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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探微

更新时间:2016-07-05

康有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遭受列强瓜分,国势危急。康有为作为近代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提出了旨在救亡图存、富国养民的物质救国主张。康有为游遍4个大洲、30余个国家,在总结世界近代化经验,实现中国富国养民发展目标时,他曾明确地提出:“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行之六者,国不患贫矣”[1]P37-39。与此同时,康有为强调:“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1]P39。康有为的富国养民思想在其《物质救国论》一书中得以充分体现,其核心内容即振兴工商实业经济、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强大国家军备防务等等。

一、《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的核心要义

康有为富国养民思想是在《物质救国论》一书中较为系统提出的,其着眼点在于通过发展工商实业、科学技术、军备防务以及民政事业达到富国养民的国家发展目标。康有为认为:“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4]P63。对于“物质”含义的具体阐释以及救国的有效途径,康有为明确提出:“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4]P71此时的中国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成为救亡图存的利器,有之国强民乐,无之国衰民怨。在国势危急之际,康有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国贫民穷的现实处境,他在《农工商总序》中强调:“夫以尽竭天下之财,而犹不足以为国,尽免天下之税,而犹不足以富民,然则今之谋国其穷哉!其穷至是,尚不思所以变计,是坐而待亡也”[2]P358。要想改变这种严峻状况,实现富国养民,必须在振兴工商实业经济等诸多方面进行变革。

(一)振兴工商实业经济,实现富国养民。康有为特别重视在振兴工商实业经济中加强工业的建设与发展,他将工业与交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关键性环节,将其看作是“富国”“养民”“强兵”的首要措施。康有为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将国家发展定位于“工国”,他明确指出:“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傎乎?皇上诚讲万国之大势,审古今之时变,知非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则所以导民为治,自有在矣”[3]P302。康有为以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自强、讲物质学为实例,呼吁进行工商实业发展,增强国力。他在《彼得学船工》一文中疾呼道:“盖深知彼己之短长,极校国力之厚薄,乃至强弱之故,不在人民之多寡、土地之大小,而在物质工艺之兴盛与否也。故遍观各国,有物质学者盛强,无物质学者衰微……若中国则数千年之政法,本自文明,所乏者独物质耳。若能如彼得之聚精会神,率一国之官民,注全力以师各国之长技,则中国之盛强,远过于彼得,又可断断也”[4]P65。康有为从制巨舰、学医术、造钟表、开工厂、练海战等诸多方面,主张振兴工商实业经济,实现富国养民的目标。与此同时,康有为认为大工业的发展是增进国民文化水平、克服愚昧守旧心理、改变社会风气的重要前提。康有为还提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政策性措施,即通过废除洋务派实行的“官办”与“官督商办”等工业企业经营形式,鼓励“民办”性质企业发展壮大。康有为指责它们“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1]P38。为了促进国家工商实业振兴,康有为主张国家应当允许个人进行投资办厂、从事轮舟行业以及经营新式工商业等等。康有为认为除了铸银圆、发钞票的银行以及从事邮件投递业务的邮政局等应由“官方”经办之外,其余诸如交通运输、工商贸易等行业都应该“纵民为之”。康有为主张国家通过各种形式鼓励、推动、促进民营企业壮大,并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裕强大,多由“保商”政策带来的良好结果,而我国之所以国穷民贫,皆因“商务不兴”造成的不良后果。康有为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工商实业经济,根本改变中国愚昧守旧、贫穷落后的悲惨境遇,才能使中国“无敌于天下”。

40年来,中国水运从落后到领跑,船舶制造从一穷二白到数一数二,港口发展从老弱小到高精尖,海工制造名扬海内外……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王制》)

一是彰显炽热深沉的爱国情怀。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彰显其矢志不渝的炽热深沉爱国情怀。康有为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及戊戌变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性事件。在目睹耳闻西方列强对中国百般侵略欺侮之后,痛感国家与民族积贫、积弱状况的严重性,发奋拯救危亡的国家与民族。他曾写下满腔悲愤的诗歌:“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更无十万横磨剑,畴唱三千《救勒歌》?”[9]P51888年12月第一次上书未能上达,遭受挫折,并没有改变康有为满怀的爱国热忱,他以诗歌明志:“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扶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9]P5。康有为念念不忘拯救危亡的国家和民族,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独立,为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而奔走呼号。正是炽热深沉爱国情怀的驱使,让康有为有了孜孜不倦探求救国、救民的高涨热情,为《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惊呼:“天之将暝,为时不多;夜之将旦,鸡鸣嘐嘐。迂道而行,将不及期;之楚北马,愈远愈非”[4]P64。以时不我待的爱国热情呼吁国民探寻富国养民的良策,改变积贫积弱的困境。

