事才对我说：“谁叫你混得比她好呢。你也不想想，你又是作家又是主席的，成天还有那么多稿费单，你就是什么不做什么不说，坐在那儿不动也让她觉得比她站着高，她不摆治你才怪了。”我这才明白这弯儿在哪儿。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不是说我仍对这位主任有意见，而是她让我想起名士嵇康。

我们都知道，嵇康是被钟会陷害而死的。实际上，史料关于嵇康和钟会关系的记载不是很多，我翻来翻去好像只有三处。一是说钟会年轻时很有才华，写了篇论文叫《四本论》，自己觉得写得很好很满意，因为他很敬仰大名鼎鼎的嵇康，想让嵇老师看看提提意见，当然也不无炫耀的意思，但是想到嵇老师性格很圪尥，担心见面后碰钉子，只好把文章从嵇家墙外扔进去，然后扭头就跑。二是说后来钟会发达了，约了一大帮当时的名士去看嵇康，嵇康和向秀正在大树下打铁，连搭理都不搭理他，让他觉得在那么多人面前很没面子，转身悻悻而去。直到一群人要走了，嵇康才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恨恨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三是说再后来嵇康牵连到吕安的案子里。吕安的老婆因为长得好，被他哥哥吕巽迷奸了，吕安一怒之下要去告吕巽。嵇康干了件不该干的事，他和吕氏兄弟关系都很好，所以劝吕安不要家丑外扬，私了算了。但事后吕巽仍怕丑事暴露，反而先发制人，诬告吕安忤逆不孝，扇他们母亲的大耳光子。魏晋那时候和历代反动统治者差不多，特别重视用“孝”字愚弄、统治老百姓，许多人都因不孝而获重罪，结果吕安被判了死刑。嵇康因为是涉案人，司马昭问钟会咋处理，钟会这时想起了嵇康对他的傲慢无礼，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嵇康这人是条潜龙，一旦起来很不得了。”结果司马昭把嵇康也杀了。上述情节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首先，钟会是对嵇康的傲慢记恨在心，逮住机会垫了他一黑砖，从而导致了他的被害，这个是有材料证实的。问题是，嵇康和钟会，从材料上看他们以前没什么过结，甚至有可能互不相识，那么他对钟会何以如此傲慢呢？从他对钟会的态度看，似对此人怀有很深的敌意，他又为什么如此敌视这个人呢？这方面的材料却没有。

近年来，我国经济技术迅速发展，促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工作收到一定影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我国事业单位财政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有， 对资产进行管理和对预算进行管理等。将两者进行结合，促使两者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因此，本研究分析事业单位的财政管理和预算管理如何有机结合意义深远。

材料没有的意思，就是历史在这里出现了空白。这对搞历史的可能是坏事，但对搞文学的却是好事。因为历史的空白之处，恰恰是文学家的用武之地。我们正好可以展开联想的翅膀，用想象去填补这空白。当然我们不是凭空瞎想。我们的想象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的。所以想到嵇康对钟会的敌视，我自然而然联想到我生活中的编辑部主任，并由此得出这样的推理。首先，嵇康和钟会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我们知道，心胸和气量通常要比大老粗小得多。两个大老粗闹矛盾，会立刻吵起来甚至打起来，吵完打完也就过去了。知识分子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既不动口也不动手，不动并不是说这事就过去了，而是在心里记你一辈子的仇，等有机会一起算总账。钟会陷害嵇康就是很好的例证。其次，正因为心胸和气量很狭小，所以谁也不能容忍别人比自己好。别人不好还能相安无事，别人一好必然义愤填膺。这种现象在文艺界尤其突出。高行健没得奖时，还说这人写得差不多，高行健一得奖语气马上就变了——就他那破稿也能得奖。莫言没得奖时，还说这人写得也差不多，莫言一得奖语气马上就变了——就他那破稿也得了奖。许多人甚至上升到政治高度，说瑞典文学院之所以把奖给这俩人，并不是说他俩比我们写得好，而完全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总之，谁越好越说谁不好。所以有俗语叫文人相轻。最后，既然受不了、不允许别人好，一旦看到好的人，假装冷若冰霜就是必定的，假装不屑一顾就是必定的，假装嗤之以鼻就是必定的，在这种假装的外表下，内心恨不能咬人一口也是必定的。结论就是这么的简单——一样都是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大名士，嵇康之所以敌视钟会，只不过是因为人家混得比自己好。你要问这可能吗？从人情世故的角度看，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想来想去，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可能。逻辑学常识告诉我们，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是就是最可能。

