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蒙古的积极回应。2015年5月，在华参会的蒙古驻华大使策登扎布·苏赫巴特尔表示，为了把握“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机遇，蒙古拟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这一倡议被称为“草原之路”。2015年11月前蒙古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到访中国，双方在《深化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一致确认，中方“一带一路”和蒙方“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对接将创造新的合作机遇。双方将加快推进倡议全面对接，积极探讨商签两国政府间关于发展战略对接的协议。[1]但2016年11月，蒙古再次邀请达赖到访，并在中国援建的体育馆进行法会。蒙方对此的解释是，达赖此行属“单纯的宗教活动”，蒙古政府不会介入。但事实上，此举触动了中方核心利益，中蒙关系再现波折。

高木的父亲高成山一来就忙进忙出的，叫人去报丧，叫人搭凉棚，叫人借桌凳，叫人去镇上订棺材，叫人采购蔬菜……而高木的母亲杨露露则衣着清爽、周正，和人在院子里忙着白话。杨露露一向对这门婚事不满，梨花嫁到高家五年，高木又是长子，她却没有生一子半女；这个儿媳妇进了高家门却不跟高家人一条心，事事处处都跟她们两样的。“噢，噢。”听的人也不说啥，听上几句就走开了。杨露露找这个说，找那个说，一直没有空过。灵堂里只有桃花守着妹妹，来人了她就干号两声；她的嗓子原本就沙哑，现在沙哑得更厉害了，悲悲凄凄的；大家都说到底是双胞胎姐妹，感情深哪。

2017年2月，前蒙古外长曾·蒙赫奥尔吉勒访华。蒙方承认，达赖通过宗教途径窜访蒙古，其影响和后果超出了宗教范畴，对蒙中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蒙方对此深感遗憾，蒙方将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本届政府将不再允许达赖进入蒙古。对于这一表态，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蒙方“真正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外交部长王毅在中蒙外长共同记者会上称，中蒙双方已达成共识，将尽早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与蒙方“草原之路”发展战略对接的政府间文件，蒙中关系要“整束好行装再出发”。

不过，在2017年7月蒙古大选中，被外界称为“反华”的哈勒特马·巴特图勒嘎当选总统。在蒙古半总统制政体中，总统是重要的权力职位，行政权力不大，但社会影响力很大，巴特图勒嘎的当选意味着民族主义思潮在蒙古社会的兴起，对蒙中关系的潜在冲击力很大。从2015年元首互访到2017年巴特图勒嘎当选，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蒙中关系一波三折，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伙伴关系中“缺乏稳定”的代表，值得深入探讨和反思。研究将从结构分析角度入手，探讨当前蒙中矛盾产生的战略、社会和文化根源，并尝试探讨提升蒙古社会对华政治认同的可行途径。

一、“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蒙古经济发展需求

目前，蒙古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总体落后于中国，以蒙中合作带动蒙古经济规模和质量的跃升是蒙古重要战略方向之一。

（一）为蒙古丰富的自然资源找到市场

蒙古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有大量的煤、铜、铁、金矿等矿藏，但资源开发能力不足，而中国人口众多，财力庞大，资源丰富但能源消耗较多。因此，蒙古希望发挥近邻优势，通过“一带一路”合作而成为中国能源外部供给中的“大股东”，也乐见越来越多的中国优质企业在蒙进行矿业投资。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减少、价格下降，对蒙古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蒙古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的17.5%突降至2016年的1%。在这种艰难状况下，中国于2017年2月加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蒙救助计划中，在总额55亿美元的总计划中认领22亿美元，愿意在中蒙本币互换协议延期、扩大蒙古矿产能源及农牧产品出口等方面积极考虑蒙古，这对于蒙古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同时，中国保持对蒙古煤炭等大宗商品的稳定进口，给蒙古带来了宝贵的外汇，也促进了蒙中贸易的收支平衡。据统计，2017年上半年，中国通过嘎顺苏海图―甘其毛都边境口岸进口的蒙古焦煤数量达到了1009万吨，比上一年度同期增加了14%。[2]为了保持煤炭运输车辆的通关效率，蒙古甚至关闭了查干哈达海关监管区。

