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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周易》视野下的和谐思想

更新时间:2016-07-05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浓缩地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认知结构等等。而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带有哲学思想萌芽性质的古典文献,《周易》对中国哲学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都起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与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周易》的思维方式,荣格认为它是“集合的”和“共时性的”,是以“一种非因果的平行对应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表现出来”,并将之命名为“同步原理”,并认为“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由此,承载在《周易》中的“易道”则“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风俗习惯” ,最终逐渐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思维结构,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精神领域中,并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因此,在这样一个逻辑前提下,笔者认为,目前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和谐思想也同样是在周易模式影响下的思维方式,深深地印上了《周易》的烙印。

2.4 重复性试验 分别对云南省8个地区苍耳子中的As、Hg、Pb、Cd 4种重金属进行含量测定,每个样品重复9次平行实验,并计算RSD<5%。见表6。

我们知道,《周易》从对世间万物及其动态变化的整体把握入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宇宙发生与演化模型,从符号系统的角度看,《周易》的各卦都是一个个关于存在的模型、图式。它分别用三个阴爻或三个阳爻、一个阴爻和两个阳爻、两个阴爻和一个阳爻,通过爻的变化,以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构成八卦,再由此八卦的互相排列组合,组成六十四别卦,而六十四卦最终汇集成为整个宇宙的模型,构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性宇宙架构模式和宇宙生成的符号系统和天、地、人相统一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万事万物都能在《周易》的架构模式中找到其存在的道理,所以,“《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而通观《周易》,我们可以发现“和谐”是《周易》重要的文化特征。“和”为静态之谐,“谐”为动态之和,和谐其实就是指在一个系统内,各个因素,不管是同一的还是斗争的,都能够共生共存。

在《周易》的卦爻之中,“既可以有内外卦之分,又可以有天、人、地三才之位;既有一卦之内‘承’、‘乘’、‘比’、‘应’、‘得位’、‘失位’、‘得中’之关系,又有卦与卦之间‘互体’、‘连互’、“飞伏”之联系”每一卦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同时又与其余之卦组成一个“与天地准”的系统,既和谐有序又变通无穷。“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八卦。”用天道之阴阳来归纳概括日月星辰天象,用地道之柔刚来归纳概括金木水火土五行,用人道之上下来归纳概括父子君臣夫妇人伦,天道通过阴阳下贯而为人道,天、地、人三者被艺术地统一在一起,每一卦的符号象征以及由卦辞爻辞所揭示的义理,既是宇宙的变化规律的显示,又是人事活动的方法与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由天、地、人所构成的三才之道,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的思想”,这就凸显了《周易》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整体和谐性的思维。在《周易》的整体和谐思维模式下,人遵循自然法则,天道成为人道的基准,是伦理道德的本体;天则视“人德”以行事,最终达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而天道、人道、地道的三者统一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说,《周易》以人效法天地、效法自然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宏大的宇宙图式,天人连成一气,自然之天与意志之天融为一体。所以,天人合一就内在地包含了“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层次。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对于已经存在的自然界,人们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其规律性且让它为人类服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某些规律,并且认识到规律对人的重要作用。于是,《周易》中许多卦辞中赋予一些自然现象以天意,同时对天意进行了解释,因而,“在周易古经中每一卦的卦爻辞都或隐或显地体现了人与天两个方面,两者互诠互显,不可或缺”。所以,《周易》要求人们依此占卜吉凶、预测未来,要“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立足于人事的现实,去顺应天地之道。所以,人应该效法自然的美德,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虚受人”。于是,在此基础上,天道、地道和人道就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周易》把天地之道当成社会生活、人类行为的准则,把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人的地位逐渐提高,最终与天地并列,“天大地大人亦大”,最终,三才之道重在突出人道,既包括对自身生理的认识、对内心的体验,也包括对社会的体察和自然的沉思。

这样,在天、地、人三个世界的转换中,《周易》以阴阳互动、刚柔相济为起点,总天、地、人三才而化之,通过“宇宙秩序——家庭秩序——社会秩序”的模式,构筑了和合共生的宇宙图景,将和谐之道完整地表达了出来。也就是说,《周易》通过这种“由天道推及人道,由天文开示人文的逻辑进程”,目的就在于将人与自然的和谐扩充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构筑和谐的社会人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周易》的立足人与宇宙和谐统一的思维模式,既是中国文化观念中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的根源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崇尚和谐观念最基本的根基,当然也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尤其是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走向。正源于此,“和”的思想得到后来儒家、道家、墨家等多家学派的阐发,成为中国思想上一个核心的范畴和首要的价值,由《周易》开启的和谐思路也引领了后续哲学家和谐理念建构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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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则立足于“道”本身的超越性,侧重天人和谐,淡化名利,看淡生死,复归自然,提倡不以“人为”违拗自然。它从“道法自然”出发,认为合乎“阴阳和”是万物构成的基本模式,强调“天人一体”,构建了自然、天人、社会、精神的完整和谐体系,并要求人顺应本性,返朴归真,顺应自然。