那么，钟名士比嵇名士好在哪疙瘩呢？我们一比就知道了。

阮籍如此，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些人都曾有过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有些人机会还不止一次，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全都选择了放弃。向秀担任过散骑常侍，也就是跟随皇帝左右的人，而且这官本身就有个职能，可以就重大问题向皇帝提建议，并可以规谏皇帝的过失，可他却选择了消极无为，只做官不做事，光出工不出力，就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儿一声不吭。用他自己的话：“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王戎担任过吏部尚书，也就是现在的组织部长，专门负责干部的选拔和任命，可是他在职期间，既没有提拔过一名好干部，也没有处理过一名坏干部，完全是在混日子。直到他后来做了司徒，位列三公，已经是国家重要领导人，仍然动不动把公事朝下属那儿一推，自己骑着马出去东溜西逛，见到他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三公。更有甚者，就是刘伶，让他担任个建威将军的参军，也就是给将军出主意的参谋，他竟对将军大谈无为而治。此人一生除了喝酒啥也不会，入伍后又把酒壶带到了军队里，一天到晚喝得烂醉如泥。有一次，他不仅在上班时间喝酒，而且就在办公室里脱光衣裳，赤肚露胯地狂喝滥饮，同事找他办事，实在看不下去批评他几句，他反而生气了，责备对方：“天地就是我的房子，房子就是我的裤子，你跑到我裤裆里来干什么？”

再看经历。钟会“敏慧夙成，少有才气”，也就是自幼就才华横溢，据说从皇上到群臣都对他十分赏识，十九岁就做了秘书郎，二十二岁就做了尚书郎，到二十九岁还不到而立之年时已被封为关内侯，最终力助司马氏扫平西蜀，完成了统一大业的第一步，被后人比作西汉谋士张良。百度词条给他的定义是“三国时期魏国名将、谋士”，“活跃于曹魏末年的玄学家、理论家和文学家”。嵇康虽说同样的幼年聪颖，但后来的成长道路一直很不顺，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是由母亲和哥哥嵇喜拉扯长大的，成年后始终郁郁不得志，只能在山野中四处游荡，可能还采过几天草药什么的，虽然身长八尺、仪容出众，一直穷困潦倒、衣衫不整。司马昭是曾想给他个官当当，却只不过是个幕府小属官。山涛是曾推荐过他任吏部郎，但仅是推荐，组织上能否最终任命还不一定。百度词条给他的定义是“三国曹魏时期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不论于当时于历史，地位和权重都明显错得远。

再看建树。钟会与嵇康一样都是玩玄的，但他弱冠时就已与王弼齐名，著有《老子道德经注》《周易尽神论》《周易无互体论》等，还写过大量的赋，张溥在《魏钟司徒集》题词中说：“览其遗篇，彬彬儒雅，有建安七子的余泽。”建安七子我们知道，文学等成就远远高于竹林七贤。王弼更是名重当时的哲学家，玄学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周易穷微论》《易辩》等。他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的玄学哲学，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可以说后面那些谈玄的，只不过是他的徒子徒孙。他的人生虽然短暂，只活了二十四岁就死了，清华历史教授王晓毅却认为：“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却以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钟会在玩玄界，小小年纪就能与此人齐名，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反观嵇康，可以说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著述无非《嵇康集》中那几篇，拿得出手的也就《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了，思想主张上无非“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只言片语、不成体系，说来说去也就在他的小圈子——竹林那帮人里算个人物。

