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这一重大论断后就引起了人们广泛、深入的讨论。艾四林、康沛竹（2018）指出，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为判断社会阶段新特点和确定主要任务的依据，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重要经验。［2］李君如（2017）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指出，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判断是十九大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把握这一主要矛盾转化必须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的问题，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加以思考和研究。［3］刘同舫（2017）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在逻辑。他认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内在逻辑，是在把握时代发展变迁的基础上依据社会主义所处的新历史方位作出的科学论断，蕴含着深刻的现实与理论的必然逻辑。［4］杨生平（2017）以毛泽东《矛盾论》原理阐释为基础，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关键还是要抓住发展，要落实新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同时要以经济发展为龙头带动社会各方面综合发展。［5］虞崇胜（2018）认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是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方面深度思考、对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精准定位的结果，并这一主要矛盾可以精准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全面不充分的矛盾”。［6］刘须宽（2017）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方面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契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要谨防单向供给、迎合低级趣味、超越中国国情等几个误区。他还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引导先富起来的地区反哺欠发达地区、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立体多元化的需求以及积极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等五项对策思路。［7］

由此可见，当前关于社会主义矛盾转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分析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如理论逻辑、历史渊源和时代特征；二是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内涵展开深入分析，特别是集中精力分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三是探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现实影响。毋庸置疑，这些都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问题，需要认真把握。但是，在关注这些议题的同时，更应关注这一新论断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基于此，可以从新时代、新思想、新实践的结合上，全面理解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所彰显的时代价值。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蕴含着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

所谓时代，一般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根本依据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新时代，不能简单地从时间进度上来理解，而要将其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生产力获得了极大释放，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这实际上就预示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深刻时代背景。

人类社会是在旧矛盾不断解决、新矛盾又不断出现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思维，科学准确地把握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战略思维方式。毛泽东同志早在1937年的《矛盾论》一文中就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8］社会主要矛盾，就是在社会诸多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这一概括出发，中国共产党合乎逻辑地体察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结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后，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都延续这一结论。例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没有变”的论断，强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也并没有发生变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9］因此，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我国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概括一直没有变。

长江经济带是贯穿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部新跨越”的重要经济带，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举足轻重，是高质量发展的“样板房”。随着“一带一路”大政方针实施，对外交流合作越来密越切，来华的外籍人士也越来越多，公示语的翻译研究也越做越大，尤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我们应以认知语用学理论为指导，语言环境创建论为依托来规范公示语的翻译，从而拉动长江经济带经济腾飞。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作为新时代的理论创新体现在它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在成功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后，随之而来的是要认真解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努力促进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具有动态性和递进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目前我国社会需求已发生结构性变化，即从总体性需求与供给矛盾转变为结构性需求与供给矛盾，从短缺社会中的生存型矛盾转变为丰裕社会中的发展型矛盾，从单一以物质生活为主的矛盾转变为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多元化矛盾。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越来越注重非物质性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满足。从需求层次上看，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越来越强烈，民主参与、诉求表达、利益维护、相互尊重、自我发展、价值实现等方面的需要越来越突出。在这里，与社会不断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发展”已是一个表征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制度、行为等现代化程度的综合性范畴，极大地拓展了人们以往对发展概念的狭隘理解。

矛盾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唯有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事关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才能为制定新时代行动纲领提供科学的学理阐释和现实依据。［22］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个坚持”。这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进入新时代的实践要求。在这“十四个坚持”中，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直接相关的就多达八项，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以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等。［23］其他基本方略如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等也都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有间接关系。这充分说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基本上是围绕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展开的。新时代的新实践，要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要求展开，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物质生活资料匮乏，我们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面对的是“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基本国情。通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飞速发展，我国已彻底改变传统落后的社会生产局面。就社会生产力而言，我国已基本完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进程。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产值超过全球三分之一；交通运输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高铁已达2.2万公里，超过其他国家总和。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我国已成为制造大国、贸易大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12］原先“落后的社会生产”的提法，显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发展现状。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角度来看，随着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不能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求。习近平认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3］在2017年发表“7·26”讲话时，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期盼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14］显然，综合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盛，“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已不能准确反映客观现实，适时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概括是对社会新实践取得新成就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需要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源泉和动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主要根源，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中，发展不平衡，主要指“五大建设”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发展不充分，则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如我国在信息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教育生产力、文化生产力与服务生产力等还相对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19］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突破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一要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改善供给侧结构入手继续推进充分发展。二要遵循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在实现平衡发展上下功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尤其是在协调收入分配上，把“蛋糕”做大的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要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打好脱贫攻坚战，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彰显着新时代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发展的前景。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5］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既是长期发展成就的体现，同时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时代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内在动力。

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是最新理论成果的生成基础。［17］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一系列重大的时代性课题，需要在理论上作出科学回答，以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之所以有说服力，就在于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的解决就是思想本身的理论建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重大时代课题将不断摆在我们面前。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总体上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作出系统完整的回答，形成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创立、发展和成熟的时代。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直面我国改革发展的新特点、新问题，以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形成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而这都离不开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深刻分析。

