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档案学见证了一个新思潮——以批判和质疑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形成，福柯和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家为包括档案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质疑，以Terry Cook为代表的档案学者呼吁档案学界要放弃“中立”、“客观”的职业神话，承认档案的主观性、建构性，关注档案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权力关系，并且提出了回应后现代质疑的后保管思想和宏观职能鉴定理论。Verne Harris进一步提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不只是简单的相关主题史实的汇集和标注，而是一种基于价值导向的事实选择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档案制度、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的建构。[1]然而当前的档案学研究中还鲜有针对以档案著录、编目为基础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环节的质疑和反思，即或有相关内容的重新思考，也主要是技术层面的，而非本质上的。［2］当前的学术研究似乎更愿意从实践层面关注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方式和新技术、新手段的适用性，而不愿意反思以档案机构为主导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本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构的社会记忆的真相。正如Harris的质疑：档案工作者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权力的干预下建构档案的意义和内涵，以担负起为边缘群体、底层群体发声的道德责任。［3］传统档案学理论认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就是档案部门根据社会需要采用专业方法和现代化技术、发掘、采集、加工存储、传输所收集的档案中的有用信息，方便利用者利用，以实现档案价值的工作。［4］本文将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开发主体、开发客体、开发过程三个要素出发，分析这三个要素在后现代背景下的变化和动荡，以推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从档案机构主导的传统开发模式向社会化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转型。

1 叙事多元性对客体信息的解构

传统历史叙事时期，所留存下来的档案文献资料都是遵循既定的文档制度、权力规则形成的档案材料，在此基础上通过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所建构的历史叙事大多是“循规蹈矩”、“单一而不丰富”、“粗大而不细致”的“宏大历史叙事”。但随着自然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档案工具价值的两面性逐渐显现，档案不仅是特权阶层维护自身合法性形象的工具，也成为多元社会群体抗争的工具，档案文献所记载的内容也开始由主流叙事向多元叙事倾斜。

1.1 叙事内容的多元性

档案信息内容的多元性由双重动力形成：一是主流叙事对档案机构的边缘化，这种趋势在文件载体数字化、文档系统智能化后愈加明显。Berndt Fredriksson认为：“最引人瞩目的是档案室现今的变化，随着电子邮件的大量使用和非正式交流手段的时兴，在高度的时效压力下，公务员们根本没有必要的时间去查阅档案文件，以了解他们所解决的问题的前因后果，简而言之，这些档案失去了他们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核心地位。”［5］完善的档案制度和先进的文档管理系统会替代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的大部分基础性工作，档案工作者需要重新思考其工作重点和服务对象，建构自身的职业和身份认同。二是社会多元叙事体系对档案机构的呼唤，随着近现代的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以及民主政治权利运动的大量涌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家主流叙事系统的偏见和缺陷而渴望拥有自己的历史保管权和话语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一些以黑人群体、同性恋群体、少数族群为代表的边缘人群开始利用档案等承载群体历史和文化的材料增强群体的内部认同、留存群体记忆，争取社会的公正、平等，社群档案开始进入档案工作者的视野。面对多元叙事的“深情”呼唤和主流叙事的主动放逐，越来越多的档案工作者意识到主流历史叙述中的空白和偏见，开始关注社会底层、弱势、边缘群体的历史与记忆。20世纪初，档案学领域基于威廉·詹姆斯对多元主义的阐释提出了档案多元论，档案多元论使档案的来源从特定的档案形成主体扩展到不受重视的边缘群体,档案的内容从反映主流价值观的文件扩展到反映非主流价值观的文件，“深切”回应多元社会对多元化的叙述系统呼唤，建构能允许多个知识体系和多种形式共存的记录体系。［6］