我不懂书法，在我看来所谓书法家就是字比别人写得大，所以一直管他们叫写大字的。我听说嵇康的大字十分有名，尤其是他的草书，被后人称之为“精光照人，气格凌云”，“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时集，群乌乍散”。说实话当时看了如此之高的评语，还真以为至少在写大字上，无人能再出其右了。谁知后来翻了翻钟会的材料，才发现自己孤陋寡闻。钟会他爸钟繇，不仅官当得大，同时还是个大书法家，与另一大书法家王羲之并称“钟王”，南朝庾肩吾称其字为“上品之上”，唐朝张怀瓘的《书断》则将其字列为“神品”。受乃父影响，钟会本人的大字亦非同凡响，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钟会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 庾肩吾在《书品论》中，把写大字的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十七人，中品四十八人，下品五十六人，而上品中张芝、钟繇、王羲之为上品之上，钟会与索靖、梁鹄、韦诞、皇象、胡昭、卫瓘、荀舆、阮研等八人并列上品之下。张怀瓘在《书断》中，将钟会的隶书、行书、章草和草书均列为妙品，仅次于他爸钟繇的神品。在《书议》中称钟会“真书第五”，“章书第六”，“草书第七”。唐朝韦续在《墨薮》中更是武断道，从仓颉造字一直到现在，大字写得好的一共有一百零九人，钟会名列上品下。而在上述写大字界排名次的权威书中，没有一本提到嵇康排第几，仿佛他根本不入流。

似这等处处不如人的人，你叫他在钟会面前怎能不自卑。而自卑这东西，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激发人的追赶愿望，也可以使人产生抵触心理——谁比他好他敌视谁，把比他好的人当仇人看。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其他人群怎么样，但在名士——知识分子这一群里，据我所知它的作用经常是负面的。也就是说是后一种。我敢说幸亏钟会不归嵇康管，他只能对钟会傲慢无礼，钟会要是敢在他手底下领工资，像我在编辑部那时候，别说给钟会小鞋穿，不把钟会摆治死才怪了。我之所以敢这么说，因为钟会本人就是证明，他比人家好那么多，却连人家抵个触都不许，逮住机会一句话就把人家给弄死了。

9

我们说了，竹林七贤最大的思想主张，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听起来没毛病，但实际上恰是个我们常人最不能容忍的毛病。为啥呢？“越名教而任自然”，我的理解就是突破一切约束，自己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这个，要是只有你一个人还可以，你随便。问题是这世上除了你，还有许多别的人。我们知道，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格。这个格很低矮很狭小，待在格子里是很不舒服的。但也只有老实待着，大家才能相安无事。一旦有人觉得里面不舒服，还是出来好，硬要出格，那就完了。出来当然好，出来你就舒服了，可你一出来就挤占了别人的格，别人就不舒服了。所以我们总说，做人不能出格，就是这个道理。道理如此明白，可你还要出来，只图自己舒服，不管别人舒不舒服，那就不是任自然，而是任性自私了。七贤就是这样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一辈子都以自己为中心，只顾自己摆脱约束、释放人性，从来不管是否影响别人，不顾他人是个啥感受。

就以阮籍为例。此人一向无视礼法、放荡不羁、任性胡为，在女同志面前也不例外。要知道对封建社会的女子来说，清白和名节比什么都重要。败坏女人的名节，就是她们最大的伤害。可这人专干这种事儿。我们前面就已说过，他每次喝多了就往老板娘身边一躺，根本不管后来的顾客看见了会怎么想，不仅不管人家怎样想他，更加不管人家怎样想老板娘。他对他嫂子有感情，他嫂子回娘家他非要送，他嫂子不想让他送，就知道会招致人们的非议，一个女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可他不仅非要送，还说：“礼法岂是为我辈而设的。”他们村里有户人家，他跟人家根本不认识，但是见过这家的年轻女儿，可能为小姑娘的美貌所倾倒，后来女孩儿没等出嫁就死了，他听说后竟然“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往人家灵前一仆放声大哭，哭痛快哭尽兴了站起来就走，弄得女孩儿一家瞠目结舌。你想，人家一个小姑娘死了，村里一个最声名狼藉的流氓去哭得死去活来、如丧考妣，一村子人会怎么说。另外这人还有个怪毛病，一喝多就爱怪叫、叫得瘆人，而且不分时间和地点，根本不管别人是不是要睡觉，家里有没有月子娃儿。就像我家楼下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喇叭早上放晚上放，她们跳得兴高采烈、淋漓尽致，几个楼的人脸都跟苦瓜似的。