以科学家和其主要学术贡献为名称,如试用版(上海)高中地理新教材第一册的“哥白尼的‘日心说’”、“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第二册的“杜能圈”、“韦伯工业区位论”等专栏,介绍科学家的学术贡献及形成过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冲破古罗马教会和封建神权势力的强烈攻击后才最终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标志[2]。

康有为于1904年写成了《物质救国论》一书,他在研究世界近代化国家竞争经验基础之上提出了旨在富国养民的“物质救国”主张,《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彰显康有为炽热深沉的爱国情怀,博采众长的开放姿态、民为邦本的发展理念。

康有为以德国俾斯麦首相“铁血政策”为案例,进一步论述国家军备、防务对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盖争乱世立国之需兵也,犹冬寒雨雪,人之需衣也……故夫能自立而自保者,兵也;号称为文明,使人敬之重之者,兵也;掠其地,虏其民,系缧之,劫夺之,奴隶之,而使人稽首厥角,称功颂德者,兵也。兵乎兵乎,人身之衣也,营垒之壁也,文明之标帜也,土地文明之运取器也。立国而无兵,是自弃其国也”。康有为总结美国、德国、俄国、英国及法国等国家军备特点之后,结合当今世界发展大势,认为“方今新世,以海为万国交通之大道……言乎海,则凡有海舰者,即皆为界焉”[4]P75。在分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国迅速崛起的原因时,他提出这些国家竞争实力的日益强大得益于其海军力量的不断上升。康有为明确指出:“大地万国,何国以数十年之间,增国有百倍者乎?莫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矣。是四国者,皆起于蕞尔……以先从事于海故,故骤致膨胀……是故有海力者,可谓为虽弱犹强,虽死犹生也”[4]P76。在明确国家军备防务重要性时,康有为以我国“海陆兼备型”国防特点为出发点,主张在壮大陆军的同时,注重海军建设。他强调:“今将欲统筹兵备,则海陆军固乃国所公有,而不可少缺矣”[4]P75。康有为提出海军建设与发展问题,出于我国是滨海国家的考虑,本应像英国、法国等国家一样“以波涛为国者,犹以周行地球立国也,宜其旗之遍日月出入哉”[4]P76,但实际上我国却“仅在保守门户”[4]P76,结果则是“吾国滨于太平洋而无海军,何异万宝储藏,海盗环集,而孤岛无舟,坐待贼至耶”[4]P76。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作为军备防务的有效力量,那么作为临海国家纵使有万里海疆不过是“敞开的国门”,遭受外来力量入侵时只能束手无策。事实上,近代中国遭遇敌人入侵的悲惨境况恰恰是“西来海盗”造成的。

二、《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的精神彰显

(三)强大国家军备防务,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康有为谈救国“物质”时,并不是抽象虚幻的,而是有实在载体的,他将“工艺、汽、电、炮舰”[8]P35等连用。事实上,在康有为看来实现救国的“物质”不能依托于“虚气”[4]P72,而是必须落实到直接体现国家实力竞争的强大国家军备防务上。康有为在游览欧洲诸多国家之后,借鉴其强大经验时提出“强国在军兵、炮舰,其本质则在物质”[4]P74的重要论断。明晰了强大国家军备防务在增强国家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他强调:“夫方今竞争之世何世哉?吾敢谓为军兵、炮舰、工商之世也……今我中国而欲立国于竞争之世,强兵足民皆当并起而不能少缺也”[4]P74

为了将近代化科学技术应用于强国富民各项事业中,康有为主张发展教育事业,通过在全国各地设立学堂或学会等形式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康有为认为只有设立了各科专业性的学会,才能促进科技知识和业务信息的交流。他还建议设立考工院,专门培养从事外国技术书籍的翻译和科技人才。正所谓:“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砺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7]P141。康有为在论述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必要性时,强调了国家“物质”大发展与国民“民智”大提升的关联性问题。他明确指出:“夫天下民多而士少,小民不学,则农工商贾无才,产物成器,利用厚生,既不能精,化民成俗,迁善改过,亦难为治,非覆帱群生之意也。故教有及于士,有逮于民,有明其理,有广其智。能教民则士愈美,能广志则理愈明……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5]P130-131。康有为还提出了诸多发展近代科学技术、提升国家教育水平的可行性举措,比如鼓励地方兴办学校、翻译外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设立多种形式图书馆、废除八股取士、改革教育教学内容以及允许民间办报等等。