1.2 客体多元性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影响

档案叙事内容的多元性使得“被”权力中心边缘化的档案工作再次回到中心——公众视角的中心，多元化的叙述系统强调不“特权”任何阶层，也不“边缘”任何群体，多视角记录社会公众的不同的认知方式和文化表达，形成的档案信息内容也极具复杂性和差异性。档案信息是整个档案信息开发利用过程的客体和基础，在档案叙事内容多元性的前提下，传统的以档案馆为开发主体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已不能适应多元化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客体多元性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解构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多元知识体系下客体信息对传统主体开发能力的质疑，一元论视角下的档案文献侧重于对以官方为主体的主流叙事的记录，即或有以公众信息为记录对象的档案材料，也是统治阶级管理活动需要所形成的档案材料。因此，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是以主流的认识论、知识体系为基础建构的开发过程和开发措施。以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档案信息资源的著录和编目为例，澳大利亚州立档案馆存储了大量的土著档案和其他土著的文化遗产，但由于语言、叙述方式、知识体系的差异，国家现行的著录标准只能简单地著录这些遗产的载体、形成时间，无法深层挖掘这些档案形成的社会背景、社会功能，更无法将其融入全面建构澳大利亚社会记忆的进程中。二是档案伦理对传统开发主体的质疑。《二十二》是由四川光影深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的一部关于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的“慰安妇”长篇纪录片，由二十二位“慰安妇”参与拍摄，全片无解说、无历史画面，可以称为标准的口述档案资源的开发范例。然而在主流群体对这部影片拍摄的历史意义大为称赞时，“档案记忆伦理”也开始进入一部分反思者的视野。有很多饱受侵害的老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段创伤记忆在如此范围的公开对她们来说意味着这什么，同情或许是文明社会的主流态度，但在她们生活的蒙昧充斥的山村里，这产生的更有可能是二次创伤。档案伦理是多元叙事基础上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土著、少数民族档案开发的文化禁忌，创伤记忆开发的主体意愿，同性恋、艾滋病等特殊群体档案开发的隐私与安全等。多元开发主体参与的社会化开发模式是解决档案开发伦理问题的有效路径，多元化的档案信息资源由档案馆和社会主体协同参与、共同开发，让更多的话语得到体现，既有效地保证多元主体的话语权和群体记忆的建构，又避免了因档案工作者和文件记录主体的知识体系、认识论差异、档案伦理冲突而导致的档案信息资源的低效开发。

2 价值导向性对开发过程的解构

著录和编纂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主要环节，也是权力渗透最为明显的部分，档案工作者通过著录和编纂将自身的价值观、知识素养、叙述偏见传导给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成果，进而控制历史和记忆的建构。

著录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性环节，著录的范围和标引的深度直接影响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质量。档案著录是指档案馆、室编制检索工具时，对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7］国家档案著录规则从著录原则、著录项目、著录格式、标识符号、著录文字、详简次级、各著录项目具体细则等方面推行了档案著录工作的标准化进程，这在载体门类较少、馆藏较为单一的传统叙事时期，对于降低著录的复杂性和难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多个知识体系和多种记录形式共存的多元叙事时期，主流价值导向的国家档案著录规则已无法满足档案来源的多样化、档案内容的多元化、档案载体多样化的著录需求。Harris在他的论文中指出：“每个表达形式，每个著录模式都是有偏见的，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特定的价值观，并且是为满足特定的目的而建构的，著录的每个标准和每个类别都有利于某些观点，并使另一个沉默。”［8］传统开发模式下的档案著录工作的偏见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档案著录规则的偏见和档案工作者个人价值观的偏见。国家档案著录规则规定了具体的著录项目和各自的标识符号，形成了只在档案系统内部流通的一套著录知识体系，只有档案工作者和熟练掌握档案著录规则的个体才能明白其中的“玄机”；档案著录规则还规定了标准的著录格式、著录语言和著录细则，这个著录形式就像一个容器，它以重要的方式形塑，甚至决定了著录的内容，决定了文件的哪些特征可以被凸显，哪些注定被忽视，哪些文件可以被检索，哪些会被隐藏。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中，档案工作者是单一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档案工作者个人的知识结构、档案机构的制度文化、社会的性别观念和阶级关系等因素塑造了档案工作者的价值体系。档案工作者在著录过程中，自身的知识体系、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著录的结果，凸显和记忆一部分部分主体形成的档案，而隐藏、遗忘另一部分主体的档案文献，这种价值观导向的著录也反过来会影响后续的档案开发工作和社会公众对档案的检索和利用。

2.1 档案著录的价值导向性

北京市河湖基本情况普查技术路线及特点分析………………………………… 王亚娟，李 涛，杨大杰等(1.47)