还有刘伶，就知道喝，早上喝中午喝晚上还喝，一天到晚烂醉如泥不省人事。我们说过他曾叫跟班扛着个铲，喝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他这么喝的时候不知想过没，他不仅是一个人，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材料上说他不仅有父母，还有老婆和四个孩子，而且家庭条件在七贤中最不好。父母岁数都大了，孩子年纪都还小，他老婆——那时候女的又不能出来上班，一家全指着他一个人朝家背面。他老婆为了劝他戒酒，哭得气短声长，说得口干舌燥，可他就是“任自然”，一句也不听。后来他老婆一气之下砸了酒坛和酒具，他为了喝酒还骗老婆，说这次一定要把酒戒了，但他凭自己的意志力戒不了，必须请求鬼神的帮助，让老婆去买酒买肉祭告鬼神，他可怜的老婆还信以为真，真的买了酒肉供在神案上，谁知他往神前一跪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抄起酒肉就大吃大喝起来，只片刻便又醉得死人一样。他的老父老母，还有老婆孩子，跟着他过的什么日子，史料找不到记载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不是看过很多控诉旧社会的电影吗，电影里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贫下中农，估计就是他一家的真实写照。谁跟他一家算是倒了八辈子霉。

这种“任自然”的人，可能远远看上去很美，就像后来司马光说的：“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可是千万不敢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出一个就够你喝一壶的。

我的生活中就曾有过这么个人，不信我可以说说他的故事。此人是我们地方一个老作家，我年轻时他还曾提携过我。他肯定不是名士，但一直误以为自己是名士，总是用名士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在只顾自己、不管他人上。他动不动打电话，“出来坐坐吧”，或者“叫上谁谁和谁谁一起坐坐吧”，坐坐就是喝酒的意思，每次都是他张罗他组织，让你还以为是他要请客，其实从来买单时都没见他掏过兜，哪怕一起坐坐的是个女的。等于你正好好家中坐，被他叫出去请他喝了一顿酒。这是一。他不想喝的时候，你叫他他可以不来，他想喝的时候，他叫你你却不能不去，不去就跟你急跟你恼甚至跟你摔电话。他不来，不需要任何理由和借口，只需一句“不想喝”就完了。你不去，就得说出为啥不去，你说有事他还要刨根问底有啥事，非逼着你编一套说得过去的瞎话不可。这是二。文人坐坐，主要还是说说话，喝酒吃肉是次要的，乐趣全在说话上。他不然。每当别人说话时，他都在那儿只管吃只管喝，而且都是低着头闷吃闷喝，六七十的人了吃得还特别多。等到他吃得了喝得了，便开始一脸不耐烦地催别人：“快吃快喝，哪那多么废话。”你要是还想再坐会儿：“这才几点啊。”他就会断然道：“那我先走了。”把一圈儿人丢那儿站起来就走，根本不管你扫兴不扫兴。你想想，是他张罗的坐一坐，而且他从来不买单，他却不管你吃不吃喝不喝，自己只管吃饱喝懵起来先走了。这是三。你请他喝请他吃，他还抱怨吃得不好。不是一回说不好，而是回回说不好，再好他也说不好。就像他平日议论时事一样，再好也要说不好。仿佛只有说不好，才能显示他的卓尔不群。经常是你请别人吃饭，想着他曾提携过你，把他叫去作陪客，想让他也跟着吃点肉。你看吧，每次都是他把自己当主客，其他人都是陪他的，从头到尾都是他在抱怨，不是这个菜做咸了，就是那个菜炒淡了。最后弄得客人都拉着个脸，真觉得你请客的这家馆子就是不好。你花钱请客，目的是为了让客人高兴，可他就有这本事，弄得你钱也花了事也费了，最后客人反而一肚子不高兴。以至于我甚至对自己发了毒誓，谁请客再叫他谁不是人。这是四。他这人还很奇怪，喝酒只喜欢中午喝，回回都是中午叫我去坐坐。他都退休多少年了，领着几千块的退休金，一天到晚啥事没有，一喝懵回家睡觉了，一睡就是一下午。我是个个体写作者，全靠写字吃饭的，一天不写这天就得饿肚子，一喝一睡一下午就啥也别想再干了，我哪有那么多下午陪他呀。可“任自然”的人就是这，他想怎么干就必须怎么干，他叫啥时喝就必须啥时喝。我都跟他说过一百遍了我中午不敢喝，而且把不敢喝的理由强调了又强调，可他还是坚持、坚决只在中午给我打电话。因为他只喜欢中午喝，中午一喝一睡他很快乐。你不喝？或者跟他商量能不能晚上喝？我说了他当场就给你摔电话。这是五。有一回他来了个外地朋友，那人岁数比他还大，都有八十好几了，他请人家吃饭叫非我也去。他每次请人吃饭，差不多都要叫上我，叫我的意思不是去吃喝，而是买单时故意拖拉着不掏兜，一直拖到我不好意思了，最后替他把单买了。这次好在是在晚上。结果他又是闷吃闷喝，吃饱喝足了开始催客人快点儿吃快点儿喝，还嫌弃地皱着眉头一再说人家客人啰唆。你也不想想都八十多的人了能不啰唆嘛。因为那客人又啰唆了几句，他竟一摔筷子自己回家了，把客人丢给了我这个陪客的。而且就是没买单。这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他走不久我和客人也离开了饭店，来到马路上我才发现那人已喝得完全丧失了记忆，丝毫也记不起自己住哪儿了。这一下可把我愁坏了。我总不能——把一个八十多的老人扔大街上，自己只管回家吧。没办法我只好给他打电话，问他咋办。谁知道他竟然让我去开个宾馆，把人扔到宾馆。气得我当时骂了他一句。我说：“你等着，我现在就把人领到你家去。”挂了电话我思来想去老半天，最后还是决定不能把人扔宾馆，你想那么大岁数的老人，何况又喝成这德性，把他一个人扔宾馆出了事算谁的。幸亏我后来想起老人在我们城市有个亲戚，而且那亲戚的名儿我还记得，把老人全身搜了个遍，搜出个手机并在上面找到我要找的名字，给那个亲戚打电话，问清了具体住址，打个车把老头送到了亲戚家，才总算把事糊弄过去。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造成的影响却很大。从那儿以后，只要是这种人叫我去坐坐，我连电话都不接。生气就生气，不玩就不玩。这是六。

