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防洪局局长沈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根据1947年3月28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决议，为促进亚洲经济的战后重建与发展，作为联合国大区性组织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Far East，ECAFE，简称亚远经委会）率先在上海成立。由于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水灾频仍，而中国自古以水利兴国，历史悠久，人才济济，功绩卓著，1948年在联合国总部和亚洲国家支持下在上海成立了防洪局（Bureau of Flood Control of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Far East，BFCECAFE，时称远东防洪局或防洪局），多位中国专家担任过它的领导人。中国专家们在任上，以亚远经委会名义创建了“湄公河委员会”（Mekong River Commission，MRC，简称湄委会）和“台风委员会”（Typhoon Committee，TC）等国际水利组织，成为亚远经委会的重要业绩。当时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没有恢复，防洪局及其早期主政的中国水利专家的工作不能正常开展，也很少为国人关注。

主张设立防洪局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是亚太地区代表性最为广泛的政府间多边组织。当时议定上海为其永久会址（地址在北外滩黄浦路106号），1949年上海解放前迁泰国，1970年正式定址于泰国曼谷。而它下属的防洪局于1948年在上海成立，其局长候选人之一的沈怡回忆：考防洪局的产生，可以说完全是出席亚远经委会中国代表团的主张，当时中国代表团在会场上声势异常浩大，一言一动，各国代表无不马首是瞻。成立防洪局作为议案是1947年由中国代表团在菲律宾第二届亚远经委会会议上提出；1948年初在印度召开的第三届亚远经委会会议上得到确认（作为这次大会第11项议程获得通过）。水利专家须恺、谭葆泰等都曾名列中国代表团中。会后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就防洪局的机构及人选等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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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须恺就任防洪局代理局长，筹备一切。而这时国内政治军事局势已经明朗，须恺在年底出席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四届亚远经委会并报告防洪工作后，在香港逗留半年，1949年9月全家回到北京。须恺1915年考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毕业后留美，1924年获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水利系主任、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技术总监、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技术委员会主任、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学会理事长等职。作为我国现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先驱，须恺毕生致力于流域水利开发、水资源综合利用，主持研究制订淮河、海河、钱塘江、赣江等流域规划和诸多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河流治理和工程建设的著述也多有留世。他的行政职务不显，而技术职务不论解放前后都在高位，涉外工作证明他胜任海外工作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担任防洪局长时间短，1970年去世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没恢复，此前和之后披露他这项工作的信息都不多，但远东防洪局的筹建和成功运作，以他为代表的我国水利科技人员的贡献不能抹煞。

倡议组建湄公河委员会

防洪局继任局长沈怡1920年同济大学毕业，1921年留学德国学习土木工程，有德文著述出版，获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曾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市政工程学会理事长。战前十年任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工务局局长和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主席，参与《大上海计划》的制订与新市区建设；战后两年任南京特别市市长，兼任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主持制订《南京市都市计划大纲》，以及分区及专项建设计划。旧时水利包含在土木工程中，沈怡所学所用也从未脱离水利，1923年他有关水工模型试验的多篇文章刊登在同济校刊和《申报》副刊上，属国内早期系统介绍国外水工模型试验的重要文献。1942年在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任上，他主持建成世界第一座掺和土心墙土坝。就任联合国职务前的1946—1947年，他曾组织国内外专家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流域规划——《黄河流域多目标初步规划》。前不久出版的《黄河志》把他与李仪祉、张含英等一起列为黄河学者。

