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顶级信息学院联盟年会（iConference）是国际信息科学与图书情报领域的顶级学术盛会，会议一直致力于通过跨学科交流不断拓展信息科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信息科学的内涵。iConference 2017于2017年3月22日至25日在中国武汉召开，会议主题是：“影响·拓展·提升：跨越信息社区的全球合作”（Effect·Expand·Evolve:Global Collaboration across the Information Community）[1]，来自国内外 500 多名信息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本文作者有幸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代表团成员参与该会，以实际参会经验和会议文本分析为基础，本文对信息科学研究中档案研究的边缘化问题及其突破进行了初步研究。

1 信息科学研究中档案研究的边缘化问题

iConference是iSchools联盟的年度重大学术盛会。iSchools联盟起源于2005年，主要由研究信息本质、信息的使用和用户、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学院构成。iSchools联盟挑战性地淡化和模糊了具体的信息门类，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探讨信息研究的可能性。只要对信息、技术和人及其之间的关系有兴趣，能利用信息促进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不论是侧重于“信息本身及其运动”的学院，还是侧重于“信息利用和用户”的学院，抑或是侧重于“信息技术及其应用”的学院，均可加入到iSchools联盟中。事实上，iSchools联盟中包含了众多专业学科，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信息通讯、网络管理、媒体研究、档案学，等等，这些专业的“大包容”和“大集合”也促使iSchools联盟不完全是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而是统筹这些要素进而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跨学科”特征。

档案信息作为信息家族的一个重要门类，同样可归属于研究信息、技术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据调查，在iSchools联盟中的83个成员学院中，有36个学院明确设有档案学专业，占有四成多比例，此外，还有逾40个成员学院开设有档案学专业课程，占比近半。以上述两个方面为依据，按理说，档案研究理所应当属于信息科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应在iConference中拥有一定的话语空间，但遗憾的是，档案研究在信息科学研究中呈现日趋明显的边缘化发展态势，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管窥一二：

图1 iConference2017字符云

一方面，从横向上来看，对iConference2017进行文本挖掘，结果显示文件与档案及其相关研究主题在iConference2017中并不显著。在收集iConference2017所录用论文的文本的基础上（因为录用论文的全文尚未发布，因此这里主要收集的是标题、关键词和摘要等文本），通过分词处理排除掉文本中的人称代词、连接词、关联词、介词等无关词汇，对余下文本进行词频分析，并最终生成了iConference2017的字符云（参见图1）。从字符云来看，“数据、信息、知识和社会”四个词汇成为高频词汇，也构成iConference2017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围绕着这些主题所产生的研究内容包括建模、系统设计、大数据、开放利用、在线网络、用户、行为、数字化、社交媒体、服务，等等，这些研究内容基本上与iConference的核心目标相吻合。在字符云中，同样可以看出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网络管理、媒体研究等专业都作为高频词汇出现，但是却未见文件与档案及其相关主题词汇出现，这实际上印证了档案研究在i-Conference话语体系中的“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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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iConference所涉核心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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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档案研究其实在iConference中一直处于持续性“相对失语”状态，尽管不能排除其他相关主题的研究中有档案研究者的参与，但是这种文本话语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仍能表明：档案研究在信息科学研究中正在呈现日趋明显的边缘化发展态势。从结果上来说，诚然，这种边缘化有其必然性，也有其正面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档案研究学科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学术本位的回归，也是一种追求学科独立品格的常态，因为档案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都有其特殊性。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持续推进，档案正在朝着数字化、社会化、资源化的方向不断拓宽和拓深，档案信息正在空前地向社会释放其价值，档案（信息）、用户和技术之间的各种交互也在不断形成和发展，在上述背景下，档案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都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得到拓展。很显然，过度“边缘化”发展其实并不利于档案研究自身的健康发展以及其与相关学科对话的有效展开，并且还会影响档案学科在iSchools联盟中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以及在信息科学中的可持续发展。