(二)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为了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康有为还提出了一系列鼓励科学技术进步的措施。他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5]P564。康有为认为科技创造了当代新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社会各产业的发展,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他在《物质救国论》中明确指出:“夫电线能通语意于万里,铁路能缩大地于咫尺。旧国经年而不能通一信,舟车数日而不能至者,今则皆以顷刻成之……汽船一出,沧海无垠,遂使大地交通,亚欧邻比……全球之地理人类,实赖此而发明变化”[4]P80。包括电信、铁路等在内的近代化科学技术使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作用至关重要。康有为举例说:“水压力、天然煤气、电线、海底电线、电话、留声、显微镜、千里镜、光线、电气灯及电力运传机器、蒸汽捶、蒸汽唧筒,今新世界尤要之物质学,凡军国民之大用……则以至粗易其至精者矣”[4]P80。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具体分析了欧美各国科学技术之所长,对如何在国内兴学,如何派遣留学生,如何聘请外国专家等都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如学机器宜到苏格兰,学电学、汽机宜到美国,学实用科学宜到德国,学工艺宜到意大利等等。这是一份关于促进近代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初步纲要。康有为物质救国思想中所倡导的“物质”体现在科学技术上有三层意思:第一个层面指的是“基础性科学”,比如光、电、地理、天文、算数以及生物等;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实用性科学”;第三个层面指的是“专门性科学”,比如工艺、军兵、炮舰等等。康有为认为正是这些“物质学”而非政治律令、学理智论等“虚气”成为西方国家横绝于世界的根本,也是当前国人必须掌握的本领与技能。

二是彰显博采众长的开放姿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彰显其“开眼看世界”的开放姿态。康有为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英才,但他并不拘泥于封建传统,能够做到“开眼看世界”,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成果,借以改造危亡的国家和民族。1879年,康有为到香港游历时目睹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象,就采购西方书籍,认真地研读,学习其精要。康有为以博采众长的开放姿态“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其“物质救国”主张中富国养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介绍了诸如美国、俄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迅速崛起的先进性经验,并提出了“宜往苏格兰学机器;学电学莫如美,汽机亦然;职工学宜往德;画学、乐学、雕刻宜学于意”[4]P89-93等富国养民的具体性措施。应该说,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不是故步自封、闭门造车臆想出来的,而是在游历欧洲诸国之后形成的,正如其在《物质救国论》的《序》中所言:“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寝卧寝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变之所至”[4]P63。因此,康有为汲取西方强国的先进经验,提出“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4]P71的主张,进而阐释富国养民思想。

三是彰显民为邦本的发展理念。1895年5月,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阐释了他变法图强的重要主张,明确提出了“富国六法”,即:“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6]P70以及“养民四法”,即:“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6]P72。他进一步强调“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6]P72。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指出:“盖其本又在富民。民不足,国孰与足?富民之本,在精治农、工、商、矿、转运之业而更新之”[6]P397。在康有为看来,养民是富国的根基,如果没有国民百姓的富足,则不会有国家的强盛,那么强兵、富国就没有了稳定的基础。康有为在《论省、府、县、乡议院宜亟开为百事之本》一文中明确指出:“则其他开学校,设医院,恤孤贫,立劝工场,开农利局,兴航海,举实业,办银行……令人怀国耻,人思自保,人人有亡绝之忧,则人人乐于重担,不待良法之日出,而大力已举矣”[6]P424。康有为在分析我国“以农立国”的传统文明时,指出“古圣专意农桑,乃为之擘画细微,深计民生之曲折”[6]P406。应该说,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中富国养民思想既是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体现,也是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理念的彰显。

结合数据库技术与应用课程特点及教学体验,按照“案例导向、项目驱动”的教学方法[7],选择专题项目作为案例,通过项目案例将数据库技术与学科专业关联起来,将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融为一体。课堂教学按教学线进行,以讲解基础知识为基石,介绍项目案例为主,讨论为辅。实践教学按实践线进行,以项目开发为主,模拟企业的项目管理和开发过程,以项目开发带动数据库课程的理论学习,每一个子项目按照“任务实现→问题分析→知识储备→项目实践”的模式,使学生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数据库的知识和技能,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并与学科专业相融合。

三、结语

“物质救国论”与“文化改造论”“政治革命论”成为推动近代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三种重要力量。任何一种论说并没有完全否定其他的选择,差别在于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康有为大力提倡“物质救国”,并没有忽视政治、文化等方面对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作用,即使极力盛赞“物质”之时,他也没有停止对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设想。事实上,20世纪中国近代化的曲折历程进一步证明,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主张以及富国养民思想的基本取向是有道理的。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中振兴工商实业经济、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强大国家军备防务等富国养民思想的核心内容有着历久弥新的借鉴价值。现代中国的和平崛起,既需要“硬实力”作为后盾,也需要“软实力”作为补充,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增长需要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的伴随。康有为“物质救国”主张及富国养民思想并没有过时,但需要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不断丰富和补充。“物质救国”主张及富国养民思想不仅使我们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认知更加具体化,而且对当今走好现代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康有为全集》(第3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康有为全集》(第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6]《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康有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齐春晓《:康有为富国养民思想探析》《.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3期.

[8]单世联《:“文明”与“武明”之辩证——康有为“物质救国论”的意义》《.学术研究》,2011年第10期.

[9]张涛光:《论康有为的物质救国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徐田
《档案与建设》 2018年第04期
《档案与建设》2018年第0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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