由亚远经委会防洪局直接牵头建设的另一个涉及水利的组织是台风委员会。台风委员会是亚远经委会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发起组织的一个政府间组织，其宗旨是改善和协调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防灾规划和措施，以减轻台风灾害造成的人员及财产损失。从台风委员会自编的外文大事记看到，尽管该国际组织由两个联合国机构共同组建，却是防洪局主导和首倡。台风委员会的成立源于1964年3月亚远经委会的第20届会议，会议建议与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开展台风调查。1967年10月它的专家会议在曼谷召开，建议成立区域性政府间机构，以促进和协调台风减灾，会议审议了筹备台风委员会的任务报告。1968年4月亚远经委会第24届会议在堪培拉通过了拟设的台风委员会章程。这时，世界气象组织执行委员会第20届会议的日内瓦决议也赞同设立台风委员会。1968年12月台风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于该组织成立临近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较早得到了中国政府支持。其秘书处最初设在泰国曼谷，1971年应菲律宾政府的邀请迁址到马尼拉，2007年2月正式迁址到中国澳门。在台风委员会成功运作的影响下，加勒比海地区、孟加拉湾地区、非洲东部，以及南太平洋、南印度洋国家也都纷纷成立各自的飓风委员会或者热带气旋委员会。我国确定台风委员会挂靠在国家气象局，水利部派出人员参加它的秘书处和水文工作组，并把与台风相关的山洪防御、灾害评估等列入水利部职责范围，延续了该会与水利工作的联系。

首开湄公河流域规划

谭葆泰从协助到接任防洪局长一职，在防洪局工作长达22年，为湄公河委员会和台风委员会成立及运行做了大量工作。他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后留学德国，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央水工试验所（现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简任技正，是一位水力学模拟研究和河工模型试验的开拓者。由于主持了黄河花园口堵口模型试验研究、试制大地测量仪器和水利测量仪器，受到国民政府和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嘉奖。在参与黄河流域规划的坝址比选中，推荐八里胡同坝址（现已合并于小浪底，作一级开发），质疑三门峡建坝“使用寿命必短”。70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记着他作为具体组织协调人和中方研究负责人的贡献。科研工作之余，谭葆泰兼任清华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水利系主任，1930年代起主持水工名词编订委员会工作多年，继汪胡祯、徐世大之后担任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刊《水利》主编。谭葆泰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担任联合国亚远经委会防洪局长和之后的水资源开发司司长，参与湄公河委员会创建，主持了湄公河流域规划。湄委会独立设置后，他仍然长期以水利专家身份参与其中工作。

“死鬼，接招！看我无敌旋风脚！”我一边喊一边把脚踢了出去。只见那些可怜的鬼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我打倒在地了。哈哈！鬼被我打趴下了！我得意地大笑起来，准备对付下一个目标了。

湄公河水量丰富、电能储量大、防洪减灾的任务重、可供开发的项目多，湄公河委员会成立前，中国专家主要做了基础性工作，测量和绘制地图、设置水文气象站点、预报天气洪水等。1952年湄公河洪水控制和水资源开发研究成果正式发表；接着编制湄公河下游水能资源报告；之后主持研究提出了详细建坝建议；1957年根据亚远经委会要求，组织泰国、老挝、柬埔寨和当时的南越对湄公河开发进行可行性研究，发表了合作开发报告，促成了9月湄公河委员会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谭葆泰使用多年积累的宝贵资料开展了全流域规划，至1970年在司长任上完成了湄公河第一个全流域综合规划——《1970年流域指导性规划》。1971年退休。这一长达数百页的规划包含了180多个大小不等、开发要求不同的项目，为未来30年的流域开发提出了一个框架构想。在河口至清盛间的干流河段上选择七个水电站坝址，总库容达2 589亿立方米，有效库容1 360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2 330万千瓦；远期（1981—2000年）修建干流梯级开发工程（巴蒙、上丁、三坡和洞里萨工程）等，其中巴蒙为高坝大库，需迁移人口30万。此外，报告还对航运、防洪和农业开发作了规划。虽然该规划在实施中不断修改缩水，但他在位时已建设老挝境内的南鄂水电站，发出又用不完的电力输送到了临近的泰国，变成了老挝的外汇收入。还接续前任从联合国相关机构、20多个国家和私人公司为湄公河委员会募集了数目可观的启动和建设资金等。中国工程师在湄公河治理机构的创设、规划的制订到实施的业绩已经载于史册。