2 档案研究突破边缘化的契机分析

2.1 档案的数字化发展

在传统社会，档案信息往往局限于档案内容信息本身，但是档案的数字化发展却极大地扩展了档案信息，具体来说：一方面，档案活动中的各类附加信息不断生成并创造价值。事实上，只要我们以机器为依据来进行档案活动，除了必然生成的“1”（档案内容）信息之外，机器本身也会追加生成各种“k”信息，这些被技术设备所固化和释放的“k”信息有时甚至比“1”信息更加重要和更具价值。对于这些附加的“k”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生成主体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和掌控权，因而会自动地成为数据或信息资源，这在线上活动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档案数字化发展带来了档案内容信息的空前扩展。德里达（Derrida）称，记录化的技术结构决定了档案内容的结构，甚至紧密嵌入其现状并关系其未来面貌，记录化生产的就是它记录的事件，即我们对所谓新媒体的政治经验。[5]从web1.0到web2.0，再到呼之欲出的web3.0，互联网技术的本质“去中心化”不断深入发展，最终催生了数字时代的新型媒介文化——“参与式文化”[6]，社会大众可以自由平等地参与到档案信息的生命周期流转中，这实际上是从主体上极大地扩展了档案的内容信息来源，即档案内容信息的生成行为，或者说是“记录化”的行为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社会主体的行为或者是多个主体的共同行为，并且是一种实时的和本能的行为，几乎每个社会主体都能拥有并构建其专属的“档案信息空间”，当今世界几十亿的人群，每天仅仅通过手机所产生的地理位置、视频、照片、声音等信息都无法估量。

由小团队构成大组织是一场打破传统企业模式的变革，西方企业有稻盛和夫的“京瓷”，国内有海尔作为赋能实践的领先者，张瑞敏主张从内打破，将原来的自主经营体变为独立核算的“小微企业”，目前海尔已有3000多个小微，相互独立，构成了共创共赢的生态圈，是海尔一场向死而生的管理范式颠覆。另外还有快时尚服装品牌——韩都衣舍，采用“大平台+小组”的做法，由服务平台为小组提供服务支持和保障等赋能工作。集研发、采购及销售为一体的产品小组(又称蚂蚁军团)作为品牌的创客主体，回归组织的中心，使得传统组织对于员工的外在激励变为员工的自激励、自驱动。

另一方面，从纵向上来看，档案研究主题历来极少出现在iConference所关注的重点研究主题中。i-Conference自2005年起开办，至今已经召开了13次会议，这些会议的核心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参见表1）。并且就当下来看，iConference所关注的重点领域包括：数据科学与计量、信息行为、不同用户群体的信息问题、社会信息学、社会媒体与社会网络、信息教育机构认证、学科排名、与其他学术结构的关系等。[2]综合这些研究主题，从整体上看，档案研究所长期并且持续重点关注的电子文件、文件与档案管理、档案保护与修复、档案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档案法规标准、档案信息素养等研究内容[3]并未在iConference的研究主题中得以“显性”彰显，并且在类似于数字监管和保存、数字人文、社交媒体等跨学科研究主题中，也鲜见档案研究的声音。档案研究主题在iConference研究主题中的“缺位”同样显示出档案研究在iConference话语体系中的“失语”。

档案的数字化发展主要对应档案系统中的 “技术”要素。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技术膨胀和泛滥的新科技革命时代，时间和空间得到空前压缩，人类历史进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新科学技术革命促进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与通信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深度融合，人类开始踏上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进程，并进入以信息与通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和知识社会，信息也因此成为“与物质和能量具有同等价值，甚至是比物质和能量更应得到重视的一种资源”[4]。这种发展态势也同样带来了档案的数字化发展，意味着档案和信息之间边界正在不断突破，档案信息的内容得到极大扩展并且正在空前的向社会释放其价值。

