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腐败感知，也称腐败观感或腐败印象，是个体对腐败范围与程度的看法，关涉腐败状况评判。腐败感知是一种观念，但这种观念上的腐败（Perceived Corruption）与实际发生的腐败（Actual Corruption）有一定差距[1]。人们可能认为，查处腐败案件越多说明存在更多腐败现象，意味着该地区清廉水平较低，导致对地方政府清廉水平持更负面看法。有研究发现，在短期内，反腐力度加大不仅不会降低公众腐败感知水平，反而导致平均2.3分（范围0～100）的感知水平增幅[2]。尽管腐败感知较主观，却影响特定社会中个体政治态度与行为。

政治参与是人们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影响政治运行的行为。在我国现阶段，扩大政治参与无论作为目标还是政治发展手段,在很大程度成为一种心理倾向与思维习惯[3]。政治参与是政治制度结果，也是个体思考与选择结果，因此影响甚至决定个人思考和选择的个性特征、心理感受等因素也影响其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获得个人心理平衡,或维持一种“常识性的正义平衡感觉”是个体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动力[4]。在日常中，人们对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和利益关注较多,而对社会主要政治问题及与政治体系相关的抽象价值、观念、原则等关注较少[3]，体现了政治参与主观意愿和真实心态。因此，有必要关注源于强力反腐的腐败感知心理感受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向受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影响，个体感知环境对行为控制程度对于行为意向的预测是充分的[5]，个体对周遭客观世界的主观评价对其行为决策具重要意义。近些年，“打老虎”带来两个主观感受，一是腐败程度感知，二是政府打击腐败工作绩效感知。和腐败感知与客观腐败关系一样，个体对政府绩效满意度与政府绩效客观性相对独立，个体对政府绩效满意度经常用来解释政治现象[6]。在“反腐败——腐败感知”复杂形势下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腐败感知作为个体对外部政治环境选择、组织与解释过程，政府绩效满意度是个体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整体性评价，这两方面主观感受均可能成为个体政治行为意向的知觉行为控制因素。本研究对10个省（市）24个乡镇2 400多户农村住户开展社会调查，收集并实证分析1 773份样本数据。从个体对反腐和政府绩效的主观评价出发，探究腐败感知和政府绩效满意度如何影响村民的选举参与，为个体政治参与行为提供新观察视角。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政治参与的界定从较狭窄的投票和选举活动扩展到较宽泛的政治兴趣表达、政治讨论和辩论等活动[3]，选举投票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制化政治参与方式，因此，村民选举成为我国政治参与研究中得到关注最多的话题之一，也是理解人们政治参与的重要视角。在村民选举研究中，学者已达成共识，村民选举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体心理状况。因此，要理解村民选举参与情况，在特定社会环境下，需深入分析社会心理因素[3]。个体腐败感知是个体对公共部门腐败与反腐行为的主观评价，此评价不仅取决于政府具体反腐行为，还受公众是否真正感受到廉政影响。政府绩效满意度是个体对政府工作态度、作风以及服务质量等的主观评价，政府服务质量不仅取决于政府行为，还包括公众是否享受更多公共服务并满意公共服务质量。在反腐倡廉力度加大和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腐败感知和政府绩效满意度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因素，也是影响个体政治心理活动和政治行为反映的重要变量，是村民选举参与的重要解释变量。

（一）腐败感知与村民选举参与

腐败感知是指公众对官员腐败行为的主观感受，包括公众腐败自身体验，如行贿经历，关于腐败的看法和感受等[2]。腐败是政府信任的天敌，而信任作为重要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及民主具有重要影响。学者基于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数据研究发现，腐败感知水平越高，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降低，从而降低政治参与度[7]。McManus Czubinska等基于荷兰选举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公民腐败感知与政府信任度相关，腐败感知较高会降低公民对政府信任，并对民主选举产生消极作用[8]。可见，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预测作用显著，政治信任可使公众更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政治生活[9]。在我国农村，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其对乡镇党委、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10]。