（二）有利于蒙古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升级

自1990年内体制转型以来，蒙古经济向市场模式转型已历经28年，但实际上蒙古在合理利用外资、促进经济转型方面做的并不是很成功，国内市场经济体系不够稳定，公共服务及市场规则不够完善，投资管理人才紧缺。相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GDP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经济转型成果可圈可点。因此，蒙古认定中国的改革政策不会停下来，一定要紧跟中国发展的步伐，让蒙中合作成为撬动蒙古经济增长的杠杆。中国1998年便已超过俄罗斯成为蒙古第一大投资国，双方经济合作的内容也逐渐由简单的原材料进出口贸易为主转变为复杂多样的贸易与投资结合，这不仅为蒙古的发展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带去了大量的技术管理人才。蒙古希望下一步的双边合作聚焦于蒙古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大型能源矿产项目上，真正实现合作范围、质量等方面的全面提升。[3]

（三）提升蒙古的经济枢纽地位

目前，作为东北亚地区新的自然资源富集地和提供国，蒙古的战略地位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成为影响东北亚安全局势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北部边疆城市呼和浩特距离蒙古只有60公里，蒙古分别与中国的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等省份接壤，让蒙古有能力在军事上保护自己，保证蒙古军队的指挥权在本国手中，符合中国的利益。作为蒙古的近邻，中国是保持蒙古内部大国势力稳定的重要基石。蒙中两国2004年建立防务安全磋商机制，截至2016年已经进行了九次磋商，加强了双边战略沟通、推动了两军务实合作。因此，中国应该在军事上密切关注蒙古的动态、促进蒙古的安全自主性，最重要的是加强两国的友好交往和政治互信，把两国变成彼此相依的好邻居、好兄弟。

（四）推动蒙古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

对于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都是其获得资金、技术、人才和发展机遇的重要途径。由于地理方位和发展状况等原因，亚太经济引擎对蒙古的吸引力远大于其他战略方向，而在这条道路上，蒙古离不开中国的帮助。中国支持蒙古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日韩自贸区等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或协议，让蒙古有更多机会参与亚太地区国家在能源、矿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事实上提升了蒙古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发言权和话语力。

第一，距离保持的尺度问题。蒙中关系保持何种距离才不会触发俄罗斯的不满是其中一个问题。在蒙古，相当多的人都承认，由于历史原因，中蒙和俄蒙关系事实上无法“等距离”，中蒙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要以不影响蒙俄关系为底线。正如有位俄罗斯军事专家称，“俄罗斯是蒙古独立的保证。如果蒙古的独立、主权遭到威胁，除了俄罗斯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保护得了蒙古。因此，俄罗斯对蒙古有重要影响，蒙古独立也对俄罗斯安全有影响。”对于蒙古而言，中俄关系保持良好状态便意味着自身的安全，特别是在针对蒙古发展的问题上，中俄绝不能恶性竞争、零和博弈。如果中俄两国之间发生冲突，那么蒙古马上就会面临安全问题，这种情况下，蒙古是回到“一边倒”还是选择“永久中立”，永远都会是个难题。由此，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必须以不触动俄罗斯东南部稳定为限度，否则只会对蒙古不利。

在蒙古民众看来，“第三邻国”政策中的贸易政策部分也与进一步加强蒙中经济合作策略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中国若想实现对蒙深度合作的目标，那么就需要与美日韩等“第三邻国”一道，搭建适合企业多元竞争的平台。近年来蒙古对华经济依赖度一路走高，不但蒙古国内在热烈讨论“第三邻国”政策，就连时任美国驻蒙大使坎贝尔也专门问询蒙古政府，要求蒙方就“第三邻国”政策中的贸易等受关注较少的话题做出更明确详细的解释。[5]蒙古官方一再强调“第三邻国”政策不是为了制衡或平衡蒙古与中俄两个邻国的关系，但实际上不少民众都这样认为。另外，部分中国在蒙投资企业的不规范经营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蒙古社会对蒙中合作的信心，其中包括不重视环保问题，不重视企业信用问题、出售不合格产品或服务态度不好，过于看重经济利益而不重视社会责任，对蒙古的法律政策了解不够、对经济纠纷处置不当等等。