档案的资源化发展在本质上强调档案信息的可用性或可开发性。“资源”是档案信息的一种属性或是状态，档案实现资源化的关键就在于档案信息的“可供开发和利用”，即主体意识是否能够实现对“档案”的测量。从档案的内容信息方面来说，“资源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向。对档案历史进行溯源会发现，法国率先在世界上确立了“公共档案向社会开放”的基本原则，1790年法国《国家档案馆条例》和1794年法国《穑月七日档案法令》明确规定法国各级档案馆都要实行“档案开放原则”。[13]发展至今，公共档案开放原则已经被视为“档案人权宣言”而成为各国档案事业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共档案内容信息可以在社会中广泛进行传播，这促使“档案”在普遍意义上具有了可用性和可开发性，进而成为一种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文化财富和社会资源。随着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档案的公开在各国档案法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调，例如英国于1967对《公共档案（文件）法案1958》进行修订，将公共文件的保管期限从50年降到30年[14]，2010年发布的《宪政改革和治理法案》又将保管期限降至20年，即除特别情况外，档案封闭期限从30年缩至20年，即文件保存20年之后应该向公众开放。[15]

2.2 档案的社会化发展

档案社会化发展主要对应档案系统中“人”的要素。社会化的本质特征是“参与”，“参与”可理解为“话语或行为的涉入过程”，代表着权力的大众化和民主化，体现出包容和多元的特征。在档案数字化发展的推动下，档案社会化发展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向。冯惠玲教授将档案社会化发展总结为三大主题趋向，即档案利用社会化、档案资源社会化和档案管理社会化。[7]对这三个“社会化”进行深入分析，可以看出，“用户”开始成为档案系统中的重要主体要素，具体来说：一方面，档案系统的开放性日趋显著，可以包容社会大众的参与。加小双和安小米在总结数字档案资源参与式建设模式时，将档案专业主体和外部主体的关系分为“授权”和“服务”两个维度，将外部主体分为“个体”和“组织”两个维度，可以最终得到“内部授权个体参与”模式、“内部授权组织参与”模式和“服务用户参与”三类模式；[8]这些参与实际上都可归属于外部主体参与专业性档案活动中。另一方面，档案系统的包容性日趋显著。在数字时代，档案管理并不是只有专业档案人员才能从事，事实上，社会中的每个主体现在都可以构建自己的档案管理方案，国内外不断兴起的个人/家庭建档和社区/社群建档已经不断证明并且仍在继续证明，私人或社会建档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发展趋向。这种趋向一方面来源于社会主体希望用自己的话语参与到社会记忆建构中并成为文件管理和记录化的积极参与者来满足其认同、记忆和问责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去中心化”大发展使社会大众能够自由平等的参与信息生命周期流转中，共同制造其本身就在消费的档案信息。

档案的资源化发展主要对应档案系统中的 “信息”要素。在传统社会，档案往往属于特定阶层的特定权力，因而其资源化程度较低，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所言，“我们社会中的文件、文档和档案的生成、保存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财富和权力来决定其分布。社会中最有权力或是最富裕的元素拥有最大的能力来发现、保存文件，并且决定什么可以向公众开放利用——这意味着政府、商业以及军事占主导地位。”[9]进入现代社会后，技术的发展促使信息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而档案的数字化和社会化发展则推动并加速了档案资源化发展，“档案是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信息资源”[10]、“档案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信息资源”[11]，“档案是信息的权威来源”[12]已经成为国内外共识，将档案作为可被人类进行开发和利用的重要信息和知识，这种资源导向的档案观念为档案领域带来了新视角和新元素。

2.3 档案的资源化发展

可见，档案的社会化发展其实是一种“人”的主体性回归，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档案权”不断被强调，“参与性”要素不断被凸显。由于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从事参与记忆构建和档案资源建设的社会活动，档案工作者已经渐渐丧失其在档案活动中的“掌舵权”，不断实现“权力让步”，并且需要重新定位自身。总的来看，在档案社会化过程中，利益相关方，包括档案工作者、社区代表、信息技术服务商、其他记忆保存机构、社会公众等，如何在档案系统中进行重新定位和关系构建，也是档案领域不得不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