@天上的鱼：朋友讲他孩子，有一天晚上骑着自行车带孩子回家，到了自家楼下，孩子边挥手再见边说：“你回去吧，我们到家了！”我朋友当时头皮一阵发麻，问孩子：“你在跟谁再见？”那小家伙回一句：“月亮小姐啊。”

基层腐败对政府合法性基础的侵蚀消解作用更直接和显著[11]。研究表明，腐败对民主发展会产生抑制作用，公众对政府腐败的消极感知会对政治参与产生消极影响[12]，降低其政治参与积极性，阻碍民主发展。如Hooghe M等基于2002—2008年欧洲社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腐败感知和公民政治参与呈负相关，公民腐败感知越高，政治参与积极性越低[13]。在我国农村，一些基层干部服务意识淡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是制约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14]。有研究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数据发现，政府腐败感知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显著负相关，腐败感知越高，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越低，且政府层级越低，腐败感知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越大[15]。

和平与安全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没有和平与安全的环境，繁荣和发展的美好未来就无从谈起。与会代表围绕“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普遍认为，面对不容乐观的国际形势，各国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

理学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学科在社会生产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可“物理是高中最难学的一门课”也已经成为多年来师生们的共识，相当一部分学生因为学不好物理而放弃物理，进而放弃理科选择文科。但对几届学生的调查得知，这些反映高中物理不好学的同学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初中其实很喜欢物理，并且成绩也不错。

综上，提出假设，村民腐败感知与其选举参与行为显著负相关，腐败感知越高，参与村级选举积极性越低（H1）。

（二）政府绩效满意度与村民选举参与

政府绩效指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其管理工作的效率、效能。满意度是个人基于主观感知对其他个人或组织及其行为作风和态度持认可或不认可的程度。政府绩效满意度强调公众基于主观感知对政府工作及成效的认可程度，是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主观评价。政府绩效满意度反映公众对政治共同体和政治体制的特定性支持程度，在公众日常政治生活中表现为政治参与程度。政府绩效满意度与公众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相互影响[17]，就政府绩效满意度对政治态度与行为预测而言，如公众对政府绩效满意度较高，表明政府行为效果达到公众预期，公众会表现出对政府的信任和热情，公众对政治共同体和政治体制的特定性支持程度较高；如公众对政府绩效满意度较低，则表明政府行为效果低于公众期望，会表现出冷漠、不满及不信任，公众对政治共同体和政治体制的特定性支持程度较低。

公众对政府态度和评价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政府绩效[18]。公众满意度主要取决于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治理绩效，最主要表现是公众对地方政府、政府官员工作的评价[11]。无论是政府客观治理绩效，如经济发展状况、公共服务提供、就业增长等，还是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认知和评价，均是政府工作满意度重要基础[19]。有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绩效评价是政府信任重要来源，但民生福利和纯公共产品方面绩效评价有超越趋势，成为政治参与行为新动力[20]。居民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腐败造成“不公平”的不平等，如政府控制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难以获得满意效果，也会影响公众政治参与态度。

现有文献表明，腐败感知体现村民对政府腐败的感知程度，腐败感知越低，村民参与选举积极性越高。政府绩效评价表现为对政府绩效的满意程度，满意度越高，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会较高。可推测，村民政府绩效满意度可抵销腐败感知对其选举参与的影响。因此，提出假设，政府绩效在腐败感知和村民选举参与间起调节作用,政府绩效满意度可抵销腐败感知对村民选举参与的消极影响（H5）。

综上，提出假设，政府绩效满意度与村民选举参与积极性显著相关，村民对政府绩效满意度越高，参与选举积极性越高，反之亦然（H3）。公众对政府绩效满意度提高会增强公众政府信任，政府信任增强会调动公众政治参与积极性。政府信任在政府绩效与选举参与间起中介作用（H2）。