我这么说的意思——你明白吧？实际上不论“任自然”还是任五六，往往人们交口赞誉、争慕效之的，那些带有名士特质、特征的玩意，仔细想想都是毛病，而且是令人忍无可忍的毛病，可以统称作让人受不了病。我曾看过一幅王西京画的《竹林七贤图》，画的是七个人在竹林里，或饮酒、或抚琴、或吹箫、或弈棋，看上去是那么的——令人赏心悦目、心驰神往。但是当时我就想，假设这些人都从画中走出来，今天就在你家住三顿饭也在你家吃，你会怎么样？可想而知，效果一定和鬼子进村一样。到不了第二天你就得叫警察。一直以来，人们把他们看得、夸得跟朵花似的，那纯粹是叶公好龙。

10

这是真的，这些人的全部生活就是这——喝酒，闲扯、弹琴，我翻遍诸史，并没见到有关这些人干过什么正经事的记录。似乎他们除了干这个，一辈子就没干过别的。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这是向秀著名的《思旧赋》。本来竹林七贤的毛病还有很多，比如以个人性情决定好恶，以个人好恶替代是非；比如语言偏激、激烈、好发奇言、狂言，故作惊人之语；比如从无感恩之心；还有自恋等。我本来的意思是再调侃他们几句。不过就在这时，我重读了这篇《思旧赋》。

这是向秀到洛阳公干之后，返回家乡的路上，途径山阳嵇康故居，想起当年他们七人在这里欢会的种种情景，不由得黯然神伤而作的一篇怀旧之文。这时嵇康已经被害，阮籍也已辞世多时。他在文中，以极其伤感的语气写道——我从遥远的京城返回故乡，乘小船渡过黄河，经过旧日朋友的居所。北风呼号，旷野萧索，我在寒意中下马缓行，寻找着挚友嵇康和阮籍的遗迹。我在一条长巷的尽头，看到了荒凉长草的故居，老屋仍在，但朋友的音容笑貌却早已远逝。睹物思人，我好像听到了《黍离》和《麦秀》那忧伤的曲调。我久久伫立在屋前，凝视着这个往日欢乐的地方。是真的，还是我听错了，这时候，我恍惚觉得有人在夕阳里、在深巷中，用笛子吹奏着当年嵇兄弹奏的琴曲……

此番重读，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其实七贤，也不容易。

其实人生在世，都不容易啊。

如此一想，便对自己说，还是算了，就让本文到此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