除公共档案之外，私人建档活动也在空前兴起，私人建档实践在动机上主要来源于个体和群体想要记录和分享多元经历和故事的主观愿望，对于个人、家庭、社群或社区而言，其过去和现在都需要通过各种记忆文本来进行连接，并且这种愿望已经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支持下得到了最大化的实现。此外，这些私人建档活动具有明显的“集体化”和“自治化”发展趋向，这促使私人档案的资源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16]，即私人建档实践所产出的私人档案不再只是被收藏起来并束之高阁的“私域”财产，而是可以进入“公域”中积极流通，不断创造价值，进而升华成为能够服务于记忆和文化遗产的社会性档案资源，即私人档案开始由“私域性”财产向“公域性”社会文化资源进行转化，这大大提升了私人档案在作为信息资源上的价值和意义，这些私人档案资源甚至被认为具有和公共档案资源同等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此外，如果我们从数字化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只要是在“线上活动”中生成的档案信息，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本身就具有“上线即公开”的资源性特征，特别是对于机器设备追加的“k”信息而言。

《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个人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和国家的基本细胞，而婚恋则是个体发展、家庭延续乃至国家生生不息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但在现实中，许多贫困农村的男青年遥望着“围城”内的生活，却因种种现实和自身的原因而无法走进婚姻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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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随着全球化、（后）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推进与深入发展，社会各个层面皆出现深刻变迁，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以及捕捉、记录和记忆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在档案系统中得到有效反映，即档案发展正在朝着数字化、社会化、资源化的方向不断拓宽和拓深（参见图2），当然，这三个发展趋向并非毫无关联，而是相互作用、互相支持，具体来说，数字化是社会化和资源化的技术保障，社会化是数字化和资源化的发展方向，而资源化则是数字化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三者共同促使档案系统内部“档案（信息）、技术和人”的要素变革以及要素间的各种复杂性交互。延续这一思路，如果档案研究能够识别并且挖掘这些复杂性交互，那么必然能够在信息科学研究中获得一席话语之地。

图2 档案的三大发展趋向

3 档案研究突破边缘化的发展建议

承上所述，档案研究在信息科学研究中正在呈现日趋明显的边缘化发展态势，但是，在新的社会和技术背景下，档案发展的数字化、社会化、资源化趋向为突破这种边缘化态势创造了契机。本文认为，档案研究应重新找准定位，拓宽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加强交叉学科研究，最终建立其在信息科学研究中的话语空间。

3.1 档案研究的重新定位

档案信息作为信息家族的一个重要门类，这个基本定位决定档案研究在根本上离不开对信息、技术和人等要素及要素间关系的关注，这也是档案研究在信息科学研究中得以立足的基本依据。在多元化与开放性的信息科学领域中，诚然，档案研究自身学科的独立性发展需要维护档案作为“特殊”信息门类的“特性”，但是这种“特性”的保持与维护并不意味着档案研究的“边缘化”，也不意味着档案研究与其他信息科学研究不存在任何交互，特别是对于iSchool联盟和iConference而言，它们往往是模糊了具体的信息特征，而尊重各类不同信息作为资源的可开发性和可利用性，这其实是为档案话语能够进入信息科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档案数字化、社会化和资源化的背景下，档案系统内部“档案（信息）、技术和人”的要素变革以及要素间的各种复杂性交互，这其实都为档案研究更进一步参与到信息科学研究话语中提供了实践前提。因此，档案研究必须在信息科学研究中重新定位自身，这在理念上强调档案研究应该坚信其理应并且能够在信息科学中获得话语权；在方法上则强调档案研究不应该仅仅只限于从“档案”来看“信息”，进而试图维护档案信息的“档案特性”，同时应该从“信息”来看“档案”，进而促进挖掘档案信息的“信息共性”，最终实现“档案”和“信息”的双向互动，这种双向互动的实现将会有效提升档案研究在信息科学研究中的话语地位。