二、蒙中战略伙伴关系助力蒙古安全与外交平衡

在蒙古看来，无论是“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还是“多支点”“第三邻国”“永久中立”，都是不同时期本国追求自主和安全的外交策略和手段，手段多样但目标恒久。其中，蒙中关系一直是重要命题之一，发展顺畅的双边关系可以为蒙古带来以下好处：

第二，关系发展的程度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蒙中关系发展到何种程度才不会导致“第三邻国”政策失效。蒙古推出“第三邻国”政策，其目的是确保中俄两国不对本国干预过多，在平衡各国关系的前提下借助各国力量发展自己。在“第三邻国”框架下，美国等国对蒙古的军事投入不断增多，经常进行共同军事演习；在美国的帮助下，蒙古还加入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还与北约建立了准同盟关系。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不能打破这种平衡关系。

（一）助力蒙古战略地位的实质性提升

蒙古位于中俄之间，是亚欧连接最短的通道，蒙古应该通过改善与中俄的关系加深其交通枢纽位置的重要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因此，蒙古对于三国2014年达成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共识充满期待。通过蒙古的“草原之路”把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俄罗斯的“跨欧亚大陆桥”相连接，不仅可以推动蒙古边境物流规模的增长，也让蒙古有更多机会参与中俄两国国内的经济建设项目，经济发展机遇会随之倍增。

（二）担负“多支点”外交中的重要支柱

中俄两个蒙古邻国在世界上都有较大的影响力，两国的军事力量强大，均有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发展策略，这让夹在中间的蒙古极度缺乏安全感。蒙古要不断调适自身位置，不再追求“一边倒”，不再当任何一国的战略缓冲地带，真正在中俄之间实现“不结盟”和“等距离”。蒙古“多支点”和“第三邻国”外交政策的精髓就在于以大国关系的相互制衡保护蒙古的安全。目前，美日俄韩德等国都在蒙古有大量的军事投入或经济投资，多国角力角逐，相互制约制衡，这既是一种安全领域的好现象，也是经济领域的好兆头。[6]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以往“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7]与蒙古构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体现了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这些理念指导下的蒙中关系也会为“多支点”和“第三邻国”外交政策增添一份活力。

葱可调和腥膻等油腻厚味，并能产生特殊香味，刺激食欲。在冬季适当进食大葱，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葱的抑菌作用，降低呼吸道和肠道感染的风险。

不过，突出外交和防务自主性、在大国竞争和平衡中走钢丝，对于蒙古来说存在着诸多风险，在处理蒙中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以下是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蒙古社会的经济主权意识敏感，民众对于蒙中经济的深度相互依赖有不小的顾虑，蒙古希望更多的多边而不是双边合作，也希望中国理解和包容这种心态。蒙古夹在中俄之间，历史上对这两个国家都曾产生过依赖，或接受统治，或作为附庸国，地理位置和历史经历让蒙古社会对与中俄任何一方的深度合作都充满戒心。当前蒙中双边贸易额占到了蒙古对外贸易总额的68.5%（1989年仅为1.5%），其中蒙古对华出口占到了蒙对外出口总额的90.5%，这种对华经济的高度依赖使得蒙古社会相当不安。[4]蒙古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合作共赢理念，希望得到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帮助，但同时希望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框架下协调其他国家与蒙合作，让各国企业展开多元公平竞争。一定程度上，蒙古在经济困难情况下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也是为了减轻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城市文化是塑造城市品牌的重要支撑，城市文化不仅包括传统文化，还包括现代城市发展文化，滨海新区的智能、科技、环保等现代城市发展理念进一步丰富和补充了地域文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之下，以共同地域和族裔为纽带的各种人文交流活动正在缓慢但有效地促进蒙中两国人民间的沟通、理解和信任，未来还需要以“民心沟通”弥补战略关系短板。

Atrophic mucosa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in differentiated gastric cancer and undifferentiated cancer of the gastric fundic gland mucosa are well-known exampl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stric cancer and the background mucosa[37].