由图5可以看出，对于相同中心锥结构的旋流器，柱体部分的最大切向速度要大于锥体部分的最大切向速度，因为中心锥结构的加入会导致液流进入溢流管的流动空间减小使流速变大。随着上锥段底角的减小，特征线上旋流器的最大切向速度先增大后减小，与其他上锥段底角相比，上锥段底角为45°的旋流器内有更大的最大切线速度，说明适当的减小上锥段底角可以获得更大的最大切向速度，更大的最大切向速度也是降低旋流器分离粒度的有利条件之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理论创新的层面提出，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八个明确 ”，［18］其中一个最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就是指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解决途径。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发展的内涵和重点、理念和方式、环境和条件、水平和要求与过去有很大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进入新常态。这就要求各项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使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好地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针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意味着现代化是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需要新思想的引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基于此而生成的系统性理论创新成果，它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新境界。

综上所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概括深刻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发生的新变化。我国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从产品的供给水平上看，尚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高层次化、综合化、非物质化的社会需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已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认识与新概括，将矛盾的主体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矛盾的客体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真实状况，也更能反映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现实面貌，这是我们党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最根本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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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演进的。当事物内外部条件发展变化时，事物的主要矛盾也会发生相应变化。［10］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概括，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步成就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美好未来的必然要求。“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1］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实践促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推动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与新的时代坐标，意味着中国彻底摆脱贫穷落后面貌，跨越到民族复兴自信的时代；意味着由侧重解放生产力到全面优化生产关系的时代；意味着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到强起来的时代。这就是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判断，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坚实基础之上。

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出了新时代的实践要求

任何一种理论思考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现实发展，更好地制定未来的发展政策。［20］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以毛泽东《矛盾论》为代表的理论创新成果，并用这些创新成果观察中国社会，准确判断和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据主要矛盾的判断来确定方针、政策，这是党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21］新矛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则会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新实践提出新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比如，它要求从根本上决定了新的历史使命、新的目标任务、新的发展思路和新的工作着力点，对新时代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全局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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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党的重大任务是要更加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新的多样化需求，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着力使全体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着力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新进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国社会生产进一步向重视发展质量与综合效益转变，人民生活进一步向追求生活内涵的丰富性与品质的高尚性转变，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进一步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整体目标聚焦。这些诸多新变化，究其本质则是进一步强调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的生活方式的内在统一，更加凸显人作为社会生产的目的之所在。这就在发展实践上提出一系列的新要求。例如，改革开放之初，为迅速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非均衡化发展策略。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实际效果看，这一政策促进在全国形成一些经济快速增长极，资源、资金、人才、劳动力等要素向“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等区域聚集，对其他地区形成很强的引领示范作用。但是，也导致区域之间差距拉大。正如此，党的十九大首次正式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将其纳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一。再如，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当前，我国社会人民群众的整体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住房、医疗、就业、养老等事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保障和改善民生仍然是各级政府需要高度关注的重点工作。随着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正朝多样化、品质化的方向发展。以人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为例，其既包括维持生存最基本的生态条件，也包括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高端生态享受。

“在这次工作坊的学习中，我发现学情调研原来有深层的理论支持，就是知识建构的理论。人类建构知识，总是以自己原有的知识为基础，而学生建构新的知识，同样是以自己已有的知识或生活经验为基础，这就是我们教学的逻辑起点。有时教师讲了好几遍，有些学生还是不理解，这是因为教师的教学是建立在成人认知基础上的，没有结合学生已有的认知，特别是没有深入了解和分析不同层次学生理解的个体差异。可见，学情调研是多么重要。”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为推进改革创新确定了聚焦点。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步累积，新一轮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变得更复杂。如何直面新矛盾、新问题、新情况，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攻坚式改革的推进，意味着全面优化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人民的需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就消除分配不公而言，亟需在生产关系领域中通过调节分配制度来实现分配正义。［24］面对新时代的新实践，我们要围绕高质量、精准化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全面部署深化改革创新的各项工作。尤其要全面把握人民对物质、精神、尊严、教育、就业、养老、住房、环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及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五位一体”方面统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25］

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实践中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键。党的十九大提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26］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贯彻新发展理念就是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既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以及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更是针对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出来的。其中创新是第一动力。贯彻创新发展理念就是将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种形式的创新，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27］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就是让协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着重解决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产业不平衡等突出问题。以解决城乡不平衡为例，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8］的二十字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让绿色成为普遍形态，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就是让开放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就是让共享成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人民群众在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十九大的一个新提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是进入新时代的一项新实践。经济体系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体系。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这一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战略目标。这是因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立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居于国际产业链中高端的产业体系基础之上，是解决我国供给体系的总体质量还不高、发展还不充分不平衡的有效途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始终是一个递进式的发展过程，因而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必须是可持续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发展改变供给的约束条件，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才能为平衡性、充分性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从而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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