2.2 档案编纂的价值导向性

需求形式的多样化、需求内容的专业化和精深化是当前社会档案信息需求的重要特征，从档案工作实践和现实的档案信息服务能力出发，陈忠海认为，档案机构在解决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档案信息需求的有效对接、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信息需求两方面的能力是需要质疑的。［14］Harris提出，为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信息需求，需要识别不同类型的现有和潜在的档案用户，识别研究人员、媒体专家、律师、电影制作人员、儿童和地理学家的档案信息需求。反思档案工作者是否成为用户档案信息需求的仲裁员。［15］虽然档案机构无法同时满足所有用户的档案信息需求，无法为每种类型的用户开发不同的著录系统，但可以基于著录系统（框架）开发不同的接口，由用户借助社会化开发工具开发满足自己需要的档案信息资源。陈忠海在《档案馆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主体地位质疑》一文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档案馆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过程中可以利用馆藏资源做好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基础性工作，在档案价值实现过程中更多扮演的是一种档案信息与档案价值转递平台，但不适宜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主体；而用户因其具备的档案信息需求动力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条件，在档案馆提供有序化档案信息资源的前提下，是可以承担起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责任的。”［16］社会档案信息需求的多样化趋势倒逼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反思自身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档案信息开发从单一主体模式向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开发模式的转型。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真实、准确是其生命，客观、公正是其理想，失去了真实与准确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是对历史的犯罪。实证主义导向的档案工作者认为，即使档案部门掌握了解释历史的权力，档案工作者也可以站在权力影响之外，客观、公正地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并且这种权力通常是建设性的，而非压迫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档案工作者是真实存在的社会个体，时代和阶层的局限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个体的知识结构、世界观、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影响因素。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过程的解构并不是要否定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而是为了建构一个更加透明、负责的开发过程，建构一个可以让更多的话语发声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必须要承认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是一个充满特权和偏见的空间，档案工作者要敢于承认自身知识体系和价值导向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过程的干预，尽可能完整地记录并描绘这些干预的痕迹，提高档案编研过程的透明度，解释档案著录规则制定的背景、原则和影响因素。进而要着眼于在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下，没有被凸显的档案内容和在历史上缄默无声的社会群体，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档案著录标准的规范化、统一化进程和主流价值导向的档案编研过程，反思单一的著录标准和开发模式对当前用户信息需求的满足程度，建构允许底层群体、边缘群体、沉默群体发声的社会化开发模式，讲述多元的、更具包容性的故事。［12］社会化档案信息资源开发需要听到档案形成者、学者和用户的声音，需要形成一个允许用户参与的著录结构和开发过程，例如，邀请家谱学家、历史学家、学生或其他用户利用社会化工具对档案文献进行著录和开发，允许档案开发过程中多元权力和价值观的彰显，多元话语的发声。

3 权力多元主义对单一开发主体的解构

以档案机构为单一开发主体的传统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演变出了两种价值导向的开发思路。一种是馆藏导向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强调有效地利用馆藏优势，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有序化，大力开发档案编研成果，为档案价值的实现提供便利。一种是用户需求导向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理论上相较于以档案馆馆藏为导向的开发思路在满足用户需求和促进档案价值实现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17］在主流叙事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档案机构主导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服务的首要用户是政府和研究人员，开发的内容也集中于政务文书，传统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基本可以满足用户的需要。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涌动，边缘群体借助各种抗争表明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上主要表现为个性化、多元化的档案信息需求，对档案开发过程“黑箱操作”的质疑，呼吁多元叙事系统的构建，提倡档案多元论。后现代思想从开发客体、开发过程到开发主体的连续性解构催动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的社会化转型过程，也建构了新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理念和开发方式。