在《周易》的阴阳和谐思想影响之下,中国哲学特别推崇“和”。儒家思想注重从人性本身出发思考问题,侧重人际关系的和谐,通过“和而不同”、“中庸之道”,最终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孔子把“和”与“同”的区分作为儒家和谐思想的理论前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和谐为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原则,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做事应该“和”,必须“无过无不及”,并进一步认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应该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达到天人相知;董仲舒十分推崇“和”,认为“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崇尚整体和谐,把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看成和谐的最高境界;阮籍则把社会与自然的和谐贯通起来,认为“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宋明理学或从物我和谐推及人我和谐,或从人我和谐推及物我和谐,在理念上将天人合一的模式转换为“宇宙秩序—社会秩序—家庭秩序”三位一体的具体表现模式,通过道德践履把宗法等级制度落实到君臣父子之间;在实践操作上,则把宗法社会的和谐建构具体化为社会秩序、家庭秩序。二程以“刚正和顺”为“天之道”,张载则强调动态性的和谐,认为对立双方的矛盾可以通过和谐共处来解决。中国文化的和谐大背景和主色调,既是天人合一的具体展现,又丰富和强化了天人合一思维。

佛教思想则提出“中道”,要求人们远离事物的对立,远离有无等对立见解,讲求苦修来世,主张从静心修性出发,通过个体清心寡欲的苦修进入来世的极乐世界,以超然态度进入彻悟的心灵境界, 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并以内在的心灵和谐来促进外在世界的和谐安宁。作为其特殊形态的禅宗倡导内外无著、任运自在、返观心源、自性解脱,突出自我解脱,追求人自身内部的和谐,突出人的自我觉悟,突出了人的内在世界的和谐与平衡。

普通高校的大学生中出现对传统学业目标和知识的贬低,部分大学生不喜欢上课,经常逃课,宁愿去做兼职、在宿舍追剧、打游戏等,去上课的部分人也只是为了提高出勤率,获得学分,即使别人在勤奋学习,也撼动不了他们对学习的厌倦之心,他们在积极地维护自我的价值感。在认知上,他们反对传统的知识学习,对身边学习很努力的同学抱轻视的态度,认为获得实践经验才是最重要的;在情感上,学习动机不足,对其他非学业活动更感兴趣;在行为上,在其他活动中寻找自己的充实感、归属感和价值感,弥补在学业上与其他人比较而存在的弱势,或者间歇性地控制自己学习一段时间,以此来达到学校的考核要求。

尽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但儒道佛都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文化,形成了以‘和谐’为特质的注重天人、人际、身心和谐统一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受《周易》所开创的和谐方式的影响,中国哲学家常把人生论与宇宙观合在一起,把现实中人生道路的探索同理想的价值目标的追求合在一起,认识世界、指导人生并进而确定价值取向,寻找安身立命之地,成就理想人格。他们强调在现实生命中去实现人生理想,追求人生归宿,认为人生的“安身立命之地”既不在死后,也不在彼岸,而是就在自己的生命之中。所以,人要“修德”,从而把宇宙本体论问题变成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实践问题。这样,人的主体性被空前地激发起来,不仅可以与神相通而且可以成圣成王成佛。因此,“内圣外王”就成为了中国哲人和“士阶层”所追求的修养目标。所以,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社会秩序、家庭秩序、生理秩序的贯彻,和谐理念被转化为实践操作,整个社会宗法等级秩序的和谐建构过程最终被落实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功夫,是要“内在超越”。它以人生为中心看待宇宙、看待社会历史,追求人生的理想价值、达到美的境界,虽然其中必然涉及到对宇宙本体等内容的思考,但是均以人生论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主客一体、天人合一。因此,中国哲学代表性的看法是成为圣人,主张“内圣外王”,而圣人的精神实质就是人与天地同一,是天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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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昱州
《大家》 2012年第20期
《大家》2012年第20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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