（三）腐败感知、政府绩效满意度与村民选举参与

腐败尤其是基层政府腐败会严重损害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并影响公众对民主程度的感知，降低公众民主满意度[26]。近些年，我国反腐力度和反腐成效受到公众较积极评价，但有研究表明，在短期内，反腐败力度加大不仅不会降低公众腐败感知水平，反而导致腐败感知增强，我国反腐效果并未在清廉指数上及时反映[2]。即使清廉感知（腐败感知对立面）并不必然反映国家真实腐败水平，但它是一种真实社会现象、民意测量和表达，是心理主观感受，能够通过民意调查体现并感知[27]。无论反腐实践还是理论研究，均需将公众对反腐的深切感受和期待通过客观科学方法体现。

在腐败感知、政府信任与政府绩效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影响的关系中确定研究架构（见图1）。

在我国农村，政府绩效满意度与村民态度和行为显著相关。首先，政府绩效满意度是影响村民社会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21]。有研究发现，政府绩效满意度是影响村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重要因素之一，表明政府绩效满意度可影响村民参与意愿[22]。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绩效中，由于村民对村集体提供的公共品潜在需求不同，因此更关心村干部的工作绩效，这也决定村民是否并如何参与村级公共事务[23]。其次，政府绩效满意度影响村民政治态度与行为。如政府绩效满意度越高越能增强村民对政府的信任。研究发现，在控制受访者个体特征情况下，满意政府绩效的公众越信任政府[24]。可见，政府绩效可增加公众对政府信任。政府信任与村民选举参与显著正相关，村民政府信任度越高参与选举积极性越大，政府信任度越高，越积极参与选举[25]。

腐败的直接后果是政府形象受损、权威弱化，公信力降低[28]。一般而言，如公众认为政府不清廉（即腐败），就会对政府工作以及民主制度产生怀疑，产生消极情绪，这是腐败感知对政府绩效满意度的直接影响。Chang E C和Chu Y H基于亚洲国家数据发现，腐败感知会显著降低公众的政府信任[29]；金顺姬（Kim S）研究表明，在日本和韩国，腐败感知程度显著增加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府工作产生不满[30]；Villoria等则基于西班牙调查数据发现，腐败感知水平越高，公众对社会制度满意度和信任度水平越低[31]；Seligson基于拉美四国相关数据研究发现，腐败感知水平较高会降低政权合法性[32]。而政权合法性取决于是否获得公众普遍认可，即政府是否让公众满意，因此腐败感知较高会降低公众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提出假设，腐败感知和政府绩效满意度显著负相关，腐败感知水平会降低村民政府绩效满意度（H4）。

图1 研究基本架构

二、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马得勇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数据”，该数据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0省（市）的24个乡镇，展开问卷和访谈调查。在各乡镇选取2～3个村，对村内所有住户发放问卷。住户家中未成年人或不适合调查者被排除（如年龄过大无法理解调查内容、交流有困难等）。各乡镇调查户大约为100户（每户一人）。每份问卷约10页，涉及调查对象个人基本信息、乡镇政府工作评价、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评价、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程度、腐败评价、基层民主发展评价以及其他有关政治意识、政治行为问题。最终收集有效问卷2 613份（不含试验性调查问卷2 221份）。其中5%～10%为无效问卷，主要因受访者未能完成问卷内容，这部分问卷在调查过程中随时剔除。同时，一并去除含有缺失值的问卷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773份。

部分党组织书记对发展党员不够重视，对党员后备力量培养认识不到位；有的在党员发展上存有私心，对有能力想入党的年轻人存在不培养不发展甚至打压现象，造成一部分人对党组织失去信心；有的党组织书记受传统影响较大，对女性在村级事务管理上认识不到位，不能够很好地吸收女性进入党组织进而发挥作用。