倡建和支持台风委员会

二战后亚远经委会面临着远东灾区重建，湄公河治理自然是重头戏，防洪局责无旁贷，也与沈怡等人的工作经验相契合。1949年4月6日沈怡到任于曼谷，他的老同事谭葆泰被临时聘为咨询，另一位中国雇员保紫宸则任秘书。他就任初期，在有关国家赞助下组织了湄公河流域勘察和勘探，证实了湄公河开发潜力，开启了湄公河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多目标开发治理的序幕，促成了1957年9月湄公河下游流域调查协调委员会（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Investigations of The lower Mekong Basin）成立，成为湄委会的前身。他在任上经常带上助手乘汽船沿河视察指挥防洪，甚至顶着炎炎烈日，头戴大草帽，赤脚走进湄公河附近野草没腰的沼泽地里查看建闸地址。外文文献反映他组织的团队不顾车船劳顿，甚至工作在大象背上，调查、测量和取样，为湄公河流域规划治理积累了第一手资料。而发动沿河国家成立湄公河委员会、促进其成功运作，更成为他国外公认的政绩。这一时期湄公河委员会是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赞助下开展工作，而防洪局实际上就是湄委会的秘书处。2016年大陆再版了他在台湾撰写的《沈怡自述》。他编辑的颇具影响力的“Flood control series，United Nations Bureau of Flood Control”（史称联合国防洪系列文献），以及丰富的外文档案资料，都记载了以他为代表的我国水利科技人员的这一历史贡献。

1949年后联合国机构里的中国籍职员意识到自己热心推动成立防洪局并在其中任职，但已不能代表中国，亚远经委会属下的湄公河委员会和台风委员会成立不久便独立设置，与防洪局一样与中国没有官方联系。直到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局面才有改观。当时包括水利专家在内的中国籍的官员级职员和口译笔译人员共有百余人，因为周恩来总理让人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打电话让他们安心工作而深受感动。防洪局之后的水资源开发司、自然资源司接连从国内抽调张炳熹、范乐年、张海伦、石广长等多位专家，选任为司长，新老合作配合“令人难忘”。上述国际水利组织的工作从此也揭开了新篇章。

湄公河发源于青海杂多县，流经西藏、云南，统称为澜沧江，出境后流经缅泰老柬越等国和万象、金边、胡志明市等重要城市，注入南海。随着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保护和管理成为共同目标，泰老柬越四国成立了新湄委会，1996年中国与缅甸也正式成为它的对话伙伴。2002年我国水利部协议向湄委会无偿提供其上游澜沧江的汛期水文数据，同时与湄委会及其成员国广泛开展经验交流、技术培训、实地考察等活动。2013年秋天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国在湄公河沿岸和台风影响国家加大了投资开发力度，开发项目取得了中外互利双赢的成果，受到有关国家欢迎。2015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六国外长会议在云南景洪举行，会上六国外长一致同意正式启动澜湄合作，宣布合作机制建立。继中国气象局派员当选台风委员会主席后，2015年又派员担任台风委员会的秘书长，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设有台风委员会培训中心。在上海台风研究所创办了《Tropical Cyclone Research and Review》会刊，许多研究项目在中国启动。为表彰中国国家气象中心在台风预报预警上取得的成就，台风委员会向中心颁发了“台风委员会金塔纳减灾奖”。这些都表明中国对这些国际组织的有力支持。

今人读荀子《劝学》，最喜欢讲的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总是梦想超过老师，却很少提及同文中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之句，其实荀子早就预见到后辈学生的骄狂。

参考文献

［1］郑先武.亚远经委会区域合作实践与“亚洲方式”初创［J］.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2）.

［2］陈丽晖，何大明.澜沧江——湄公河整体开发的前景与问题研究［J］.北京:地理学报，1999，54（1）:55-64.

［3］沈怡.沈怡自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6（3）.

［4］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of Investigations of the lower Mekong Basin.The Mekong Project 1972［DB/OL］［.1999-12-08］.http://www.Mekong Committee.org.

［5］Mekong River Commission.1995 Mekong Agreement and Procedures［EB/OL］［.2017-02-01］.http://www.MRC.org.

［6］The Committee Chronology in 1964-1968［DB/OL］.［2017-02-08］.http://www.TC.org.

［7］Marcia Merry Baker.The Mekong River Development Plan［EB/OL］.Issue of EIR，Volume 21，200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