三、战略伙伴关系走向及存在问题分析

第三，政党政策的取舍问题。蒙古在对“第三邻国”和“永久中立”政策的取舍对于蒙中关系也十分关键。目前，蒙古主要政党在应不应该继续推进“第三邻国”政策、追求“永久中立”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人民党认为，无论存在何种威胁，与邻国关系都比“第三邻国”关系更重要，只要与两个邻国保持正常关系，就能够避免威胁。当前蒙古处于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中，与中俄两大邻国的关系趋于稳定，争做“永久中立”国只会束缚蒙古的外交空间，得不偿失。民主党认为，只有保留“第三邻国”关系、追求“永久中立”，才能有效实现平衡，从而避免潜在的威胁。近年来，两党在国会就该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蒙古国内从政府到社会无法就未来的对外政策达成共识。对于蒙中关系而言，这种争执只会有破坏性作用。

苏：我们寨子有68户人家，大家都居住得比较集中，今天你家种玉米，到你家跳，明天又到另一家，于是天天晚上都要跳。当时人员密集，很多老人也会跳，手拉着手，大家都很开心地跳。羌族沙朗舞别称“咂锅庄”，意指跳沙朗（锅庄）之前会有一个开坛仪式，喝了酒再唱，又称“咂一盘锅庄”，体现了酒意酣畅、歌舞喧沸的情景。咂酒以青稞、大麦、高粱为原料，煮熟后拌上酒曲放入坛内，密闭酿成。咂酒由老人先喝，然后再由年轻人喝，最后是小孩。饮咂酒时要唱酒歌。唱羌族民歌时，宾主并排而坐，轮流对唱，同时以羊皮鼓、串铃等打击乐器伴奏，热闹非凡。通常，咂酒喝得越淋漓，沙朗舞就跳得越酣畅。我以前喝点酒，练歌声音高得不得了。

（一）从共同节庆和旅游项目中寻找文化交集

那达慕是蒙古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源于摔跤、骑马、射箭等文化传统，有团结友谊和祈庆丰收之意，后来这些活动逐渐变成了节日的一种表演性赛事。在清代时期，那达慕大会就成了定期举行的草原盛会，活动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如今，那达慕大会已成为中蒙俄等东北亚和中亚有草原文化传统的国家间文化体育交流的重要盛会。蒙古经常把重要的国际会议或活动安排在那达慕节日期间举行，而中国鄂尔多斯等地每年举办的国际那达慕大会也经常邀请相邻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中国城市二连浩特地处中蒙俄三国交界处，该城因为发现了大量恐龙化石而被称作“恐龙之乡”，同时也是从蒙中贸易中受益最多、最繁华的边境城市。不少蒙古人都听说并参与过“二连浩特国际恐龙文化节”，也希望把二连浩特打造成一个具有蒙古族特色并兼具蒙汉文化交流窗口作用的品牌城市。此外，2015年10月，中蒙俄三国还共同签订了《“茶叶之路”旅游合作协议》，共倡成立“万里茶道”旅游联盟，复兴古代“茶叶之路”文化，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精品旅游路线。

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期间，在蒙古议会大厅发表演说、朗诵了蒙古每个人都熟记于心的诗句――《我的故乡》，让蒙古人感到分外亲切。事实上，当下蒙古社会对中国整体缺乏了解。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主要通过一些当代的影视作品，对于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则知之甚少。在影响更持久的语言文学领域，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蒙古国内只有20世纪50-60年代翻译的经典文学作品《骆驼祥子》及革命题材作品《白毛女》等少数中国文学作品，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传统及中蒙关系的历史缺乏贯通式的了解和理解，这大大限制了两国社会更深度交往和沟通的潜力。

（二）以新的文化沟通克服历史认知和社会交往断裂问题

地方高校在乡村振兴的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可有效推进农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而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农业科技水平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乡村振兴的方向、进程和质量。地方高校作为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农村科技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过地方高校农业科技创新输入农村模式，可有效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提高农民整体科技水平、加快农村科技园区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最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大幅增加了蒙古留学生奖学金的数额。据统计，2016年蒙古在华留学生人数达到了8508人。[8]留学生是帮助蒙古社会认知中国的重要窗口，学历教育学生在一个国家的时间较长，接触的方式更加直接，评价也会更客观。过去，苏联曾是蒙古学生的主要留学国家，后来日本对蒙古的投资增多，去日本的蒙古留学生数量也大幅增加，蒙古也因之有不少的俄文和日文学校，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蒙古与俄罗斯、日本关系的发展。在蒙中合作框架内，蒙古社会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人文援助及在教育领域的投资。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还在向蒙古提供优惠的医疗服务，蒙方也在系统地考察引入中国医疗设备、药品和医疗方法的可能性。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间在人文领域的交往与援助最容易被历史铭记，并成为国家间友谊、互信和互相尊重的重要基石。在20世纪50年代中蒙关系友好时期，中国人民向蒙古提供了大量援助，当时建成的住房、医院、学校、基础设施等现在仍在使用，成为“中国质量”的鲜明示范。不少年轻人都听老人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工人在寒冷的冬天住在帐篷里，为我们建设楼房。”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还有三大问题制约着蒙中两大社会系统之间的深度沟通。

