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2日《人民日报》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得到社会各界和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代表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利益的中国致公党的政治态度颇具影响力，1948年6月9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主题是号召海内外同志加紧努力，拥护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宣言极大地凝聚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12月，陈其尤（左五）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抵达丹东

一、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五一口号”

1948年的中国面临着新的革命形势，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两种道路，两种命运”的争论非常激烈。国共两党以及民主党派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代表着先进发展方向的政党则对于历史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政党要实现符合本党党员和广大民众利益的目标，必须动员广大党员和基本民众参与特定的政治活动，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来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政治口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形式，政治口号的威力就在于它的内涵具有政治的鼓舞性、意义的深刻性和宣传的普遍性。

中国共产党善于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提出具有感召性的政治口号，以唤起广大民众对党领导的各项事业的积极参与，使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1948年4月30日，解放区《晋察冀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共23条。接着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香港的《华商报》也进行了刊登。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经济效益以年产2 100万立方米气体为基础，总需投资913.08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882万元，建设期利息12.3万元，产品销售价格为0.2元每立方米，正常年平均收入420万元，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21.52%，年平均利润总额为172.68万元，投资利润率为17.13%，投资利税率为22.64%，投资回收期为5.38年。

一是分析国内时局，讨伐反动势力，号召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其中第四条内容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当时国内政治腐败，经济面临着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时局动荡。以争取民主为核心、以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五一口号”一经提出，就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形成一股民主政治潮流。

三是创新制度建设，建立了多党合作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民国建立以来，我国就有关于“多党竞争”和“一党专制”的政党制度模式的试验，但因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而失败。中国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组成的各民主党派也在思考中国的政党制度。此时“五一口号”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则使他们深刻认同，精神振奋。这些主张具有多党合作的实质。统一战线是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一种策略，而民主联合政府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运作方式。可以说，“五一口号”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做了思想准备，更为此后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引领历史方向，号召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第五条内容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明确历史发展方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认识到中共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能力领导民众建立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确立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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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公党对中共及“五一口号”的拥护和支持

在近代中国外忧内患的局势下，国内社会各界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们纷纷组建了政党，来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在众多政党中，经过时间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理念和组织建设成为主导力量。而流亡海外的华人华侨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祖国的发展和变化，他们于1925年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中国致公党，致力于维护华侨的利益，促进祖国的和平发展。

1946年11月，在国民党宣布召开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前夕，中国致公党发表了对时局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决定，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宪法草案亦应根据政协原则修改，并声明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此举对美蒋是重大的冲击，对中共是有力的支持，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这一切表明，中国致公党从中央到各地组织的工作已经恢复，已成为民主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结束了致公党历史上党堂不分、党堂并存的局面，实现了党堂在组织上的分离。

抗战胜利后，陈其尤作为致公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积极推动致公党的恢复和发展。1946年初，陈其尤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控制，由重庆到达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等会合，积极恢复致公党总部的工作。致公党从1925年就已成立，且号称有40万成员，但这些成员隶属于全球各地的洪门团体，组织很松散，致公党内“党堂并存”的现象一直存在，各地的致公堂仍是独自活动。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停止活动，总部干事会的成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陈其尤认为应恢复并革新致公党。4月，他邀请正在广州的黄鼎臣到香港参加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在会上，黄鼎臣详细介绍刚结束不久的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胜利后的时局，指出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致公党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党派没有中立余地。黄鼎臣建议中国致公党参加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建议得到了陈其尤等中央干事会成员的赞同。会后，黄鼎臣由陈其尤介绍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并积极参加恢复致公党的组织工作。从1946年至1947年4月，陈其尤等为恢复与发展致公党做了大量工作。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不但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且在海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中，新加坡华人华侨最早加以响应。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人华侨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五一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

1931年，中国致公党总部迁往香港，为争取祖国富强和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致公党号召党员投身抗日，发动华人华侨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战。在国内外战乱的形势下，中国致公党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与磨砺。在战后纷乱的时局中，在国共对峙的情形下，有广大海外华人华侨支持的致公党对国是问题的主张和态度，对于国内局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历史转折关头，引领历史发展方向的“五一口号”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要求，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主张，成为中共用以吸引民众、团结民众、聚合民众的政治号角，主导了中国历史向合理健康的民主政治方向发展，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篇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中国致公党于6月9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认为中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代表全国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的民主的阶层的，与致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是正相符合的，因此大力号召海内外广大同志团结奋斗，拥护和支持“五一口号”。宣言极大地凝聚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力量。从此，致公党走上了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这是中国致公党长期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致公党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陈其尤（中）等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致公党代表

三、海外华人华侨对“五一口号”的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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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洲和南洋各国的海外华人华侨中有着深厚根基和影响的致公党也发表了通电，积极加以响应和引导。5月6日，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代表致公党联同驻港各民主党派领袖通电响应“五一口号”，随即又函电致公党美洲、南洋各地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结果一致认为今天中国的民主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主要课题，不仅是如何加速结束反动统治的独裁政权，还是如何建立真正属于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正当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到如此紧要的现阶段，在五一劳动节发布了23条口号，把中国革命的总形势和任务加以剖析，建立新中国是共同奋斗的方向和目标。致公党尤为同意中共这个响亮的号召，同时希望海外华人华侨一致响应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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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党从“反清复明”到辛亥革命，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对峙，都团结了广大的海外爱国华人华侨，从始至终，致公党的政纲都明确有保护侨胞权利的种种规定，是密切代表华侨利益的革命政党。因此，致公党对中共政策的解释和对“五一口号”的宣传，在海外华人华侨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广大爱国华人华侨纷纷以各种途径关心和支持国内的斗争，明确表示拥护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期待新中国的早日建立。华人华侨中的主要政治意见也通过致公党传达到了国内。

华人华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和一切爱国运动中从来都不甘人后，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被孙中山高度评价为“华侨是革命之母”。在抗日战争中，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海外华人华侨纷纷捐钱捐物，大力支援国内的抗战。在国共内战的时期，海外华人华侨对国内的局势非常失望，对国民政府倒行逆施的举措非常不满，而国民政府对于侨胞的利益也不予保护，使他们在有的国家受到歧视，利益蒙受损失。虽然他们没有回国定居，但他们对于祖国的关怀非常深切，他们希望新中国早日建立。他们中间很多是爱国的资产阶级和劳苦的工人，也有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他们将来可以回到自由民主的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这就是当时广大海外侨胞对于祖国的深刻认识和基本要求。中共发布“五一口号”，表明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保护工商业、容许资产阶级得到发展和合理的保障，与华侨本身的利益并无冲突。华侨曾有过的疑虑，都随着“五一口号”的对外宣布而消失。他们期待新中国的建立，并将在物质和精神上进行大力支援。

10月23日，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愿意将来回国参加新政协。10月30日，香港各报刊登了司徒美堂的声明，指出：“今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热诚表示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在港组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理，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此举代表了广大海外爱国侨胞的心声。

致公党作为代表海外华人华侨利益的政党，在此时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一方面对外宣传中共的政策和方针，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贡献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另一方面又传达和沟通华侨的意见和想法，为整合华侨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增添更多助力，起到了凝心聚力的作用，并在新中国制定华侨政策中贡献才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和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