3.1 权力冲突对单一开发主体的解构

多元论视野下的档案工作开始记录社会上不同群体、个人的声音，实现更广泛人群的记忆。更加关注档案中被记录者的权力，尤其是在土著人群档案、口述档案、少数民族档案、特殊社群档案开发利用过程中，被记录者的权力和参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单一主体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下的权力冲突主要存在于两个维度：一是被记录者开发利用权和档案所有权的冲突。2008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多民族国家对 “其被盗的一代”（即土著儿童被强行从家庭和社区中掳走），进行了历史性的道歉，并开展了一个国家项目，帮助土著人与家庭亲属和社区重新建立被强制切断的身份和文化认同。由于许多承载土著知识和文化的档案等遗产存储于州立档案馆中，一方面，澳大利亚现行版权制度、信息法律和档案法规并没有赋予土著对相关档案的所有权和开发利用权，土著群体无法对相关档案进行解释和利用；另一方面，档案机构在对土著文化遗产进行著录、开发利用过程中无法捕获关于文件形成者的隐藏知识、文件内容的意义建构、文件形成的上下文背景，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因素。所有权和开发利用权的冲突，促使土著群体和档案机构共同呼吁现行档案制度和档案开发模式的变革。致力于建立土著口述档案系统的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Livia Iacovino提出了基于权利和责任的参与者关系模型，提出重置档案工作者和记录创造者的关系，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制定平等、协作、共同参与的档案开发协议，协议中的参与者有利用档案的权利和解释档案的义务。［13］二是社会记忆权和个体被遗忘权的冲突。创伤记忆是战争记忆的重要部分，战争亲历者所形成的口述档案则是建构创伤记忆的重要依据。作为社会记忆建构的主要部门，档案机构以积极的态度投身于创伤记忆的开发利用中，形成了一系列战争创伤记忆的编纂成果。当社会的聚光灯照射在这些被边缘化的、没有佩带“光荣胸章”的群体时，回应的或许并不是欣慰的笑脸，而是无尽的失落、恐惧，甚至愤怒。全面建构社会记忆的需要与个体部分记忆的被遗忘需要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关键在于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模式，邀请档案形成者、历史研究人员等利益相关者成为档案信息资源的共同开发者，在不侵犯档案形成者利益的前提下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实现档案开发主体的社会化和去中心化。

3.2 需求多样化背景下档案机构职能和作用的重新定位

编纂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主要形式，档案文献的编纂是编纂者根据对某一专题的客观需要及其档案状况，将有关的档案原件内容转化为档案文献出版物信息的一项工作，主要涉及编纂选题，档案文献的查找、挑选、编辑、撰写几大环节。［9］随着解构主义的渗透，档案工作者掀起了对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权力关系和价值导向的重新思考，认为档案价值鉴定是一项关乎未来的历史建构工作。但事实上，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不仅仅是一项关乎未来的工作，也是一项关乎现在社会记忆建构的工作；而档案文献编纂正是除两次传统的鉴定环节外的档案再次鉴定。一部汇编从选题、选材、加工、编排到注释、加按、作序的各个环节，都必然会体现出编者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性，由编纂活动形成的文本构成了权力与利益、历史与现实共谋的产物，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和虚构的“过去”。 ［10］选材工作对编者的要求很高，有史料价值的档案文献必须依靠编者独具慧眼，从已查找的档案文献中挑选出来。［11］俯仰之间，“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得到了客观公正的展示，但另一部分的档案文献或另类主体形成的档案资料将被打入“冷宫”，很难重见天日。编纂者掌握有对档案文献的“生杀予夺”大权，编者的价值观、权力观会完全投射到编纂的选材上，也直接决定了编纂成果的价值导向性和主流叙事性。

在兰州的岁月里，化建公司（五建时名）以建设兰化、发展兰化、振兴兰化为使命。20世纪80年代后，兰化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呈逐年减少之势。化建敏锐的嗅到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刮起，迎身跳入市场化的浪潮中去，把目光投向了兰化以外更加广阔的建筑市场。“立足兰州、服务甘肃、面向全国”的经营战略应运而生。

4 多元主体参与的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模式的重构

传统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将档案机构作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单一主体，档案机构依据馆藏档案状况，参考社会档案信息需求，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开发。

宋代“动词+过”的用例，主要集中于《朱子语类》中。宋代仍以“动词+过”为主，也出现了“动词+过+宾”的用例，但是这种用例特别少。这个时期“过”表示“动作的完成和结束”也在发展，如：例(14)。但是出现了“过”表示“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或“已有的经验”，即“过2”的用例，如：例(13)。但是宋代“过”表示“完成”和“曾经”的用例在其他文献中少见，比较集中于《朱子语类》中。“过”由唐代“过1”表示动作的结束和完成到宋代分离出表示“曾经”义，由此“过2”产生。