第一，对各自历史和共同经历的不同认知。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和传统，中国以文化的一体性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蒙古则以民族的单一性作为基础。中国在介绍蒙古时经常会说蒙古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中国普通民众眼中，由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存在及其与蒙古的地缘关系，蒙古经常被称为“外蒙古”。这种在中国人眼中与历史事实相符的理解却难以为蒙古所接受。在蒙古人的历史观中，蒙古曾统治过中国，但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差异让蒙古非常害怕中国对蒙古提出领土要求，不少蒙古人对中国的防备之心根深蒂固。再加上双方交往曾经中断很长一段时间等原因，蒙古社会的这种恐惧、防范心理一直挥之不去，为各种各样的反华势力的存在提供了文化土壤。

第二，蒙古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迈克尔·罗斯金说过，当某一群体稳定地接受知识分子的领导，设想有一个敌人或“他者”可以藐视、斗争时，民族主义就诞生了。[9]按照恩斯特·盖尔纳的观点，民族主义及其创造物――民族、标准化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国家，都应被视为现代工业社会得以有效运作的必要前提。当前蒙古的现代化道路也在沿着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范式前行。总统巴特图勒嘎便是经济民族主义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经济政策上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同时在社会政策上承诺让民众从大型能源矿产项目建设中受益。体制转轨以来，政府对现代化及城市化进程控制不力、政治竞争功利化及严重的腐败问题、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能源和矿产等少数行业、国际合作项目难以惠之于民、社会阶层和阶级贫富差距扩大化……这些原因让蒙古经济的抗衰退能力相对低下，政治人物往往更需要一些“非凡的创见”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样一种背景下，作为蒙古对外经济合作中所占份额最多的国家，中国自然而然地会成为蒙古国内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危言耸听者们的首要冲击对象。俄罗斯远东科学院学者谢尔盖·卢坚宁认为：“导致2017年蒙古大选结果的根本原因，是蒙古民众潜意识中对北京深深的恐惧。”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不少人都认为资源民族主义是帮助蒙古经济摆脱困境的法宝。[10]

第三，中国与蒙古国青年文化交流有待加强。导致蒙古社会青年一代对华不友好的因素不仅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刺激，还有“中国威胁论”在蒙古社会的传播。自建国伊始，蒙古便一直是外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竞相争夺的市场。在中苏关系冷淡时期，苏联曾经常在蒙古宣传抹黑中国的一些言论，进而影响蒙古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冷战结束后，蒙古受到了多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其中，日本对蒙古的投资非常多，日本文化在蒙古社会的影响力也随处可见，不仅有许多日语学习者，甚至一些日本的明星也在蒙古受到了追捧。另外，多种宗教文化也趁体制转轨之机进入蒙古，特别是西方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等大幅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也有部分蒙古人支持佛教的复兴，无法理解中国政府反对达赖窜访蒙古的做法，认为中国干涉了蒙古内政①。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蒙中两国社会之间仍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理解。

在本文收尾时，不禁要追问一句：既然“以古文为时文”有助于应举，那么桐城派中的一些重要作家如刘大櫆、方晞原、方东树、刘开等人为何科名不显，始终中不了举人？按常理，这些在古文上造诣良深的作家写作时文也会得心应手，中个举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开展理财业务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综合素质，对于相关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技能要求较高。一般而言，相关从业人员不仅要了解自身产品的功能，还要了解证券、保险、期货、期权乃至房地产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我国的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大部分的从业人员只能做到了解自身产品功能，而其他的金融知识则相对匮乏，因此我国缺少高综合素质的专业人才[3]。