（二）变量选取

根据研究目的，选取腐败感知、政府绩效满意度、政府信任以及村民选举参与为变量。

（1）腐败感知。通过询问村民“党和政府目前对腐败问题相当重视，我们想了解您对腐败问题的看法，您认为下列各级政府或村民自治组织的贪污腐败情况普遍吗？”测量。层级依次是“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委会”。认为腐败“几乎没有”赋值为1，“没有多少人”赋值为2，“相当普遍”赋值为3，“几乎人人腐败”赋值为4。答“不知道”赋值为8，“不想说”赋值为9。“不知道”“不想说”表明村民对所答问题持中性态度，而其他答案赋值中缺少中性态度表达，为便于数据处理和科学分析研究假设，将8、9值赋值为3，代表“很难说”，将“相当普遍”赋值为4，“几乎人人腐败”赋值为5，形成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方法。

（2）政府绩效满意度。代表题项为“您觉得现在去乡镇政府办事（如办手续、开证明）是否方便”“您觉得现在去乡镇政府办事（如办手续、开证明），政府干部态度如何”等。其中包括与10年前对比，村民对政府工作态度的对比评价。赋值分别为1、2、3、4。其中答“不知道”赋值为8，“不想说”赋值为9，根据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方法处理。

根据Baron和Kenny回归方法，中介作用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自变量与中介变量间显著；二是自变量与因变量间显著；三是控制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等于零或显著降低，同时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应显著不等于零[33]。表4为政府信任在政府绩效满意度与村民选举参与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X表示自变量政府绩效满意度，M表示中介变量政府信任，Y表示因变量选举参与。可见，政府信任中介作用符合Baron和Kenny条件，政府信任中介作用成立，且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百分比为44.3%（0.521×0.449/0.528×100%），假设H2得到验证。

（3）政府信任。了解村民对“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本地乡镇政府”信任度。“非常信任”赋值为1，“比较信任”赋值为2，“不太信任”赋值为3，“完全不信任”赋值为4。“不知道”赋值为8，“不想说”赋值为9，此赋值以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方法处理。

（4）选举参与。测量题项为“您是否参加最近的村委会主任或人大代表选举投票”，被访村民在“1=参加、2=没参加”间选择，为二分变量。

（5）人口统计学变量。村民个体特征如性别、民族、年龄、职业、家庭收入、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等均可直接从问卷中获取，样本分布覆盖各类村民特点。各变量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多年与山洪灾害斗争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山洪灾害防御的重心在基层，特别是点多面广的乡村，故从方案设计开始就按照“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户户皆知、人人明白”的总体思路，把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和普及山洪灾害防御知识作为项目的重点，对每个受威胁的村配置自动和传统方式相结合的监测预警群测群防体系，成立村级山洪灾害防御指挥所，编制简单实用的防御预案，将村、组、户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在人口数量较少的村配置报警雨量器和传统的人工预警设备，实行联户叫醒制度。同时，通过广泛宣传，强化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防御山洪灾害的能力。

为检验该量表信度，采用科隆巴赫检验（Cronbach’s Alpha）方法，腐败感知量表科隆巴赫系数为0.893，政府绩效满意度量表科隆巴赫系数为0.825，政府信任量表科隆巴赫系数为0.815，信度均较高。研究变量总体信度为0.842，Sig＜0.000，整体信度较高。变量中有二分变量（是/否），故在分析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在当前的建筑施工中，土木工程的施工建设一般是露天作业环境，其施工环境较为恶劣，施工中技术的使用容易受到周边地理环境以及天气温度等的影响。在土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天气等因素常会造成土木工程的施工计划中断或是施工技术的使用失误，对于施工进度以及施工质量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提升施工质量，施工管理人员要结合施工环境和温度等来制定完善的施工方案，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和预防，编制完善的施工防护方案，保证技术的正确使用。