4.1 开发观念重构

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是以档案机构的工作成果和开发平台为基础，以社会的档案信息需求为导向，承认档案机构和社会主体的共同开发地位，凭借以平等交互为价值导向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工具，对包含草根叙事和边缘历史的多元化档案信息资源进行透明性开发，满足用户的多样化、个性化档案信息需求的新模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观念是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实践的总结和系统表述，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观念的创新从根本上来讲取决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实践的变化与发展。为应对后现代思潮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客体和开发过程的深刻变化，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观念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多元化理念、协作共享理念和需求驱动理念成为社会化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的核心理念。多元化开发理念要从档案信息内容的多元化和档案开发主体多元化两个层面来阐释；协作共享是战略联盟理论在信息管理领域的延伸，也是 “互联网+”背景下资源开发的新视角，当前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实践中的联盟还局限于档案机构之间的馆室合作、区域合作模式，还没有扩展到与本国其他文化机构团体合作、与国外文化机构合作、与商业机构合作、与电视媒体、科研院所、社交媒体等外部力量合作的社会化大协同范畴。需求驱动理念不同于传统开发模式需求导向观念，需求驱动本质上是一种循环倒逼式开发理念，多元化的开发主体将自身的档案信息需求传导给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过程，经过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挑选、组织、加工，形成新信息、新理论、新知识，而这些档案信息开发的成果将成为用户需求的数据分析的样本，作为下一轮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基础。开发观念的变化推动档案机构和档案工作者转变自身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过程中的角色定位，由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主导者转变为服务者和共同参与者，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化主体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提供便利。

护士分层级培训与考核紧密结合，以临床工作需要进行培训，考核要求与培训内容相结合，根据分层培训进行分层考核，技能训练与质控考核相结合，运用理论考试纸质或信息化平台，定期进行考核，并与绩效挂钩。护理部应该定期组织临床护理护生探讨会，广泛征求护生意见，了解护生在实践当中对于教学方法和方式的意见，然后进行改进，提高带教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质量。二是，要定期进行考核，对临床护理护生进行出科考试，要坚持理论课和实践课成绩相结合，对学生专业知识进行评测，同时要辅之以医德医风和劳动纪律内容由带教教师给出专业性意见，实施综合评定表，从临床护理需求出发，做好临床护士个人能力测评，给出专业鉴定表体现护生个人实际能力。

4.2 开发方式创新

开发方式的创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开发方式的抛弃或完全革新，而是在新载体、新环境、新技术条件下对传统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方式的延伸、优化和创新。平台化开发、商业化开发、个性化开发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对互联网、微观社会学、微观经济学和大数据等社会新现象的积极回应。互联网背景下，平台化开发方式的开放性、交互性和共享性吸引了众多公共服务机构的关注。当前，档案信息资源开发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分散的开放共享平台，例如我国的抗战老兵记忆论坛，可自主进行老兵身份认证、老兵口述历史上传、抗战记忆的开发；沈阳开设的家庭记忆网站可自主上传、下载、共享平台上的家庭档案材料等。但各平台间还存在严重的资源分散性、异构性、公私平台的非共享性问题，档案机构要突破传统的单向平台开发思维，深化各平台间的共建共享机制，为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搭建统一的平台基础。档案信息资源的商业化开发是社会“双核心互动理论”的具体体现，也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由国家范式向国家-社会双核心范式转型的重要表现。动力不足一直都是制约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瓶颈，而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化开发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主体的开发热情，档案机构通过与文化创意公司、影视公司、电视台、出版社、网络公司与旅游公司等社会机构合作，通过联合开发、外包开发、众筹开发等商业化开发新形式，促进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个性化开发是以用户的特定需求为目标，向用户提供精准档案信息服务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方式。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资源呈井喷的状态，用户的信息需求也呈现多样化趋势，实现档案机构多元化的档案信息资源与个体多样化的档案信息需求的匹配是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的关键点。

正如MJ Evans所论述的：档案界的 “三民主义”，档案来之于民，治之于民，用之于民。 ［18］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亦是如此，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档案成为社会个体、机构建构自身合法化形象的工具，档案信息资源的内容也随着多元叙述系统的形成而不断丰富，档案机构、档案工作者、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过程所具有的中立、客观、公正的合法化形象被连续性解构，权力的质疑渗透到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在多样化档案信息需求导向下，多元社会个体和机构要求参与到档案信息资源开发过程中，而被国家主流叙事不断边缘化的档案工作者也希望借此机会进入多元化的社会叙事的中心，这种一拍即合的权力共谋推动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模式的社会化转型，也推动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思路和开发方式的多样化变革，更为档案工作的社会融入进程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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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Livia Iacovino.Shaping and reshap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memory：maximising human rightsthrough a participatory archive[J].Archives and Manuscripts,2015(1)：29-41.

[14][16][17陈忠海,常大伟.档案馆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主体地位质疑——兼论用户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主体地位[J].档案管理,2015(2)：4-7.

[18]MJ Evans.Archives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J].American Archivist,2007(2)：387-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