四、结 语

冷战结束以来，蒙古朝向政治代议体制和经济市场体制的转轨一直未有间断，但在此过程中，资源红利、权力垄断、规则漏洞、掮客政治共同导致了经济自身造血功能不足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问题，寡头经济和民粹政治共存。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社会就像个火药桶，很容易被外部矛盾的导火索引燃。与此同时，蒙中经济合作发展迅猛、蒙古民众对从中受益的期待很高，但大项目尚无法在蒙古社会发挥“涓滴效应”，未能让民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每当蒙古经济出现问题、发展受阻时，把问题归咎于中国企业、指责中国窃取蒙古发展红利便很容易成长为一种社会情绪。同时，历史叙述方式各异、现实安全认知不同、文化和社会交往不足等问题又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蒙古在蒙中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心态，对更深一步的合作犹豫不决、踟蹰不前。

要想让蒙中关系在主权安全和经济收益之间找到黄金分割点，首先需要蒙古在外交自主性问题上找到更多自信。例如在是不是把永久中立作为最终目标问题上，蒙古国内分歧甚巨。支持者认为，永久中立有利于实现外部力量在蒙古的良性竞争，不仅会给蒙古带来更多投资，还会有更多的安全收益；反对者认为，永久中立并不适合蒙古国情，如不借助某一邻国抗衡另一邻国，蒙古的独立性会丧失得更快。正确的原则是，与一种力量接近时，必须找到相反的力量加以制衡。蒙古国内关于“壮大自身”和“合纵连横”两大战略方向的争论和较量，已经对蒙中关系的发展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很多人都一方面希望从蒙中经济合作中不断增加收益，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对华依赖过多，在安全和文化上与中国走得太近，因此不断对蒙中合作同时踩油门和刹车。

目前，蒙古国内对蒙中关系的认知呈现出固有认知与新兴民族主义思潮共振的态势，“排华”和不信任中国的情绪严重，但当前双边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社会交往所产生的外部收益又很难在短期内制约这一趋势。因此总体来看，目前蒙中关系虽然在战略层面正在走向高度协调，但在支撑战略协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等几大支柱中，社会和人文交流方面仍有明显的短板，“木桶效应”突出。2014年蒙中同意把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副外长级战略磋商机制、议会定期交流机制都已建立起来，在分歧管控和政策沟通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一带一路”背景下项目合作的外部性也在逐步显现。未来需要双方更有效地发挥这些沟通机制的作用，凝聚共识，把战略沟通、经济合作和社会交往更好地协调起来。

责任编辑：张凌羽

① 据统计，蒙古境内现有6种宗教的20多个流派和200多个宗教组织在开展宗教活动。1979年至今，达赖窜访蒙古达8次。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N].人民日报，2014-08-22(2).

[2]Xinhua. Mongolia sells record amount of coal to China in first half of 2017[N/OL].China Daily,(2017-08-25)[2018-01-25]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7-08/25/content_31094148.htm

[3]МУ-ын ерөнхийлөгч Ц. Элбэгдоржийн Түншлэлийн яр иа хэлэлцээ форумд хэлсэн үг(蒙古总统查·额勒贝格道尔吉在战略会谈中的致词）[EB/OL]. http://www.president.mn/Mongolian/node/4116

[4]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ia invites new Mongolian President, a known China critic[N].India Times,2017-07-26.

[5]Олон улсын байдал ба Монгол улс[M]. Стратегийн судалгааны хүрээлэн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хот, 2016.

[6]Стратегийн түншлэл ба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гадаад орчн ы өөрчлөлт[M]. ШУА Олон улсын харилцааны хүрээлэн:Тод бичиг,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хот, 2015.

[7]图门其其格. 深化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机遇与挑战[J]. 北方经济,2015,(05):23-25.

[8]Ч.Батцэцэг. Монгол-Хятадын харилцаа: Шинэ боло мж, сорил[M]. Улаанбаатар хот, 2016.

[9]Б.Батцэцэг. Үндэсний аюулгүй байдлын бодлого ба уламжлалт бус аюудгүй байдлын асуудал: Монгол-Хятадын харилцааны шинэ орчин[J]. Олон улс судлал, 2010,04(03).

[10]Sharad K. Soni. Mongolia’s new president is Mongolia first and China last [EB/OL].(2017-08-11)[2018-01-25]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7/08/11/mongolias-new-president-is-mongolia-first-and-china-last/