表1 变量解释与说明

变量性别年龄宗教政治面貌家庭年收入文化程度职业腐败感知政府绩效满意度政府信任选举参与取值及解释女=0，男=1 18～29岁=1，30～39岁=2，40～49岁=3，50～59岁=4，60岁以上=5基督教=1，佛教=2，伊斯兰教=3，道教=4，民间宗教=5，其他宗教=6，无宗教=7中共党员=1，共青团员=2，民主党派=3，无党派=4 1 000元以下=1，1 000～2 000元=2，2 000～4 000元=3，4 000～6 000元=4，6 000～10 000元=5，1～2万元=6，2～3万元=7，3～4万元=8，4～6万元=9，6～10万元=10，10万元以上=11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专科=4，本科=5，硕士及以上=6普通农民=1，教师=2，村干部=3，个体户=4，企业负责人=5，公职人员=6，学生=7，其他=8几乎没有=1，没有多少人=2，很难说=3，相当普遍=4，几乎人人腐败=5很满意=1，比较满意=2，很难说=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非常信任=1，比较信任=2，很难说=3，不太信任=4，完全不信任=5参加=1，未参加=2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表2汇总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包括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显示，研究变量大部分在0.05或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尤其是主要变量均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

为检验腐败感知及政府绩效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积极性影响，作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模型1可见，腐败感知和村民选举参与显著负相关（β=-0.502，P＜0.001），表明村民腐败感知越高，参与选举积极性越低，假设H1得到验证。

Mie散射是由大气中粒径较大的悬浮物引起的激光波长不发生变化的弹性散射。激光发射器向大气发射偏正脉冲光，被传输路径上的空气分子、气溶胶或云散射，其后向散射光被接收望远镜接收，再进行适当的信号处理后得到整个大气回波信号，从而反演出大气气溶胶消光系数垂直廓线和时间演变等特征。

在假设H2验证成功基础上，检验政府绩效满意度对选举参与的预测作用，从表3模型2中可发现，政府绩效满意度对选举参与的预测作用显著（β=0.528，P＜0.001），且正相关，表明政府绩效满意度越高，参与选举积极性越高，假设H3得到验证。

以政府绩效满意度为因变量，腐败感知为自变量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中模型3所示，腐败感知与政府绩效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且通过0.001水平的显著性验证（β=-0.486，P＜0.001），假设H4得到验证，表明腐败感知水平越高越会降低政府绩效满意度。

腐败感知也会影响公众政治效能感，继而影响其政治参与行为。政治效能感是个人认为其政治行为对整个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信念，既可反映公众对政府的态度，也可预测包括选举在内的政治参与程度[16]。政治参与是公众以影响政府选择为目的的活动，腐败感知会影响公众对改变政府选择可能性的判断，即会因腐败而使公众感到参与无力。如公众腐败感知水平较低，影响政治参与行为的自我评估会较乐观，则政治效能感较高，更倾向于参与政治活动。反之，如公众腐败感知较高，则政治效能感较低，对于政治参与会倾向于冷漠应对或消极参与[15]。在我国，村民自治是村庄治理现代化重要内容，村民对基层政府在村庄治理中的腐败范围与程度状况，以及腐败行为发生概率和政府反腐成效的评判，影响其对村庄自治能力和自治效果的评价，进而影响村民自治参与。

为验证假设H5，首先，标准化处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数据；其次，计算标准化处理后腐败感知与政府绩效满意度的交互作用项，逐步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最后，依据相应回归方程解释调节方向。