3.2 拓宽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

档案数字化、社会化和资源化的发展促使档案系统内部“档案（信息）、技术和人”的要素变革以及要素间的各种复杂性交互，这其实带来了档案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的极大扩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档案信息的内容范畴得到极大扩展，因此，档案研究应该超越档案内部系统对档案内容信息的过多关注，进而建立一种更加包容性的“大档案信息观”，而将社会不同主体所生成的各类档案信息 （包括档案内容信息和附加档案信息）都纳入研究范畴；另一方面，档案活动已经演变成一项社会性活动，因此，档案研究应该超越传统对档案工作者的过多关注，而是实现对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全面关注，包括重新定位档案工作者、社区代表、信息技术服务商、其他记忆保存机构、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方及其相互关系等。档案研究如果实现了上述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的扩展，也就是实现了和iSchools联盟所确立的核心研究目标的高度匹配，将会有效提升档案研究在信息科学研究中的话语地位。

3.3 进一步加强学科交流

档案研究要在信息科学中取得话语权，就应该在专精于档案系统内部上实现学科拓展，多学科打通的研究也需要有序展开。信息科学领域在新的时代和技术背景下实现了各种裂变和组合，这为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架起了沟通桥梁。事实上，图情档一体化的呼吁从未停止，当然这种一体化的竞争性互补关系在实践上体现为“信息、信息人员、信息技术、信息设备、信息标准等各种要素之间的匹配与磨合,为用户提供集成的一站式服务”[17]，在研究上则体现为打破现代学科划分所形成的研究壁垒，以开放性视野和包容性态度展开学术研究。信息科学研究天生就是一种多学科综合的“跨学科”研究领域，iSchools联盟的产生本身就是致力于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探讨信息研究的可能性。在上述情况下，档案研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重心转移和自我 “泛化”。当然这绝不代表档案研究要为这种“新兴化”而付出自我消解的代价，而是说，档案研究应该并且需要展开多方位、多层次的跨学科研究，进一步与其他信息学科加强交流与合作，例如图情领域所注重和擅长的用户研究和信息行为研究也应该纳入到档案研究领域中，实现理论的对话和方法的交互。

综上所述，档案研究在信息科学领域中确实一度出现边缘化的态势，这种边缘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但是，在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档案的整体发展趋向昭示着档案研究在信息科学研究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需要档案界把握机遇，积极应对。

注释与参考文献：

[1]AboutiConference[EB/OL].[2017-03-31].http：//ischools.org/the-iconference/.

[2]该数据来源于南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信息学院院长Kathleen Bernett教授以及Gary Bernett教授于2017年3月29日访问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所作的“如何向iConference投稿”关于学术出版的主题报告。

[3]卢小宾，高欢.基于Web of Science的档案学研究热点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5(3)：35-38.

[4]周晓英.档案信息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

[5]Derrida J.A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s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30.

[6]荣庭,管华骥.参与式文化：一种全新的媒介文化样式[J].新闻爱好者,2010(12)：16-17.

[7]该说法来源于冯惠玲教授于2017年3月20日在郑州大学所作的《数字化与社会化——档案领域的发展主题与转型趋向》的演讲。

[8]加小双,安小米.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的参与式图景[J].档案学研究,2016(2)：83-88.

[9]ZinnH.Secrecy,Archives,and the Public Interest[J].Midwestern Archivist,1977(2)：14-26.

[10]加小双,祁天娇.延续“档案、和谐与友谊”的精神[N].中国档案报,2016-09-22(003).

[11]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J].档案学通讯,2012(3)：4-8.

[12]《档案共同宣言》[N].中国档案报,2010-11-18(003).

[13]黄霄羽.外国档案事业史[M].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8.

[14]Public Records Act 1967[EB/OL].[2017-04-09].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1967/44/contents.

[15]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Governance Act 2010[EB/OL].[2017-04-09].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0/25/contents.

[16]加小双.论档案资源结构的历史性变化[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7：69-71.

[17]钟常青.网络环境下图情档一体化的探索[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2)：2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