回归结果见表3中模型4、5、6，模型6以腐败感知、政府绩效满意度以及其交互作用项作为预测变量，以选举参与为因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整体模型具有统计显著性，Sig.值为0.000，调节效应存在。腐败感知与政府绩效满意度的交互作用项对选举参与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β=0.109，P＜0.05），说明政府绩效满意度在腐败感知和村民选举参与间具有调节效应。调节效果如图2所示，当政府绩效满意度较低时，随着腐败感知水平提高，村民参与选举积极性降低；当政府绩效满意度较高时，随着腐败感知水平提高，村民参与选举积极性比政府绩效满意度低时平缓，说明政府绩效满意度在腐败感知与村民选举参与间的调节作用成立，令人满意的政府绩效可降低腐败感知对村民选举参与消极影响。因此，验证假设H5成立。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Pearson相关性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变量性别年龄宗教政治面貌年收入文化程度职业政府绩效满意度腐败感知政府信任选举参与N 1773 1773 1773 1773 1773 1773 1773 1773 1773 1773 1773均值.56 2.65 6.24 3.32 5.93 2.16 2.52 2.4439 3.3142 2.2628 1.45标准差.497 1.311 1.792 1.114 2.031.985 2.419.88231.79794.79569.498性别1.157**.058*-.096**.021.054*-.004.004.046-.042-.092**年龄1.073**.147**-.023-.385**-.277**-.181**.126**-.251**-.311**宗教信仰1.015-.136**-.042-.069**-.049*.087**-.042-.039政治面貌1-.098**-.414**-.253**.073**-.049*.058*-.023年收入1.210**.254**-.081**.037-.046-.065**文化程度1.441**.058*-.077**.088**.185**职业1.065**-.034.065**.164**政府绩效满意度1-.462**.554**.261**腐败感知1-.488**-.218**政府信任1.226**选举参与1

表3 腐败感知、政府绩满意度与村民选举参与相关回归

a.在模型1中输入变量：性别、年龄、宗教、政治面貌、年收入、文化程度、职业、腐败感知，因变量为选举参与；b.在模型2中输入变量：性别、年龄、宗教、政治面貌、年收入、文化程度、职业、政府绩效满意度，因变量为选举参与；c.在模型3中输入变量：性别、年龄、宗教、政治面貌、年收入、文化程度、职业、腐败感知，因变量为政府绩效满意度；d.模型4/5/6为政府绩效满意度在腐败感知与村民选举参与间调节作用模型。

变量性别年龄宗教政治面貌年收入文化程度职业腐败感知政府绩效满意度腐败感知政府绩效满意度常量Cox&Snell R方or R方Nagelkerke R方or Adj R方模型1-.214（.044）-.406（.000）-.101（.722）.105（.046）-.119（.000）.202（.003）.089（.000）-.502（.000）2.398（.000）.149（.000）.199（.000）模型2-.266（.013）-.374（.000）-.020（.507）.085（.110）-.107（.000）.212（.002）.082（.001）.528（.000）-.591（.184）.157（.000）.210（.000）模型3.096（.012）-.090（.000）-.006（.517）.064（.000）-.033（.001）-.003（.915）.020（.025）-.486（.000）4.215（.000）.243（.000）.239（.000）模型4-.205（.055）-.404（.000）-.010（.723）.105（.048）-.118（.000）.196（.004）.091（.000）-.396（.000）.728（.058）.147（.000）.196（.000）模型5-.250（.020）-.373（.000）-.010（.736）.079（.040）-.107（.000）.199（.003）.085（.001）-.241（.000）.362（.000）.700（.072）.164（.000）.222（.000）模型6-.241（.026）-.375（.000）-.013（.670）.078（.148）-.105（.000）.201（.003）.083（.001）-.238（.000）.494（.000）.109（.039）.755（.053）.166（.000）.222（.000）

表4 政府信任在政府绩效满意度与选举参与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R方为测定系数，B为回归系数，SE为标准误，β为标准化回归系

B βt一二 三Sig.000.000.000.033.171.08标准化回归方程M=1.257+0.521X Y=-0.552+0.528X R方.333.157 Y=-0.764+0.727X+0.442M .128.469.528.449 SE.018.062.072 0.521.528.449.171 25.929 74.048 38.789 4.572

图2 政府绩效满意度在腐败感知与村民选举参与间的调节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农村民主选举是村民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的最基本途径，能够直接表达村民意愿，是考查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视角。研究发现，腐败感知对政府绩效满意度、村民选举参与行为产生显著的消极作用，政府绩效满意度对村民选举参与具显著积极作用，且此积极作用部分通过政府信任中介作用体现。研究还发现政府绩效满意度在腐败感知和村民选举参与间起调节作用，令人满意的政府绩效可抑制腐败感知对村民选举参与的消极影响。

研究回应了政治参与研究中关注公众政治参与心理的倡导[3,9]。已有政治参与，尤其是我国农村村民政治参与研究中，较注重政治、社会制度环境及经济客观现状，对公众环境感知、自身经济条件的主观评价关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对政治参与尤其是基层公众政治参与解释略显不力。人的行为建立在感知印象及观点基础上，且感知与现实有一定差距。因此，本研究关注政治心理研究，讨论腐败感知、政府绩效满意度等主观心理因素对村民选举参与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更精确地分析村民政治参与，拓展政治参与和基层民主研究内容。

对此，京东集团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公共事务官蓝烨表示，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消费者对品质需求的不断提升，让任何一个外国优质品牌都难以忽视。同时，京东集团于进博会开幕当天宣布：进博会期间，京东集团预计直接签约并采购近千亿元进口品牌商品。

“参与”建立在特定机制及制度认知和文化因素之上[34]，政治参与亦如此。政治参与和政治心理、主观意愿及心态有关，并主要取决于政治评价和绩效评价。政治评价指向政治体系合法性问题，而绩效评价则主要与政治体系有效性问题相关。当前，较高绩效评价使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保持高稳定性，但较强政治腐败感知导致政治信任水平、政治制度评价不足[11]。政府优化反腐败机构设置，加大反腐力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营造清廉环境，有助于提升反腐败工作满意度。在制度不够健全、信息不够公开情况下，反腐败力度一方面显示政府反腐决心，另一方面也暗示腐败程度，公众可能产生这样意识，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强力反腐会导致腐败转移现象，而无法根除腐败，降低人们腐败感知。因此，在强力反腐中实现绩效评价与政治评价双赢，一是要继续推进强力反腐工作，从解决腐败根源着手，加强宣传与教育，转变人们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二要加强制度供给，推进信息公开，提高政治信任水平；三是不断提高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人们在发展中的获得感。

“道”，在中国哲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庄子认为“道”是真实可信的，“道”是可以传却“不可受”，可以“得”但是“不可见”；“道”是本、是根，在没有出现天地之时“道”就已经存在；“道”产生天地。而且,“道“是闻不到、看不见、说不出的，“道”抽象而又笼统，没有具体的形象性，因而也就“不当名” 。道是世界的本体,“生天生地”,但闻不到、看不见、说不清，道是玄幻、不可捉摸的存在。但是庄子又说:“道也,近乎技也”,“道以技显,技因道进”。在庄子看来,“道”因“技”显。

由于熟料在溶出过程中未发生化学反应或生成固体产物层，且单因素试验表明，铁溶出率受搅拌强度影响较明显，因此推测溶出过程受不生成任何固体膜的外扩散控制。将上述试验数据采用外扩散控制动力学方程1-(1-x)2/3=kt进行处理，可得到图7结果。由图7可知，1-(1-x)2/3与溶出时间t在各温度均成良好的线性关系，说明焙烧熟料的铁溶出过程受外扩散控制。

研究建议，一方面通过降低村民腐败感知提高选举参与积极性。一是用行动让村民感受到反腐力度和决心，加强政府工作人员思想教育，完善监督机制，用法律和制度建设规范政府工作人员行为，并加大腐败惩处力度和违规成本，提升反腐败透明度；二是加强宣传，媒体报道是村民获取信息重要来源，扩大信息传播范围，引导村民科学认识反腐问题，增强其反腐参与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政府绩效满意度，增加政府信任，促进村民选举参与。一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二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从交通、水电、园林绿化、卫生事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增强村民主观幸福感，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满意度，提高村民选举积极性。

研究尚存一定局限性。一是截面数据剔除含有缺失值和表示“不知道”“不想说”的问卷，导致样本数量损失；二是腐败感知包括对多层级政府腐败问题的看法，在未来研究中还可涉及分层级腐败感知对选举参与的影响；三是在讨论腐败感知与政府绩效满意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时，仅以选举参与为主要被解释变量，未来研究可以广义政治参与作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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